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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薄一波
1984.12.21

薄一波同志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知名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尽管情况十分复杂，阻力很大，但实际工作还是有很大进展。有些同志感到我们对清理“三种人”走过场了，觉得这次整党“不过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具体情况。我们一开始就讲过，这次整党的各项工作，包括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坚决不搞以往那种“运动”，是“水鸭子”政策。历史的教训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历次政治运动留下许多冤假错案，弄得我们“平反”都平不过来了，这次整党再不能重蹈复辙，再不能留下后遗症。我们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来进行核查“三种人”的工作的。下面我通报一下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截至今年八月底统计，各地区、各部门（不包括军队）共列出核查对象约×万零×千人；已定“三种人”的有×千×百××人，本单位定为“三种人”尚待上级审批的有×千×百多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有×千×百多人，本单位定为犯严重错误尚待上级审批的有×万×千×百多人。

在已定的“三种人”中，整党以来发现的占百分之五十五。在他们中，有一些是隐藏很深的甚至已经钻进领导班子或第三梯队、正在受到信用的人物。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河北省农机公司原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王宝章，“文革”中是二机部下属的二一二厂造反派的主要头目，干了许多坏事，曾两次对抗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的批评。“批林批孔”中，他三次给江青、王洪文写诬告信。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为了骗取信任，曾多次给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上书，谈他对整党和改革的意见，信写得还不错。整党一查，才发现他是一个劣迹昭彰的“三种人”。现已被开除出党。

核查“三种人”的工作任务还很艰巨，还存在一些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对“文革”中一度“保”过自己、但犯有“三种人”错误的人，下不了手；有些干部和群众对核查“三种人”工作的政策了解不透，对过去的“运动”还心有余悸，认为多说不如少说，采取“避而不谈、谈而不写、写而不实”的不正确态度和做法，有些“三种人”已经与某些负责干部攀亲结故，人们不敢碰。今年九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就核查工作的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补充规定，就是指示要把这一工作继续抓紧抓好。

党外不少朋友在“文革”中吃过苦头，看到自己所在单位一些犯有“三种人”错误的人至今还未查处，担心“除害不及”，希望“除恶务尽”，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上所说，这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为了弄清一个人的问题，常常需要花几个月时间，走访几十个人，跑好几个省市。有些“三种人”这次也可能漏掉，这不要紧，什么时候发现，就什么时候处理。“三种人”问题是“文革”“左”倾错误的产物，在核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他们的问题放到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和处理。“除恶务尽”我赞成，但世界上的事物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纯。一个不漏，恐怕难以办到。如果坚持一个不漏，就很容易造成紧张气氛，容易搞成“运动”，那样就不可避免地要搞错一些人。所以，对待核查“三种人”工作，我们采取既坚决又慎重的方针，把好两道关，一是把已经混进领导班子的“三种人”清理出来，二是决不让“三种人”混进新的各级领导班子和第三梯队。有些人，“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后来有了觉悟，洗手不干了，对这些人只要他们做出一个像样的检讨，并已结论，就可以放过去，还可以给他们工作做，但是除了经过考验，确已改正了错误，有了显著进步的外，一般不能让他们做领导工作。“文革”初期搞“破四旧”的“红卫兵”，年幼无知，除造成严重后果者外，可以不算。对待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干部，也采取一种特殊政策。他们之中不少人在战争时期做了许多工作，有的还立过功甚至是大功，只要他们做出认真的检查，如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同志，我们还要分配他们，一定的工作；有的人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勉强，继续采取等待政策，他的错误以至罪行在人们心目中都是明白的。如果他不愿放下这个包袱，就让他背着吧！我们相信，采取这么一种政策，是得人心的。听说周谷城同志讲过这样的话：“文革”中打骂我们人都在，我对他们都能原谅，并不记仇。我很赞成他这种立场。

（原载中整办《整党通报[文件]75，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来源：《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一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198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