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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文化革命委员会检查
北京发行所革委会
1966．12．01

同志们：

《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因此，只有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留毒，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所自十月十七日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以来，已经一个多月了，由于革委会对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意义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形成了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所以使我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当前我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由于许多革命同志的推动，形势日趋好起来，突出的表现在各种战斗组、队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建立起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同志关心和参加了两条路线的辩论，这是我所有史以来，政治生活中一种非常好的现象。“敦促革委会”“炮轰革委会”的呼声不断传来，形势促使革委会必须起来革命。

我们革委会的立场是要坚决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我们的态度是要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影响。

两条路线之间的分岐集中表现在对待十六条的态度方面，是维护和执行十六条呢！还是反对和抵制十六条呢？两条路线的核心是围绕着对待革命群众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问题。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根本的一条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充分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此相反，它的最根本的一条是害怕群众，反对群众，镇压革命群众。

我所革委会自8月6日成立以来，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现在检查起来，以十六条来衡量对照我所运动情况，有些地方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产生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革委会的选举问题

我所文化革命筹委会、革委会的选举和成立是仓促的。候选人名单虽然是自下而上由群众提名，经过了一些酝酿和讨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但由于时间过分仓促，没有做到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进行反复的讨论，仅仅两天时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宣告成立。因此以十六条来衡量，我所革委会的选举和建立过程，是不完全符合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原则的。

这样的文革委员会，在当时尽管是由我所绝大多数革命的同志选举出来的，但由于未经过群众充分的酝酿和讨论，特别尚未经过文化革命的实践考验，一开始暴露出了它的弱点。在8月6日当工作队闪电式的宣布撤消时，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了。那就是8月6日晚上，革委会未出面讲话，这就是思想无准备敢字不当头的具体表现。

革委会在8月6日成立后，在革委会是否重新改选问题上，也是“怕”字当头。当时张永成同志曾经讲：“有些群众既然怀疑革委会的领导，是否你们仍以筹委会的名义出现，重新组织改选问题。”我们考虑这样做，可能会引起紊乱。所以在要否改选革委会的问题上，虽然交群众讨论了，但仍未做到让群众充分进行讨论。特别是对少数人的意见听取不够。这种作法是不利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

二、在掌握斗争大方向上，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四大”武器，革委会成立后，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敢不敢起来领导群众揭发斗争，一个是如何斗争的问题。

十六条说：“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中又说：“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根据这一最新最高的指示，结合我所具体情况，革委会研究了我所运动问题。根据当时我所革命群众揭发的材料，我们认为，必须集中力量对赵国良等人的错误进行斗争批判。

我们革委会，在掌握斗争大方向上，是沿着这个轨道前进的，革委会没有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群众。

现在简要谈一谈，革委会在掌握斗争大方向问题上，对斗争过的七个人的一些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赵国良、卢华唐是发行所的党内当权派，根据当时群众揭发出大量材料说明，他们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他们阻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发行；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前文化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林默涵等人的旨意，积极大量的发行黑书、黑画，在全国流毒极广；他们竭力提倡贯彻“双第一”的修正主义方针，在经营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如码洋、指标挂帅等；在干部路线、组织路线上也存在着严重问题。除此之外，赵国良在领导我所文化革命运动中，有意转移目标，制造混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下边，卢华唐从安阳返京后，迫不及待地参与制造混乱，把矛头指向一般群众，把我所的运动引向到邪路上去，这同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根据以上的错误事实说明，他们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连赵国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犯了滔天罪行，革委会认为必须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清算，因此采用了大会形式，进行了重点斗争、批判。

李旭升、贺尚华、陆联棠、张子光。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他们不仅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而更重要的是有右派言论，有些言论极为反动。根据他们的错误性质，我们是当漏网右派分子斗争的。

至于孙发达的问题，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来看，他是属思想蜕化，革命意志衰退，干劲松弛，他还散布了许多荒唐的谬论，影响极坏。比如他说：“不学毛主席著作，照样可以工作”的言论，严格地讲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做为党委成员孙发达，他的错误也是很严重的，他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因此革委会研究采用大会斗争。

现在看来，对斗争过的赵国良、卢华唐、李旭升、贺尚华、陆联棠、张子光、孙发达等七人，尽管斗争的矛头指向是对的，有群众基础，有比较充分的材料，但在作法上有缺点和错误。

我们革委会的错误在于：(1)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四大”武器，特别是没有运用大辩论这个武器，应当是先让群众进行大辩论，充分发表意见，确定了性质，然后再斗或批，这样就会有更可靠的群众基础，如果充分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就可能少犯或不犯错误。

(2)革委会领导思想上对斗与批理解有问题，认为斗和批很难划清，应当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采用不用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必须接受的教训。

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受了斗争夏衍大会的冲击，当群众革命激情高涨时，我们革委会领导思想上不冷静，头脑跟着发热，唯恐落在形势后边。第二是接受了第一办公室框框的影响，因为第一办公室通知精神，要求在国庆节前斗争完，据称对能定案的人要进行处理。因此形成了赶时间，赶进度。同时也直接受到原工作队张永成同志的影响。他说：“向黑线开火，快点好，早点好”。这种作法，实践证明，既不利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如有不少同志写了揭发批判稿，未能有机会发言。同时也不利于批深批透，对下阶段的改造成困难。

三、关于后揪几个人的问题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革委会在掌握政策，掌握原则上，有缺点和错误。这表现在对揭发赵国良干部路线，组织路线时对点名的几个科级干部处理有问题。

在斗争赵国良的大会上，党委会同志为了充分揭露赵国良在干部路线、组织路线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点了一些人的名字如张义彬、许之林、吴克己、杜建华、张明西、张履兰等人，当党委会把发言稿通知革委会时，已临近开会。革委会对发言稿未曾审阅这批人的问题，没有提到日程上研究讨论，就表示同意点名，这是很不认真，很不严肃的态度。

当时我们的主导思想是，张义彬、许之林是隐藏在革命队伍的地主分子，可以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进行处理。至于张明西、杜建华、吴克己、王鼎吉等人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其它问题，可以点点名。并事先布置同学红卫兵点名时让他们站出来。但是我们没有料想到，在会场上群众的斗争气氛是那样高涨，以至于会议都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鉴于这种情况，一方面为了不挫伤群众的革命情绪，另一方面要掌握党的政策界限，所以找他们谈了话，暂时让他们到球场旁边小屋进行学习和反省。

这批人中，除了张义彬、许之林交人事部门处理外，张明西等人曾经交各组讨论过，根据各组汇报情况，革委会研究后宣布对他们分别在全所大会、文革小组范围内进行批判。

现在看来，由于革委会在掌握党的政策方面，很不慎重，对以上人的处理有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1)没有根据党的政策，区别对待不够。引用历史材料来揭发揪人，这是不符合这次运动精神的，起了副作用，使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背上了包袱，这样做是不利团结大多数，也不利于运动的。

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与文化部对中央请示报告分不开的，所谓一条又黑、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的提法，在我们思想中起了作用，同时也直接受到原工作队框框的影响。此外我们对党委办公室的发言稿未进行审核，我们有责任。

四、关于文斗与武斗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讲，是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但是我们在运动中，发生了武斗和变相武斗的现象，比如打人、骂人、戴高帽、穿马褂、罚跪等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现象。从革委会领导思想上讲，尽管多次强调学习文件，要进行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也没有提倡戴高帽，但是在群众斗争情绪达到高潮时，我们说服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宣传执行党的政策不坚定，检查起来发生这种现象是极不应该的。特别是关于刘连荣同志被红卫兵质问时，进行了武斗，革委会没有劝阻制止，我们有责任。

五、在领导同学问题上很不得力

我所半工半读的同学，都是青年，他们绝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勇敢，无所畏惧，很有魄力，革命朝气非常旺盛。但是由于我们对青年人的心情特点理解不深，因而领导很不得力，没有及时支持满足他们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在外出革命串连问题上，放手不够，定了些框框，如过分强调以搞好本单位运动为主。当然，当时未接到关于半工半读同学放假闹革命的正式通知是个原因，但我们指导思想上，也存在信任同学不够，怕外出发生问题，我们忽略了让同学们外出经风雨受锻炼的重大意义。尽管后来同意同学外出串连，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表现迟缓。束缚了他们手脚，我们应当检查。今后应当大胆放手信任他们，充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六、革委会密切联系群众不够

十六条说：“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的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我们这些被群众推举出来的革委成员，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没有起到应当起的作用。我们检查起来，内心感到惭愧。

我们整天忙于开会，研究问题，陷入了具体事务圈子里。深入不下去，听取群众意见不够，听汇报多，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现很不得力，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现象，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加强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很危险的。

同志们，以上检查到的问题，说明革委会在领导我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我们领导水平很低，认真地贯彻、执行十六条不够，没有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而在工作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和问题。

我们的检查，可能很不深刻。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同革委群众一起，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多少批判多少，一直到全部肃清为止。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即：“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希望大家对革委会的工作进行批评。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委路线，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我们一定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接受教训，改正错误，以便使我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