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广西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中共合浦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7.02.00
前言
编写《合浦县“文革”大事记》，除了作内部资料存史、查考外，目的在于帮助当今一代人和子孙后代，正确了解我县“文革”期间所发生的大事，以加深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理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查阅了我县有关档案资料和“处遗”文件，并访问了一些知情人士，努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载好我县“文革”期间发生的大事。可是由于编写时间仓促，资料不足，再加上我们编写人员理论政策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谨请指正。
| | 中共合浦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6年10月20日 |
1966年
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县委于6月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由副县长陈东平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王全昌（县教育局长）任办公室主任，何贤海（文化局副局长）、朱有吉（县监委干事）为副主任。当时黄德赐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姚贻汉、郑彬任县委副书记。陈东平、姜宝珊、唐智土任副县长。
6月下旬，县委“文革”小组派出工作组分别进驻合浦师范、廉州中学、合浦卫校、平田中学、五一中学、南康中学等校。工作组进驻后，发动全校师生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发“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学校中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把矛头对准教师，并将学生排队分为左、中、右（或差）几类。进驻合浦师范的工作组组长姜宝珊（副县长），决定该校揪斗刘满堂、黄兆华、罗伉烈等老师。驻廉州中学工作组组长李树余（县委工交部副部长），决定该校揪斗的老师有刘镇源、韩焱周等十多人。各驻校工作组于9月间撤出，改派观察员。
6月下旬，廉中学生汤元利、赵甫能二人贴出批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办代替、把学生当“阿斗”的一张大字报，工作组很害怕，把大字报撕了下来，并找汤元利进行谈话追查。
7月23日至8月28日，全县14间中学教职员工、学生代表共543人，参加专区在北海举办的集训。主要是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和林中（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在动员报告中提出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11个观点和《毛主席语录》15条。开展“四大”，初步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进行重点批判，为开展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作好准备。按当时排队，14间中学的领导权，只有1间（西场中学）看来是属于共产党的，6间为资产阶级把持，7间问题严重。全县教职工432人，属三、四类的117人，占27％，其中：三类（有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71人，占16.4％，四类（即有所谓比较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46人，占10.5％。参加集训班的学生代表有樊国胜、陈铭伟等110人。
7月24日，县委发出合发〔66〕字第47号文件说：教师队伍问题复杂，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尚未彻底清理，这次运动又揭露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不宜担任教师工作，需要进行清理，决定在各公社挑选一批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原则上每个大队1人（当时全县322个大队）来县参加小学教师的集训学习，作教师的替补对象（按：后来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结果未替补成）。
7月24日，全县小学教师（包括农中和耕读教师）集中到廉州中学集训，时间共38天。参加集训的教师共2128人，集训由副县长姜宝珊负责。在集训期间，先作动员报告，学习文件，后开展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大斗。上批所谓“三家村”，下斗所谓“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白沙公社西坎小学校长郑贵琦（共产党员）、廉州镇代课教师周家干，被诬为“三反分子”、“吴晗的黑干将”、“三家村的黑爪牙”，在大小会上轮番批斗。集训后周家干被抄了家，清理出教师队伍。后因参加“四·二二”派，被诬为打砸抢分子先后被公安局收容、拘留、逮捕，总计在县看守所坐了3年零3个月牢。1979年3月才平反恢复工作。郑贵琦则于68年我县的乱杀人风中被杀害。
9月7日晚，在县体育场召开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批判“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会。大会通过学习“毛著”干校第三期学员提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倡议书》。8日，县委将倡议书印发全县。从此红卫兵乱砸乱毁的歪风四起。例如：当街拦截撬去凤凰单车的注册商标和捣毁海角亭、东坡亭部分碑刻、文物，县体育场门口的两个石狮也被推倒毁坏。不少地名村名被改称。例如：福成公社改为新成公社，皇后村改为红光村。
9月18日，县委召开学校红卫兵代表会议，成立红卫兵司令部。会议选举樊国胜（廉中学生）为司令，陈铭伟（廉中学生）为政委。蔡伸、胡润石、陈家辉、李盛分别任副司令、副政委。
9月20日，广西医学院有5个学生到廉州串连，张贴和散发派性传单。张贴时把其他单位写的大字报上的“毛主席万岁”这口号盖了“万岁”两个字。五一中学的部分师生借口要分清是非，把他们从汽车上拉下来开辩论会，要他们澄清问题。县委主要领导也派县委机关和廉州镇一些干部，直接参与辩论、围攻，要他们签字认错，并把张贴的传单拍照下来。从此掀起了不同观点的派性大辩论。
9月22日，在全县各中学推选首批红卫兵400多人，由樊国胜、陈铭伟等率领赴京，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的检阅。从此，全县各校形成了大停课、大串连的局面。
10月间，全县中学生自发地组织徒步外出串连。合浦卫校108、109两个班学生要求全部上北京，县委不同意出证明，他们准备去地委造反。后来区党委终于同意他们上北京。合浦卫校305班学生17人和劳动大学学生45人，徒步外出串连。他们计划先到南宁后上北京，他们走到石康时，县委文革小组即派人、派车前去拦截，并授意红卫兵司令部下令把人追回来。
10月下旬，全县教师和县城高中学生、红卫兵参加县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四期学习，开赴党江、上洋等地参加根治南流江劳动。工程结束回校后，驻校工作组向师生们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11月12日，成立县委文化革命接待站，由何贤海负责。公馆、山口、乌家、常乐等公社分别设立县委文化革命接待组，由管家的副主任负责。其他公社凡有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步行经过的，都要热情接待，安排好食宿等工作。
11月底，全县中小学已全部停课，中小学教师4485人，中学生12000多人，大部分已先后外出串连。教育系统发放串连补助款365000多元，粮票120万斤。
12月底，县通知召开六届人代会，准备选县长，代表已报到，但由于陈寿本（县人委人事科干事）等人造反，强迫县委书记黄德赐把县人代会改变召开县万人造反大会。于是冯德宁、朱鉴湖等人写了一张“延期召开人代会，火速召开万人大会”的造反标语，贴在县委门口的铁门上，同时印成传单向外散发。县委被迫停止召开六届人代会，致使该届县长未选成
1967年
1月8日，在县体育场召开全县造反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贫下中农代表、县直机关单位干部、学校红卫兵等近万人。由陈寿本代表造反派主持大会。会上批斗了县委书记黄德赐，副书记郑彬，副县长陈东平等领导人。县委农村部干部黄泽清被作为“保皇派”拉去陪斗。从此刮起了全县性大规模揪斗“走资派”的歪风。
1月中旬，县社各机关、学校、厂、场、公司等单位普遍先后成立了“战斗队”、“战斗兵团”、“造反总部”等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有的单位仅有10个、8个人也成立一个“兵团”，自封司令。县委机关组织成立“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斗队”和“红勇士战斗队”。头头是陈寿本（人事科干部）、冯德宁（教育局干部）、李成荣（组织部干部）等人。县人委成立“县人委联合总部”，头头是王昌威（县科委干部）、陈绍梅（民政局干部）等。各群众组织成立后，积极抄写、张贴大字报，批判本单位所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县委的“先锋战斗队”成立后，向全县师生、工农兵群众发出紧急呼吁：广大革命群众，十万火急行动起来，共同战斗，坚决把黄德赐的反动罪行揭深、批臭、打倒！
1月26日，县公安局被本单位造反派夺了权。夺权后的当晚，劳桂贤（公安局副股长）等人到县委“点火”，叫县委副书记姚贻汉签字交权。于是陈寿本伙同冯德宁（教育局干部）、何祖南（县委办公室打字员）、朱鉴湖（县长办干部）等人组织参与夺县委领导权，发表夺权声明，并派何祖南等人到党江公社强令县委书记黄德赐（当时住党江公社）签字交权。此后县直各单位和公社基层也相继被本单位的造反派夺了权。县委机关和各单位的机构职能完全瘫痪。县委和其他单位的领导干部靠边站后，工作混乱，形成无政府状态。
2月7日，成立“中共合浦县委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负责全县革命生产的日常工作。办公室由县委革命造反派负责人、合浦驻军负责人、县委的革命领导干部，经与有关单位革命群众组织协商成立的。参加办公室工作的有县委农村政治部、宣传部、农业办公室、公安局、财贸办公室、财政局、民政局、商业局、农业局、县委文化革命农村接待室等19个单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或代表。办公室设在县委农业办公室内。
3月6日，孙煌友（县人武部副部长）在县三级干部会上宣布成立“合浦县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指挥部由县人武部政委孙相臣、部长张人才、副部长孙煌友、县委副书记姚贻汉、造反派头头陈寿本等人组成核心领导小组。孙相臣任组长，张人才任指挥部指挥。以后各公社“抓促”指挥部也相继成立，由公社武装部长“抓总”。大队也由民兵营长“抓总”。
3月6日至8日，县人武部“抓促”三级干部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县直机关和社队干部，“文革”组织负责人共1000多人。会议主要是贯彻上级对“抓促”工作的指示精神，立即掀起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县人武部副部长孙煌友作会议报告，人武部副政委陆卓环作总结。报告和总结都首先肯定全县革命、生产的成绩。要求正确对待干部，强调进一步开展学“毛著”，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实际，揭批所谓党内“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3月间，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一些单位实行三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军管、军训）。于是，县人武部对公、检、法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张人才，副主任刘通时（人武部科长）。此后还有体委、邮电局等单位也实行军管。
5月14日至20日，县人武部“抓促”三级干部第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县各大队民兵营长、妇女主任、文革主任、支部书记、大队长和县、社机关干部共2137人。会议的任务是学“毛著”，批判所谓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县人武部副政委陆卓环作会议报告和总结。会上，人武部部长张人才作揭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专题报告。
会议规定，与会人员，来回列队步行，不准坐车，强调要做到：高举毛主席像、语录牌，敲锣打鼓，大唱红歌，早上集队向毛主席行见面礼，唱《东方红》歌，读、背、唱“老三篇”、毛主席语录歌，跳“表忠舞”等，大搞形式主义。
5月16日晚，县在人民体育场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抓促指挥部三级干部会的2000余人和县直机关、廉州镇干部、群众6000多人。这次大会着重强调军民要更加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彻底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党内头号“走资派”斗垮、斗倒、斗臭，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月17日晚，参加县抓促指挥部三级干部会的人员和县直机关职工、干部、师生共5000多人在人民体育场举行集会，声讨所谓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会上发言的有李传荣（环城公社武装部长）、黄家泰（环城公社公安员）、叶芝房（公馆公社“文革”主任）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
5月间，桂林“老多”（群众组织）开汽车到合浦推销军管后被夺权出版的《广西日报》和派性小报，遭到围攻。县直机关、学校部分师生、职工、干部组织战斗队，轮流上阵围攻他们。另一部分战斗队则支持“老多”。多次在大戏院面前等地开展大辩论，日夜争论不休，互相攻击、谩骂，论战激烈。
6月间，我县造反派开始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支持伍晋南（区党委副书记），另一派是支持韦国清（区党委书记）。支伍派先成立“合浦红革联”组织。
6月25日至29日，县人武部“抓促”三级干部会第三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主要是传达贯彻自治区“抓促”会议精神。县人武部部长张人才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报告。人武部副政委陆卓环作了会议总结，强调更广泛、深入、全面地把批判最大的“走资派”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要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本地的代理人、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他们发动总攻击。
7月1日，“合浦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成立（后称联指）。当时有45个战斗队或兵团参加该总部，并发表宣言书。总部负责人，开始时有冯德宁、谢开湘等。后来经整顿，由冯德宁任总指挥。
8月初，县直部分机关、学校、厂场分别组织人员去北海参观“八·二”武斗杀人现场，不少单位的领导亲自带队去。合浦师范全校教师由学校“文革”领导梁衡珊带队包一辆汽车前往参观。陈寿本等组织县直机关干部参观回来后，积极筹备武器，组建“纠察队”，策划武斗方案，计划在县委花楼挖地洞，修工事，储备石灰、石头、木棒等。制造武斗的紧张气氛。
9月6日，为了防上武斗事件发生，县人武部和驻军派张奎（人武部科长）、赖崇柏（367部队干部）召开两派会议。经双方代表讨论协商，成立合浦县城监督小组，并达成防止武斗的十条措施。十条措施中包括坚决执行中央有关制止武斗的通知、通令。不准冲击、不准抢枪、开枪，撤消武斗工事等。监督小组由双方各派代表18人组成，负责监督十条措施的执行。
10月初，“广西‘四·二二’合浦革命造反大军指挥部”成立。该总部由“红革联”和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组成。指挥部负责人开始时有陈家琨、卢声雄、付德华等。经组织整顿后，付德华（劳大学生）任总指挥、陈家琨（税局干部）任副总指挥。常委有卢声雄、陈武石等。
10月14日，中央发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以及《人民日报》10月25日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发表后，我县中、小学师生仍然迟迟未执行，过了几个月后，师生虽然稀稀拉拉回校上课，可是只教一本《毛主席语录》，造成学生知识质量严重下降。
10月16日，团县委书记钟达文正式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支待“四·二二”造反派，并长时间离开本单位，住到合浦“四·二二”指挥部。
10月17日至22日，县人武部召开“抓促”三级干部第四次会议，人武部部长张人才作动员报告，副政委陆卓环作总结。报告和总结都强调以斗私批修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对破坏革命、生产的五类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1月25日，廉中、师范、劳大等校的“四·二二”派学生由付德华率领到县人武部门口静坐（多时有2000多人，最少时有几百人）。他们要求县人武部采取措施：全面封存枪支；“四·二二”派的韩满初平反（当时韩已被公安局扣留）；实现“四·二二”和“联指”两派在京签订的协议；撤销公安局原局长李登复于6月28日签发的《当前支伍派活动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意见》中说：合浦地区支伍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煽动群众不交公粮，进行反革命活动。）静坐一直持续到翌年1月6日，人武部仍未接受。“四·二二”便加大压力，除继续坚持静坐外，又组织20多名红卫兵于7日进入人武部值班室进行绝食。至12日，孙相臣迫于绝食红卫兵的生命悠关，便口头接受要求。历时19天的静坐绝食风潮就此结束。
12月7日，廉州中学“造反大军”一百多人，白天冲击县委“文革”小组，把县委“文革”办公室和县直机关“文革”办公室的一部分文件、材料和印章抢走，并砸烂县委大门。在这以前，合浦卫校和师范的“文革”办公室也曾先后被撬并劫走档案和印章。
12月中旬，合浦县武斗气氛紧张，县委大院等单位已囤集武斗用的砖头、木棍、大刀、石灰、枪弹等。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2中旬，“联指”头头冯德宁到北海公安局串连，向该局“联指”头头借回驳壳枪1支，子弹10发，准备武斗。县委机关“文革”组长陈寿本为应付武斗，到县公安局借回10支半自动步枪，2支冲锋枪，交“联指”派成员作武斗之用。还私下借回驳壳枪3支，子弹30发，暗中发给何祖南和冯德宁等人作武斗之用。
12月间，老干部张进煊又被强加给莫须有罪名，遭到政治迫害。张进煊1983年初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回合浦重建地下党组织的，是合浦县委第一任书记，是合浦地下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58年被错定为“反党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处分。1961年重新安排工作，任皮防站副站长。由于“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又被本单位“文革”组织强加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党分子”和反党反人民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上迫害，使他蒙受不白之冤，于1968年2月11日在合浦医院含恨逝世。
1968年
1月10日至19日，县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到会的正式和列席代表共6134人（包括各公社武装部长和“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在内），县人武部副部长孙煌友作大会报告。县委副书记姚贻汉作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都强调在新形势下，要狠抓阶级斗争，横扫敢于翻案的地、富、反、坏、右，横扫敢于反攻倒算的“乌龟王八”，横扫一切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斩断刘、邓、陶伸向农村的黑手。如果敌人胆敢轻举妄动，我们就要“刮它一场12级台风”（乱抓乱杀人风），要实行群众专政。
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合浦县贫下中农革命联合委员会”，主任陈子湘（沙岗公社“文革”主任），副主任黄家泰（环城公社公安员）。大会还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等四项决议。大会号召：会议闭幕后，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在开展革命大批判中，坚决“再刮它一场12级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于是，“刮一场阶级斗争的12级台风”，便成了全县统一的行动纲领。
1月24日，县人武部“抓促”指挥部印发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农村的反映——合浦县继续深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一文中再次强调：“我们要在大好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横扫一切害人虫！再刮它一场12级台风。坚决斩断刘、邓、陶伸向农村的黑手”。由此，我县一场“乱杀人”的舆论便迅速形成。
2月14日至19日，白沙公社在武装部长唐永秀和公社“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吴志卿等人主持召开了公社贫代会，贯彻县贫代会精神，研究布置如何“刮12级台风”杀人的问题，决定成立“横扫兵团”，并划定好批斗对象。会议期间，于16日在公社牛圩坡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由李继梁（公社文委）主持会议，吴志卿作大会讲话。接着批斗刘炫章等人。当天在公社门口山坡上将划定的刘炫章等4人打死。17日又打死王群英等5人。而早在2月9日，吴志卿派充美大队民兵营长黄传彬带武装民兵押送沙田公社“功夫佬”叶芝贵回沙田时，就授意在途中把他打死，结果在茅坡公路边诈称叶逃跑，把叶枪杀了。这是我县最早乱杀人的公社。
2月中旬，县贫代会结束后，西场公社武装部长何炳权就主持召开了公社贫代会，全体公社干部参加了会议并成立“社队联合横扫牛鬼蛇神指挥部”，研究如何开展“刮12级台风”，对所谓牛鬼蛇神实行“群众专政”，由各大队划定横扫对象，决定2月20日召开全社万人批斗大会，要各大队把划定出的批斗对象由治保主任、武装民兵押送到公社批斗。结果20日的批斗会上乱棍打死批斗对象社员王相均、侯能贤等5人。
2月17日至21日，福成公社召开公社干部、各大队领导干部、贫农代表等人参加的会议，贯彻县召开的贫代会议精神。由公社武装部长王昌河主持，会上研究“刮12级台风”，横扫“牛鬼蛇神”问题，并决定21日召开全社性的批斗大会，由各大队将批斗对象押进大会。会上王昌河讲话后，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批斗。红旗大队群众当场把批斗对象陈铭准打死，散会回家途中又将陈润松打死。
2月间，白沙公社宏德大队治保主任沈春先，见本大队朱有莲和陈铭兴婚后，生有5子，长子结了婚，媳妇长得漂亮，便眼红起来。到处对人说：“我们贫下中农老婆都没有一个，他地主仔竟娶到这么靓的老婆”。于是，乘机陷害，以夺人妻。指使民兵把朱有莲的大儿子抓去大队部后院，以其“跳皮捣蛋”为罪名，用木棒活活打死。随即又把其媳妇传到大队进行侮辱。并说：“你丈夫已被打死，你愿嫁谁，早决定，以保性命”。朱的第二、三儿子见势不妙，便逃到广东海康县，后来又被捉回，拉到大队部旁边的山坡上枪杀。四子、五子想躲藏也藏不了，四子被大队民兵发现，当晚被打死。朱有莲见状，叫五子赶快逃走，免遭杀害。不几天又被捉回打死。朱有莲的媳妇见此情况，怕被斩草除根，使半夜逃回原藉马山县改嫁。此后，沈春先经常上门威逼朱有莲，问她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要抄没她的房屋、家产等。最后迫于无奈，60多岁的朱有莲跑到草江大队深水田村，同一位看水磨的老人相依为命。就这样，几天之内，朱友莲遭受了一场家破人亡的浩劫。
2月24日，县武装部召开“抓促”碰头会议，各公社来3人（武装部长、“文革”主任、“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刮12级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促进生产。县人武部“抓促”指挥部核心小组长、县人武部政委孙相臣、副政委陆卓环、部长张人才、副部长欧立锦、科长罗秀明，县委机关“文革”头头陈寿本等人出席了会议，钦州军分区黄新平副参谋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下午报到后，会议通知到会人员到公安局门口乘汽车往总江船闸，观看了西场公社两个民兵枪杀两个所谓“坏人”的现场后才回县城吃晚饭，为到会者先作了“杀人”示范（被杀者是被从北海市抓回来的西场公社社员伍承龙和伍承昌， “处遗”中已平反）。
这次会议从2月25日至29日共开了5天，会议由陆卓环主持，军分区黄新平副参谋长在会上作指示，他首先介绍了钦州、防城等地群众起来杀“坏人”，掀起生产高潮的“大好形势”后，站起来说：“对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四类分子，群众起来了，收他几个看来问题不大，一定要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世界做了。”接着县人武部副政委陆卓环作总结，他说：“当前主要是抓阶级斗争，西场、沙岗两个公社把阶级斗争抓了，一切工作都顺利开展。黄副参谋长的指示很重要，大家回去要很好贯彻。”会后，全县很快就普遍行动起来，形成了我县第二次“乱杀人”的高潮。
2月下旬，军管的县公安局统一制订和打印一份“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坚持反动立场的各种破坏活动”统计表下发至派出所、公社公安员和保卫干部。此表有“五类分子当前动态”、“五类分子子女的破坏”、“斗争情况”共三类17小项，表格上还注明要“于3月2日电话上报县局”。3月初，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通时还指定专人（李裕俊、高冠辉）用电话和书面收集全县“杀人”情况。
2月28日至3月15日，公安局李裕俊（秘书股长）先后6次填写出具介绍信给党江、西场、沙岗、营盘等公社18个民兵，到北海市公安局联系捉拿外逃“五类分子”，3月7日党江公社民兵捉拿到谭松、陈汉兴、陈岳兴3人押回，3月8日谭松和陈汉兴被打死（上述各人均已平反）。
3月4日，合浦县贫下中农革命联合委员会发出“第二号通令”提出：“在横扫牛鬼蛇神的群众运动中，凡属《公安六条》第四条规定的21种人，必须规规矩矩，服法改造，不许乱说乱动”等六项通令。
3月8日，县公安局长李登复亲笔批示：“看守所：请将五类分子周振金、庞章林给常乐公社民兵带回去，交群众斗争制服”。结果周、庞两人被常乐公社莲北大队民兵王乃宏等5人押至石康公社七里坡公路边便枪杀了。3月11日李登复又批准沙岗公社贤屯大队民兵从看守所把吴有、林家有两人押回本大队批斗。批斗时被打死。8月16日，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通时还批准福成公社三合口大队民兵从看守所把叶旺押回本大队批斗，叶当场被打死。从上可见，军管的公安局对我县当时刮起的这股“乱杀风”起了密切的配合作用（以上被杀的人均已平反）。
3月初，各公社贯彻县“抓促”碰头会议精神，我县出现了第二次乱杀人的高潮。
3月1日，石湾公社在武装部长王日川主谋与公社副书记韦振炳和“文革”主任肖月志等人策划研究后，召开了公社“抓促”领导成员会议，决定于3月3日召开各大队“站出来”的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文革”主任会议，划定各大队的斗争对象。并决定于3月5日召开全社万人批斗大会，会场设在垌心大队小园岭。在批斗中，当天被群众用木棒柴片打死的有王怀远等44人。后来，人们称之为“柴花会”。会后各大队又分头行动，全社共打死迫死69人。该社永康大队易在珍，全家5口，被打死4口。大队民兵营长赖家逊等人在其家里杀尽所有鸡鸭。吃完饭后，抢走衣柜、衣物等傢私杂物，还抢走2头生猪、几百斤稻谷，造成家破人亡。
3月1日，沙岗公社武装部长吴甲良伙同蒋礼华（原该社社长、“抓促”主要领导成员）、陈子湘（公社“文革”主任）在公社召开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党支书会议，由吴传达县“抓促”碰头会议精神。吴说，当前农村已进入镇压坏人了，对“走资派”、“牛鬼蛇神”要大胆斗争。沙岗大队刮起了“12级台风”，其他大队还“树尾不动”。并决定3月2日召开全社批斗大会。由各大队划定斗争对象，按时押送到会批斗。在批斗中，群众当场乱棍打死徐子炎、林必森等33人。会后吴集中大队干部开会，表扬了杀人多的大队，批评了行动慢，当天又不杀人的大队。随后还派公社干部到未杀人的大队去督促杀人。吴甲良第二天也亲自到上洋片召开干部会。当天下午召开联队斗争大会，打死上洋大队群众陈贤琼等3人。吴甲良抓的沙岗大队这个点，在大队支书符旺的配合下，先后分十批共杀了36人，是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沙岗全公社在“文革”中总共打死迫死了201人。
3月3日，环城公社公安员黄家泰和公社干部周宗启在县城体育场主持召开了环城公社万人批斗大会（该公社武装部长李传荣因病留医，故由他们主持）。会上乱棍打死了王仕富，易澄朝等5人。接着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策划如何全面开花杀人。3月13日，公社干部陈宽绪和花廷绪策划在乾江圩镇和乾江大队联合召开批斗会，当天打死苏文震、朱汝夫等9人。环城公社在“文革”中总共打死81人。
3月4日，西场公社召开第二次万人批斗会，集体枪杀了17人。3月7日，何炳权再主持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他在大会上动员说：今天是“横扫牛鬼蛇神”的大会、刮12级台风的大会，现在有些四类分子四处出动造反，我们要狠狠把他们镇压下去。何讲话后，武装民兵将温丽玉等批斗对象32人游斗后，押至公社沙环头，由圩镇大队民兵营民张臣业指挥，叫号手吹响军号，进行集体枪杀。裴屋大队温英鉴，六十多岁，当时被连打三枪都不响，她回过头对枪手哀求说：“过去皇帝有讲，三枪不响就不应杀，留下我条命吧！”话声刚落，旁边站的另一凶手，一枪把她毙了命。由于何炳权故意杀人，该公社西镇大队在原支书庞文卓指挥下，把老地下党员吴梅和群众等17人（其中基本群众14人），经批斗后，用绳绑成一串，由民兵押解，边推边打。押到杨梅江坝上，强令他们跳江浸死。有浮头者，即用枪和木棍猛打其头部，以致鲜血染红了杨梅江水，无一生还。民丰大队社员裴春兰被凶手用棍打伤后推入泥坑里活埋。西场公社在2至3月间共打死、迫死254人，是全县杀人最多的公社。
3月5日，石康公社在许平志（公社代理书记）、莫家俊（公社武装部长）等人的策划和主谋下，召开了全社万人批斗大会。大会前一天，他们召集各大队领导干部开政宣会议，研究发“宝书”和“刮风”问题。会上许平志说：博白和我县一些地方开始“刮风”了，这是群众的革命行动。我社要马上划定一些四类分子交群众专政。会后有的大队当晚划定上报公社。3月5日正式召开批斗大会。会上群众乱棍打死9人，起了“示范”作用。3月6日至10日，全社就打死了45人。3月12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关于禁止乱抓乱杀的紧急布告》已发到公社和大队，可是他们拒不执行，反而加紧策划杀人。仅3月12日一天，全社又打死被诬为“叛徒”的廉中教师韩师琪的两个儿子韩其鹏、韩其海等42人。韩其鹏被凶手打死后剖腹取肝和剜去双膝盖。韩其海被打将死，仍未断气即被剖腹取肝。石康公社在“文革”中共打死迫死141人，杀人手段极端残忍。豹狸大队社员王传颂被拉到大队斗打不死，民兵营长卢毓能用煤油泼在她头发上放火烧，烧了头发仍不死，卢又把煤油泼在她身上再烧，结果活活烧死。圩镇大队陈国莲，丈夫劳改后，她携养一子一女，被诬作风不正，大队“文革”组织1000多妇女开展批斗，迫其承认乱搞男女关系，女凶手吴家秦上前拳打脚踢，并拉下台当众把她衣服剥光，吴世兰用棍捅其阴部致死。
3月6日，营盘公社武装部长梁启坚主持召开了公社干部、大队支书、民兵营民和治保主任会议，提出“要来一次打狗运动，收一批人的米簿（指杀人）。”并在会上划定对象，具体布置杀人的事项。3月8日召开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梁讲话后，凶手唐裕安、吴家喜等人用木棍打死林本庆、谢有环等20人，重伤4人。营盘公社在“文革”中共打死迫死63人。
3月6日，党江公社武装部长李业光、副书记刘星焯（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在分别召开领导成员扩大会议和全社三级干部大会贯彻县“抓促”碰头会议之后，在中心校操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在批斗会上，李、刘两人作动员报告。他们都说：“要狠抓阶级斗争，今天批斗有反攻倒算的、破坏生产的、搞封建迷信的、赌博的、阶级报复的四类分子，我们不能手软”。于是亚桥大队治保主任许家应等人便把陈莲德、吴惠远等8人押上台斗争，并用木棍打死。第二天，又继续批斗，打死伍耀清、苏秀成等16人。党江公社在“文革”中共打死迫死66人。
3月9日，县抓促指挥部召开“禁止”乱杀人的紧急会议，有各公社武装部长、“站出来”领导干部、“文革”主任参加。会后白沙公社布置连夜杀人。该公社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吴志卿、武装部长唐永秀、“文革”主任邹才万3人于散会当天，到县第二招待所找李继梁（白沙公社文委），吴简要传达禁止杀人的会议精神，由李介绍许尚贤等9名教师情况，邹作记录，李交代邹抓紧时间交名单给周武彪（充美大队治保主任、公社横扫兵团长）执行。当晚周接名单后，派人到大队“点火”，以这些教师搞“反革命”为借口（实际是参加“四·二二”派），将许尚贤等5名教师杀害（其余4名教师因当天逃避而未受害，而郑贵琦同志因逃往广州，故到7月才被害）。
3月10日，常乐公社在武装部长夏作芳、党委副书记林其美的主持、指挥下，召开了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当天枪杀9人，用木棍打死39人，合共48人。在公社的示范下，各大队纷纷自行杀人。“文革”中该公社共打死、迫死146人，其中有小学教师8人。潘炳秀（女社员）1人先后就用木棍参加打死9人。
该社南城大队叶吉超，1958年被划为右派劳改过。一家三口，有个女儿嫁到南康。一天他女儿来信说前次有10斤粮票放在信内为何没收到？叶便问帮转信的小学教师潘炳梅，因而发生口角争执。该教师的哥哥潘炳雷（大队“文革”主任）说叶嚣张、右派想翻天。当晚叫人把叶抓到大队部吊打，叶不服，和他们辩理。潘炳雷就同生产队长潘炳兴用木柴烧火烙叶的嘴吧、脸部，又用棍打、用大石砸，最后开枪把他打死。打死叶之后，即派两个民兵把叶在山上看牛的10岁小孩哄骗到大队毒打，先用石头砸，后用枪打死。叶的妻子见无法住下，便跑去南康同女一起生活，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被没收。
3月间，北暮盐场党委书记、场长黄乃贤对“文革”初期揭发批判过他乱搞男女关系问题的盐场老干部曾辉祥等人进行挟嫌报复，残酷斗打致伤。还对一工区工人和干部杨国洪、郑荫勋等施用捆绑、拳打脚踢、罚跪、吊打、滚猪笼、游斗、私设牢房关押等刑罚，把他们斗打致重伤。尔后，又主谋策划北暮盐场一工区与南康公社南乐大队、营盘公社川江大队在龟岭处（南乐、川江交界点）联合召开杀人大会。由黄事先布置的凶手周胜德（黄的妹夫）、欧传积等人用带有铁钉的铲柄和角竹棍将杨启琬、邓世祯等7人活活打死。
3月6日，沙岗公社上洋粮站干部孙继巨诬陷前来买米的陈业桂抢粮仓（因买不到米而在门口吵闹），指使本站护仓民兵黄志坤把陈业桂捆绑起来，叫黄去找上洋护桥民兵杨光炎把陈业桂押到上洋后背岭由黄志坤、杨光炎两人开枪打死。次日孙继臣等顾虑打死陈业桂后，他的弟弟陈业腾要来报复。因此孙继臣又叫黄志坤、杨光炎把陈业腾捆绑押到上洋后背岭由杨光炎开枪把他打死。
3月8日公馆中心小学教师陈汝伟在公社小教的批斗大会上被打得满身血渍，七生八死后，又被凶手推下中心校门前的水塘浸，朱清华还把陈汝伟压下水里浸，看样子已淹死，便离去（其实未死）。过了一会，陈汝伟醒过来，爬上水塘，爬到中心校办公室门前，拜倒在地，哀求领导人饶他一命。结果反被凶手邱志涛、朱清华搬起大石砸碎头颅死去，形状至惨。
5月开始，合浦师范在副教导主任、校革委副主任梁衡珊（不设正职，仅他一人负责全面工作）的主持策划下，大搞“三乱风”（抓、斗、杀）。全校教职员工46人，被批斗的17人，占教职工总数的37.5％；被斗的学生4人、家属7人。被斗共28人，其中死亡3人，终身残废1人，重伤4人，一般伤13人，被开除公职2人。在批斗中，有7人被关，3人（女）被剪阴阳头（其中副校长1人、学生1人、家属1人。被抄家20户。谭宏铨老师（民盟合浦县负责人），被梁出大字报指控为“历史反革命”。从3日起，组织师生连续批斗，并遭毒打、推入东坡塘浸水后关入工具房。5日晚谭被迫上吊致死。陈均瑢老师（县政协委员、学校工会主席），被诬陷“地主分子、放走反动军官张相琦”等罪名，遭受批斗时，被捆绑罚跪，被师生拳打脚踢，工人黄超辉把草塞进陈嘴里。当晚被学生廖向东（后任白沙公社书记）等人连续批斗，把小刀刺入陈的指甲里。陈被毒打致重伤，含冤自缢身亡。
6月12日，山口公社英罗大队干部，组织群众围捉在“乱杀风”中曾一度畏惧潜逃后来回家的吴祖凤（群众）。治保主任沈益森追上用木棍将其打昏倒于田中，被民兵营长麦发祯上前开枪打死。吴祖凤被打死后，他们又将吴的胞弟吴祖祥、吴祖和拉出第九队公路边由凶手杨太标开枪打死。与此同时，生产队长叶芝茂（后调出公社陶器厂当职工）提出“铲草除根”，亲自带凶手到吴祖凤家把其子吴林娇（当时11岁）拉到打死吴祖和的地点指着吴祖和、吴祖祥两人尸体问吴林娇：“这是谁？”当吴林娇回答说：“是我三叔、晚叔”时，即被杨太标开枪把他打死。这样，吴祖凤一家五口，一天被打死了4人。
3月12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关于禁止乱抓乱杀的紧急布告》已发到各公社和大队。可是许多公社和大队仍继续布置突击杀人。石康公社在收到布告后，武装部长莫家俊等拒不执行，仍密谋策划，不到10天，就杀了90人。环城、石湾、沙岗等地也杀了不少人。据县“处遗”84年8月27日统计，全县在这股“乱杀风”中被打死、迫死的共有1732人。杀人手段之惨有：剖腹取肝（仅石康公社就有18例）、杀后辱尸（把女尸衣服脱光，用竹竿插入阴部）、用柴油烧死、用刀劈死、双树分尸（事先将两棵较大的树尾靠拢缚一起，再将活人的手脚分别绑于两条树上，然后一刀割开树尾的缚绳，活人就被撕裂开爿）、生壅活埋、剜膝盖等等。
惨死者之中有不少是全县知名人士。如刘镇源是廉中教师、县五届人大代表、县政协常务委员、民盟成员，曾留学日本（据说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同学），被学生王宗福等两人秘密推下鱼塘淹死。岑观海是县中医院的老中医师、内诊部主任，被该单位的“文革”领导扣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的罪名，由凶手廉东大队民兵连夜拉到东山寺外面用棍打死。岑运彬是县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县五届人大代表、政协常务委员、民革成员，被该单位“文革”领导诬为“国民党特务分子”，由凶手廉州镇民兵拉到今商机厂附近用棍打死。以上3人在“处遗”时均已彻底平反。此外还有不少人全家被杀害。如沙岗公社就有12户共26人，公馆公社内迁户李树珍祖孙三代3人被杀绝。
3月5日，我县两派群众组织各派代表5人，并有军方代表3人参加，签订了成立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的协议（共12条），委员会由两派派出16人为委员，其中7人为常委，主任委员冯德宁（联指派），副主任委员付德华（四·二二派）、陈绍梅（联指派）。下设政宣、审干、秘书和治安四个组，办公地点设在水上茶楼。
4月15日，县革委成立前两天，县文艺宣传队演员蔡奋儒（四·二二派）刚从外地回来，就被“联指”派的人围攻、辩论、追打，当他翻墙逃命时未过墙就被石块击中，本人哀求不要再打，但凶手仍用石块砸、刀刺，边打边向原机关拖，边拖边用脚踩腹部，活活拖死在路上。死后，“四·二二”派群众抬尸游行，并停尸在县人武部门口，要求张人才（军管会主任）惩办凶手，但张不予理睬。
4月17日，合浦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4月12日批示：合浦县革命委员会由孙相臣（原县人武部政委）任主任，姚贻汉（原县委副书记）任第一副主任，郭建芳（原部队团政委）、张人才（原县人武部部长）、陈符伟（原县委常委、批准待选的县长）任副主任，常委21人，委员65人。下设政治、生产指挥两个部和一个办公室。部室下分设11个组。
4月17日，县革委在县城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廉州镇革委会也同时成立，县、镇一起举行庆祝活动。县直机关单位和环城等公社也组织群众或派代表参加。会后，组织游行，队伍空前盛大壮观，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鞭炮声震耳欲聋，晚上还举行了烟花晚会。县革委会成立后，各公社和基层单位也先后相继成立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时，同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
5月7日，县革委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批判大毒草“邕江风雷”《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的通知，要求各基层单位在认真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判这株大毒草的同时，继续结合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和《论时局斗争DE任务》，以便深刻认清所谓广西“四·二二”的反动本质。
5月10日，县革委发出〔68〕合革公字第一号公告，强调：“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不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反攻倒算，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同时又要求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九·一三》通知，严禁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但没有提到追究公告前打死、迫死人的主谋策划者和杀人凶手的责任。而公告后“三乱”风仍一直刮到1969年。
5月10日开始，县革委、县武装部和驻军部队分别抽调了大批人员，联合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重点地派到农村、机关、学校和厂、场单位，发动群众捅“马蜂窝”，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6月份，县革委成立“第三办公室”，由孙相臣亲自领导，曾新庆（县人武部科长）、李树余（县革委常委）等主持工作，从各方面先后抽调了100多人组成专案组对老干部进行审查，重点清查“南路党”，拉开了迫害老干部的序幕。
8月开始，县、社、机关、农村清理阶级队伍形成高潮。县革委对原县委、人委同样开展了“清队”运动、斗打干部。把原副县长唐智土、陈东平、姜宝珊、政协副主席覃炳章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四·二二”派的陈锦珍等30多人诬为“汉奸、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漏划地富”等罪名而挂黑牌示众，上街游斗，在游斗中有些人还被打伤，不同观点的“四·二二”派同志还被罚在县武装部门口马路上跪着晒太阳。唐智土还被石康、石湾公社先后拉去进行残酷的非法斗争，身受重伤，口吐鲜血，送进医院抢救才幸免于死。覃炳章则在斗争会的拳脚棍棒残酷斗打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腹部肿胀，医治无效，含冤死去。
8月中，我县根据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公告，到处掀起了清查“反共救国军”的高潮。8月13日，石康公社大崇大队支书孙家荣、“文革”主任罗振佳为达到个人报复的目的，把该大队信用社会计庞福昌、曾屋生产队社员罗聪远两人屈打成招，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军”，代号“一伙二十人”（意即灭共），在大崇小学“开黑会向蒋介石宣誓”等等。孙家荣将此材料向公社代理书记许平志和武装部长莫家俊汇报之后，他们如获至宝，即便阴谋策划，扩大战果，几天时间，他们就在全社范围内揪出了所谓“反共救国军”254人。
8月30日，许平志、莫家俊、“文革”头头陈显等人，把所谓“反共救国军”成员200多人集中到石康镇上，人人头戴高帽，颈挂黑牌，肩扛芭蕉树做成的假枪假炮，背插几米长的“幡竹”，还扛着蒋介石像（是陈显责令罗振佳、孙家荣逼庞昌画的），游斗之前硬逼他们向蒋介石像“宣誓”，游斗之后又在公社武装部门前跪着晒太阳，还用干柴七、八堆烧火烘他们，此时此刻，哀号之声不绝。
这批被诬为“反共救国军”的人，除分别在公社、大队、机关单位遭到轮番批斗、吊打外，9月13日又被集中押到石康中学大操场批斗。当时操场四周每棵能吊人的树都吊上了人，残忍至极。为了逼供，他们养有专业的16名行刑队，对这批“反共救国军”，施用了吊半边猪，坐老虎凳，猛火煎鱼等40多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公社党委副书记唐荣昌、范绍球也被诬为“头头”，惨遭摧残。
8月底，全县揪斗“反共救国军”运动遍及各公社和部分县直机关单位。福成、南康、公馆、营盘、石湾、常乐、党江等公社所采用的手段也十分残忍。福成公社在武装部长王昌河、革委主任洪元祚的主持下，召开革委常委会议，研究清队工作，进行清查“反共救国军”，成立福成公社斗批改领导小组，王昌河任组长，刘育康（革委副主任）任副组长。尔后王昌河在贯彻“七·三”布告，举办清查“反共救国军”学习班的过程中，诬该社教师钟仁和为首组织“反军”进行反革命活动，对钟进行斗打。与此同时，还把不同观点的叶凤先、陈克华、李仁钦等47人，分别关押在公社内的7个地方轮番批斗，使叶凤先、苏振远等人被吊打受伤。原党委书记罗毅兴被诬为“反共救国军”总后台，由王昌河带领民兵动用拖拉机到合浦招待所，把患病留医的罗毅兴拉回福成公社，由刘育康主持会议进行批斗。使罗两次被吊打昏倒不省人事，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全县在这场揪“反共救国军”的运动中，总共审查迫害了1353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185人），死于严刑下的有17人，被迫致死的31人，刑下致残的71人，刑下重伤的707人。不少人被抄家，家属被株连。有些公社的领导干部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头头或总后台，被严刑拷打；不少干部、职工、教师和一般群众，因经不起酷刑折磨违心地供认自己是“反共救国军”，蒙受了不白之冤。
8月28日，沙田成立革委会时，因没有“四·二二”派的代表参加为成员，所以“四·二二”派便提出抗议，不承认该革委会的合法性。在庆祝大游行时，发现对达大队彩门上有副错写为“大海航行非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对联（是对达大队“四·二二”派，共产党员伍作新无意错写的），县武装部政委孙相臣和部长张人才等人却以书写“反动标语”搞现行反革命为罪名，张人才立即召开社、队和有关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沙田“四·二二”群众组织是“反革命集团”，并调集驻军一个排，永安大队民兵连和县武装纠察队及驻沙田宜传队等100多人包围了对达大队部和有关村庄，架着机枪。封锁陆路、海岸交通要道，如临大敌。几天时间就有52名干部群众遭到逮捕批斗、吊打、捆绑、游村；中学教师陈世泰被打伤后关进铁笼展览；有40多人被株连。受害者中付德汉等8人被错判5至10年徒刑。被打伤致残的19人，被迫自杀的2人，成为轰动全县的所谓“沙田反革命集团”冤案。
9月9日，县革委组织了有关人员到南宁参观武斗现场展览，要求全县狠抓阶级斗争。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认真做好“三查”、“一清”工作。
10月21日至28日，县革委召开了“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北暮盐场、常乐公社莲北大队等单位，拿出了“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运动的“新成绩”向大会报喜，向毛主席“表忠”。大会期间举行了大组、小组等多种形式的“讲用会”。我县的“三忠于”活动，又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城乡基本做到每个劳动力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外，家家户户还大搞“表忠室”，设“宝书台”，人人有语录牌、身背语录袋、手持红宝书、绣毛主席像。唱红歌，跳“表忠舞”，“早请示”、“晚汇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天天读”、“讲用会”、队队升红旗、户户贴毛主席像，室内外都用红色油漆涂写毛主席语录。大街小巷、柱子墙壁，写满了“三忠于”的标语、对联，处处是“红色的海洋”。
11月1日，县文化系统的革命领导小组，还提出“再刮一次12级台风”，组织揪斗韩全周、余飞长、杜宪良等38人，把他们集中关押在电影院楼下售票处大厅，派人日夜看守，限制人身自由，进行残酷斗打达1个多月。韩全周（县文化馆长）等多人被打致伤。
11月4日，县革委向全县转发了环城公社总江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经验”，这些“经验”一是用毛泽东思想加强对学校的政治领导，贫下中农代表和学校师生组成教育革命委员会；在学校中建立“天天读”、“讲用会”等制度。二是对教师进行“再教育”：把教师推上阶级斗争第一线，接受阶级教育；教师分期分批放到生产队去，与贫下中农“四同”，早上从生产队带学生回校上课，中午下课又带学生回生产队。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集体劳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与住户同吃同住。《广西日报》于12月24日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一场夺权斗争”为题发表了这一“经验”。这些“经验”一推广，教学质量就明显下降。
11月底，县革委在石康公社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的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大队“革委会”领导人共400多人。会议主要是总结、推广该社“清队”创造的“八查八挖”经验。所谓“八查八挖”，即：查革命斗争史、挖叛徒；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史，挖走资派；查村史、家史，挖漏划地、富；查做过伪职伪事的人和敌伪档案，挖历史反革命分子；查外逃外流的地、富、敌伪人员，挖混进我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查外来外归人员，挖暗藏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查形迹可疑人物和现行反革命活动，挖现行反革命分子；查地、富、反、坏、右的言行，挖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县人武部副政委陆卓环，县革委副主任陈符伟等参加会议。钦州专区革委会副主任林中到会作了指示，朱鉴湖（县农业办公室干部）奉命连夜把这些经验写成稿件发往广西日报社，广西日报则以“再接再励，深挖狠斗阶级敌人，”和“进一步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运动，全面贯彻党的政策，搞好农村的斗批改”为题公开发表，影响到全自治区。
11月底，县革委召开会议布置，总结了全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所谓“经验”：一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县总共办了45708期，参加学习的有178万6895人（次）。二是大宣传、大发动。全县各级共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983个，队员44518人。三是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大打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截至69年2月止，全县共揪出各种“坏人”8299人，其中：所谓叛徒271人，特务275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81人，各种现行反革命61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2014人，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1155人，未改造好的各种历史反革命分子1005人；伪连长447人，营长80人，团长58人，旅长12人，师长9人，军长以上的4人，伪保长490人，伪乡长44人，伪科局长42人，伪县长以上的18人，警长44人，宪兵35人，伪党、团骨干129人，反动会道门和土匪骨干180人，未改造好的各种坏分子894人，未改造好的右派分子116人。结果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
12月31日，县革命委员会根据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对县、社两级机构进行精简、下放干部。确定县革委常设四个组，定工作人员66名，办事组13人，政工组15人，生产建设组14人，保卫组24人。县直机关的110多个单位精简合并为七站、三司、一院，即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农业生产服务站，工业生产服务站，财税金融服务站，交通运输服务站，邮电服务站，粮油服务站；生资土产公司，食品服务公司、百货公司；人民卫生防治院。县直机关干部、职工3262人，被精简1277人，占38.5％（其中：国家干部1311人，精简660人，占干部的50.3％）。精简的干部、职工、有的被划“走资派”、“牛鬼蛇神”。精简人员除部份放到农村、工厂劳动外，把410多人集中到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1969年
1月开始，全县开展了群众性的整党建党运动，到1970年12月将近2年时间，全县组织了851个共13041人的宣传队，深入社队、工厂、车间、田头，用大字报、广播、口头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建党思想，并举办了7149期学习班，狠批刘少奇的所谓“建党谬论”，进行“吐故纳新”。
全县先后共建立党支部508个，基层党委21个，“吐故纳新”清除所谓“废料”一批，被警告20人，严重警告9人，撤销党内职务8人，留党察看18人，开除党籍30人，取消预备期19人，劝退26人，待处88人。吸收“新鲜血液”1313人（其中工人59人，贫下中农1229人，其他革命分子25人）。
1月13日，县革委开始在平田党校举办县委、县人委党政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原县委、县人委机关干部和各公社、县直属局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班”由县人武部科长刘通时、县委机关“文革”头头陈寿本、驻县委工宣队长张相林等人主持，由陆卓环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元旦社论为纲，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的动员报告。“学习班”经过诉苦和声讨刘少奇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开展大揭、大批、大斗，搞人人过关，继续把原县委书记黄德赐、副书记郑彬、副县长陈东平、唐智土、姜宝珊和财办主任孙乃康、宣传部长阮佳、团委书记钟达文等41名干部划分为三类编入“专政班”，组织专案调查、批斗、审查长达半年之久。
2月间，县革委主任孙相臣、负责“三办”的县革委常委李树余等人，积极配合广州军区“三十一办”清查“南路党”。继续组织力量对解放前后组织已查清并下了结论的“儒家巷事件”、“烟庄事件”、“南康学生事件”三次党案进行追查。广州军区、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北海市“三办”也派人来县指导。李树余亲自带领24人的工作队到南康搞清查工作，他们不择手段、颠倒是非，制造假材料，诬陷地下党，把土匪头吴大海的罪恶强加在地下党员身上；把早已被我党枪决的叛徒钟喜卓的罪行栽给地下党；并从劳改场提回一批犯人，强迫他们写旁证材料。还派人去北海高德陶器厂威迫原国民党特务头子谢有恒的秘书包若瑜（劳改期满在厂就业）交待作证。包伪造陈符隆、钟景彰两人在1947年4月向谢有恒特务自首并参加特务组织出卖南康中学刘章敬等“事实”，伪造特务谢有恒在民国36年5月至37年的审讯中，包若瑜当记录员的记录原稿14件。另外，他们又连续办了13期学习班，强迫1600多人参加学习，大搞逼供信，残酷斗争，把一批地下党员和群众打成“叛徒”、“特务”、“汉奸”、“土匪”、“反革命”等。地下党老干部陈符伟、钟景彰被诬为“叛徒”等政治罪名进行隔离（实质是私设牢房关押）、审查、批斗达5年之久。被迫死的有姚志厚、邓笃初、邓松等人。并把革命根据地粟山、扫管龙等村庄打成“土匪村”。
在清查“南路党”的事件中，全县无辜被审查迫害的有1348人（其中：国家干部148人、职工群众1200人），被打死逼死的有7人，打致伤残的26人，诬为叛徒36人，特务44人，土匪109人，反革命分子1人。这一大冤案直至1985年1月，才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2月21日，县革委会根据自治区革委会的通知，在廉州中学体育场召开批斗贺希明（区党委副书记）、霍泛（区党委秘书长）、傅雨田（区政府副主席）、谢王岗（区党委宣传部长）、袁家柯（南宁市委书记）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和县、社、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共3万多人。浦北县派有代表参加。钦州地委书记霍俊峰和我县唐智土（副县长）、钟达文（团县委书记）也被拉上台陪斗。
5月27日，县革委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庆祝和观看所谓“宝片上映”，即：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代表会议；“九大”闭幕等影片，后来还规定只准演所谓“革命样板戏”，放“现代”影片，结果很多人都不愿看。
8月20日至23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敬发毛主席著作工作会议，强调敬发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事后，县革委对山口公社敬发毛主席著作普及面不到50％的问题，作为“重大的政治事件”通报全县。
1970年
2月间，县革委成立“二·五”运动领导小组，在贯彻执行中央“二·五”指示中，重点开展“一打三反”群众运动（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全县先后办了885期学习班，组织428个宣传队，深入县直属机关以及圩镇、农村社队，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在运动中，要求上挂下联狠批刘少奇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并联合本单位的斗争实际，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斗、大清查的群众运动。
4月7日，杨海峰担任合浦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4月8日早上5时，在“二·五”运动中全县统一时间、统一行动，有组织、有领导的对重点户进行抄家搜查。两天内被抄查的有2711户，有的挖地三尺，并非法绑人、关人，逼死人命。县五金公司职工卜传英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追查中被逼上吊自杀。
5月4日，县革委召开了全县“宽、严”大会，以廉州为中心会场，营盘等7个公社为分会场，白沙等公社为收听会场。参加大会和收听大会实况的群众共50555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80％以上。大会宣读了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的布告，公判了罪犯9名，宣布“宽、严”对象32名（宽18名、严14名）。会上，贪污400多元的林为枢，由于态度顽固，当作“严”的典型来斗打后，被扣留查办。据统计，大会当天共揭出了“反革命”、“叛徒”、“特务”、“漏划五类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变分子”和其他政治问题的人共1866名。大会期间有854名所谓阶级敌人自首，挖出隐藏了几年的“敌人”3名，有264名“罪犯”交待作案113宗、缴获长短枪8支，手榴弹5枚，各种子弹700发，雷管、炸药172斤，没收的黄金35.05两，光洋3730元，白银56枚，现金56290元，有193人被作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退赃金额19819元5角5分，粮票3783斤。还有所谓反动证件及其他一大批。由于做法上的扩大化，后来把2107户当时被收缴的物资、现金，退还了原主。
4月间，梁国乐、刘通时担任合浦县革委会副主任。
7月17日，县革委对“五类分子”中的所谓危险分子实行强迫内迁的有170户，共567人（其中家属393人）。搞内迁的有沙田、营盘、党江、西场、新成（福成）、山口、白沙、沙岗、公馆、环城等公社，除本公社作内迁安排的外，迁出外公社的共有139户，386人。
9月7日，县批准有技术专长的医院工作人员肖琼莹、周家瑛等50人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10月13日至22日，县革委召开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600人。孙相臣在会上讲话，杨海峰作工作报告，钦州军分区副参谋长张人才作大会总结。大会期间北暮盐场第一工区等23个单位在会上作讲用和书面发言。大会经过协商从代表中推荐了黄秀颜等106位同志为我县出席自治区“双代会”的代表。大会宣读了县革委、人武部关于授予北暮盐场第一工区等14个单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和北暮盐场第一工区党支部书记黄秀颜等15人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标兵称号的决定。大会强调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革命大批评，彻底肃清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认真搞好斗批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总结一年来开展“四好”、“五好”运动的经验，全县总共评出“四好”车间、班组、门市部、科室993个，“四好”生产队1155个，“四好”民兵营51个，“四好”民兵排3539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545人，“五好”社员5329人，五好民兵37264人。
12月28日，中共合浦县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大会，出席代表747人。县革委主任孙相臣作报告，他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形势，鼓吹“文化大革命”和整党建党的所谓“丰功伟绩”。大会选出孙相臣等33人组成中共合浦县第三届委员会（正式委员30人，候补委员3人）。孙相臣（人武部政委）、杨海峰（原自治区商业局干部）、梁国乐（原自治区农业厅干部）、刘通时（县人武部部长）、刘政新（县人武部副政委）、刘有标（驻军部队团政治处副主任）、高长山（原县委组织部长）、李树余（原县委工交部副部长）、蔡伟（原县计委副主任）等9人为常务委员，孙相臣为书记，杨海峰为副书记。
此后，各公社以及县属各单位的基层党委和支部相继通过整顿组建起来，并恢复了正常的组织活动，从而健全了党的组织和加强了党的领导。
1971年
2月间，县革委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孙相臣全面负责。原武装部科长张奎任办公室主任，并以县武装部为主，组织十多人的清查工作组，张奎任组长，陈增声任副组长。县直机关被划为重点审查的对象有原县委副书记、县长、离休老干部陈铭壁，和“四·二二”派的陈家琨、钟仁和、卢声雄、黄沃南等8人。卢声雄（商业局卫生所负责人）被秘密押到白沙公社长期隔离审查。11月24晚，陈增声等人在审讯时，将卢双手反绑，用毛巾塞进嘴里，然后进行毒打，被打伤后又不准医治，遭受折磨1年零3个月之久。黄沃南（邮电局干部）被开除党籍，降为职工，直到1981年才平反，撤销处分。
3月25日，朱良谋担任合浦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3月间，李树余担任合浦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0月16日到22日，县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有1202名党员干部参加。会议秘密传达了中央有关林彪抢班夺权，阴谋政变叛国投敌的中央五个重要文件，钦州军分区政委王晓峰作了报告，会议对林彪一伙叛党叛国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批判。
1972年
1月6日至16日，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县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县直属机关单位、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共6446人，大会的指导思想是：以路线斗争为纲，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会组织交流了32个典型经验，批判了所谓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黑四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副业单干”等所谓资本主义黑货。
1月中下旬，县革委会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人员有公社副书记或革委副主任，专管教育的干部和教育辅导员，各中、小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大队副支书或副主任，驻校的工宣队长和辅导员，县属各单位的副支书或副主任等500多人，会议时间12天。会上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之后，通过开展革命大批判，强把两个“基本估计”（即：“文革”前学校基本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教师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层层贯彻，以否定“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成果，教师的心灵承受了严重的摧残。
1月26日，县党委决定：要定厂管校和工宣队进驻县城中、小学校，公社建立和健全贫下中农管委会（或贫管小组）管理学校。学校要定期向贫下中农汇报，接受监督。驻学校的工宣队或贫下中农要参加学校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健全工、农、兵业余讲师团，聘请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担任或兼任教师，以从根本上改变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2月4日至11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参加大会的共有1725人，其中有中、小学校领导和教师341人，这次大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1972）三号、四号文件，联系实际批林整风，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进一步揭发、批判、控诉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的滔天罪行。有34位同志在大会上对林贼一伙进行声讨、揭发、批判，会议最后由县委书记孙相臣作总结。
2月17日至3月16日，全县共培训宣讲林彪事件的骨干27342人，分别由县、社组织深入圩镇、农村向广大群众传达中央有关林彪反党叛国罪行的四号文件，宣讲和批判林贼一伙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深入进行路线教育。
3月5日至8日，县在公馆公社召开了路线教育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党委书记，宣传委员，各大队支书和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共378人。这次会议采取“看、听、议”的办法，学习和交流公馆公社搞好路线教育五个结合的经验。即：路线教育要同本地区、本单位阶级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结合起来；同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伟大方针结合起来；同当前干部、社员的现实思想结合起来；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结合起来。会议提出当前应突出地狠抓对林贼一伙反党集团的罪行的揭发、批判。
6月，梁国乐担任中共合浦县委副书记。
12月12日至24日，县委召开第二次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6057人。大会主要通过总结和交流了一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听了31个先进单位的经验介绍。组织参观大会展览和环城公社堂排、廉北大队的改土现场。讨论了孙相臣关于《以路线斗争为纲、深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速“农业学大寨”的步伐》的报告，在全县迅速掀起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最后杨海峰作大会总结并布置工作。他们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大批、大斗，促进当前农业生产。
1973年
9月3日，县委转发广西区党委通知：任命杨海峰为中共合浦县委员会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任命朱良谋、高长山、孙相臣为中共合浦县委员会副书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孙相臣中共合浦县委员会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
9月7日至12日，合浦县贫下中农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城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05名，特邀代表80名。县委副书记朱良谋在会上传达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书记杨海峰作工作报告，号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鼓革命干劲，为把我县建成大寨县而奋斗。”大会选举出75名贫下中农协会委员，杨海峰当选为主席，朱良谋、吴仁锦、曾和宁、王焕兰当选为副主席。
12月，庞绍、方贵、李登复、庞礼英担任合浦县革委主任。
1974年
1月，庞绍担任中共合浦县委副书记。
1月30日至2月3日，县委在县城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生产队以上的干部6000余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1974）1号文件和韦国清的批林批孔动员报告；听取和讨论杨海峰关于“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当年实现粮食人产超800斤、力争亩产上“纲要”的规划。朱良谋最后作大会总结，对当时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春耕生产作了具体布置。
2月上旬，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县、社均成立了运动办公室。县委书记杨海峰还亲自带队到公馆公社廖屋大队搞先行点，协助基层组织干部、群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克己复礼”，进一步推动全县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这次运动，县社队三级共办了骨干学习班1534期，参加学习人数700925人（次）；全县召开批林批孔大会6484次，参加人数多达1034231人（次）；出了大批判专栏7364个，漫画18298幅。
4月4日，中共合浦县委决定：从县委和县革委的委员起，所有县直属机关、厂、场、水库的在职干部、包括以工代干干部（除老弱病者外）都要实行分批分期轮流下放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半年，即所谓“接受再教育”。月底第一批“三同”干部280人到了指定的农村去。
6月28日，中共合浦县委发出《关于建设理论队伍的初步意见》。《意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论述了建设理论队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要建设一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理论队伍，并要把这支队伍发展到两三万人。此后，全县17个公社（镇）相继办起了基层干部学校。316个大队，有314个办起了农民政治夜校；4722个生产队，有4656个办起了政治夜校；机关、厂、场、学校也普遍办起了政治夜校和马列主义夜校。至10月底，全县“三校”的理论队伍发展到29000多人，经常在“三校”学习的干部、群众达250000多人。拥有这支庞大理论队伍的“三校”先后成了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的主要“阵地”。
11月，县委“三分之一”宣传队到石康公社太平大队蹲点，协助基层组织，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批封资本主义倾向。1975年，县委副书记宾祖媛也到该大队蹲点，成立“三分之一”办公室，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农业学大寨，深入开展斗私批修，禁止“自留地商品化”、“自由种植”。随即，这一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县范围，扫除所谓“自由种植”的经济作物，毁坏了大批黄麻、甘蔗和蔬菜。设“关卡”限制农产品上市，大煞搞家庭副业，发家致富的“歪风”。限制养三鸟，到处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
1975年
6月中旬，县委在县城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自治区农村工作会议和三级干部学大寨紧急会议精神，联系实际学习大寨、昔阳，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会后，全县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稍后，区党委发下“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我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指示，全县城乡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进一步掀起了批修批资总体战的高潮。全具共培训了各种骨干500317名，召开了5400多次各种批判会，参加人数达59万多人，收回了“私占公地”2万多亩，竹、水、果树352000多株归集体；收回了“野马副业”人员4000多人，继续深入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
6月20日，县革委成立县高校招生领导小组，高长山任组长、罗毅兴、陈善茂任副组长，接着各公社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全县推荐了首批90名“社来社去”的工农兵上大学。
8月18日，吴仁锦担任中共合浦县委常务委员、合浦县革委会副主任。
8月26日，县委转发广西区党委通知：任命朱良谋为中共合浦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任命宾祖媛为中共合浦县委副书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排第一）；免去杨海峰中共合浦县委员会书记、县革委主任职务。
8月，李树余担任中共合浦县委副书记。
9月26日至30日，全县教育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在常乐举行，会议学习和推广了常乐中学、竹山小学教育学大寨，“请进来，走出去”（即：请贫下中农进学校上课、走出去向贫下中农学习）的经验和方法。会后，县委批转宣传部《关于教育学大寨，学浦北的工作意见》，推行“把教育革命和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的办学方针。随即，全县各中、小学迅速开展教育学大寨、赶浦北的教改运动。全面实行“开门办学，开卷考试，分段教学”，“教师与工农对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县教育局组织编写的《农村数学》、《农业机械》、《农业化学》分别取代了统编的《数学》、《物理》、《化学》教材，这种所谓“改革”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后果。
10月19日，县委书记朱良谋同志赴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决心3年内，一定把合浦县建成大寨县。
12月3日至10日，县委在廉州召开了全县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1137人，县委书记朱良谋作报告，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两年，把合浦建成大寨县”。会后，全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县委办公室、农村部和运动办公室为了这一运动的需要搬到党江公社九坡大队，合并成立县委“田头办公室”。
1976年
4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县举行庆祝大会，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声讨所谓“邓小平的反动罪行”。接着，全县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县委副书记宾祖媛带头在县委常委会上批判，后又在县直机关和廉州镇召开的干部、群众大会上作专题批判发言，县委还组织编写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材料十一讲。
10月22日，合浦军民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欢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结束。
后语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给我们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地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完全符合我县的实际。“文革”十年浩劫，给我县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全县无辜被杀害、打死、迫死共1732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0.29％；在制造揪“南路党”、“反共救国军”、“五·一六”等一大批冤、假、错案中遭受审查、迫害的干部、群众共4600多人；被抄没物资的883户，抄没物资折款和现金共338800多元。造成我县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极大混乱和破坏。
1983年5月，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帮助下，我县共抽调1520多名干部，全面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在“处遗”中认真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对无辜死者及其受株连的家属给予平反昭雪，特别是对遭受迫害的合浦地下党和所谓“反共救国军”、“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伍修集团案”等冤、假、错案和受迫害的4600多人作了平反；同时深入进行“伤痕愈合”、经济善后等工作，给遗属补发了丧葬费、抚恤费和家属中的孤老、孤幼、孤残者抚养费等费用共88万元，对造反起家、打砸抢、帮派思想严重的“三种人”和违法乱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已分别进行了清理和给子各种纪律处分，对策划指挥或直接杀人的罪犯，已依法逮捕法办。全县受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办的共1105人（国家干部314人，职工138人，群众653人），其中党员922人。被处理的人员中，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有莫家俊（原石康公社武装部长，后任县工商局副局长），判处无期徒刑的有许平志（原石康公社书记，后任地区社队企业局副局长），判处15年以下徒刑的有吴甲良（原沙岗公社武装部长，后任石康公社书记）等26人，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的有594人。有关问题，也按政策作了处理。
经过两年多的“处遗”工作，终于医治了创伤，弥合了裂痕。使大多数遗属、被害者和干部、群众消除了积怨，增强了团结。进一步加深了否定“文革”的教育，牢记“文革”历史的惨痛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局面正在形成。为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和衷共济，振兴合浦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附：
合浦县“处遗”部份处理人员登记表-1
姓名 | 性别 | 任职情况 | 处理情况 | 备考 |
“文革”中 | “处遗”时 |
莫家俊 | 男 | 石康公社武装部长 | 县工商局副局长 | 判死刑缓期执行 | 党员国家干部 |
许平志 | 男 | 石康公社党委书记 | 钦州地区社队企业局副局长 | 判无期徒刑 | 党员国家干部 |
吴甲良 | 男 | 沙岗公社武装部长 | 石康公社党委书记 | 判徒刑15年 | 党员国家干部 |
何炳权 | 男 | 西场公社武装部长 | 西场公社党委书记 | 判徒刑15年 | 党员国家干部 |
黄乃贤 | 男 | 北暮盐场堵海队指导员 | 北暮盐场党委书记、场长 | 判徒刑15年 | 党员国家干部 |
王日川 | 男 | 石湾公社武装部副部长 | 闸口公社武装部部长 | 判徒刑10年 | 党员国家干部 |
符旺 | 男 | 沙岗公社沙岗大队党支书 | 沙岗乡沙岗村委干部 | 判徒刑13年 | 一般党员 |
宠文焯 | 男 | 西场公社西镇大队党支书 | 西场镇西镇村委党支书 | 判徒刑10年 | 一般党员 |
谭德俊 | 男 | 沙岗公社珊瑚大队党支书 | 沙岗乡珊瑚村委干部 | 判徒刑8年 | 一般党员 |
合浦县“处遗”部份处理人员登记表-2
姓名 | 性别 | 任职情况 | 处理情况 | 备考 |
“文革”中 | “处遗”时 |
张臣业 | 男 | 西场公社圩镇大队民兵营长 | 西场镇圩镇副主任 | 判徒刑8年 | 一般党员 |
蔡绍文 | 男 | 白沙公社文明大队党支书 | 白沙乡文明村委干部 | 判徒刑10年 | 一般党员 |
沈春先 | 男 | 白沙公社宏德大队干部 | 白沙乡宏德村委治保主任 | 判徒刑7年 | 一般党员 |
黄传彬 | 男 | 白沙公社充美大队民兵营长 | 白沙乡充美村委群众 | 判徒刑4年 | 一般党员 |
徐文祥 | 男 | 石康公社天堂大队干部 | 石康镇天堂村委干部 | 判徒刑3年 | 一般党员 |
蔡昭萍 | 男 | 环城总江圩镇大队副支书 | 环城乡总江口棉织厂采购员 | 判徒刑3年 | 一般党员 |
林贤焯 | 男 | 石康沙芹大队党支书 | 石康镇沙芹村委干部 | 判徒刑7年 | 一般党员 |
刘英松 | 男 | 环城公社总江圩镇大队副支书、质保主任 | 环城乡企业办公室副主任 | 判徒刑10年 | 一般党员 |
孙继臣 | 男 | 沙岗公社上洋粮站干部 | 乌家乡粮管所干部 | 判徒刑7年 | 非党员、国家干部 |
合浦县“处遗”部份处理人员登记表-3
姓名 | 性别 | 任职情况 | 处理情况 | 备考 |
“文革”中 | “处遗”时 |
周胜德 | 男 | 北暮盐场工区副支书 | 北暮盐场工人 | 判徒刑7年 | 党员国家干部 |
卫家泰 | 男 | 西场公社群众 | 西场镇群众 | 判徒刑7年 | 非党员、群众 |
王盛瑞 | 男 | 南康公社群众 | 南康镇群众 | 判徒刑7年 | 非党员、群众 |
秦广强 | 男 | 常乐公社群众 | 常乐镇群众 | 判徒刑7年 | 非党员、群众 |
凌芳友 | 男 | 常乐公社群众 | 常乐镇群众 | 判徒刑7年 | 非党员、群众 |
张贵川 | 男 | 常乐公社民办教师 | 曲樟乡群众 | 判徒刑7年 | 非党员、群众 |
蔡联禄 | 男 | 南康公社武装部长 | 南康镇群众 | 判徒刑7年 | 非党员、群众 |
陈祥瑞 | 男 | 白沙公社群众 | 白沙乡群众 | 判徒刑7年 | 非党员、群众 |
王昌河 | 男 | 福成公社武装部长 | 西场塘场副厂长 |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 - |
合浦县“处遗”部份处理人员登记表-4
姓名 | 性别 | 任职情况 | 处理情况 | 备考 |
“文革”中 | “处遗”时 |
陈继权 | 男 | 福成公社公安员 | 福成乡政府干部 | 开除党籍 | - |
廖福海 | 男 | 福成公社福成大队支书 | 营盘大队水产站副站长、支记 | 开除党籍撤消职务 | - |
赖家君 | 男 | 常乐粮所干部 | 常乐粮所副主任 | 开除党籍 | - |
龙洋 | 男 | 公馆粮所主任 | 县粮食局副局长 | 开除党籍撤消职务 | - |
刘宝兴 | 男 | 常乐营业所干部 | 常乐营业所农金员 | 开除党籍 | - |
张云飞 | 男 | 白沙公社大队支书 | 白沙乡党委纪检委员 | 清除出党 | - |
吴贤锦 | 男 | 钦廉林场小学教师 | 钦廉林场分场副场厂长副支书 | 清除出党，撤消职务 | - |
李赞源 | 男 | 福成公社大队民兵营长 | 福成农机站干部 | 开除党籍 | - |
夏耀凤 | 男 | 环城清江小学教师 | 环城清江小学副校长支委 | 清除出党撤消职务 | - |
合浦县“处遗”部份处理人员登记表-5
姓名 | 性别 | 任职情况 | 处理情况 | 备考 |
“文革”中 | “处遗”时 |
蔡昭奉 | 男 | 常乐中心小学教师 | 常乐中心小学校长 | 清除出党撤消职务 | - |
刘仁济 | 男 | 环城公社小学教师 | 环城民办中学总务 | 清除出党撤消职务 | - |
李业光 | 男 | 党江公社武装部长 | 县供电公司经理 | 开除党籍撤消职务 | - |
花廷序 | 男 | 环城公社民政助理 | 环城农机站副站长 | 开除党籍开除留用察看一年 | - |
陈显 | 男 | 石康公社干部“文革”主任 | 南流江综合管理处支书 | 开除党籍 | - |
邹良熊 | 男 | 公馆公社大队支书 | 公馆镇政府干部 | 开除党籍 | - |
陈宽绪 | 男 | 环城公社干部 | 石湾乡政府干部副主任 | 清除出党撤消职务 | - |
吴寿英 | 男 | 西场镇海小学教师 | 西场镇海小学教师 | 开除党籍 | - |
罗光武 | 男 | 南康小马头小学教师 | 南康小马头小学校长 | 开除党籍撤消职务 | - |
合浦县“处遗”部份处理人员登记表-6
姓名 | 性别 | 任职情况 | 处理情况 | 备考 |
“文革”中 | “处遗”时 |
劳沛远 | 男 | 常乐高坡小学教师 | 常乐高坡小学校长 | 开除党籍开除留用1年 | - |
杨永登 | 男 | 乌家经济作物场场长 | 农业局微生物厂厂长 | 开除党籍撤消职务 | - |
余煜 | 男 | 石湾公社大队支书 | 乌家经作场场长、支书 | 开除党籍撤消职务 | - |
周永彪 | 男 | 榄子根盐场干部 | 榄子根盐场干部 | 清除出党 | - |
杨志明 | 男 | 公馆林业站长 | 公馆林场调度员 | 开除党籍 | - |
林其美 | 男 | 常乐公社副书记 | 南康糖厂厂长、副书记 | 开除党籍撤消职务 | - |
夏作芳 | 男 | 常乐公社武装部长 | 县炮竹厂副厂长、干部 |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 - |
苏环积 | 男 | 营盘营业所职工 | 营盘营业所主任 | 清除出党撤消职务 | - |
农锦帮 | 男 | 石康公社圩镇大队支书 | 石康镇党委组织委员 | 开除党籍 | - |
陈焕新 | 男 | 营盘公社大队支书 | 营盘乡政府干部 | 开除党籍 | - |
合浦县“处遗”部份处理人员登记表-7
姓名 | 性别 | 任职情况 | 处理情况 | 备考 |
“文革”中 | “处遗”时 |
张志钦 | 男 | 常乐公社干部、“文革”主任 | 竹林盐场工会副主席 | 开除党籍开除留用1年 | -- |
刘建通 | 男 | 钦廉林场武装部长 | 县水电机械厂副厂长 | 开除党籍撤消职务 | -- |
梁启坚 | 男 | 营盘公社武装部长 | 北暮盐场武装部长 |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 -- |
钟逢彩 | 男 | 南康卫生院医士、“文革”主任 | 南康卫生院医士 | 清除出党开除留用1年 | -- |
崔兆桑 | 男 | 闸口煤矿富矿厂 | 县氮肥厂书记、厂长 | 开除党籍撤消职务 | -- |
谢美春 | 男 | 星星农场“革委”副主任 | 星星农场场长 | 开除党籍作工人安排 | -- |
黄顺池 | 男 | 营盘大队团支书 | 营盘公社公安员 | 清除出党 | -- |
劳元辉 | 男 | 常乐李家小学校长 | 常乐农中副校长 | 清除出党 | -- |
苏锦云 | 男 | 闸口公社贫协副主任 | 闸口乡政府干部 | 开除党籍 | -- |
姚达才 | 男 | 石湾营业所干部 | 乌家营业所主任 | 留党察看2年 | -- |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三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