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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派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5.04
〖时间：晚，地点：国务院会议厅。〗
总理健步入场，神采奕奕，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总理坐下后对坐在旁边的敖本立同志说：“皮帽子不戴了？我看你的头发就象没戴皮帽子，不戴皮帽子就显得更年青了。”
今天我只跟你们办一件交涉，不多谈，因为开会，我是从会场出来的，还得回去。
你们联络委员会到各地的都回来了吧！现在办事的还有几个？
(答：十一人。)
各部都有吧？事情多不多？(答：各部都有，每天轮流值班。)
今天那一个值班？(“粮食公社”的张赤焱答：我。)
你是那一个单位的？(答：粮食部“粮食公社”。)
噢，“粮食公社”。联络工作还行吧！……你们财金学院从那个战场撤回来的？现在怎么样？(敖本立答：天天打内战。)
打伤了没有？(敖：在中山公园打了一顿。)
你挨了两下子没有？对打伤的应该慰问慰问他们。(敖：还把我们两个人抓住送公安部去了。)
那怎么会收呢？(敖：没有收，揍了一顿。)
如果财贸联络委员会还起作用的话，就由你们通知，开个会，财贸口的大会。本来早就要开了，出现了二月逆流，拖了一段时间。但是也不奇怪，运动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才能前进。财贸口有多少人？(答：九千多人。)
你们的大会开得比外事系统还早，那天你们开的在什么时间？
(答：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那次成立大会还向全国发号召了嘛！后来因为夺权斗争，把检查的大会推迟了。外贸部本来搞得不错，现在怎么又分两摊子了？
(外贸“井冈山”答：二月逆流后出现原则性分歧。)
原则性？只是观点不同，不要当成敌我矛盾嘛。
(外贸“井冈山”：我们反右，他要反“左”。)
这也不是敌我矛盾哪！清华不是搞了一下反托派吗？也没上升到敌我矛盾。外贸部这次广交会搞的不错嘛！
(外贸“井冈山”：那是我们这一派去的。)
你们监督业务是那一部分搞的？(答：政治部的，他们那边的。)
去广州的那一派呢？(答：是我们。)
他们一个也没？(答：他们留在家里打内战。)
外贸学院呢？(答：两派都有。)
财政部怎么样？(答：四个司令部，两大派。)
财金学院还有人在那里没有？(答：走了。)
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学校去人，川流不息，现在政变没有？
(答：是由十几个单位组成了调查组，搞了半个多月，已经结束了，结论和李先念相反。)
违抗命令都是对的？
(财政部“井冈山”、“革联”答：不是，我们是按照总理指示检查，但是十七日讲话，十八号我们一传达，就把我们搞垮了。)
吴波软的很嘛！(财政部“井冈山”：吴波对我们卡的很紧。)
那么你们受压制了？受压制再起来嘛，总要经过几个反复，才有力量。要靠自己，不要光靠别人。
(总理将财政部一、二、三、四司的代表点了一下名，“三司”插话：我们是被二、四司当扒手抓的，他们是保守派。)
有对立面有好处嘛，怕什么？
(敖本立：现在财贸口六个单位是对立的。)
那六个？(敖答：财政、外贸、粮食、财金学院、外贸学院、《前进报》，那些保字号的组织都是二月逆流的产物。)
我跟你说过嘛，事物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对立面才有好处，否则就是温室的花朵了。这样才能锻炼你们。
(财政部一、三司又谈了他们被二月逆流冲击和恢复的情况。财政部二、四司插话说：对造反司令部的垮台，我们有不同看法，党组吴波和李先念是有错误，但是他们的垮台，主要是内因起作用，当时传达报告后，所属战斗队纷纷退出造反司令部，不能把它都看成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对最近的调查报告有保留意见。)
你们财政部不是开了大会吗？(开了，外面来了很多人。)外面的来了？我们说了，外单位除了农林口的不要去，但是有的大学不听，仍然到财政部去。主要靠财政部造反派自己奋斗，怕什么？干革命怕扣“反革命”帽子？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总会有人反对的，不赞成的说得凶一点，赞成的，说的好一点，主席从来不认为是铁板一块的。先念同志已经承认错误了嘛。
(财政部“井冈山”：他没有向我们承认错误。)
要给他机会嘛！财贸口已经走了一段弯路了。不要一个一个来，我看要改变办法，先开大会，要李先念同志检查一下，然后转到各个部。
现在净搞大标语，今天大字报满街，说欢迎陈伯达当新北大校长。这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说的一段笑话。蒯大富说他们要求派军代表，我说要找肖华商量。聂元梓同志提起北大的事情，我说北大已经定为校长制，不是让周培源当校长吗？聂元梓说我们要求陈伯达同志当校长，我说还得研究研究，我并没有答应，结果满街大字报，要陈伯达当校长，这简直是笑话。
(有的同志听总理是这样说的：在天安门上，聂元梓要求伯达同志担任北大校长，我高兴的对伯达说，你当校长不是很好嘛！但当聂元梓真的要求陈伯达同志去的时候，我说，还得研究研究。)
北京市大标语太多，你们会失信的。在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外国记者看到就乱猜。夺权斗争已经四、五个月了，运动应该进一步深入了。
财贸口开个大会，让先念同志作个检查，我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去。然后开小会，财政部、商业部、银行、外贸部、粮食部都可以谈一谈。先念同志说过错话，做过错事，都是是非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财政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泄密不知传出去没有？(财政部“革联”指出泄密问题是政治迫害。杜坚介绍了情况。“粮食公社”参加调查组的代表说明了吴波前秘书李明没有找当事人，而是找了保卫干部，司局长了解的情况，写的泄密报告，夸大了事实。)
确实没有传出去是好事。如果吴波的秘书不找本人，写的报告不实事求是，应该负责，吴波也有责任，把事情弄清楚就算了。
(财政部二司插话：调查报告有些情况不符合实际，要求总理再派人调查。)
总理对联络员董枫同志说：你把调查报告摘录一下，让我看看，再派人复核一下，实事求是，如果我那个批评有过火的地方，我收回，承认错误。
各部里面有两派不要以为了不起，夺权斗争经过几次反复，考验你们，也考验领导干部，受得起，经得起，反复有好处，能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造反精神不够的，可以增强造反精神，如果保守，就要追上，方向错了，就要回到主席路线上来，斗争总会有反复，不是铁板一块。一个部，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派是不可能的。
我跟蒯大富说过，清华大学“井冈山”一万多人，都是那么先进吗？就没有保守思想了，那末保守思想哪去了？事物总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多数、少数、螺旋式上升，否则社会就不能发展了，不同观点的争论，能够提高觉悟。现在有的地方观点不同就打起来，你们青年人，性情比较急，我们只好劝说。解放军去劝说也挨打。天津的天大，南开对打，不但打伤了，还打死了，我们就讲，要把凶手交出来。北京最近也打了一阵。(敖本立：都是保字号挑起的！)都是保守势力？(敖举了百货大楼的例子)那天我得了个通知说围了三天，去了七个连还有人跳楼。用力服人是不行的。不要怕有保守派。没有保守派怎么有造反派？没有偏右，怎么有左？没有坏怎么有好呢？没有少数怎么有多数呢？不容许对立面的存在，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中央常委都有对立面，你们年青人怕什么？你们曾经是造反派，现在还是造反派，我一直支持你们，但是支持你们不等于帮助你们压他们，而是帮助你们团结教育争取他们。这中间还会有分化，多数了还要前进，造反派总是由多数到少数，总是螺旋式前进的。就象主席讲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还有无政府党存在。列宁时代政治局里就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康姆尼也夫，还不是统一战线吗？他们把十月革命暴动的时间泄露给资产阶级报纸，列宁说他是叛徒，还容许他留在政治局里。毛主席就更伟大了，时代不同了，更加发展了，你们要学习马、恩、列、斯、毛。不要见了一点保守派就紧张。怕什么？保守派要打，你们不要打。不同的意见他总是要摆出来的，有了对立面就好嘛！能促使你们更快进步嘛，那不更完善了吗？我们总是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也如此。反对你，它也能反映出你的弱点，你就改进嘛，进步了不就更好吗？如果他要学你，赶上你，那不也更好吗？你们要多学点主席的书，把老三篇读熟，要实践，这样就领先了。
上次发票时，我谈到在机关中搞“三结合”有两种设想，一种是要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高级领导干部站出来的，群众通过的，中级领导干部，站出来的，组成“三结合”班子，以革命组织代表为基础。前提是革命派大联合，大联合首先要大批判，通过大批判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邓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有了大联合，才能有革命群众的代表，然后考验出一部分革命干部的代表，搞大、中、小的，老、中、少的。所谓老的，五、六十岁吧，中的三、四十岁吧，少的二、三十岁。机关必须有新的血液，新的力量，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官僚主义。
另一种设想是横的“三结合”。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不管那一类，首先要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刚才有的单位有些问题要调查澄清，最重要的要大批判。我劝你们读一下黑《修养》，我就没有读过，只争过一个问题，不象主席那样全面。读都读不下去，我要硬着头皮读下去，我们要写一篇文章登在《红旗》杂志上，你们也要写，不能只写“第×期社论好得很！”的大标语就完了。你们财贸口要拿点货色出来！看了黑《修养》以后，看财贸口十七年有些什么问题。大会上先念检讨，我们讲讲话，不可能讲多了。各个部开小会，比如财政部，一、三司是老造反派，加上你们认为保守的二、四司开个会，让先念、吴波联系他们自己的认识，讲讲十七年来财政方面那些是主席说的，那些是刘、邓的，然后再进行批判讨论，财金学院的学生也可以去嘛，领导干部也受锻炼嘛，经过大批判才能实现“三结合”，三结合要和改联系在一起，要改革官僚机构。财政部有多少人？(答：七百多人。)需要多少人？(答：一、二百人。)那可以砍掉四分之三嘛。否则还是原班人马，那还不是复辟？通过二、三个月的批判运动，首先，考验领导干部，现在有的人嚷得厉害，为一个口号吵一天，过去开几千几万人的大会煞威风。光开大会不行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快到一年了，时间不多啰！学校联系到本单位斗、批、改，任务就更多了。要认真批判，不能说，一执行反动路线就是刘、邓一伙的。要让领导干部，中层干部、革命群众都投入大批判，包括停职反省的都可以让他们出来批判。比如，商业部的姚依林、吴雪之，财政部的王学明都可以让他们出来批判。在批判中看看领导干部到底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如何。要求在政策上发生影响的，如财政政策、粮食政策要进行深入批判。在大批判中考验干部，提高群众觉悟。那天发票我讲了，首先要抓财贸口，今天跟你们打个招呼，财贸口开个大会，你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留下几个人商量。
(商学院“红反军”插话：我们十几个单位，成立一个批判李先念联络站。)
这是你们的事情。
(我们不光批判李先念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还批判他十七年的问题。)
我不是这样来看李先念的问题，十七年财贸口是怎么开始的，你们不了解。
(有人插话：是从薄一波开始的。)
是陈云。中央态度你们晓得。
(商业部“红反军”插话：我们先批判一次李先念，再让他作检查，因为李先念不下来。)
现在很难下去，先批判，很难做工作。军事院校有三千人在开会，提出不许贴了一定要贴，不许去的一定要去，不许干的一定要干，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执行的，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召开这个会，你们到底赞成不赞成？(答：赞成。)我们和财贸系统造反联络委员会合作。也要听一听另一派的意见，万一发生一个单位的两派吵的不可开交，告诉你一个办法，就叫另一派旁听。打架不行。我们提出这个方案，召开财贸口大会，由李先念检查。
如果你们比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掌握的材料还多，那我们还尊重你们。但是到目前，中央、毛主席对李先念还是以前的观点。要尊重事实。还是靠财贸系统自己，力量够了。过去十七年的问题很值得批，恐怕不只十七年，其实还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关于财贸方面就有过论述。要用毛主席思想为纲，批判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东西。如果先有框框，然后去调查材料，搞出一大厚本子，往往站不住脚的。还是深入批判，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到各个战线上的问题，我们的方案，你们不赞成可以商量，还是委托财贸系统造反联络委员会，如果保守的有不同意见，可以允许他们列席。你们十一个人开会，他们列席可以做副代表，各单位如果对本单位的代表不信任，可以再加上一个副代表，在后面坐着。要在五、六两个月把大批判搞好，我们不通过你们，召开一个大会，那就不好嘛，过去一向是协商的嘛，我们就这个方案，你们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
(银行提到三大案件和失踪了两个人的问题。)
失踪了两个人，是到学校去了，还是去你们系统里？自由捉人是不对的，不符合军委八条，这个做法不好啊！(银行插话：北京卫戍区晓得。)
卫戍区晓得？傅崇碧没告诉我，等一下我要问问傅崇碧。弄得没有下落，灭他的口不好啊！这种绑票，搞得人不知下落，这是彭、罗作风，是不光明磊落的。如果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犯了错误，那不打倒嘛！如果是违背毛主席的不打也要倒。三大案件主谋是安子文。应该以银行造反派为主，学生不要住在那里，以免影响业务，去几个联络一下就可以 了。
不要先作结论，后搞材料。毛主席从来没有这样做，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是刘、邓的做法。六五年毛主席就和我谈到刘、邓问题，但是到十一中全会也没有提得这么高，而是后来一步一步认识的，这是等待群众觉悟的问题。不能先扣帽子，后调查。
(“粮食公社”代表插话：就是有人还没贴几张大字报就定下三反分子，再去调查。)
那怎么行呢，运动初期还允许，现在运动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不要扣大帽子，大帽子压不倒的，一定要有充分事实证明。三大案件不要马上做结论，要逐步认识，逐步提高。
我在中学红代会上，同蒯大富商量过，红代会委员中应该有一个财经系统学院的代表。
（《前进报》一同志提出出报纸问题）报纸都要通过文革小组出版宣传组从新安排。
（有人提出要看中央会议记录）党组有些记录，中央会议的记录那不能看，把成都会议的记录都拿出来了，那不行。
来源：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