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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关于“批清”运动部分的讲话
吴德
1971.09.11
“批清”运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动中某些单位也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运动是健康的，这么大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现在查清了一批重大案件，这是根据中央指示，大家跟“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做了坚决斗争的结果。“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清出来有很大的危险性，“批清”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排除右的“左”的干扰的过程与破坏“批清”运动的干扰进行斗争。
我们碰到的破坏很多，首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或顽抗或是乱供，或是企图重新挑起资产阶级派性，总之，想使运动难以进行下去，这方面大家经验很多，总之，他要把你引到错误方面去。再者，由于我们思想发生了一些偏差，有些单位也发生了右的，不发动群众，同“五·一六”斗争不坚决，以后也发生过某些单位的扩大化现象，也同时存在一些单位有一风吹的现象。使我们的“批清”运动继续健康的深入发展。总的讲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又发现一些单位是不是面宽了一点，因此，我曾经讲过一次，战线太长，要集中力量找重点的问题，我可能讲的不清楚，就是要抓住重点，甩开那些受蒙蔽的，把那些没有罪行的先放一放，不是“五·一六”不要抓，是要把重点案件抓一抓。我们的条件很好，现在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不断得到中央的帮助。全国抓“五·一六”的形势很好，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把“小小老百姓”揪出来斗，运动就发展更深入了。这个人又是叛徒，又是特务，又是托派，又是反共分子，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黑后台就是他，他干扰抓“五·一六”，过去弄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他是“五·一六”怎么能不干扰抓“五·一六”呢？过去他说：抓到表就算抓到了“五·一六”。我看不见得，他搞这个表有两种因素，一是叫你抓不到，因为有些大的“五·一六”不一定填表，许多东西又毁了，二是引你只追组织，搞大名单，这样就搞乱了，而且他们是有计划退却，你找不到表，弄得真假难辨，搞扩大化，最后一风吹。他用这个办法来干扰破坏“批清”运动，保护“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这个大干扰去掉了。因为那时他是清查“五·一六”的专案组长，现在把他排除了，以后总理讲不能光看表，要看罪行，这才发动了群众，群众起来了，揭发了大量的材料和线索。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批清”运动，取得了一些经验，各单位都有自己的经验，有的报来了。一机床厂经过几次反复才弄清楚，经过群众大量揭发，分类排队，到抓重点，现在进展快的已经核实定案了。有好的经验，也有坏的教训。如有搞逼供信的，违犯政策的，也有打死人的，“五·一六”也不应该打死嘛！有的说白天不出活，晚上出活，夜间熬夜搞体罚，搞逼供信，指供、诱供，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1052人，在一段时间里20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283人，占职工总数27%，占在职干部43%，占党员28%，占老工人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60%。据说在那里开了一个发展“五·一六”的会，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七八种说法，这样搞，面就大一些了。还有的搞了一个什么“落实政策宣传队”，“帮促接待站”，搞得很多人惶惶不安，特别是有极“左”思潮的人。有问题的人说：“你要鼻子我给你画鼻子，你要耳朵，我给你画个耳朵，”“你不是要顺藤摸瓜吗？我就顺杆抓。”这样搞就乱了，所以我们不慎重，就要受骗上当。有的单位提出“围点打援”，扫清外围，恐怕这个方法不行，放松重点人去搞一般人，这就是容易出问题的。还有一些搞逼供信的，造成自杀现象，有好经验，也有坏的教训，不详细说了。
面宽的有的到了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审查重点人，重点人说不清楚了，就把职工名单交给他看，他就在上边画圈，一画一二百，这是不行的。“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不是什么普遍的群众组织。
北京的重大案件，有中央各部门与北京市协同作战。经过发动群众，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形成专案，一件一件的查。这样既纠正了一风吹，也打破了神秘化。专案与群众相结合，统一了思想，确实抓出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受蒙蔽的纷纷起来，反戈一击，使一小撮顽固分子陷于孤立，有些重大案件，可以说，基本查清了。如夺外交部大权，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夺中央的权，财政部闹得最厉害。为陈里宁翻案。
这些问题，基本弄清楚了，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衔。“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希望，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20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0”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毛主席非常英明，江青同志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们的野心，以前这些情况是分散的，现在查清了，是不容易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那些人是托派、叛徒、特务、资产阶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对无产阶级有刻骨的仇恨，像“小小老百姓”一贯反对社会主义，过去我们不清楚，现在清楚了。我们学习时，可以结合起来批判。过去我们没有读过“小小老百姓”历史上写的书，很多都是托派观点，如说：“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这是陈独秀的观点，公开和毛主席唱台戏。有人说：他那么高的地位还搞这个？正是因为他地位高了才干，因为他是反革命。他们这些人，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勾结了，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勾结起来，打着建立无产阶级“左派”的旗号进行反革命勾当，吴传启、关锋这些人早有勾结，以“仨仁兴”为名写文章，吴传启是国民党大刚报主编，是陶希圣的高门弟子。他们的阴谋被揭发后，就有计划的组织退却，企图隐藏起来，将来再干，现在把他们清查出来了，批倒、批臭，这就清除了隐患，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这个阴谋集团，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多，有五六万人，可编一个军。所以，我们要把这件工作，按毛主席九条方针，继续进行下去，头一条就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天在坐的都是首长，抓得好的地方都有这条经验，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贯彻这一条。其次要提高群众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识别好人，坏人的能力。我们是不是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按主席九条方针，中央十三号文件办了？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的面搞大了些，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以假乱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重视起来，这就不能很好地把“批清”运动深入下去，或者上当搞乱。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所以我们要强调加强调查研究，落实罪行材料，强调人证、物证、旁证，严禁逼供信。凡打人、变相体罚等现象，要坚决制止。“五·一六”跑不了，就是“五·一六”也不能打死。现在还很少看到有哪个单位把“五·一六”的罪行材料有根有据的写成报告送来。当然也没有都动，大家还是有控制的。有的确是“五·一六”，也有罪证，但没有去取证，而是忙于在那里天天斗，很少研究材料。有些人材料很多，但什么是要害，什么是一般，那些是有的，那些是假的，不清楚。要像清华大学那样，研究材料，清华有个人某年某月，有一天他坐什么车，带什么手枪，去钓鱼台捉谢副总理，进的哪幢楼，谁接待的，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说得很玄呼，经过研究，认为是假的。给他说“不对”要他推翻。他说是真的。后来问他进去见到了什么，他说进去那里有“钓鱼台”三个字。进门地方恰恰没有。经过很多工作後，他才说交代的是假的。人家研究材料非常细，而我们很多单位，不研究材料，倒比人家省心，结果是定不下来，不是的不敢否定。主席讲不漏掉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定不下来，就是因为没有研究材料，最近我看了外交部的一个材料，有根有据，时间、地点、人证、物证、旁证，而且照了像，清清楚楚，一看就明白。
我们搞不出这样的材料，还是重组织，轻罪行的思想作怪。定不下来，就产生两种情况，“五·一六”这么多，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学部有一个人，在日记本上写着×月×日召开“五·一六”兵团会议，这说明有嘛！这主要是重视组织，轻视罪行材料。总理讲，单纯追组织，人家说想不起来，就把全厂职工名册交给他在上边画圈，好像画选票一样，一下子圈了好几百。不调查研究就会出问题。
要注意乱咬乱供。“五·一六”阴谋集团很狡猾，开始顽抗，后来乱咬乱供，把水搅混，让你搞一堆材料，分不清是非，如果不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就真假难辨，搞不清楚。
政策界限啊、敌我界限总分不清，一机床厂提出划分三个界限，我看还是对的，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要分清革命的造反派精神和极“左”思潮错误的界限；极“左”思潮错误和“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界限。这样才能把矛头对准“五·一六”，保证运动健康发展，现在有的单位界限不清，派性干扰，界限很重要，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有的同志怕扩大化和一风吹，怕犯错误那就要调查材料，就要发动群众，只要群众起来了，就会揭发出很多材料和证据，一机床厂伍佩衔说：“是自发的组织了‘反修联络站’”，总是说没有关系。后来一想，也很明白，一机床厂是“小小老百姓”的点，派进去很多记者、联络员，群众揭发很多材料，说“小小老百姓”在那里蹲点，整了谢副总理的十条罪状，就是“小小老百姓”的秘书打电话联系的。“反帝反修联络站”，开始时是由姚登山接见，火烧英代处后，向姚登山作了汇报，送给了他主席诗词。一查结果与外交部有关系，伍佩衔是火烧英代办处的总指挥。说自发的，没有联系，怎么可能呢？是地地道道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罪行嘛。
就是要划清界限。不要怕犯错误，只要认真抓“五·一六”，有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要紧，不要给群众泼冷水，要用党的政策教育群众，领导头脑要清醒。其他界限，主犯、从犯、被胁从、受蒙蔽的都要划清界限。一开始看不出来，但运动深入了，群众就分清了。当然也要追组织，有的说是三层发展的，上边一层是核心，中层也有核心，是外围的一层是以“五保卫”、“中央文革支持”的名义发展的。有的说是中央批准的一层是以“五保卫”、“中央文革支持”的名义发展的，有的说是中央批准的“左”派组织，所以有的人就这样参加了，现在哭鼻子，说参加了革命组织怎么成了反革命了？
总之，要把主席九条方针，十三号文件，好好学习，认真贯彻落实。
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深入了解情况，具体解决问题，不要像什么厂打死人了，去查时，领导还不知道。人都打死了，还说“好像打了几下”。打人是王、关、戚的办法，我们不能用，我们用主席思想，先把问题搞清。
认真实行专案调查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我们是群众肃反路线，要自始至终发动群众，要对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依靠群众，防止少数人办专案的神秘主义，群众讲清楚，不要乱点名。与依靠群众并不矛盾，群众可以写小字报嘛，还有的张贴“五·一六”的供词，这也不对，他的供词到底实不实，不清楚，这样搞容易引起“恐慌”，因为这个“批清运动”主要是清查“五·一六”，批判“五·一六”罪行，这是敌我矛盾。极“左”思潮，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两者不能混淆，所以要划清界限。你公布了一大批名单，将来要一个一个给人家做结论，这样打击面就太宽了。
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条不多说了，十二中全会上主席讲要稳、准、狠，关键在于准字，要按主席说的，要突出“准”字，不准就狠不了。不要漏掉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是这个精神。
要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十三号文件是总理根据前一段经验与的，主席批准的，就是要抓坏头头和幕后操纵者，其实胁从者，也可以划在受蒙蔽一栏里，胁从过去与从犯划到一起严了。因为党的政策是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嘛。要争取多数，从北京看，“五·一六”有的单位有，有的单位没有；有的单位多一点，有的单位少一点。现在开展“批清”的四千多个单位，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没有，比如学部就可能比别的单位多一点，红旗杂志社、大学就可能多一点。两派里也可以说都有“五·一六”，什么天派、地派，也可能这个派多一点，那个派少一点，可千万不要陷到派性里面去，这一派捉那一派。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一少撮，从犯也不太多，大多数是受蒙蔽的群众。拿二七厂来说，真正搞阴谋的只有十几个人，一机床厂罪行严重的，只有四个，将来怎么定可以考虑。总之，要抓住重点人，重点单位，重点案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党的政策。要下功夫研究材料。
要区分“五·一六”罪行和极“左”思潮的错误，有的就是不明真象受蒙蔽去的，“五·一六”罪行还是过去讲的那几条：
①直接和小小老百姓，王、关、戚等挂勾的或间接挂勾的。
②搞阴谋破坏的。
③矛头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红色政权的。
这里要注意不要把对军宣队，革委会某些同志有意见，反对过你的，甚至说了几句错误的，都当成“五·一六”罪行。
“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成员，有的履行了手续，有的没有履行手续，有的填了表，有的没有填表，现在也拿到了几张表，有的说是集体填，有的说是个别填的，不要在这个问题兜圈子，越是上头越不一定填表，有的人追他的表，他不承认，结合给他定了幕后操纵者，他说这还可以。有的人罪行查实了，组织也就出来了。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慎重，比如有的极“左”思潮错误严重，有的开始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后来犯了错误，都要区别开。幕后操纵者，有的是出谋划策，有的是被迫支持了，当时群众组织的活动，犯了严重错误要区别开，还有的被迫投降的嘛。要把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者区别开来。根据中央13号文件精神，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者主要是根据罪行大小和有无罪行。一是主犯，主要是指坏头头和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二、从犯是参与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的；三、是被胁从者，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四、受蒙蔽者是不明真象的。
定案处理问题，在定案处理工作中，应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
对坏头头和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应根据他们的罪恶轻重和态度好坏，给予不同处理，罪行严重，态度恶劣拒不交待的，应从严惩处，坦白交待表现好的，可以从宽处理。
被胁从受蒙蔽者，其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不视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们交待后，被胁从者，一般不给处分，个别情节严重，态度不好的，可给党的或行政的处分，受蒙蔽的一律不给党和行政的处分。
办学习班多了也不好，现在是三多，用那个方法能搞出来？还是要调查研究，有的人可能说我右了，可以批评，这次黄政委到卧佛寺检查政治环境，发现那里也办了学习班，怎么跑到那里去了？那里倒是人少，只有卧佛。主要还是要落实罪行，搞罪证，有的单位应该搞，没有搞的还要发动群众搞嘛！将来查证落实，也要继续发动群众搞嘛，但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有危险性。我发现一个问题，要落实罪证，材料拿不出来，可以找到证据，哪能销毁得那样干净，三个供一个那不行，没有证据，我可以让十个人供一个人。过去那样搞面宽了，现在捏起来就行了，要罪行、人证、物证、旁证，没有罪行怎么能定案？怎么能构成“五·一六”分子？当然群众刚起来，面大一些，现在还用这种办法就要搞乱了，不敢发动群众是右的，群众起来了，不注意这个问题，就容易上当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