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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我部成立以来在工作上所犯错误的检查
陈正人
1967.02.16
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先念、江青同志并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
兹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和我部成立以来在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送上，请审阅指示！这个检查，去年十一月已经写出。我准备即送交我部军管会和革命群众组织。我的检查附上如下。
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在京、来京的革命职工、革命同学，从去年十月下旬起，不断展开了对我的揭发和批判。
从今年三月以来，对我进行了更系统的揭发和批判。这些揭发和批判，从对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我部成立六年多来工作的全面检查，使我受到了一次空前的全面的深刻的大教育。这是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极为深刻的大审查，大批判，大教育。是对我打了一针最有力的、特效的、无产之宝的反修、防修的消毒剂和防腐剂，是促使我从自己灵魂深处进行了一场空前的“破私立公”的大革命。我竭诚地热烈地欢迎和感谢大家对我的揭发和批判！并且热烈要求大家对我继续揭发，继续批判！使得我能够在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更彻底的改造。
我抱着万分诚恳的沉重心情，首先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认错、请罪！向军管会认错、请罪！向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错、请罪！向被打击过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错、请罪！赔礼道歉！也要向受过蒙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错、请罪！
（一）
现在我向大家首先来检查我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我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去年六、七月间，犯了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在今年二月下旬，在我的一张“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及其他错误中，又继续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真是错上加错，这个错误是更严重的。
我在去年六、七月间，对我部机关、在京两个直属院校和一个直属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上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的严重的错误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派出工作组，就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
当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发表了聂元梓等同志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掀起了迅猛到来的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前后，我们接受了新北京市委的要求和工交口的错误指示，向在京直属院、校、企业派出了工作组和联络员。这是违背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这正如伯达同志指出的：“这是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在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便于推行那条错误路线罢了。”这显然是大方向的错误。但是，我们当时还自以为是为了加强运动中党的领导，应当派出工作组。这不仅表明我对这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而且更表现了我存在着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资产阶级观点。这又正如伯达同志所指出的，这是“国民党的训政思想”。事实也正是这样。虽然学校、企业中运动的领导，当时是直属于新北京市委和工交口，但是我仍然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在派出工作组后，只是片面地相信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依靠工作组，不依靠群众，只听工作组汇报情况，反映问题，不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请教，甚至害怕群众。这样，不但脱离了群众，以至实际上走到和群众对立的状态，最后是对革命群众运动起了压制作用。这不仅说明我对于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也是我的头脑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应当承认：运动一开始，我把大方向就弄错了。
一年多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胜利的伟大实践，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真正认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教导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和“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伟大教导）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党在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中最根本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彻头彻尾的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路线。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就是为了压制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充当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我认识到：向在京直属院、校企业派出工作组，就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就是大方向的错误。
（二）运动开始实行左、中、右“排队”的错误。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我们在运动一开始，按照工交口的错误规定，进行了对干部和群众的左、中、右排队。这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这种错误做法是完全违背群众革命运动的规律，也是阻碍放手发动群众的。因为这样的排队是脱离群众，脱离运动的实践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应当肯定：这种错误，实际上就是把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人，打击一大片，保证一小撮，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危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三）在部机关运动初期，自上而下建立各级文化革命小组的错误，以及后来对部文革的领导所犯的错误。
“十六条”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我们在运动开始时，虽然提出过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但是我在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指导上，没有真正做到贯彻实现这个方针。部里各级文化革命小组未经群众民主选举，是从上而下建立的。运动的日常活动，也是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方法，不是由下而上由群众当家作主搞运动。这就是用行政方法和一些束缚群众的条条框框，来约束群众运动，是和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应当是全面的公开的自上而下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相违背的。在“十六条”发布以后，由群众选举了部文革。我对部文革的领导上也是没有真正放手的，相反的强调了部文革中的党员、党组，（必须）应当服从部党委的领导。而当时的领导又是错误的。我曾引用党章上所规定的原则，向部文革一些同志进行过批评性的解释工作，实际上，这就是在维护旧秩序，提倡奴隶主义，束缚文革的手足，因而也就是束缚群众的手足。我对部文革的支持，也很不得力，没有尊重群众组织应有的独立性，甚至发生过很不应有的干涉。如对部文革第一号简报就作过错误（干涉）批评，对部文革第一号通令，我不是及时地坚决执行，而是以所谓当时的某些客观原因推迟执行。这都是非常错误的。上述这些错误，说明我对部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还是犯了包办代替的错误，损害了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和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信任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伟大原理相背离的。
（四）在农村学院和农机科学院执行了“反干扰”“扫除运动障碍”的反动方针，把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了下去。
我更严重的错误，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刚刚到来的重要关头，对于当时运动的形势的发展，同意了新市委（和工交口）的极端错误的估计，并且执行了新市委提出的“反干扰”和工交口三反分子薄一波去年六月二十六日要我们组织“反击”的这个极端错误的罪恶方针。当时农机学院和农机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是一片大好形势。广大革命同学、教职员工，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鼓舞下，不断起来冲破过去束缚群众革命的旧秩序，（并）迸发了潜藏已久的极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斗争形式，自下而上地掀起了由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轰轰烈烈的空前的革命运动。去年六月二十日我在农机学院的动员报告中，虽然也提出了要把斗争矛头对准院党委内部走资派的（口号）方针，但是，由于我当时对运动的指导，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老爷式的态度，违背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应当用满腔热忱的态度投身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新事物学习，积极地坚决地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指示，因而当着运动初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时，例如赶走工作组等，这本是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我对于群众的这些革命行动，既未能坚持正确的阶级立场，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也未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请教，而是凭着一些（不可靠的）错误的情况反映，就轻率地同意了新市委六月间对运动形势的错误分析，就是认为“右派”在干扰着运动的发展。农机学院所谓“六·二四”事件，农机科学院所谓“六·二三”事件，应该肯定地说是革命行动。可是在上述错误分析影响下，我却误认为是坏人混入了群众队伍，乘机破坏，认为是“反共”逆流，因而把这些革命行动，极端错误地估计为“反革命”事件。这说明我当时不仅混淆了运动的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也说明我是颠倒了敌我关系，混淆了是非。在这种极端错误的估计下，执行了向所谓“右派”进行“反干扰”、“扫除运动阻碍”、“组织反击”的反动方针，即由部党委决定、经上级批准，对几个革命群众进行了批判，以致后来在这两个单位发展到所谓“反右”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下去，使得一些革命职工和革命小将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了（折磨）打击和损害，这是使我极为痛心的罪过！我竭诚地再一次向毛主席、向党、向军管会、向革命群众认错请罪！向被打击的革命小将和革命职工请罪！赔礼道歉！
我对于在这两个单位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认识是比较早的，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上已开始作了检讨，以后又先后分别向这两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作了检查，并表示了对被打击的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的支持。对于我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作了一些比较早的纠正。
（五）在部机关传达和执行了“大风高温”“分层烧透”和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错误口号。
当着部机关文化大革命高潮开始起来时，部党委强调了“引火烧身、火烧领导”的方针。去年六月初在我的动员报告中曾提出过六个方面，三个侧重（部内外，以部内为主；党内、党外，以党内为主；上面、下面以上面为主）一个重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应当承认这个口号和毛主席、党中央在“十六条”中指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针是不相符合的。更错误的是在去年六月底，我传达和执行了工交口薄一波提出的“大风高温，分层烧透”（虽然说是指高、中级干部和技术权威）的发动口号，七月初又执行了农林口领导人提出的把运动重点由“火烧领导”转到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这个极为错误的“指示”。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提出了“有重点地上下一起扫”的错误口号。这些口号显然是违背“十六条”的，大方向是完全错误的。执行这些错误口号的结果就完全转移了运动斗争的目标，离开了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使斗争矛头转到群众身上，使部里一分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到了打击，其结果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使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受阻碍和破坏，这也是使我极为痛心的错误！我再一次向被整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请罪！赔礼道歉！对于现在尚未平反的同志应当认真平反，凡是整群众的材料，应当按照中央规定，必须彻底销毁。更值得我深刻检查的，是我在部里已经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可是直到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我代表部党委进行初步检查时，我还未能认识到这一错误的实质，还认为在部机关只是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或严重影响，但在个别单位、某些时间、个别问题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样，就使我们未能及时纠正部机关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于一些被打击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平反工作，也就不可能及时进行，这就加重了我的错误。对于这些严重错误，一直到了去年十一月半，我部革命职工群众展开了对我和部党委的揭发批判以后，即在去年十二月上半月，我才开始认识到，也才开始作了口头的一般的检讨，即承认我在部队机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应当为被打击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真平反。此外，当着部机关按照“十六条”规定开始实行选举部文革时，我们曾经提出了部党委是否能继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问题，以此向群众征求意见。这种作法，不管当时我主观的认识如何，但其实际结果，还是起了保部党委和保自己的作用。对于上述这些错误迟迟未能认识，是由于我认为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我在部机关并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了十一中全会，当着毛主席揭露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虽然初步地认识了这条反动路线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对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但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我对于在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直到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十月工作会议后，也未能及时地认识和纠正。这不仅是由于我在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没有深入联系群众，脱离了群众，而在抓所谓“牛鬼蛇神”的一段时间，我因事外出不在部里，对于运动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了解；而更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我自己没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实际）是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阻碍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及时认识，实际（也）就是没有支持群众革自己的命的最大决心，也就是由于自己头脑中还存在着“私”字的结果。
（六）我在北内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
当着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内广大职工群众已经初步发动，该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本、沙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基本暴露时，我们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要求，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接着展开了对该厂以李本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但是，去年六月间，我们按照新北京市委的要求，对该厂派出了工作队，而且到后来发现在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还是犯了一些方向性的错误。因而，实际上我在该厂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可是，我对于在该厂所犯的错误的认识是很迟缓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及时纠正错误。原因之一，就是在我主观上总以为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集中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在该厂也没执行新市委提出的“反干扰”的错误方针。但是，对于在该厂的运动中实行过所谓反“拦路虎”，打击了一些革命职工群众的错误，我未及时发现。这说明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的（表现）。还需要认真检查的是：当着去年十月间该厂革命群众提出要求，要我们撤退变相工作组时，我坚持认为在八月间工作队撤出后，又派回该厂去的二十多个干部，是为了加强该厂领导骨干的需要，不是变相工作组。并且还以工厂和学校情况不同为理由，进行辩护，这是完全错误的。到了今年一月，我们在该厂革命群众再三提出的强烈要求下，才认识到上述派出到该厂的二十多个干部，实际上是起了变相工作组的作用，这样我们才把他们全部撤出。这说明我当时还没有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这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表现，也说明我对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工厂企业中如何正确地贯彻执行，存在着很错误的理解。此外，对于革命同学进厂串联问题，在去年十一月底，我存在过抵触情绪。这个错误虽然很快地纠正了，但是，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我（这里）诚恳地向北内革命群众、革命职工和革命同学承认错误，并向他们请罪！赔礼道歉！
（七）今年二月下旬，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为什么又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我的一张“我的立场”的大字报中，又一次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我是在什么情况下犯了这个严重错误呢？
自从去年八月起，我部革命群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鼓舞下，逐步充分发动起来了。去年十一月半以后，我部广大革命群众展开了对我和部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揭发和批判。我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这个时候起，完全由革命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地贯彻进行。部党委和我，这时已经完全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从去年十二月起也放弃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地的完全错误的领导路线。今年一月十八日起，我部革命群众和在京直属院、校、企业的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大家奋起夺了我部领导和司、局领导的权，我们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支持了群众夺权的这一革命行动，我部文化大革命形势是大好的。
可是，由于从去年十二月起，我和农口主要领导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是坚决主张并实行部党委不再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的。这是关系到是否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分歧。我们之间这种分歧以后一直存在着，以致发展到今年一月，我被怀疑为支持了我部前北京公社要打倒谭震林，到了今年二月下旬，我遭受到农口主要领导人有组织的强大压力。这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情况。事实恰巧相反，在我的思想上和实际表现上，我当时认为谭震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批判他的错误我是支持的，打倒他的口号我是不赞成的。在此情况下，正是当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的新阶段，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剧烈深入发展，出现了“二月逆流”的时刻，我是“怕”字当头，为了表明我没有支持过我部革命群众组织打倒谭震林，也就是怕自己被怀疑当伸手派或者被打成伸手派，以至没有能够坚持自己原来的正确立场，而走到了极其错误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结果，我于二月二十五日贴出了“我的立场”这一张极为错误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打击锋芒，指向了前北京公社的一些领导同志，批评了他们打倒谭震林，是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犯了“大方向的错误”，并且还指斥他们在围绕打倒谭震林问题上其他的所谓“错误”，甚至有的说成是“罪行”。实质上，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张）公开打击革命群众组织领导人，也是打击革命群众组织的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这也增加了群众组织间的矛盾，客观上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坏作用，这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我又一次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错误的突出表现。这不只是一个（异常严重的）使我万分痛心的严重的错误，也是打击革命群众组织的一种罪过！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产生上述错误，虽然存在着前面说过的某种情况，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仍然存在着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由于）还有一个“私”字在作怪，说到底，也还是保自己，还是怕群众彻底革自己的命的具体表现。
我在此，再一次竭诚地向前北京公社的一些领导同志和前北京公社革命群众认错请罪！向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错请罪！向部军管会认错请罪！为了补偿我这一严重罪过，我万分愿意接受革命群众和党组织的任何惩罚！
此外，在二月底和三月初，（我部两位司局长会）在我的大字报贴出后，我曾推动过个别同志表示态度。还有两位同志曾找我谈过话：他们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革命干部站出来的号召，拟成立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要我代向农口红色联络站（征求）转达他们的意见。我没有制止这两位同志的意见，而且（我因为不知道红色联络站是谁负责，）向农工谭震林转达过。（农口红色联络站在那里，是谁负责，我都不知道。）这是作为一个部的领导人完全不应当犯的一些重大错误，这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
上述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说明我在今年二月下旬到三月初，是又一次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应该再三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请罪！向部军管会请罪！向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请罪！
到今年三月（初）中旬，我发觉到我的这一严重错误时，我在部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学校革命同学的严肃批判教育下，我比较快地认识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同时，和谭震林很快地划清了界线，继续坚决地站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在这里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和（周总理） 中央文革保证，向我部军管会保证，向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保证，我今后一定能够坚定地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为彻底粉碎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到底的斗争。
（八）我对赵靖远同志生前的认识上，存在过的一些严重错误。
赵靖远同志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党我军一个好干部。不幸他于今年二月中旬因公牺牲？我再一次表示万分沉痛的哀悼！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是农机部门政治工作战线上的重大损失！
靖远同志于一九六四年夏间，在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的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英明号召下，按照林付统帅的指示，从解放军调到我部负责领导政治工作以来，工作是认真负责的，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度的战斗精神。他到站以后，两年时间内，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企业领导“四清”。因此，我们在部机关相处的时间很短，我们彼此互相了解，是很不够的。这完全是我的责任。到了去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部党委的同志都希望他回到部里来共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他担任了部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以后又担负部文革筹委的主任。正如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代表部党委向我部全体职工群众负责表示过的态度那样，部党委对于靖远同志是信任的。
我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来检查我对靖远同志生前的认识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严重错误。第一，一九六五年初，我提议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先搞好洛阳拖拉机厂的“四清”撤出北农“四清”工作队到洛阳。对此，我们彼此之间有过不同意见，后来证明我的意见是错误的，靖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部党委和我曾为此事向中央和工交口作过检查。第二，去年八月间，当“十六条”公布以后，在选举部文革过程中，在执行农办党委关于在炮打司令部期间，司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不参加文革代表候选人的决定时，我感觉靖远同志在向群众的解释上，说得不够坚决。应当承认我的这种感觉也是很错误的。而且我还怀疑过政治部有的同志是想整我，这同样是很错误的。第三，对于靖远同志在我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炮竹司令部”的期间前后提出的两张大字报，我有过错误的认识。我当时认为一九六五年一月靖远同志关于为撤退北农工作队问题，他给上级的这一封信再行发表，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个问题在一九六五年一月间已经解决，部党委和我曾作过检讨。对于另一张大字报，就是说我在一九六五年秋，我和靖远同志等在北戴河开会期间，有一天晚边散步时，我和胡耀邦一起谈过话，要我交待。我对于这两张大字报有些不满。有一天晚上，我曾经对着几位同志（靖远同志也在座）说过：“要打倒我的，就站出来”这样极为错误的话。这是对靖远同志一种不满的表现。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革命群众对我不论贴什么大字报，我都欢迎，但是作为一个部的领导同志之一，对我贴这样的大字报，我感到很不理解。对此靖远同志曾经在以后部党委会上对我作过解释。后来，我自己也已感到这是我的认识和态度错了。实际是自己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自居，还是怕造自己的反。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任何同志，包括靖远同志在内，对我贴任何的大字报，都是应当欢迎的。第四，在部文革组织的辩论部党委是否破坏了北农“四清”运动的全体职工群众大会上靖远同志的发言，我是有意见的。我当时这样想过：靖远同志对这个问题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部党委会议上（有四个方面上级代表参加）根据他自己了解的事实情况所作的发言，观点为何前后不相同，感到很难理解。以后靖远同志在这个辩论大会过后不久，又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书面发言，这个发言又回到了部党委会议上发言的观点。这样，对北农“四清”运动是[此处有二字不清]坏过的看法，我们还是一致的。（我在京时，对北农“四清”运动有过的错误，再行检查。）应当检查的是，我对于靖远同志的这种不同意见曾经在部里一个单位的讨论会上，不指名的有所表露，这是一个组织原则上的错误，尤其是我作为部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来说，更是很错误的。第五，去年十二月中旬，我部革命群众正在开展揭发和批判我和部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期间，大家提出了要部党委对赵靖远同志的认识（即是不是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表示态度。我们接受了群众的这个要求。为此，部党委曾经开了一次会。这是彼此触动灵魂的交心会，只有党委委员和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的一位负责同志到会。我在这个会议上本着互相交心，“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的精神，对靖远同志讲了我内心曾经有过的一些感觉。我说过：究竟要把我部当前运动的方向，引向何处？我根据当时（指到去年十二月以前）所能了解到的谭震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情况，我那时还不赞成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谭震林，但我赞成揭发、批判他的错误。我当时认为，我部的工作主要是属工交口管，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虽然也直接受了农口领导人谭震林的坏影响，谭也要负重大责任，如在部里“横扫牛鬼蛇神”就是他提出来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直接来自于三反分子薄一波，如在农机学院组织所谓“反击”和“大风、高温、分层烧透”的反动口号，都是他提出来的。因此斗争锋芒，除了应针对着我和部党委以外，对于批判我们的直接上级来说，应该首先集中到三反分子薄一波身上。（这是我在去年十二月那时的认识。）我还说过：我对靖远同志公布一年多前我和部党委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了的、即有关撤退北农“四清”工作队问题给上级的那一封信，和在部里全体职工辩论大会上关于部党委是否破坏了北农“四清”运动的发言，觉得在客观上和薄一波打击我的三条罪状中头一条的说法好象是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我也同时说明了，我完全相信靖远同志和薄一波没有任何联系，靖远同志自己主观上也不会这样想，但应该引起靖远同志注意。这就是我在头一天党委会上发言的大意。靖远同志对我的发言表示了不同意。这是这次党委会议第一天会议上我和靖远同志发言的主要情况。这天会后，我经过再三考虑，已经意识到我上述的发言，既然只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因而应当承认我的发言是错误的。到了第二天党委会上，我作了第二次发言。我说明了我昨天的发言是本着触动灵魂互相交心的精神，放了一炮，这完全是主观的感觉，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我作了检查，表示全部收回我在第一天党委会议上的发言，并且还说了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主观的感觉，我第二次发言以后，靖远同志发了言，对我发言中提到的错误感觉作了解释，还诚恳地说明了他对部党委和对我的看法。我认为靖远同志的发言和我的发言是彼此交了心的。通过第二天会议，我们交了心以后，彼此加深了认识，清除了误解。会后我代表部党委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按着群众要求的时间）曾就对靖远同志的认识问题，向部里全体职工群众表了态：就是向大家负责的表明部党委是信任靖远同志的；根本不存在靖远同志有所谓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在部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人说过这样的问题，上级也未向部党委谈过这样的问题；同时也说明靖远同志和部党委委员之间，在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从这次会议向大家表态以后，在处理部里某些个别问题上，我和靖远同志或和党委其他委员彼此之间，还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是，这是属于日常实际工作中间的问题。我应当深刻检查的是：我在上述那次部党委会议上的发言，虽然只是一种感觉，是在部党委会议上的发言，会后，也清除了这种感觉，但是，应当指出我这个发言，涉及到一个同志的政治性问题，而且我又是党委主要负责人，因而这在客观上是对靖远同志政治上的一个打击。这是我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还应当检查的是：当着靖远同志于去年二月十八日，不幸被汽车撞伤后，我于当日晚七时多得到电话，（我当时因心脏病发了，正在休息）。我不知道他伤势严重，又以为部里的其他负责同志已前往医院，我未亲自前往照料。这说明我对赵靖远同志关心很不够，这是我应当深刻检查的。对于他逝世后的善后问题，部党委决定分为两步的办法：即第一步火化遗体，先行抚恤家属；第二步再开追悼会。这也是很错误的，我更应当认真检查。我竭诚的向已故的战友靖远同志和他的家属承认我这些沉痛的错误！靖远同志不幸因公牺牲，与世长辞了！他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的战斗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我一定努力学习靖远同志所具有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革命精神。在此，我再一次向靖远同志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和关切！
（九）我对于处理有关部门交办的卢光煦同志在一九六四年一封所谓“匿名信专案”问题所犯的错误。
去年七月初，有关部门交代我部党委处理卢光煦同志在一九六四年的一封所谓“匿名信专案”问题。我当时听了有关部门来部的同志介绍情况以后，心里有些沉重。我未加任何考虑和分析，就盲目的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经过党委几个同志的商量，组织了所谓“专案”小组，并对卢光煦同志进行了完全错误的所谓揭发和斗争，使卢光煦同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委曲和严重错误。我在这里竭诚地向卢光煦同志赔礼、道歉！请罪！
我的错误表现是：我（们）在接受有关部门交待处理卢光煦同志于一九六四年向中监委揭发王光美和刘少奇的所谓“匿名信的专案”时，就按着有关部门（所）提出的处理办法开始执行。更错误的是一直到有关部门未（来）给卢光煦同志做出平反结论前，我们始终不敢主动地提出为卢光煦同志平反。并且我还说过这件事，如果在一九六四年来说是严重的。这就说明我当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性，我也是受到“黑修养”的毒害的。虽然，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别是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以后，我已开始认识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卢光煦同志的所谓“匿名信问题”的性质已经不同了，但是还未从本质上认识到卢光煦同志勇敢揭发王光美和刘少奇的所谓“匿名信”，不仅在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关心和爱护党、爱护革命事业的革命热忱和高度责任感，是向危害党、危害革命事业的资产阶级罪行进行英勇斗争的模范行为；就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时的情况来分析，也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在上级未作出要为卢光煦同志平反的决定前，我们还不敢提出为卢光煦同志进行平反。我们在十一月下旬，答复我部革命职工群众所提质问时，甚至还认为我们曾要卢光煦同志触及灵魂，是有根据的。（未向群众公开说明是什么根据）这显然是更严重的错误。而且我总是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有关单位交办的事情，不是我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这种认识也是很错误的。
经过大家对我的批判，到了去年十二月，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毛泽东思想的大阴谋家进一步暴露后，我才完全认识到卢光煦同志为了党，为了革命事业的利益，在一九六四年就能够勇敢地大胆地起来揭发王光美和刘少奇这样严重的破坏党、破坏我们无产阶级国家荣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罪行，是一个共产党员难能可贵的革命行动，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十分值得我虚心学习的！卢光煦同志的所谓“匿名信”，是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进行英勇搏斗的一份挑战书，不论从一九六四年来看，或从现在来看，不论从政治上或组织原则上来看，尤其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共产党员……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的伟大指示，来衡量卢光煦同志的这一行动，尤其显示出这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她受到了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坚决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今年一月，上级和有关部门对卢光煦同志的平反，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拥护并坚决执行。我还应当深刻检查自己，我对有关部门交代处理卢光煦同志的那封所谓“匿名信”，不论在认识上和立场上都是错误的。我再一次向卢光煦同志认错，请罪！赔礼、道歉！
上述这些就是我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在去年六七月间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今年二月下旬又一次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在各方面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表现。我已经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的内心深深地感到无比的沉痛！我对不起我历来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周总理、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国务院和周总理）！对不起我部军管会同志！对不起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在京直属院、校和企业的革命小将和革命职工群众！我再三向大家请罪！我的检讨不对之处，我一定竭诚的虚心继续接受革命职工群众、革命小将和革命同志们再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一直到使我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的全部错误，彻底地改进错误，坚定地继续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继续坚定地为彻底粉碎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斗争到底！我也早已（经）并坚决地和谭震林彻底划清了界线。我有决心和信心争取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自己，并尽一切努力，以求补偿我所犯的严重过失于万一！
（二）
（关于我在农机部六年来在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这一部分尚未写完，以后补上。）
（三）
我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初期，即去年六、七月间，为什么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今年二月下旬又继续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呢？我在农机部六年来的工作中又为什么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呢？
首先是由于我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错误的和极不深刻的认识：第一、当着运动开始时，我对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很不理解。也就是没有理解到：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党我国长期以来，特别是我国解放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十七年来，存在着的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是一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革命，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全面的（思想、政治、经济、组织）阶级斗争，因而，这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划时代的头等大事（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说明我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没有及时认识毛主席所指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根本规律，也未能摆脱“循着常规走路”的错误观点来看待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而，我对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高度信任群众，放手发动这一场大革命的伟大战略，坚决支持群众，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地）大闹革命的伟大气魄，充分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伟大思想，也就未能及时认识，及时跟上。第二、我对于毛主席早就指出的“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也认识很差。尤其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经过了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广大革命青年、革命同学，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作用和他们富有朝气，敢想、敢干、敢闯、敢于革命的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更缺乏认识。我不仅没有甘当他们的小学生，虚心向他们学习的精神，而且存在着不敢信任，不敢依靠的错误思想，甚至站到和他们对立的方面。第三、对于广大革命群众，由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冲破一切阻碍革命的旧秩序，创造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的斗争形式，很不理解。同时，对于大民主与党的组织领导如何统一，存在着错误认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到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我的思想认识上的主要来源。
上述我的这些错误认识，集中起来，也正如伯达同志在去年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路线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我在这样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上存在着错误的认识，这就说明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是存在着没有彻底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应当从这个根本问题上，从我的思想认识根源上，深刻检查，牢牢地记取这一次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沉痛教训。
我这一次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也还由于对运动的具体领导指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运动中，我未深入前线，未深入群众，坐办公室多，忙于会议多，也未更多的抓具体领导。对在京直属院、校、工厂即使去过，也只是听工作组汇报，没有接受群众，实际是害怕群众，这就不可能获得群众的真情实感和教益，甚至走到歪曲运动真相，造成大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冬，曾经高度严肃地指出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一伟大启示，曾强有力地鞭策着我猛（省）自警惕。我在四清运动中，对于官僚主义作风，也曾努力克服并有所克服。但是，由于自己仍然存在着没有彻底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做官当老爷久了，高高在上惯了，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这就使自己仍然存在着脱离群众，甚至走向和群众对立的极大危险。
但是，我在这一次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没有做到很好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甚至在有的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我自己对主席著作是注意学习的，也常说要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可是，从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看，由于我过去学习主席著作，没有完全做到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改造自己的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因而对于主席思想的若干重要问题，理解的很肤浅。例如毛主席不断教导我们说：“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靠少数人发号施令。”毛主席还不断地强调教导我们，领导任何的革命运动，都必须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前年六月初我们虽曾提出过大胆放手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方针，但是，由于我没有摆脱按常规走路的旧框框，在群众首创的大民主形式面前，我（就）是怕字当头，怕乱，实际上是怕群众，怕革自己的命，怕冲破旧秩序，结果，还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使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受重大损失。这就说明我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差，缺乏苦心钻研，没有完全做到从精神实质上来深刻体会掌握主席的思想，因而我在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就不可避免的要犯严重错误。
如果再从自己的思想深处进一步来检查，值得自己猛省的是：我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到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呢？我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比较久，在主席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教导下，我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历史关键中了经受过一些严重考验。我是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于毛主席的。但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为什么有时候会犯重大的错误？如在一九五三年一段时间内，在高岗反党问题上，对于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恶阴谋，为什么我未能及时识破，反而受了骗，上了当，犯了严重错误？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又一再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又如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为什么多次检查，也未能更快地彻底克服？这都是由于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差，以至在若干问题上走到和主席思想相违背的方面。这是使我内心深感万分惭愧、万分难过！而究其根源，还是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在自己的头脑里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私”字的缘故。
我的“私”字主要表现，首先是始终一贯地强调改造自己很不够。自以为革命几十年，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放松了自我改造，没有做到象林副主席所指示的那样，要时时刻刻“正确对待自己。”往往看自己好的方面多，看坏的方面少，有时甚至满足现状，缺乏上进精神。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首先没有把自己看做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极为错误的以领导干部自居，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就是我最大的“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来检查自己，使我深深感到存在我自己身上的“私”字，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尤其是全国解放后，官做大了，高高在上，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官僚主义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我到部里六年多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接近群众太少，调查研究很少，蹲点很少，更没有做到和群众同艰苦，共呼吸。主席曾批评我说：“不蹲点，不向群众和专家请教，怎么能做好工作。”主席对我的这一极为宝贵的批评，十分中肯，也十分深刻，我必须牢牢铭记，成为不断改造自己，做好工作的座右铭。我的“私”字，也还表现在有时相信自己多，相信别人少，愿意听好话，不大愿意听坏话，喜欢讲成绩，不大喜欢讲缺点错误，高兴听自己相同的意见，不大高兴听反面的意见，有时甚至听不进去。这是我的群众观点不强，存在着个人主义本质的一种表现。又如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多次说要引火烧身，但是，火烧起来了，我不是满腔热忱地去欢迎去支持，实际还是怕火烧自己。对待大字报，自己认为能接受的就高兴，认为“过火”的就不高兴，有时甚至还发脾气，表现对立情绪。这说明我还是怕革自己的命，没有把自己摆在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更没有真正投身到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去。这些都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的一种具体表现。我的“私”字的另一表现，就是有些时候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本来我对党对人民做的工作是很少的，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但是，我没有做到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没有全面做到“正确对待自己”，自以为在一九五三年以前，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没有犯过重大错误，这样就盲目地背上了一个认为自己长期以来是跟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走的包袱，骄傲自满情绪就逐渐生长起来了。有了这种情绪，有时就自以为是，固步自封，挡塞自己进步的道路。有了这种情绪也就容易主观武断，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错误，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以至丧失预防犯错误的警惕，有时就忘记了党的组织纪律，随便乱谈论某些不应该谈论的事情，结果就势必犯错误，也果然犯了大错误。有了这种情绪，就不会虚心尊重别人，遇着自己认为不如意的事，往往容易发脾气，训别人，态度粗暴，使人害怕，这是资产阶级不以平等待人的思想反映。这种骄傲自满情绪，更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戒骄戒躁，要防止“极端危险的骄傲自满情绪”，又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我一定牢牢谨记毛主席的这些伟大教导，以斗私、批修的彻底革命精神，坚决彻底地克服任何骄傲自满情绪。这是改造我自己，努力做到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争取为党做好一些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我的“私”字，还表现在工作作风上不民主。平时我和干部、群众很少接近，孤陋寡闻。解决问题，事先很少和大家酝酿，甚至不酝酿。开起会来，讨论问题，自己过早表示意见，先说一大套，或者随便插话，打断人家发言，对别人不尊重，阻塞言路。对待不同意见，不善于引导展开争论，分析矛盾，深入研究，达到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往往主观急躁，形成个人专断。如一九六四年秋，讨论改变天津拖拉机厂大会战问题时，对待持有不同的而且是意见正确的同志，一听不耐烦，自己态度粗暴，任意批评，实际是阻碍民主，压制民主。对待干部，平时过于严肃，忽视了政治上、生活上应有的关心，对待工作布置多，检查少，批评多，鼓励少，责备多，帮助少，甚至有时批评不当或者表扬不当，影响大家的情绪，招致工作的损失。作总结、写报告、自己动手是应该的，但缺乏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内容不深刻，限于一般化。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是同党的群众路线不相容的，是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其本质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
上述这些，就是我现在认识到了的在我的头脑中存在着的“私”字。这说明我的“私”字，确实是不少的，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远未改造好。这就是我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错误的本质的思想根源。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一定按照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教导，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这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狠亮狠斗自己的“私”字，并且把它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从自己的灵魂深处大闹革命，这就是我真正做到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根本途径。为此，今后我一定要作如下的努力：
第一、一定要按照林彪副主席的指示，以林副主席为榜样，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持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地刻苦地“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首先要以“老五篇”为座右铭，时时事事都要做到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改造人们灵魂的最锐利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努力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真正做到戒骄戒躁，根除任何个人主义思想，把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从自己的思想上，行动上贯彻到底。目前就是要认真地彻底地认识和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并且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坚决地迅速地改正错误。为此，我十分诚恳地愿意继续不断地接受我部军管会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批判、教育和监督，和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划清界线，和谭震林坚决划清界限，保证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在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的基础上，求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为党、为革命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以补偿我的重大过失于万一。
第二、我一定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最新指示，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忠诚拥护和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在我部军管会直接领导之下，我一定竭诚地坚决支持我部革命群众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保证服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监督，虚心地做大家的小学生。我一定追随大家之后，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引的航向，不断深入展开和坚持革命的大批判，彻底粉碎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肃清刘、邓、陶等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农机部门所散播的一切流毒，坚决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誓把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面地完成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所提出的极其伟大的五项光荣任务，争取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农机部门真正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第三、我一定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一辈子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永远成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为了达到更有效地改造自己，今后我愿意长期到农村或工厂基层，到劳动人民群众中去进行锻炼。我有决心和工人、贫下中农长期在一起，拜工人、贫下中农为师，虚心做他们的小学生。我一定保证在今后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首先抓好自己的思想革命化，不断向群众学习，不断改造自己，做到彻底地打掉自己身上的官气、骄气，真正使自己逐步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在依靠群众，不断向群众虚心学习的基础上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争取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多少有益的事情。这是我向我们党、我部军管会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表达的最诚挚的也是终身的最大愿望。
军管会各同志和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同志们！我参加革命时间虽然长一些，但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又犯了严重错误，内心是十分沉重的，教训也是十分沉痛的！这对于我来说是很不应该的，有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及周总理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我的殷切期望，有负于我们党，也有负于我部革命同志们的关怀和爱护，我深感内疚！但是，我一再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深刻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在党和革命群众的监督下迅速坚决地改正错误，忠实而坚定地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毫不动摇的斗争。我已经过六十，摆在我面前的一个严肃考验，就是必须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林副主席的指示，真正努力做到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林彪同志指出过：“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好。”这就是教育我们，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是一场在自己头脑中贯彻终生的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尖锐对立的严重斗争。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年纪比较大而又犯过严重错误的人来说，确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要达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最根本的保证，就是要永远不断地坚持活学活用领袖毛主席著作，包括上了书的和未上书的著作，从始至终以斗私批修为纲，一辈子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辈子跟毛主席干革命干到底！
毛主席同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久经考验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引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走向最后解放的光辉灯塔。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已经和正在指引着并必将随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伟大的胜利的革命实践，生气勃勃的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走向新的高峰。这是我们时代全人类走向最后解放的无限美满的最大幸福！对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必须是时时刻刻随地随事，不断紧跟，步步紧跟，不断学习，不断实践，正如恩来同志经常教育我们的那样，对毛主席要无限忠诚，跟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到老。毛泽东思想是始终一贯地极其高度地贯彻着和发展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因此，要真正做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一定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觉悟，永远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坚持不断地和群众一道进行革命实践，做到俯首甘为儒子牛。总起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林彪同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所概括出来的“要相信毛主席，要相（原稿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