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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乔木
1982.10.11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的举行，这个会的成功，是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好事。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任务。为了实现十二大的任务，社会科学所要进行的工作很多，同志们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希望我能够对这些问题作个答复。我想，我这个答复也只能说是提供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参考。

马洪同志已经作了一个报告。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要作好规划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做什么，可以提出很多的想法和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实现的可能性怎么样，这就要计算我们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们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也要有进行工作的其他客观条件。我现在所要说的还是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想。这些设想，也许一部分能够做到，而其他的部分很可能在本世纪末也还不能够完全做到。但是我们还是不妨作些这样的设想。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得到了恢复，得到了发展，各个研究领域的工作都得到了不小的成就。同样，我同意马洪同志所说的，也要看到不足的地方。

社会科学在实现十二大所提出的总的任务方面，应该担负一些什么工作？我想，首先，既然是社会科学，它就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从科学研究方面来探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的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筹备方面的发展规律。

在这个里面，大家最容易看到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包括生产的规律、建设的规律的研究，管理体制的研究，计划的研究，财政的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的研究，流通过程的研究，分配的研究，等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么能够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用经济的方法把各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经济效益，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在这些方面，可以包含许多比较大的题目，也可以包含一些比较具体的题目。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研究的。在这些方面研究出来的成果，都会对于帮助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现，起很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一些可以起指导的作用。就看我们研究的成果的质量，它是否确实适合于中国当前现实情况的需要，考虑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我们提出来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对于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是完全符合实际的，那就能够推动实际工作前进。

在思想文化工作领域，情况也是这样。十二大报告里面把教育和科学放在重要的地位。我们要研究教育发展的规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文化事业发展的规律。我们要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里面，道德教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方面，过去几年研究伦理学的哲学工作者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工作。这对今后工作的开展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可以把道德教育的范围放得更宽一些。例如道德就包括政治道德、经济道德、文化道德、各种职业的道德、家庭道德、个人道德。所有这些都应该研究。为了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我想还需要进行历史教育、理想教育。为什么先讲历史教育呢？因为我们的理想是从历史发展规律得来的。不讲历史，不进行历史的教育，是不能够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的。要进行历史教育，要进行理想教育，要进行道德教育，要进行纪律教育，要进行法制教育。也许还有其他的方面的教育同时地进行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当然，建设精神文明，教育是一种方法，还有其他方法。研究和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种种问题，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很重大的任务之一。

我刚才提出政治道德。现在常常听到有许多同志说，如要讲政治道德，我们已经有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就是政治道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很好的小册子。但是要讲政治道德，这本书还是不完全的，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说到。我们现在革命的历史经验，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更加丰富了。因此也就使得我们知道，政治道德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讨论。这不是写一篇、两篇文章，或一本、两本小册子所能解决的。更不能认为，过去许多作者，包括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就能足够满足我们现在的需要。这里面有很多题目，有很广泛的处女地需要我们去开拓。社会主义本来是一个新的事物。对于社会主义进行，一种科学的研究，这本身就是一个拓荒的工作。不能够只依靠前人所做的工作；也不能依靠简单的、只讲一个侧面而抛弃了其他侧面的文章所能够解决的。刚才我所说的，象道德这个问题上的题目，也很可能会使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感到无从着手。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用来引证，可以用来作依靠。这正是科学工作。科学家所以成为科学家，他的工作所以成为创造的工作，需要对所面临的各方面的问题作一种深思熟虑的研究，对于已经有的各种说法，一一加以评价，才能够在某一方面提出有系统的创新的见解。关于精神文明，整个的应该怎么样的理解，怎么样的解释，精神文明对社会主义建设起什么样的作用，它跟物质文明的建设是怎么样的相互关系，用什么方法去建设，有些什么经验需要总结，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刚才说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样是非常艰巨的。

在政治、法律、社会这些方面，我们应该研究一下，社会主义政治是什么，它区别于历史上的政治在什么地方。社会主义政治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所能起的作用，所应该起的作用，所不应该起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它的权力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十二大报告里面提到，群众自治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民主里面有重要的作用，有一些读者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指的什么？什么叫群众自治？我们每一个街道、每一个农村，从有解放区、有根据地的时候开始，就有它的群众自治的活动。有一些外国的法学家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学者到中国来，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感到非常羡慕，认为这是中国独有的创造。非常可惜，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我所看到的，我们还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著作。我们的基层政权，基层的社会组织也就是基层政权，每天进行大量的调解工作。这种工作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因为进行了调解的、教育的工作，使得我们社会的安定得到了很大的保障，使得许多社会的矛盾得到了正确的、妥善的解决。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怎样来计算比较合理？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用国民收入或工农业总产值除以人口的总数来计算每个人的平均收入。这样，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多，我们的个人平均收入在世界上比较低。但是，有一些国外的组织，如联合国或者世界银行这一类的组织到中国来调查，他们因为调查过很多国家，就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用平均的国民收入来衡量。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低，因为有各种社会保障。国家对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有很多的补贴。这种补贴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或者没有这样多。

在十二大的报告，以及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里，都提出了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党在国家生活里的地位的问题。说法跟过去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说得非常简单。究竟党的领导作用在国家生活里是什么样，应该怎么样来评价，这种领导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怎么样进行才符合于整个国家生活的需要；而反过来，如果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它就会对国家对人民造成一种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对它进行研究。

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法律和历史上的法律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当然不是说与历史上的法律的一切条文统统是相反的，但是它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写一部法学的著作。

在我们国家里，民族的特征正在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在国家生活里占着什么地位？在民族关系中占着什么地位？不同的民族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互相接近？宗教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是什么？它怎么样能够跟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而起一种应该起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

哲学在现代化建设里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要怎样发展？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需要有一个哲学的观察和哲学的基础。这不能用很简单的几句话，一些套语来解决。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就不得不对这些问题做认真的研究。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是怎么样形成的？究竟包括哪些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是发展的，因此它的这些特点也是发展的，它会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生新的特点。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前进。如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看得过分简单，我们就会犯错误。过去很多的错误，都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缺乏一种全面的认识，没有进行全面的研究。如果要研究，也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或者其他的什么人说过的什么话来加以抄引，加以演绎；而不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存在，它发生的过程，以及它的各方面的展开来研究。这种发展过程尽管是曲折的，但是还是可以找出它的正常的特点的。如果发生曲折，那么曲折是怎么样发生的，也可以找出它的原因，也应该找出它的原因，避免再发生新的曲折。十二大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所谓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是一个口号，也许有人说，这是一种现在还没有实现的设想，所以我现在无从研究。不是这样。这个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是已经在建设，正在实现的过程中间，它的特点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间。在这些方面，我们就需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其他的社会主义作一种比较的研究。我们在哪些方面，这种特点是一种优点，哪些方面还没有发挥出中国的特点。我们不能够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当作中国的特点。我们当然不是要建设那种“社会主义”。但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科学研究的题目。

为了答复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应该起些什么作用，应该进行哪些工作，以便于我们来进行规划，我想，头一个问题就是要研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刚才所说的各个方面这些主要的规律。

其次，各部门的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的发展，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社会科学空白部门的填补，一些社会科学的基本题目的研究，以至包括对于中国历史，中国主要的古籍的整理、注释，国外的基本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基本工具书的编辑，对于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以及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批判、研究，都应该成为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功很差，我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都缺乏了解，那么刚才说的第一项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完成得好。当然，了解这些基本知识的人是有的，但是太少。这就需要培养人才。

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用比较宽广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这些影响是不容易完全列举的。我们常常看到首先必须解决的方面，而忽略了其他的方面。结果，这个忽略对我们的工作造成损失。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最近北京航空学院开了一门唐诗宋词的选修课程。航空学院的教学本来和开设唐诗宋词课程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开了这一门课的结果，就产生了原来预想不到的效果，很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心。很多学生原来就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文学。只知道外国有托尔斯泰，或者有雨果，或者有海明威，只知道他们的一些作品，而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非常伟大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这样，他怎么能产生爱国心呢？他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根本不了解，他对于我们民族有什么宝贵的遗产都不了解，对于我们民族的历史也不了解，他不能从这些方面感觉到中国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这样的中国人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中国人。依靠这样的中国人就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所以，从北航开设唐诗宋词课程的效果可以看到，爱国主义精神要依靠各方面的文化教育来培养。很多学科的相互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我们的社会科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十二大提出的目标服务，不能只看到一两个方面，不能看得太狭隘。如果看得太狭隘，就会妨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其结果也就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我们以前讲，社会科学本身要现代化。就是说，要提高到、要赶上国际的先进水平。如果不能赶上，也要接近。这话要作一点分析。因为各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可比的方面，有不可比的方面。如果我们抛开不可比的方面，那么得承认还是有可比的方面的。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研究的状况，进行研究的人数，进行研究的结果，所得到的成果，对于这些对象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这些方面不是完全不可比的。我们不能够说，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因为我这个小册子是非常深刻的，是非常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它就可以比上你的二十卷书。不能用这样一种列宁常常批评的共产主义的夸大狂来安慰自己。我们对许多的学科还没有去进行研究。现在已经出了一部我们自己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很值得高兴的事情。这部书我还没有看到，我一定要努力挤出时间来读它。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在其他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书出得比我们早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这些书就出来了。书的总数比我们多得完全不能够比较。书的内容所包括的资料，其中包括原始资料的丰富，在这些方面，是可以比较的。观点可以不同，但是资料的可信性、它作为史料的价值，这个书作为历史记载，它的真实性、它的丰富性，这些是可以比较的。从这个方面来说，要看到我们落后的地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部抗日战争史。最近正在准备组织编写。而日本，它是侵略中国的，它写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其他的国家，欧洲、美洲的国家，他们也写了很多这样的书。不单是这些，甚至于就是中国自己的革命史，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出得不少，但是这些书究竟是不是足以同我们的革命相适应？我们所进行的革命这样的长久，规模这样的巨大，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现在所写出来的书是完全不能够和我们所要写的对象相适应的。我们现在写的都比较简单。外国人不管写得怎么样的不准确，可是他确实写了很多这样的书，如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周恩来的传记、朱德的传记。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去赶上、接近世界上哲学社会科学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就可比的方面来说，这还是我们社会科学现代化一个重要的任务。

如果我们仅仅做这些刚才说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直接认识到它的意义。这跟自然科学也差不多。有些自然科学发展了，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有些门类是社会所不了解的。只有少数人了解这些科学的重要，了解它的意义。自然科学就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发展科学的分类。社会科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社会科学不把解决直接应用的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社会也就有理由责备我们，要这么许多人，出这么许多书，究竟对于国家、对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这是应该解释的，但是仅仅去解释是不行的。社会科学不是不能应用的。它是必须应用的，它基本上是为应用而存在的。几乎可以说，每门社会科学都有它可以应用的方面。因此，在社会科学的规划中间，怎么样把社会科学所已经掌握的知识直接应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间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着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为着使得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间更加直接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必须把直接应用的部分努力地加以发展，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执行。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自然科学已经同许多工厂乃至许多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发生联系，或者是直接承担任务，或者是在小范围签订合作的合同。社会科学能不能同样的这样做？我想，我们也应该向这个方面努力。这对于社会科学发展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不把这种活动当作社会科学的全体，那么它对于社会科学全体的、发展就是非常有益处的。这就是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就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社会科学水平。我们要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其中就包括社会科学的水平。比方说，我们研究经济管理的同志，能不能够跟一些工厂签订合同，我们负责在一定的期间调查这个工厂现在的情况，提出改进的办法。并且如果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就是说对方愿意跟我们合作，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就跟这个工厂来共同进行对于这个企业的改革。这样，这些企业就可以很快得到改革。比方说，怎么样提高它的产品的质量，怎么样降低产品的成本，怎么样使得管理变得有效，使得每个工人都能够发挥积极性。把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改变成为合理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工作，不但可以跟一个企业进行，而且也可以跟一个市、一个省联合起来进行，承担一定的任务。当然更扩大地说，也可以跟整个的国家来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承担对于国家交给的题目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答案。我们不但得出正确的答案，而且把这个答案在实践里面来检验，证明它的正确。这样，社会科学在社会上的价值就可以很快地得到公认。尽管这不是社会科学价值的全部，但能够认识社会科学的价值的一部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为什么有些省对于社会科学比较热心，而另外一些省就比较不热心？如果我们仅仅去批评，或者仅仅去劝说他们要热心，即使我们出版一本劝说集，也不见得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用行动来证明，社会科学所进行的研究，对于现实的社会可以产生直接的效果。

现在十二大提出来所有的干部要轮训，谁来进行教育？谁来担任这个轮训的教师？我们不敢说现在的社会科学队伍就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但是应该说，我们有义务努力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在担负这个责任的过程中，我们自己要学习。因为我们进行的教育要适合受训干部的实际需要，也就是所谓适销对路。它既是有系统的，同时又是完全切合实际的。这种工作也是会使得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感觉到社会科学给它们的直接的帮助。在法学这一方面，在过去几年中间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有的工作可能不是直接研究的工作，而是普及工作，向人民普及法制的知识。我们训练一批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比方说，中国现在的律师很少，法官也很少，检察官或其他的专业人员都缺少，我们应该担当起这样的责任，为培训更多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等，充分尽我们的力量。人民缺少法律的知识，怎么样去普及？仅仅在学校里传授是不够的，在学校以外进行一些讲演也是不够的。我们就需要创造这种条件，使得有这种可能。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可以成立比方说法律的询问处或者法律事务的代办处或者是律师的服务处、咨询处，对于社会上出现的许多违法的事件的受害者，我们就给以援助，给以指导。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感谢。他们就会懂得社会科学确实是他们每天生活离不开的。当然这个工作要做起来是要克服许多困难的，但是我们应该做。尽管这种工作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它对科学研究也可以提供许多原料，也可以扩大科学研究的视野。关于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这些方面都有类似的工作可以做、需要做。至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文学艺术的研究、考古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这些方面都可找到直接应用的范围。虽然直接应用的范围在每门学科来说都不能代表这个学科的全体，不可能把某一门科学的研究力量，全部都投入到应用方面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社会科学机关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就变成工厂和工人了，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会要受损失了。那是不利的。但是它的确必须应用，而且的确可能应用。各门学科的情况不一样，但都可以抽出一定的力量来进行这种直接应用的工作。我们要把这种直接应用的工作，当作社会科学一种光荣的义务。就如同自然科学家到哪一个煤矿、哪一个工厂或者到哪一个省去合作，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问题，得到他们广泛的欢迎一样，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做出这样的工作。希望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把这部分活动也能够列为一个重要部分。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我们还希望，在群众里进行普及工作。刚才说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普及工作。那是直接应用的普及工作。还有一种普及工作，就是关于社会科学知识、社会科学思想的一种通俗的宣传。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这虽然不是研究工作全部的、甚至不是主要的责任，但是它毕竟是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在我们社会科学队伍中间，我们也应该承认有一部分同志，他现在的能力正好可以做普及工作。如果他决心把普及工作担当起来，这是他的光荣，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光荣。这就是人尽其才。可惜我们现在的工作没有完全做得这样合理，以至于有一些普及工作，或者没有人去做，或者做得质量不够理想。普及工作并不是个很容易做的事情，就如同刚才说的许多直接应用的工作都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一样。科学的范围很广。有的时候，科学就一直延伸到一些工艺方面。我们可以把科学分成哪些是纯粹的科学，哪些是工艺学。可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工艺学就是轻而易举的，它就不是一门科学，它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它就是一个普通技工的工作。不是这样。它还是一门科学。因此，同样的，要把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化，这里面也有许多工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为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着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国家非常需要有这样一支队伍，它精通关于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工艺，有专门的技巧，能够掌握听众，培养出这样的队伍，是我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且是我们很大的荣誉。刚才说，全国的干部需要轮训，那么在这个方面，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要担负很重要的责任。现在话说回来，社会科学队伍本身，也有一个轮训的问题。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知识，不断地学习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否则我们就谈不到填补空白，谈不到产生有价值的著作，谈不到赶上或者接近世界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

刚才所说的几方面，工作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我跟其他许多同志的想法一样，就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建国以来没有进行过评奖，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遗憾的事情，很大的负债。我在几年以前也曾经提过，希望能够举行这样的评奖。刚才我说的几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成为评奖的对象。不仅是社会科学的专门的研究成果，而且翻译的著作，通过调查提出的使工作得到改进的方案，普及工作，这些都应成为评奖的项目。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有一个问题，有同志特别希望我来说一说。这就是“双百”方针的问题。宪法里面没有用“双百”方针这样的话，这是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法律的语言，没有法律的意义，是比喻，是艺术性的语言。而且就思想文化工作的方针来说，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方针，不可能都写进宪法。事实上，宪法对科学文化工作以至公民的言论、出版等方面的自由，都作了广泛的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宪法里面没有特别写上“双百”方针。有同志问，十二大报告里为什么没有写？我参加了这个工作，我可以说明一下。因为十二大报告的文字要力求压缩，只展开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其他方面不去展开。所以关于科学、教育，说到了它的重要，把它的地位提高到战略的地位，但怎样发展科学，怎样发展文化，在整个报告里面没有讲。这丝毫没有任何暗示说，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有了什么动摇。我们希望在以后，找到一个机会，重新强调这个方针，使得全国的文化界、学术界不要发生误会。今天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请各位同志向你们接触的参加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同志说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我曾经讲过几次话，说明党的领导和“双百”方针是不相矛盾的。这就如同说，宪法是由党领导起草的，根据全国人民提出的各种意见进行修改，然后通过。通过以后，党又只能在宪法的范围里活动。党领导科学和艺术，也只能在科学和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发挥它的作用。如果超出科学、艺术本身所允许的范围，那么这种活动就会造成错误，就会造成损失。就如同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要去干预一个工程师的工作是一样的。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如果粗暴地、任意地、主观地去干预它所不应该干预的学术和文化活动，那么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这样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应当受到批评。但是同样的，如果说因为实行“双百”方针就放弃党的领导，放弃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同样是错误的。它要去领导，可是只能按科学、艺术的规律去领导。只能在掌握了科学和艺术的知识的条件下，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进行领导。而不应该依靠一种权力去进行一种任意的粗暴的干涉。科学和文化就好像是一所花园，不能允许任何人摘花，也不允许任何人去践踏。他要负责把花养好，要负责灌溉、育种、除虫，等等。所有这些工作，他都需要做。如果他不去做这些工作，而是去践踏这所花园，这样的人就要受到警察的干涉。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改变，没有动摇。党中央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大家知道十二大是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政策的继续、发展。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政策会发展的，但不会走回头路。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

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讨论，也没有能够去看各个组讨论的详细的记录，也没有可能详细研究各门学科发展的规划，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或者能够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现在的队伍是多少，应该怎么样地去发展，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研究。因此，我今天的讲话不可能涉及到这些方面。我就讲这些，供大家在做规划工作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