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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步坦白交待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罪行
程占彪
1970.10.27
〖程占彪，曾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我叫程占彪，是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三老会”的头目。我是一个屡犯严重错误的蜕化变质分子。由于我长期对党不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披着所谓“受迫害”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趁机翻自己的案，勾结了一批牛鬼蛇神，大造无产阶级的反，大搞右倾翻案，大搞篡权复辟活动。为了达到这个反革命目的，“三老会”同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刘、张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我们利用刘、张进行翻案复辟活动，刘、张利用“三老会”为他营造“独立王国”，复辟资本主义。“三老会”在刘、张的直接支持、重用和包庇下，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破坏全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恶累累，我们罪该万死！
我和“三老会”成员王豪、刘风勃在这里向人民低头认罪！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缴械投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请罪，向四川七千万军民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认罪。我要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今天我初步交待两个问题：
一、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纲领和主要罪行。
二、个人野心家刘、张如何支持、重用和包庇“三老会”。
第一个问题，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纲领和主要罪行。
（1）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概况
反动组织“三老会”是一九六七年五月由特务、旧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井泉黑同伙杜心源，旧省人委副省长张呼晨，叛徒米建书、郭辅仁、王际康、刘正唐，叛徒、右派杜孚生，马骏阳等一伙人为首搞起来的。所谓老红军、老地下党员、老干部，实际上一批老叛徒、老特务、老右派分子、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四清下台干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有严重错误受过批判处分的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三老会”就是这样一个由李廖死党的同伙和一伙反革命操纵搞翻案复辟活动的地下秘密组织，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独立王国。“三老会”开始是由“三老会”发起人、核心领导成员杜心源、张呼晨、米建书、郭辅仁、刘正唐等五人领导“囚干团”总部作为公开组织起来掩护的。“三老会”在公交系统、文教系统、财贸系统、成都市设有分支机构，公开以干部造反组织的面目出现，掩护“三老会”活动。
反动组织“三老会”曾经策划以“囚干团”来统一全省的所谓干部“造反”组织。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由于张政委点了“囚干团”，讲了“囚干团”要解散，张政委一点，惊动了我们，凭着我们的反革命敏感，觉得情况不妙，便策划采取了紧急的隐蔽措施：一、把“红囚徒”总部搬到永兴巷原招待所；二、杜心源、米建书等人退居幕后，不再公开活动；三、取消“囚干团”的牌子，掩人耳目。这样，“囚干团”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活动更隐蔽，更狡猾了。这个时候，经过杜心源、米建书、郭辅仁、王际康等人一番密谋策划，确定要我出来承头，由王际康转告我，并特别告诉我不要再提杜心源了。从此，“三老会”就由我出面领导，杜心源等幕后指挥。
为了扩大“三老会”的反动势力，在全川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经过多次策划和行动以后，组成了由我统一领导的全省的“三老会”组织。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在公交系统由我、董绍琪、赵化南、张海如、高尚礼、张三奎、欧阳天等七人策划，于七月一日成立公开组织“四川省受迫害干部造反联络站”（简称“七一”联络站），又以联络站的形式取代了“囚干团”而掩护“三老会”的活动。继后又经过我和王豪、张伟民等人策划，把文教系统的“五七战团”中的“三老会”成员合过来。经过我和杜孚生、熊曙东、张伟民等人策划，通过成立所谓“为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把地下党领导小组中的“三老会”成员合过来，经过我和一些人的活动，把成都市“红五月”中部分“三老会”成员合过来。再通过“米、郭集团”，以及和重庆、南充、绵阳等地的所谓“三老”干部的单线联系，秘密串连，就最后组成了一个由我统一领导的全省范围的反动组织“三老会”。
六七年十一月，由我、熊曙东、杜孚生、张伟民、陈伯纯、苏云、张方舟等人成立了“三老会”大搞翻案的办事机构“为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主要领导人是我，具体工作由杜孚生负责。办公室内分设对地下党干部和对老红军、老干部两个调查小组。地下党小组由杜孚生、陈伯纯负责，老红军和老干部小组由张伟民、王豪、高尚礼负责。这个办公室用“三老会”的名义在重庆等地作过所谓调查，在成都市设立了“三老受害登记处”，公开在社会上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大搞翻案复辟活动。“七一联络站”是“三老会”控制操纵的半公开组织，是“三老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第二道防线。“七一联络站”的总部是“三老会”的第二个核心，是插手群众组织，伸向专、州、市、县，妄图控制全川的一个“三老会”的公开组织。“七一联络站”我是领袖，王豪是第二把手。“七一联络站”有成都分支、铁路分支、水电分支、基建分支。为了控制全川局势，六七年九月，我提出在全省各专、州、市、县设立“七一分站”。实际上有些地区已经建立“七一分站”。
“三老会”就是由李廖死党的同伙和一伙反革命为骨干串连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秘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下阴谋集团。它的组织有明的，有暗的，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组织关系明暗结合，暗的指挥明的，暗的通过核心成员秘密串连，明的通过“七一联络站”把黑手伸向专、县，发展到全川，它有一套秘密的、狡猾的活动方法。“三老会”的活动，无论是明暗之间，上下之间，横直之间，都采取秘密的单线联系。“三老会”的头目与核心成员开黑会，人员不固定，时间不固定，中心联络点随时变更，鬼鬼祟祟，搞特务活动。“三老会”内部严格规定，不以“三老会”名义对外，主要头子的活动要保密。它不以组织名义召开大会，而只采取开小会和个别秘密搞黑串连的方式进行活动。会议不留记录，情报工作绝对秘密，由我亲自掌握，重要情报不能形成文字，只能口头交谈，形成文字的情报不能落款。如果出了事故，一概由当事人自己负责，不能暴露“三老会”。从我们这一套活动方式也完全证明了“三老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我们这一伙，就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为最终目的的资产阶级右派、牛鬼蛇神。
（2）“三老会”的反动纲领和主要的反革命罪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它们的政权。”反动组织“三老会”就是一伙反革命向革命势力斗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组织。
“三老会”是一个大搞右倾翻案大搞复辟活动的反革命集团。“三老会”的反动纲领，就是疯狂地大搞翻案夺权活动，通过翻案达到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提出了“受迫害干部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不仅要翻文化大革命中的案，还要翻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案，就是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以受迫害干部为核心来掌权。”十七年的历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叫喊“受迫害干部团结起来”，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就是号召牛鬼蛇神起来翻案，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让牛鬼蛇神上台，恢复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真是反动透顶！
在这个极端反动的纲领下，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口号，什么“敢不敢支持牛鬼蛇神翻案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啦，“要敢在‘牛’字上做文章，要翻案一翻翻到底”啦，“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再当反革命”啦，目的只有一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实现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我们大搞翻案夺权的罪恶活动。为了夺权，首先要翻案。我们“三老会”的核心成员经过多次密谋策划，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翻案计划和策略，翻案步骤和方法，研究了如何通过翻案达到向无产阶级夺权。我们的计划，就是要把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中从干部队伍中清洗和实行专政的叛徒、特务、右派和受过徒刑处分的案子全部翻掉。我们推算全川有三十万所谓“受迫害”的干部，狂叫“三十万统统都要翻”。特别是重庆、成都、宜宾、绵阳最突出，要首先翻。我们的翻案策略是：1、大造翻案的反革命舆论；2、假手于群众组织；3、抓典型，抓大案，以点带面。
首先，我们大造右倾翻案的反革命舆论，充分利用刘、张“受压就是左派”“受压最革命”的反动论点，把我们这伙历次政治运动被清理、被批判、被处分的牛鬼蛇神，有严重问题的人标榜为“受害者”，打扮成“左派”，号召他们起来“造反”，起来“翻案”，一翻到底。我们炮制了三篇极其反动的反革命黑信广为散发，即：致老红军的一封信，致老干部的一封信，致老同志的一封信。公开动员牛鬼蛇神起来翻案，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大右派杜孚生，炮制了“四川第二个突破口”的黑文章，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胡说刘、张是四川第一个突破口，他是四川第二个突破口。我还审定修改了李子厚执笔写的一篇社论，题为“打倒坏人，发现好人”。胡说什么过去认为是好人的，现在看来多数是坏的，不是走资派就是老保；过去认为是坏人的，多数是好人。这就完全颠倒了敌我，混淆了是非。按照我这个反动观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好人都成了坏人，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大多数成了好人。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逻辑么？这个反动观点，就是为牛鬼蛇神翻案张目，鸣锣开道，就是为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就是要恢复那种由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反动统治。
在大造反革命候诊的同时，我们精心策划，要利用群众组织为我们翻案，不能由“三老会”直接出面，以免暴露自己。我们派出了“三老会”的主要骨干力量，像我、杜孚生、熊曙东、张伟民、高尚礼、张方舟等人，分别混入一些群众组织进行游说，欺骗群众，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成立了所谓“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表面上挂了群众组织为名，实际上就是我们“三老会”搞翻案的专门机构，由“三老会”的领导小组我、张伟民、杜孚生、高尚礼、陈伯纯、张方舟领导，由我主要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由杜孚生负责。我们还在成都市设立了一个翻案办公室。这就为我们大搞翻案活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根据我们策划的“找出典型，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的翻案策略，我们确定了第一批翻案的计划，第一批翻案的重点地区在成都、重庆、绵阳。成都二十余人，重庆十余人，绵阳十余人。共计五十余人。第一批翻案的对象，我们选的黑典型，就是那些历次政治运动问题最多、影响最坏、名声最臭、罪恶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各种反动分子。例如，地下党方面，川南地下党廖林生是右派，川西地下党杜孚生是大右派、叛徒，川北地下党熊曙东是叛徒、特务，陈伯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庆张文澄、陈孟汀都是大右派，红军干部方面，重庆刘文全是反党分子，匡根三是四清下台干部。绵阳汤成功，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犯严重错误。省级机关我是一个屡犯错误，屡教不改的蜕化变质分子，杨朝宗、张三奎都是四清下台干部。老干部方面，省级机关赵化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风勃，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挨过斗受过批判。成都市郭辅仁，是四清下台干部，郑瑛，是五七年反右斗争犯过错误，张方舟则犯过严重错误。还有绵阳的张长富（注：后文写作高长富、高兴富）、阎文秀、杨泽民、刘仲和，重庆的王墨林，雅安的董代成等等，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叛徒、大特务、大右派、大贪污犯和有各种严重问题的人。除了这五十几人以外，我们还要为闻名全国的两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翻案，一个是泸州的邓（自力）、崔（璋）、陈（华堂）案件，一个是重庆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案件。我们还要为《红岩》作者、叛徒罗广斌的自杀翻案，为“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翻案。单从这个第一批翻案的名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这些案子都是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处理的大案，反党集团案。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行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没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历次政治运动的胜利，就没有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如果都翻了，其他案件也就不在话下了。十七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就被否定了。十七年来无产阶级专政也就被否定了！我们的反革命目的，就是要在第一批翻案中首先抓这些在全川有影响的大案件，使全川在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洗被专政的牛鬼蛇神在这些典型、黑样板的带动下，来一个全面翻案统统翻，翻案之后，又依靠这些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让我们这一伙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牛鬼蛇神上台掌权，实现我们同刘、张共谋所谓“以受迫害干部为骨干掌权”，即依靠牛鬼蛇神掌权的复辟阴谋。我们这个罪恶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真是反动透顶。我们这一伙反革命，尤其是我这一个反动组织的头子，实在是罪大恶极！我再次向人民低头认罪！
为了实现这个翻案罪恶计划，我们以“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的名义，先后派出由“三老会”骨干成员组成的几个翻案小组进行所谓调查。调查组到绵阳为高长富、阎文秀、杨泽民等人翻案；到重庆为张文澄、陈孟汀翻案；在成都为郭辅仁、郑瑛翻案。杜孚生竟然亲自出面为自己翻案。我们还绑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志高的老婆郑瑛，妄图为廖志高、王月生领导的西昌双轨党翻案，真是反动透顶。
翻案是手段，夺权才是我们反动活动的最终目的。我们多次策划，要随着翻案的分批实现，分批地打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篡夺各级领导权。省革委建立之前，我们就研究过干部问题，我们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地、间接地提出来，想钻进省、市、专、州革委会中，并且要占一定的比例，把权抓到“三老会”手里。我们采取三种方式推荐干部进行夺权：
（1）群众组织提结合干部名单时，我们趁机提“三老会”的人，也提一些虽然不是“三老会”，但拥护刘、张也支持我们的人，以便更好地掩人耳目，欺骗群众。
（2）我们的意见促使群众组织同意，由群众组织向省提出建议。如提绵阳地革委结合干部十几人就是由绵阳“三老会”成员策划研究提出的，而后又拿到成都市和我们研究，经我们同意再由群众组织名义提出去的。
（3）我们直接向刘、张和有关领导机关提出建议，张西挺叫我们向成都警备区提出成都市结合干部名单，我们提出成都市第一批参加结合的副局长以上干部15人，其中“三老会”成员将近半数，有郭辅仁、张方舟、贾庚羽、高心德、彭塞、解成仁等。
我们有一个第一批翻案的计划，也有一个第一批打进各级革委会夺权的计划名单。六七年十月份我给张西挺写了一封信，推荐了几十个干部。这是我和张伟民、王豪、高尚礼、王兴友交换意见之后，由我起草的。我们提的主要是“三老会”成员，第一批要在省和专、市、州掌权的人，我们提了“三老会”核心成员和与“三老会”有关的几十人，如万县赵唯，达县李丙甲、熊曙东，南充张涛、张元和，绵阳汤成功、高兴富、杨泽民，温江侯国才、曾茄，雅安李振华、董华成，梁山陈怀堂，省级机关王际康、董绍琪、赵化南、刘风勃、张伟民等等。我们居然把特务、旧省委书记、李井泉同伙杜心源，副省长、走资派张呼晨也提出来了！按照这个名单，把李廖死党把牛鬼蛇神统统塞进各级革委会，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篡权复辟！就是刘少奇、李井泉复辟，蒋介石复辟。
经过我们一番阴谋活动，在刘、张的支持和包庇下，“三老会”的翻案篡权阴谋逐步实现，一些“三老会”的骨干成员和与“三老会”秘密串连活动的人，陆续地钻进各级红色政权。比如，我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动“三老会”的头目，过去又犯过严重错误，被刘、张包庇解放，而且结合为省物资局的负责人之一，并打算要我当政工组的副组长。其他如王际康、姚振声、董绍琪、王豪、熊曙东、董化成、陈怀堂、刘志华、欧阳天等人，都钻进了省、专、市和省级直属局革委。
为了实现翻案夺权的这个罪恶目的，我们有一套野心勃勃的黑计划。我们要在上层建筑中建立一套翻案、夺权的黑班子，策划把四川分成四个省，恢复川东、川西、川南、川北，便于由我们篡权。还计划发展农民组织五百万到八百万占领农村阵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
我在六七年九月底说过：“我们要加紧串连，串连的面要广，人要少而精，要做到各部门都有我们的人。”六八年一月，右派分子苏云到北京去汇报，欺骗中央文革时，提出过把四川分成四个省的方案，说什么四川太大，一个省革筹管不了，要分设四个省革筹，这样位置一多，更便于我们钻进去篡夺复辟了。为了控制全省，我在六七年九月，提出过发展农民组织五百万到八百万的计划，而且召开过两次黑会，进行具体策划和研究。我提出叫重庆要巩固六十万的实力，还要在郊区和邻近县分别发展力量。要绵阳组织一百万的力量，要南充组织三十万人改变形势。其他专区也要组织十至三十万，小的专区如雅安也要有五万人。这样，就有了五百万至八百万有组织的群众队伍，作为支持我们翻案夺权的雄厚力量。为了实现这一个黑计划，我和冯建平、王豪等策划扩大农村势力，发展农民组织，以“三老会”核心成员王豪、冯建平、刘坚戈、高尚礼、王国金等人组成黑参谋部，由我们发起串连十几个农民群众组织的代表在成都开会，倡议全省搞农民统一的大联合组织，并想搞常设机构作筹备农代会的基础，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反革命阴谋，这样一来，就使“三老会”把反革命势力一直伸到农村，控制全川。形势好，农村可以保卫城市。形势不好，农村可以包围城市。在我们的策划下，于十月中旬召开了四百余人的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来落实五百万至八百万的黑计划，会议进行过程中，被张、梁首长发觉制止，斩断了我们伸向贫下中农的黑手。李井泉被打倒之后，就提出过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我们也提出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说明我们完全同李井泉一个鼻子出气，是一丘之貉。
为了实现翻案夺权复辟，我们也要抓群众，欺骗和利用群众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捣乱、破坏，采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插手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指挥武斗，挑动革命群众互相残杀。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上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我们这一伙人就是毛主席指出的，在暗地里干着革命人民意想不到的反革命勾当。
我们是怎样在群众中大搞阴谋活动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呢？
我们的主要手段是：以当参谋为名，打进群众组织，假手于群众组织，在两派群众组织间挑拨离间，煸阴风，点鬼火，制造武斗气氛，极力挑动群众组织的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
我们为了投靠刘、张，采用特务手法，为刘、张窃取情报。我们“三老会”的核心成员，分别插手两派，我们叫“三老会”的干部以伪装的面貌出现，接近“红成”，搞“红成”情报，为个人野心家刘、张压垮“红成”提供材料，如“红成”头头关于夺权的报告，我们派人听了，全文记录了下来，马上送交王际康打印后送给刘、张。王力来川之前，刘、张要“红成”人数，我们提了一个与“红成”自称的人数有差距的数字，刘、张报告王力，王力以此压“红成”说：“‘红成’虚夸力量，实力威胁。”我们还搞了十几件机密的调查，搞“红成”的情报，如“红成”所谓绑架张西挺事件，“红成”派人到印刷厂抢走王力报告事件，我们还用特务手段查到了去抢王力报告的领头人员×××，报告了刘、张，刘、张支使一个群众组织把此人非法逮捕审讯。我们还策划找刘结挺批准高尚礼、张三奎打入“红成”上京告状团摸情况，抓黑手，必要时在“红成”内部策反，分化瓦解“红成”。高尚礼后来混入“红成”上京告状的队伍，跟踪盯梢，刺探情报，跟到广元才折回。在打击、陷害、镇压“红成”小将方面，我们干了大量罪恶活动。
在刘、张执行武装一派、消灭一派，残酷镇压群众的反动方针下，我们这伙人唯恐天下不乱，趁机兴风作浪，挑拨离间，煽动武斗，制造武斗气氛，策划指挥武斗，血腥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犯下了不能容忍的罪行。
我们首先煽动武斗气氛，编造谣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意图制造武斗气氛，煽动两派对立情绪。
我们还策划指挥武斗，我亲自当武斗参谋长，坐镇指挥。我还帮助某厂部署防御，并派王兴友去当参谋，王脱了军装去现场指挥设防，视察武斗工事等。
我们还策划插手专、市、县武斗，如雅安、达县、德阳、重庆我都出过点子。我们还参与指挥抢枪的活动。罪恶累累。
中央首长指出，武斗表现在群众，根子在刘、张，背后有敌人。我们这一伙的罪恶活动就是铁证。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交待了。
以上是我对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反动纲领和罪恶活动的主要事实的初步坦白交待。“三老会”是由李、廖死党和一伙反革命为骨干组成的一个翻案、夺权、复辟的地下反动组织。从它的纲领和我们已经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从我们提出第一批要在全省为牛鬼蛇神翻案的名单和第一批打进各级革委会的名单，从发展农民组织五百万到八百万的黑计划，从煽动群众组织的派性，策划指挥武斗等一系列极其猖狂的罪恶活动可以看出，“三老会”这个反动组织干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勾当，就是要翻案，就是要夺权，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恢复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我们就是这样地把剥削阶级复辟的希望变成了复辟的行动！“三老会”反动透顶，完全应当取缔！应当实行坚决镇压！
第二个问题，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刘、张是如何支持、重用、包庇“三老会”的。
反动组织“三老会”这样反动，但是却长期在社会上、在全川范围内广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中央首长指示要镇压后，长达两年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就是因为“三老会”的翻案复辟活动是得到个人野心家刘、张直接支持、包庇的。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后，刘、张就先后多次接见过“三老会”的成员，程占彪、董绍琪、王墨林、王公杰、王兴友、熊曙东、田忆秋、徐兴凯、李子厚等，其中我和其他一些重要成员刘、张还多次接见过。刘、张对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形式、反动纲领、活动方式、保密措施、联络办法，都有过许多指示和交待。
我们和刘、张保持经常联系，主要通过以下四条渠道：（1）“三老会”头头和主要成员直接和刘、张联系，程占彪、董绍琪、王兴友、熊曙东、王公杰、王墨林、李子厚等先后都受刘、张接见并下达黑指示，这些人也向刘、张汇报过活动情况。六七年五月，刘、张还给董绍琪发过军区出入证和联系电话号码。六七年十一月又专门向王兴友规定了特别的联络暗号，即进军区东营门在接待室写条子，如来一人也要写二人，会一人也要写成张西挺等两人，署名，如果来程占彪一人也要写王兴友二人，这样表示有重要事提供，她好接见。规定重要材料交028×××等转刘、张，一般材料交某单位×××转刘、张。（2）通过028×××和刘、张联系。六七年十月初，张西挺接见我就是由×××电话通知我到军区五号楼的。（3）通过省筹办秘书组×××，党群组×××，调研组×××、×××向刘、张反映情况转送材料。（4）通过田忆秋与张西挺秘书丁祖涵单线联系。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刘、张回四川以后，我们一伙从反革命的本能出发，认为刘、张飞黄腾达是我们可以翻案、夺权、复辟变天的靠山，于是我们策划反动组织“三老会”一定要得到刘、张支持，便利用董绍琪和刘、张是老同事的关系，派董琪向刘、张汇报了“三老”干部串连情况，刘、张当即表示支持，并希望“三老”向他们反映情况。一九六七年十月，在要不要扩大这个反革命串连组织问题上，我们内部发生了争论，我们又派董绍琪去请张西挺出面来解决，张西挺说：“串连活动可以，内部意见分歧是常有的，你们自己协商解决。”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我向张西挺汇报了“三老”干部串连情况，张西挺对我们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表示满意，张西挺还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自觉的，自愿的，自动的搞革命串连活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你们继续串连，但不要在社会上公开。”张西挺还对我说：“你们继续串连，反映情况就行了。人家（造司）也有个干部组织，我们没有承认，如果你们公开，承认你们，不承认他们，我们不好办。”张西挺还给反动组织“三老会”规定了任务，就是“了解情况，落实情况，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我们进一步向张西挺谈到我们要翻案的问题时，张西挺说：“迫害干部是李井泉的一条罪状，就是要揭发，受迫害干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张西挺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对一些案件进行调查，支持我们大搞右倾翻案。
反动组织“三老会”在大搞右倾翻案，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罪恶活动中，不断得到刘、张的黑指示。为了扩大右倾翻案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我们向张西挺要求批准我们办一个小报，登一些所谓受迫害干部的情况，我还向张西挺说，我们要出一个刘、张受迫害的专辑，张西挺对我说：“办报可以，不过你们公开的单位，单独办不太好，最好你们同群众组织合办。你们有人才，可以写文章，一样能达到目的。”随后张西挺就派右派田忆秋来参加我们办报。反动组织“三老会”大造反革命舆论，炮制了许多毒草，纷纷在一些群众组织小报上出笼，这些毒草既无耻地吹捧刘、张，也乘机吹嘘我们这一伙牛鬼蛇神。
反动组织“三老会”依靠刘、张向无产阶级夺权，刘、张又利用反动组织“三老会”为他物色营造独立王国的反动骨干。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注：此日期有误。原文如此），我给张西挺一封信中提出建议：各级革委会安插干部时，“要以受害干部为骨干来掌权，才靠得住。”同时提出“三老会”正在对干部进行彻底排队。这封反动信件是由王兴友亲自送给张西挺，张西挺对王兴友表示，同意我这封信的反动内容，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所谓“由受迫害干部来掌权才可靠”，就是由我们这伙反革命向无产阶级夺权，这就是反动组织“三老会”和刘、张在夺权问题上统一的行动的纲领。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西挺对我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省和专市革委会的准备工作，你们在干部方面做了些工作，了解情况，你们可以提出建议。”这说明是刘、张向我们敞开大门，提供方便，让我们这伙牛鬼蛇神进革委会嘛！根据刘、张的黑指示，我们先后直接或间接向刘、张推荐几十个所谓骨干，结合进各级革委会，使得像我们这样一小撮坏人，钻进了革委会，窃据了人民的一部分权力。
一九六八年一月，李子厚找到张西挺，要她对“三老会”翻案夺权活动给予支持，李子厚对张西挺说：“你们自己解放了，还有很多人没有解放，你们不要忘记了，不要变了。”张西挺向李子厚保证说：“我们不会忘记，也没有变，现在不过是增加了几层卫兵（指军区的岗哨）。”张西挺说的“不会忘记”，“没有变”，就是明确告诉我们，刘、张没有忘记我们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她要依靠我们这一小撮牛鬼蛇神，我们也就拚命依靠刘、张这一个靠山，大搞翻案夺权活动，死心塌地为刘、张营造独立王国服务。
六七年七月，刘、张叫某单位×××向我和高尚礼传达要我们参加“联合动态站”，这是刘、张利用一些群众组织搞的情报站为他们搞情报的。我们在“联合动态站”中侦察地总“红成”的政治动向，搞“黄角会议”、“重庆会议”、“雅安会议”以及其他情报。搞五十四军、五十军、铁道工程兵、通讯兵以及若干军分区、县武装部和军事院校支左方面的情报，我们搞这些绝密情报，通过我们搞的内部简报“红色观察哨”以及某单位×××转报刘、张，刘、张对这些情报很重视也很关心。张西挺对王兴友还交待了搞情报工作的方法，张西挺说：“搞情报要特别注意保密，笔记本要用软的，笔记本上不要写姓名，记人记事用代号，失掉了不会出问题，如走路坐公共汽车，遇到不利的情况时，把笔记本丢掉，以便脱险。”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西挺接见我时，我拍着她的肩膀悄悄向她透露有人调查她的历史问题时，她对我说：“哼，让他们调查吧，老程，你相信我没有见不得人的事。”
中央首长在“三一五”指示中指示：“‘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当然要区别对待。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中央首长的指示击中了刘、张和反动组织“三老会”的要害，这对我，对刘、张都是一个粉碎性的打击，刘、张为了逃避他们支持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罪行，我们为了逃避人民的制裁，策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以后，我们采取了“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的反革命策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我和王豪等人密谋，订了三条攻守同盟：1，不承认我们是“三老会”，只承认我们是“七一联络站”；2，有计划的把骨干成员转移隐蔽起来；3，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杜孚生抛出去，说杜搞的“三老”登记站，就是“三老会”。六八年六月，我亲自给张西挺写信告诉她，成都地区所谓干部组织有三个，要刘、张定调子，就是给刘、张出主意，同刘、张对口径，抗拒中央，说我们不是“三老会”。当成都市揪出“米郭集团”以后，我们认为形势更紧张了，就按原计划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把杜孚生抛了出去，把“三老会”组织暗藏下来。在刘、张的包庇下，在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要坚决镇压“三老会”后近二年的时间里，由于我们顽固抵抗，由于刘、张百般包庇，反动组织“三老会”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在刘、张支持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和王豪在省革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一次订了攻守同盟，当时我对王豪说，听×××说，在军区、省革委碰头会上，有人问刘、张：“七一联系站的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张西挺看刘结挺，刘结挺看张西挺，都没有承认。王豪说要体谅刘、张的处境，刘、张给我们承担责任，我们也要给刘、张承担责任，就是挨打也不能说。在刘、张和叛党分子陈沐控制的学习班里，我们一伙“三老会”的头目和核心成员都被包庇下来，学习班工作人员×××直接对王豪说：“不准承认‘三老会’，如果谁要你写‘三老会’的材料，你就顶回去。”我们心领神会，这决不是一个工作人员的意见，而是刘、张给我们定下的调子，我们也就照这个调子办理，长期不交待“三老会”的组织情况和滔天罪行。
六八年九月，刘结挺对董绍琪说：“哈哈，人家抓你们‘三老会’呀1老程搞两面派没有？”刘、张为了包庇和利用“三老会”人员，于一九六九年秋天在省革委的干部座谈会纪要上规定“三老会”干部串连组织不必追查，按本人在本单位的情况进行审查，应解放的予以解放，不要因此而影响对这些干部的解放。刘结挺又在省党代会上谈解放干部问题时说：“解放程占彪可以影响一大片。”这就是首先解放我这个“三老会”头头反动首领，随之而全部解放“三老会”成员和与“三老会”有关系的人，进而把这些人塞进各级革委会，作为刘氏独立王国的反动骨干。六八年六月，省革委政工组副组长×××到五七干校对我说：“我这几次只找几个负责干部谈谈，在二营就是找你谈了。你是有名人物。”还特别说明：“张西挺问候你，上面确定要解放你，你要争取群众谅解，早日解放，我们和干校再做工作，上面对你的工作是有安排的。”不久果然解放了我，把我安排在物资局的领导班子里，听说还有重任的打算。这不是刘、张对“三老会”明目张胆的支持、重用和包庇，对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的对抗又是什么呢？
在刘、张包庇下，“三老会”的人，已翻案解放的有程占彪、姚振声、张伟民等六十余人，已经钻进省、地革委掌权的有王际康、程占彪、姚振声、王豪、刘风勃等四十余人。
来源：重庆市市中区“三办”翻印，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