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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之五
[中共中央]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
1979.02.22；《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情况简报》第46期〔机密〕
大会发言交流经验
2月19日下午，中央党校落实政策第二领导小组衡启先同志、山西省委摘帽领导小组付组长安志藩同志，分别作了发言。现摘报如下：
衡启先同志说，中央党校原划右派97名，经全部复查，改正了94名。同时，对于当时定为中右，受了处分的19位同志，提出了改正意见。对约200名在反右时虽未受处分、但档案里被放进了不切实际的材料，已通知所在单位抽出销毁。
衡启先同志说，原中央高级党校错划右派多，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从康生等人制造所谓“短训班事件”开始的。当时分管党校工作的康生，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短训班学员对曹轶欧（短训班主任）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要把支持贴小字报的一位支部书记，打成“反党分子”、“右派”。遭到一些同志反对。康生便胡乱指责党校党委“包庇右派”，给校党委和各级干部造成很大压力，出现了宁“左”勿右的情况。
衡启先同志说，他们在复查改正工作中，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结合具体案例，坚持实事求是，分析了以下十种情况。
（1）有些同志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党，而只是对本单位或本地区党的某些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这就不能说是“向党进攻”，不能叫“反党”。例如：有几位同志曾议论康生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搞扩大化，一贯“左”得很，没有资格讲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这种情况，就不能说他们是“攻击中央领导”。
（2）对于几个人在一起自由议论，包括议论某些领导人，这是属于自由主义问题。他们并不是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目的，因此，就不能说是组织“反党小集团”或“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原划的7个反党小集团，现经复查均予以否定。
（3）对于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向毛主席提意见。或者向党交心，检查自己对领袖认识的错误思想。或者对毛主席的著作、诗词提出一些疑问和看法，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就不能说是对领袖的“恶毒攻击”或者“思想反动”。
（4）不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而只是对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提批评意见。或者议论“以党代政”的问题。或者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己的见解。或者在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上说了错话，并不坚持错误。就不能说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或“诽谤社会主义制度”。
（5）不是出自反动的阶级本性，仇恨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而只是对“三反”中搞的“假老虎”有意见，对肃反规定5％的控制数字发议论，对过去运动中存在宁“左”勿右、出现扩大化问题提出意见，就不能说是“攻击历次政治运动”。
（6）过于那些议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过程中的问题，如对某些地方粮食统购过了头；对高级合作社的规模和速度提意见；对发展工农业的比例、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农民生活水平等问题提意见。就不能说是“攻击中央正确路线”、“挑拨工农联盟”、“否定党的基本政策”，也不能说是“反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7）有些同志对党内民主不够和对一些干部的提拔使用不当提批评意见，并非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就不能说是“攻击党的组织原则”、“反对党的人事制度”、“否定党的干部政策”。
（8）有的同志在某些理论问题研究上，有不同见解；在学术讨论中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不能简单化地说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
（9）不是反对我国的宪法，主张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只是对如何办好报纸提出意见，或有错误的新闻观点，本人作了检查。就不能说是“攻击党报”、“篡改社会主义办报方向”，“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10）对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某些行为和苏联占领我国领土不满；对赫鲁晓夫的言行不满；在某些问题上对斯大林同志有一些看法。就不能说是“反苏”、“诬蔑苏联”’、“攻击斯大林”。
安志藩同志在发言中说，山西原划右派10316人，已经复查了9337人（占原划右派的90.4％）。其中已改正5359人（占已复审的57％，占原划右派的51.9％）；准备改正的3322人；初步确定不改正的656人。全部复查改正工作力争在今年第一季度基本完成。
他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加强领导的问题，他说对改正工作必须放在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听取汇报，研究问题并下达了文件。建立和健全了从省到县的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工作班子。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听取汇报，审批有关的新闻报道，亲自到工作会议上作报告。由于省委抓得紧，工作进展较快，也较主动。因此右派问题的来信来访由原来的平均每天12件，降到每天2、3件。到北京上访的人也显著减少。春节前从北京接回的上访人员中，没有一个是要求解决右派问题的。
安志藩同志说，改正错划右派，是一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工作。他说，从解决一些具体案例中看到某些同志的思想是很不解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宣传党的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便实事求是地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一定要坚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才是无产阶级的胆略和气魄”。在有关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问题上，安志藩同志说，55号文件下达后，省委规定：（1）先安置后改正，先给工作，解决吃饭问题，明显错划的，可在安置的同时改正；（2）抓改正。不带框框，不划杠杠，不提比例，不要怕推了“多米诺骨牌”；（3）告原单位。由原单位负责到底。关于改正的标准问题，他说，除了照中央文件规定的以外，不要另提附带条件，也不留尾巴。在做法上，对定性结论明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不搞繁琐的查证，立即予以改正。对于那些档案丢失或事实较为清楚的案件，采取开座谈会的方法，予以认定。对于疑难案件，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复审结论，由于他们坚持了上述原则，层层抓重点单位，抓有影响的人物和集团性案件，在已经改正的人中包括了当年在报上公开批判过和某些负责同志亲自划定的一些所谓复杂案件。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