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我的坦白交待
曾容
1969.10.27
〖曾容，重庆市话剧团演员，“摘帽右派”。〗
姓名：曾容。小时叫曾碧先，43年改为曾容。
性别：女
年龄：42岁
籍贯：1927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湖北天门县，岳口对河农村。解放后改为沔阳县毛嘴区郑场公社朱垸生产大队。
简历：
1927-1938 在农村劳动
在我八、九岁时，家里有土地（多少我不了解），父亲曾读过黄埔军校，在我八九岁时，父亲从外边回家（是我第一次看见），由于他吃大烟，把家里土地卖掉。父亲1942年死去，母亲1949年死。现家里有：
哥哥：曾凡鼐，原在岳口襄河当航标工人，63年申请回生产队，现为公社推渡船。
弟弟：曾凡鼎，公社贫农社员。
侄儿：曾祥生，原为大队团支书，生产队会计，现四清下台干部。
1938-1942秋 难童保育院，学生、童工
地点：四川万县文家坪、重庆歌乐山
证明人：
白杰，现重庆新华印刷厂
燕玉环，重庆南岸第五人民医院
1942年秋-1943年春 孩子剧团 学员
地点：重庆巴县土主场
证明人：
凌绾如，现上海人艺
程代辉，现上海芭蕾舞学校
白胜英，现浙江省话剧团（改名白鸥）
1943年春-1943年夏 战区学生进修班 学生
地点：重庆青木关
证明人：
孙增玉，现重庆乘风服装厂
陈海根，北京。
1943年夏-1944年夏 伪政治大队捍卫剧团，准尉薪演员。
地点：重庆
证明人：
白胜英，浙江省话剧团，改名白鸥
姚远，重庆沙坪坝区文化馆，景德淑
鲁渔，现广州话剧团
刘健，现成都市话剧团
董林，上海制片厂
1944年夏-1947年夏 伪剧专，学生（其中46年3月-10月在王大虎家生孩子）
地点：江安、北碚、南京
证明人：
许伯然，现湖北省话剧团
蔡浦珠，成都艺术馆
黄德恩，湖北省话剧团
陈琦，上海人艺
1947年10月-重庆解放 大官僚王缵绪家过剥削生活（其中48年4月-8月在西南剧艺社）
证明人：
冯大娘，我团革委会知地址
王凤华，同上
叶北沙，贵州水城县红卫山勘二队
雷南，重庆市话剧团
蔡浦珠，成都艺术馆
我的主要反动职务及问题如下：
一、解放前
（一）在43年暑期，由于我没有考取伪剧专，便住在原孩子剧团同学白胜英那里，她当时在伪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捍卫剧团当演员，约一二月，由她供我伙食。有时伪捍卫剧团上面来点名，叫我去答应一个人的名字。后来伪捍卫剧团排演《重庆二十四小时》差一个卖报的小男孩，白胜英介绍我担任这个角色，后来他们认为我还能演戏，便正式吸收我为准尉薪演员。在这里星期一早上要在蒋贼狗头下做纪念周，有时早上要跑步下操。曾发过一次单军服，女的是连衣裙，都没有符号。伪捍卫剧团所排演的戏都要到伪卫戍司令部礼堂演出。曾到江津、南温泉卖票演出过。
当时由于我想继续投考伪剧专，曾买了一本《升学指导》请丁庚生（演员队分队长）及一个也要去考高中的姓赵的补习功课。这段时间我曾和丁庚生谈过恋爱，后来我到伪剧专后，他给我寄过两次零用钱及做过一件衣服。我在伪捍卫剧团所演的戏如下：
《重庆二十四小时》，我演报童
《柳暗花明》，我演群众
《金玉满堂》，我演郑安凤
《民族女杰》，我演卖唱小女孩
（二）1944年夏入伪剧专入校注册时，集体加入伪三青团，没有填过表，没有宣誓，有以下几次活动，但我确实不知道是不是伪三青团搞的。
1、44年我们新生入校时，有一次迎新晚会，由高职科二年级同学廖开（现成都铁路局文工团）通知我们班上的，会上陈治策讲话，然后由新同学唱歌及分吃水果。这个晚会我参加的。
2、44年冬有次全校高职科的农村演出，剧名《包得行》，我们新班同学参加演群众，我也参加的。
3、45年夏有个全校性的晚会，由于没有人讲话，我确实不了解内容，当时年龄大些的女同学还化了妆，分吃东西。
4、47年在南京学生运动中，我们班上有个进步同学叫王承铭，一天下课后，他对一部分留在教室的同学说：“谁愿退出三青团的在我这里登记。”由于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是参加过三青团的，我就问：“哪个参加了三青团？”王承铭说：“哪个都参加的，没有一个跑脱的。”我就说：“我也登记退出。”当时他把我的名字记在他的小本子上，但事后没有声明及任何下落，也许是这个同学在学生运动中考验我们的。而解放后，我为了宣扬自己参加了学生运动，进步，便肯定的说我是退出伪三青团。
证明人：
王承铭，现改名王一根，在广西哪个矿当矿长
王憧，现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
黄依宁，不知地址
（三）我1945年与大官僚王缵绪的儿子王大虎在伪剧专恋爱，没有结婚怀了孩子。于46年3月至10月在王缵绪家生孩子。10月随伪剧专复员到南京读书。于47年八、九月由于王大虎吐血，休学随王大虎家过剥削生活。于53年离婚。
二、解放后十七年及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51年我申请加入共青团，由于团小组给我提了意见，我就说“我不要入了”，要把申请书要回来。
52年在三反大会上，我攻击领导是“糖衣炮弹”。我攻击的实质不是事件本身，确实是发泄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而是借题发挥。
54年让我参加慰问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但我却与坏分子傅承德沿路吵架、打架，造成严重政治影响，事后我不但没有认真检查，反而认为话剧团少不了我，不敢把我怎么样。
56年攻击得奖党员和干部说“未必工作都是他们干的”？借没有评上演员奖借题发挥，发泄我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注：此处字因撕毁后重新粘贴而残缺）人影响，以通天演员到旧市委去告状。
56年企图抬高自己的身价，曾想调到青岛或成都市话剧团，通过位北原（注：位北原，人名。）私人关系。后来省文化局到市文化局来调我，其实我心里还不一定真想走，我就故意对李庆升说“反正团里有的是人才”。当时我想，如果放我走，到成都市话剧团一定被当人才使用，要不然不会来调我，如果团里不放我走，说明市话剧团少不了我，今后自己在话剧团的地位就更高了。我以走来威胁革命队伍，对我们党搞反革命政治交易。
57年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我党猖狂进攻时，出于我的反动的阶级本能，认为右派分子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党是宗派主义，我就说“我们团里党员就是护着党员”，其实我的反动实质完全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样，只是说法不同。
在旧市委鸣放小组会上，我攻击说“我们团是大个人主义压小个人主义，不过他们有权，发展得更顺利些”。我攻击的实质不在什么个人主义，而要害是认为共产党员有权，就把我压住了。
我团右派分子在鸣放中要和我们党分庭抗礼，摆脱党的领导，搞“自由剧社”，我也认为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曾想“如果有一个剧团和我们团里排同一个戏，由我和党员同演一个角色，准把党员比垮”。因为蔡炎没有开口叫我参加，我认为他不一定重视我，才没有报名，但我的思想更具体，更反动。我就是想和党唱对台戏，把党员比垮。
在鸣放中，我恶毒攻击共青团员像特务。在57年右派分子猖狂一时，我为了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扩大影响，我在电台记者访问中，大肆把矛头对准党员，借一些党员发泄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当报上没有登党员的名字时，我还打电话去质问，企图把党员一棍子打死、搞臭，认为搞臭了党员我才香得起来。
三、文化大革命中
67年1月，我企图混入革命造反组织，攻击造反派说“如果不吸收我，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否定自己右派罪行，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所以最有“造反”精神。我确实是造的无产阶级的反，打击革命造反派。
67年9月我参加重庆“11.16红文艺”，他的口号是“彻底解放运动初期被打成三、四类的革命群众”。我参加的目的就是否定自己是四类，实质是否定57年罪行。共开了四次会，打算回重庆发展组织。我曾想找我团杜嘉权、孟庆善、唐良炽、胡珂参加，目的是认为他们有资反路线，叫他们解放思想，将来好同情我，为我翻案说话。
67年9月，我曾拉右派分子赵平参加“11.16红文艺”，目的是他翻了案可为我说话，同时引起我团革命群众注意我的问题，他不干，没参加。
67年9月底回重庆后，曾拉陈友功参加“11.16红文艺”，后因我也声明退出，未找他。
67年10月，陈友功把他57年一篇文章给我看，我就认为他是受迫害的，主动拉他运动后期到北京去告状。不仅自己翻案，还煽动别人。
67年9月，我把成都“11.16红文艺”印的传单带到团里给革命群众看，宣传一、二类还没有三、四类革命。目的是我是受迫害的，比别人还革命。
我在成都参加“重庆11.16红文艺”证明人：
陈国铮，成都省文化局
杨莎，成都艺术馆
熊晓凡，重庆市文联
李康生，重庆市艺术馆
67年9月在成都，我爱人王余带我去听一个叫罗整的报告，王余向他要传单，由一个重庆市文联的温田丰（我不认识）给王余，一份有关57年划右派的政策。我向王余要来给我团革命群众看，企图让他们在运动后期来衡量，我不是右派，为自己57年翻案造反革命舆论准备。
68年1月，我拉张展到市文联去搞串连，目的是自己想逃避群众斗争，把干部拉在一起。想讨他的好，希望他运动后期为我翻案说话，并对他说“运动后期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告状”。
自己的思想变化情况
一、解放前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的世界观是被反动烙印浸透了的，旧社会教会我一个庞大的“我”字，而且它是逐步升级，四十二年来，连我自己都不能自拔。
小时在家，由于没吃的，母亲把我送去当童养媳，但我父亲是个二流子，他说这家太穷，将来要把我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家，有饱饭吃。从小我就打下一个嫌贫爱富的思想，这也是后来我与王大虎结合的因素之一。
后来，在我十五六岁时，由一个难童变为一个小演员，我对一切都新鲜好奇，这时也是我的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表扬，说我化妆好看，有发展前途，以及在伪捍卫剧团，我看到一般演员与一些有名气的演员差别很大，我第一次发现，一个人不仅是为了吃饱饭，还应该有前途，这个前途就是像那些有名气的演员那样。
进了伪剧专，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资产阶级演员的大染缸，虽然我确实还什么也不懂，但我确像个大口袋一样的往里装。在这里，我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要求也随着升级了，特别受到一些反动权威们的一二句夸奖，那时一二句夸奖虽是小事，但印象之深、影响之大，它支配着我的生活目的。我认为我有追求名利的本钱。当时我认为生活大概就是这样，谁有本事，谁就该比别人特殊，比别人高一头。这种剥削阶级思想，开始在我思想里扎根。在伪剧专反动思想教育下，我又进一步拼命学习所谓“世界名著”，我又开始幻想要像那些小说和剧本里的那些吸血鬼、贵妇人、小姐、名演员那样生活，那样恋爱。我曾想，我这一生只要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就是死了，也划得来了。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人才”、“明珠”，是谁也不能把我埋没掉的。我所追求的就是掌声、鲜花，走在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有了这些，利也就有了。
在伪剧专，反动作家曹禺上课时对学生散布说“陈白露之所以自负，因为她的生活是她自己闯出来的”，我印象极深刻，也特别感兴趣。我认为我从一个十一二岁还一字不识、一个难童，从家里出来后，从来还没有人关心过我，但现在我有了一套本事，受到老师重视，有发展前途，也是我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也有理由自负、骄傲，而且认为你不骄傲点，别人反而看不起你。我学会了这套反动的人生哲学。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培养了我，可是我却要驾凌于人之上，往剥削阶级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泥坑里爬、闯，□□我追求名利，我必然的在45年与王大虎结合在一起。在王家更增加了我的世界观政治上的反动性与顽固性。
王瓒（注：应为缵，下同）绪是四川的大军阀、大官僚，是被我们党中央点了名的大战犯，他靠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养着五六个老婆及几十个子女，另外还有不知多少劳动人民来服侍这些臭老婆及黑子女，而我就是这些黑子女中的一个吸血鬼。
初到这个家庭，自己的思想还是有些发展进程的。例如，我认为自己是个学生，自己的衣服让别人洗，不好意思。我把他们挤掉汁的广柑瓤捡来吃了，认为还有一半丢了太可惜，当场被王大虎和他妹妹鄙视地骂我“下作”。逐渐这一闪而过的东西没有了，我自愧不像个“少娘”，我的衣服让别人洗了，认为反正有钱请了人，对一切都不觉可惜了。我很喜欢当时一些演员说我是王瓒绪的儿媳妇，借此我可以比别人高一头。
当时我出来演戏，确实不是为了特约费，而是为了出风头，是一种剥削阶级的闲情。因为没有特约费，我回去有饭吃，我的孩子有人带。当时我很满意那种现状。因此解放前广大劳动人民和一般真正干戏的演员迫切要求解放，因为不解放，他们受压迫，生活不下去。而我也偶尔的幻想过解放，我幻想有一个上演契科夫剧本的剧场及我自己某些个性解放，我这种幻想和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真正干戏的演员是有根本区别的。例如解放后王大虎告诉我，他有个母亲的银元被我人民政府没收了，这时我已经混到革命队伍里来了，可我灵魂深处并没有认为是好事，而是有种遗憾的感情。这就是我的立场及对待解放的态度。
又如解放后，王大虎的母亲对我特别好，不但为我买了一只手表，而且还把过去没让我看过的一大包首饰给我，并说“这一份是给儿媳妇的”。它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是王瓒绪的反动家庭一个剥削成员的铁证。另一个是这个剥削阶级通过种种手段还在解放后继续拉着我。这个事实也证明，我直到53年与王大虎离婚后，还与这个反动家庭在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事实上也决不是感情上的联系，而是阶级的烙印，这个烙印表现在解放后十七年、二十年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的最好的验证与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
二、解放后（至57年）
当时我二十二岁，确实还是有一些热情，但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出于阶级本能，在刘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包庇重用下，我演了不少为刘贼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黑戏，受到这条黑线的重视，我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了“人才”、“明珠”，认为自己对话剧团有“功”，又觉得自己比一些老年演员年轻，又比青年演员有“技术”。
由于阶级不同，要求也就不同，我只能骑在群众头上，我的地位只能高，不能低，只能上，不能下，认为自己有本事，就应该在群众之上。例如对一些党员，解放前私人关系较好，但解放后认为她是党员，地位比我高，她能参加的会我不能参加，她能去的地方，我不能去，就认为不公平，觉得我的业务比她行，我该比她地位高。对青年演员中的共青团员，认为她们被培养起来了，就是对我的威胁，要把我挤掉。
因此发展到57年，当右派分子向我们党猖狂进攻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埋没了我，和他们在反动的立场上起了反革命共鸣，觉得他们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直到58年，在我的检查中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委屈”了我，而且话剧团少不了我，不能把我怎么样。
三、58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1年，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了我从新做人的机会，但我确实辜负了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没有认识到我的根本立场不但没有得到改造，阶级斗争在我身上仍在继续，我确认为，摘了帽子，而且又调回团里当演员了，便认为一切都完事大吉了。我最不愿意革命群众提到右派二字，提了就认为是和我过不去。认为自己是右派中比较好的，是个人主义严重，而且已经改造好了。但调回团里后，矛盾具体了，最初回来时，认为政治上完了，在业务上多演几个戏后，还是有基础的，但业务上也不行了，生活水平比不上其他演员，思想上仍和57年一样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公开闹，于是有一种暗流，这就是我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实质，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犯罪的黑根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67年元旦社论发表后，我在成都听北京串连回来的同志说彭、罗、陆、杨这伙人阴谋篡党，□□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干坏事，这时，我确实很激动，想为保卫毛主席出一点力。但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出于我的阶级本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在我身上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过去，我思想里一直认为我这个右派不那么反动，是他们给我上纲上得太高了，没听说过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运动中，革命群众揭发批判刘贼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贯打击真正的革命左派，对广大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包庇重用坏人。特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企图镇压广大革命造反派，把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压下去，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可是我，乘机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自己57年罪行翻案，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革命群众。
当我在成都听说三四类比一二类还革命，我就更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了。我参加11.16的动机是否定自己四类，实质是否定自己的右派罪行。
后来看到一份57年划右派的政策的传单，我就认为57年是属于反对了本单位的领导的那一条，是属于个人思想，所以我给团里革命群众看，造反革命翻案的理论舆论，而且我当时达到一定效果。
当我听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说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后，我更肯定的认为“过去我还不懂什么是政治问题和认识问题，现在我明白了，我是认识问题。”所以我决心运动后期到北京去告状。当时我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特别是我自己是剥削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两个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矛盾的关键，是我的要害。
至于任白戈，他本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表面捉鬼实际放鬼的人，过去没有保住，是群众不允许，后来为保护我，为我减轻罪责。
四、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
初来学习班，对想为自己57年翻案有些害怕了，但阶级斗争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并没有死心，因为我这时对自己犯罪的根源危害没有认识到，所以还存在侥幸的心理。
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领导下，这半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带着自己的问题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过去我也确实想过要改造好，不愿意做一个人民的敌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母亲，但为什么我一直改造不好？我和客观矛盾的关键在哪里？二十年来我确实没有得到解决。“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在我身上还在进行着。在工人师傅和革命群众的教育帮助下，我带着自己的活思想学习了毛主席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认识到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由我过去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始认识到我57年右派性质是反党反人民的。又多次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由开始把自己摆进去，到摆进去两条路线我应该选择哪一条？这是关键。如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还不能有个抉择，我今后确实连争取重新做人的余地也没有了。
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越学我越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认识到，特别像我这样一个阶级烙印很深的人，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只能从反动滑向更反动，如果脱离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不能认识自己是属于哪个阶级，那条线上的人。因此尽管主观愿望想改造好，那也是一辈子改造不好的。
在我团革命群众狠批刘贼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批判中，通过活生生两个阶级斗争事实对我的教育，我第一次看到我不是所谓受迫害的，而是受包庇的。
学习班这半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过去在刘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他可以保护我这样一个他们认为有“才”的人，可以把你捧上天，到了实在保不住，不可收拾时，一顶帽子完事。可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是真正从政治上挽救人，要把坏人变成好人，对我这个罪人做了几十次过细的挽救工作，我一生第一次体会到恨谁、爱谁、跟谁走。毛主席亲！社会主义好！
四、对右派言论及翻案活动的认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我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所指出的这种人。二十年来，我人在新社会，心在旧社会，我灵魂深处留恋解放前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依靠官僚剥削养肥了、演戏出风头的所谓“自由”，所以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这里不生肌，那里不告口。
我吃了人民的饭，拿了党和人民的钱，反过来反党反人民。出于阶级本能，我只能骑在革命群众头上，我的地位只能高，不能低，只能上不能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二十年来，我在台上台下都一样，演正面人物不像，而演反面人物却像，因此我本身就是封、资、修的产物。我要演主角，而且要独占所有主角我一个人演，这不是仅仅在舞台上演演主角的问题，而是反动阶级的灵魂通过我这个人具体的在和社会争夺以谁为核心的阶级斗争问题，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最具体的反映。
57年我之所以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确实不是偶然的。我总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好像容纳不下我，我攻击个别党员是假，而反党反人民是真。例如对一些党员，解放前是好朋友，而解放后矛盾却尖锐起来了，因为党员在我之上，有权。所以57年我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里里外外，企图把党员一棍子打死，搞臭，达到对党不满的目的，找导火线，借题发挥，认为我们党是宗派主义而排斥了我这个“人才”。
当时如果不是这个党员，而是另外一个党员，我也还是要反对的，因为我反的确实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党员。党的领导，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个人恩怨及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来就是两个阶级的关系。
我企图去搞所谓“自由剧社”，这也决不是搞垮哪一个党员的问题，而是我所谓的“埋没了我”、“不自由”、“谁有本事就该谁为主”，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唱的一个调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直接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
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抱什么态度，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而我，乘我们党整风的机会，为攻击党，扩大影响。我从团内到团外，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紧密配合，当时嚣张一时，又是旧市委小组发言，又是电台录音发言，又是记者采访，站在反动立场看到的是漆黑一团，否定党的正确领导。在57年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风中，我完全站在帝、修、反一起，帮了帝、修、反的大忙，而给我们党造成的严重政治危害，是我这一辈子也弥补不了的，我确实是一个罪人，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清华经验上说“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还反对社会主义，那和解放以前你不晓得就大不一样了”。解放以后，毛主席亲！社会主义好！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可是我没有和反动的阶级决裂，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彻底改造自己，二十年我仍然是反动阶级不甘心死亡的幽灵，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光辉著作六条标准中明确指出“这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而我，在57年处处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指向党的领导，是一个十足的、道道地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但在我解放前及解放后的二十年中，从一个黑根一根黑线的支配下，57年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而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又错估了形势，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右的政策，为自己57年罪行翻案，否定过去的正确领导。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领导的，如果57年不反右派斗争，我们的国家确实不得了，从我自己57年犯罪的切身经历，就是一个例证，那就是右派上台，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我要像清华大学刚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一样，重打鼓，另开张。我还有孩子，她们生长在新社会，热爱毛主席，我不能让她们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母亲，我要永远在自己思想上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革命”，今后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曾容女儿王薇根据手稿录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