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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三支”“两军”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央赴广西工作组 〔绝密〕
1984.01.20
根据中央对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指示与部署，我们于1983年4月来到广西后，在协助广西自治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调整配备领导班子过程中遇到部队在广西的“三支”“两军”工作中的不少问题，现将情况简报如下：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省、区，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原自治区党委的错误领导与派性，一直未能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在广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同志，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对广西在“文革”中打死、枪杀干部、群众，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等罪恶行径，深恶痛绝。环江、龙州、恭城县武装部的同志，对于1968年出现的乱打乱杀和调集民兵屠杀群众的暴行进行了抵制和反对。因此，这三个县在“文革”中死人较少，这样的同志在公社武装部干部中也有。原独立一师在广西劳动大学支左的孙焕英同志，一直反对该校革委副主任白金友策划杀人事件，是一位表现很好的同志。但支“左”中多数同志执行了上边的错误命令，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中确有一些人有严重错误，时隔十五年至今没有进行清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广西在“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几乎都与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干部分不开，与广西军区、各军分区、县、市武装部、警备区支左的负责干部分不开。许多重大事件是在他们的统一组织、领导、指挥下发生的。
1. 全区“文革”中死亡89700多人，除两派武斗死亡约3700人，逼死约7000人外，其余70000多人，都是在地、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又主要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在“保卫红色政权”、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下。有的乱打乱杀死亡，有的是有组织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
2. 1968年6月17日，广西军区与广西革筹小组向全区公布的《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见附件1）这一特大冤案，使全区几十万人民群众和干部受到迫害与株连，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许多人就是被打成“反共救国团”成员后，殘遭杀害的。
3. 玉林军分区和所属博白、桂平等县武装部发生的“抢枪”事件。实际是发枪给群众组织。支持他们参加武斗。1968年玉林地区刮十二级台风，进行大屠杀是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拍板，参谋长达志，地区造反派头头王叙镇主持召开各县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会议布置的。共逼死、打死9887人（见附件2），其中陆川县杀害1200多人，容县逼死、打死1392人。
4. 1968年6、7月间，军区调动柳州，河池两地区10多个县的民兵，与造反派一起攻打柳江县洛满（对立派据点）。造成大批群众伤亡，和攻打凤山县，称为“剿匪”，持续达几年。
5. 1968年7月，军区调动独立一师、二师、军区警卫营的6个连队和南宁市警备区、南宁军分区调集南宁周围10几个县的民兵一起，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等对立派据点。会后，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造反派一起用武力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就地掩埋和用卡车拉到市郊煤矿废坑道的，以及丢入和大水冲入邕江的尸体就更多了（见附件3）。
6. 1968年8月，军区副司令员吴华、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等人，策划调集桂林地区11个县的民兵，以“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7·3布告’的公告”的名义，制造了“8·20”事件”，枪杀、打死、逼死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3个县的干部、群众10000多人（见附件4）。
此外，钦州、梧州、河池、柳州、百色军分区和一些县的武装部都存在支一派压一派和调集民兵，策划、组织屠杀群众，迫害干部的严重问题（见附件5~17）。如宜山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季德春、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该县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照、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原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兼任宾阳县革委会主任期间，策划、组织、指挥杀人，致使该县打死、逼死3890余人，后果严重，民愤极大（见附件18）。
二、在广西支“左”的人员中，一些人因支“左”有“功”得到提拔和重用，群众称他们为“支左起家、发迹”，危险的是有的人至今还在部队受到重用。有的在部队离休，有的还在左右、干扰广西当前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清理“三种人”、调整领导班子等工作。前述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王建勋也被提拔当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这类事例甚多，不一一列举（见附件19）。而抵制那些错误作法的同志，像环江、龙州、恭城县武装部的一些同志以及孙焕英同志在部队反受歧视，说他们右倾，有的很快转业了，对孙作了离休处理。
三、“文革”中在广西支“左”留下的干部，1975年有820人，其中：师级4人，团级159人，营级433人，连排级224人。其他年度留下的还有一批。其中确有些人有严重问题。过去由于韦国清、欧致富、刘重桂同志的错误领导，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把支“左”中的错误或罪行当成有“功”，所以许多在部队或转业到广西，得到提拔与重用。留在区直机关和南宁市级机关的172名得到提拔的厅局级、处级干部中，有79名有严重问题，其中，有些人的面目已暴露，正在审查中，有些人的问题本单位尚未查清（见附件20）。就全区来说，也还有一些支“左”中犯有严重错误或罪行的人，已转业到外县、外地区或外省、市的被提拔重用。如临桂县原武装部政委龙凤山，“文革”期间任该县革委会主任，他挑动群众斗群众、策划、组织杀人，是造成该县死亡1865人的主要责任者（见附件21），后来转业到区国防工办柳州转运站提拔当了党总支书记（现已逮捕）。原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文革”中任该县革委会主任、1968年策划、组织、煽动乱打乱杀，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死亡、36人失踪的严重后果，占当年该县总人口的1.34％。其中，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有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后来转业到河北省唐山市房管局任副局长（见附件22）。前述宜山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季德春也转业到武汉市一个工厂提拔当了党委书记。类似龙凤山、段振邦、季德春等人情况、已转业到本区或外省的还有不少，有的至今未触动，有的被重用。
四、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军队里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据我们了解，上自广西军区，下至军分区、市、县武装部没有开展，不象地方那样建立相应的机构，配备办事人员。军委总政治部和纪委对广西军区下达的配合地方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的5条指示，广州军区党委的几条贯彻意见在这里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而无具体布置与措施。其原因之一，是兼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的乔晓光同志没有认真抓，军区内有阻力。前段地方上有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和现在部队里的人员查证、弄清，他们把关、设卡太多，有的干脆不予接待、给顶了回来（见附件23、24、26），说什么“军队不介入地方处遗工作”。“我们没有接到军区、军分区的指示，不能接待”等等。前不久区党委处遗办派人到南宁军分区找原在广西劳动大学支“左”的孙焕英同志，调查证实原该校革委会副主任白金友主谋策划杀人问题。开始南宁军分区不接待，经再三说明，找孙不涉及军内人员，只要孙证实白金友的问题，这才答应接待，但又以孙患重病为借口，只允许谈一刻钟话，并规定不得让孙写材料，同时还派了一名干部陪同谈话。结果，孙焕英同志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证实并揭露了白金友1968年主谋策划、组织杀人的重大罪行，谈话过程中没有发现孙有病。
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广西军区及其所属分区、县武装部多么需要在思想政治上拨乱反正，其任务也十分紧迫、艰巨、繁重。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