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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谤文 半是挽歌
──痛斥苏修对我国教育战线大辩论的诬蔑
梁效
1976.02.27
我国教育战线上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革命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深刻揭露了在教育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对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教育革命在凯歌声中正迎来又一个生气勃勃的春天。面对这样一派大好形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而克里姆林宫的一小撮叛徒则本能地感到恐惧。最近，苏修教育部的喉舌《教师报》就连载了一篇长文，叫做《中国学校的曲折道路》，对我国教育革命进行了无耻的诬蔑和恶毒的咒骂；苏修《苏维埃文化报》也就我国当前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发出了反华的叫嚣。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十九世纪欧洲封建王朝的复辟狂对当时革命的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辛辣地嘲笑这帮反动小丑说，他们诅咒革命、鼓吹复辟的谬论尽管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实际上却不过“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今天，苏修这类反革命谰言，只能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当前教育战线这场大辩论的深远意义，更加坚定我们回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一
苏修《教师报》无限惋惜和愤愤不平地说，在中国解决后所建立的“新的教育体系”，不幸被教育革命“一笔勾销”了。因此，他们气急败坏地要为它扬幡招魂。
苏修妄想在我们这里恢复的那个“教育体系”，就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体系”。对这十七年的教育体系应当怎样估价？我们的教育要不要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这正是我们教育战线上这场大辩论首先面对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阵地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先是实行“基本照旧”，把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保护下来，不准改革；以后又照抄照搬苏联那一套，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封、资、修教育的大杂烩。那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地统治着学校，用“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知识私有”、“成名成家”等剥削阶级思想腐蚀毒害我们的青年一代，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教育阵地却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是多么怵目惊心的事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充分表达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心愿，也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作的历史的宣判。这样的教育制度，无产阶级当然要彻底摧毁它，岂止将它“一笔勾销”，而且要口诛笔伐，深入批判，不断地肃清它的流毒，决不允许它在中国复辟。这是我们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苏修《教师报》攻击我们的教育革命造成“学生知识水平的急剧下降”，《苏维埃文化报》则诬蔑我们实行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是“没有教育的教学”。对这类谬论，我们并不感到陌生。苏修叛徒捡起老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破旗，不过是为了借口保护“智育”，来保护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那些千方百计要给我国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人，唱的也正是这个调子。但是，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超阶级的智育是根本没有的，对于智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来就有截然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因此，我们和修正主义在“知识水平”问题上当然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修正主义者所不可能理解的。相反，他们所要培养的是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而在无产阶级看来，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才是最愚蠢的。
苏修在他们的“国民教育法立法原则”中声称：“苏联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他们说什么苏联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苏修鼓吹所谓“智育第一”，似乎在他们那个“发达社会主义”的“发达”的教育制度下，只要用功读书，谁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经指出，所谓“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资产阶级法权无限扩大，阶级和等级的鸿沟日益加深，劳动人民的子女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生活条件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上学和一切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竞争，而只能在竞争中被排挤、被压倒。苏联新资产阶级的子女可以通过聘请家庭教师、进各种补习班等等途径，而在入学考试中获取较高的分数，更不用说贿赂官员、雇人代考和购买假文凭来骗取学历之类的无耻行径了。据苏修报刊自己透露，对新西伯利亚青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在一百个出身于农业工作人员（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当中，只有十人升了学。不仅如此，某些劳动人民子女即使上了大学，也往往因学习上遇到困难而被迫退学。仅以高尔基城为例，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中，就有四分之三以上被列为“低能学生”。大量事实说明，苏联今天的学校已越来越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所垄断，重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
鲁迅说得好，革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总是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我们把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苏修就要为它哭丧喊冤，哀叹旧教育的灭亡，这是很自然的。苏修诋毁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是为了美化他们自己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维护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
二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这一光辉思想，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指针，是在教育战线检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教育界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就极力反对教育对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把它诬蔑为“政治冲击业务”。苏修《教师报》也拚命攻击我国的教育革命是“为了满足政治运动的需要”，“使学生脱离了系统的课程”。这些论调遥相呼应，如出一辙，都是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呵！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正如列宁所指出：“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把旧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成为反修防修的坚强阵地。为此，“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这就是说，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紧密结合，成为这一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
十穆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在苏联曾经进行过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但是，革命的成果没有得到巩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大搞反攻倒算，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今天，苏联的教育制度在实质上已经同沙皇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所谓苏维埃的教育制度只剩下了一个外壳。在那里，“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苏修近年来吹吹打打搞了一阵所谓教育改革，不过是使苏修的教育更加赤裸裸地资产阶级化，更加适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革命政治的需要。例如，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苏修叛徒集团叫嚷要利用教育“从思想上保证贯彻执行苏共纲领”，规定要在课堂上讲授苏修“二十四大文件”和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等等；同时，出于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目的，苏联的学校充斥着法西斯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叫嚣。在他们的课堂上，老沙皇的忠实奴仆、野蛮的殖民主义强盗变成了苏联的“英雄”和历史的“功臣”；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公然宣称“兄弟”邻国的“村庄”，就是“我们村庄的一部分”，并把沙皇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描绘成“起了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苏修如此狂热地向青年一代灌输“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就是为了驱使苏联青年去充当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炮灰。试问，这样的法西斯教育，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政治，又是什么？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毛主席这一指示精辟地概括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给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任何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塑造新的一代。苏修《教师报》回避这个要害，却喋喋不休地侈谈什么“教学质量”、“系统的课程”等等，这只能暴露他们的虚伪和胆怯。实际上，在今日苏联，情况正是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统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渗透在它的一切教育活动中。工农的子女进了这样的学校，“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勃列日涅夫在苏修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上以一副投机商人的嘴脸，贩卖“知识资本化”的黑货，说什么：“提高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这些在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正是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定了他们“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使学校完全变成培养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措施。千百万革命接班人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茁壮成长，必将使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正因为如此，苏修对这一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们恶毒地诬蔑我们把知识青年“踢到农村”，使“青年们全部谋生计划破产”，“禁止”他们“继续学习和获得专业技能”，等等。
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苏修的谩骂，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恰恰相反，它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干得对，干得好，成绩很大。它说明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创举，影响所及，恰恰触到了苏修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痛处。
在今天的苏联，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向广大青年宣扬的所谓“全部谋生计划”，无非是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一种挣钱多、干活少的职业，一个“甜蜜的”小家庭，一座小别墅，一辆小汽车。他们借此来腐蚀青年一代的思想，使他们沉溺于追求名利和生活享受，服服帖帖地接受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
千百年来，无论中国和外国，都普遍实行着“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时至今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仍然是“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用苏修高教部长叶留金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人”。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苏联大专学校培养的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在那里，体力劳动遭人轻视，工农群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一九七三年四月，苏修一家杂志刊登过一份调查材料，其中透露：在莫斯科被询问的三千个高年级学生中，“只有三十人想成为从事生产的工人”；“在列宁格勒，百分之八十七的高年级学生想进技术学院或研究所”。在各种社会职业中，“学生们把钢铁工人列为第二十位，车工列为第三十九位，拖拉机手列为第五十一位，而木匠被排到第六十八位”。排在最前列的五种工作，全都属于脑力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缺乏熟练工人，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成了苏联长期存在的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
苏修的教育制度是为它的政治制度服务的，也必然受它的政治制度所制约。苏修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完全操纵在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正是通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使它的成员从高等学校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以便维护和加强它的反动统治。勃列日涅夫对此供认不讳地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苏联工人阶级要同我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一道起首要作用”。据苏修另一头目透露，现在苏联所有的州委书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市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是持有大学文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苏修的教育制度也是和它的经济制度密切相联系的。今天，中国知识青年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地奔赴农村和边疆，苏联农村青年却象潮水一般大量流入城市，方向道路截然相反，反映着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就俄罗斯联邦来说，农村中学毕业生留乡劳动的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部分经济区还不到百分之十。而志愿留在农村劳动的青年，只有百分之一点九至二点五，其余百分之九十二至九十四点八，全都希望上大学，却又不愿上农业大学。农业劳动之受人鄙视，莫此为甚。勃列日涅夫当政十一年多来，农业搞得凄凄惨惨。列宁说：“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今日苏联，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整个农村陷于贫困和落后的深渊。农业越落后，农村青年越要涌向城市；农村青年越是大量外流，农业也就愈益落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这个难题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所不可能解决的。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革命宣布了苏修教育制度的死刑。所以，苏修老爷们几乎用尽了一切恶毒语言来咒骂我们，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这个现象说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同样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必须深入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认清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的共同的反动本质，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来源：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