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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党委关于反击右派斗争的初步经验
1957.07.00
我们从6月1日开始“大放”，至14日开始“鸣”、“放”结合开展反右派斗争。这一个多月中，在不妨碍重大工作的原则下，几乎每日平均占用了三分之二的办公时间。特别是在开始争鸣（反右派）以后，从上到下非常紧张。由于没有经验，走了一些弯路，但纠正较及时，因此取得的成绩是比较显著的。初步掌握了知情。广泛团结教育了群众，训练了作战队伍，孤立了右派分子。斗争在不断深入，并在斗争中摸了一些经验，比较明确了下一着棋该怎么走。
一、 对敌情的分析
根据运动中暴露的问题和以往掌握的情况，在参加整风运动的1,163人中，初步发现右派分子和右派嫌疑分子共32名，约占总数的3%。已经基本上认定为右派分子的有20人（内团员三人）。其余12人（党、团员各2人）只是初步发现了一些右派言论，还需要深入一步以后才能看清真相，将来可能有上、有下，也还会发现新的。
这些已经发现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嫌疑分子，除个别的是单独活动外，多数是臭气相投的若干人纠缠在一起，成为小集团或小圈子。比较明显的有七撮：教育处庄本先、冯百丰等四人；工业处张明忠等三、四人；新生公学来的李泽忠、安克、徐行等十余人；汽车大队潘荣桂等五、六人；汽车修理厂黄景佩等三、四人；铁工厂曾洪等三、四人；被服厂杜文柏等三、四人。
在“大放”的过程中，右派分子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当中多数人是很狡猾的。一般的规律是：边“放”边看；明“放”一些，暗“放”一些；甜言蜜语在先，污蔑、诽谤在后，从夸大缺点入手，旨在否定一切成绩，矛头往往是指向某些单位的领导组织或领导人，实际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总之，借除“三害”之名，达到反共、反人民之实。
但是，在右派分子中，由于各人具体情况不同，反动程度不同，其进攻的方法也不完全一样。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口头上承认中央政策基本正确，但到下边就一蹋糊涂，归结为下层党员普遍无能，主张“改组”、“换人”，实际上是要共产党人下台，取消党的领导，如潘荣桂（伪太平洋保险公司职员出身，解放后接收留用，民盟盟员）。他说：“党的政策基本正确……具体执行的偏差往往说是个别的现象，但是经过几年的工作和地区调动，看到过去所说的个别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具体执行党的政策的党员同志，往往在执行中发生问题，很多执行人没有很好领会党的政策，甚至歪曲政策。”“从报刊上看了党的政策没有人不信服，但在实际执行中就不然……归纳为官僚主义不一定对，官僚主义只是造成缺点的一个原因，党员的水平有很大关系，1,200多万党员中只有50万人有文化，这样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不会不发生错误。”他的主张是“关键在于这次整风是否重视提拔干部问题。”（意思是以非党知识分子替换党员领导干部）。第二种类型是以修正主义为幌子，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阶级斗争，主张不要马列主义，实质上是要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如冯百丰（家庭旧官僚出身，复员军人，共青团员）他认为“阶级斗争很过时、害人”，“肃反太残酷”；主张超阶级的、无论任何人应当互相“诚恳、正直、善良”；主张“对犯人平等相待”，“培养犯人的自治能力”；主张唱对台戏：“工会与党、政分庭抗礼”，“青年团脱离党的附属地位”；主张“让老干部下台，把经过一年多考验的刑满的人调到劳改局来工作”；要用他的意愿改造团、改造党。他计划首先在教育处内孤立惠元安（党员付处长），设法把惠挤走，让庄本先上台当处长或当新生报主编，利用新生报作为基地。他还通过在犯人中的采访，进行个别活动，“发现冤枉了多少人”，“替犯人出气”，“鼓动犯人揭露阴暗面”。再如张明忠（复员军人，超龄团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一定通过马列主义，象印度、印度尼西亚乖国那样”；“社会主义与我个人有矛盾”，“人生是残酷的”；“葛佩琦的言论有对的一面，如说肃反和统购统销搞糟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只要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存在就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就没有真正的、合理的、具体的自由民主”，“当官的就是统治阶级，是善良的罪犯”并准备上书毛主席“建议国家领导和地方各级机构一律改为‘委员会’，不应任命，让群众自由选举，选上谁，谁领导。”第三种类型是极端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叫嚣要杀共产党人，要粉碎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类人常常以受到打击不满为掩护，实际上是反动透顶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如庄本先（家庭是官僚资产阶级，本人是伪法官、青年军，主要亲属有几人尚在台湾，肃反中劳教过）他公开暴露的言论只是对整风不满，对肃反不满，实际上在暗中进行许多罪恶活动，他以圆滑手段背后支持冯百丰、樊金龙发表谬论反对党。他在背后把省上领导同志几乎都骂遍了。他骂报社是“魔鬼集团”。说“肃反宁可错杀99，不能漏掉1个人”，冤枉了的绝对数字比解放前大”，“旧社会的法院还准犯人说话，而现在不准犯人说话”，“季米特洛夫在希特勒法庭上还准说话，可是现在的法庭不准犯人讲话”。他的目的是：“我活着就是为了推翻这个政权”，“杀共产党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达不到目的就希望三次世界大战快起来，扔下原子弹，和这个社会同归于尽”。他还写了一些充满复仇气息的诗，有一句是：“雌伏应为冲天谋”，意思是潜伏活动，待机而起。
自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反右派斗争的警号以后，一些右派分子立即惊觉到情势不对，认为要“收”了，开始销声敛迹；可是多数右派分子似党非党，由于受着立场的支配，仍然发泄反动言论；14日我们印发28个需要争鸣的问题以后，才比较普遍的惊醒了右派分子。在近半月的紧张斗争中，敌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目前有五种动态：第一种情况是经过严重打击，基本上溃败缴械，低头认罪。冯百丰属于这一类，他在遭到猛烈攻击以后先后作了四次交待，谈出了许多我们过去不了解的情况，交出了日记本、朗诵诗、小说等一些材料，并检举了庄本先的一些破坏活动。第二种情况是慑于斗争胜利形势，兵临城下，理屈词穷，迫使投降起义。张明忠、杜志远属于这一类，他们已初步交行了不少问题，正在继续交代。第三种情况是已经动摇，想承认错误，又怕当右派分子，怕深入批判，何去何从，犹豫不决。目前这一类还是多数。第四种情况是坚决顽抗，和我们“顶牛”，兜圈子，并且相机乘隙反攻。庄本先属于这类。第五种情况是由于火力尚未触及，仍在猖狂进攻。殷致和、李泽忠属于这一类。殷致和至今仍在宣传：我追求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民盟，并在黑板报上写稿向领导进攻。李泽忠前几日还放出10多条反动谬论。
二、 前一阶段斗争的几点经验
半个多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主力是进攻冯百丰、庄本先，对其他右派分子多数也触动了一下，但不深入。
在对冯、庄的斗争中，主要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克服麻痹思想，全面分析敌情，多方促使右派分子继续暴露。要防止错斗中间，尤其要防止漏掉右派分子。
整风开始后，群众提出成千条意见，右派分子的言论鱼目混珠杂于其中，我们没有有计划的收集这方面材料。因此，当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们处于敌情不明状态。为了掌握敌情，一面根据以往记录提出比较明显的反动言论整理为28条（多为冯百丰、樊金龙和庄本先言论），交给群众讨论；一面继续利用座谈会形式，激发那些右派言论较明显的人继续暴露。当时，趋于全国反右派斗争大势，多数人对冯百丰、庄本先言论进行批判，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未表示态度，少数人则怀疑是记录搞错了，还有个别人表示支持庄、冯言论。这样在群众中左、中、右的情况更较明显的呈现出来，使我们开始心中有数。
可是，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确仗怎么打？从谁打开缺口？由于冯百丰的公开露头的反动言论较多，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也表现嚣张，所以就把他列为第一个斗争对象。对冯的进攻是比较顺利的，斗争结果，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别有用心人，公开露头的言论仅是整套反动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枝叶。从此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公开露出的嘴脸只是点滴片断的线索，稍加麻痹或疏忽就可能放走重大的敌人；必须提高警惕，全面研究材料，充分估计敌情。
原先我们只了解10余人象是右派分子，但有的相画的还不够明显，经过初步的知情排队以后，发现了32人。当然，夸大敌情是不对的，要防止错斗了中间分子；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姑息养奸。由于反右派斗争是说理斗争，既然有反动言论，对他思想的批判就是应该的。不过，对反动言论不明显的，起初应该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边攻边看，留下后路，上升就列为斗争对象，下降就教育争取过来。
（二）争取、团结、教育群众，向右派分子开展说理斗争，迫使敌人缴械，并在斗争中训练作战队伍。
斗争冯百丰的胜利，首先是由于我们争取、团结、教育了群众，群众起来向右派分子猛烈进攻。开始我们就对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分批解决了148个问题，并对牵扯邻舍较多，一下解决不了的问题向群众作了解释，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同时，在右派分子进一步暴露以后，我们组织群众学习了人民日报几个重要社论和毛主席的报告，使群众进一步明确了斗争形势和思想界线。一系列的具体工作使多数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向党靠拢，特别是其中的中间分子，有不少过去不表示态度的人，现在起来同我们一道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群众反右派斗争情绪的高涨，突出的表现在向黑板报纷纷投稿。只在三四天中就有50多篇充满义愤的稿件。显然，在当时反右派斗争的方法主要是写文章论战。冯百丰在群众火力攻击之下，提出“抗议”，更加激怒了群众，也教育了群众，使群众明白单凭义愤和热情不足以制服敌人，必须用充分的事实和道理才能粉碎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此后说理的文章越来越多，结合小组会、座谈会分析批判，抓住矛盾，揭发事实，挖思想根源，使冯百丰理屈词穷，不得不举手投降。
在冯百丰初步交代问题以后，当即有人给黑板报写稿，表示群众对投降分子的欢迎态度，使他感到交待后得到了温暖，因而继续深入的作了交代。
（三）研究右派分子的特点和动态，及时揭露其狡猾伎俩，使右派分子无隙可乘，无路可逃。
斗争冯百丰的胜利，另一个重要工作是及时揭露敌人的诡计，冯百丰曾经用一系列的狡猾手段，看—辩—抗—赖—（最后迫不得已）降。起初冯沉默不言，看风。黑板报上开始攻庄本先，他在小组上为庄辩护，并为自己解脱。当火力攻到他时，他起而反抗。他的主要手段是一面向群众宣传“记录歪曲了原意”，一面又不敢对证，目的是迷惑群众。我们针对这一诡计以原小组为主，由各组派代表参加逐条核对记录，结果不但没有赖去原来的，还揭发出一些新的重要问题，如“培养犯人自治能力”等，使他落得十分狼狈，在群众面前现了形，不敢再抗下去。
可是，在斗争庄本先时，却遇到了许多阻碍，庄本先是伪法官出身，经过肃反、劳教，镀过几次，比冯百丰要狡猾的多，也顽固的多，他的主要手段是和我们打迂回仗。开始，假检讨想混过去。冯百丰赖记录失败后，庄便采取防御，企图在已揭发的言论上打圈子，他只扣帽子，不谈事实，企图以后翻案。这样相持了两天，最后我们组织了七、八个较强的同志专门围攻他，抓住重点，穷追深究，他和我们磨，我们就剥他的皮，使他感到我们决心大。虽然还没有得到基本胜利，但是已经谈出了许多重要问题。
（四）针对敌人分化趋势，利用动摇分子，以毒攻毒。
在同庄本先的斗争中，许多迹象表明，对于这样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只有内部分化，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随着斗争的深入，特别是斗冯百丰胜利的影响，右派分子中动摇的越来越多，他们尽量积极一些，以表现自己。这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好时机，冯百丰拿下来后，樊金龙、罗昌栋怯于被斗，承认受到庄本先的欺骗。冯、樊、罗都揭庄本先的底，樊、罗、冯又互相揭底，互相斗的凶。庄本先非常不安，迫使他不得不一次比一次更多的挤出一些材料来。当然，冯、樊、罗都有他们各自的打算，可是他们的投机心里我们是明白的，要善于运用，对痛歼敌人有重要作用。
三、 关于下一步的安排
在过去，基于主客观的情况，集中兵力、突破一点是必要的。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群众觉悟提高了，斗争深入了，已经为全面获胜创造了条件。根据劳改系统具体情况，下一步斗争基本上应当分作两段来进行：局内预计在一周内除庄本先外，其余的全都可以拿下来；然后调剂力量分头帮助各厂反击右派，在七月底以前大体可获全胜。
（一）分兵反击，包干负责。局内有右派分子和近似右派分子尚未定型的六人，分为三个火力点，确定由六个党员处长分头包干，依靠党员，带动群众，开展小组辩论和黑板报论战为主要形式的说理斗争，在右派分子基本交械之后向全局干部作交代，以收广泛教育群众之效。各厂除应指定强有力的党员分头准备外，要组织全体干部批判冯百丰、庄本先，为局内反右派斗争壮声势，并为本单位反右派打基础。
（二）研究敌情，心中有数。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材料，但全面具体的分析研究还不够。按照既不错斗中间分子又不漏掉右派分子的原则：（1）明确右派分子中的主、次；（2）分析右派分子言论的实质；（3）挖掘右派分子的底子（历史背景和一贯言行）；（4）研究右派分子的特点（尤其是弱点）。最要紧的是要找出标兵来，此项工作、局内应当边研究边反击，以研究指导反击；各厂应该边搜集边研究，为全面开火进行材料准备。
（三）总结经验、指导作战。过去的经验教训对指导今后斗争是宝贵的。各小组应召集若干党员并吸收左派分子研究反击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研究以往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不足之处，以便明确下一步仗该怎么打。各厂领导小组应全面总结过去半月的斗争，找出经验，特别是找出斗争不够得力的原因，确定今后进攻的策略。
（四）大力争取团结中间分子。中间分子发动起来，是发动群众的标志。经过前期斗争中的教育，很多中间分子已经起来反击右派。但是应当认识到，由于大势所趋，中间分子（尤其是中右）表面上支持我们，并不等于完全从思想上争取过来，而在个别厂，至今右派分子仍气焰嚣张，群众没有行动起来，表现吃不倒敌人，由此可见，大力争取中间分子，仍是当前斗争的重要关键之一。为此：必须抓紧解决具体问题，对群众在整风中提出的正确意见，凡是可以解决而尚未解决的，力争在一周内全部解决，改进工作并争取群众；领导干部一定要下楼，决心改变过去不对的，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职工生活，同职工多谈心、多往来；对于中间分子的某些错误意见（不是反动言论）应当给予个别教育，使其安下心，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
（五）做好争取右派分子起义工作。鉴于斗争日益深入，右派分子内部日趋分化，争取右派起义工作很重要。敌人分化投降起义是歼灭敌人的一项重要方法。必须明确：一方面我们欢迎一切右派分子彻底投降起义，接受党的教育改造；另一方面要防止右派分子假起义，假投降，用假检讨哄骗我们，避风过关。局内拟以张明忠为试点，从对他的争取工作中摸些经验。各厂因尚未向右派分子正式开火，没有打开局面，一般不宜进行此项工作，以防被右派蒙混欺骗，使我们造成被动。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