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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专案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伟
1971.08.21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将我们了解到的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些情况和个人一点认识向同志们做个介绍。由于了解情况不全面，再加上个人水平很低，可能有错误，不对的地方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今天向同志们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一些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如何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的；二是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对“五·一六”的阴谋怎么认识；三是当前了解到的北京地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提出这三个问题和同志们共同商量、讨论。
（一）一些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如何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查“五·一六”运动非常关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地对清查“五·一六”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在读姚文元同志《评陶铸两本节》的文章时，就加上：“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文元同志在这本书上是这样写的：“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当毛主席读到这里的时候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就给“五·一六”定了性。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指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毛主席指示非常深刻，非常清楚。有些单位就按毛主席这个指示搞的。主要指组织者，操纵者是这样一个阴谋集团，而不是说受蒙蔽的人也是阴谋集团。林副主席在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凤。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段就把“五·一六”的上层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讲清了。指出了“五·一六”组织者，操纵者是些什么人，就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就是这么些人，是“五·一六”的核心。它的组织者，操纵者就是这些人。同时林副主席在报告中把“五·一六”的罪行也指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进行反革命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敬爱的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也都对清查“五·一六”做过多次重要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运动的发展，针对清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指出既不要搞扩大化，也不要一风吹，一定要把“五·一六”搞清楚。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都及时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尤其是总理，从去年十一月分以来，做了许多非常具体、明确的指示，所有这些指示的精神在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间都反映出来了。中央十三号文件是总理亲自起草的，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执行好中央十三号文件关键是领导问题，领导的关键又是认识问题。有的单位在贯彻十三号文件中，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概括为“四抓”：
抓罪行，抓骨干（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些人是打击的重点，这些人也要区别对待，打击最坏的。抓罪行是本质，为什么要清查他，就是因为他犯了罪，不犯罪清查他什么？问题在这儿摆着，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主要看犯没犯罪。有罪行就清查。抓罪行怎么抓，就是中央十三号文件中讲的抓重大案件。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重大案件一个个排出来，一个个进行清查。清查案件的目的，从清查案件过程中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是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
有些单位在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间提出抓要害，要害就是阴谋策划部分，不抓这个就抓不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就可能抓了一般。
再一个就是抓重点，重点包括重点事件，在清查重点事件中要抓住重点人（即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当然还有重点单位。
所以有些单位在清查过程中总结为“四抓”。抓罪行是问题的本质，通过清罪行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着，第三是抓出阴谋部分，这是要害，第四抓重点。这样对不对？同志们可以商量，不能一开始就笼统的抓组织，是否填了表格，这样就容易上敌人的当。
根据现在清查的情况来看，要清查的重点是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些人中有的他恰恰没有填表参加“五·一六”，如有名的姚登山、孙正都是“五·一六”的主谋和幕后操纵者，这些人都没有履行填表手续。还有特务吴传启、叛徒潘梓年等他们都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如果去抓填表，就恰恰上了敌人的当。从有些单位来看，有些人交代参加了组织，填了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罪行。如新华印刷厂、二七车辆厂，有些老工人、党团员、二七烈士后代，他们听说有个保卫中央文革的左派组织，非要参加不可。人家说他保守，不让参加，他追到厕所里还要求参加，给了他表格，有的自己不识字，别人代他填表，这些人就是受蒙蔽的。所以，中央十三号文件指出不要一开始就追填表，追组织。
搞组织，有的一个人就供出三百人的名单，甚至把车间花名册都交出来了。这个问题向吴德同志汇报时，吴德同志说这个不可信，他能一下记住三百人，记性这么好，不可信。敌人搞诡密手法，和诡密活动，退却时烧毁了罪证。开始搞组织就会把主要的漏掉，这是敌人在搞真真假假，搞出一堆名单，搞乱了套，容易搞得真假难辩。
当然组织不是不搞，把罪行搞清以后再搞。搞罪行搞到一定程度，组织问题就不是那么难搞了。组织不是不搞，是放后一步搞。二七厂搞罪行，组织问题也搞清了，主要是把罪行查清。有的同志有个“组织定性论”的思想，认为“清出罪行不过是极左，清出组织才能分敌我”。我们不能因为他参加了组织，就把错误说成是罪行，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参加组织就把罪行说成是错误。是罪行就是罪行，是错误就是错误，要实事求是。
有的单位提出组织问题他老不承认怎么办，定“五·一六”就是按罪行定，主要是靠罪行来定。按组织定“五·一六”，有些没有履行手续，怎么定法？他就不是“五·一六”？容易把坏人放掉，按罪行定比较科学。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五·一六”罪行？区分“五·一六”罪行根据有两条：一，是不是有上线，上线指的是“小小老百姓”、萧华、杨、余、傅、王、关、戚和他的同伙，是不是在这—伙直接或间接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的，阴谋是要害。二，是阴谋破坏活动是否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用这些来区分是不是“五·一六”。有些罪行也是三指向，可是没有上线，那么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如去年中央二十号文件讲的那样。不要认为现在只有“五·一六”，就没有什么其他反革命了。不能把什么坏事都说是“五·一六”干的。比如有的说，什么“五·一六”杀人犯，“五·一六”强奸犯等等。不能扩大“五·一六”的作用，要区分是否“五·一六”罪行，关键是挂线。没有“三指向”的，也可能搞阴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也搞了些背后活动，不是“三指向”，是搞了派性，犯了错误，这就不能算罪行。要这样来看问题和认识问题。
搞罪行也要防止扩大化，注意严加区分。“三指向”，第一指向好区分。反对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是谁都是反革命。比较难办的是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有些人对军管会、军宣队提了些过头意见，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这个要与反军乱军严格区别开来，不能混到—起。有些人对革命委员会领导说过错话，做了错事要和颠覆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分。“五·一六”反军不是反那一个人，而是想把军队搞乱，乱军是目的。反革委会目的是为了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关键在这里。
要把上线划清，要把正常的工作关系与阴谋勾结区别开来，要把犯错误的造反派和“五·一六”犯罪区别开来，要根据自己单位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第二点，在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中，必须搞好几个区分。
1、正确地区分是非。我们与“五·一六”这场斗争，是很尖锐、很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五·一六”是搞阴谋的，所以这场斗争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也不同于一般的清队。复杂的原因就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叉在—起，一时难以区分，不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不好区分。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一时不易排除，若不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就不大容易排除。我们这次清查的目的是保卫伟大项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特别要搞清是非，把非搞成是，就会一风吹，把正确的说成是罪行，就是政治上的错误。在区分是非的过程中，每个单位都有其不同情况，要对照当时毛主席是怎么指示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起了什么作用。同一件事，在这个单位做的是对的，在另一个单位就可能做错了。如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各单位向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夺权，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可是，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明确了，有些权不能夺，这个权是中央的，只能监督，不能夺。他们非夺不可，这就是反革命夺权。无产阶级司令部讲了，你不照办就是错的。重大事件一定要把是非闹清楚。这是一个区分。
2、区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罪行。
3、区分坏头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从犯、胁从和受蒙蔽。这要很好区别，区分这个问题，要看罪行大小，有无罪行和阴谋。在清查重大案件时，这个问题很重要，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打击重点，他们是具体策划搞阴谋的。这些人一般是过去就坏，现在也坏，也有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过去不是他们不坏，而是没暴露，这次彻底暴露了。他们数量很少，但能量大。第二种是从犯、胁从，跟着干坏事的，这些人了解部分阴谋，但不完全了解，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争取。第三种完全是受蒙蔽，根本不了解阴谋，受他们打着红旗的影响。如围困中南海，真正了解阴谋的是少数，目的是给中央施加压力，他提出“谁不让揪，就揪谁”。谁敢不揪？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背靠背地批，周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这说明他们不是搞对少奇，而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把中南海围的水泄不通，中央所在地，一天二十四小时广播，中央没法办公，没法休息。中南海都能围困，全国还有哪个地方不能围困？真正了解这个阴谋的很少，这次就主要清查这些人。跟着干坏事的不完全知道阴谋，是从犯、胁从。第三种是受打着红旗反红旗蒙蔽的，认为“揪刘是大方向”，不去是怕当“老保”，这些同志是受蒙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就是看有没有罪行，知道不知道阴谋。
有些单位对这三种人如何处理，只是有个设想，还没有处理。这些设想中央还没有最后批准，中央联合专案小组，准备向中央上报，如何处理，按中央指示去办。
有的单位有些设想，也跟大家谈谈。
1、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敌我矛盾，态度不好的，罪行大的要严加惩处。其中态度好的，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理，也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2、从犯、胁从，跟着干了一些坏事的人的处理，一般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争取过来。个别现不好的，问题严重的也可按敌我矛盾处理。
3、对受蒙蔽的人，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不影响工作、党籍、团籍，不给处分，但必须把问题说清楚，不能把这些同志说成“五·一六”。材料要不要入档案，有的说要入档案，有的说不要入了，登记一下就行了。这些问题还都在议论阶段。
（二）如何认识“五·一六”是阴谋集团。
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容易上敌人的当。究竟“五·一六”是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即使有些口供找不到物证，也要研究如何分析辨别真假。
比较典型的有两个材料：一个是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权经，一个是徐凯搞的十八条，如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中第二条是这样讲的：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一是被别人搞掉；二是自己垮掉，这太可惜，大痛心。
第四条：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创造条件。
第五条：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不随便踢，要拼命多保，对战友有功的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要重点保。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第九条：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第十五条：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第十七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长时间的积蓄力量，不要由于不慎，而被人搞垮。
第二十四条：准备走曲折的道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目标上。
第二十七条：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第三十一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第三十四条：一个单位的当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显得到反映，按其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占有—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其所。
第三十六条：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从这三十六条中可以看出蒯大富等人的反革命野心。
再看看徐凯的十八条。比如：
一、北京地区铁路七万多人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只有两万人左右，对立的三万多，还有中立的。只要一致对准他们，说他们是“保皇派”、“大方向错了”，“是官办的”、“铁杆保皇派”、“武斗急先锋”、“打人凶手”等罪名。要千方百计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从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分化瓦解他们。
二、要经常给他们制造磨擦。如果他们开批判会就说他们是“假批判，真保皇”，我们来突然把当权派抢走，要是他们不放，就说他们是保皇。闹出事来武斗，就说他们是当权派操纵的，可以无伤制伤，绝不能承认我们打伤了他们。在武斗时，要尽可能抢一些袖章等东西作证据，事后准备一些凶器，作为对方行凶的罪证。这些都要由有经验可靠的人去干，必须保密。如果被人抓住，也不能承认错误，要抓紧时间大量宣传。
五、我们尖兵排力量强，目前二百多人，但还很不够，必须发展，化整为零，要吸取“财尖”飞虎队的经验，用麻雀战术，使对方感到更大的压力，闹出问题来与“工铁筹”无关。如果遇到他们发言，一定要和他们辩论，再加围攻。对不同的大字报、大标语就去撕掉。
六、对立面只要一露头，就想尽一切办法压下去，特别是他们没有基础以前，群众不明真相，就对他们不满，失去领导权，迫使他们下台。
七、对上级所发的各种文件，要灵活运用，千万不要受文件的限制，对立面怕违反就受到文件的约束，就不敢斗争。我们就落得个“敢”字当头。这样他们自己就成了保字号组织，干错了也不要紧，可以说干革命我们不懂，要不然把责任推到当权派身上。可以说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但是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以此来统一内部思想。对外坚决不承认具体错误、缺点，不要被别人抓住小辫子不放，谁要追究—个问题时，我们就必须把矛头对准他。
九、对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单位要大量宣传，多造舆论。对立面的单位一律做为造谣。大多数不明真象，因此真假也分不出来，如果他们要辩论，在辩论时就说他们完全造谣，污蔑，再加上—条罪名，说他们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
十、我们要做到顺我者存，反我者亡。如有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一露头，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打下去，要他们抬不起头来，使其附近的小学生都骂他们是保皇派。
十一、我们公社所属的分社，每干一件事就必须让党的负责人肯定是革命行动，要他们签字以后他们就不好改口，也有我们的余地。如不肯签字搞他个晕头转向，糊里糊涂，逼他签字，错了与我无关，由当权派负责。
十三、不论大小干部，只要他们承认我们是坚强的革命左派，站到我们这边来，不管有多大的错误，我们也要保起来，不让对立面斗他，这样大部分干部都要向着我们说话的。否则我们就要施加各种压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他，软硬夹攻，无限上纲，就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干部，也说他们是顽固坚持走刘邓路线的三反分子，如对立面搞三结合时，一定不能轻易放过，放过对我们不利。
十四、我们要利用三结合的名义，把支持我们的于部，不管他有多大问题，也不要怕，要大胆结合起来。如果对立面揪斗，我们就说：“打击革命干部”，是刘邓反动路线，我们就把干部藏起来，就说：“要揪斗当权派必须经过我们批准”，否则以后发生一切后果和武斗都由对方负责，……。
十七、……要多向解放军和军代表汇报，把军代表缠住不放，不要叫他下基层。他们和群众见不到面。让军代表对我们有好感，各组织对本单位大量宣传，就说军代表根本不支持他们，这使对方与军代表对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大造舆论，说他们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罪责难逃。
徐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两个东西是“五·一六”的反动纲领。“五·一大”的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所以能蒙蔽欺骗群众就是因为有打着红旗的一面。他们活动的手法是很诡秘的。
1、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如他要抢机密档案，但是他不说抢，而是说“对机密要监督，要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对造反派无密可保”。如制造打砸抢，就说“不搞打砸抢就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守派，这些都是戚本禹讲的。
2、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中央常委三比四、四比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还采取政治陷害的手法。如制造00七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一九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见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找了“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就派刘志坚接见他们，他们讲了许多攻击总理的话，刘志坚单独向“小小老百姓”汇报，“小小老百姓”一面说不会吧！一面又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就是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在一起就说黑话，但对下就打着红旗反红旗。如围困中南海事件中，谢副总理传达中央指示要他们彻，“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在八月九日晚上到揪刘火线的帐蓬说：“你们该回去了。”然后又说：“你们辛苦了，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哦！你们还揪谭震林哪！我都不知道！”这些反革命心领神会，马上改了旗号就揪谭，揪陶、揪王光美、谷牧。他完全搞的是两面派。就在这一天“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小汽车送蒯大富，韩爱晶回校，就在回去的路上，蒯大富问军队这么乱，怎么搞？我们这么搞，将来能不能站住脚。他—路哈哈大笑—句话也没有讲，下车时说：“无限光明，无限希望，无限前途；行百里者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鼓励他们接着干。这都是黑话。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揪军内一小撮”最厉害时，陈毅同志在宴会上向小将们敬酒时，戚本禹说：“今天喝酒不要忘记斗争啊！”进行煽动。
3、以反死人为名，大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舆论。所谓“讨孔”就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到了山东孔庙后要砸碑，首先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在碑前开了几万人的大会，向国务院抗议，给国务院写了抗议信，攻击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还跑到几百里外把周公庙也砸了。
4、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很快暴露了。他采取另外的办法，就把毛主席的指示说成是刘少奇的拿来批判，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5、以搞专案为名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如搞什么李立三专案、陈国栋专案、孙大光专案，实际上他并不搞这些人的专案，而是打着搞专案的幌子，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6、公开的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煽动坏人起来造反，他们有个理论叫做：过去受压的人现在最革命，造反精神最强，把一贯反毛主席的陈里宁打扮成为新时代的狂人，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文化大革命。外交部还有个“反迫害大队”，清华（大学）还有一个“红教工”，都是牛鬼蛇神和他们的子弟，其实是黑教工。清华现在已将其定为反动组织。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最突出的就是徐凯，受戚本禹的指示到劳改农场煽动劳改犯起来造反。说什么“同志们，你们现在不利用这个机会起来造反，将来再无翻身之日。”一下子就把坏人煽动起来了，结果把军管会主任打得几个月起不来。
7、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中收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如“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8、他们采取“清君侧“的策略，就是他要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是反毛主席周围的人架空主席。他们集中力量反对总理，就是为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是很恶毒的。
9、他们专门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每当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一个部署，他们就干扰破坏。如反军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指示他们起草一个文件，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一方面起草文件，同时起草一个宣传提纲，要“揪军内走资派”。毛主席提出要“三支两军”他们接着攻击解放军“支保不支左，支左方向支错了”；毛主席提出要“拥军爱民”，他们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专门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
10、在每一个重大反革命事件中，真正出头露面的都不是有名的人物，最坏的人在幕后操纵。如火烧英代办处，出头露面的人都不出名。围困中南海，表面上连“五大领袖”都没有去。“揪军内一小撮”，派到各地去的人也都不出名。最坏的是幕后操纵者。这次清查一定要把幕后的查出来，清查表面人物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这些人把幕后的搞出来。在清罪行问题上不能轻信口供，要加以分析，按打着红旗反红旗，阴一句、阳一句的特点，很好的分析。如轻信口供，有的对象交代问题真真假假。什么叫态度好，态度坏，有的认为谁交代的多，问题大，就是态度好。这个不对，我们过去也上过当，一个家伙把问题讲的很大，一天比—天讲的大，我们向谢副总理汇报说他净瞎说，谢副总理说你们瞎听，他就瞎说。要研究，不能说他交代的多态度就好，而是看他交代问题是否真实来看态度好坏。否则就是变相逼供信。我们都是与敌人做斗争的，“五·一六”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要很好的研究这个敌人，要把他制服，研究这个敌人用的是什么阴谋，搞的是什么手法。
（三）当前北京清查“五·一六”的情况
当前北京市清查大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和中央十三号文件。主要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充分发动群众，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凡是这样搞的运动发展的就健康，就快。搞得快的单位罪行查清了，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都搞清了，有的组织问题也基本查清了。有的单位过去走了一段弯路，一度出现过扩大化和一风吹，但认真按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九条方针办事，领导重视，亲自挂帅就抓上去了。外交部相当复杂，敌情多，姚登山与王力直接挂钩，“五·一六”活动猖狂。由于认真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罪行就基本查清了。只要认真接九条方针、中央十三号文件去抓并不难。还有化工三厂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到今年七月份罪行、组织基本搞清了，运动基本正常，既没有扩大化，也没有一风吹。只要按中央的精神办搞清不是十分困难的，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
再有一些单位问题比较复杂，可是由于基本上按中央十三号文件搞了，多数进行了深挖幕后、深挖阴谋阶段，没走什么弯路。运动开始发动群众揭发的面大一些不等于扩大化，关键在领导掌握动的面大不大，动就是让他交代，关键是动的准不准。在准字上下功夫，表面上看来慢，实际快。有些大专院校很复杂，全国都插了手，有些搞的很稳，没走弯路，稳准狠就不容易出现扩大化，一风吹。
另外少数单位出现偏差。由于三个原因：
1、追组织，搞出了一堆名单，真假难辨，上了敌人的当。有的基至公布了名单就要被动。有个说法说有三个人交代一致的就可以定，这也不一定，要具体分析，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交代一致的。如果你把未经查实的材料公布出去，十个、八个交代—致的都有可能，那就是串供，搞逼、供、信了。不能只从数字上看，当然不是在逼、供的情况下搞的，几个人交代了就不可不信。
有的单位开始搞罪行，搞着搞着就搞组织了。有的人认为不搞组织漏掉怎么办？不从罪行上搞，就可能漏掉最大的，搞乱了套真假难辨，就更可能把敌人漏掉。单纯搞组织就容易搞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打击最顽固的，不利于分化瓦解。在没讲围困中南海是反革命事件前，这个讲我去了，那个讲我去了，一提是反革命事件就怕部沾边了。主要是没讲清政策，要打击最顽固的那三种人，不要搞得知情人紧张，怕沾边。要让他们放下包袱讲真话，要按党的政策区别对待。
2、搞罪行，几个区分搞得不好，区分得不对或搞出的罪行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搞出一堆口供，真假难辨。结果就想等，等上边有什么好的办法，别的单位有好的经验。这主要是调查研究做的不够。要在认识“五·一六”反革命特点上很好的下功夫。口供是假的就应该排除，有的同志有顾虑怕人家说右倾，结果就宁“左”勿右。以极“左”反极“左”，就容易搞乱。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该肯定都肯定，该否定就否定，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受派性的干扰。只要认真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落实党的政策，就可以解决。
3、政策上区分不清。罪行和错误，没有很好区分，群众组织中混进了坏人如群众组织没有区分。广大群众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方向是对的。把坏人抓出来不能否定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否定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在打倒资产阶部司令部斗争中有很大功劳，不能因为清查“五·一六”否定了造反派的成绩。
所以要把几个区别对待搞好。现在有的出现面搞得大了，有扩大化的苗头，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搞了组织；二是搞罪行没搞调查研究，轻信了口供；三是搞不好几个区分。再加上敌人搞真真假假，有意破坏，派性干扰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当前要集中力量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要千方百计的搞物证、旁证。这些东西只要认真分析，是可以搞清的。
如周景芳交代他参与了火烧英代办处反革命事件，周景芳六月二十七日去钓鱼台，关、戚接待他说：“现在外交方面问题严重，外交部是卖国部，北京市以后要过问外交活功。”周说人民日报怎么登我北京日报就怎么登。戚说“不对，北京日报应走在人民日报前头”。当时也没有记录，也没有物证。结果一查钓鱼台的来客登记果然六月二十七日周景芳去了。又查北京日报，六月二十七日前与人民日报的调子一样，六月三十日以后调子高了，如提出打倒奈温等……。这就给他定下来了。
再一个是抓重点的问题，即使反革命分子犯了好多罪行，只要抓一两个关键性的定性的问题落实下来就行了。就是重大案件也是这样，如火烧英国代办处，查问题要抓几个关键，就抓姚登山怎么参与的，周景芳怎么参与的，有没有人证、物证、旁证，参与有好多线索，只要查清其中一两件和上线挂上就行了。
最近召开夺财权的协作会，夺权查清了，抗交权没查清，主要是查上线，王、关、戚是怎么插手了，先抓住能定性的几件事，主犯、从犯、胁从、受蒙蔽的就可查清，只要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就不难查清。有的说他参加“五·一六”，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学部有六、七百人在蒋介石像下宣誓参加的，这个口供就不可信，这样他就不是“五·一六”了，而是国民党。还有人交代，他在有多少多少人面前布置整毛主席的材料，这个不可信。他要公开说一句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像的话，就会有群众揭发，也不会隐藏到今天。这个口供不符合“五·一六”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如他把主席的指示当刘少奇的批判这到可能。
有张大字报（“何许人也！”）攻击先念同志，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的指示都说成是刘少奇的。有些口供要好好分析，不轻易否定，否定要有根据，不要对那些玄乎的口供感兴趣。
对那些搞两面派的要查清，在谁都知道的事件中少数坏家伙搞阴谋，调过查明火执仗的把幕后阴谋策划的搞清楚。查的时候把已遂放在第一步，第二步查未遂。
现在有的单位还没有搞开，为什么搞不开，就是右倾。当前左的也有，形左实右搞扩大化；右的也有；明明有他不搞，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是右倾，都不利于把“五·一六”查清。
北京有些单位形势好，大事件查的快，十五件反革命案件查的进度很快，关键是认真落实九条方针如中央十三号文件，关键是领导，领导又在于认识。
今天就讲这些，和同志们讨论，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