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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致专案组的三封信
陈冀德
1979.03.31—05.01
〖陈冀德，女，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领导核心成员。〗
一
专案组老陈同志，请转：
专案组、原市委写作组、市委有关领导：
有一些想法和要求，向领导反映。
我的审查结论与本人见面，并签字同意，已经有三个多星期了。（或许，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该是一个月过去了。外面是争分夺秒的形势，在我这里，积一年多的经验，等上一个星期，十天半月是不希奇的。可以说，时间不如草纸。）不明白的是，既然问题已经审查清楚，罪不当拘捕，却还继续把我关在看守所变相的拘留着。这是为什么？这合法吗？
我被“监护”有一年半了。我认为，市委对我采取监护审查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算合情合理。我的态度不好。斗争又有这样的需要。不抓，不足以平息有的人心中的愤怒。不抓，不足以发动群众。所以，我心里虽然一百个不乐意，但在组织上我还是服从的。行动上，我的思想认识提高较慢，但自问还是配合了组织的审查的。没有抗拒。
去年年底，彭冲同志代表市委宣布，四人帮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已经查清时，我很高兴。我想，这一下，我可以解放了。但有位搞专案的同志提出，我的这种“可以解放”的思想，没有基础。上海查清了。又不是你陈??查清了。虽然，我觉得我陈??竟还有与四人帮的阴谋相牵连之外的阴谋需要查清，未免滑稽。但我还是接受了那位同志的意见。因为，归根到底，我的解放与否，当然要根据我的问题清楚与否。我的问题还没查清，当然，我“可以解放”的思想就没有基础。
现在，审查已经有了结论。本人已经签字同意。该有“基础”了吧？还是把我关在这里。不要说党纪国法上没有这样的条款，便是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啊。中央、市委有关的政策是说清楚一个，解脱一个。政策落实了吗？
也许，领导上对这个“关”字，看起来不大入眼。谁关你了？入眼不入眼，我想还得从实际出发。在我们的国家里，只对人民的敌人，才可以剥夺他的自由。谁也没有把我当敌人，这或许是事实。但我的自由就是被剥夺了的，这不也是事实吗？
不仅是还关在这里，而且不知道还要关多久？这一点是最难以承受的。说得不好听一点，还不如判了刑的罪犯。监狱里的犯人，三年是三年，五年是五年。徒刑期满，自由就在监狱门口等着他了。就算是无期徒刑，也有一个“期”字在那里。而我呢？在这里服着不是徒刑的徒刑。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出去？没“期”。也唯有这一点，最使人感到这不是法律的法律的厉害。精神上对人的刺激也最大。
党的对人的处理要慎重的政策，我是拥护的。但慎重不等于拖拉。市委对我采取监护审查的决定，是慎重的吗？当然。但，它从上报到批准，不到一个星期。可见，慎重完全可以做到不拖拉。
党的对有问题的干部的冷处理政策，我也是拥护的。我希望的是恰如其分的冷处理。不要把人冻僵。是不是只有落到神经失常、天天捧着药罐子、丧失劳动能力成为社会、家庭的包袱时，才能打动领导者的心，才能告别这里？这岂非大大的有悖于党的审干目的了吗？
党的政策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追究领导上是否违法了？我还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要求有法必依。按照党纪国法办理。要办，要理。快办，快理。
领导上或者也有这样那样的为难之处。但我想，我的问题，并非要等生产发展以后才能解决的那一类。恰恰相反，我早“解放”一天，那些围着我转的专案组同志、看守同志也解放了呀。至少，有五个人力，可以因我的解放而同时解放出来。这些人力和物力，不就可以为加速四化而出力了吗？不知领导上是否算过这笔账？
政治斗争不能算经济账。这是四人帮的错误观点。有时，也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如果在办案工作中有这样的规定，该办不办，每拖延一天，所需的费用，均由有关人员本人来负责支付。事情也许就好办了。
总而言之，只要领导上肯担肩膀，肃清宁左毋右的流毒，我的问题就不难解决。因为已经经历了920个日日夜夜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热切地希望领导上能够拿一点现代化高速度的实际行动出来。
根据我所领会的中央的政策和精神，在已经审查清楚的前提下，我想，我提出立即解除监护的要求，该不在无理取闹之例吧？
可是，在写此信时，仍旧颇费踌躇。俗语说，出头椽子先烂。强出头，好处没有，挨打总是有份。但又想，与其不出头闷煞，还不如强出头打煞来得痛快。再则，既然心里有话，不说出来，也不能说是对党一心一德的表现。所以，大着胆子说了写了。不对的地方，敬请批评。
我希望领导上在四天之内，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同意我的要求，就解除监护，放我出去。不同意，请说明理由。
为了不至于使这封信由于周转而拖延时间，我一式抄了三份。分送，专案组、原市委写作组、市委有关领导。
二
市委、市专案组、原市委写作组有关方面
党老爷诸位：
看到党老爷三字，请不要发火。诸位在别的方面也许是党的模范工作者，但在对于我的问题的处理上，官老爷的作风十足。所以，仅此而言，这个称呼是相称的。
再则，就我们之间的地位而言，诸位是堂上的官，我是阶下的囚。你们的作风告诉我，称你们为同志，你们一定是要不高兴的吧？
三则，这样的称呼，也是你们给逼出来的。在上一封信里，我并没有这样称呼。你们对我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连说明一下都不屑一做。不称你们老爷，简直想不出别的更确切的称呼来。
中央几次会议决议，中央领寻同志几次讲话，一再表明，对于那些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并已经说清楚了的人，不要揪住不放。你们做到了吗？你们把这一党的政策和精神给贪污了。当你们在传达中央文件、教育别人要坚决贯彻执行的时候，你们的心是不是有点发虚？因为你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呢！
也许，说你们不执行党的政策，比之于称你们为党老爷，更使你们伤心。你们会说，打了吗？骂了吗？逼供信了吗？生活上照顾还不周到吗？什么地方不符合政策了？上述这些，的确都没有。这是你们区别于四人帮们的地方。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你们也用了专政的手段来解决党内矛盾。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有它合情合理的一面。四人帮们搞这一套搞了十几年，把党的审干方面的好传统却破坏了。名之曰隔离、实际上是拘留、监禁。十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对待四人帮帮派体系里的人，当然也不能有别的办法。
问题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合理的事物，条件改变以后，就可能向相反方面发展。这种七六年、七七年也许是合理的措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就不合理了。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专案组、监护、隔离……属永远废止之例。请问，你们对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是怎么看的呢？
当然，中央决议的贯彻执行，势必有个过程，急是急不出来的。不可能要求一个早上就做到。但是，这个过程要多久？已经100多个早上过去了。100多天，不是100多个小时。在号称要争分夺秒的今天，100多天就这么过去了。
三中全会后没有几天，市委正式宣布，四人帮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已经查清。该抓的，抓起来了。该放的，放了没有？既然阴谋已经查清。还把人变相的拘留着。为什么？根据党纪、国法中的哪一条？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这种口号，我是有保留的。目前还是社会主义，平等还谈不上。其次，既有法律存在，就不可能人人平等。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法律与国家却灭亡了。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都有揭露这一口号的虚假的。我们却把它当作前进的法宝。缺乏常识。
不过，现在时髦讲法制。一讲法制，就势必要鼓吹人人平等。想来，你们也是以此为标榜的。那我就要请问，为什么你无法无理，可以剥夺我的人身自由。我守法有理，只能被剥夺呢？在法律面前，我们之间的平等在哪儿？
这只能说权力就是法律。有权就有理。你们之所以可以剥夺我的人身自由，因为你们大权在握。法律，对于有权力的人和无权力的人，就是不平等的。……
（以上为没有完成，也没有寄出的第二封信）
三
市委主管专案工作的各级领导：
第一封信写出至今，又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我在第一封信中，提出了解除监护的要求。并希望在一时还不能办到时，说明理由。坦白说，我是诚心诚意的。市委有关领导，日理万机。工作的繁忙可以想见。所以，在我这方面，即使要求不获同意，只要领导在看到信后有所表示，我是决不会不顾领导上的困难、工作的全局考虑而固执己见，再来写这第二封信的。
可是，事实怎么样？信去一月，犹如石沉大海。准确点说，还不如石沉大海。因为，石头沉入大海，还能听到扑通一声响呢。专案组的同志，在这一个月中，来过一次。当我询问时，他的回答是，领导有什么意见，自然会告诉你的。也就是说，领导什么表示也没有。有道是，从来天意高难问。想来，市委有关领导的天竟亦然。
我对具体工作的同志，没有意见。我只感到他们（包括看守）都是谨慎工作，严格执行有关政策和规定。我从他们身上，具体感受到现在与“文革”时的作风不同。从而坚定了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样的信心。配合组织搞好审查。我知道，我之所以现在还在押，责任不在他们身上。决定权也不在他们手里。
据我所知，我的案子，早在去年八月，已经基本查清。（主要根据是那时开始写全面交代）。去年八月至今，整整又是八个月。这八个月，240天，5710小时，就花在各级领导的反复复查、验收和审批上面了。我感到这样繁复的层次，这样拖拉的作风，与现代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作风，实在不相称。倒是与受囿于小生产经济、政治的封建时代的大老爷作风比较相像。繁琐哲学。对上，只会磕头，不肯负责。办事能拖则拖。对犯错误的人，能推不拉。不敢负责。所以，本来我在信的开头，想写上“有关方面党老爷”这样的称谓的。后来感到没意思。有关领导可能在处理我的问题上表现为老爷作风，而在其它方面，是一个真正的党的领导者的形象也未可知。凡事不能以偏概全。就作罢了。
但，党中央三令五申，对已经说清楚、查清楚的审查对象，要及时解脱。并且一再提出，不管是谁，不论何时，有错必纠。因此，我希望有关领导在这方面的老爷作风，也应予以改正才是。
我这次写信，没有新的要求。只是再次提出立即解除监护。同时再次提出，如果领导别有考虑，要我在看守所不明不白的继续蹲下去，必须向我说明理由。
“否则，你打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现在还能怎么样！一切与自己过不去的事，诸如绝食、自杀之类，不到非作此类牺牲时，坚决不干。至多是再写写信而已。（顺便说说，外面是争分夺秒的气氛。我的时间不如草纸。有的是。）
或者，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控告。按程序，应先向地方纪检委提出才是。但我不知地方纪检委的领导，是否就是负责专?的领导。如果是的话，告来告去告到一个人的手里，岂非白费力气。
或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沉默。我曾经用这种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看一下的沉默，对付过一些人。很有效验。
对党组织，我不愿意这么干。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党员对党组织应有的正确态度。不过，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譬如，领导上对我解除监护的要求，始终置若罔闻而不予理睬。那末，被拘禁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的我，除了沉默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一个监护对象，以沉默表示抗议。在官老爷的心目中，不会比一条叫狗不叫了引起更大的注意。这是当然。不要说是拘禁着的人，在九亿人口的中国，就是自由着的人，有一个人沉默，算得了什么！
然而，我希望领导注意四人帮垮台的教训。
事情总是由具体而一般。由个别而及其它。一个人的事办得妥与否，不过是某一方面的事办得妥与否的一个例子、缩影。它实际上涉及许多人，影响许多人。
我曾经犯下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不承认，不愿讲清楚，这是我的错。现在，我承认了，讲清楚了，而且组织上已经查清了。审查结论都已签字画押两个月了。领导上还把我拘留在看守所，并且，连一时不能解脱的理由都不置一词。这就叫揪住不放。这是领导上在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确与错误，在我与领导之间，已经调了一个头了。领导上也许还没有感觉到吧？辩证法无情。不要忘记四人帮们垮台的教训。
“结论既已给你看过，你现在等候处理就是了。急什么？”不是我太急。相反，是领导上太拖拉了。我向党伸手了吗？要求法外开恩了吗？没有。不过是要求落实政策。能早一点参加到新长征的行列中去，为祖国兴旺、人民幸福出一点力。我现在还能从事一定强度的体力劳动。领导上是不是打算把我养到意识上成为白痴，身体上要别人照顾的时候，再大发慈悲，放我出去？当一个人活着成为家庭、社会的包袱的时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自从党中央发出搞四化、大转移、争分夺秒、只争朝夕这些号召后，我这个“被革命对象”天天急。总想在自己还有力气为社会出力的时候，及早地走上工作岗位，那怕是劳动改造，也比做食客，白吃社会主义好。何以天天高喊这些口号的领导们，全不以浪费国家钱财、浪费他人生命为念呢？我不知道领导们在高喊这些口号的时候，是真心还是假意？应该是真心的吧？！请拿出行动来。说了不算，还是共产党人吗？
“你所在的看守所，不是已经有人解脱了吗？事情得一个一个解决。”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监护对象比原来少了。这是事实。现在是十个看守，守着两个人。虽然，对象之间是绝对隔离状态。但无论怎样，空气总是流通的。过去我天天嗅到煎中药的味道，现在没有了。可见，那位必需每天吃药的人是解脱了。有一个人经常要大吵大闹。因此而与我互换过监房。现在也听不到声音了。有一个几进几出医院的，也不听见响动了。可见，她们都解决了。
不过，说实在的，凡此种种，不去想它，倒也罢了。想来只有叫人心惊胆颤。也就是说，只有到外面去也像在里面时一样，成为家庭、社会的包袱时，领导上才肯给予“解决”。岂不叫人怕死。
不敢妄测领导上的用心。但从衡量一个人的行为的标准是实践这方面来看，领导上的这番用心，至少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啊。
我对领导多次关心我在看守所的生活，感激在心。但，人总究是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不以物质上的宽厚待遇就会感到满足。就此“此间乐，不思蜀”，甘愿忍受无所事事的寄生生活而不发出一点反抗的呼声。
领导上破格优待，允许我读书、自学英语、甚至不干涉我写小说。我也是感激在心。但我想，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尊重人的劳动的权利。否则，学得再多，有什么用呢？
前几天，看到报纸上有关李国豪教授在隔离室搞科学发明的报道，很有感触。就李教授本人来说，这是充分表现了他的献身科学的高尚品德的。但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污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曾有一度生活在像哥白尼生活的那种黑暗之中。这种状态，与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容的吗？四人帮们垮台了。这一丑陋的现象结束了没有？
我不想自比李国豪。不配。领导上当然也不是四人帮式的人物。但，我在审查结论签字后的两个月里，在看守所，读完了一本进口版的英语基础课本。这一事实本身，对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不能不说见一种莫大的讽刺吧？在我们国家里，有的是业余学习的机会和条件，为什么是在看守所里呢？
话说回来，对于犯错误的人，实行解脱的标准是什么？查清楚+药罐子？这是党的政策吗？
“大局为重。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领导上也许会拿出这样的挡箭牌来。抱歉。在这方面，我己经走在了领导的前面了。领导上把我长时间拘留在看守所，不是连个大道理都未向我说过一句吗？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里面。五个月前，三中全会决议下达时，我没有提出立即解脱的要求。虽然，就我的小道理，我有权提出。但我替领导着想，政策的落实总要有个过程。后来，市委宣布四人帮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已经查清，我还是没有提出。因为从报纸上感觉到这段时间社会上不大安定，我又想，不要轧在里面，增加领导的麻烦。直到四月初，审查结论与本人见面一个月之后，还把我拘禁着，我这才提出放我出去的要求。但也只不过是一个要求。我在提出要求时，还一直在想，我是处在六面碰壁的境地之中，对领导上的工作步骤当也不可能了解。所以，我同时提出，一时不能放人，领导上说明理由就行。凭心而论，处处为领导设想。事事以大局为重。
可是，领导上的表现又是如何？我不想再说，请问自己吧。问问自己的党性。问问自己的良心。
什么叫大局？什么叫大道理？在加速实现四化的今天，遵纪守法就是最大的大局，最低的大道理。唯此，才能安定团结，才能使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为祖国兴旺、人民幸福而奋斗。
请问，党中央的决议，领导带头遵守了吗？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领导带头遵守了吗？还是只要别人遵守而自己可以置之度外？有法必依？还是有法依我？是否需要在“从现在起永远废除专案组”这一决议后面，加上“有的地方，有的情况可以不必”这样的附注？是否需要在拘捕法令有关拘留手续中，加上“如审批者没有空，可以延长至五天、六天，直至……”这样的附注？
报上看到，前几天，上海中级法庭公审刑事犯。按规定，罪犯不服，十天内可以上诉。如果罪犯由于种种原因，想要上诉而已过了十天，行不行？领导有法不依，那末，违法必究又怎能服人？
要人服从大局、大道理的管，领导上的为人处事首先得从大局、大道理出发。把这“两大”作为耍官僚主义的挡箭牌，不行。
最后，我仍希望有关领导在四天之内，对我提出的解除监护的要求给予答复。四天而不是三天。我对领导上依然是很体谅的。尽管，领导上可以像第一封信那样，继续来个不理不睬。自以为手中有权就可以把党纪国法置之度外而无人可以究得。但，我是一定要做到遵纪守法的。
来源：陈冀德《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