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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广东农村贯串了一条又长又粗的刘邓路线
广东省委机关《东风》公社《风雷激》革命造反团
1967.05.31

刘、邓、陶的忠实门徒赵紫阳，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赵紫阳一向以“农村工作专家”标榜，利用主管农村工作的特权在全省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里，我们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初步归纳公诸于众，彻底剥开赵紫阳的画皮。

一、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农村推行生产第一，技术第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而赵紫阳公然反对毛主席的这一著名论断，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赵紫阳在一个报告中就极力反对做政治工作。他说：“我们有些干部……有点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过分夸大了政治工作的作用”。又说：“仍应看到改造农民不能只靠政治教育，还必须靠实例示范及国家援助的方法。并勒令农村部及各个业务部门的干部，都要“认真钻研自己的业务，改进和提高自己的业务，不能只停留在过去搞政治运动的水平上。”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但是，在作运动的时候，赵紫阳却提倡：“巩固工作的中心环节：一是搞好生产。……一是贯彻自愿和互利的政策”，公然与毛主席指示唱对台戏。一九五七年广东曾刮起单干风、退社风，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赵紫阳还闭口不谈突出政治，反复地说：“只有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合作社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取得两条道路斗争的彻底胜利。”在四清运动中，赵紫阳在库充大队“蹲点”根本不提突出政治，他在库充办的“共产主义夜校”，纯粹是学文化，学技术，就是不学毛主席著作。对四清的清政治，则根本不放在眼里，只安排十天八天随便批一下就忙于转入以生产为中心。整个四清运动，实际上只清了经济，没有清政治。

一九六五年八月在广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上，赵紫阳就借机大肆诬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实用主义，说：“学习中要防止形式主义、防止命令主义……。学习要自觉自愿，不能强制，奉命学习，根本不能解决问题，那是劳民伤财。”并与陆定一等黑帮分子相呼应，大肆诬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说：“做一件事情就对口选择语录，选的语录很多，有点实用观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变成了完成一件工作的手段……”，又说：“看了大寨电影，在田头学是假的，做不到的，是实用主义。”

赵紫阳一贯反对干部学习“老三篇”，认为“群众才要学习《老三篇》，干部学习四篇哲学论文就够了。”

赵紫阳自己不学毛著，又千方百计破坏别人学。一九六五年以来，省委机关曾出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派大好形势，赵紫阳便想方设法地以工作或开会挤掉学习时间。

一九六六年二月间，赵紫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装腔作势地召开农村政治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全议中赵紫阳溜到海南开旱粮会议，研究如何种玉米，中途还把参加会议的各地委副书记，连主持会议的张根生、李子元1等都拉到海南去。完全暴露了他仇视政治工作的面目。

去年七月间，正当全省掀起群众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潮时，他又有意把地、县委书记抽去湛江召开全省旱粮、棉花会议。

二、在互助合作运动时期，贯彻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和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议》。这两个文件体现了毛主席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光辉思想。陶铸、赵紫阳把持下的广东省委（当时是华南分局），却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公然执行刘、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五三年刘、邓积极鼓吹“四大自由”，陶、赵则紧紧跟随，立即以“巩固新的生产关系”为“理由”大发布告，推广“四大自由”。在此同时，陶铸公开号召党员带头放债，赵紫阳也表示同意。使“四大自由”在广东泛滥了两年之久。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决定全国普遍开展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运动，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年十二月华南分局开会讨论时，陶铸、赵紫阳发电报向中央请示，要求广东推迟一年实行，公然与中央相对抗。后因中央不批准才没有得逞。

赵紫阳利用省委农村部长的特权，大肆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当时，广东是全国合作化进展较迟的省份。一九五三年才开始试办第一批农业社，到一九五四年五月，全省只有初级社二百二十六个，发展面很狭。赵紫阳却认为太早、太快、太多、太大了，极尽全力泼冷水。说什么：“合作社建成后，一转入生产，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发生一些混乱现象，如生产缺乏计划性，劳动力配调不合理，造成大量的窝工……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很多浪费。”指责农民的积极性是“自发情绪”“自发社”，指责这些地区的领导“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盲目性”，说这些地区“条件很差基础很弱，……发展得很多、很大，存在的问题很大、很难巩固”，“太急了”。他还企图阻止人们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要人们不要“只看到好的方面，看不到缺点和困难的方面”，不要“一味拍手叫好”，不要“过分夸大了政治工作的作用”，并制定了“暂停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来阻挠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一九五五年陶铸提出了一条限制互助合作发展的政策，这就是：全省发展面只能到百分之四十，达不到右倾，超过了就是冒进。赵紫阳完全赞同并坚决贯彻。

为了削弱、瓦解合作社经济，搞垮农业社，陶铸、赵紫阳还提出“赶上或超过上中农水平”。一九五七年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对这方面进行调查，于同年十一月在省党代会上，赵紫阳就大讲特讲：“争取在今后三年内，绝大多数合作社赶上和超过上中农水平”。刘少奇号召“向资本家学习做生意”，赵紫阳则号召向自发性、动摇性较强的上中农学习搞生产。他公开的说：大多数上中农都从事商业话动，有的还有小量的剥削。……合作社要赶上与超过上中农，就必须首先从这两方面努力。”“总之，……一定要体现‘大优越，小便宜’的精神”，“要在社员日常生活方面给予方便”。在顺德县，他特别照顾“三工”（养蚕、养鱼、养牛），想尽办法使上中农不要减收入。他说：“为了克服富裕中农的动摇……在合作社具体安排他们的生产与收入，有时在经济上做一些必要的让步，使之不减收或少减收，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进一步瓦解合作社，赵紫阳还千方百计地在合作社身上抹黑。一九五七年第一届二次党代会上赵紫阳就说：“……目前妨碍着合作社进一步巩固的正是合作社本身存在的缺点和农村的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正是由于合作社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办得不够好，因而障碍着广大群众去分清大是大非，并助长了富裕中农的动摇情赭。”

赵紫阳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就是这样从始至终地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三、在大跃进和经济生活暂时困难时期，执行了形左实右、右倾的路线

一九五八年，广东和全国一样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大好形势。赵紫阳在这大好形势下不是贯彻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而是企图借机捞取政治资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搞形左实右的货色，大刮浮夸风。提倡什么“晚造翻秋播种”，“每亩下种几百上千斤”，把粮食白白倒到田里沤烂；大叫大喊搞什么高度密植“蚂蚁出洞”“满天星斗”，带头放虚假“卫星”，以及下令全省吃三餐干饭，大量耗费粮食，故意破坏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破环大跃进。

但是在六一、六二年间，当我国由于遭受自然灾害及苏修破坏出现了暂时困难，牛鬼蛇神借机向我党大肆进攻时，赵紫阳撕下了“极左”的假面具，配合阶级敌人，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积极推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包产到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首先，赵紫阳按照刘、邓、陶、陈云的调子，把形势讲得一团漆黑，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一九六一年一月份的八届九中全会全报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而赵紫阳则反其道而行之。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赵紫阳在佛山地委整风整社工作队大会上，号召干部大搞“讲一个指头问题”，“要把困难讲够”。

一九六一年在省党代会上，赵紫阳又恶毒攻击说：“过去三年的工作中确实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暂时的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耕地面积减少。耕牛、农具损失很大，……肥料严重不足。山区资源破坏严重。渔业生产工具奇缺。”“工业生产……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等等。一九六二年五月赵紫阳以“谈心”为名，在从化召开厅局党组以上干部会议，大肆散布邓小平的悲观论和刘少奇“财政经济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的反动，说：“现在处在非常困难时期，最困难的顶点虽然过去了，但不能讲大好形势”“现在正处在五年来经济失调，后果集中暴露的时候，当前的困难应该深刻认识，错误主要是人为的”。甚至发表了“三年跃进，倒退十年”的极为反动的谬论。赵紫阳还嫌口讲无凭，专门组织大批人马，搜集生产力破坏的资料，大搞“生产力破坏”的调查。在赵紫阳的煽动下，一时妖风四起，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猖獗一时。在这同时，赵紫阳采取了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和政策。

l、开放自由市场

一九六一年春推广普宁县流沙公社大、小队开设饭店、做生意。在赵的大力推荐下，几乎普及全省。同年，又批准澄海县的生产大队开商店。

2、放纵自发势力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间，赵紫阳一再强调“应该组织地区之间剩余产品的协作，互通有无，调剂城乡”，放纵全省各地大搞非法协作，为自发势力大开方便之门。

3、鼓吹私人大量开荒

一九六一年五月间，赵紫阳在曲江大塘公社大吹特吹龙川县东陂大队社员开荒的“经验”，提出“社员私人开荒不限量。”

一九六一年冬又决定大量借集体土地给社员私人冬种，后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赵紫阳还特意在中南地区的小会上介绍了这一“经验”。

4、开放粮食自由市场

一九六二年，全面开放粮食自由市场，从国家仓库拿出大量粮食卖高价。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来之不当，用之得当”的错误口号。

5、划小生产队以限制集体经济的发展

一九六一年冬，赵紫阳至粤东一行，抓住了个别现象，就打歪主慧，从汕头打电话回来，决定划小生产队，说“每十生产队平均有二十个劳动力就够了”，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兄弟队、父子队，由于队小，集体经营被挤掉，出现了不少变相包产到户。

6、大砍社队企业

一九六二年冬，赵紫阳提出大砍社队企业，说：“公社、大队企业是腐蚀干部的祸根”，要把公社，大队经济搞到“两袖清风”。

7、耕牛农具下放到户

一九六二年规定凡是繁殖的小牛，完全归伺养户私有，扩大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倡中小农具下放，在珠江三角洲甚至将重要的生产资料农艇下放给个人，井允许私人购置，为单干开辟道路。

8、下放土地

一九五二年在乐昌等县搞土地登记，颁发土地证，固定私人所有制试点，助长农民的私有观念。

9、鼓吹“超产奖励责任制”，大搞包产到户

一九六二年，越紫阳亲自到清远洲心试点搞“产量责任制”，并作出决定先在七个县试点，大搞包产到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做了指示后，赵紫阳仍不甘心，继续指示试行，持续了二年之久。

10、全面实行换购、议购、单项奖售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政策

赵紫阳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就大肆鼓吹搞换购、议购，提出这是恢复生产的好办法。一九六三年全省产食粮近五十万吨，只派购二十一万吨，其余就高价议购，李先念同志批评了广东的做法，赵紫阳仍继续胡作非为。

11、面向港澳，依赖进口化肥搞生产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赵紫阳提出地县各级可以擅自进口化肥，并号召有海外关系的国家干部向海外亲友索取化肥、外汇，向资本家卑躬屈膝。

12、搞资本主义的样板

赵紫阳企图将珠江三角洲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基地，将其建成资本主义的样板，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贯彻一条资本主义生产方针，让资本主义大肆泛溢。

13、企图用物质收买基层干部

赵紫阳为了使基层干部“不吃亏”“稳定情绪”，规定大队干部脱离生产实行按月领工资，鼓励基层干部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直接违反《六十条》规定。

14、放松边防管制

一九六二年春，决定放松边防管制，造成大批人外流港澳。赵紫阳还说：“全省几千万人，放走几万人有什么了不起！”

四、取消阶级斗争，实行纯生产、纯技术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存在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负谁胜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赵紫阳却提倡阶被斗争“趋于缓和”论，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

早在一九五七年，正当资本主义势力猖狂地向农业合作化大举进攻，煽起退社风潮的时候，赵紫阳公然说：“当时阶级斗争不是表现为更加紧张而是趋于缓和”。一九六〇年国内外阶级敌人蠢蠹欲动的时候，赵紫阳在七月间大肆鼓吹赫秃的“和平竞争”论，说：“几年来……我们彻底进行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后“社会主义制度在竞赛中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赵紫阳的这一反动思想为资本主义自由泛滥提供理论根据。

至于纯生产、纯技术观点，赵紫阳是“能手”、“专家”，确实不亚于他的主子陶铸。他在广东十多年来的历次讲话中，都连篇累牍的强调生产第一，技术第一，唯独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突出政治。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他就提出：“农业增产的主要关键，仍然是水利和肥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再次强调“水足、肥丰、土层厚是关建，水土肥决定一切”。一九六〇年，他又极力宣扬他的那套修正主义观点，说什么：“农业生产关键性的问题是：

第一，必须用足够的劳动力去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

第二，必须大抓扩大耕地面积，充分利用和高度节约耕地，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土地。

第三，在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基础上，突出地抓肥料和良种。

第四，继续发展和加强农业多种经营的商品基地。……只要在今后生产中把这两方面（注：扩大面积和提高单产）的经验和本领都全部用上，就一定能够做到既多种又高产，达到大大增加产量的目的”。

直到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再三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赵紫阳仍然闭口不谈阶级斗争，继续贩卖他那套黑货。总之，我们翻阅了他十多年来在有关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直到一九六四年止都没有发现提及阶级斗争的。甚至更荒谬地提出把各级党委会变成农业的党委会、生产的党委会，使党不管党，企图改变党委的性质。

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长期以来，赵紫阳在广东农村坚持了“打击-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打击大批基层干部。

一九五八年，陶、赵提出了“插红旗，拔白旗”的口号。把一大批对党忠诚、老实、敢于说真话的农村基层干部都当作“白旗”拔掉，而那些欺上瞒下，讲假话的“吹牛大王”保了下来，并且当为“红旗”树了起来。

由于陶、赵的瞎指挥，盲目提出吃“三顿干饭”，过了不久全省便发生了粮食紧张，他们为了欺骗中央，向上邀功，赵紫阳于一九五九年初，竟到徐闻县搞反瞒产试点，然后全省推广，以各种非法手段，如“不报出瞒严就不准回家过年（春节）”以至当场逮捕法办来强迫干部假报瞒产。基层干部无不一一挨整，严重伤害了一批社、队干部。这次反瞒产，不但没有反出粮食，反而加深了当时的困难，在一些地区造成水肿、不正常死人等事件。

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赵紫阳却把责任往下推，自己脱得一干二净。一九六〇年在陶、赵的统治下，撤掉了六个县委书记的职务。接着在一九六〇年冬的整风整社中，赵紫阳又在中山县坦洲公社“创造试点”，把基层干部当敌人看待。在这次运动中，所有基层干部（特别是大小队干部），几乎无不挨整。而以陶、赵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逍遥法外。

一九六四年八个试点县四清运动，陶、赵又秉承其主子刘少奇的意旨，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陶铸在花县提出“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农村富裕阶层和地富反坏右勾结起来”的谬论，而赵在中山库充大队则大力推行“层层剥皮，慢火煎鱼”的“经验”。重点是大整特整了大、小队一级干部，包庇了真正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

六、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培养私人势力

赵紫阳不仅把珠江三角洲培养成修正主义的样板地区，而且还作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培养私人势力的策源地。因此他对这个地区的干部特别信赖，特别器重，特别“关心”，特别包庇他们过关。现在我们只要看看他所器重的这些是什么人，就可以知道赵紫阳所要达到的是什么目的。

杜瑞芝2：原佛山地委第一书记。是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个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对党不满，到处散布右派言论。赵紫阳则视为珍宝，每次召开地书会议，先请杜发言，百听百信。杜对赵也唯命是从，投其所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把杜揪了出来，赵紫阳即失魂落魄，悲痛万分；千方百计为他开脱。并精心策划，企图把杜调离佛山，以逃避斗争，混淆过关。

杨德元：原佛山地委农业书记，去年调任肇庆地委第一书记。此人是赵的最亲信者，是个能说会道最会逢迎赵紫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几乎每次地书会议上，赵都要指定杨德元发言，要听听杨德元的意见。杨在中山工作时，经常坐小汽车到拱北去跳舞作乐。一九六〇年他随赵紫阳在坦洲整风整社时，唯恐饿坏了他的主子，便从佛山、石岐运来大箱高级饼干给赵充饥。主子看到奴仆服务周到，也不忘提携。因此，杨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几年竟提拔为地委第一书记。

张穷民：前顺德县委书记。长期以来，强迫命令，瞒上欺下，贪污腐化玩弄妇女，……几乎无所不为。在一九六三年的“五反”动中，群众揭发了大量材料，要求处分。但赵紫阳一手保其过关，调走了事。象这样的坏家伙，陶、赵还当成是模范县委书记，保送到北京开会。

郭信民：前中山县委书记，是赵的得力亲信之一。由于阶级本性不改，在工作中依仗其势力，独断专横，强迫命令，任人唯亲，贪污腐化。在四清运动中被揪了出来。赵紫阳为了保护其过关，到处找“防空洞”，先是决定放到地委保护起来，后来看到不够保险，就干脆调来省农业厅当办公室主任。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中山县群众要求揪回去斗争，赵紫阳还想一保再保，保到底。

罗汝澄：佛山市委书记，是个蜕化变质分子。几年来，大量放走四类分子出港，认敌为友，把香港的资本家迎为上宾，甚至香港资本家的银行存折也托罗的老婆代为保管。在华侨大厦里，完全按资本家的意指全部安插了资本家的亲信，把工农干部排除出去。四清运动中群众要求处分，赵紫阳却百般包庇，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对罗的问题，“提起来一千斤，放下就只有四两了”，不同意处分，并且官升一等，调到汕头任市委书记。

不仅如此，赵紫阳还把佛山地区作为他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的基地。企图把他培养出来的亲信从佛山地区扩散到全省，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现在韶关地委的刘俊杰（第一书记），肇庆地委的杨德元（第一书记），湛江地委的林若3（地委书记）都是近年来从佛山地区调出并提拔起来的。这是赵紫阳培养私人势力，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此外，还有张勋，胡志华、李富林、强风岐，郭信、刘振本、李振卿等都是赵的红人，和赵是一丘之貉。在这次运动中均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

去年陶铸到京后，陶从中南地区调去了一大批干部到中央各机关，以建立个人势力，还调赵任广州部队第三政委。赵紫阳又根据陶铸的黑“指示”，准备把省委的候补书记都提为书记，然后从各地委书记中提一部分亲信上来任候补书记。

打倒赵紫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省委机关《东风》公社《风雷激》革命造反团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1 李子元（1917—1986）河北威县人。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农村处副处长、处长；中共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65年2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2 杜瑞芝（1920—2012）山西榆社人。1956年1月至1966年7月，先后担任佛山地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74年底重新工作，先后担任广东省农委副主任、主任，中共惠阳地委代理书记。1980年5月起，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农委主任。1985年7月，任广东省顾委副主任。1991年离休。是中共十二大代表。

3 林若（1924—2012）历任东莞县委书记、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广东省委运动办副主任、广州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湛江地委书记。1982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90年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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