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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9年）
1969.01.05 – 04.22

[邓克生 （1911-1976），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文革中受到“审查”冲击，文革后平反。]

思想情况回报（110）

1969年1月5日

在此新的一年1969年开头的时候，造反派革命同志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无产阶级的政策，学习十七年来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并联系自己的罪行进行检查。

通过这三天的学习，首先在思想上是我深受感动的是，我开始深深领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伟大。在此以前，我认为造反派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除了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以外，没有别的。一开会，我就准备着挨斗而已。我没有想到对我们也会用开学习班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现在通过学习班的几天学习，我觉得造反派无论对什么人，都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政策，即使对像我这样的人，也还是在学习班上耐心地给我指明出路，使我能够重新做人。对此，我是从心坎里感到感激，感到温暖的。

其次，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对于党的政策如何理解，特别是联系自己的罪行如何来理解党的政策，思想上是引起了变化的。在此以前，我思想上一直认为不管党的政策如何，对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关系是不大的，甚至是没有什么关系了的。我认为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定局，再没有什么希望了。第一，我认为对我至少要戴上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这已经定局了。第二，我认为对我这样的人，必定要开除党籍，清洗出党，这已经定局了。因为我不但是阶级异己分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自杀行为的新罪，这还有什么话说？在看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明确指出要把阶级异己分手清除出党以后，我更加认为已经定局无疑了。第三我认为根据我的罪行，罪行是严重的，但我既不是叛徒特务，又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没有达到逮捕法办的程度，只要我自己不再干坏事，不再犯法，这点也是可以定局的。第四，唯一剩下的问题；我认为我自己的前途，就是劳动改造，争取也是如此，不争取也是如此。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我认为现在毛主席所指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对我的关系已经不大，我就是等待着最后定案之后，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好了。我想的就是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接受改造。通过几天学习之后，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消极等待的想法是不对的，是会加重自己罪行的，是不利于对自己的改造和认罪服罪的。我应该懂得，在几个已经定局的问题之外，还有具体的给以什么出路问题。党既然指明了给出路的政策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又指明了只有坦白从宽才能给以出路，如要抗拒，抗拒从严，就不会有出路。我就应该领会党的政策精神，积极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采取消极的态度等候处理。消极，就是抗拒，这就不可能有出路，只能是死路一条。何去何从，我是应该认真考虑的。

最后，通过这次学习，对我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我今后到底怎样做人的问题，也就是到底走哪条道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是想得比较多的，也是想来想去都很痛苦和困难的。我现在还不能说是已经想出了一个完整的头绪。还只是想到了一些初步的已经想到的问题而已。

对于自己如何认罪服罪的问题。在此以前，我的想法是，横竖就是我在认罪书上所认定的七条罪状；对这七条罪状，我横竖认罪，不再翻案就是。要我检出，我就逐条地就事论事的进行检查就是。要我进一步上纲，提到两个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上来检查么？我就害怕，我就回避。我觉得我的问题已经够大了，已经吃不消了，再上到纲上来，如何得了？因此，我检查自己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不敢联系到当时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的形势，都不敢把自己的问题和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挂上钩来。我极力想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和世界观的问题。（或者仅仅说成是认识问题或盲目执行的问题。由于革命群众批判的很严，我不敢把这话率直地讲出来或写出来的。但一有机会，我就要把它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例如，在检查到挥舞三根大棒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我想要把陆定一、周扬抬出来，用以减轻自己的罪责。）同时，我对此还曾存在过一种可笑的幻想。在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我看到革委会名单中有彭冲和姜启彤二人的名字，我很高兴，我幻想我自己的向题如果能提到省革委会去讨论的话（我认为厅局长一级的干部问题如何定案，总要由省革委会讨论一下的），彭、姜对我虽不十分了解，但大体是了解的，是对我有一般好感的。因此，我幻想他们那时会要替我讲几句话的。我现在是自己上了纲，将来如何能“下纲”呢？因此，我对自己的问题，就是采取消极等待的办法，不愿意给自己上纲。

现在通过学习，我开始觉悟到这种想法是完全错了，是完全错估了形势。如果按照我的老样子来检查，这不但在群众中通不过（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而且将对自己的改造毫无好处（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要争取出路，重新做人，就必须不怕痛的提到纲上来检查自己的罪行。

具体地如何上纲？我思想上原是有些茫然的。通过这次学习，造反派革命同志向我们明确指出，就是要根据十七年来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在每个历史转折关头，看一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再看—看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是怎样对抗毛泽东思想的，在对照之下，再看看自己是站在哪一个司令部一边的，看看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个司令部的人。这样检查，就必须把当时的活思想挖出来。这一指示，我觉得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思想问题，是给我指引了出路，早日脱离迷津。我打算重新学习发给我们的关于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资料，逐项联系自己十七年的思想实际来进行检查。要把过去一些对自己采取原谅态度的想法去掉，要从根本上来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有痛的地方，就下决心来痛一下。

对于每一个问题如何进行检查，通过这次学习，我也有了一点认识上的提高，这就是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联系当时的斗争形势，来检查自己。在检查中抓住了总根子；就不能抓住自己的某一论点似乎还是对的而否认自己在总的路线方面所犯的罪行。

我打算从现在开始，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联系自己十七年的实际来进行检查，紧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千万不要忘记了历史。

还有一些比较零碎的思想活动，我在这里不能都写了，我在写十七年检查时，将把它写进去。

这次学习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我的触动很大，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我愿意趁此机会来一个对自己的全面清算。有许多问题，我要继续认真地想，绝不敷衍了事。我愿意在这次学习之后，将是伟大的1969年在我身上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思想情况回报（111）

1969年1月12日

本周最大的、最引起我思想震动的事情，就是在朱林镇参加了省直机关的宽严大会。会上有三个现成的例子，一个是在“五四”土改时盗卖土地的恶霸地主家庭出身的阶级异己分子，由于坦白交代的好，得到宽大处理，应戴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而没有戴。还有一个叛徒，因交代得较好，也得到宽大处理。另有一个叛徒，则因拒不交代而当场逮捕。在我思想上是对第一个例子最为关心。我原来认为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怎么能不戴帽子呢？再宽大也不可能宽大至此呀！现在亲眼看到这个例子，确实是宽大。回顾自身，也是阶级异己分子，自己到底走哪一条路呢？现在非常明显了。我下决心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坦白是基本的、关键的、不可缺乏的，从宽只是坦白的结果。是否从宽，这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但是，是否能坦白，这却完全只能由我自己来决定。因此，我只有决心坦白，别无他想。为此，我具体想到现在要做的有两件事：第一，我还在写十七年的罪行交代检查，我将无顾虑地交代一切。第二，我准备主动地找革命领导小组谈一次会[话]。（这个，我在听报告的第二天就谈了。）

此外，本周开了两次斗争大会，一次是全面的批斗，一次是批斗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两次斗争会对我的教育都不小，我在这里不写了。因为要抓紧写材料，这次思想回报就只扼要地回报这点。

思想情况回报（112）

1969年1月19日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回忆并写出十七年来的罪行交代。经过几天努力，已经在星期三写了出来。接着，我就继续写出批判自己的经济思想的材料，也已经在昨天写出来了。通过这次写交代材料，我思想上的最大体会是：要真正能认识到自己的确有罪，只有把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言行摆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检查一下。不管自己的主观意图如何，但看在此斗争之中，自己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是属于哪一个司令部的人。这样一看，十七年来。事事皆非。有些事情，过去一直自以为是，然而今天这样一看，就觉得过去的看法实在太不象样了。我觉得最为突出的例子是，过去无数次的狂热鼓吹自由市场，过去还自以为自己主观上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以为自己所鼓吹的自由市场，仍然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之内的，即所谓第三条渠道。但是，我现在看到自己过去所鼓吹的那些话语，我自己也不能不为之吃惊。那些话有什么社会主义气息？完全是为了资本主义复辟嘛！十七年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也都一样。我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思想上开始能想得通一点，能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稍靠得近一点，这是与下乡后听到了贫下中农的对我的批斗教育分不开的，是与元旦后三天的学习分不开的；是与朱林宽严会上给我的教育分不开的。两个交代材料已经写出，但我沿着这条路线而发生的思想活动，现在并未停止，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我将继续写出材料来交给造反派审查。我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主要地，我就回报了这一思想情况，没有别的了。

思想情况回报（113）

1969年1月26日

——接到两个孩子的来信以后的思想活动—— 周初，忽然接到孩子的两封来信，使我心情激动，好多天平静不下来。要把我活动的心情写出来，真是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

我想到我离开南京到金坛来的那天早晨，二女儿快要离家到内蒙去支边，两个男孩子也在准备下乡支农。此时，我心情复杂，我有许多话要同他们说，可是，我说不出来。最后，我只向二女儿说了一句话：“爸爸是犯罪的，但我不会再增加你们的负担了，你去支边，你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再想说别的话，我说不出来了，我难过。

我想到两年多以来，孩子已经同我划清了界线，出外串联时写信回家，信上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我心里难过。但是，我谅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这样做是做得对的，我应该支持他们。可是，我能用什么来支持呢？我想不出来，我只有沉默而不讲话。不讲话，心情是比讲话更为沉重的。现在他们写信给我了，并且还称呼我为爸爸，我感动，我觉得孩子对我太宽大了。不，这不是孩子个人的事，这是毛主席政策的伟大，这是毛主席的恩情。孩子体会了毛主席的政策精神，对我进行教育，我应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只有如此，孩子们才会真正的对一个回头是岸的人表示宽大。否则，他们是会同我一刀两断的。我不能辜负孩子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我想到，最近以采，造反派对我进行了政策教育，工宣队对我进行了政策教育，现在自己的孩子又对我进行政策教育，真是苦口婆心，至再至三，仁至义尽，即使是铁石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动；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坦白交代的呢？我还有什么要保留的呢？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实在没有了。我只有尽我的力，决心走坦白从宽这条道路。

我想到，两三年来，我对孩子们的前途是颇为担心的。我觉得我自己犯了罪，而且不幸地连累到孩子，是孩子们都对自己的前途感觉有一层阴影存在。

现在，毛主席的政策，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认清了自己有前途，他们心情开朗了，他们积极了。我对此有很大感想。我觉得，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恩人，过去曾经挽救了我。现在，毛主席又挽救了我的孩子。毛主席真正是我们的两代恩人。不幸，我过去十七年竟犯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罪，竟然在历次运动中都和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走在同一条可耻的路上，这如何对得起恩人！？愧悔是没有用的，只有赶快回头是岸。

我想到，两三年来，我心里存在许多非非之想，什么妻子离婚的问题呀！什么孩子同我断绝关系的问题呀！什么今后如何独自生活的问题呀！现在看了孩子的信，觉得这些非非之想是应该排除的，不应该让他来干扰。现在，不应该想它了。现在应该想的，只能是如何体会毛主席的政策，如何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也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我还想到要不要给孩子们写个回信，想了之后，还是暂时不写了，等个时期再说。

还有一些零星的具体的想法，我不想多写了。总之，思想活动很多，心情很不平静，这是难忘的一个星期。

思想情况回报（114）

1969年2月2日（1969年2月3日补写）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比较简单一些。头几天是在交代了十七年的罪行之后，继续思考自己历史上还有哪些问题是要补充交代的，以及还有什么问题要进行揭发。在上月底参加了在朱林镇召开的宽严大会以后，这些思想活动就更积极了，想到不论有什么问题都要抓紧时间迅速交代。现在毛主席的政策已经很明显，而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了，再不能有什么徘徊犹豫了。会后回来，继续思考，造反派又给我们开了会，并明确指出我的“定息”问题还要具体的补充交代。我在这几天的思想活动，主要地就是在思考这方面应该交代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把这份材料写出来交给造反派了。我现在还要继续思考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要思考揭发方面的问题，准备写出书面材料来，别的思想活动就很少了。因此，我的这期思想回报，也就没有别的内容可以写了。

思想情况回报（115）

1969年2月19日

——下乡四个月的思想和收获——

(1969年2月19日 南京)

从去年十月十七日到今年二月中旬，我们机关和省级机关一起来到朱林公社，搞斗批改，并参加社员劳动。我也和大家一起来到朱林公社的红旗圩大队，接受革命群众对我进行的批判斗争。在批判斗争中，还有大队的贫下中农参加。同时我也参加了部分农业劳动。通过近四个月的批判斗争和参加劳动，特别是直接接受了贫下中农的批判斗争，再加上机关造反派和工宣队最近对我连续进行的政策教育，的确引起了我的很多感想。我在此四个月中所受的教育，乃是平生第一次，是前所未有的。在此四个月中，我是有所收获的。我现在把我所体会到的感想和收获，扼要地概括叙述如下：

我的第一个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在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此以前，我也承认自己犯了罪，但在有些问题上，是不是真正的心服呢？不是的。有些问题虽然勉强地在口头上表示认罪，但心里还有保留或幻想，而且自己是很害怕上纲的。通过四个月的斗争实践；我已经把这些保留和幻想丢掉，并且认识到完全应该上纲，不能自我原谅。这里，使我体会最深的、最具体的例子是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①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我过去挥舞过三根大棒，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这四个月中，我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如此热爱毛泽东思想，如此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一切行动；而我自己却不但未能如此，反而用三根大棒来加以反对；对照之下，真是愧悔交集。特别是在我住宿的地方，我曾经在睡眠中听到隔壁屋里的人（大概是公社派下来做领导生产的）讲话，他们是在议论如何布置生产任务，我听到他们首先就带头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看毛主席是怎样讲得，他们就怎样办。他们学习了之后就联系工作，布置任务，把生产任务布置得井井有条，把国家计划放在任务的前面，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令人肃然起敬。可惜的是语言不通，我只能听到个大概。其次，我多次听到隔壁屋里的小孩在夜晚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这样背诵，并不是有大人在旁边督促他，而是大人不在家，他们又自发的背读。通过这些现象，我深深体会到这才真正是毛泽东思想最深人人心，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回想我过去也是搞普及工作，是爱写通俗文章的。可是，我没有去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去宣传了修正主义思想。我对毛泽东思想，不但没有宣传，反而挥舞了三根大棒。这怎么不是犯罪？这是犯了大罪。而我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罪是很糟糕的，我思想上毫不自责，而是把它推到了陆定一、周扬的影响上去，认为自己无罪，即使犯罪也不算大。现在，我不是这样看了，我确认自己是犯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大罪。再不认罪，就是没有心肝了。

②再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及主张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我过去也是认罪不深，思想上还是有幻想的。幻想什么？我认为我的那套思想，再城市里受到批判，是从理论来说的，我当然说不过。但是，中国的广大农民，是天生的具有浓厚的私有观念（这是对广大农民的极大污蔑），他们不见得会那样反对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我的那套“理论”也许在农村中还有部分市场。可是到了农村之后，在几次斗争会上，亲耳听到贫下中农的声音，他们是那样坚决地控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给他们的祸害，控诉包产到户危害甚大，他们不愿走回头路，不愿吃二遍苦了。我不但觉得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大大落后于农民；而且使我感觉到，我的那套“理论”，如果拿到农村来宣传，定要受到贫下中农的唾弃和辱骂，哪里还会有一点市场呢？我的幻想完全打破了，不愿再有幻想了，愿意彻底认罪了。举一可以反三，推此可以及彼，我的一切经济思想，都应该重新审查，都应该受到批判。我觉得我今后再做经济理论工作是完全不相宜了，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③在拿定息的问题上，我过去的认罪也是有保留的。我不但想把责任推到母亲身上去，而且还认为自己大部分财产早巳交出，这么一点点小尾巴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在近四个月的批斗和参加劳动中，既听到了劳动人民对于任何剥削行为的切齿痛恨，不管你剥削了多少，都是剥削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劳动人民是要反对的。又亲眼看到劳动人民创造财富的艰难，而我在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在定息剥削上的累计数字就达到了五、六千元之巨，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怎么能不引起良心的责备？怎么能把责任推到母亲的身上去？现在我真正认识到，拿定息这件事，不论数目多少，不论用的什么名义，都是属于剥削性质，都是罪有应得，罪责应该自负，不能推给别人。我过去把这件事都推在母亲身上，这是不对的。

④在解放后的十七年的历史中，我过去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不对的。过去认为自己也多少做过一些好事，至少是“功大罪小”。可是，经过造反派和工宣队对我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教育，叫我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回头来看一看过去的十七年以后，就不免令人汗流浃背了。原来我在过去（解放以后的十七年来）的长时期里，都是跟在刘少奇后面走的，做了很多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坏事情，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功”的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现在只有根据毛主席的坦白从宽的政策，争取宽大处理，争取今后还可以为人民做一点点好事，以赎罪于万一，这就是今天仅有的心情了。

对我来说，近四个月来的第二个最大的收获，是在对毛主席的、对党的政策的认识上有了进步。以前，我认为像我这样的当权派，又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人，只有打倒了事，别无出路了。现在，经过四个月的体会；特别是在今年元旦以来，经过造反派和工宣队对我进行了多次教育，参加了两次宽严大会，又接到了自己的小孩子给我来信的教育，使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给出路的政策是伟大的，而且是在我们这个单位里也一定会照此实行的。经过教育后，我的心情比过去开阔多了。回忆自己过去也执行过刘少奇的干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动辄把人家一棍子打死，哪里还有什么与人为善的精神？哪里还想到要给出路？而今毛主席的政策明确指出，只要坦白，就可以从宽，就给出路，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这，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如此。历史上的任何剥削阶级，包括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内，都不可能这样做的。我现在只有坚决的相信党，相信群众。板住这两条，别的都不用想了。

在劳动改造方面，虽有收获，但收获不大。在乡下参加了部分农业劳动，使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认识到过去拿高薪固然是剥削，而且更为严重的剥削是拿稿费。我在过去经常写文章和写小册子，先后骗取了不少稿费，思想上还认为这是自己的“劳动收入”，是“按劳分配”。而且，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想法。有时看到人家种蔬菜，或看到自家孩子种蔬菜，我是从来不插手的。我心里想着：“花这样多的时间去种菜，种出来只有几分钱一斤，不如我花几个小时写一篇短文章，就可以捞上十元稿费，就可以大吃一顿，何必把时间花在种菜上面呢？”我不但拿稿费，而且内心希望提高稿酬，只是嘴上不说，也不公开计较而已。实则有时稿酬标准低了，稿费发得少些，心里不满，表面却还是装出并不计较的样子。现在自己参加劳动之后，看到种出一石谷子或一石菜，是那么不容易，而过去拿稿费是那么容易，这才使人体会到，如此稿费，不是剥削，又是什么？若要计算剥削率，恐怕至少要达到几十倍、几百倍或几千倍。这不是高度剥削又是什么？在一次不久以前的斗争会上，革命群众和贫下中农批斗了我的稿费思想，虽然使我感到很难为情；但是我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的。事实无情，还有什么话可说！只有参加了劳动之后，才能使我开始逐步真正地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真理。过去从书本上看，也懂得这样说，但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懂得的，现在才开始真正懂得一点了。

我在劳动中暴露出来的思想缺点，也很严重。其主要表现是自己在劳动中非常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主动地找活干，而是等候人家安排；而且自己有怕做重活的思想，总是捡轻活做。做的时候，总是希望人家照顾我年老力弱，分配点轻活给我做。我是不愿意挑重担的，也不想从这方面来锻炼。因而在四个月的生活中，我在这方面的收获太少。正因为如此，我在劳动中学会劳动也没有学到什么。虽然前后也做了割稻、斩麦墒、挑泥、扎桑树……等好几种劳动，但没有学到一门农艺本领。不过，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头，今后时间长一点，是可以学会一点本领的，不会一无所获的。

最后，在生活习惯的改造方面，收获也是不大的。我过去长期习惯于城市生活，在下乡之前，感觉有不少顾虑和困难，唯怕难于适应。但在下乡之后，大部分能够适应，有一部分的适应地比较勉强，但也可能适应过来。但有一件事情，由于自己身体上有缺陷，很难适应，内心苦闷，又不便对别人说。这是我今后也要引以为憾事的。

另外，还有一点不适应的地方，这就是语言不通，群众讲话我都听不懂，群众也听不懂我的话。因此，我思想上有个打算，将来确定下放农村时，我希望能回到湖南故乡的农村去。这点，我想在到那个时候再和领导上商量，并和家里的人商量，是可以找出解决办法的，现在不去管它。

在将近四个月的集体生活中，在思想意识方面，我有严重的自私自利之心，也同样暴露出来了。这主要表现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总是想要多吃一点，只图自己吃饱，不管别人够吃不够吃。虽然也有人批评过我，但我还是依然如故，改不过来。这也不是小事，是资产阶级“私”字当头的一种表现。我今后一定要引起注意才行。

总之，经过这四个月的斗批和参加部分劳动，我自己觉得是有收获的。但比起其他人来，我的收获是太小了，是太不够了。我觉得这次下乡，只能算是一个开头；要真正达到改造的目的，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行。我相信，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到农村去，接受教育改造的。毛主席所指明的知识分子下农村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过去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犯了罪，既害了人，又害了自己，今后不能再犯了。今后，我要坚决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力图赎罪于万一，决无他想。

思想情况回报（116）

1969年2月23日上午

——春节期间的思想情况——

今年春节期间，在家里蹲了几天，除了理发及购买零星东西之外，没有出去。这几天主要地搞了一些室内室外的清洁卫生劳动，及用大部分时间写好了“下乡四个月的感想和收获”。主要的思想活动也就是回顾了下乡四个月的经过情况。这些，已在上次的思想汇报中写了，故此不重复。我在这里只回报一下春节期间的新产生的思想活动。

在家几天，我把几个出去支边和支农的孩子写回来的家信大部分都看了一下。她们的来信，仍然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这点，我在看每封信的开头之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对此，我仍然是谅解她们的。我认为她们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是应该如此的。接着我就看她们来信的具体内容。她们都是以热烈的心情，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工作在祖国的边疆和祖国的各地农村。我觉得她们的路子走对了。毛主席的号召是英明伟大的。回顾自身，十多年来，犯罪良深，何以对自己的下一代！？我现在别无它法，只有遵照造反派纪工宣队的教导，争取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能否从宽，从宽到什么程度，我不敢预料，但是，我总要走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如能获得从宽处理，我将来就还可以有面目给自己的孩子写写信。

春节期间，虽和家人在一起，（包括我的爱人和两个在家的孩子），但没有和他们多说话，也没有多话好说。我除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愿意走坦白从宽的路，绝对不走顽抗到底的路——以外，没有说别的话。我对我爱人则除了表明这个态度之外，还表明我们今后不要互相干扰影响，不要打听或谈论对方机关的一切情况。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些，也是必要的。

此外，我补看了好多天没有看过的一些报纸。我关心国际和国内的许多大事情，在我思想上也引起过思考活动，特别是对于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的发展动向，我是想得比较多的。因为我过去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对此不能忘怀，不能不引起思考，但这没有成为主要的思想活动，也没有什么好写的。我的主要思想，还是集中到自己的切身问题上，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认罪思想及如何争取走坦白从宽之路，别的问题就不宜多想了。如此而已。

思想情况回报（117）

1969年3月2日

——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

在春节后的两周内，除了学习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以外，同时还反复学习了《人民日报》二月廿日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现在就学习这篇社论所引起的思想活动情况回报如下：

我在头两次看这篇社论的时候，仅仅是一般地看和一般地联系了自己过去对工业生产形势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工业生产形势的确是空前大好，特别注意到社论中所提出的“它的来势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它的基础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厚”这两句话，也联系自己过去颇为耽心文化大革命会影响工业生产的错误想法，但没有深刻联系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来学习文件。监督小组和工宣队革命同志指出了这样学习方法不对以后，我又把社论重新看了两三遍，思想活动就有所不同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工业生产上这种大好形势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到来，这首先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大普及，大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势。联系到自己过去曾经挥舞三根大棒，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罪行，如今对此现实，就更加认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严重性了。如果按照我过去所于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大普及，就不可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挂帅，来指导亿万人的行动，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工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这是在看到大好形势之后，就应该更进一步加以深刻认识的。

其次，社论指出，在抓革命、促生产之时，除了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指示之外，还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理论”，其中就包括有“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谬论。联系自己，想起来我过去正是积极鼓吹过“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在我所写的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内，特别强调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价值规律万能论的调子底下，就把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内容塞进去了。而我在参加计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传达时，则更为露骨地提出主张，说利润是不能不讲究的，国家计划中的利润指标还是要完成的（大意如此）。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不少，都是在鼓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理论”。如今联系大好形势，就应该狠批自己过去的这一套修正主义经济思想，认清其危害之大，肃清其流毒。

社论还提到要批判刘少奇的一切依赖外国人的洋奴哲学及“专家治厂”的谬论。我想到，我过去虽没有明显地讲过这种话和鼓吹过这种东西，但内心却也存在着这种思想的。回忆自己在解放初期做银行工作时，就非常迷信苏联专家，把苏联专家所说的话，几乎当作“圣旨”来看待，听苏联专家的话，甚过于听毛主席的话(这里有事实的)。不仅如此，就连一个中国的有名无实的臭专家章乃器，思想上也曾一度认为这个人了不起。现在要肃清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余毒，自己思想上也是有东西可挖的，是要批判的。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还着重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使我回想起自己过去也曾经做过财经工作，也曾参与过订计划的工作，当时，可就是没有发动群众讨论，只是计划部门关在房子里面自己订计划。订计划时也不是留有充分余地，而是层层加码，把计划当作紧箍咒，把它硬压在下级头上，其中心思想就是不相信群众。看了社论之后，深深体会到，无论在什么工作上，都要严格要求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事，在不能听信刘少奇所鼓吹的那一套了。在计划工作上应该如此，在其他一切工作上，也都应该如此。过去只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并且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至于犯了滔天大罪。今后无论党叫我做什么工作，我都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了。

社论还同时传达了毛主席的又一最新指示：“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这也引起我的思想活动。最近以来，毛主席已经是至再至三的指出了注意政策的重要性。我，作为一个犯了罪的人，在党的政策面前，我应该何以自处呢？我想了很多，不能躺着等待宽大处理，更不能有丝毫对抗情绪。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老实交代和深刻检查。对于检查，如何才算深刻，我也想了很多，有时不能自解，总觉得再要深刻下去无法深了，不知如何才能达到深刻的要求。现在，我觉得还是只能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进行检查，别无其他更加提高之法，不知此想法对否？

反复学习了社论以后，思想活动的情形，大体上就是如此，别的零零星星的思想活动就不谈了。

思想情况回报（118）

1969年3月9日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想着对于自己的检查，应该如何进一步提高。为此，我是有目的地重新阅读了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我特别着重学习了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这篇光辉的文章。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藉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我觉得，我这次犯的，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但是，我也应当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对自己的罪行加以分析。我觉得我在自己所写的十七年材料中，初步联系了当时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对当时环境的分析，也有所犯错误——罪行的内容在内。但是，还没有拢寻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我现在就应该从这方面来动脑筋。作进一步的检查。这就是一周来最主要的思想活动。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曾引起我的思想活动。我看到所内的好几位同志已经光荣地分配到农业战线上去担负工作，引起了两点感想：第一，我觉得他们的路走对了。联系自己过去十多年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办所路线，根本不可能像这样去培养干部，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可能这样去做。相形对照之下，既感到自己过去罪行的严重和惭愧，又深深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之伟大。其次，我也想到自己身上，今后我也要到农业战线上去改造自己；我愿意去。可是，我又希望能回到自己故乡的农村中去，免得说话听不懂。因此，思想上有些左右不定。

星期六上午，本单位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找我开了会，对我的几条主要罪行做结论并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几条结论意见，都是事实，是我在思想上早已做了准备，自己也认为是应当认罪的。因此没有引起意外的思想波动。反之，我觉得这一次的会，开得很好，且与过去的斗争会不同，允许我提出不同意见。有些具体细节方面的内容也在我提出意见之后，允许考虑或修改。我对此感觉非常满意和非常感激。我由此联系而产生的思想，第一是要真正的彻底的认罪，绝不作翻案之想；第二是我更加相信群众和相信党。毛主席的这项指示是今后永远片刻都不能忘记的。

思想情况回报（119）

1969年3月16日

这是有生以来最难忘记的一周。

十多年来，我犯了很多的罪行，做了许多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经过文化大革命三年来的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斗争，我已从被迫到自觉的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我愿意彻底的认罪。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能再有任何翻案思想。我期待着革命群众对我早日作出定案处理的决定。我主观上当然希望得到宽大处理。

本周，3月14日，革命群众把定案处理意见同我自己见面了。在此过程中，革命群众允许我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我提出了一些细节上的意见以后，革命群众又根据事实作了修改，同我再次见面。以后还要送到领导上去批准才能做最后的决定。我对这种认真、负责、慎重的态度感觉非常满意，最后再也提不出别的意见了。我表示完全同意接受。

使我最为感触良深的，是我的卅多年的党籍，终于被我自己的罪行所葬送了。我早以预料及此，这是难免的，是无可挽回的。我只能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来接受这一处分。可是，回思往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革命群众对我的处理意见是提得非常宽大的，是出于我原来意料之外的。我原来的思想准备，免不了要去经受多少年的劳动改造。而现在群众提出的意见，还给我以宽大的出路，给我适当的工作和适当的生活费用。对此，我只有感激，没有别的话好说。我也联想到自己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干部是那样的残酷无情，哪里有这种宽大？兴念及此，既感且愧。我不能不在聆听了这个宽大处理之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毛主席的伟大政策，我哪里能得到这种宽大？

感激之余，我也想到今后，我还不知道今后会给我什么样的工作。但是，不管给我什么工作，我将尽我力之所及，在晚年做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好事，以赎前愆，再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了，再不能犯罪了。我只有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今后绝不能再跟着滑下去了。我要下决心改造自己，争取能够回到正路上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亡羊补牢，虽然晚了一点，但晚了一点，还是要补，不补是不行的。这就是我对今后的想法。

我还想到要将这个情况如何告诉我的爱人和孩子，想到我和爱人及孩子们今后的关系问题，今后应当怎样解决才好呢？我想和他们谈谈。但是，想到这些，我思想就乱了，我不想了。

思想情况回报（120）

1969年4月2日

最近半个多月以来，我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思考自己如何深入检查的问题。自从上月中听到了群众对我提出的定案处理意见以后，思想上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根据我自己已经承认的我在过去所犯的许多罪行，我觉得群众要给我定性质为阶级异己分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我的罪有应得，没有什么可以埋怨之处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希望不要给我戴上这么两顶帽子，希望群众能给我更宽大的处理。特别是在想到我的孩子前途及家庭关系问题以后，我更希望能得到更宽大的处理。当我把我的思想向造反派革命同志作了回报以后，造反派革命同志叫我进一步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检查。我就想着，应当如何进一步检查呢？我有苦闷，我不知道应当如何才算进一步，我希望造反派能够同我进行一次个别谈话教育，具体地帮我进行检查。这样，较之于一个人埋着头冥思苦想要好些，免得受原来的思想的限制嘛！可是，我又不敢提出来，我总希望造反派革命领导小组能够找我谈谈就好。

我自己的想法，关于自己过去的罪行，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提到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这已经是很高了。还要深入提高，应当从哪一方面着手呢？那就是对每一具体的罪行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了。在这方面，我除了对自己的经济思想做过一次分析批判之外，对其他罪行就还没有这样做。我想，今后应该从这方面着手了。这个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不能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来检查。为此，我想先检查自己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及定息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对头。

最近又一大事，是随同五七干校搬到下蜀茶场来了。来此以后，我思想上就是准备劳动，应该比在朱林镇的时候劳动得好一些才对。同时，我又有一种感想，原来以为五七干校只有革命干部才能参加，而现在连我们这样的人也随同参加了。这是党和群众对我的宽大，再给我以赎罪自新的机会。我应当不再辜负党和群众的恩情，不再辜负毛主席的恩情。今后只有一方面认真检查自己的过去，同时要好好接受监督劳动，以争取前途。

对于来到下蜀以后的生活，虽然只有几天，但是满意的，没有引起什么别的思想活动。

思想情况回报（121）

1969年4月8日

来到茶场已经十天了。十天中碰到的最大的事是“九大”正式开幕了。这是举国欢腾、举世欢腾的大喜事。当我听到这个喜讯，又看到许多革命同志兴高采烈地进行庆祝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激动的。我欢腾，同时又联系到自身想了一想，则又不免感慨万端。我欢腾，是因为“九大”终于开幕了，从此，我们的党，确实成为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为中心的坚强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党了。可以预期，这件事不仅将影响和决定中国、以至世界的前途，而且将看到世界革命胜利的前景，身为中国人民，应当如何感到高兴！想到不久的将来，真正出现广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该是何等的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回顾自身，罪孽深重，已经被群众定案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决定要清除出党，现在遇到党的如此大事，怎得不内心惭愧而又难过？当我不能参加庆祝活动而又看到广大革命群众在进行庆祝活动的时候，我心中怎么能不引起难过？然而，我自己做错了事，走了刘少奇的道路，落得如此，又有什么话说！从党的利益来讲，把我这样的人清除出党，不正是党的加强么？应当为党庆幸，又何必为个人悲伤？何况党还是要给我以出路的。我想：我以后即使被开除了，我还是可以而且应该为党来做一点点有益的事情的，以求补过于万一的。最低限度，我不能再做过去所做的那些坏事情了。

想到此点，心情就较为开朗。不过，在“九大”会议上，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都还没有看到，这是遗憾的。我相信，不久就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虽然自己是犯罪之人，也不一定能看到）那时要认真来阅读和学习。

在茶场的劳动和学习，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未见到正式的规章制度，不知以后究竟怎么办？心情有点盼望，但没有什么不安。每天有劳动，别的事情我也不想，也不和家里的人通讯，安心在此劳动改造而已。

思想情况回报（122）

1969年4月22日 （这篇思想回报没有交只交了121篇）

最近二十天以来，主要的思想活动是在对自己的罪行做全面的检查。思想活动的结果，已经在上周写出了一份书面检查材料交给革命造反派领导小组了。在这次检查中，我所想的事情很多，感觉自己所犯的罪行的性质是严重的，群众要我进行全面检查，是完全必要的，群众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虽然已经检查过多次，但群众不满意，我只有认真的再做检查。是否能够取得群众的谅解，我自己毫无把握，只有尽力为之。我自己抱定一个彻底认罪、绝不翻案的精神。如此而已。

在最近的一周内，监督小组同我们谈了话，重申各种纪律，如通讯要交给监督组审查，上街要请假，以及劳动制度和思想回报制度等等，我决心自觉遵守，决不违反。

在写思想回报的时候，从广播中听到了林副主席在“九大”所做的政治报告全文。能够听到这样的报告，无论如何是心情非常兴奋的。不管自己身份如何，不管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心情还是高兴的，无法抑制这种高兴。听了之后，有许多感想，当时也在小组会上谈了；待看到书面报告全文以后，还要认真仔细地加以学习，并且要写出自己的学习心得。

这向劳动很紧张，心情舒畅，唯自从一天在劳动中把手腕扭伤后，至今没有痊好，影响劳动和写字，但又不便提出来说，心情有点不愉快。

思想回报，写至121期为止，以后没有写了。写过几次检查。

五月中下旬，革命领导小组宣布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叫我可以参加一定范围的群众活动。

来源：《灵魂受刑录——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龙高孙整理、诸 文 校对， 2010年由子女自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