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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
1966.12.14
中央文革小组在前段（尤其是十月份以来），支持了造反派（少数派），大大解放与助长了其造反精神，同时犯了路线性甚至有些是方向性的错误。
（一）
《红旗》第十四期社论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让群众斗争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批改。现在看：中央文革错在哪儿：
一、缺乏全面调查研究，缺乏明确的方向性指导。
中央文革本应该统筹全国，广泛倾听群众意见。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比如在不同的“派”中，中央文革则常听少数派的，而没有好好听多数派的；有的中央文革有些同志接见革命群众时，很缺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精神，而是哇喇哇喇乱发议论，戚本禹同志11.12讲话就是一个典型。在全国，基本上是坐等来京汇报，请愿，控告。张春桥同志上海之行也是等到形势危急才去的。毛主席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由于中央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故而也缺乏明确的部置与方向性指导。
二、不相信群众，没有广泛放手发动群众。
中央文革竭力支持了少数派（指工作组在时被打击压制的）（如北京三司）（如关锋所说，如果中央文革垮了，他们又将会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大功劳。然而它是片面的支持少数派，而甩开多数派（指那些受工作组错误路线蒙蔽过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成了少数派的事，他们纵横全国各地开大会，出广告，下通牒，抢材料，真是杀气腾腾，“所向披靡”，可保字号的多数派只是在一旁观望，“触及灵魂”，各单位运动不能广泛深入。这里除了多数派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外，和中央文革的领导是分不开的。10.6三司开大会，中央文革全体组员参加，10.9一、二司开大会，却没有一个“光临”，平常少数派要求接见，简直易于如反掌，而多数派却难上加难，……如此等等。为什么？原来在中央文革不少同志眼里：多数派太差劲，“保呀，保呀”而且其中还有“假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而少数派呢？那是革命的“主力”。就是在这个低估多数派的革命积极性，实则是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指导之下，中央文革未能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抬高少数派，客观上压制多数派，现在在少数派中，也发动的不够，不少中央文革同志（如关锋、戚本禹、王力）很喜欢抓头头，授秘计，不可避免地出现少数派某些头头（如蒯大富）神秘化而脱离群众，甚至有时运动群众。
三、不是真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甚至有些包办代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摘自十六条）中央文革支持少数派，解放了少数派，但问题就在这，少数派是中央文革硬保过来的，而不是中央文革在毛泽东思想的高水平上给以好好的指导，使之充分地接受两条路线斗争经验，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不是吗？不少文革小组的同志惯于找少数派的头头们暗授秘计，喜欢为之解决具体问题，定框框。如司令部解散问题，名字问题，整风问题，联合问题都有文革小组同志的旨意（“井岗山”传达的11.19，11.20讲话──绝密材料就是一 桩）。这样少数派（如三司，井岗山）头头貌似深谋远虑，实际上原来是一身框框，这样怎么能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增长才干，学会斗争呢？由此看来，他们重犯了多数派头头所犯的某些形“左”实右的错误是难免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几次大反复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了外力的作用，小反复更是这样。有如：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辩论刚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如陈伯达，江青，关锋）就给定了调子，后来越提越高，堵住了不少人的嘴。关于“谭力夫发言”的辩论也刚一开始，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就在辩论会上定了调子，以后文革小组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也定了调子……等等。即使是调子本身是定得对，也不利于发扬大民主，充分利用“四大”武器，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四、严格说来，中央文革犯了方向性错误。
十六条指出“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前段“保皇派”“修正主义红卫兵”等帽子满天飞，向多数派频频袭来，促进了两派对立情绪的加剧，陈伯达同志在9.25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同志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斗争）么革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也讲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话，由此大大加剧了不少人（尤其是少数派）对谭力夫的敌对情绪，以致引来各种各样的对谭力夫的漫骂、讽刺、挖苦，不是为了“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而是进行人身攻击，泄私愤图痛快，这些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直接违反十六条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就是方向性错误。
（二）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为什么前段运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迟迟不能深入发展？为什么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后，越 来越顽固，甚至其表现形式转移到少数派方面？为什么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普遍深入人心的时候，两派对立情绪有些加剧？为什么全国各地武斗现象越发严重？……这里尽管有其它原因（如还有个别党委领导继续执行反动路线，有些群众还受蒙蔽），也与中央文革的某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与领导分不开的。
（三）
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会犯有这些错误？这里未能做具体深刻分析。一般说来，错误的根源是：对毛主席的 正确路线理解不够，或者有所理解了，但贯彻，执行得不好。而根本上还是有些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未牢固确立起来，甚至夹杂着“私”字，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也有所反映，故而出现了这样，那样，或形“左”或右的错误。
最后愿以几段语录共勉。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反对自由主义）
“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原载《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清华大学汽六二：“八·八”《7623》等编印，（1966.12）。
来源：原载《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清华大学汽六二：“八·八”《7623》等编印，（196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