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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海干了些什么
赵丹
1970.06.18
最高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回上海干了些什么？
前言:我应该着重地交代与反动派国民党有哪些勾搭以及与四条汉子的黑帮黑线关系，干了哪些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一、与伪中电二厂的关系：
我是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回的上海，伪中电改制企业化。实际是一种阴谋诡计，为的是更多地招来些人，来为其反动的政治服务，即给人以假象：“这不是个政府的党派的机构了！而是一个民艺式的影片公司的性质了。”以此起到更大的欺骗人民的、毒害人民的作用，更扩大其反革命的政治影响。我既参考了陈鲤庭的合同，与之改定了合同。是特约演员兼编导、部头戏，但又有“中电二厂有优先使用权”的一条款。过去认为这“优先权”出于情面观点。在重庆拿人家许多月的干薪，一旦要拍戏了，就把脸一抹，拍拍屁股跑了，这未免太违为人处事之道，太过分了，今日看来，这不是什么碍于情面观点，也不是太过分了，而是自甘与之保持住反动的政治上的关系。“优先权”？什么“优先”？除了政治上优先，还能有其它！
二、最高指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我在伪中电二厂，一共拍了三部影片，第一部是陈鲤庭编导的大毒草《遥远的爱》。记得一拿到剧本，我就说不上曲曲弯弯的，究竟是个什么主题思想？而这样一部影片,竟然得到伪国民党的奖（我也得到奖牌一枚，拿回家给孩子们当打钱的玩具了）。“无功不受奖”，这就是为反动派国民党立下的汗马功劳，这一曲曲弯弯的，说不清楚的主题思想，正是适合伪国民党的政治上的需要！
第二部《幸福狂想曲》是陈白尘编剧，陈鲤庭导演的。主题思想我看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但是反动的我们，却把这一切现象，归责于是流氓阶层，从中操纵、主宰之罪！这不是显然为美帝、蒋匪帮涂脂抹粉，站在美帝、蒋匪帮的反革命立场上，为其掩饰罪责，是什么？
第三部戏是顾而已编，我导演的《衣锦荣归》，主题思想是宋的伪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如何鱼肉人民，荒淫无耻，但是我们没有触动反动派政治经济的基础，加上我的宿命论的色彩，浓浓地抹上了几笔，这不是小骂大帮忙是什么？起到了伪国民党本身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吗？
总之，从客观实践，拴住我的主观动机的，只能是仍站在反动派的国民党立场上，为其反动的政治服务，没有别的借口可寻遁词而抵赖自己的罪行。
三、伪“中电”既已改制企业化，号称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是有认股份事，我仿佛记得在薪水中，扣除的认了几股的事，并没有送“党股”给我的事。我既然已购买了他们的股份，这也就是他们反动企业的支持人、股东、合伙人之一（不管份多少），这就在实际上，又不像外来特约的演员或导演的关系了。这再次说明我与伪“中电”的关系不一般化了。
四、我与伪厂长徐苏灵的关系与勾搭。
徐苏灵：在抗战以前，我们并不相识，只是在“左联”时期，知道他是个反动文人，是我们“剧联”的敌对分子，又曾知道顾而已、朱今明等为了他所导演的《茂娜凡娜》一剧，顾等去散革命传单与之殴斗，而后朱今明与梁腾二人遭逮捕（按:此事解放后，在肃反运动中，我在小组上当徐苏灵的面已揭发了。再:此次隔离审查中，我又写在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人的材料中了）。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八年我进重庆伪中电，才见面相识，为国事，那时思想上左倾，误认为统一路线，不计既往，即将过去的敌对立场抛弃了，但与之也没有什么交往;一九四五年由新疆回重庆，曾碰到也没什么交往，此刻他升为厂长，当然接触就多了，但也只是在厂里拍戏时，工作上的来往，从未与之同出游玩（如上馆子，或跑舞厅等事），或个别私人谈话等事，更未谈及过什么国民党组织的事，要说是心照不宣者有之，即我知道，他过去是我们“剧联”的敌对分子，及顾而已的那桩事！至于他是否知道我在新疆已投降他们伪党的事，这要问他！只是他人从未提及过这件事，我不好妄加猜测或推想了。当然一切活动皆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无事离不开政治的！他既是反动派的厂长，我又在他管辖之下工作。这工作上的接触、来住，实质上即是反动的政治上的来往与接触，实质上这也就是反革命的勾搭，具体的事例，例如：我导演的《衣锦荣归》，罗学濂审查了剧本，删掉了好几处，我执意不删改，仍按原样拍成，完成片请厂长徐苏灵先看，他说：“老兄，你一点也没删改，你这是让我做腊！我不保险，试试看，让老罗他们看了再说吧！”而后他告诉我:“侥幸通过了！”我当时甚为满意他有脊膀。今日分析起来看事物的实质与实际，实质上是：首先那部片子本身即小骂大帮忙，起到为反动派的政治上的粉饰、欺骗的作用，起到他们伪党本身所不能起到的反革命作用。其次，在这大前提下，给我此小小的满意，则更换取得我更大的“效忠”。这不是最最阴险毒辣的手腕是什么？
五、 一次，我拿了抗议伪社会局电影、话剧演员们进行登记的签名纸，到台尔蒙去找演员们签名，事被罗学濂发觉，把我叫去与我当面斗争的事（按：这件事我已交代过多少次了，再提，变成我是为自己涂脂抹粉、丑表功了）。
第二次，我到外滩汉弥登大楼去结清账目，同时想再预支点钱，他那天对我的态度很怠慢，就是为了前一回的签名的事，记得把我晾了许久，然后才叫会计科与我清算（这会计就是现在红旗厂的“特字号”伪党员姓爱的）。
此后他曾陪了些伪官员来参观拍戏，并一同合拍过些“纪念照片”，那些伪官员，随介绍随即忘掉是哪些乌龟王八蛋了！从这一事上，已看得出，我不以此为耻辱，已经沦为一丘之貉了！
此外，我与罗学濂从来没有过私人的交往或交谈。
六、我在伪中电从来没有与那般伪党员建立起什么私人的友谊与交往，仅仅是一般工作上的关系，我也不明确那般人之中究竟谁是伪党员吧！如此而已，所以真要我确切地说谁个是？这我实在说不上来！
自回上海后，更没有伪国民党的一套组织活动了！我也没看到过他们做过一次所谓的“纪念周”。
七、一九四七年我已进了昆仑公司了，张道藩曾给过一张请柬，约我去参加他们的戏剧节（按:有请柬的人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好多人都有）。
我当然不会去了，记得史东正问我：“老兄，你搞到张道藩的请柬没有？去了没有？”我说：“当然不会去的！”史说：“对了！过去我们没有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怕你稀里糊涂地跑过去。现在中国有两个戏剧家协会，两个戏剧节，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是他们国民党的……”云云。
八、黑帮分子于伶在上海搞剧团，先是约我为剧团导演《升官图》，而后不知何故改邀了黄佐临，我在上海一直未参加过他的剧团活动也未参加过一次上海的话剧的演出。
九、四条汉子夏衍，那时在上海隐蔽起来，不露面，我曾拜托冯亦代请他为我写个剧本，可他只草草写了几页梗概，我没采用，也没给他一个钱。解放后见到冯亦代，冯说：“你太不通人情事故！”说“夏衍那时就是要弄几个钱。你就是不用他的剧本，也得送几个钱才对！夏衍为此很不开心！”云云。
足见，四条汉子夏衍的霸道！伪君子！他们活着就是为名、为利，为反革命，不为别的！
十、在南昌路中共办事处撤退的当口，陈波儿曾约我和郑君里到一家跳舞厅谈话，她好心地动员我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可是我辜负了党的挽救，我不去，我向她说了当时的真心话，我说：“我太累了，新疆那几年监狱使我感到累了！我想歇一歇！同时家中老父老母，幼儿、幼女，又怎么放我再往外跑呀？我又怎么舍得再撇下他们，一个人又往外跑呀！不过请朋友们放心吧！我在这能起点作用，决不会做对不住朋友们的事情的！”她看我这样，只得说：“好吧，希望你能当心自己！等着我们回来吧！我们一定很快回来的！”
党伸出挽救的手，要我走向革命的大路，而我就如此地辜负了党的挽救！我在个人奋斗的路上摔了一跤，还想仍就撑持着再走回头路，已失去一个起码的进步的要求！“累了！歇一歇！”革命的路上岂能歇一歇？不进则退，不革命必成为反革命！这实际仍是不想革命，亦即反革命的思想的暴露。
十一、此事不久，我即向阳翰笙提出要进“昆仑公司”，阳说:“你有这种想法，很好的！现在已经撕开脸，跟我们真干起来了，我们的人是不能再呆在他们那工作了，这边任宗德、夏云湖当然是欢迎你的。”于是我就进了昆仑公司这个黑蛇窝去了。
我就是这样白线黑线，搭来搭去，可就是从来没跟上革命的路线上来！
十二、在大军将要渡江之际，阳翰笙把我找去，假借党的名义，给以《武训传》的反革命任务，并借口什么抵制伪中制“戡乱片”。实际是为反革命的政治服务，大军渡江，伪中制溜跑了，阳又阴谋部署，叫郑君里把孙瑜及该片摄制权弄到“昆仑公司”。安下的一颗定时炸弹，一枝毒箭，是为最大的政治阴谋！我直接参与其中，也是我最大的一个罪证！
十三、阳翰笙等，临撤退去香港时，和我谈了一次话，说是他们商量好了，留我、沈浮、郑君里、徐韬等人帮助资本家任宗德守住这个摊子，不能全部撤退！又说:“估计敌人不敢把你们怎么样？要是万一紧张，你们去找任宗德，他有关系可以用飞机把你们送到香港来的。”云云。
这些个“老头子”在紧要关口，就不顾我们的死活了，只顾他们的一条狗命了！只顾资本家的利益，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奴才！可事实怎样？事实是就在他们撤退的时候，反动派国民党就要抓我！我和徐韬四处躲藏，不是解放军来得快，早就被敌人杀了！
按:与四条汉子田汉的接触:田汉在上海做寿，我曾被邀参加，到三和楼去吃过一次饭。不以这和封建把头式的习气为俗、为耻，反以为荣！田汉的毒草片：《忆江南》“国泰公司”应邙、周伯勋曾邀我参加演出，而我因嫌应邙粗制滥造，及“国泰公司”牌子太臭之故未能接受，并非对田汉的剧本不满意，相反，认为田汉的剧本交给应邙是糟蹋了！我曾请田汉为我的影片“衣锦荣归”作了一首黑歌词。田汉的大毒草《丽人行》，其中的叛徒角色，由我这个叛徒来饰演，真是门当户对，我对这一角色，就是献身说法，就是演的我自己，是一部为蒋家王朝招魂摇幡的大毒草，遗臭万年！
十五、此外为了营救张客被捕事，曾与一特务徐某周旋行贿赂，这件事已交代过多次了，故不赘述了。
十六、六九年底至春节前后，我和专案组负责的首长们，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们补充说明了三件事。
1.我弟弟赵冲和他的妻兄为房子的事，被流氓打伤，为此我跑到赛维那咖啡馆找上韩非，请韩非代找黄金荣的儿子写了一张卡片，我拿着去“黄金大戏院”找到流氓，给了一两金子才免去一场灾劫（按：这件事也说明不了问题，据想韩非一定早就交代了这个社会关系的了）。
2.解放后，我向政府揭发了一个特务叫尹正修的。他在解放前为房子的事，曾欺压过我，由此他在我面前暴露了他的特务的身份。那时我就记在心上，一解放我就向政府揭发了他（按：那天我已将这件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都向专案组的首长们说过了，这也可以说是我做得对的事，所以也没有必要再行揭发了）。
3.南通发生惨案时，约我去参加了声援大会，讲了话。事后我说了几句不妥当的话，因此心里就嘀嘀咕咕。首长们那天说：“这是你做的一件好事！我们也不来揪你的几句错话！”
春节后，我才清醒了过来，这完全是我的政治上的幼稚，是落后！连对客观事物的性质属好属坏都分析不清！所以疑神疑鬼，胡猜胡疑。现在当然醒悟，所谓的“歪子”，主要的还是解放前自己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解放后是“三反”的罪行，是围绕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上的罪行。所以对以上的三件事，就不必要再啰嗦了。
十七、自回上海后，我曾陆陆续续参加了些所谓的民主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运动），如闻一多、李公朴二烈士的公祭大会，我去读祭文，如小教联多次约我去，如女青年会约我去朗诵、唱歌，说革命故事，如银行联约我去讲新疆盛世才法西斯暴行，如“交大”也约我去讲新疆的遭遇，及参加他们的抗暴活动会，以及南通发生惨案时，约我去讲话、声援等等。然而这一切皆是为了装潢门面，沽名钓誉，以此为政治资本，在将来解放后，向党要名利罢了！更深刻地说：实质上就是出于自己的反动的阶级的本性。将来好钻入到新社会来，成为新社会的“蠹虫”，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的手段而已！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二字，因此也不值得一提。
临近解放前，反动派国民党杀人如麻，一天，我到伪中电一厂（洗印厂），去录《丽人行》的音时，那伪一厂厂长裘逸伟，通知我说他确凿知道反动派国民党要逮捕我，叫我迅速离开上海。我吓得和徐韬和爱人黄宗英四处躲藏，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解放军解放了我们，使得我们重见到天日！重见到了光明！
简短肤浅的结语
我是带着很大的幻想回的上海，同时又当上了电影明星，登上了这个宝座，怎么能丢掉呢！这就是不以到解放区去的最老实思想指导。可是现实又怎样呢？当我正准备重振旗鼓之时，反动派国民党却发动内战了！全国人都掉入到这灾难深重的生活中，即便像我这种地位的人，也感到奔波劳累，为生活而苦，物价一日几涨，一个月薪水买不到一担米，生命得不到一点保障，心情无一刻能安宁，民不聊生，满目疮痍！
美帝官兵横行霸道，任意蹂躏中国同胞，亦官亦商的伪国民党员荒淫无耻，猪狗不如，特务任意残杀进步人士、残杀同胞的事，日有所闻，时有所见……一片法西斯的血腥的统治呀！真是“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的凄惨景象呀！满街的饥民，逃荒的同胞，满巷的弃婴死孩！我家门口就睡着一家一家逃荒的同胞妻儿老小，目不忍睹，面对着这样血泪斑斑的现实，能不令人愤怒，令人心酸?！能不使人痛苦窒息?！想到解放区去吧！舍不得父母儿女，也失去革命进取心和勇气啦！不去吧！这样残酷的现实，如何能看得下去，生活下去？内心的痛苦矛盾是无法描述的！只有将自己沉醉到片刻的欢娱、酒色之中，麻醉自己！使自己忘掉现实，最好是不醒！可是终有醒来的时候呀！一醒来，感到自己如此堕落、糜烂、道德败坏，小资的所谓虚伪的良心又承担不起，新愆旧罪一层层积累，饮鸩止渴，中毒愈深！事实上已经成为分裂性的性格了！已经是个神经病患者了！
从来就有一个反动政治观点:把私人的生活和政治割裂来看。把政治仅仅狭盲地理解为开会、集会、社会活动、拍戏，这是政治的范畴。不交反动派国民党的朋友，或者即便能接触，也决不与之建立什么“知交”亲密关系，不参与他们的事务，这就叫做保持住政治上的清白和立场了，所以曾有时告诫自己，在生活上的糜烂，犹可原谅（而把这个糜烂的根源又推到叶露茜对我的刺激、刺伤的理由上去，不相信有所谓的真正坚如磐石的爱情！因之也不想再结婚了，一个女人对我的刺伤要十个女人来赔偿，我就是这样残酷的世界观、人生观、恋爱观！），但是一定要做好几件事:
1.不拍坏片子，对艺术要严肃，这是最最主要的，最根本的。但是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又必定是自己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反映、产物，自己的世界观、思想、感情皆是反动的，又怎么可能拍出于解放战争有利，而实际上不是有害的毒草片来呢？所以这第一条，就站不住脚了！并且生活上的堕落，也正是政治上堕落的标志！
2.凡是民主运动的活动，只要有人来找，我一定来者不拒，其实，这只是蜻蜓点水似的，一点也没有真正与革命的洪流相汇合，相结合，只是为了沽名钓誉，如前所说:为了将来解放后向党伸手要名利！为了好混入到新社会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蠹虫”罢了！
3.尽管回上海后，伪国民党的组织关系就更形“消逝”，但这只是自己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欺欺人罢了！因为我根本没有登报声明脱离其组织，所以我仍是他们的伪国民党员，这是赖不掉的！
特别是从客观事实来看，我在他们伪中电拍了那样三部毒草片，这不就是在政治上站在他们的一边，干的是危害革命的反革命罪行吗？过去纯粹以唯心史观、个人主义的立场看自己的历史，错认为自回重庆后，就渐渐与伪国民党划清界线了，而回上海，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则更忘掉自己还是个国民党员的这回事了！并且自认为还为党干了不少的“好事”。至少也是党的“同路人”、党的“朋友”。自认为是“革命派”、是左翼！经过这场大革命的冲击洗礼，改变了立场，以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撕去画皮，认清了自己全部历史真面目，原来我一直就是在黑线、白线上串来串去的，跳来跳去的，真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政治上的跳梁小丑！因此在此要完全彻底地，向党向人民请罪！服罪！感谢组织和革命群众对我的大力挽救！
是党呀！搭救了我们，使得盛世才未能动手杀害我们！给我们以第二次生命！是党呀，领导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毛主席老人家呀，指引着中国和全世界的方向，是数以亿万计的劳动人民，养活了我们，并且以鲜血保卫了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保卫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得到解放，这样的恩情呀！如何报答的呢？解放后，非但没觉悟自己是个罪人，而仍旧固步自封，紧紧地跟着四条汉子进行三反的罪恶勾当！党是如何仁至义尽地挽救呀！可就是不听党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才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又一遍回顾自己的罪恶的历史时怎能不痛心疾首，痛恨自己的阶级出身，痛恨自己反动的世界观之危害呢？感谢党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挽救!!!一定不辜负党的希望！
来源：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