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
|
我们和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领导人斗争的由来和发展
省无联红中会
1967.10.18
我们和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领导人的斗争,终于在社会上公开了,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恩格斯说:“矛盾不能长期掩饰起来,他(它)们是(用)斗争来解决的。”
然而我们觉得有必要认清楚,斗争究竟是谁挑起的。
斗争的挑起者不是我们,而是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领导人,这个结论当然不会使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的某些人满意。但是,与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最开始的冲突是因为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领导人有意用摩托车冲击我们的队伍这一铁的事实,他们无论如何是否认不了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冲击我们队伍这事件只是导火线,而首先把这种冲突纳入政治路线,立场、观点的斗争却仍然是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领导人。
近几天来,他们对我们进行了种种攻击,说我们是长沙极左思潮的代表,是首都5·16兵团在长沙的代理人,是北京臭了的小丑等等,竟(进)而又把破坏大联合的罪名,把内战的罪名强加在我们的头上,与此同时,他们就大量给自己贴金,说自己是老造反派啦,九·二四受迫害者啦,二月逆流冲杀出来的啊,等等。
我们可以告诉你,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的某些领导人,既然你们公开挑起事端,既然你们把我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提到政治路线立场的高度,既然你们喊出“打倒红中会一小撮坏头头”,那么好吧,我们坚决把这场论战奉陪到底!我们相信你既有胆量挑战,那你们一定会把这场论战进行到底。
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我们和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的斗争是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因为这场斗争是涉及到革命路线是否能战胜机会主义路线,涉及到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开展真正的大批判,还是被某些人搞成假大联合,假大批判的问题,涉及到革命造反派用鲜血换来的果实是否被篡夺的问题,涉及到能否使造反派划清极右和极“左”的界线,认清极“左”与极右的实质,从而胜利的击败这方面进攻之敌的问题。涉及到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问题,这是个原则性问题,来不得丝毫含糊,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革命派决不能把原则作交易,用放弃原则来换得和平,亲热,这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其严重的政治斗争。
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
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的某些领导人,近日来大肆标榜自己为八·一九的老造反派,九·二四的受害者,二月逆流中冲杀出来,云云。
事实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吗?完全不是,如果说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的某些领导人在去年八月最早贴出打倒三相信的大字报的话,请问你们为什么又要在张平化的九·二四黑报稿出笼后,公开宣称“现在靠我们红五类子女起来保省市委的时候到了。”“现在是我们造反有理军公开和红色政权保卫军合并的时候了。”“种种迹象表明湖南省委、长沙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你们为什么要在九·一六全市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签署的、战斗的、革命的“通告”发表后,吓得浑身出汗,匆匆忙忙起草,用造反有理军军部的名义发出一个“紧急声明”。极其错误的宣布“联合通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过了时的声明作废呢?事后造反派对你进行了严励的批评,把形势分析给你们听时,你们说:“唉呀,当时糊里糊涂写的。”继而又头脑发热,大喊干下去,把造反有理的军部搬到北京去,在北京和他们(长保军)大干一场。
好一个糊里糊涂,好一个到北京与他们大干一场,这是十足的投降主义,是十足的“左”倾盲动主义。
如果说八·一九造反有理军个别领导人从今年三月底,就开始支持工联反对高司,从二月逆流中冲杀出来的英雄好汉的话,那么请问,你们为什么又那么偷偷地对红联造反有理军某些领导人说:“现在我带一部分人去支持工联,你们仍然支持高司,将来我们对了,你们就合到我里面来,你对了,我就合到你里面去”呢?你们为什么在当时要拉拉扯扯给占先礼之流写信,一付“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面孔呢,说穿了,你们肃湘江风雷流毒是真心实意的,你杀出来就是假心假意的了,你与“高司共生死”,是真心实意,批评高司的缺点,是假心。实际是想投取政治资本而已,但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到现在,你说:“哎唉!二月逆流我呛了几口水,既而头脑发热,大叫不把长沙极“左”思潮批臭,我死不瞑目,这是十足的右倾投降主义,叛徒!又是十足的左倾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极“左”派!!
一会儿右得出奇,一会儿左得可怕,这样的人也算老造反派?也算二月逆流冲杀出来的“英雄好汉”?
列宁告诉我们,吹牛和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起道义的灭亡。
自己是一个老牌机会主义者,却要用吹牛、撒谎的手段,把自己打扮成革命者,而自己又毫丝不感到脸红,这样的人也的确少见。
井冈山、红中会、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八· 一九造反有理军的某些领导人通过官方文章,得意洋洋地说:“他们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是老造反派。”“八·一九”、“九·二四”,你们红中会到哪里去了(红中会是今年三月九日才成立的)如果仅仅是玩数字游戏,这个结论还可以成立,我们要的不是数字游戏,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的分析。
早在去年十月份,由于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的某些领导人(当时是造反有理军军部负责人)极右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使得一批骨干力量从造反有理军分出去,成立了长沙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现在湖南井冈山),而后,老造反派纷纷退出,造反有理军至今年元月已面临垮台,造反有理军真感到混不下去的时候,准备与高司合并,11·5(1·15)大会事情发生,接着1·20批示,2·4指示相继而来,造反有理军精神一振,便大肃其流毒大捞政治资本,在龙刘崔的扶持下,在高司直接帮助下,造反有理(军)队伍迅速扩大,致此造反有理(军)完全改变了他的成份,改变了他的性质。事实上红中会的领导人绝大部分都是原来老造反有理军的负责人。这一事实想赖也赖不得的,避开客观的事实光从字面上去去寻找“奇迹”,这是十足的诡变(辩)。
早在一九一三年列宁就曾经尖锐地指出:“革命者不是在那种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在那种反动势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捍卫革命原则和口号的人。”到底谁是革命者,谁是假革命者和机会主义,历史不已经是无情地把事情明白地摆在人们面前了吗?
重大的原则分歧
我们和八·一九某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分歧。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从来就存在两个立场、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一种认为要马上解散所有总部,无条件的联合起来,谁这样做了,就是左派,谁反对这样做,就被斥为“山头”,大联合的障碍。
另一种认为目前不能用解散社会群众组织的办法联合,大联合必须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基础,以真正的革命派夺权为条件,绝对不能无条件的联合,这是两种基本对立的看法,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看法,前一种是错误的,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后者是正确的,是革命路线的产物。
毛主席告诉我们说:“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相信这些道理吗?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算得真统一吗?算得实际的统一吗?真是做梦。”在这里毛主席统一的条件是:“抗战、团结、进步”。
列宁也曾指出过:“没有比写斗大两字统一(原稿不清),宣布自己是统一的拥护者再容易了,但是只有依靠先进工人,所在党后的工人的力量努力(原文如此,疑有错),他们的组织才能真正促进统一,没有组织就不能统一。”在这里列宁强调要有先进的工人和组织。
恩格斯说:“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刻,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那就是对冒牌机会主义所做的斗争。”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搞联合时对冒牌机会主义者及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的极其重要性,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联合的原则,而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负责人却违背这个原则办事,他们口头上喊联合,他们指责我们是大联合的障碍,但他们的联合实际上凑合,出卖革命原则的凑合,他们自己真正成了大联合的障碍。恩格斯一针见血的描绘了这些人的嘴脸:“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乱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棍,他们的目的何在,在一定的时机比一切人都更高的叫喊团结。”很明显,他们口头上喊砍掉山头,实际上却为更大的山头做准备,他们喊联合,实际上是搜罗他们的势力,吃掉革命势力,他们说无条件,实际上是有条件,这就实际上是他们倒退、分裂,这就是我们与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领导人现在着重大原则分歧之一。
我们认为大批判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挖修根,保证我国千秋万代不变色,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本单位,本地区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能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列宁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的时间,具体环境的历史过程和客观内容。”我们要从根本上把刘邓批臭批倒,就必须把他们伸向各个领域和各地区的黑手斩断,在湖南,我们还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批判二月逆流,如果只追求形势(式)的轰轰烈烈,或借口搞大批判,而不许别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逆流或口头同意,背后却制造烟幕,那么他就是站在大批判的反面,就是破坏革命的大批判,而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的所作所为,恰好证明他们是这种人,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领导人说“为什么红中会那么害怕我们批判极“左”思潮,因此,一定有鬼。”真是天下之大滑稽,红中会历来就是与右和极“左”的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壮大的,既然右倾机会主义者,又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八·一九,怎么好意思说别人害怕反极“左”呢?斯大林说得好:“哪里有右倾,哪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大量事实证明,斯大林同志这一论断完全正确,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出卖原则,出卖革命利益,对真正的敌人何等仁慈,又正是这样一些人一下跳到极“左”的立场上,把枪口对准革命造反派,在群众中大抓一小撮,对革命者又是何等残忍,他们站在极右的立场上估计形势,认为革命不要再继续向前,就跳到极左的立场上,打击造反派,他们一会儿大吹大擂,解散总部,一会儿又莫名其妙的开起代表会来,前天钻到这里,明天跳到那里,拿原则做交易,拿革命利益做儿戏……这种人难道见得少吗?难怪的是这种人前天却说别人害怕批判极“左”思潮。
我们有没有过火的行动呢?有的,我们并不否认,但是机会主义者惯用手段,借口就是在实行正确路线过程中有过火的行动,就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路线带(代)替它,如果有人想借口我们的过火行动,企图用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革命路线,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些机会主义的领导,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那是幻想。
关于八·一九造反有理军广大战士
我们坚信八·一九造反有理军广大战士是好的,要革命的,但危险的是他对于他们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他往往被若干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清事物的本质,需得注意,使他们全面认识是需要个过程的,不能采用压服的手段。前几天,红中会个别战士没有注意,采取了不应当采取的行动,这样不但达不到教育他们的目的,反而使他们走向了反面,这应该注意,我们与八·一九某些领导人的分歧是原则性分歧,是政治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把机会主义者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团结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站在造反派一边来,我们坚信久经考验的红中会战士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历史的车轮是快速前进的,任何人已休想把它向后拉,开倒车,一切企图阻挡历史车轮的机会主义者,除了灭亡,还有什么其余命运呢?!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