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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1980.06.11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党组，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问题，需要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一）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 来，这是中央根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实践证明，我们党正确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是衷心拥护 的，在党内外是深得人心的。这对于发展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维护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 素为四化建设服务；对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都有重大的意义。
（二）对右派问题的复查结果表明：一九五七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 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方面。但是随 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时期的委屈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这是又一个方面。中央认为，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才是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这场斗争，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为了消除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据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进行复查和改正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属于改正的人大体上有三 种情况： （1）一部分人出于善意，提出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把他们划为右派，是完全搞错了，当然必须改正。（2）一部分人在涉及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但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为右派也是错误的，也应该改正。（3）还有一些人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后来确有转变，在这次复查中，也给他们改正过 来。因此，成当看到，改正的面是很大的，但其中有些人是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的，这次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
（四）应当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离开当时的 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服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给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 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五）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 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 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两同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 盾，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未能分清，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易定为敌我矛盾。其次，一九五七年党提出要党外群众向党提出 批评，帮助党整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有些人提出的所谓“大鸣大放”，以至逐步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紧张的政治动乱气氛，这也是后来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鸣大放”以后发展成为“四大”，被认为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方法。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四大”，并不能发扬民主， 而只能妨害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并且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妨害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经 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已决定提请五届三次人大修改宪法有关条文。
（六）中央认为，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当前，属于错划、得到改正的党内外同志，绝大多数人表现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同志还存在一些思想问题，有的甚至发表一些错误言论。这虽不是什么大事， 但对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不利的。有关党组织应对他们个别地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对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因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因此，中央认为，就是对不予改正的人，凡是在世 的，也应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能够工作的予以适当安排，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不予改正的人的亲属子女，不得歧视。中央希望各级党委继 续落实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各项政策，善始善终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附件：
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八零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于六月十一日批转 )
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划了右派分子××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万余人。遵照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帽子的指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对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人做了改正。现在，已经改正的和过去并未划错的，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大都做了适当安排，整个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取得了很大成绩。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改正以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感谢党使他们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积极发挥骨干作用；许多知识分子在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等战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些人已经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实践证明，中央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促进安定团结，发展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搞四化，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影响很好。
有关上层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工作，现在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右派复查问题
一九五七年初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时，中央曾下达了《关于转发〈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初步意见〉的通知》，并附了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有关协商提出的对九十六名右派分子的具体处理意见。现在，我们将其中二十七名代表性较大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上层爱国人士，提请有关省、市和民主党派中央进行复查。我们的意见是：
拟予改正的二十二人：章乃器(故)、陈铭枢(故)、黄绍竑(故)、沈志远(故)、 彭一湖(故)、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故)、潘大逵。
拟维持反动派原案的五人：章伯钧(故)、罗隆基(故)、彭文应(故)、储安平(故)、陈仁炳，在复查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问题的过程中，民盟的一些负责人曾提出对他们二人也应予以改正。我们认为，他们二人在一九五七年的言行，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党反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主要代表的人物，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现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了，但并非错划，不应改正。
二、关于“章罗同盟”问题
近年来，民盟和农工党的许多负责人要求对“章罗同盟”问题进行复查。他们认为，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有关“章罗同盟”的提法及对民盟、农工党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说，“章罗同盟”受牵连的人落实政策问题要求明确解决。现经复查，情况是：
(一)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的猖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发现章、罗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二)章伯钧、罗隆基利用他们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地位(章是农工党主席、民盟副主席，罗是民盟副主席)，大肆散布旨在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在民盟和农工党中曾发生了恶劣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深厚的基础，他们没有能够发展成篡夺这两个党派的领导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其反动纲领的地步。当时，民盟、农工党中央负责人中有我党党员和进步分子，是坚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同章罗是有斗争的。章罗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民盟和农工党的本来性质。
(三)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两份意见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为资产阶级右派政治的代表的意义上仍应认为存在，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猖狂进攻中起了同样的主导作用，并且互相呼应。同时应当承认，在反右派斗争中，由于反“章罗同盟”作为组织上的挂帅者，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有一些负责人被戴上了“章罗同盟”的“军师”、“谋士”、“代理人”、“骨干”等帽子；两“帅”之外还有这个帅那个帅；在农工党内也有一些人和地方组织被指为所谓“章罗同盟”的“分店”，这些都扩大了打击面。我们建议宣布一律取消这些组织性的帽子，宣布“章罗同盟”是指他们在右派反党活动中的共同主导作用，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或组织系统。
三、关于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统一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问题
目前，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看到被错划为右派的人改正的面大，就认为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右派进攻，反右派斗争搞错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必须澄清。
一九五七年，我国已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成立，还不巩固。广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刚刚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资本家交出了生产资料，但还拿定息。一部分人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动摇，极少数对社会主义改造还不甘心，还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实现其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企图。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反抗社会主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逆流，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我国将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局势已是“一触即发”。他们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猖狂进攻。“统治着五亿农民，非造反不可。”“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轮流做庄”。一九五七年，他更露骨地说，“共产党以前扶植各民主党派，是‘周公辅成王’，现在成王长成人了，周公要还政”，不然，“恩人就要变做仇人”。六月六日，他在北京以民盟中央名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形势十分严重”，“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罗隆基诬蔑国内是“一团糟”，他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煽动社会上的反动分子站起来“由各方面造成舆论”。储安平把我们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有些右派分子把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有人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这些右派分子言行表明，他们的企图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在他们的煽动、蒙蔽下，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在当时的形势下，对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予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开始我们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部分人提出所谓“大鸣大放”的口号，逐步造成紧张的动乱气氛，后来又对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在后期，确实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打击面宽了，对一大批人错扣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处理也太重了。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复杂情况而出现一股群众性的错误思潮的时候，卷进去的人们的情况各有不同，属于敌我矛盾的人总是极少数，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同错误思潮斗争中，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对于敌我性质的矛盾的问题，也要区别对待。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确有一些处于敌我矛盾边缘，拉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也有一些一时难以分清属于哪类矛盾的人。现在看来，为着严格掌握两类矛盾的界限，对于这两种人，都应当做人民内部的矛盾对待。但当时实际把其中许多人划成右派，这是一个深刻教训。
现在，根据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复查、改正，是完全必要的。但绝不能因此认为当时不存在或不应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存在或不应反击右派的进攻。有许多当时有错误言行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也不应因现在得到改正，就以为自己没有错误。
对一九五七年这场反右派斗争必须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团结一致向前看。
以上问题， 我们拟在中央指示后，由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一次各民主党派、无党人士座谈会，就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意见，进行协商，取得一致；就“章罗同盟”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当时确实存在，不能取消的理由做一说明；还要着重讲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问题，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以统一认识。
是否妥当，请批示。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