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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中共柳州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87.09.08
前言
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在柳州市委领导下，编写《柳州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编写《大事记》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用具体的历史事实，团结教育群众，明镜留后人，使《大事记》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尊重“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客观地按时间顺序，把主要的、影响比较大的事实记载在册。
其材料来源，是从市档案馆保存的市委部份文书档案、资料和柳州军分区等单位有关“文革”的材料。经过比照，去伪存真，如实地反映事情的本来面目。所编写的《大事记》，基本上记载1966年至1976年间发生的“大事”。《大事记》里涉及成立“革委”后的领导人，都是经上级批准任命。“革委”的活动，乃多为根据上级的布置或指示而进行。
在编写《大事记》过程中，由于缺资料，有的已经销毁，很不齐全，加之编写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敬请批评指正。
1966年
5月下旬，市直机关和文化教育系统单位，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柳州市的“文化大革命”自此开始。
柳州市委为了加强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委副书记鲍晓农担任，成员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明清、市委副秘书长肖若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卓克明等人。
5月31日至6月4日，市委用5天时间，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市委书记梁山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关于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韦国清的讲话讲到：“……第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措施：第一、加强领导。第二、放手发动群众。第三、在运动的部署上，不论什么地区，都要以学习‘毛著’为中心。第四、清理文化领导机关，调整充实文化部门的领导骨干。”市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鲍晓农在会上就柳州市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专门动员讲话。
过了10天，市党政群机关干部职工近千人，在市人民礼堂举行集会，“批判声讨邓拓的罪行”。
7月17日，全市教师利用暑假放假时间进行集中，传达学习《5·16通知》，漫谈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做法。
8月6日，市委在人民广场召开有各中学以上教职员工参加的万人大会。收听中央负责人的讲话录音，传达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关于撤销原来派进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的工作队的决定。市委副书记鲍晓农讲了话。
8月20日，全市73000多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学习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鲍晓农主持会议，市委主要领导人梁山、孙芸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工、农、商、学、干部等方面的代表也在会上发言，纷纷表示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3日下午6时许至翌晨2时，市委组织大部份机关干部人员，到一些街道、商店，动手铲除旧街名，砸烂带有“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门牌和商店名称，如园林局的干部职工把“柳候公园”的字样铲掉。事后，将柳宗元衣冠墓挖烂，鱼峰山上的“刘三姐”塑像也被毁掉。
次日，柳高，市一、二、三、四、五、六中和柳铁一、二中学校的5000多名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破“四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9月14日，新华书店职工，主动把《毛主席语录》共13000本，送到市内各中学以及柳铁一、二中，出售“红宝书”给红卫兵。
一周后，全市16所中学的红卫兵8000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大会，应邀参加大会的有市委主要领导人梁山、孙芸生、鲍晓农、林英等，以及工、农、兵、商、学校的代表参加，梁山在会上讲话，一部份代表也作了发言，表示对成立“红卫兵联合司令部”的祝贺、支持。会后，举行了游行。
10月10日，新华书店在本市范围内设立28个站（点），发行销售《毛泽东选集》共33000多册。市委、柳州地区和柳铁的一些领导干部梁山、孙芸生、鲍晓农、王杞桓、张炎等分别到销售站（点）参加出售《毛泽东选集》。
12月19日，全市军民包括柳州地区、柳铁共60000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大会横额写：“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新阶段进军！”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致开幕词，出席“广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逄永歧传达了“广州学习积代会”精神。参加大会的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和驻柳部队负责人梁山、王杞桓、王景彩等分别讲了话，号召大家进一步掀起学习“毛著”新高潮。
1967年
1月6日，在柳州日报社的一部份职工和其他“工人卫东战斗队”等19个群众组织，组成“行动委员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查封《柳州日报》社。
过了3天，报社工人，又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夺权，接管《柳州日报》社。几天内，有“柳州市革命职工造反总部”、“柳州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象州星火燎原野战兵团红卫兵总司令部”等等58个市、县的群众组织，表态支持，“欢呼《柳州日报》的新生。”
1月25日，柳州市和柳州地区许多单位广大群众，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波及之下，特别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发表以后，柳州地委、专署被以唐彪为首的“柳州地专联司”宣布“全面夺取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柳州军分区及柳州市“市委红旗战斗队”、“人委兵团”、“柳高军区”、“新一中公社”等数十个群众组织，先后发表声明，支持“地专一·二五夺权”。与此同时“柳州市卫东彪红卫兵造反团”、“五中教职工革命造反队”等群众组织反对“地专一·二五夺权”，认为是假夺权，逐渐明显地分出不同观点的两派。
1月30日，柳州军分区司令员王宪、政委郭鹏和市人武部政委刘明荣以及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小型会议研究后，认为“捍无卫东战斗队”搞“打、砸、抢”，夺了鱼峰区房屋修建队的权，“属坏人干坏事”，决定在灯光球场开群众辩论会时，宣布拘留刘占云等人。（刘系鱼峰区房屋修建队支部书记，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刘占云、王训华、覃炳洲、胡志全4人当场被市公安局带走，进行拘留。称之“一卅事件”，拥护或反对“一卅事件”乃是两派群众组织的分水岭。
2月3日，驻柳州的各部队举行誓师大会。会上，军分区政委郭鹏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彭清华在会上讲了话，表示部队“坚决执行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坚决支持援助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会后，部队进行了游行。
2月19日，柳州市郊区农林系统以朱承海、罗天琦为首的“农民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夺了郊区党、政、财、文大权。柳州驻军、“广西一反到底红卫兵总司令部”、“郊区农中红色挺进队”、“红卫公社革命农民造反司令部”等群众组织，发表声明予以支持，称之“我市第一声春雷”。
3月9日，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以及驻柳部队共6万多人，在人民广场集会，举行“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柳州军分区司令员王宪致开幕词，政委郭鹏讲话，市武装部政委刘明荣宣读《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会后，进行了游行。
3月底，本市120多所中小学校师生员工共3万多人，在市人民广场举行誓师大会，响应“回校复课闹革命”号召。柳州军分区副参谋长刘祥讲了话，柳机中学、柳高、永红小学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4月4日，柳州市广大干部职工及解放军指战员5万多人，在人民广场集会，欢呼《红旗》杂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发表。会上，市人武部政委刘明荣讲话，有关方面代表发言。
4月28日，“五敢”、“卫东彪”、“一卅战团”等群众组织，近百名红卫兵为了“地专一·二五夺权”、“一卅事件”等问题，与不问观点的群众进行辩论，后来，在龙城路口宣传台上静坐绝食，前后持续8天之久。
5月3日，工交、财贸系统数万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宣布成立“柳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工交兵团”，其负责人有张麦生、王心良、李永禧等。会后，举行游行。
次日，一派群众组织数万人集中在人民广场开会，宣布成立由宠家盛、蒙志恒、书正钧、张麦生、张林等人负责的“柳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会后进行游行。
5月27日，另一派群众组织1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宣布成立由白鉴平、明在胜、况既白、廖伟然等人负责的“广西4·22柳州造反大军”。会后进行了游行。
6月4日，“柳州联指”大小群众组织570多个，约7万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内容主要有：一、“坚决打倒政治野心家伍晋南（当时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支持韦国清（当时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站出来闹革命。”二、“庆祝‘联指’所属‘柳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驻柳部队代表亦参加了大会，会后游行。
14日，“柳州造反大军”的“一卅战团”、“桂林老多”等组织数十个，认为“部队支派不支左”。要求“部队不偏不倚，公道正派。”于是，冲击柳州警备区司令部，并把其司令部、政治部的木制牌子砸烂。不久，柳钢“联指”群众组织，做了两块钢制的牌子送柳警司。
7月4日，柳州两大派“柳州联指”、“柳州造反大军”的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在北京办“学习班”时，达成关于制止武斗的“十条协议”。
一周后，“联指”、“造反大军”组织的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举行磋商，达成关于执行在京签订的“十条协议”、制止武斗“六点措施”。“六点措施”主要内容：“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坚持文斗，反对武斗。3、宣传中央‘6·6通令’、‘6·24通知’和在京签订‘十条协议’。4、处理武斗设施和摧毁武斗物品。5、不得涂改拆毁复盖对方大字报。6、维护社会治安。”
7月14日，“联指”组织3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批斗市长孙芸生。
第二天，市人委和工交、教育等16个群众组织，共1500多人，在柳州地区礼堂，揭、批、斗市委书记梁山。19日，继续揭批梁山。
8月8日，座落柳州浮桥北端的“柳江旅社”，是“造反大军”群众组织所占据点。“联指”为夺下该据点，由“联指”所属“工交兵团一分团”为主攻打“柳江旅社”。双方用长矛、大刀、弹弓和石头攻守，坚持一天一夜，最后打伤数人，互相抓走对方数人。
8月9日，“联指”所属“工交兵团一分团”，为支援“柳江旅社”的武斗，路经柳州贮木场，遭到对方“柳北战团”阻拦。双方用鸟枪、长矛、大刀和石块对打，“工交一分团”用改装的推土机作“坦克”，推倒贮木场的礼堂大门和几间房屋，廖斯祥被打死，打伤十多人。是柳州市武斗第一次打死人。
8月19日，在北京参加谈判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为大联合的代表名额和互相揭短，发生冲突，甚至争吵打架。北京卫戍区警备部队出面，抓了“广西4·22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廖伟然等人。
8月24日，原来支持“联指”的驻柳五十五军领导人，根据中央首长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讲到“联指”是群众组织。“造反大军”是造反派的精神，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此时，不少群众组织分化瓦解，许多领导干部亦表态支持“造反大军”，站出来闹革命。两派群众组织形势骤然变化。
次日，由于上面传来“砸烂公、检、法”的胡言，“联指”群众组织开会，表示不要公安、检察、法院的部份干警参加本派组织。社会上纷传：“不杀鸡，不杀鸭，专杀公检法。”因此，公检法绝大多数人员闻讯外逃，东躲西藏，不逃的也不上班，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市公安局及其部份派出所办公地方被“一反到底”、“8·18”、“财贸联司”、“工交兵团”等群众组织占领。
9月6日，“柳铁工机联”和“柳州造反大军”的“柳江风雷”等群众组织200人左右，到来宾县武装部抢枪。当时，正是部队执行中央“9·5命令”的第二天，部队宣传劝阻无效，双方发生冲突，解放军战土被打死2人，伤2人；群众徐兆焕、李华清、梁忠理、覃光明等15人被打死，伤4人。先后抢走解放军的10089支枪、9万余发子弹。
9月20日，“柳州造反大军”、“柳铁工机联”、“柳州地专总部”等群众组织和驻柳6975、6984、1048等部队共1万多人，在鹅山体育场集会，进行“军民联欢”。“支左”部队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保护你们。……我们誓作你们的后盾，用武装保卫你们，与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会上，柳州地区副专员戴春涛和柳州铁路局副局长黄永安也讲了话。
9月21日，“柳州造反大军”和柳州地区、柳铁的一些群众组织，以及驻柳部队、空军教导团、支左办、军分区、人武部等军民5万多人，在市人民广场开大会，“声讨揭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罪行”。会上，有各方面代表发言，最后，与会部队领导讲了话。
10月1日，为了庆祝国庆，“柳州联指”、“柳州造反大军”在人民广场联合召开3万多人大会。会后，当游行队伍行至鱼峰路和中山中路时，双方发生冲突，有的打弹弓、打棍棒、砸石头，结果有近百人受伤，队伍慌乱而散。
10月18日，“联指”群众组织和驻柳部队、柳警司、人武部等共1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响应中央的号召，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大会。会上，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和部队负责人分别讲了话。
10月19日上午和中午，“造反大军”的“五敢”、“铁拳”等组织的红卫兵，600多人分成两批，冲进柳警司，责问柳警司关于“支派不支左”等问题，并打伤数名战士，抓走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刘英山，抢走手枪2支、子弹40发。
10月22日，“柳州造反大军”的“红总”、“政法联总”、“工总”等群众组织，5000多人，在地区礼堂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坚决砸烂旧公检法。”
过了两天，“联指”群众组织约6万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口号是“坚决打倒伍晋南，彻底砸烂旧市委、旧人委、旧公检法！”会上有工人、农民、红卫兵和干部代表分别发言。
10月26日，柳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在北京谈判达成协议，即“实现革命大联合八条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有：驻柳部队“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孙凤章、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柴世杰、柳州“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刘祥、“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明在胜。“柳州联指”代表王克明、纪刚。
从10月起，至11月上旬，柳州两大派群众组织头头，及柳州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有部队代表，在北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为落实“革命大联合”，周恩来总理同意派专机把两派代表送到南宁后，由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王仲儒等人带领柳州的人员回柳州、做革命大联合工作。几天后，原班人员转回北京继续办班。
11月20日，经中央批准，广西成立了以韦国清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柳州联指”群众4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庆祝广西“革筹小组”成立。会后举行游行。
24日下午，“柳州造反大军”的“捍无卫东”等群众组织为“营救战友”，近百人，到柳州军分区、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原手工业局三机床厂记帐员，“捍无卫东”群众组织头头胡星登，并进行静坐，一直坚持到28日下午，静坐人员才离去。
12月3日下午，“柳州造反大军”的“红卫兵联总”、“二七风暴”等群众组织，共60多人，开卡车到柳州军分区黄村军械库抢枪，解放军为执行“9·5命令”劝阻无效，打死曾泽联等4人，伤2人，激起“柳州造反大军”一些群众不满，便把第二天在马鞍山上武斗被打死的1人，共5具尸体抬到军分区礼堂停放，要求部队解决打死人的问题，陈尸半个月之久。最后，经军分区领导多方面做工作，才处理清楚。
12月15日凌晨零点45分，设在解放南路的“联指”的“工交兵团联络站”，被烈性炸药炸毁，几间房屋倒塌，当场炸死朱其辉，重伤8人，轻伤29人。
相隔4、5小时，“联指”为了报复，便在附近的“造反大军”的“城中战团”据点内，抓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卓克明、工交政治部主任乔仁卿和副主任于月杏、市法院院长覃世雄、市档案局局长陈君承等7人，陈君承被拉到九中学校弄死，其他人被打受伤，以后陆续放出所抓的人。
12月16日，在驻柳部队代表的参加下，柳州市的“联指”、“造反大军”派出代表，谈判协商，达成关于“柳州两派就立即制止武斗歪风的紧急措施”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有王本明、王伟民、张麦生、孟宪升、金嘉珍、杨家驹、赵从江、韦才山及驻军代表孙凤章、王宪、田圃。
12月23日，在驻柳部队、军分区、人武部负责人孙凤章、王宪等的主持下，在柳警司院内召开有“联指”和“造反大军”代表参加的“促进革命大联合座谈会”。讨论通过关于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六条协议”。会后，并向全市公布了这“六条协议”。
12月26日下午，柳州“联指”、“造反大军”和驻柳一部份指战员6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庆祝柳州两派群众成立“大联筹”，“实现革命大联合。”会上，两派代表表态，驻军代表孙凤章讲了话。会后，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布了实现大联合的“九条措施”。
12月29日，广西“革筹小组”成立，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主持召开柳州市第一次“大联筹”成员会议，强调两派群众务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按照双方同意的“九条措施”去办，并最后提出三点要求：“1、号召两派群众组织，拆除所有武斗工事。2、上交武器，停止武斗。3、整顿市容，干干净净迎新年。”
1968年
元月5日，“柳州联指”和部份驻柳部队约5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欢呼《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发表。
过了两天，有武宣、象州、柳城、忻城等县“造反大军”群众30多人，以“广西4·22柳专各县革命造反控诉团”名义，到柳州军分区院内静坐，要求部队予以支持。后来，静坐人员陆续增至100多人。4天后，“柳州造反大军”的“红六九”、“捍无卫东”、“柳州地总”等群众组织派人对静坐人员慰问，送去木炭及食物等。11日上午，“柳州造反大军”1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开会，表示支持“贫下中农这一革命行动”。会后，举行游行。
2月9日，融安县发生较大规模武斗，“柳州联指常委”研究后，决定派常委蒙志恒、刘目忠、张麦生等人带领“工交兵团”为主的武斗人员约300人，奔赴融安参加武斗。
2月13日，柳江县县城拉堡发生武斗，“柳州联指常委”决定：由“工交兵团”和“财贸兵团”等群众组织武斗人员出击。在常委书正钧、刘目忠、张麦生等带领下，数百名武斗人员前往“助战”。武斗持续1周之久，最后，刘若章、郑国忠、凌广支、方荣芬、黄保升、许明汉、李巫溪等20多人被打死，其中带队去武斗的“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二分团”头头之一金成贵也被打死。
2月26日，柳州空压机厂“联指”为武斗打死的厂保卫科科长金成贵开追悼会，抓来不同观点的成华、刘林智、石基宏等22名群众，跪棺祭灵，出动百余辆汽车送葬。
3月12日，驻柳部队“支左”办公室、柳州市人武部“抓促指挥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2月18日的紧急通知的具体措施》，强调：“对已离职、离校外出的职工、学生和机关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应立即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如在3月28日前再不回来的，一律停发工资和助学金。
3月17日，驻柳部队领导人孙凤章在两派群众会上，对柳州市前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情况作了自我检查。其中谈到：“第一阶段（1966年6月?12月）是学习破‘四旧’。第二阶段（1966年12月?1967年1月）主要是要不要批判‘四清’中的反动路线，一派要批判，一派不让批判，形成革与保的斗争。第三阶段（1967年元月25日?3月）围绕‘一卅’、‘一·二五’事件，一派支持，一派反对，形成对立。第四阶段（1967年3月?6月）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分为明显的两大派，即‘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大辩论，引起静坐绝食，冲击市公安局等较激烈行动，甚至后来的各次武斗。”
4月9日上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批准，“柳州钢铁厂革命委员会”成立。2万多人集中在柳州钢铁厂广场开庆祝会，会上，驻柳部队“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刘祥宣读了广西区“革筹”批示，即批准由李世禄为主任，谭锐为第—副主任，蒙志恒、祁仕新、郑先绪、郭永宽为副主任的共29名委员的“柳钢革委会”。当即由李世禄讲话，驻柳五十五军副军长霍成忠宣读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区革筹小组”的贺信，其他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祝贺柳州市较大的第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4月20日，发生影响较大的“4·20事件”，柳江县洛满区参加县“三代会”代表，乘坐两部汽车赴县开会。而随车有民兵“押送审理”的9人，以及洛满区上缴国库的现金74580元，路经柳州市汽车渡口时，与“柳州造反大军”的“航运工总”等组织发生冲突，最后洛满区财粮助理员、县“三代会”代表、“县联指常委”覃仁欢被打死，有12人被打伤，抢走全部现金及民兵的6条枪支，180多发子弹。事后，“柳江县联指”抬尸游街示威，激起两派更为严重的对立情绪。 4月28日，“柳州联指”和“柳州造反大军”，为争夺铁桥北端的自来水厂，发生武斗。从28日起至5月上旬，发生“拉锯战”，“战火”燃烧到附近的郊区公所和柳州市染织厂等单位，房屋被炸毁，打死张明、吴德生、林立新等20多人，伤数十人，染织厂的数万米各种布匹被抢走，原来占据自来水厂的“柳州造反大军”，被迫退到河南方面。基本形成以柳江河为界，“造反大军”占领河南，“联指”占领河北的对立局面。
5月21日至23日，“柳州造反大军”的“捍无卫东”、“柳州工总”、柳铁“工机联”等群众组织，抢夺抗美援越物资，共抢走8个车皮的1888箱子弹，计五六式子弹1711万8720发，引信35个。为首有柳铁“工机联”两个头头李振岭、王反修。并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一张署名为“李向阳”的“收据”。
5月25日，驻柳部队前往执行收缴被抢的抗美援越军用物资任务，“柳州造反大军”群众组织人员又把部队围住，抢夺走驻红庙部队的轻机枪22挺、冲锋枪279支、步枪210支、手枪113支、信号枪12支、信号弹317发、手榴弹440枚、其他子弹114640发，打死解放军1人、伤4人。这次事件，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在广西和全国造成极坏影响，致使柳州的武斗日益加剧。
6月4日，1万多人在柳钢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柳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驻柳部队和柳钢等150多个单位的代表，以及广州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来宾县武装部副部长罗常源专程前来代表已成立“市委会”的柳城、柳江等10个县，表示祝贺。会上，由驻军“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宣读了广西区“革筹”批示的由郭俊庭为主任，刘永生为第一副主任，陈亚荀、罗天琦为副主任的共49名委员组成的“郊区革命委员会”，还宣读了广西军区和广西“区革筹小组”的贺信。郊区“革委”主任郭俊庭讲了话，有关代表发言表示“热烈祝贺‘郊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造反大军”抢到大量援越军用物资后，枪多弹足，因此，对探矿机械厂、电机厂、汽车总站、马鞍山、冶炼厂以及窖埠等地大举进攻，扩大占领地盘，占据柳州市河南大片，并放出风声：“要在6月20号拿下河北！”。“联指常委”紧急开会，区建五公司领导干部赖添才等亦参与研究，准备守住河北一片，作了布防，即：由岑国荣等人带领柳钢武斗人员坚守大桥北端；张林等人带领区建五公司武斗人员坚守东门沙角沿河一带。万一守不住，作出“战略退却”，往柳城县方面撤退，此时造成人心惶惶，空气十分紧张，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些部队和干部家属已退到柳城一带，称之“6·10事件”。
与此同时，柳州地区几小县武装部和“柳州联指”，在象州县石龙镇召开“联防会”。柳州地区除三江、金秀县外，所有各县武装部和“联指”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会议。“柳州联指”一派群众组织“常委”、保卫部副部长郑帝旺和市郊区“革委”副主任罗天琦也参加了“联防会”，“联防会”主要内容是研究部署迅速组织民兵进入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决定象州、武宣县的民兵，从河南方向的鸡喇、柳机推进；柳江、柳城县的民兵，从柳江县拉堡、西鹅公社、南站方向进攻；鹿寨县的民兵，从柳州市东边的三门江等地打进市内，总攻目标是“收复河南，把‘造反大军’消灭光”。
5月底至6月初期间，“柳州联指”的“保卫部”，为了配合“大部队”行动，“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紧急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市委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河边集体杀害，共杀害了有名单的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排队站在河边，被集体枪杀；有的被紧绑手脚，推下大河活活淹死，如其中有杨兰生、杨岩生弟兄俩，杨兰生被推下河后，漂游到比较远的对岸，躲避幸存至今。而杨岩生被推下河，漂流到不远地方上了岸，被重新抓获，又被拉到河边杀害，再用竹竿推尸下河。“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掌握控制之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国开、覃绍昌、龙镇、吴述生等人最后难逃法网，均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罚。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前不久柳州发生的抢夺抗美援越军用物资严重事件，立即电话通知，作出停止武斗，迅速恢复铁路运输，交回抢走的武器物资等5条决定，而称之为《6·13通知》，要求广西“区革筹小组”、广州军区、柳铁局军管会主管部门，责成柳州两派坚决贯彻执行。
6月19日，“联指”就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发布的《关于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发表了“总动员令”。其内容有：“1.必须深入彻底揭露，全面围剿。2.配合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3.联系‘4·20’事件，打人民战争。4.清理阶级队伍，纯洁组织”。
10月10日，柳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团”，直至1970年，全市14个单位，开展追查“反团”工作。前后受审查人员达438人。其中被关押审查的45人；被迫害致死16人。如柳州机械厂，从副总工程师到职工共291人，（其中处级干部5人、县级干部20人）被列为“反团”对象，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造成柳州市较大冤案之一。1983年“处遗”时，该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
6月24日上午11点钟，“柳州造反大军”据点飞鹅路“柳铁长楼”宿舍被炸，炸毁64间房间，后来挖出尸体31具。接着不久，柳铁党校、柳铁中心医院等处，连续发生激烈武斗，死伤不少人。
“7月7日，空军部队用飞机散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经毛泽东同志签署的“照办”的《7·3布告》。布告内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的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的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7月13日，在人民广场和市一中广场，分别召开两派群众组织、驻柳部队代表，共约4万人大会。贯彻落实《7·3布告》，与会部队首长阎永让、唐副主任、李政委等在会上讲了话。
7月23日，驻柳部队和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的群众，在人民广场，又开10万余人大会。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作报告，报告主要讲到：“坚决响应中央的号召，认真执行中央的命令，全面贯彻落实《7·3布告》”。
8月11日，“柳州钢铁厂革委会”，为在6月份武斗中被打死的蒙志恒、谭尚才开追悼会。追悼会由“厂革委”第一副主任谭锐主持，“革委会”委员吴美江、张盛坤分别讲话。“柳州联指”群众约1万人参加了追悼会。会后，为死者送葬，在即将下葬时，放枪鸣炮，把“造反大军”观点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
8月19日，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一派的头头共9人，包括柳州市的“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廖伟然两人，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进行拘留。后来送回当地处理。（1974年10月22日，柳州市公安局宣布逮捕白鉴平。1977年12月30日，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白鉴平无期徒刑。1978年2月3日，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批复“维持原判”。1982年12月5日，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改为“纵火抢劫罪”，改判为有期徒刑16年。1983年6月28日，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白鉴平已构成“纵火抢劫罪”，鉴于“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可以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宣布释放）。
8月23日，经广西“区革筹小组”批准，“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79名委员组成，其中常委27名，王国瑞任主任，第一副主任赵云凌，副主任鲍晓农、默双科、刘祥、孙建钧、张友仁、谭志芳。当天，在市人民广场召开有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和驻柳部队军民15万人大会，宣布成立“柳州市革命委员会”。柳州军分区政委郭鹏、柳州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赵云凌先后讲了话。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此外，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驻军代表詹新泉到会祝贺。会后，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举行盛大的游行。
9月10日，成立“革委”后，由柳州市“革委”，柳铁局“革委和柳警司一起讨论决定，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公告》。（简称《九·一○公告》）。《公告》主要内容是：“1、各级‘革委’（‘革命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把宣传《七·三布告》和开展对敌斗争结合起来。2、认真清理自己的阶级队伍，团结一致，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3、加强对敌斗争，坚决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群众，刮起一场十二级台风。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和人民解放军装备。5、外来和倒流城市的人员，必须立即到柳州市‘革委会’箭盘山收容所听候处理。6、群众组织或个人，抢夺、盗窃和非法占用国家物资，全部上交专政机关单位’。公告还强调：“为了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从此，在9月中旬至11月上旬期间，是受迫害致死的人比较多的阶段。如太阳村公杜，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公社党委书记潘海煌、公社副主任覃有洛、信用社干部杨应彪、老师廖光明等等被迫害致死57人。据不完全统计，这阶段死了300多人，仅次于武斗时期死掉的人数。
9月29日，经“柳州市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会讨论决定，由赵云凌、蔡玉斌、孙广远、王心良、陈洪远、张麦生等人负责，正式成立“柳州市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由原各个厂矿的15个连队2000多人，发展到65个连队共8000余人。分布市区街道、工厂单位，发挥所谓群众专政作用。
从10月中旬起至11月16日，“郊区革委”举办“阶级斗争活人展览”，把贾俊甫（郊区党委书记）、武钧（农办生产科科长）、纪金和（郊区干部）、刘达光和梁译保（郊区农中老师）、钟蔓贤、刘吉荣、诸葛友、黄吉（均为生产队干部或农民）、邱怀寿（插队青年）等11人，在1个月中，展出119场次。使这些同志人格受到侮辱，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83年、84年“处遗”时，才全部予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得到妥善解决。
11月初，市“革委”决定，对“三旧”即旧市委、旧人委、旧公检法及其他未被结合的领导干部和未分配工作的干部人员共670多人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分别在马鹿山、羊角山、大桥园艺场等地“办班”审查。特别是公检法的干警，在园艺场受“审查”时“支左”的部队负责人李连仲说：“你们以前专人家的政，今天就要专你们的政。”还规定：“1，不准乱说乱动。2，不准外出。3，不准接见家属亲友。4，不准通信。”更严重的是被斗、被打、被关押，剥夺“人身自由”，极个别的被判刑劳改，造成妻离子散的严重后果。经“审查”后，极少数人员安排工作，大部份继续到“五·七干校”进行边劳动边“审查”。
11月，“柳州市革委”执行广西自治区“革委”的部署，建立“市革委第三办公室”，抽70多名干部组成几个专案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柳州市地下党进行全面迫害。如11月1日宣布对原柳州市地下党工委书记梁山和王少白、邓程章等隔离审查，长达4年零3个月之久。把黄维光、卢志坚、刘达尊、韦竞新等地下党48人长期审查或迫害，有的家属也受到株连。造成了比较大的冤假错案。直到1984年3月26日，柳州市委根据广西自治区党委决定，作了全面平反昭雪。
12月12日，柳州市柳南地区和柳铁300多名群众，在鹅山广场召开批斗会。批斗柳铁领导张炎、柳州地委书记王杞桓、柳州市委书记梁山、市长孙芸生、副市长徐锡文等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头头王反修、李振岭、白鉴平、廖伟然等人。柳铁军管会负责人赵永信和柳铁局“革委”主任孙连捷先后讲话。表示支持批斗会。号召“深入进行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更大的胜利！”
1969年
1月6日，“市革委”向全市各单位发《关于送缴打砸抢物资的通知》，要求各单位立即指定专人清理，并全部送缴打砸抢所获物资。除现金、白银、手表、粮票证券，送缴“市革委”生产组财贸办公室外，其他物资统一送缴到飞鹅路军分区教导队。
2月7日，为完成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整党建党任务，“市革委”研究提出《关于整建党工作初步意见》，要求在一个半月时间内搞完整建党工作。
2月11日，“市革委”就落实中央“一·一七指示”下发关于拆除武斗死亡人员的所谓“烈士墓”的通知，据检查统计，当时已拆除和迁移的单位43个，占单位数54％，已拆除“烈士墓”104座，是总数的60％，为此，《通知》强调迅速地全部拆除所建造的“烈士墓”。
3月6日，“市革委”召开第十一次常委办公会，研究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阶级敌人问题。决定在3月15日前，召开一次全市性的宽严大会，从宽从严处理一批人。
3月10日，广西“区革委”（69）桂干字76号批复后，“市革委”便发出《通知》任赵玉轩为“柳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3月下旬，“市革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党的政策，解放干部，给“出路”等问题，决定在原雒容劳改农场办“五·七干校”轮训干部；在马鹿山办“五·七农场”，安排文教战线300人左右到农场劳动；在白露砖厂办“五·七砖瓦厂”，原公检法干警到厂劳动锻炼。但因其他缘故，未办成“厂、场”，而全部到“五·七干校”，文教战线的教职员工，在“干校”还特设2个连，他们属于“臭老九”，进行特别“严格审查”。直到1973年2月23日，柳州市委办公会研究决定，撤销“五·七干校”为止。
6月上旬，“柳州市革委会”成立后，第一次召开全市党员代表会，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党的“九大”精神，有1928名代表参加，“市革委”主任赵玉轩、副主任鲍晓农、宋文甫、谭志芳等都参加了会议。
6月28日，“市革委”决定7月下旬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全市11386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选出了495名代表参加此次代表大会。
7月24日，“市革委”根据中央指示和“区革委”7月7日的通知，研究决定撤销“柳州市毛主席像章厂”。
8月13日，“市革委就增补委员问题，召开第六次全委会，经过讨论同意增补13名委员。其中部队代表有温济民、孙广远等6人；干部代表有赖添才、史升歧等4人；其他代表有何秀娟、陈肖蓉等3人。
9月3日，“市革委”为了进一步搞好全市性的大批判，决定成立“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由“革委”副主任谭志芳担任组长；赵明清任副组长；成员有李俭、何玉龙、肖忠恕等人。办公地点设在市“革委”保卫组。时间从9月8日至9月底，把关押在看守所里的谭国荣、陈生等11人，在全市进行巡回批判。
12月5日，“市革委”根据“区革委”（69）152、160号任免干部通知，转发任修向辉为“柳州市革委”主任、温侠为副主任，免去赵玉轩的“革委”主任职务的通知。
1970年
2月，根据中央指示，“市革委”研究决定成立“二·五办公室”，提出从2月5日至6月，在全市开展打击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
2月11日，“市革委”召开有1200多人的各级“革委”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会后，举办了有1033人的骨干学习班。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蔡玉斌在学习班里作了关于“群众专政”专题发言。
3月9日，为广泛宣传“一打三反”，组织全市中学红卫兵和工宣、教师、干部共13700多人，深入工厂、街道、学校、宣传“一打三反”运动。
3月16日、4月22日和5月27日，三次召开公判大会，打击反革命，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同时，组织三批共23人“活靶子”，在全市巡回批斗，进行批斗487场次。在此期间，全市各单位接到群众检举揭发涉及有“严重政治、经济问题”的共7272人。
3月下旬，经“市革委”研究决定，成立“柳州市革委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并相应地抽调干部61人组成若干专案小组先行摸底准备。5月份，开始举办“学习班”，全面铺开清查“五·一六”活动。仅文教系统5个单位就集中455人办班学习。
5月份，“市革委”召开全市6000多人的各级领导干部、骨干大会，动员全面铺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仅就试点的23个单位统计，共93个专案，约200多名对象。全市作为“五·一六”对象进行清查的共有433人。成了柳州市“三个较大冤案”之一。1983年“处遗”时，此案已全部平反昭雪。
5月13日，根据“区革委”关于批判《刘三姐》的决定，在灯光球场召开了全市性批判大会，批判了《刘三姐》“大毒草”。株连了参与创作的原文化局长牛秀。牛秀个人以后才获平反。
1971年
4月23日至5月9日，市委召开全市十八级（相当十八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进行“批陈整风”，有392人参加。会上，鲍晓农作开展“批陈整风”动员讲话。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半个月时间批陈；第二阶段用3至5天整风。
5月26日，市委召开5天的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504名。大会主要任务选举产生“中共柳州市第四届委员会。”最后选出了47名正式委员，11名候补委员，修向辉任市委书记，副书记赵云凌、鲍晓农。常委有：修向辉、赵云凌、鲍晓农、李吉禄、栾湘忱、蔡玉斌、吕宪章、孙盛文、覃建章、温侠、谭志芳。
11月上旬，柳州市委贯彻执行中央（71）68号文件，开展“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
开始时，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将中央（71）68号文件进行传达。据12月统计，全市听传达的有241057人，占总人数72.6％。广西区党委对我市传达学习68号文件极为重视，派了区党委副书记韦祖珍同志来柳检查指导。
1972年
2月6日至13日，市委召开全市三级干部会，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革委”委员和市直机关小组长以上干部及各单位负责人共4235人参加。会上传达中央（72）4号和（71）77号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批判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罪行。市委、“市革委”主要领导修向辉、鲍晓农作动员传达。到2月18日至3月9日，公开向全市广大群众宣传传达。据统计，听宣传传达人数20万1558人之多。
为深入开展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4月17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研究提出措施，并印发了《关于过去在宣传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上的错误的检查》，其内容分为三部份：“一是盲目崇拜、吹捧宣传林彪，充当林彪的义务宣传员；而是产生错误原因；三是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流毒的措施”。
4月23日，市委部署了《关于街道、墟镇铺开社会清队工作的意见》，抽调370多人，分三批在城中区和城市各公社开展“清队”。到1974年8月止，3年2个月的时间，共清理街道79条，查实各类人员421名，如其中伪军官30名，伪政府人员8名、伪警、宪和特务19名。
8月12日至29日，市委召开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精神。有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革委”委员中的党员以及其他各级党组织领导共2366人参加。会上由市委领导传达文件。最后由市委书记修向辉作总结。
1973年
5月21日，根据区党委指示，市委在“批林整风”中，对原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韦祖珍在柳州“散步的反动言论”进行批判，并整理了韦祖珍三条“罪行”。1983年“处遗”时，区党委给韦祖珍同志彻底平反。
8月27日，市革委在柳州饭店召开座谈会，欢送第一批“文化大革命”中“三支两军”部队指战员回部队，并就此事向全市各单位发出了《通知》。
9月23日至27日，市委召开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传达党的“十大”会议精神，出席全国“十大”的代表岑国荣作了传达。同时由其他代表和广西区党委委员分片传达。据统计听传达的有105600多人。“市革委”还在羊角山举办一期“学习班”，有403名基层领导干部参加，为深入宣传、学习、贯彻“十大”精神，培训骨干。
12月8日，为适应阶级斗争需要，市委批准，正式恢复建立“柳州市革委会公安局”。
1974年
1月18日，“市革委”召开第十二次全委会，到会69人，传达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的任职和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文件。
2月4日，市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市分5个会场，各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有关干部参加。会上，传达贯彻中央（74）1号文件，掀起“批林批孔”高潮。如市开关厂质检员孙芷新（女，41岁，共产党员，中专文化）看到《广西日报》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后，三次写信为《三上桃峰》叫好，即认为孙芷新明目张胆地破坏“批林批孔”，把她作为典型批判，以孙芷新为刘少奇歌功颂德，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为邓小平翻案，属“现行反革命”而判处15年徒刑，投入劳改。直到1978年11月16日落实政策，市委给孙芷新平反，恢复其党籍、恢复原职、原薪、补发工资。
7月22日和9月17日，两次全市性大会，宣讲“儒法斗争史”和“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每次都设8个会场，共约9万人参加大会。
8月份，根据区党委桂发（74）212号文件批复，柳州市成立“民兵指挥部”。总指挥赵云凌，政委刘启芬，副总指挥徐桐宝、孙广远、覃柱南、魏福祥，副政委郑锡成、韦君毅、刘知炳、覃佩瑶。
12月29日，广西“区革委”副主任安平生，陪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到柳州市，当晚8时30分，陈永贵在柳州饭店会见柳州地、市、柳铁、柳州军分区领导人，市委书记郭鹏向大家介绍陈永贵、郭凤莲、赵二苟，会见后共同观看了电影。陈永贵在柳州市活动期间，会见老乡、参观市郊和农场后说，柳州郊区条件很好，“山上是银行，地下是粮仓”，号召郊区农民向大寨学习，毁林造田，大种粮食，不搞副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你们广西就比不上上海那样把资本主义搞臭。”致使不种蔬菜，城镇居民吃蔬菜非常困难。
1975年
8月15日，市委发出《关于认真搞好整党整风工作的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通过整党整风，解决领导班子的方向、路线问题（即主要解决班子的“软懒散”问题）。同事，解决“五种人”问题（即懒、馋、占、贪、变），建立坚强有力，战斗团结，朝气蓬勃，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11月8日，市委召开郊区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有2500多人到会，市委书记郭鹏致开幕词，并就郊区如何建立大寨式的郊区作了报告，要求“3年建成大寨式的郊区”。
1976年
3月25日至27日，“市革委”召开第十五次全委会，传达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三、四、五、六号文件，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议精神。最后一天，“市革委”委员刘目忠、张麦生、书正钧、李德泰、王二贵以及李永禧、黎克伦等少数人，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不听区党委和市委的劝告，秘密串联，用大字报形式写《给市委常委的一封公开信》，质问市委副书记、“市革委”第一副主任赵云凌，并围攻市委书记郭鹏同志。他们认为：一、柳州市委没有启用“文革”中新生力量；二、新安排一些干部是“请隐士”、“举逸民”、“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三、有一批档案还未烧，想秋后算账等。实质上少数人妄图要市委书记、副书记下台，“改组市委”。他们提出的“改组市委”名单如下：市委书记赖添才、谭锐，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德太，革委副主任张林，财办主任书正钧、市委秘书长覃兆海，教卫办主任何少差等。（l978年在黄云同志主持下，经请示区党委，用“三大讲”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4月7日至10日，柳州市军民四次集会，前后共16万人次参加，听取传达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声讨“邓小平罪行”。每次会上，市委主要领导郭鹏作讲话，一些部委办领导干部带头发言，会后举行游行。
4月24日，市委召开“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新高潮经验交流大会”。市委领导、各单位负责人，以及市委“清队宣传队”队长等800多人参加。大会由“革委”副主任谭志芳主持，市委书记郭鹏讲了话，区建五公司、卷烟厂、柳高等单位介绍经验。
10月15日，市委在礼堂、工人文化宫、柳州剧场、人民电影院等会场，召开近2万人大会，批判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所制订的《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三株大毒草”。
10月22日，柳州地、市、柳铁和部队，军民共16万多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大会由柳州地委书记、“革委”主任刘运生主持，广西军区副政委、柳州军分区政委、市委书记、“革委”主任郭鹏，柳铁局党委书记、“革委”主任孙连捷分别在会上宣读中央关于华国锋的任职和粉碎“四人帮”两个重要文件。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当天下午和晚上，群众继续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纵情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1月9日，市委在灯光球场召开万人大会，揭露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由“市革委”副主任谭志芳主持，市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杜竞明带头发言批判。其他一些部委办负责人也在会上发言批判。批判声、口号声交融在一起，形成浩瀚的声浪，愤怒声讨，彻底清算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反革命滔天罪行。
后语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同全国、全区一样，柳州市的“文革”也是一场严重的灾难。我们要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中，吸取沉痛而深刻的教训。
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它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群众运动必须在一个正确政治路线指引下，确立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因此，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思想上要进行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
二、“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给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致使经济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倒退十年乃致半个世纪，甚至造成亡党亡国之危险令人痛心，全国担心，令党忧心。
三、“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了严重破坏的恶果。今后，各级领导都必须谦虚谨慎，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力求把工作做得更好。严防坏人坏事发生，严惩犯罪。总之，吸取血泪和生命的教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绝不能让“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重演。
1983年、84年，柳州市遵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83）54、55号等文件指示，开展了“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据初步统计，柳州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和无辜死亡共1049人；各类冤、假、错案涉及的人员5794人。其中，“反共救国团”、“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等较大的冤、假、错案涉及的人员就有4873人，对死亡人员的家属、亲属予以抚恤补助。1983、84年“处遗”时给予遗属补发“三费”（丧费、抚恤费、生活补助费）共312590元之多；对冤、假、错案问题，一一平反昭雪，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附件：（一）《柳州市（1967—1968）“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机构概况》
（二）《柳州市‘文化大革命’两派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名单》
（三）《柳州市革委会成员名单》
| | 中共柳州市委整党办公室“文革”大事记编写小组
1987年9月12日 |
附件（一）
1968年4月以前“柳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机构概况
| | | | | | | | | 红柳高 |
| | | 指 挥 部 | | | | 红卫兵总部 | | 八一八 |
联 指 常 委 会 | | | 后勤部 | | 直属排 | | 一反到底 |
| | | | | 农林兵团 | | 一分团 |
| | | 保卫部 | | 教育兵团 | | 二分团 |
| | | | | | 卫生兵团 | | 三分团 |
| | 顾 问 、 参 谋 | | 宣传部 | | 文化兵团 | | 四分团 |
| | | | | 工交兵团 | | 五分团 |
| | | 政治部 | | 政法兵团 | | 六分团 |
| | | | | | 人委兵团 | | 七分团 |
| | | | 办公室 | | 市委斗私批修兵团 | | 八分团 |
| | | | | | | 财贸兵团 | | 九分团 |
| | | | | | | | 斗批改联司 |
| | | | | | | | | |
1968年4月以后“柳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机构概况
| | | | | 后勤部 | | 红卫兵总部 | | 政法兵团 |
联 指 常 委 会 | | | | 保卫部 | | 农林兵团 | | 人委兵团 |
| | 指 挥 部 | | 宣传部 | | 教育兵团 | | 市委斗私批修兵团 |
| | | 政治部 | | 卫生兵团 | | 财贸兵团 |
| | | 办公室 | | 文化兵团 | | 工交兵团 |
| | | | 柳州武装民兵 前线指挥部 | | | | |
前线指挥部指挥 | | 前 线 顾 问或 参 谋 | | 一营 | |
| | | | | | 二营 | |
| | | | | | | 三营 | |
| | | | | | | 四营 | |
| | | | | | | 五营 | |
| | | | | | | 河南前线 | |
| | | | | | | 联指指挥部 | |
“广西4·22柳州造反大军”机构概况
| | | | | | | | 红卫兵 造反司令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令部 | | | 农林联司 | | 铁拳 | | 下属单位叫 红卫兵造反 司令部新í 中司令部 |
柳 州 造 反 大 军 常 委 会 | 柳 州 造 反 大 军 指 挥 部 | | | 文化联司 | | | |
作战部 | | | 卫生联司 | | 五敢 | |
| | | | 教育联司 | | | |
| | 宣传部 | | | 财贸联司 | | 卫东彪 | |
| | | 新政法联总 | | | | |
后勤部 | | | 职工造反总司令部 | | 下属单位成立《工总》造反司令部，如：杷州市染织厂就叫柳州职工造反总司令部，柳州染织厂造反司令部，又如航运组职称“航运工总”等 |
| | | 城中战团 | |
| | | | 机关革联 | |
捍无卫东 |
| | | （钢青近）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
柳州市“文革”中“联指”群众组织常委情况表
姓名 | 群众组织职务 | 原单位职务 | 备注 |
吴增发 | 常委 | 柳州工程机械厂行政科长 | - |
张林 | 常委总指挥 | 区建五公司行政科长 | 83年病故 |
庞家盛 | 常委总指挥 | 市委宣传部干事 | 武斗中被打死 |
蒙志恒 | 常委总指挥 | 柳州钢铁厂干部 | 武斗中被打死 |
书正钧 | 常委 | 市土产公司科长 | - |
张麦生 | 常委 | 区建第二安装公司机修厂工人 | 84年“处遗”时被判刑 |
刘目忠 | 常委兼保卫部长 | 柳钢工人 | 84年“处遗”时被判刑 |
郑帝旺 | 常委 | 市郊区柳东乡农民 | 84年“处遗”时被判刑 |
赖添才 | 常委前线总指挥 | 区建五公司副经理 | - |
岑国荣 | 常委 | 柳钢工人 | - |
谢大彬 | 常委 | 柳州电厂工人 | - |
纪刚 | 常委 | 技校学生 | - |
赵从江 | 常委 | 技校学生 | - |
柳州市“文革”中“造反大军”群众组织常委情况表
姓名 | 群众组织职务 | 原单位职务 | 备注 |
白鉴平 | 常委 | 市饮食公司北极冰室会计 | 曾受判刑，84年“处遗”时平反纠正 |
廖伟然 | 常委 | 市五金站政治处宣传干事 | 曾受判刑，84年“处遗”时平反纠正 |
况既白 | 常委 | 柳州地区文工团干部 | |
王培堃 | 常委 | 柳州日报工人 | 曾受判刑，84年“处遗”时平反纠正 |
梁志强 | 常委 | 市文化馆干部 | 因其他问题被劳动教养 |
翁梅科 | 常委 | 柳州日报记者 | - |
韦无 | 常委 | 市四中教师 | - |
陈金铭 | 常委 | 柳州机械厂工人 | - |
何松山 | 常委 | 柳州农械厂工人 | - |
明在胜 | 常委 | 市一中学生 | - |
李劲一 | 常委 | 柳州农械厂工人 | - |
陈国华 | 常委 | 市一中学生 | - |
附件（三）
柳州市革委会成员名单（1968.8—1969.3）
姓名 | 革委会中职务 | 原单位职务 | 备注 |
王国瑞 | 主任 | 五十五军师长 | |
赵云凌 | 第一副主任 | 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 |
鲍晓农 | 副主任 | 柳州市委副书记“文革”初“文革”小组组长 | |
默双科 | 副主任 | - | |
刘祥 | 副主任 | 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 |
孙建钧 | 副主任 | - | |
张友仁 | 副主任 | - | |
谭志芳 | 副主任 | 市委组织部秘书科科长 | |
韩国良 | 常委 | - | |
王介 | 常委 | - | |
陈兰熙 | 常委 | 柳州军分区后勤部部长 | |
李永会 | 常委 | 团市委书记 | |
申连春 | 常委 | - | |
姜吉和 | 常委 | - | |
王祖和 | 常委 | - | |
李承发 | 常委 | - | |
柳州市革委会成员名单（1969.3—1969.12）
姓名 | 革委会中职务 | 原单位职务 | 备注 |
赵玉轩 | 主任 | - | |
赵云凌 | 副主任 | 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 |
鲍晓农 | 副主任 | 柳州市委副书记“文革”初“文革”小组组长 | |
默双科 | 副主任 | - | |
刘祥 | 副主任 | 军区司令副参谋长 | |
张友仁 | 副主任 | - | |
孙建钧 | 副主任 | - | |
谭志芳 | 副主任 | 市委组织部秘书科科长 | |
宋文甫 | 常委 | - | |
韩国良 | 常委 | - | |
王介 | 常委 | - | |
陈兰熙 | 常委 | 柳军分区后勤部部长 | |
李永会 | 常委 | 市团委书记 | |
申连春 | 常委 | - | |
姜吉如 | 常委 | - | |
王祖和 | 常委 | - | |
李承发 | 常委 | - | |
柳州市革委会成员名单（1969.12—1974.2）
姓名 | 革委会中职务 | 原单位职务 | 备注 |
修向辉 | 主任 | 四十一军政治部主任 | |
赵云凌 | 副主任 | 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 |
鲍晓农 | 副主任 | 市委副书记“文革”初“文革”小组组长 | |
栾湘忱 | 副主任 | 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 |
吕宪章 | 副主任 | 四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 | |
蔡玉斌 | 副主任 | 四十一军后勤部部长 | |
郭宏声 | 副主任 | - | |
温侠 | 副主任 | - | |
谭志芳 | 副主任 | 市委组织部秘书科科长 | |
孙广远 | 常委 | 市人武部部长 | |
孙盛文 | 常委 | 四十一军宣传队 | |
李永会 | 常委 | 团市委书记 | |
赵明清 | 常委 |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 |
张喜福 | 常委 | 柳钢宣传部长 | |
刘目忠 | 常委 | 柳钢工人 | |
王祖和 | 常委 | - | |
柳州市革委会成员名单（1974.2—1976.12）
姓名 | 革委会中职务 | 原单位职务 | 备注 |
郭鹏 | 主任 | 广西军区副政委、柳州军分区政委 | |
赵云凌 | 副主任 | 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 |
鲍晓农 | 副主任 | 市委副书记、“文革”初“文革”小组组长 | |
栾湘忱 | 副主任 | 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 |
吕宪章 | 副主任 | 四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 | |
蔡玉斌 | 副主任 | 四十一军后勤部部长 | |
李吉禄 | 副主任 | - | |
温侠 | 副主任 | - | |
谭志芳 | 副主任 | - | |
赵顺先 | 副主任 | 南宁市委纪委委员 | |
孙广远 | 常委 | 市人武部部长 | |
孙盛文 | 常委 | 四十一军宣传处 | |
李永会 | 常委 | 团市委书记 | |
赵明清 | 常委 |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 |
张喜福 | 常委 | 市委计委副主任 | |
刘目忠 | 常委 | 柳钢工人 | |
王祖和 | 常委 | - | |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一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