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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十一）
中共中央办公厅 编印
1957.08.08
目录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七月廿十七日到三十日）……………………………（1）
中央国家机关当前整风运动的情况…………………………………………（49）
全总和各产业工会整风的一些情况…………………………………………（53）
高级党校四个学员的材料……………………………………………………（56）
林希翎的一些社会关系………………………………………………………（61）
林希翎的动态…………………………………………………………………（62）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
七月二十七日
重庆
反右派斗争已走向深入，不少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已原形毕露，现将重庆医学院右派分子罗辅良的履历和他在运动中写给他家里的一封信汇报如下：
罗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现年二十岁，四川乐至县人。父亲是大资本家，道德会（反动道门）会长兼坛主，乐至县有名的刀笔吏和大恶霸。清匪反霸运动中被斗争，畏罪自杀。罗在解放后一贯仇恨党，说他读书是为报杀父之仇；在鸣放中，他又大肆活动，企图乘机为其父报仇雪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下面是罗给他家庭一封信的原文：
最亲爱的妈妈：
孩儿好久未写信问安了，不知妈妈的玉体安康否，孩儿为妈妈生活太苦，无人照顾，万分不安，夜不能睡，无时不思，但是，苦于没有办法。当然，妈妈是知道的。
妈妈！孩儿校里展开了鸣放，放出了爹爹届（屈）死予（于）非命，使孩儿有冤诉不伸，有苦诉不完，使我夜不入寝，白天恹恹思睡，故而学习搞的不好，身体消瘦，百病齐发，终日闷闷不乐，有时竟精神失常，对百事粗暴。此外我吐尽苦水，是我爹爹逝世后的一次最大快乐。我想先禀明妈妈，我们母子俩分享快乐。
另外，我准备转入四川医学院读书，此地离家近，每个假期都能回来看你老人家，又有助于解决父亲届（屈）死问题。现在正是为爹爹报仇雪耻之日，机会不可错过。请妈妈和林大哥（是他的姐夫，商人）、宣育、宣国二位哥哥商议，把爹爹被害经过，你和三哥被害情形（当时群众斗争了他母亲和他三哥），详细地整理出来。你们可以口诉，叫林大哥执笔，不但写清楚你们被害直接有关的人、有关的事实。就是间接有关的人也须要写出来，不管他与几十个人有关，不管他现在做什么工作，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威。你们一点也不要害怕，不要有任何顾虑，孩儿自有办法。材料就是很乱也没有关系，只要是事实，孩儿会把他整理安排的，……。在各方面去搜集材料（舅舅姑父和我关系好的农民，当时参加斗争的人当中我们的人，可请他们当证人，或信听者都对我们的案件有利，有老农民，现在农村中了解我们的老人，社会上其他人士，都可尽一切力量来争取他们）。此信可送与林大哥看，并请他为此事努力（小弟将有一星半点的得失，愿与他共享）。把材料搜集好后，用挂号信给孩儿奇（寄）来，我自有处理。如若有必要，法院还须要我回来，路费学校可以给担法（负），（教务行政科向我说的）他们愿意协助我把此件事搞清楚，取下我的一切思想包袱，好安心读书（按：他的算盘打错了，错误的估计了群众的觉悟，因而，当其兄罗宣育以此信到处争取“同情”他的人时，就被群众揭发出来）。另外，我以前要鞋子、草鞋，现在不要了，能申请了不用再寄来，若做好了可以给林大哥或哥哥他们用好了。
妈妈孩儿转学问题，校方尚在考虑，我已经写信与四川医学院黄禄碧联系，请她在她校有关机关接洽。若此事成功，爹爹的仇人得戮，了却与儿一向的誓愿，不与敌人顶天同日，敌我不同存，“父仇不可戴天”，杀父之仇焉有不报之理。若此二件事获解，真乃大快人心也。儿纵此入九泉也闭眼睛，古人曰“死有轻如红（鸿）毛，重入（如）泰山”，不怕三十年死，只怕死无名。
孩儿愿妈妈万寿无疆，愿妈妈玉体福安。妈妈，孩子只有把爹爹的问题解决，才能安心读书，才有可能将来成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科学上才会有所成就。
妈妈，孩儿只有为爹爹申清了这场冤，才能为爹爹写传略、立碑修墓，否则将是幻想，一切变为不可能的事，全部落空，真是所谓“阴不安、阳不乐”。
我经常梦见爹爹，他总是遭遇不好，话也不和我说一句，只是看看我发呆，我醒了之后，想起爹爹生前遭遇，总是泪浸枕棉，哭不成声。朝思暮想，可望早日除此患难，安心钻研科学，今日机会已到，千万不可前怕狼，后怕虎错过了。此次机会实在难得。古人曰：“十年难逢金满斗”，今日便是满斗之日。敬祝伟大的妈妈万岁，万万岁！
附：
罗宣育的回信
辅良弟如面：
此次政府整风，主张大放大鸣，你将父亲的屈死冤枉申诉出来，固然是好的，但归根结果，是当时干部办理偏差，干部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委任的，干部不对，说到极点，就是政府处理不善，这点你要多加考虑。
邓姓因此案劳改了三年，政府也纠正一点缺点，过于深说即有不满政府的嫌疑，你要多想一下，父仇不供（共）戴天，也不可操之过急，免生意外，专此奉告。敬祝学习进步，身心愉快！
（重庆市委办公厅徐雄汇报）
湖北
汉阳中学闹事问题续报：
一、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并对反革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发动群众，采取了回忆对比，算账诉苦，对反革命活动进行揭发等方法。首先揭露了所谓“升学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和“县委请工人打学生”等，完全是反革命分子散布的谣言，同时说明这次闹事的性质是敌人利用了学生，向党和国家进攻，这与学生的愿望是完全相违背的。其次，在群众初步辩明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了五个对比：（1）关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对比，说明在解放前，汉阳只有一所中学，现在已有八所了，并且教员和学生都增加了十倍。（2）关于教学设备的对比，过去的一所中学，设在破庙内，十二个教员和所有的学生都挤在一起住。解放后修了三所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也增加了十栋。（3）关于新旧社会建设的对比。（4）关于新旧社会人民生活的对比。（5）关于苏联同美国的对比。再次，算了三笔账：第一笔账说明一个高中学生的耗费等于八个农民的负担，一个初中学生的耗费等于六个农民的负担；第二是算的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的账；第三笔账是说明如果每个人都从小学读到大学，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是办不到的。
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学生们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确实是“人在福中不见福”。曾积极参加闹事的学生刘兴成（贫农出身）认识到自己是上当了，表示一定要好好检讨并揭发坏人。经过教育后，过去积极的更加积极了，中间的向我们靠拢了，落后的有点害怕（怕根据闹事的材料对他们作鉴定，怕因此考不上学，怕报复等），但经过领导表明态度、交代政策后也就安定了。总之，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基本上已发动起来，并认清了敌我是非，提高了觉悟。
在发动学生的同时，对教员也进行了一些工作。首先是排队，经过反复审查，核对材料，最后确定，政治上没有问题而且比较积极的教员有三十二人；中间的有二十人；有严重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有十二人。其次，排队后领导干部同他们进行了普遍的谈话，使其中大部分人放下了包袱，孤立了敌人，同时组织他们学习文件，进行思想检查，最后组织他们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二、这次闹事是在民主党派的支持下，由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挑起来的。在闹事前，该校共有民盟、民革、农工三个党的六个成员，成立了一个联合小组，组长杨焕耀（民盟，反革命分子，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伪法官等）和民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陆鸣秋（马哲民的忠实走狗）商定以汉阳中学为发展组织和进行反动活动的重点，拉拢坏蛋王安怀，王建国、杨松涛、王正、张安建、何崇本等，大肆活动，对他们说：“我们的头（指章伯钧）已经说话了。”要他们行动起来，鼓动他们起来进行争夺权利的斗争，说：“朱裕壁争权争得很好，汉阳的墙和沟比北京还高还深，你们在学校中要填沟拆墙，没有权要争权，要争权就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同时煽动学生闹事，反对我党的支部组织。在事件平息后，杨焕耀还说：“贴几张反动标语，不能说是反革命行为，只要没有特务在内，不能说是敌我矛盾。”
在闹事中，他们贴了六百四十九张标语，其中反苏反共的有一百四十张，污蔑我们党和领袖的有三百三十四张，从这些标语的情况，也可看出这次闹事是反革命活动。积极领导闹事的王建国（副校长）（地主成分，三青团员）他一惯进行反对党组织、夺取校长职务的活动，他曾排挤四个党员和一个进步教员出校。在杨焕耀的支持下，他提出要打倒校长，打倒县委会，把县长送到新疆去的狂妄口号。他们并计划把反动活动深入到贸易公司、土产公司、税务局、粮食局等部门去，事实上他们也在这些部门进行了许多活动。
现在根据已查明的材料，经地委、县委批准逮捕了王建国、杨松涛、余兴平、钟毓文等七人，另外还捕了积极参加反动活动的两个机关干部。在教员中宣布令张安建等七人停职反省。现对闹事事件的处理已基本上告一段落。省委已指示地委，县委进一步作好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巩固胜利，并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作为各地今后工作中的借鉴。
天津
农工民主党和医务界的反右派斗争情况。农工正在集中搞杨济时、吴孟辉、侯瑞桓。医务界方面也在集中配合批判杨济时。经过多次的批判揭发斗争之后，杨的态度有了些转变，他承认他从来就是想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去办医院，反对按照社会主义的办法去办医院，反对党的领导，因而对大力发展农工组织就很感兴趣。另外，杨还交代了他和宗岱（章伯钧的亲信）的关系，宗曾让杨看过秘密文件，传达过章伯钧的意见。吴、侯二人还不老实。吴孟辉虽然也承认了一些事实，但涉及与章伯钧的关系则不承认。侯瑞桓的态度更不好，他过去曾任伪国大代表，天津农工大发展，他的责任更大，天津农工发展的三百多人中，有二百多人是在他的直接主持下发展的。他们目前应付斗争的办法是：贴、推、揉、泡。贴即给自己贴金，说自己是进步分子；推即把责任推给别人，解脱自己；揉即把自己同别人混在一起相提并论，借以混水摸鱼；泡即默而不言，耍赖皮。农工基层组织中最近也有十几个单位揭发了一些问题，揭出的右派中不少人与杨济时有关系。农工中的左派力量很弱，开展斗争颇吃力，如全市三十七个市筹委和区的主委副主委中，左派只五人，中左六人，中中十三人，中右六人，右派七人。
在医务界方面，全市有名的医生中，除了三个预备党员外多数是中间和中右分子，加之他们还有深远的派系关系（老协和派），不少人是杨济时的学生，因此开始组织反右派斗争时就搞不起来。为此便由市卫生局直接指挥，把全市五十三名第一流的医生组成中心小组，完全以说理的方式进行思想批判，以求得逐步武装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现在看来这样作是成功的。中心小组已开了九次会议（每周两次），前三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使大家明确认识，提高思想。中间的三次会议则着手批判全国右派分子的言论，由远及近逐渐地自然地转向批判杨济时。后三次会议即完全转入对杨的批判，批判时联系其思想和论点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研究、批判，通过充分说理的思想批判以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这样作的结果就教育了别人，争取了中间分子，使杨本人也心服口服，目前杨已开始低头。这次对杨的思想批判的几点主要经验是：（1）充分占有材料，事先把杨的材料调查搜集加以系统整理发给大家。这样作很有影响，不少人看了材料后说：“事实俱在，这还有什么说的”。这些材料连杨本人也承认都是事实。（2）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练兵组织队伍，会议的间隙即召集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研究论点，交换情况，检查上次会议的优缺点，确定下次会的具体作法，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思想明确一致后，再在中间分子中做工作、练兵。（3）作好发言准备，谁讲什么内容事先安排好，加以充分准备，发言的次序也大体作个安排，一般是先由中右分子和中间分子讲，然后再插些左派，最后由一个左派发言要唱好压轴戏，要能说明问题，提出问题，带有总结性。这样作收效很好，把过去展不开斗争的局面打开了。这一时期把几个医院也发动起来了，也揭发出杨的一些问题。
今后作法：（1）在医务界仍照上述办法继续搞下去，准备再搞几次，对杨的批判差不多了就转向批判张纪正。（2）市农工方面仍继续搞杨济时的组织活动材料，从农工的基层也攻破杨的据点，然后再自下而上的揭发他。为此，市委拟召集农工基层组织中党员负责同志开会，具体加以布置。市农工副主委范权出国已回来，范不是右派，但过去也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个人有点紧张，市委拟对他作些工作，帮他去掉包袱过关，然后再更多地使用他。
安徽
地、市委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各地、市委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在大放大鸣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右派斗争的准备工作，七月份相继进入斗争。目前进展较快，斗了一批右派分子的有蚌埠、合肥二市和芜湖、蚌埠、阜阳三地委。进展较慢的淮南市，在七月二十日才全面开展。总的情况是，运动深入了一步，左派更坚定了，领导上也初步有了些经验，更多的中间分子靠拢了我们，右派分子除少数尚在抵赖、顽抗外，大部分已承认错误，承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不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根据各地、市委汇报，各单位的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大体可分三类：（1）鸣放得较透，群众发动得较充分，斗争开展得较顺利的单位，约占三分之一；（2）放得不透，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斗得不狠或相持不下的单位，也占三分之一；（3）群众还未发动，鸣放中也未暴露问题，没有发现和没有找出右派分子，或有的单位已暴露了右派分子但不认为是右派，因此也不组织反击的单位，也占三分之一。
二、当前，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表现较为突出，同时急躁情緖也有露头。
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的具体表现是：（1）思想麻痹，认为没有右派。如六安地委有些机关的领导干部认为党外有，党内没有，一般干部中有，负责干部中没有；有的单位的群众把右派言论认为仅是思想问题，对揭露出来的事实抱着怀疑的态度。（2）怕搞错后将来又要纠偏。如安庆市西四区委书记钱福祥说：“不要搞得过紧了，三反、肃反都是这样，搞出问题来又要纠偏”。（3）有畏难情绪，不敢向右派进攻。如芜湖市公安局怕力量不足、驳不倒右派，因此迟迟不敢与右派交锋；合肥市有的单位斗三、四个回合，斗不下来，就束手无策，该市房管局有人说：“我们实在办法不多，斗不下来，请领导帮助。”（4）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出乱子。如芜湖市粮食局强调要和风细雨，强调不要扣帽子；合肥市人民银行领导小组长，看到群众贴出来的反右派漫画，就怕右派分子“受不了”。（5）对要搞深搞透的精神认识不足，只注意批判已暴露的言论，而不去注意更多的活动事实。有些单位当右派分子低头认错，就准备收兵了，怕搞久了影响业务。（6）中间分子不义愤，不积极参加斗争，借口工作忙；有的在小组会上不发言，不表示态度。如蚌埠地委粮食局有一党员科长，不愿整理自己科内右派分子的材料，怕影响今后共事的关系。
急躁情绪的表现是：（1）企图速战速决。如蚌埠市税务局，想一下子把所有右派分子都斗倒，说：“一个一个斗，斗到那一天才完？！”淮委有个别右派分子搞不下来，就有厌战情绪。（2）企图用压服的办法。如淮委有些单位认为小组会、大字报不过瘾，要求采取大会轰、小会攻的办法。目前发现有些地区都有一些单位，在斗争会上，不能坚持以理服人，在顶牛状态时，就乱扣帽子、谩骂、追迫。如芜湖市公安局在会上喊口号，要右派分子站起来，不让喝开水，等等。合肥市房产局在斗争会上，骂右派分子是“肃反时的漏网之鱼”，“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3）不讲究策略，不分别对待，方法简单。如淮委有个别单位，将有右倾思想的人和右派分子一样斗争；安庆市工会和工商联在斗争右派分子陈芳年时，将大字报贴在大街上、码头上。（4）过早地提出组织处理。如蚌埠市公安局群众要求将右派分子停职反省，领导上未经市委批准就同意了；安庆市合作社办事处，在斗右派分子许倾江时，群众提出审查其全部笔记、监视其行动和取消其工会资格三个要求，党支部也当场答应。
三、根据各地、市委初步排队（缺淮南市，包括淮委、铁委），共排出右派分子八百二十九人，占总人数（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八人）的百分之四十四。排队中存在的问题：（1）有的单位划漏了，蚌埠市人民银行将右派分子划为中间分子，六安地委在检查右倾思想以前，漏掉了排县级干部，后排出的右派分子中有农村工作部的副科长、人民银行的行长、法院的庭长。（2）有的单位将右派分子的面划宽了。如芜湖专区医院共十四个干部，划了七个右派分子。经地委审查的结果，都不是右派分子。蚌埠市财政局共三十四个干部，划了十五个右派分子，占百分之四十点七。（3）有的单位在前一段鸣放得不透，右派未暴露，结果排不出来，淮南市就是如此。（4）个别单位在方法上有问题。如蚌埠市税务局，不是认真研究材料来确定右派分子，而是由群众投票来决定。
四、最近，各地、市委机关发现有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等现象。到七月二十日为止，发现逃避斗争的二起，自杀身死的一起，（蚌埠专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及逃跑的三起。事情发生后，逃避斗争的已全追回来，逃跑的已有一人找回，另二人尚下落不明。究其原因是两个方面：这些右派分子中，有的是拒绝检讨，有的怕揭发其罪恶历史或其他罪行，有的是对我政策不摸底；从领导上看，主要是缺乏警惕，没有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同时一味强调斗争，没有很好地进行诱导劝降、交代政策的工作。
陕西
目前十三个大专学校除西大、交大以外，均已放假了。交大由于在鸣放时主要讨论迁校问题，因而反右派斗争进行稍晚，才转入反右派斗争。交大在讨论迁校问题时，也暴露出一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西安市委已指示他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要把突出的借迁校之名而放出的反动政治论点，同一般的迁校问题加以区别，不要把反右派斗争形成对迁校问题本身的批判。西北大学由于问题较多，还不能一下结束，故尚未放假。其余各校已根据省委的指示，在放假前把突出的右派分子搞了一下，告一段落；对一般的右派分子则放一放，到下学期再搞；对顽抗的右派分子，也暂时挂起来，将来再斗争。这样，西大主要是集中斗争了以刘不同为首的反动右派合作社，地质学院集中斗争了戴新常，西安师范学院斗争了王捷三、梁益堂等人，其他动力学院、俄专等校也均对一些突出的右派观点进行了批判。对各学校放假期间的工作作了如下安排：（1）各校把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总结一下，总结的重点是如何打击反动集团和争取中间分子的问题。（2）在假期内，继续研究改进工作的问题，并着手解决一些问题；利用假期把改的问题抓紧搞一下。（3）在假期内，还要认真调查研究材料，把排队工作再检查一下，按人分类，将他们的材料加以整理，给以后的斗争作好准备。（4）根据材料的整理分类和排队检查的结果，制定出下学期的斗争计划，做计划时并注意到如何和日常的教学工作相结合的问题。（5）在放假期中，对于留校的人，要组织他们认真学习文件，把队伍也再整顿一下（包括党员队伍的整顿），还可召开一些积极分子会议，对他们加以训练提高。此外，省委文教部也拟在此期间研究一下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
民主党派方面，现在正休整队伍，制定今后的斗争计划。
浙江
一、省级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情况，近来有进展，有这样一些类型：（1）群众已经发动，对右派分子已经公开点了名，已经开始大争大辩的单位。这种类型中，有的是过去已大放大鸣的单位，如公安厅、广播电台、出版社、团省委、城市建设局、文联等。有的是过去未大放大鸣的单位，但右派活动明显，问题严重，如盐务局、农业、林业、水利各厅、保险公司和越剧团等。这些单位的特点主要是，机关内部有民主党派成员，鸣放时到处点火，散布谬论，引起了群众的公愤。也有一些单位，虽没有民主党派成员，但右派的活动明显，反动言论也明显。如手工业管理局、计委、统计局、物资供应处、粮食厅基建处、工人报社等。这一类型的单位，搞得早的，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已暂告一段落。如广播电台以记者周永明为首的五人小集团，在前一阶段已经暴露出来。现广播电台正在进行休整。省新闻界和文艺界也先后开过几次大会，进行揭发批判。被批判的右派分子除广播电台的五人小集团外，还有杭州日报记者（亦是文汇报特约记者）邬鹏庭，工人生活报记者宋哲和鲁天，文艺界宋云彬、姚水娟（越剧名演员，杭州市民盟委员，省戏曲协会副主席）以及两个党内右派分子，陈学昭和郑伯永（陈是老党员，专业作家，文联副主席；郑是文联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东海杂志主编）。（2）第二种类型是正在进行争辩的准备工作的单位。其中有些单位肯定有问题，但右派分子未明显暴露。目前先按问题进行争辩，以便进一步暴露，然后进行批判，如省工会，交通厅、粮食厅的一些单位，商业厅机关。另一些单位，是正在整理材料，动员群众，作大争大辩的准备工作，这种单位多一些。（3）第三种类型如省委组织部、监委、妇联等单位，一般成员纯洁，问题比较少，过去未大鸣大放，现在搞大争大辩的条件不具备。则针对社会上的右派言论及内部和右派共鸣的言论，进行批评、自我批评，提高认识。学习有关文件和右派言论资料。
总之，机关内部的右派分子并不少，不仅有单干户，特别在有民主党派的单位，还有合作社。除广播电台和报社有小集团外，尚有保险公司副经理叶惠石（民革省委员，公司主委）为首的小集团。同时，有些机关原来认为本单位没有问题，但经过整理材料后，发现不少问题，如省专卖公司大鸣大放时提了四百条意见，现在看有四、五十条有问题。有的单位在争辩过程中，揭发出一些幕后指挥者，盐务局批判魏伟民、杜保增（都是民革成员）二人时就有人为他们鸣不平，指出他二人主要是受盐务局长何志斌（民革省委员，局主委）指挥。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前一阶段未搞鸣放或鸣放时问题暴露不多的单位，现在继续放出问题，但领导未加仔细研究，整理分析。这些单位主要是麻痹思想。（2）有些单位反右斗争搞起来了，但搞的不狠，存在着温情主义，表现是，反右决心不大，怕又犯肃反偏差，缩手缩脚，于斗争不利；不大胆发动群众，不敢大胆向左派分子表示领导决心，放手动员群众揭发问题；对右派分子中所谓有能力有技术的得力干部，尤其是党员负责干部，斗争的决心不大，有惋惜情绪。（3）反右派斗争还未开展起来的单位，则存在着急躁情绪：如在斗争的方针、目的上不明确，只限于使右派分子投降，而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工作来批驳右派的言论，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急于速胜，坚持说理不够。广播电台开了三次会，批判五人小集团之一高扶小，都未将其驳倒，在最后一次会上，当场宣布了让高停职反省。（4）在斗争方法方面，大会和小会结合得不好，一般都喜欢开大会。而大会的准备工作不好，发言空洞，扣大帽子，说服力不强。在斗争策略上，对发挥中间分子的作用注意不够。有右派小集团的单位，分化右派分子的工作作的不够。（5）排队工作上的问题是界限不明，标准不准确。有的单位怕排错，所以方案迟迟拿不出来。有些单位的群众已经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了，但领导上却未表示态度，如拖下去，就会影响群众的情绪。
省委正准备开直属机关会议，研究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
江苏
省委召开了省直机关负责人的会议，研究了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并作了部署。由于各机关的成员、放鸣程度、领导强弱不同，所以发展不平衡。各机关的右派比例也不相同，初步排队结果，最高的达百分之七（交通厅），一般单位是百分之一到二，有十几个单位未排出右派分子。根据目前情况，可分为四种类型：（1）知识分子、党外人士较多、鸣放充分的单位，暴露了一批右派分子，现在左、中派斗志高昂。如民政，公安、交通、航运各厅。（2）知识分子、党外人士不少，但鸣放不充分的单位，右派分子的面目未充分暴露，后虽拖出一些，但反击不够有力。这一类单位在机关中占多数。如商业、林业、服务各厅及文化局等。（3）党员多，组织纯洁，清水衙门，至今未发现右派的单位。如省委组织部、农村工作部、监委等。（4）省委机关的附属单位，原未打算搞。但在直属机关影响下，控制不住，自发地搞了起来，目前正在进行反击。
机关右派分子的特点。据南京市六十一个右派分子的材料的分析，有如下一些情况：（1）百分之九十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本人参加过反动党、团组织的。他们的反动言行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蓄意已久。（2）百分之九十是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六十一人中，教育程度是大专学校的占百分之五十七，高中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五。有的人不仅是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且本人就是资产阶级分子。（3）机关内的党外人士中有右派，党、团员中也有右派。党、团员中的右派分子大都和民主党派及党外右派分子有联系，有里应外合的味道。（4）机关内的右派分子，合作社多于单干户。在已肯定的二十四个人的材料中，有十八个人是合作社。民主党派成员多的单位，大多是用公开组织的名义向党进攻。（5）从机关右派分子的言行看，一般是从历次运动和党的干部政策方面开始向党进攻，而公开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很少。多数是扩大历次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以达到否定党的领导的目的。
根据以上情况，对今后的部署如下：
（一）根据机关特点，一个单位的反右派的斗争以搞两三个月较为适宜。时间过短，思想不易搞通，斗争不易取胜，时间过长，则一个老鼠一锅汤，也容易没有味道，影响情绪。我们意见，机关反右派斗争达到下列三个要求后即可转入整风：（1）右派言论破产，在群众中失去市场；（2）右派分子低头认罪。但不可能要求一次就做到使右派分子心服口服，而且怎样就算服了，也很难衡量；（3）中间分子已发动起来。根据这三个要求，上述第一类单位在八月底九月初即可转入整风，第二类单位在八月初旬或中旬可转，第三类单位目前就可以转，第四类单位要加强领导,摸清情况，再继续研究整个部署。
（二）在转入整风前，需要作好三件工作：（1）作出反右派斗争的小结，对干部普遍进行一次教育；（2）提出转到下一步的明确要求、作法；（3）立即研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改进方案，积极边整边改。
（三）在反右派斗争的后期，战场宽了，战斗单位多了，动员的群众更广泛了，领导上就应该更加注意掌握这次政治思想斗争的特点，坚持说理的方针。从理论上、思想上解除右派分子的武装，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同时对于说过错话的好人和思想意识、工作作风有毛病的人，不要在反右派的同时斗争，可在整风中解决。对反革命分子和流氓也不要当作右派来处理，以免造成错觉。
（四）机关要继续作好排队工作，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摸清干部的政治思想情况。但在党内一般可不排左、中左、中中，只排右、中右，以免因标准不易掌握，引起党内思想波动。确定划为右派分子者应报各口批准，并整理详细材料，报省委备案。
（五）当前其他工作极其繁重，如防汛等，因此要求各单位统盘考虑，统一安排，作到整风工作两不误。各单位领导干部要抓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也要抓日常工作，其他干部则应从上到下具体分工。工作任务特别紧张的单位，如水利部门，可以减少学习时间或推迟反右派斗争。
（六）机关应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把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及时抓起来。
河南
（一）当前运动进展的情况：全省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于本月上旬和中旬普遍形成高潮，到本月二十日止，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市委和省级机关中的二分之一稍多的单位，先后结束了第一个战役，进入间歇，休整队伍（其中有的单位已开始了第二个战役）；其余单位也将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结束第一个战役，转入休整队伍。七个大专院校已在本月二十日到二十五日间，先后放假，反击右派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二）运动中揭发出的右派分子及其小集团的数目：全省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共九百十一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一五；全省共有右派骨干分子二百零五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以上数字，与潘复生同志到中央开会时汇报的数字稍有出入，以此为准。）
自反击右派的斗争走向深入后，开始揭露出一些右派小集团的活动。据初步统计，全省有右派小集团四十一个，包括右派分子二百二十四人，其中有骨干分子五十一人。截至目前为止，已有十一个小集团被攻破，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八二；从中起义分化出来的右派分子五十三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六。这些右派小集团，大都是由于右派骨干分子的串连活动，在大鸣大放中形成的，但也有的是在鸣放以前早已存在的落后小集团，而且还发现了一个有较明显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小集团。
（三）右派分子在新形势下的新动态：当运动进入高潮后，右派分子中表示检讨、悔改，并且开始交代问题的人增多，继续顽抗、狡辩、抵赖的人减少。在全国右派分子总溃退的形势下，对地方上右派分子的低头认罪有促进作用，有的右派分子说：“全国的大右派分子在人代会上都检讨了，咱还等啥！”目前，右派分子有六怕：一怕戴右派分子帽子；二怕开大会斗争（要求个别交代）；三怕在报纸上点名（怕身败名裂）；四怕说他有联盟或有组织活动；五怕联系出身历史；六怕撤职、降薪、开除、法办。因而仍有不少右派分子吞吞吐吐，挤一点，说一点，且战且退。
总的看来，当运动进入高潮后，右派分子在思想上斗争最激烈的是个人的前途和出路问题，右派分子低头不低头，检讨不检讨，态度或好或坏，最中心的问题，是取决于自己对前途和出路的考虑。因此，当运动走向深入后，要随时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针对其思想情况进行工作，反复地讲两条道路，指出前途，促其彻底交代。
（四）中间派的情况：目前中间派的思想上主要有三个问题：（1）怕割韮菜，怕轮到自己头上。许昌地委有的中间分子说：“运动有三阶段：先领导，后右派，再中间。”（2）认为“反右派斗争已搞的差不多了！”“右派说了那么几句话，一直斗什么？！”（3）在鸣放中有反动言论的一部分中间分子，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仍不够积极，他们觉得批判别人，就像批判自己一样，不理直气壮，态度有些沉闷。还有些中间分子怕说理说不系统，或者怕说错了，因而在斗争右派分子时，不敢发言。
目前，我们在争取中间分子工作方面，也存在三个问题：（1）当运动进入高潮后，对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有些放松。少数单位只对中右分子作了排队工作，对中中、中左和左派分子，都没有很好进行排队。对从运动中观察左、中、右派的变化，有些单位还重视不够。（2）满足现状，当中间派揭发了一些材料后，就认为差不多了。（3）不耐心，企图经过一两次谈话，就使中间分子积极投入战斗，否则，就不耐烦了。
（五）我队伍方面的情况：从本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之间，各单位都先后进行了修整队伍的工作，经过结合这一段的实际斗争学习文件后，进一步提高了队伍的思想水平，回头总结前一阶段作战当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了队伍的政策思想和策略水平。目前，简单急躁情绪、粗暴现象以及扩大化的偏向，一般在本月二十日前，都基本上纠正了。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也批判了少数单位在第一个战役后，曾经发生的疲劳厌倦情绪和松劲思想。但是，在最近的斗争中，急躁简单及粗暴的思想和作法，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1）追思想动机。右派分子一般都否认是有计划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群众追逼、即形成顶牛局面。因此，在斗争中，一般首先应驳倒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至于他的思想动机，一般以不追为宜。（2）追组织活动。右派分子一般都极力避免谈这一问题，因此，在其内部分化以前，不宜从外部强攻。（3）过早地给人戴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样做，往往形成顶牛局面。看来，一般应先从事实上把右派分子驳倒，右派分子的帽子由事实去决定。（4）整右派分子的态度。对于右派分子的正常答辩，不应视为他的态度不老实。应把与右派分子斗争的过程当作锻炼提高和教育群众的过程。对右派分子在运动中耍花招，不老实的表现，应从讲前途，比利害方面，以理制服。
辽宁
省委于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分批召集各市反右派斗争会议，根据各市的不同情况对各种疑难问题做了解答。全部情况整理后将另作报告。兹先将沈阳市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沈阳市的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展开，过去的重点在大专学校，现在党政机关和工厂都展开了。到二十一日为止，共暴露出右派分子四百九十五人，其中有极右派五十七人，党员十四人（汇报者说此数不准确）；此外，还有八十五名疑似右派分子；并发现有十个“合作社”。这四百九十五个右派分子的分布情况：大专学校二百三十三人,八个设计院一百零三人，工业系统五十六人，三个科学研究机构三十二人，市人委十四人，市公安局十四人，党群机关九人，民主党派十四人，商业部门三人，十一个区级机关十七人。
二、沈阳市的运动发展不平衡，以下几个战场的情况是：
（一）大专学校。医学院和美术专科搞的较差，医学院主要是党内抵触情绪大，真正的右派分子未发现，美专主要是领导力量弱。其他八个学校较深入，左、中、右派基本上划清了，学生的混乱思想基本澄清。各大专学校，一般在七月底可结束斗争并放假，只有个别学校的运动到八月初才能结束。市委要求大专学校在达到如下条件时，才可以放假：（1）在几个基本问题上（如合作化、肃反、民主自由等），学生的思想已澄清；（2）右派分子基本上已孤立；（3）中间分子基本上已站到左派方面来。
（二）市级机关。多数机关的右派分子已暴露出来，正在进行批判，少数单位在整理材料，准备批判。在机关中没有全面划左、中、右派，只在几个局重点划了一下，右派分子基本上都划出来了。
（三）工业系统。据五十九个单位的统计，有三种情况：（1）进行了学习，右派暴露出来了，左派力量形成了，正在展开批判的单位，有十五个。（2）做了一般教育，右派基本找到了，估计在一周内可开展批判的单位，有二十四个。（3）进行了一般教育，但右派还未找到的单位，有二十个。
在工厂中没有全部划左、中、右派，在工人中也有很坏的，党委拟先登记起来，暂时不动。如机床二厂发现反动标语，还是用化学药水写的，擦不掉。工厂中共暴露了二百五十个右派分子，可能有真正右派分子一百五十人，现在已批准的有四十人。工厂中的反右派斗争基本上是好的，“闹事”已大大减少。
（四）中等专业学校。在教师当中搞辩论会。前几天对学生进行了正面教育。小学教师中，未划左、中、右派，也进行了正面教育。
三、几个问题：
（一）个别单位右派的面划宽了,但也有的单位划窄了。如东北设计院共五百多人，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有三百六十人，开始划了八十个右派分子，最后只有十六人；机床二厂划了八十人，经党委审查只有二十四人；市人委各局共有一百一十人，划了五十人，经审查只有七个是右派分子。也有的单位一个右派分子也没有。如医学院、市粮食局、商业一、二局等单位。划宽划窄的主要原因是，辨不清中、右，确定不好“标兵”，标准不一，没有认真搜集研究右派分子的材料，没有做挖底工作；也有的在确定右派时，只看过去不看现在，或只看现在不看过去。
（二）在批判中，有些简单粗暴。如市公安局七处批判右派分子张大平时，有人在会上问是不是反革命？有人则呼应，形成喊口号，扣帽子的现象。
（三）温情主义现有克服，但还存在。有的展不开批判或者批判不深入，有的有反社会主义言论，也认为没有。如市卫生局有的党员在纸上写推翻共产党，也说是闹着玩；市文化局长王化南，认为该局没有右派，但却有人主张取消党委制。也有的在批判开始就草率收兵，对右派分子没有搞臭。
四、目前，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在斗争陈彦之（民盟执委，副市长）、齐心（民建，工商联）、王子仁（工商联）三人。
斗争深入后，发现十个合作社和反党联盟，共同的特点是，要取消党而代之。如俄专右派分子就已提出谁担任校长和搞人事工作。目前右派分子有六种表现：（1）赖辩。只承认次要的，不承认主要的。如有色金属设计院右派分子检讨时，很多如果……假设……，都想混过去。（2）耍死狗，拖时间。如药学院右派分子尹鲁，逃跑后几天又回来了，开会坐在地下，不回答问题；师院徐功振，离开正题乱回答。（3）私自逃会。如师院黄振旅跑到北京，想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让我公安人员领回来了；财经学院赵洪宇不参加会，他却每天早晨四点起来看大字报。（4）表面假转变，暗自订攻守同盟。如俄专右派分子的发言一模一样；也有在会上假抗的。（5）以假自杀相威胁。如某学校一右派分子写了“绝命书”，让他母亲送交党委，学校没有管，两天也未死。（6）争取同情，到处伸冤告状，有的常到省、市委去。
五、组织领导问题。下边有不少单位组织领导不强，斗争策略不够，须要加强。
六、对于改进工作问题，都还重视，问题是：有的工厂取消小灶后，不少技术人员不满；有的改进不够，市委也没有抓紧；对于重大问题，没有专门研究。
江西
四个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四个高等学校教师中的鸣放和反右派的斗争，从五月中旬开始，已进行了两个多月。运动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是大鸣大放时期；第二阶段是从六月下旬开始到七月中旬，经过准备和酝酿后，是全面开始向右派反击的时期。
江西医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和南昌师专等四个高等学校，共有教师（包括教授、讲师、教员、助教）一百六十四人，经过反右派斗争中的暴露、排队的结果，有右派分子二十七人，占教师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七。向右派分子的全面反击，是从七月初开始的。各院校通过大会、小会、大字报和广播等各种形式，向右派分子展开了论战。由于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斗争发展很快，到七月十日左右，各院校的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群众根据事实和理论，把右派分子的谎谬言论驳得体无完肤，右派分子在群众中完全孤立，四个高等学校基本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斗争任务，即在放暑假以前，把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打垮，并把他们搞臭，搞孤立。现在各院校都已放假，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进行休整队伍；转入间歇斗争，每周开一次会，对右派分子的追根挖底，到下学期开学后，再继续搞。
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右派分子都已低头认罪，并作了检讨，个别人的检讨也较深刻；但大多数人的检讨还不深刻，害怕挖根追底；也还有少数人态度顽强，不交代问题，不作检讨。
（二）四个高等学校在大鸣大放及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主要缺点，有下列几个方面：首先，暴露了我们过去对高等学校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差；其次，暴露了干部作风上比较普遍的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而且有些学校的干部还相当严重；再其次，在合作共事方面，反映出有些党员干部还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商量协作，对他们的职权也不够尊重。目前各校已按问题的性质，成立了各种小组，进行研究，有的已经改进。如农学院过去对肃反的善后工作没有做好，引起群众不满，现在重新作了复查，并大部分作了结论，与本人见面，一般感到满意；师范学院个别党员干部工资偏高的已自动下降，全校副科长以上干部不准享受优待，党员干部都自动放弃了各种优待。干部作风有了转变后，得到群众的欢迎。
（三）各院校的反右派斗争，提高了知识分子的认识和阶级觉悟，锻炼了他们的立场、观点。在鸣放时，很大一部分教师，特别是中右分子，对文汇报、光明日报的一些右派言论很感兴趣，并且认为越厉害，就越过瘾；有的连人民日报也不愿看，在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也以尖酸、刻薄为快。但是，经过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报告及人民日报一连串的社论的学习，通过反右派斗争的亲身体验，以及对一些大是大非的基本问题（如在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党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肃反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等）的辩论以后,使他们的立场从右向左转过来了。如农学院的曹竟源一直同情右派分子，但他参加了调查右派分子吕松坚所揑造的肃反中用床板压他的肚子的真像后，非常气愤，很快就积极参加了斗争，并自动检查自己的立场，说今后仍有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
（四）这次运动中的主要缺点，是四个院校教师中的右派分子还暴露得不够彻底。其原因之一，是鸣放初期，各院校党委对中央的政策体会不深，怕出问题，所以不敢大胆放手地放。以后全国形势转变后，想再放，但右派已缩回去了。此外，把右派孤立、搞臭的目的，一般都已达到了，但挖根工作做得不够，主要原因是暴露不深，掌握材料不多，对斗争的策略研究不够，斗争方式一般化。
（五）学生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四个高等学校参加运动的学生共三千五百四十一人，排队的结果，有右派分子七十七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一六。其中江西师范学院及南昌师专右派分子较多，共有六十四人，骨干分子就有二十六人。这两个学校放得早，学生成分也较复杂，所以暴露出的右派分子也较多。农学院和医学院放得晚，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较少。师范学院、南昌师专和农学院，在前一阶段斗争中，已各暴露出一个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丑恶面目以及内幕，已基本上被揭发出来。七月上旬，还有部分学生同情右派，现在这些右派分子已在群众中完全孤立，但他们的根还没有被挖出来。右派内部已有些分化，有的右派分子表示在假期中要继续反省，但有的还十分顽强，如对个别的右派分子斗了两个星期，还不承认错误，说自己仍然是对的。现在大部分学生已放假回家，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在下学期开学后，还要继续深入展开。
上海
工商界的情况
一、七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丕显、曹获秋、刘述周等同志与荣毅仁谈话的情况。陈丕显同志对荣说，群众对他在北京的发言有意见，叫他交代问题，主要是要他：（1）对章乃器的问题表示态度；（2）交代小圈子问题（即和汪君良、盛康年的关系问题），改变旧的做法。当时荣表示心情很沉重，流了好几次泪。他说：他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几年来没有很好的改造，思想上问题很多，错误严重，和党有距离。他又谈了自己的身世，他说：他自己是姨太太生的，要是没有党他就没有今天的地位。如果国民党回来会杀他的头，不依靠党他是没有出路的。他又说：过去潘汉年对他很亲近，他一提出问题就给解决了，现在柯庆施和陈丕显与他的关系不像潘汉年和他那样密切。他说他在许多问题上也没有主动地靠拢党。
荣表示：他和汪君良的问题要搞清楚，他说：这是一个教训。但是，他没有系统地交代与汪君良的关系。他的私章和他的钥匙现在仍在汪君良的手里，他表示有点着急，他想拿回来。
荣承认和盛康年有个小圈子。但是他说：盛康年本身还有一个圈子，但他又未作具体交代。
他说：有些问题不好交代，交代了人家也不信。他的意思是要党出面替他说话。他举出的事实是：解放后他没有换股票，有人说他是变天思想；另外，在公私合营高潮时，有些人很兴奋，他的情绪则消沉，并说大家不要冲昏头脑。他表示准备交代，但又怕在大会上对他进行斗争，他希望在一两次小会上解决问题，希望党保护他过关。曹获秋同志对他指出：你不能完全依靠党保护你过关，主要是靠你自己作检查，必要的时候党可以说话。在这次谈话后，曹荻秋同志在内部表示：荣有个人野心，但在这次谈话中他没有交代。
二、七月二十六日，民建副秘书长祝公健访问了荣毅仁，和荣谈了两个钟头话。祝公健认为：总的看来荣的心情很沉重，对于揭发出来的事实，有一些他还不服气。
第一，对上海许多人对荣在北京的发言不满意问题，荣说：北京有许多人对我本人和上海的情况不熟悉，多说了也没有用，回到上海还要作进一步检查。他表示：八年来从来没有检查过自己，这一次从对党的态度上、工作上、思想上总结了一下自己的问题。
第二，对于别人揭发的事实，他承认了以下几点；（1）给汪君良看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2）和汪君良谈过中缅边界的问题；（3）在公私合营高潮时，说过“胜利冲昏头脑”这句话。对于有些问题，他作了解释。如对于民建的人事安排问题，他说：是大家提名大家讨论的，决定以后他是分工和祝公健通知王子健的。对于杨锡山揭发的荣对盛康年的看法问题，荣反扑了几下。他说：杨锡山是推卸责任。但是，接着他又留了一个后步。他说：我对盛康年的问题讲的话，也可以回忆一下。
第三，荣谈了汪君良去申新纺织厂如何担任了副经理的经过：在这里他清刷了一下自己。荣说：汪当了副总经理是蔡北华（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同志知道的。他说：也想不起汪君良给他出过什么坏主意。他说申新系统合营的三个方案，是同业讨论的，与汪没有关系。他说申新系统的机器估价方案是储尚一搞的。他又说：汪君良是两面手法，汪对我一点也不暴露。最后他说：汪君良在解放前夕弃官（汪曾在国民党粮食部兼任两个司长）就商，从今天的情况看来，他是否有政治问题有待大家研究。
第四，荣对盛康年的看法。他说：盛康年迷恋于资产阶级民主，搞反对派活动。说盛康年有点耍弄社会主义。
第五，对组织联谊会的问题，荣认为：这是根据私方代理人的要求组织的，此事郭隶活、刘靖基他们都知道，并且和潘汉年也谈过。
三、二十八日上午陈丕显、曹荻秋又和胡厥文、胡子婴、汤蒂因谈了话。二十五日胡子婴等回到上海，二十六日民建、工商联举行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副秘书长汇报会。会上胡子婴、汤蒂因向荣毅仁提了许多意见。她们说汪君良、盛康年的问题很多，叫荣交待清楚。她们对荣说：你回来以后，好像心安理得，轻松愉快，一点也不紧张。其实荣很紧张，她们是有意挤他。陈丕显、曹荻秋同志找他们三个人谈话时，首先征求他们对荣毅仁和盛丕华的看法，以及上海民建、工商联今后如何展开反右派斗争的问题。胡子婴说：荣的问题很尴尬，他的问题很严重，应该在较大的场合批判，要大民主，小民主不行；但是，荣又有代表性，又要帮助他很好的改造。胡厥文和汤也有同样的情绪，都觉得荣的问题很尴尬。陈丕显和曹荻秋同志对他们表示，荣的问题很严重，一定要彻底批判，主要是批判两点：一点是荣和章乃器在思想上的共同点，第二是小圈子；另外，荣与汪君良和盛康年的关系，也要交代清楚。但是，荣还有两面性，他对外宾还是讲好话的，对荣要采取小民主的办法，要他在小范围内交代。胡等三人感到，这样做不容易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至少要在民建、工商联两个组织的常委会上（范围约一百多人）对荣进行斗争。他们说：可以不登报。陈丕显同志说：荣谈话时流泪了，荣已感到问题严重了。这时汤蒂因说：不要受了荣毅仁的骗。这三个人对荣的态度上，在程度上也有所不同。胡厥文态度比较稳重，认为荣可以改造，就是要多花些工夫；胡子婴的态度比胡厥文凶了一些；汤蒂因就更凶。经过对他们解释后，他们思想上仍未解决问题。他们三人对盛丕华的态度好一些，他们说盛的问题也很多，但比荣好一些。
另外，陈丕显和曹荻秋也和盛丕华谈了话，向盛说：你有些问题要在适当场合进行检查。指出盛的问题没有荣毅仁那样严重，希望他好好过关。盛丕华愿意进行检讨，愿意记取这一次教训。盛丕华回到上海两天，还没有找他儿子（盛康年），要和他儿子划清界限。盛回来时也很紧张，谈过话后，比较好些了。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民建、工商联常委分三组对盛康年进行揭发，盛谈了三个问题：（1）他对右派斗争是采取第三者的态度，思想深处有右倾思想。（2）他说在民建二中全会通过决议的时候，他采取随便的态度，是无形中支持了章乃器。他说：他对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和行动抱同情态度，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对党和国家是不利的。不利就是有害的。有害就是有罪的。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承认自己有罪的。（3）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曾提出，合营以后资产阶级有消极情绪，应该用奖惩办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这一提法他作了检查，承认这一提法是错的。会上吴中一揭发了盛康年多方面揣测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盛和吴说最近在招待外宾的报导上有吴中一的名字，他便根据这点认为吴中一没有问题；报上有荣毅仁的照片，可是没有荣的名字，他便认为荣毅仁可能有小问题。盛又说：要象斗汪君良那样斗我，我就要到香港去了。在这次会上，吴振珊、刘念智、韩志明这些人在斗争盛康年时，表面态度虽慷慨激昂，但发言内容空洞，所以盛康年并不紧张。雷平一在会上评论盛康年对斗争的基本态度是：在大会上狡赖，在小会上吊儿郞当，在会外进行破坏活动。
湖南
高等院校中各民主党派的几点情况：
高等院校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已基本上告一段落，大部分学生已于二十三号左右放假离校，现已回转力量，继续反击教师中的右派。教师中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党派的成员，而以民盟表现最为猖狂（医学院、农学院则主要是农工民主党）。他们和章罗联盟、杜（迈之）康（德）集团都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在大专学校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阴谋活动。各学校在前一段斗争的基础上，对右派的阴谋活动、组织等情况，作了分析研究，以进一步深入地进行反攻。
一、全省六个高等院校的民主党派成员，共四百一十二人，经过排队，左派五十八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四；中间派二百六十六人，估百分之六十五；右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一。在四百一十二人中，有民革成员五十人，其中左派八人，占五十人的百分之十六；中间派三十人，占百分之六十；右派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四。民盟成员一百七十六人，其中左派三十四人，占百分之十九；中间派一百一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四；右派二十九人，占百分之十七。农工九十七人，其中左派九人，占百分之九；中间派六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右派二十人，占百分之二十一。民建十三人，其中中间派九人，占百分之六十九，右派四人，占百分之三十一。民进二十四人，其中左派三人，占百分之十三，中间派十三人，占百分之五十四；右派八人，占百分之三十三。九三学社五十二人，其中左派四人，占百分之七点七，中间派三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五；右派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
分别各个学校的情况看：矿业学院六十一人，其中左派四人，占百分之六点五，中间派四十四人，占百分之七十二点一三，右派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一。师范学院九十五人，其中：左派十一人，占百分之十一点五八；中间派五十七人，占百分之六十；右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二。土建学院六十一人，其中：中间派五十五人，占百分之九十；右派六人，占百分之十。医学院七十六人，其中：左派二十六人，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一；中间派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四十点七九；右派十九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农学院六十三人，其中：左派九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二八；中间派四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六；右派十一人，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六。师专五十六人，其中：左派八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三；中间派三十六人，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三；右派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在上述四百一十二名民主党派成员中，有我党党员二十七名，都列入左派，土建学院的民主党派成员中没有我党党员）
二、中南矿业学院民盟组织中的右派分子是不少的，在二十六个盟员中，左派一人（我党党员，讲师），中间派二十人，右派分子五人。而盟的领导权实际上为极右分子陈新民（民盟中委、院长）、胡为柏（采矿系主任）等所掌握，主任委员陈宗麟（教授，中左分子）起不到领导作用。陈、胡同章罗联盟及杜、康集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与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潘光旦在抗战期间就已是知交，现在还常有书信来往，一九五六年民盟开全国代表大会时，章伯钧曾请陈新民吃饭，潘光旦去年到长沙与陈谈了许多事情。陈新民、胡为柏同杜、康的关系很深，杜曾把矿业学院的民盟支部作为重点，并且常常撇开陈宗麟、朱建光（我党党员）直接找陈新民密谈。盟中央右派集团提出的反动的科学规划意见，就是由胡为柏传达的，并在两次讨论中对苏联大肆诬蔑，因而得到杜迈之的赞赏。在鸣放中，陈、胡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主要是：
（1）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陈新民在发表的题为“鉴别鲜花毒草要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文章中，提出所谓我党是“唯经典论，唯苏联论，唯鬼神（意即凡涉及神鬼的东西都要不得），唯领导论”等反动观点，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对苏联，对党，进行了尽情的诬蔑。陈还公开说：矿业学院的党和群众有分歧，群众有许多顾虑。并把一切错误、缺点的责任，都推到党员副院长顾凌申的身上，企图煽动群众对顾不满。
（2）公开表示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实行党委制今天条件还不成熟，学校应由“有学问、有才能的人领导”，应成立个领导核心，即成立教务委员会，由行政负责人、各系系主任及党的负责人组成；校长有最后决定权，党委只起协助作用。该校系主任百分之八十都是民主党派成员，按照他的意见则委员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民主党派成员，并且大部分是右派。他并强调委员会的独立职权，否认党的领导。
（3）暗地活动，企图挤走顾凌申副院长。第一步是利用鸣放，在群众中煽惑对党不满，然后进一步搞跨党对矿业的领导。开始时，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倒顾的时机尚未成熟，暂不打草惊蛇，陈说：“我小本子上的材料很多，到时候就都拿出来啦，”
（4）在幕后支持、策动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组织“解冻社”。
三、其他各高专学校的民主党派（主要是民盟、农工），同章、罗联盟及杜、康集团的联系：
医学院农工极右分子郑艺文（副教授），去年到北京参加全国学生代表会时，章伯均请他吃过饭，他便对人说农工党领袖重视他。回去后便积极发展组织，到今年二月就发展了十六人。土建学院民盟支部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六月底，开了二十五次支部会议，杜迈之自己参加过三次，杜的亲信丁臯每次都参加，杜在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中，曾大肆点火。根据记录看，二十五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师专右派分子王果（民盟兼民进），黄济洋（民盟）都是杜的亲信，杜通过他们同师专的右派分子熊克立（副校长）直接地和间接地发生联系。王果在师专曾经一个晚上就发展了八个民进会员。农业学院的右派分子，也通过杜迈之的旧交张梓敬（民盟，右派）与杜发生联系。
四、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除在鸣放中发表反动言论外，还有如下主要活动：
（1）在一个学校内，各民主党派成立联合组织，集中力量向党进攻。如师专在整风前，由丁臯带着杜迈之的指示以王果、黄济洋为首建立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联席会议，鸣放期间开过三次会，都作了决议，并集中各民主党派成员提出的五十余条对党不满的言论，向党进攻。农学院也在九三学社极右分子李宗道的倡议下，成立同样的联席会。医学院的右派也曾积极串连酝酿成立十人组织。
（2）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阴谋搞垮党员院长。师专民盟右派袁大中说：“如果教授治校不行，就按延安时期的三三制也可以，这样可以避免党的独裁。”并内定了院长和某些系主任的名单。农学院也内定了右派分子李风荪（农工）为院长。
（3）幕后支持学生右派分子，提出“和学生共同战斗”的口号。在学生会上点火，表示支持他们请愿游行等行动，操纵学生鸣放委员会，同学生中的反动组织发生密切联系，同他们互相呼应。
内蒙
内蒙自治区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及今后的意见
一、目前情况
内蒙自治区直属机关共有六十五个单位，其中除内蒙政协和四个高等院校两条重点战线外，其余六十个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约可分为五类：（1）已经发现有右派分子、斗争目标明确的单位，共有三十三个。其中：已经斗争了一段的有八个，正在进行斗争的有十二个，已经准备就绪可进行斗争的有十二个，尚未准备好斗争的有一个。（2）没有发现右派分子，但发现有类似右派分子的言论的单位，有十个。其中：已经或正在进行批判的有六个，还没有进行批判的有四个。（3）没有发现有右派分子，也没有发现有类似右派分子的言论的单位，共有十四个。（4）由于某种原因，如领导干部外出或忙于召开专业会议等，还没有进行排队的单位有二个。（5）发现有疑似右派分子的单位有一个。
总结反右派以来的收获，大体有如下两点：（1）有一半左右的单位，已经发现各种类型的右派分子，或是右派的疑似分子共一百八十五人，约占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八。在已经发现的右派分子中，有少数民族干部十三人；厅局长级干部二人，处科长级干部二十七人；工程师和教授十一人；党员七人，团员三十七人。在已经发现的右派分子中，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经过了一段斗争，给予了初步打击，领导上已经取得一些同右派分子战斗的经验，部分队伍受到了锻炼，绝大部分群众的觉悟已经有所提高。（2）其余的单位，也比较普遍地组织了学习，有的结合学习对全国性或全区性的右派言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有的还组织了声讨右派分子的大会，配合了反右派的斗争；有些人的胡涂观念已有所澄清，认识己有所提高。
存在问题：（1）不少单位的领导干部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分班坐下来，认真组织和指挥战斗，好多问题仍停留在概念式的理解上，伸手向领导要办法、要主意。内蒙党委领导小组大部分同志，半月以来由于顾了主要战场，或者是开会，外出等原因，也没有很好抓紧领导，而致对运动的领导赶不上运动发展的需要。（2）排队工作比较粗糙，对右派标准认识不一。由于内蒙鸣放较迟，肯定有些右派分子还没有露头，其中有的可能还是鲨鱼，有的本来是右派分子，但没有被划为右派。在已划的右派分子里面，由于标准不够明确，根据也不够多，又有把中右分子也划为右派的情形。（3）不少单位对反右派斗争的政治思想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对斗争的思想准备不够，组织不好，往往仓促应战，在会上空喊斗争，没有力量，不能深入，到决战的时候，常常形成顶牛状态。有些单位简单急躁的情绪，开始露头。（4）只发现有错误言论或“清水衙门”的单位，其要求、步骤都不明确，空喊反右派斗争，缺乏具体组织领导，群众情绪松懈。
二、今后意见
（1）排队问题。由于内蒙高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都比较少，所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比其他省较少。同时，由于大鸣大放开始较晚，有些右派分子没有露头，其中有的还隐藏较深。在内蒙右派分子中：有起义人员落后层里形成的右派集团；有以资产阶级的民族观点和理论来攻击我们的右派（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有）：也有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右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以及其他方面的右派。目前各类右派分子的暴露还不完全。
目前在排队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问题。什么是右派分子？或明或暗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在右派分子中，又可分为极右分子（或称为骨干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凡有很大的政治野心，从言论到行动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就是极右分子或骨干分子。这种极右分子中的许多人都还有历史劣迹。一般右派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极右分子基本相同，也不断地放出一些反动言论，但其政治野心不大，没有积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根据主席的六条标准和内蒙情况以及别地的经验，我们认为划分右派分子可以参照以下四条：第一，不论用何种形式在何种场合，他的言论一贯地故意扩大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或错误，借故造谣诬蔑和丑化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第二，过去或在这次运动中，拉拢煽惑群众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是暗地策划、幕后指使一些人向党向人民政府进攻。第三，这次运动中，本人虽没有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但积极支持或为反动言论进行辩解。第四，过去表现虽好，但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向党进攻，向右派分子暴露党和国家机密（包括有这种情形的党团员）。凡符合以上四条中的一条的人，就应该划为右派分子。除此之外，由于内蒙鸣放较迟，部分右派分子未敢出面，在划分这种右派分子的时候，要从他的政治历史上去分析；对于显然是右派分子，和一贯仇视党的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都应该划他们为右派分子。对于以下四种人，则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第一，对有些由于认识模糊，在短期内曾经同情或支持右派分子的言论，但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就已经转变的分子，就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第二，肃反或其他运动中，曾经被斗争过的对象，在斗争以后表现尚好,在这次运动中也表现老实的分子，可以暂时不划为右派分子，以观察其变化。第三，从他的历史政治上分析是一个右派分子，但他在这次运动中，不仅能深刻检讨自己，而且能积极揭发和批判别的右派分子，对这样人则不要划为右派分子。第四，对一时动摇，在斗争中表现畏缩，但情节轻微，没有泄露党政机密的分子，则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对于受到右派分子的影响，曾经有过一些错误言行的人，应该和确实具有右派分子言行的人加以区别。对于材料不足，可划为右派分子也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应该划为中右分子，保留怀疑，观察变化。
其次，排队是为了了解本单位人员的政治面貌，也是为了组织力量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因而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对党团员里面的坏分子，在排队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剔出来，不必对整个党团组织进行排队。对右派分子也不要分青年和老年。根据历史情况被排为右派分子，并不一定就要列为斗争对象。当前斗争的对象，主要是有现行反动言行的人。排队工作的审批单位：只在本部门内点名批判的一般干部，由部门内党组织研究确定。内蒙党委管理的干部（包括统战对象），由党委各口研究确定；要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由党委领导小组以至区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所有排队工作，都由党内掌握，具体排出的名单也由党组织掌握，不能下达。对各部门初步排出的一百八十五个右派分子，应根据上面所说的规定，分别进行审批。各口应分类树立几个标兵，以便各单位掌握排队标淮和避免错斗。
（2）斗争范围和打击程度。各单位的党组织，对本单位内的右派分子要作具体分析。要在斗争开始或斗争当中，对右派分子的言行彻底调查清楚。要根据右派分子是集团、还是散兵，是在全区有影响的、还是在一系统或一部门有影响的，是骨干、还是一般等等，和其在斗争中的表现，来确定对他们的斗争范围和打击程度。对在全区有影响的右派分子集团的头子或骨干分子，不仅要在本机关本系统进行斗争，而且要发动各方面举行围剿。报纸上也要反复揭露和批驳，不仅要揭露和批驳他们在这次运动中的反动言论，而且要彻底揭露他们的历史劣迹，作到完全搞臭。对在区内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对党进攻不怎么猖狂，经过批判以后也能低头认罪的，在本部门或本系统批判斗争就可以了。对这样分子的历史劣迹，必要时也可以揭露和批判一下。应将他们在这次运动中和参加革命以后，放出来的毒素，批驳干净。报纸上只批判他们的言论，批判几次就可以收场。对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的骨干或极右分子，可在本部门里进行批判斗争。当他们低头认罪以后，就可以收场。报纸上可以综合起来报导。对一般右派分子，只在部门里面批判，把他们的言论批驳干净。他们老老实实检讨后，就应适可而止，不登报。要争取他们同我们一道来斗争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
（3）对几个问题的理解：第一，对批驳干净怎样理解？这是对右派言论在群众中的影响而说的。只要作到如下三点，就可以说批判干净。一、对已暴露的右派言论，一点不留地、系统地、彻底地进行了批驳。右派言论的影响已经消除，正气占了上风，社会主义思想已占绝对统治的地位。二、绝大部分群众认识已经提高，已经站在社会主义真理这方面来了，他们已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三、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或者无话可讲、无言可辩，提不出新的谬论。第二，对右派批驳得体无完肤或者完全搞臭怎样理解？这也是对右派分子的言论说的。一、在群众中彻底揭穿右派分子的面目，彻底驳倒右派分子的言论。二、社会主义真理已占绝对统治地位。三、绝大多数群众包括中右分子，都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都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加斗争。四、右派已经无话可讲，低头认罪。只要作到这些，就可以说是完全搞臭。第三，对打断右派集团的脊梁骨怎样理解？一、胁从分子部分起义，并且参加斗争。二、部分骨干分子缴械投降。三、为首的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四、在通常情况下再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4）作为一个阶段来看，对不同单位的不同要求。第一，已经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斗争了一阵的，可以休歇整顿，经过进一步准备后继续战斗，正在斗争的，要组织力量，搜集材料，研究战法，保证初战的胜利；准备斗争的，要认真审查准备工作是否作好。所有这些单位都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单位，必须投入足够的力量，一定要搞深搞透，防止草率收兵。第二，经过领导细致分析研究、反复排队以后，只发现了一些类似右派言论或错误言论的单位，可以结合全国和全区对右派分子言论的驳斥和斗争，批判本单位已发现的各种错误言论，并应注意观察其变化。如果发现右派分子，就应展开斗争。如果已将错误言论批驳干净，消除了右派分子言论的影响，那就可以再认真用一部分时间组织大家学习文件，并在学习中由领导同志再来作几次右派斗争的报告和思想总结，就可告一段落（估计约在八月中旬左右），然后转入整风。第三，经过领导细致分析和研究以后，什么也没发现的单位，就应认真组织学习文件，深入动员，消除顾虑，暴露思想。要求通过思想检查，来消除右派言论毒素的影响。这一工作大体应于八月中旬以前结束，然后转入正常整风。第四，还没有动排队，因而情况不明的单位，要抓紧进行工作，以求迎头赶上。
（5）为了防止偏差、防止简单粗暴，规定了如下四条：第一，批驳右派分子，要坚持从批驳他的言行开始，不要先戴帽子，要到事实弄清楚以后，再戴帽子。第二，批驳和斗争右派分子，要有确实可靠的材料作根据，要坚持说理，不准打骂人，或采取其他伤害人格的作法，也不准逼供信，不准以势压人。第三，批驳和斗争右派分子的时候，不准勒令右派分子限期交代问题，不要热中于追查动机或揭露私生活方面的问题。第四，不要轻易追查组织联系。如有必要追查，应按人按事经过主管口或党委整风小组的批准。
（6）对民族方面问题，现在有力量的可有领导有目的地组织一些座谈。对应该和可能解决的问题，要积极地尽快解决。其他问题，可搜集整理起来，俟有适当时机，再来展开讨论。
（7）领导问题。为了保证反右派斗争的完全胜利，必须加强领导。第一，各口和各部门应该随着领导干部的变动情况，随时更换领导人，要作到分摊坐镇，有一摊专搞增产节约，另一摊专搞反右派斗争。不要单打一。第二，根据系统、部门和运动斗争情况，区别轻重缓急，统一调整和布置力量，保证主要战场的全胜。
（8）贯彻边整边改和整风与反右派相结合的方针。各部门对非党人士提出的各种问题，应组织专人进行研究处理，能解决的和改进的，要很快地进行解决和改进。
天津
一、民革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市委书记处于二十七日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关于民革反右派情况的汇报，民革总的情况是，问题不大，三十个基层支部中，问题较突出的是银行与财政局支部，也不过十几个人。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有三百余人，其中民革一百四十八人，大部分是旧军官和旧官吏，内有小集团，在鸣放中我们掌握的情况不多。市委对民革上层人物排队的结果，市民革委员和联委委员二十二人中（内共产党员三人），左派八人，中左二人，中中三人，中右三人，右派六人；市民革机关专职干部十三人中，左派一人，中左三人，中中三人，中右三人，右派三人。市民革有极右分子五人，他们的情况是：赵光庭（民革宣传处长），是民革中央派来的，原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与谷正纲关系密切，一贯搞宗派活动，拉拢右派，打击进步分子，经常向民革中央反映情况，与民革常委于振瀛搞宗派活动，在肃反中被斗争过，以后公开不讲什么，在鸣放中言论也不多，王履和（民革市委委员，城乡区工商联主任委员），与毕鸣岐有关系，搞反党活动；王崇禹（市民革干事，赵光庭的亲信），解放前是共产党员，以后叛党，在鸣放中与赵光庭公开活动；王均华（女，市第二轻工业局工程师），挑拨党群关系，进行反党活动；鹿钟麟（原是国民党员），两面派，表面说好话，背地诬蔑党，如说：毛主席到各地视察，是不相信下面的干部。经市委研究，现在先公开斗争王履和。王在表面上要求民革帮助他，实际上则企图避重就轻；我们就借此机会帮助他，对他进行斗争。王的检讨态度不老实，对别人提意见不在乎，但当王瑞敏（区银行办事处科长，过去与王一起搞投机勾当，该人的面目尚未弄清楚），在会上点了王一下，说：“你那事，我都知道，你应老实检讨！”当时王的脸色大变。对王的斗争，刚开始不久，还没有结果。王履和的斗争结束后，准备斗争王崇禹、赵光庭两人。民革的反右派斗争才开始，市委书记处研究后，拟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搞民革基层，因民革基层组织内的进步力量弱，主要靠我们基层党的组织来搞；第二步搞市民革本身；第三步搞社会人士的问题。经过研究，认为斗争面不要宽了，要发动群众揭露问题，充实材料，但不公开我们内部掌握的材料；鹿钟麟因为是市人民代表，拟先不搞他，等材料充实后再搞。
二、工程技术人员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1、市两个工业部对排队问题检查了一下，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对右派分子的言论注意多，行动注意少（已纠正了）。检查中还发现了新的材料，并又增加了右派八人。
2、斗争正在深入发展，通过现在斗争的人揭发幕后的人。如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在鸣放中曾有九人建议群众领导整风，为首的是李国祥，但现在揭露证明事实上是王滋生在幕后活动。斗争深入后，右派分子就有交械起义的。如建设局民盟小集团的吴杭勉、金鸿畴、蒋介煜等人都起义投降了，并揭露王华堂造谣说：“共产党几年不发展组织，要帮助民主党派发展。”还指出他的企图是想使入党的人，加入民主党派。这样，就孤立了王华堂。
3、已被斗争的右派分子的表现是：（1）低头认罪；（2）有的反动气焰虽打下去了，但仍未低头、缴械；（3）企图狡辩，作假检讨，想蒙混过关。如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工程师黄丙正，把报纸上黄绍竑的检讨抄了一段，作为自己的检讨；民运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栗培英，在民盟的检讨发言稿都是从报纸上这里抄一段那里抄一段拼成的。
广东
一、民主人士中的反右派斗争，从七月二十五日起，已主要转到省人代会上进行
出席和列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九百多人，准备以十天左右的时间，采取分地区包干的办法，给右派分子以彻底地打击。
在省人代会召开以前，开始暴露出一些右派分子有组织活动的材料。在民盟内揭发出钟平（民盟省委秘书长）是章罗联盟的各项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云应霖（农工党）初步承认并揭发李洁之（农工党省委委员，副厅长）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幕后主使人。但是，多数右派骨干分子，目前仍处在顽抗状态，罗翼群等至今仍无悔罪表现，矢口否认自己的反党言行，拒不承认有组织的活动。云应霖虽然揭发了一些他和李洁之互相勾结、狠狈为奸的事实，但在主要问题上仍闪烁其词，吞吞吐吐，李洁之则拒不承认。
从已揭发出的事实看，钟平是章罗联盟在广东的积极支持者。钟在今年四月参加民盟全国工作会议回来后，马上召开会议，传达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大鸣大放期间，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的秘书吴春选写信给钟平，并且附送来章罗在北京召开的“科学体制座谈会”的发言记条，和钱伟长、费孝通、吴景超、曾昭抡、钱端升等右派分子的发言摘要。去年钱伟长来广东前，吴春选通知钟平要为钱在广州组织一次报告会，钟即照办。钟在各大专院校大鸣大放当中，积极点火，到处说：“大放大鸣，小放大鸣，不放也大鸣。”并且找对党不满的分子进行布置，传达章伯钓关于“大鸣大放中，放心鸣放，人家扣帽子，有组织撑腰”的指示。关于钟平有组织的反党活动，正在进一步地揭发中。而郭翘然（民盟省副主委，过去误写为郭灿然）的态度仍不明朗。
根据云应霖的初步交代，在农工党内，以李洁之为中心，是有组织活动的。李洁之和李伯球，黄琪翔的关系都很密切。李洁之在大鸣大放中不发一言，但很多活动，实际上是他出的主意。农工党省主委丘哲（原划为中左，现为右派）从北京开人代会回来后，态度消沉，不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说：“反右派斗争我管不了！”
为了把全省的反右派斗争推向深入发展，集中力量打垮右派分子，省人代会于七月二十五日开幕，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反击右派，准备通过这次人代会，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反右倾运动。准备在这次人代会上集中斗争的有云应霖、陈卓凡、李洁之（以上三人是农工党）、罗冀群、彭晓帆（以上二人是民革）、林孔湘、董美堪（以上二人是民盟）、林永孚（省工商联秘书长）等。
二、驻广州市的省、市两级的八个方面人员的排队情况
（1）民主人士（包括全国的和省市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省市人委的厅局长级干部，各民主党派省市级组织的处长级以上干部），共二百四十五人，其中左派六十九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中间派一百三十六人，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五（内中左二十四人、占百分之九点八，中中七十九人、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中右三十三人、占百分之十三点四）；右派四十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三。
（2）工商界人士（包括省市工商联常委以上人员）共八十三人，其中左派三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中间派四十人，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二（内中左八人、占百分之九点六，中中二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中右十人、占百分之十二）；右派十二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五。
（3）各大专院校讲师以上的人员共九百三十四人，其中左派一百五十五人，占百分之十六点六；中间派七百三十四人，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六（内中左一三三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二，中中四百七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一，中右一百二十四人、占百分之十三点三）；右派四十五人，占百分之四点八。
在大学生中，共有右派分子五十三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三九。在大专院校的职工中，有右派分子六人。
（4）文艺界人士（包括住省市文艺团体的干部、著名的作家等），共一百五十三人，其中左派四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中间派一百零一人，占百分之六十六（内中左二十八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三，中中四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中右三十人、占百分之十九点六）；右派八人，占百分之五点二。
（5）科学界人士（以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为主的三个单位的助理研究员以上人员），共八十一人，其中左派二十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七；中间派五十六人，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一（内中左十九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中中二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中右十四人、占百分之十七点三）；右派五人，占百分之六点二。
（6）工程技术界人士（包括住广州市的省市两级工业领导机关中的工程师以上人员），共一百八十四人，其中左派三十四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五；中间派一百三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五（内中左十七人、占百分之九点二，中中一百零三人、占百分之五十六，中右十八人、占百分之九点八）；右派十二人，占百分之六点五。
（7）新闻界人士（包括香港大公、文汇两报住广州办事处及中国新闻社广州分社的记者以上人员），共五十八人，其中左派九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五；中间派三十七人，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八（内中左九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五，中中十九人、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中右九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五）；右派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点七。
（8）根据省市直属机关部分单位的统计，在机关干部中，初步排出右派分子二百四十六人，其中党员十八人，团员三十九人。
三、省市级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广州市级机关参加第一批整风的共六十七个单位，一万二千八百多人，目前已有四十五个单位开展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初步排出右派分子一百五十五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二九。省人委直属机关参加整风的共四万多人，据部分单位的统计，初步排出右派分子九十一人，约占总人数的千分之二左右。从目前省市级机关排队的情况看，右派分子所占比例较少，其原因，主要是领导上存在着麻痹思想和温情主义；其次，是本省鸣放较晚，鸣放的不深入不彻底，右派分子暴露不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思想麻痹，有温情主义，甚至本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因此，在他们所领导的单位内，反右派斗争的劲头不大，停止不前。在省人委直属的五十七个单位中，至今仍有十四个单位没划出右派分子。实际上，这些单位并不是没有右派分子，而主要是由于领导上没有重视这一工作，甚至有的机关本来存在着明显的右派分子，但因领导上不同意把他们划为右派，因此就没有划为右派分子。如省教育厅，不仅没有划出一个右派分子，而且连一个有右派言论的人都提不出来。该厅党员副厅长饶璜湘甚至不准在厅内批判别的单位的右派言论，他说：“本来什么也没有，一讨论倒反而会搞乱了。”再如省海运局党员副局长不同意将一个明显的右派分子（此人当过国民党海军的中校舰长）划为右派分子，他说：“现在批判右派分子不得人心。”省运输局一科长说：“如把XX人划为右派，我们就都成右派了。”
（2）还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发动群众的工作做的不够；仍有不少中间群众，对斗争采取观望态度；曾经有过错误言论的人，也怕整到自己头上来。据了解，省人委直属机关中的团员，在反右派斗争中，一般表现的不够积极。工业厅设计公司一个团支部有一百多名团员，在反右派斗争中，发言的只有二人。省统计局共有四、五十个团员，从运动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写过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据说，原来省团委还认为这是个较好的团支部）。省合作社估计，能积极参加运动的团员只有百分之二十。其他如航运厅、水利厅等单位，都有类似情况。由于群众发动的不够，有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只是依靠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在搞（包干负责）。如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由于没有很好发动群众，反右派斗争就只有一些党员科长在搞。有些单位，特别是在业务较忙的企业部门，对运动出现厌烦情绪，如工业厅设计公司有一些群众反映：“搞运动是浪费时间”。
（3）在斗争方法上，还有部分单位不善于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他们习惯用大会压的办法，这样搞就显得很热闹，一强调说理，就变得冷冷清清。还有些干部不重视搜集材料，分析问题，据理争论，而喜欢开大会，搞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右派分子就很嚣张，如公开说：“我的看法是有理论根据的，是有生活体验的，你们有本事，就驳吧！驳倒了，就算数。”最近，还发现有些单位的斗争火力较猛，大会小会不断，有些会上出现拍桌子，骂人，动辄追查动机，追查组织活动的现象。由于没有坚持说理斗争，有些单位的斗争就陷入顶牛局面。
（4）右派分子的几种表现：目前，已初步被我打垮的右派分子，在省人委直属机关中只有三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三。大部分右派分子尚在顽抗，如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工程师黄延昭在会上不听别人对他的批评，群众追问时，他拍拍自己的后脑袋说：“我都记在这儿哪！”（置诸脑后的意思）还有些右派分子在会上闭口不讲话；有些人则请假不上班；有的要求辞职回家（已发生两起）。另外，最近省人委机关有五人逃跑，其中有两人只有右派言论，现已找回；其他三人是右派分子（内有一人是反革命），他们中有两人下落不明，一人写回信说：“到北京申诉”。
湖北
一、目前大专院校已全部放假，省市各机关的反右派斗争也都经过长短不同时间的休整
在过去的一段斗争中，省直机关共暴露出一百六十二个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四人的百分之一点三；武汉市直属机关共暴露出右派分子三百九十四人，占参加运动二万二千八百五十二人的百分之一点七二。各大专院校共暴露出四百八十三个右派分子，占总人数三万二千四百八十一的百分之一点一五，其中：教师中的右派分子一百七十七人，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九；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三百零六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点零九。
二、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从中央开会回来后，已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并分战线作了几次讨论。然后，省委对过去的一段运动作了总结，对今后的斗争作了安排。
省委对过去一段运动的总的估计是：第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取得，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全省共暴露出一千零三十九个右派分子，对他们都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其中有些人在斗争中很快即投降起义，有些人我们还来不及细搞）；对暴露出来的一百一十多个右派骨干分子，经过几次集中的打击以后，现在他们在群众中已经开始孤立，其中有些主要的骨干分子已经比较彻底搞臭了。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右派小集团，其中全省著名的是：（1）以马哲民为首，包括戴今生（民盟武汉市副主委，省教育厅副厅长）、项粹安（民盟武汉市委秘书长），陈中正（民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实际是马哲民的秘书）等人在内的一个小集团。目前，他们的主要阴谋已被我们揭发出来，整个小集团在群众中已搞臭，但是，这个小集团中的成员，除项粹安透露出一些东西外，其他人都很狡猾，仍在顽抗，坚不认罪。（2）以耿伯钊（民革，省参事室主任）为首的小集团、他的打手都在参事室内，目前除耿本人已在群众中搞臭外，对其他成员尚未顾及搞他们。（3）以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为后台、以该系三年级学生吴开斌（和我们有杀父之仇）为公开司令的小集团。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是武汉大学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司令部。他们的阴谋很毒辣，破坏性也最大。但由于他们暴露的较多，群众发动的较充分，加上我们争取了内部起义，所以对他们打击的也较为彻底。此外，其他各单位、各学校也都揭发出一些小集团，现正统计中。
第二，最重要的，是思想战线上的收获。经过这一场尖锐的斗争，在绝大部分学生和相当一部分教师中，基本上解决了要不要党的领导和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虽然在对一些具体问题（如党委制、人事制度等）的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但大的前提是解决了。在师生中扭转了曾一度出现的反对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混乱局面。许多学生现在感到：“不听党的话，是容易上当的。”而已经上了当现在又觉悟了的人，对此体会的尤为深刻。如华中工学院一学生说：“过去我很不喜欢谈立场问题，自认为是爱国的爱社会主义的，但现在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党内干部也是一样，过去有很多人自以为有阶级斗争经验，但实际上他们对于新的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生疏的，只是经过这一场斗争才开始摸索到了一些经验。许多领导干部，经过讨论主席的指示，经过实际斗争的教育，才明确的认识到：不从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是没有保障的；有些原来认为自己没有右倾思想的人，现在也承认了。
第三，经过这一段斗争，给下一段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积极分子和群众获得了斗争经验，领导骨干对这一场斗争也摸了底。
所谓过去一段运动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尚须进一步扩大战果，深入到各行各业，是因为：
1、对一些右派分子的重大阴谋还没有揭发出来，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也还没有挖出来，有些反动观点也还没有被彻底批判，特别是没有从理论上对它进行批判。还有许多单位，虽有右派分子，但还没有把它揭发出来，还没有开展反右派斗争。据了解，中学教员中的油水是很大的。
2、过去一段的斗争，因时间紧，气势猛，所以来不及对群众从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教育和提高。目前群众只是初步发动起来，对我们和右派在思想上的根本分歧还不够清楚。同时，在前一段，从思想上进一步武装左派、教育中间派的工作，也做的很不够。
3、对右派分子的组织处理问题，也才开始进行准备工作。这次运动的具体经验也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
三、对今后的斗争，分两类情况作了安排
第―类：是经过大鸣大放，暴露出了右派分子，并且对他们进行了反击或者正在进行反击的单位（其中包括形式上虽未大鸣大放，但右派分子很活跃的单位）。在这一类单位中，应继续开展反右派斗争，同时进行整风；在目前仍以反右派斗争为主，从大鸣大放算起，共约须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各大专院校在下学期，也继续搞反右派斗争，把政治课和党团生活时间集中使用（大约有二十天左右的时问）。各机关经过一段休息，有些松劲疲塌，须帮助他们具体分析情况,分别确定方针。凡是已没有什么搞头的单位,经过总结运动，即转入以思想斗争为主,结合解决政治问题。问题复杂的单位，应继续进行斗争，并给以具体帮助。
考虑在下述三个条件下，以上单位可由以政治斗争为主转入以思想斗争为主。（1）在政治上把右派的阴谋活动彻底揭发出来；（2）对反动言论给以相当充分的批判；（3）作好组织处理的准备工作。但是，在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期间，有些内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人事、生活、有职无权等问题），也应加以研究解决。
同时，考虑在从以政治斗争为主转入以思想斗争为主后，要来一段发扬民主，号召大家揭发、批判领导作风上的三大主义，暴露个人方面的四大主义；接着学习主席报告、“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件；然后，转入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最后，每人都要写出思想检查总结（党外人士自由参加）。这样，也约须五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大约要一直搞到明年五月为止），而体制、机构问题，还须另外解决。
第二类：是目前反右派斗争的条件尚不成熟，还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后，再搞的单位。如还没有大鸣大放、没有反击右派的专县机关和中等学校等。在这一类单位中，也准备分两段进行，即一段以政治斗争为主，一段以思想斗争为主。因气候不同，估计这两段不可能严格分开。但开始还是鸣放一下，估计还是可以放出东西来的。这一类单位多，面很大，加上农村、工矿的生产任务十分紧张，因此，必须强调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分批进行。预计大多数单位到春节时才能搞。
在工人、农民中，主要采用山西榆次地委关于在农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区、乡和社干部到县开三级干部会时，鸣放一下，回到区乡，则不搞鸣放，不反右派，主要是通过整党、整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明辨大是大非。同时，对第二类单位还须特别强调两条：一是紧密结合生产，整风生产两不误；二是在政治思想斗争中要边整边改。
青海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已判决的劳改犯和在押未判决犯以及农村地主、富农分子的动态。
一、劳改犯的动态
（1）有些未得到根本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及在押未决犯，同右派的反动言论互相呼应，当右派分子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时，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如说：“右派言论是好消息，大快人心。”劳改犯魏敬帮说：“我坚决拥护葛佩琦的意见。”反革命犯岳化民说：“他们大刀阔斧的提意见，我看了真痛快。”反革命未决犯马井寰（日伪时期的汉奸）、王志义（特务）、赵明轩（敌党团骨干分子）三人看了报纸后，马犯说：“我对民主人士的发言很感兴趣，他们替我们说话，可以给我们撑腰，特别是黄绍竑的发言更有力，共产党什么都错了，尤其是肃反。但是共产党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来掩盖错误。”王犯说：“民主人士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共产党骗人，以前没有干部，利用旧人员，现在有了干部，把旧人员抓起来。”赵犯说：“我很同情韩秋夫（省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的发言，在新社会竟有人受到这样的遭遇”（指韩写的皮鞭底下打不出好人的文章而言）。未决犯李先智（历史反革命、渎职罪犯）说：“我很赞成民主人士检查肃反工作。”张祖福（特务）说：“共产党是什么政策，百分之九十九做对了，一件不对就不行，我看章伯钧的发言现在不能肯定是错了。”
（2）在劳改犯中，自反右派斗争以来，表现不认罪、不守法和抗拒改造的人，比以前有所增加。有的认为民主人士可以给他们撑腰，甚至有的人公开要翻案，否认以前的罪恶，有的说他们的问题是内部矛盾，不能用对待敌我矛盾的办法去处理。据西宁市负责劳改犯的单位反映，共收到犯人的申诉书一千六百三十三件，比以前突然增加。第一建筑公司有百分之七点九五的犯人都写了申诉，有的写了两三次，并说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皮毛厂反革命犯张长谷的申诉被我们驳回去后，他公开要向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提出不吃青稞面，不答应即不劳动，并要求处分原判单位的干部。该公司反革命犯韩尚勤公开在犯人中高喊：现在大放大鸣，谁要申诉，谁就能改判。这样一来，其中罪大恶极分子马迪甫也提出否认他的罪恶。第二建筑公司反革命犯贾乃伦原判十五年徒刑，以前经申诉改判为五年，现在仍不服，说：“我根本无罪，五年也不应判，官僚主义真害死人。”马井寰说：“我过去当警察巡官查户口，是为了吃饭，是一种社会职业，不能算罪恶。”岳理春说：“以前估计要判刑，以后看了“安置城市反革命残余分子的条例”，已不够判决条件，顶多劳动教养，现在看来劳动教养也不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3）破坏狱规，不遵守制度，不服从管教，打架、盗窃、鸡奸等事不断发生。最近一时期，发生打架一百八十四次，盗窃一百三十五次。第二建筑公司，因为抢劳动工具打伤一犯人，犯人王辛夫、杨铁民两人，经常组织打群架。盗窃犯沈保根说：“打架吵嘴加不了刑，记不了过，刑期满了还是要释放。”盗窃犯陈玉元说：“杀我的头也要喊冤。”未判犯黄克功经常在院子里乱转，不听干部的话，后给带上手铐，即大骂干部。
（4）劳改犯逃跑事件很多。最近半年共跑二十二人，其中反革命犯三人，盗窃犯十一人，刑事犯八人（现已抓回十人）。目前有六十一人企图逃跑，其中有四件企图集体逃跑，企图暴动的有一起。第二建筑公司国民党中统特务陈炳庆，现在准备组织暴动，据犯人报告已组织了三十人，并计划先搞证件，然后把灯打灭，再夺警卫的枪枝（正在侦察中）。
（5）公开谩骂党与人民领袖，写反动标语，造谣破坏，甚至有个别的坚决反革命犯打我干部。第二建筑公司反革命犯张炳华六月三十日晚，趁看电影的机会跳上舞台喊：“坚决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各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世界魔鬼下降，我们基督教身份的人起来，杀掉共产党员，打倒、消灭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反动口号（当场逮捕）。在审讯中，他仍说：“要打倒毛泽东这个家伙。”汽车修理厂、第二砖瓦厂均发现“打倒毛主席”、“来了马主席”（指马步芳）、“实行三民主义”的反动标语（标语的下面签名是USA公民）。谣言也很多，如说：“河南、山东、山西、上海、浙江等地的犯人普遍复查，放了三分之二。”皮毛厂反革命犯李念兹说：“今年八月国家要大赦，判死缓、无期徒刑的都改成十年，五年以下的全部释放。”砖瓦厂周孝玉说：“国民党从西藏打过来了，上海、杭州等地有特务暴乱，八十架飞机轰炸上海，今天是共产党的天下，明天就是我们的天下。”反革命犯刘金玉拒绝劳动，禁闭起来以后，他把门打开出来，拿石头、木棍打警卫的战士。这类坚决反革命分子在西宁劳改单位有三十九人。这些罪犯非常猖狂，如未决犯韩文义说：“我们虽然有罪，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共产党要整风，政府应允许我们发表文章，帮助共产党整风”。
二、农村地主、富农的动态
（1）挑拨社里的团结，打击合作社的干部，企图夺取农业社的领导权。如乐都县释放犯，杨万孝等六人组织小集团，打击社主任，曾几次开会想推翻社里的领导干部，自己当主任。
（2）鼓动落后社员退社。如湟源县地主曹生有煽动十八户农民退社，并拉回他的牲口。平安镇劳改释放犯张富山，一贯对我们不满，今年六月在农村造谣，并向一农民说：你先把社里的牲口拉回来，再看看情况，我再拉牲口（已拉回）。七月十六日，他还公开在社员大会上说：“我在旧社会用银子买的牲口，给你们用了，我要拉回去喂。”在他的影响下，有三户农民也拉回了牲口。湟源县地主李养吉对社员说：“共产党搞错了，快完了，现在你们不退社，等马步芳回来向共产党镇压时，我们一样镇压你们。”这种情况在贵德县也很严重。
（3）不服从社的领导，殴打社干部。如民和县富农马金德，生产队长派他工作他不去，并骂合作社对他压迫的太狠；乐都县富农许四光等四人把生产队长打了一顿，理由是说记分不公平。
（4）当前农村中的谣言增多，并有编唱歌曲的。如西宁市地主李福泰公开编歌唱：“现在我们没有选举权，有朝一日翻了身，把这些社干一个一个杀干净，这些干部都是废物。”
（5）打击报复威胁地方积极分子。湟中县敌伪军官马德胜，公开对我治安模范说：“毛主席现在坐够了。”他并拿石头打治安模范。有一反革命家属要治安模范马农把全村的反革命分子都保出来，并说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他检举的，并打了马三个耳光。据省调查湟源县峡口乡有三十一个地主、富农分子，当前搞破坏活动的有六人，表现一般的有十七人，表现好的有八人。
三、暗藏的敌人也很活跃
已破获的国民党首要分子孙敏先，他以前曾公开给右派分子写信，表示积极支持储安平、葛佩琦、马子文（西宁副市长，右派分子）的发言。他说：“这些人是替我们说话的，是真理，是正义的。”他并用假名字给朱自坚（右派分子）、马子文写信，内称：“尊重的马先生，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给我不相识的朋友写了这封信，当我在报上看到马先生说过的话被人们称为谬论时，我心中有千言万语无处申诉，翻复考虑了你的论点，是真理，是正义的，是人民的呼声，遗憾的是不能把真理在人民中实现。祝马先生英勇顽强的与不合理的黑暗世界斗争。”同时，在西宁市机关内发现三处反动标语，写的是“清风来到大南山，共产党眼看快完蛋，有家回家各处归，别等着青海冒清烟”等内容。
另外，西宁市中心法院收到一封匿名信。说：“现在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皇帝，为了中国太平,我想当真正的皇帝。”
以上情况绝大部分尚未处理，有的正在研究侦察处理，省委最近召开了公安局长、检查长、法院院长会议，准备侦察处理。
山东
一、排队情况
到七月二十九日为止，我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总人数为五一、八六二人，已发现右派分子一、四〇四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七一。其中一般右派分子一、二四三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极右派一六一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在一、四〇四个右派分子中，有党员八十一人，占百分之五点一三，其中极右派分子五人，占党员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六六。各主要单位的排队情况如下：
（1）省级机关，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一六、六六六人，其中右派分子三四〇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〇四：一般右派分子三二三人（内党员三十七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极右派分子五人（内党员一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五。
（2）省级民主党派，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一三二人，有右派分子二六人（内极右派八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七。民革，参加运动的总数为六十五人，有右派分子十四人（内极右派四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四；民建，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二十三人，有右派分子六人（内极右派一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六点〇九；无党派人士，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四四人，有右派六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六四（内极右派三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3）大专学校，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一四、四一三人，有右派分子三九〇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七一。其中极右派五〇人（内党员一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八二。在一、六二三个助教以上教学人员中，有右派分子一三〇人（内极右派分子二五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点〇一；在八、三一六个学生中，有右派分子二二二人（内极右派分子十九人），占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六六；在四、四二九个职工中，有右派分子三八人（内极右派六人）。
（4）济南市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一〇、八〇〇人，有右派分子一八〇人（内极右派分子十八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六七。在一八〇个右派分子中，有党员十四人，占百分之七点七八；党员中有极右派二人。
（5）青岛市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一三、八八〇人，有右派分子六四二人（内极右派分子九五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六三。在六四二个右派分子中，有党员二十八人（内极右派一人）。
（6）济南、青岛两市中等学校教职员中，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四、八五一人，有右派分子二六九人（内极右派分子六五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点五。
二、省直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省委、省人委直属机关，自七月初开始由大鸣大放转向反右派斗争以来，目前在所属七十六个单位中，有四十四个单位确定有右派分子，三十二个单位还没有发现右派分子，有的单位只发现有右派言论。其中有些单位，根据平时的情况分析，没有多大问题，有些单位如气象局、体委则因大鸣大放开展的不好，右派分子未暴露出来。在已经确定有右派分子的四十四个单位中，有三十三个单位已先后向右派展开斗争；有十一个单位，正在搜集材料，组织队伍，准备斗争。在已开展斗争的单位中，斗争的发展也不平衡：个别斗争开始较早、发展顺利的单位，第一次战斗已基本上取得胜利；有些单位的情况比较复杂，斗争任务比较艰巨，打了几个回合，还未打出结果；还有些运动开展晚的单位，目前才开始进入斗争。
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单位中，目前运动发展的情况大体有如下几种类型：（1）对群众的发动工作和对中间分子的争取工作较好，斗争前的准备工作充分，能够坚持以事实和理论去进行斗争和批判，因此斗争发展的比较顺利正常。这种单位比较少。（2）对于反右派斗争，领导上虽然比较重视，群众也比较积极。但在斗争方法上缺乏正确的引导，斗争没有充分的准备，对于右派分子的情况了解分析不够，靠边打边看，作战计划、斗争策略，都不明确。或斗争中不能充分说理，单纯靠轰情绪，施压力，打态度，因此斗争形式虽然比较激烈，但打不中要害，达不到教育群众、争取中间和孤立右派的目的。（3）领导上的右倾思想、温情主义，没有完全解决。领导干部之间思想不一致，有的领导干部还在或明或暗地支持、同情右派分子。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不能充分发动起来，中间分子观望等待。这种单位斗争虽然开始较早，但进展很慢，例如省文联就是如此。
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已取得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也存在以下问题：（1）少数单位在斗争中出现了说理不充分，简单急躁的现象。如拍桌子、瞪眼睛，叫右派分子站起来，扣反革命帽子，呼口号，把标语贴在右派分子的家里等。（2）有些单位在斗争前，缺乏明确的作战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工作，斗争队伍虽已经组织起来，但缺乏训练，积极分子有斗争积极性，但缺乏武器弹药。对斗争目标、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驳斥的论据等，都缺乏具体了解和充分的准备。因而对右派分子打的不准不狠。（3）对中间分子的争取工作，有些单位还不够重视，收效不大，缺乏艰苦细致的工作。（4）有的单位目前还未发现右派分子，现在要求通过辩论，明辨是非，提高认识。但是其中有些单位，又有很多人因在鸣放中仅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现在不愿发言，更不愿意争论，因而很难进一步暴露问题，或暴露出可能存在的右派分子。
吉林
一、据省直机关和长春市五个高等学校（东北人大、师大、兽医大学、地质勘探学院、汽车拖拉机学院）的统计，共有右派分子二百二十五人，其中省直四十一人，髙等学校中教职员八十一人，学生一百零三人。省直机关的右派分子，除已在报纸上进行批判的二人以外，其他右派骨干分子还没有最后肯定下来。在高等学校中的右派骨干分子共有四十四人，占高等学校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一。目前已在报上批判的十五名右派骨干分子中，有学生四人。另有些人在运动初期也曾在报上被批判过，但现在看来不够右派骨干分子，所以没有计算在这十五人内。据统计，在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的右派分子，占总数的比例，最髙的单位达到百分之十点二九（汽车拖拉机学院），最低的单位占百分之三点七九（兽医大学），五个高等学校平均占百分之七。在学生当中，右派分子占学生总数的比例，最高的单位达到百分之一点零八（东北人大），最低的单位占百分之零点二二（兽医大学）、五个高等学校平均占百分之零点七四。
二、目前在报纸上批判的右派分子共十九人，其中：教授六人，讲师二人，教研室主任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人，机关干部一人（交通厅副厅长），工商界一人，社会人士一人（长春市政协委员），党员二人（一个是东北人大教务处长，一个是吉林日报文艺编辑）。在十九个右派分子中，有民革三人，民盟三人，九三两人，民建一人。
陕西
目前各民主党派正在休整期间（约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五日）。在休整期间的工作：（一）总结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二）调整与加强民主党派内的我们党组的力量。（三）根据中央的指示改组各民主党派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分，调出右派分子，加强左派的力量。（四）召开三种会议：（1）左派分子会议。在会上要讲清当前的形势，反右派斗争的意义、方针、政策，以及如何划分左、中、右派的界限等。内容可讲得比较深些。（2）中间分子的小型座谈会。会上可一般谈论反右派斗争的形势，意义和政策等。（3）民主党派负责人的会议。除现在已经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外，其余左、中、右派分子全部都参加。会议拟由省委负责同志出面召集，也是讲讲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和政策等。（五）同右派分子个别谈话：交代政策，促使动摇，推动起义。（六）重新审查排队名单。先审查委员以上的，然后再审查一般的。（七）继续搜集情况，整理材料，准备子弹。（八）制定下一个战役的作战计划。现在初步计划已经拟出，正在传阅中。
根据现在情况看来，估计八月五日左右各民主党派将可按照计划陆续投入战斗。
天津
（一）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最近六个高等学校教职员中被斗争的对象，已经发展至八十七人，其中：教授二十人，讲师十六人，助教二十六人，职员二十五人。天津大学被斗争的对象最多，共四十三人，但该校在斗争中的收获不大。
南开大学，分民盟、民进、经济系和数学系四个战场，进行斗争。经济系小集团的内幕已被揭露，已有的材料证明，该小集团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他们的最高纲领是要把经济系主任季陶达和副教务长滕维藻都搞掉，以便他们恢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最低纲领是准备在达不到目的时，就大闹一场，离开南开大学。原来我们估计这个小集团的首领是杨敬年，而实际上主帅是付筑夫，杨为军师，还有先锋任镇威和另一核心分子刘君煌。在他们内部也说：付是“黄袍加身”，杨是“运筹帷幄”，任是“冲锋陷阵”。这个小集团的反党目的，据追查结果是：他们原来在国民党时代都是当权派，如院长、系主任、报馆主笔之类；对解放后给他们的地位不满足，又念念不忘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以及在历次运动中常受批判或斗争，因而对党有仇恨等。最近南大又新发现数学系助教章乃汗是一个右派分子。原来该系在大鸣大放期间，曾出现过一个匿名的反动大字报，声言向党争自由和争民主，并说要“打破黑坛子”（指党），“撕破黑带子”（指团）。但该大字报的作者，长期未能找到。现在，章已自己交代他是那张反动大字报的作者，并揭发出曾经参加写作这个大字报的另外两个分子。这两人中，一个是物理系助教陈本敬，平常我们只了解陈肯钻研业务，不大过问政治，这次才认识了陈有这样的反动活动。
音乐学院，对大开门社的斗争，已经结束。通过对大开门社的斗争，又发现了两条线索。一条线连到了音乐学院的两个讲师：夏知秋和萧淑娴（均为盟员）；一条线连到了两个肃反对象：沈湘（讲师、美军翻译）和王可之（教员、日本特务）。现因新发现的对象有的出外招生，计划八月以后再搞。
目前斗争中存在的问题是：有的学校流露有急躁情绪，如有的硬追动机；有的对顽固的右派分子表示不屑斗争，要求处理。
目前被斗的右派分子的动向：一部分是投降交械。或因问题暴露明显，不能不低头认罪（如天津师范学院的聂国屏），或因慑于群众斗争声势，被逼投降交械（如章乃汗）；另一部分右派分子，在围攻之下，虽也交代一些问题，但仍且战且退，特别是固守关键问题不讲（如天津师范学院杨思慎和美术学院王麦杆等）；有的右派分子由于外围未被攻破，还表现有恃无恐。
（二）民主党派中的几个主要右派分子的情况
毕鸣岐从北京回天津后，已于二十五日斗争了一次。毕的态度很不老实，群众情绪激愤，纷纷提出质问，未检讨完就结束了。毕在会后找王光英去诉委屈，说：他的发言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为了个人；会议的压力太大，把他都搞昏了；他在北京有反动言论，但在天津没有；还说他没有政治问题等等。毕还找统战部部长诉苦和摸底，他要求统战部帮他指出应该怎样交代政治问题，还说他老婆身体不好，是否可以少参加会议（实际是恐怕攻破）。统战部长当面指出了他的两面派活动，希望他老老实实的检讨。现在计划在七月三十一日再继续开会，对毕进行斗争，主要弄清毕的如下四个问题：（1）和章乃器的关系；（2）历次运动中发表的反党言论；（3）天津小集团的活动；（4）包庇反革命问题。对王大川的斗争，民盟曾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目的是要把王的反动面目在群众中彻底暴露，然后再对他的反动观点逐个进行批判。现在还没有斗争的两个大右派——周叔弢、朱继圣，他们都曾于最近到统战部去摸底，其方式都是采用试探我们对他们的亲信态度。
重庆
美术协会重庆市分会，用两天又一晚上的时间，打下极右派分子汪子美及其反党小集团一一辛社。兹将经验摘要报告如下：
“辛社”于今年三月成立，成员七人，这些人中绝大部分在历史上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小集团为首的是汪子美（市美协执委，职业画家，民盟盟员），在解放前，汪与军统特务分子合办过反动的“漫画列车”和“漫画世界”等刊物，干过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解放以后，汪又一贯诬蔑党和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汪所组织的“辛社”的活动，是要在市美术界到处安设据点，扩大影响，拉拢群众，以达到夺取市美协领导权，与党分庭抗礼的目的。
“辛社”名义上虽是公开的组织（以学术研究为名），但活动方式却有秘密，“组织纪律”很严，拒绝共产党员参加。首先，从鸣放前后的一些迹象看，他们对我们的斗争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的，这是我们进行反击的困难之一。其次，美协是个群众团体，会员十分分散，相互了解不够。加以汪子美在鸣放中的反动言论没有在报上画像，群众对“辛社”的秘密活动及其成员的反动言行不了解，有些人反认为汪在解放前是个进步画家。再次，美协在工作上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加上汪子美及其小集团的成员，利用各种机会夸大我们的缺点，造谣生事，在部分群众中有影响。因此，要攻下汪子美这群小集团，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汪毕竟有公开的反党言论、秘密活动和丑恶的反动历史，这却是根本的一面。
美协党组在市委宣传部的帮助下，首先明确了坚持说理斗争的方针，并以事先充分掌握材料，以便在会上充分揭露事实。其次，确定在作战的第一阶段少作分析和不扣帽子，以便既暴露他们的丑恶面貌，又达到争取中间和分化敌人的目的。再次，不轻易动手，—投入战斗就必须有把握在两、三天内取得胜利，以免旷热/日持久，造成更多的困难，影响战斗。
在具体做法上，美协党组有以下措施：
（1）会议开始，党组即主动下楼。根据群众的善意批评，作诚恳的和比较深刻的检查，以便取得主动。
（2）在斗争的第一阶段，尽量让群众揭露问题。党的领导同志少作或不作发言，以免群众发生错觉。但要对群众的斗争表示支持，减少群众的顾虑。
（3）摸中间分子和左派的底，并对他们进行工作。在作战准备阶段，美协党组的工作，第一步是普遍征求左派对鸣放中所有言论的看法，引导他们识别汪子美及其小集团言论的反动性。第二步是使他们知道一些汪子美的幕后活动，即不仅知道这个集团有反动言论，而且有反动行动，这就更能以理服人。然后，在适当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去揭露汪子美的反动历史，将其彻底搞臭。第三步是示意左派去争取中间。这样，比我们自己去争取要有利和有力一些。
（4）事先争取右派集团中的成员起义。美协党组派人到右派集团成员的所在单位，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历史、生活和思想表现等情况；然后逐个分析研究，找出其中的薄弱环节；由美协主要负责同志和他们所在单位的党的负责同志，同他们进行个别谈话。谈话中对对方要表示关心和信任。由于和他们谈话的都是主要负责人，在精神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他们为了洗清自己，开始起义了。党组领导同志又乘此机会接连找他们个别谈话，抓住其心理状态的变化步步紧逼。这样，他们竟要求在大会上揭发汪子美的问题了。对起义的人，开头不能要求过高，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待揭发深入后，他们会作自我检讨的。
（5）对汪的反动历史，最好让了解他的人去揭发，这样对我们更有利，但经了解，发现真正知道他底的人，只有高龙生一人。而高龙生又是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易进行工作。为了策动小集团成员从内部揭破，美协党组决定在斗争会前，先将汪的历史中最关键的一、二点透露给十分可靠的左派，让他们在第一天会议快结束时，以怀疑的态度提出问题。这样一点，高龙生就着慌了，马上即揭露了汪同军统特务的关系等问题。汪的原形开始暴露，“辛社”的其他成员绝大部分都动摇了，六个成员中除骨干分子柳青外，都对汪的反党言行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揭发。会议走上了高潮，一直表现傲慢的汪子美，这才开始低头认罪。小集团也基本上被攻破。
在开会过程中，美协党组同志感到：（1）前几名发言人最好都是党外群众，并且要帮助他们作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发言有分量、有根据，有说服力。（2）到右派集团内部动摇时，要抓着机会猛攻，不使敌人有任何准备的机会。（3）会上最好不要打断右派分子的发言，但当右派分子有意打击起义者的时候，要适当揭穿其阴谋。（4）他们选择美术专科学校作会场，因为该校反右派斗争正在高潮，在气氛上也给右派分子很大压力。
中央国家机关当前整风运动的情况
兹将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扩大会议上对中央国家机关讨论当前整风运动所涉及的重要情况和问题摘要报道如下：
中央国家机关从六月下半月开始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经过一个月的发展，已经逐步深入，达到了高潮。
当前整风运动的情况与问题是这样
（一）关于排队工作：
六月二十九日，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关于排队工作的指示，各单位即在五天到一星期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机关中右派分子初步排队的任务。由于时间短促，我们准备不足，因此排队工作的进行还是比较粗糙的，“错排”与“漏掉”的现象都还是存在的，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还有必要反复地进行排队摸底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即使是初步的排队，好处也是很大。它使我们反击右派的斗争有了较为明确的斗争目标；它促使我们对每一个斗争目标作出具体的作战计划和整个的作战部署；它促使我们对机关群众、特别是中间分子进行争取与团结的工作，以便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
根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的统计，在中央国家机关六十一个单位参加运动的一七五、四三八名人员中，排出右派分子二、五一七名，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四。在这二、五一七名右派分子中，有骨干分子四三八名，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四；一般右派分子二、〇七九名，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六。以部为单位来看，右派分子占机关总人数最高比例是百分之七，最低是百分之零点五，一般是百分之一点五左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可能还会再查出一些右派分子，特别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如果说我们目前还存在有温情主义的话，这主要表现在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清查和斗争上，可以说我们初步排队是比较紧的，这样实事求是、逐步深入的做法是合乎中央指示的精神的。
排队工作中的一个最困难掌握的问题，是标准问题。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政治标准，毛主席的报告中的“六条”和中央七月十一日批转中央统战部对划分右派分子标准问题的原则解释，即是我们进行划分右派分子的基本依据。在具体划分右派分子的工作上，中央最近批转上海的电话汇报的七条具体标准，可以作为参考。冶金部和外贸部整风领导小组在复查排队工作中，对如何确定右派骨干分子，提出了四条或五条的具体标准；对如何区分右派分子与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提出了七条或五条的具体标准。这些都可以作为各单位领导上进行排队工作的参考。但关键问题还在领导上对本单位具体对象，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党委会议认为在今后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应有如下规定：
第一，凡确定为右派分子进行围攻或批判时，必须经各司局领导小组的集体讨论，经部整风领导小组（或党组）的正式批准，同时还要根据每一个右派分子的不同情况，订出对每个人的具体的作战计划；
第二，司局级以上高级干部和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定为右派分子进行围攻和批判时，应报国家机关党委批准；
第三，凡要围攻和批判的右派分子，必须有确实可靠的材料，材料含糊者应即反复核对查实，一时摸不清楚的疑似分子，宁可暂时列为观察对象，不能无根据的乱斗。
为了取得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彻底胜利，规定这样一些纪律，是完全必要的。
（二）对右派分子的斗争问题：
根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的统计，目前，右派骨干分子四三八名中，已有二九四名被围攻，占右派骨干分子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一，右派一般分子二、〇七九名中已有八〇七名被斗争或批判，占右派一般分子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八。两项合计，围攻和批判的即有一、一〇一名，几乎占右派分子总数的一半。目前对右派分子围攻的规模是相当大了，迫切要求我们加强领导，争取斗争的胜利。
我们有一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经验是好的，是成功的。但是，也有不少单位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发生了简单急躁，急于求成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准备很差，甚至毫无准备即冒然作战，使斗争会毫无生气，有的竟至陷于僵局，开不下去。
第二，不经过艰苦细致地排队和订作战计划的工作就急于进行斗争。
第三，单纯地“打态度”、“追组织”，而忽视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以充分的事实，系统地批驳右派的论点，结果在斗争会上往往只是呼口号、责骂，甚至个别地方竟发生打骂的现象，如文化部地图出版社在一次斗争会上即发生打人现象。
今后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思想上武装自己的队伍，提高群众的战斗力，这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冶金部、铁道部等单位，抽出几十个水平较高的干都，专门搜集与研究本单位右派的言论，分为若干重大问题，责成党内外干部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准备专题发言。这样的做法，对武装群众和反击右派分子，都有极重要的作用。
第二，加强战斗的准备工作。作战的准备工作很重要，我们不能打无准备的仗。当然，准备工作也不能搞的过于机械。每次斗争会（特别是中型和大型的）的主要发言人应作准备，领导上应当予以帮助和检查。其余人的发言不必过于机械地都去审查发言稿，或者采取什么“预演”等方式。即使有些人“走了火”，讲错了，也不要紧，这样可以锻炼群众，也还可以继续暴露一些思想问题。
第三，在作战指挥上，应将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大会和小会的斗争密切配合起来。建筑工程部、铁道部、文化部、外贸部等不少单位领导上都能注意把部所掌握的主要战场同次要战场、大会和小会斗争、黑板报论战和会议批判密切配合，形成一个统一的作战整体，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
第四，对于没有右派的单位，要组织他们研究本机关其他单位右派分子的言论，结合批判本单位存在的右倾思想和错误观点，或者，要他们实地参加与支援其他单位，不要使这些单位的同志，错过了这深刻的政治斗争教育的机会。
（三）关于边整边改问题：
反击右派分子，我们不能采取温情主义，温情即是右倾；改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也必须采取积极态度，不积极也是右倾。边整边改，正是便于我们争取与团结中间分子，便于我们孤立和打击右派分子，“共产党一改了错误，右派分子的言论就不容易找到市场和借口了”。有一些同志怕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想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混过关，这是不对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同样，我们自己的错误不改正，也绝不收兵。目前边整边改工作，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积极解决机关群众提出的关于干部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并且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报道，把零星的、点滴的材料集中起来，予以宣传和报道，以便推动这一方面工作的进行；
第二，积极处理肃反复查和善后工作。据我们初步统计：目前已经基本结束了复查和善后工作的单位有城市建设部、新华社等八个单位；复查和善后工作进行较迟慢的有文化部、民委等六个单位；其余大多数单位正在积极进行这一工作，一般都可以于八月中旬基本结束。
从目前我们已经掌握的材料看来，经过肃反运动，机关中既有错斗了好人的现象，也有漏掉反革命分子的现象。据冶金部等三十七个单位的初步的调查，错斗的有二十五人，漏掉的有三十四人。但是，善后工作做的不完备的现象却是较为普遍与严重。据第二机械工业部等三十五个单位的统计，在整风中提出肃反申诉和意见的人计有八一七名，其中需要做善后工作的即有六一九名，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我们在边整边改过程中，必须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必须认真和及时的做好肃反复查与善后工作。
第三，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地将自己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存在的缺点与错误，向机关群众进行初步的检讨和交代，这对推进我们当前反击右派的斗争是有很大作用的。
全总和各产业工会整风的一些情况
全总党组从五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布置“大放大鸣”以后，连续召开了各部副部长、各产业工会副主席以上干部的座谈会，全总所属各单位也采取各种方式，揭发各方面的问题。全总书记处的同志认为，群众情绪很高，揭发的问题很多，运动发展迅速、正常。但是也有个别人暴露了右派的面目或发表了和右派类似的言论；有些党员表现动摇。现在把全总和各产业工会在整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关工会工作的主要问题分述于后：
（一）工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个问题在工会系统已经展开讨论。多数同志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工会应当起什么作用、处于什么地位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也有不少同志认为，一九五二年以前，工会的作用还明显，反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以后，把大家弄胡涂了。大家一致认为，工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中心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工会和行政、党的关系问题。工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过去强调一致的一面，而看不见差别的一面。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过去党委似乎把工会当成了附属部门，工会对于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自己的独立活动的问题不够明确。此外，不少同志对赖若愚同志在五月八日答记者问中提出的工会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起“调节作用”的说法，有很多意见。有的认为提“调节作用”容易使人误解为“调和作用”；有的认为“调节作用”实际上是“和稀泥”的作用，这是不是中间立场？而工会应当站在群众之中。不少同志希望中央能很快地召开一次工会工作者会议，解决工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二）一九五二年工会反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批判李立三同志的错误问题。这也是当前争论的问题。在全总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有半数人的发言提到了它。个别同志（如全总劳动保护部长江涛）说，反对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和李立三同志错误是不是对呢？是不是有一棍子打死人的倾向呢？多数同志认为，李立三同志和全总领导上有错误，但是，并不是所有大区、省、市和广大基层的工会组织都有这种错误，因此，一杆子扎到底的反法是否对头？这样做的结果是反掉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助长了官僚主义。少数同志认为，当时反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是应该的，但是以后没有防止另一种偏向的产生是不对的。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很快地澄清这个问题。
（三）工会的体制问题。大家的意见集中在：（1）产业工会的组织问题，不少人提出，一九五二年批判过产业工会建立过多；一九五五年又强调产业工会的作用，摆大摊子；现在又说产业工会太多了，究竟如何是好？同时，产业工会和地方工会的关系也不明确，工作中困难很多。因此，有的同志主张取消产业工会，在全总成立产业部；有的同志主张取消一部分、合并一部分、保留一部分产业工会；有的同志主张产业工会对外存在，对内变成全总各产业工作委员会，大大地精简人员。（2）基层编制，有些同志提出，全总曾经说过不受工会法规定的限制，以后又说坚决执行工会法的规定，后来又说可以稍大于工会法规定的编制，究竟如何是好？（3）有些同志提出，全总机构太大，应该大大精简，但是全总的决心不大。
（四）干部工作问题。大家提出的意见主要是：（1）工会系统是不是应该管理干部？全总干部部起不了作用。应该取消。（2）党委随便调动和委派工会干部，有时还不通知工会。这样使工会的选举制度流于形式，也影响干部水平的提高。（3）基层工会干部太弱。有的说，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也太弱。（4）不少地方按照干部管理范围来确定听报告和看文件的范围。这样不够恰当。（5）全总不应该配备数量不小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不能发挥专长，思想上很不安。
（五）当前工会干部思想上的主要问题。工会干部从上到下较普遍地存在着苦闷情绪。在全总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劳动保护部长江涛说：“我这个钉死在工会棺材盖上的人，对在不在工会工作都发生了怀疑。”教育工会副主席冯宿海主张工会干部和其他系统的干部来一个大换班，博得会议上很多人的赞许（有的鼓掌、有的赞成）。有的说，他凭党性在工会工作；有的说，要另找高门大户。石油工会副主席王维昕说，工会干部在一九五二年以前是“稳定时期”，以后是“苦闷时期”，最近发展到“危机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过去闷在肚里，现在已公开谈论，工人日报也连续作了报导。他们认为工会干部苦闷的原因是：（1）工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没有解决，工作困难，劳动没有成果，脱离群众。（2）党委、行政、工会对工会干部不重视、不支持，“后娘多、亲娘少，批评多，爱护少”。全总办公厅副主任李修仁的“八千里路走马观花记”认为工会干部没有为群众利益碰得“头破血流”的精神。这篇文章遭到普遍的反对。大家质问全总支持过几回“头破血流”的事情。（3）全总不关心干部的政治、物质生活。十七级以下干部没有文件可看、没有学校可入；到全总工作以后，政治、业务水平提高得很慢。有的说，这次节约向职工开了刀，家属统等医疗、交通班车取消，房租水电费、托儿费增加，欠考虑，加上某些物价的调整，一般干部有三个孩子在生活上就有困难。
（六）全总党组、书记处的领导作风问题。较普遍地提出，全总党组、书记处对于重大问题迟迟不决，摇摆不定，向中央反映也不够。例如工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体制问题等，都是如此。党组、书记处领导不深入，不善于组织力量解决重大问题，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研究。全总领导上对各部、产业工会的工作领导、检查不够，不少产业工会领导骨干不团结，也不去解决。有的同志提出，党组、书记处民主作风不够。有的同志提出，书记处在处理某些问题上比较草率，例如草率公布“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形成下面的惩办主义。有的同志提出，全总铺张浪费的现象严重。
上述问题，全总正在整理、研究，有些问题准备马上解决。
高级党校四个学员的材料
杨献珍、侯维煜同志于七月二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中，附有普通班学员王谭、徐盈、肖鲁和师资训练部学员龙纯章等四人的材料，现转载如下：
王谭 普通班学员，男，现年四十四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大学程度，一九三七年十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入党，先后曾在抗大和苏北、淮南的华中局党校学习、整风，曾任旅和军的侦察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广西省交际处长、外事处长等职。入学前任广西日报副总编辑。
王谭同志在他的入学论文“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心得”、哲学学习总结及日常学习生活中，表现了一种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党内的右派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歪曲党的历史。否认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否认在这一斗争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在他的入学论文中，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各种错误是“官样文章”；认为抗战时期王明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也有右倾的思想（说主席也高唱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高、饶事件中央也有责任，并质问中央为什么“光说王明同志而不作自我批评？”“何以只说高的一面而领导上就没有象样的自我批评呢？”他肯定地认为中央“缺乏自我批评”，“只讲‘过关斩将’，不说‘败走麦城’，对缺点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甚至在论文提纲上诬蔑中央“有借此机会（按指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翘起尾巴’的倾向”。
（2）歪曲党的生活。王谭同志在他的哲学学习总结中，极端地歪曲了党的生活。在他的笔下，党内似乎是漆黑一团的，上下级之间是不平等的，上级批评下级“不费吹灰之力”，“下面批评上面，就得遵守些无名清规。”把党内生活形容为“安于抑闷，缄口作愁”，“心里鼓鼓不平，但却相安无事”，“唯唯诺诺，不作独立思考”“单看满面红光，而不看面型皱纹”，等等；他在哲学学习总结中提出要批评的十个方面，更是用尽了不怀好意的词句，如：“唯一主义”，“抱有伪君子之风”，“阿瞒之风”，“在人民胜利的老堆上扒功劳”，“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唯我独尊自专”，“甘作独夫”，“以合乎孤意为则”，“家天下”，“阿Q气”等等。他在小组会上认为“领袖作用和群众觉悟成反比例”，言外之意，毛主席之所以受尊敬是由于人民群众的觉悟低，是个人崇拜。
（3）提倡极端民主。强调个性，强调民主不谈集中，强调独立思考不谈服从真理，强调自由不谈领导，强调批评领导不谈自我批评。日常表现高傲自大，对中央、对省委、对党校都很不满意，认为主席“缺乏自我批评”，“周总理是个大官僚主义”，对到中南海去同主席照相也有意见。
（4）大鸣大放期间，为右派辩炉。如有同志谈到林希翎背后有右派支持时，他认为主要是党对林希翎教育不够，不能怨右派分子，并说：谭天荣、林希翎也许几万年后会成为香花。
徐盈 普通班学员，男，现年四十四岁，职员出身，大学程度，一九三八年在白区入党（一九五一年公开），解放前从事新闻工作，为大公报“名记者”，入学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徐盈和他的妻子彭子冈同右派骨干分子储安平、浦熙修是二十年的密友，往来一向很密切，储安平去新疆时，徐盈曾多方设法协助；储安平诱娶了友人的妻子，徐还请储、浦吃饭，同游陶然亭。储安平曾说：共产党员中只有徐盈夫妇有共产党员味道，对徐也说过“你是一个教条主义不多的共产党员”。据徐盈同志初步交代的材料，储安平五月中旬以后曾向他谈过：要在光明日报尽量刊载北大民主墙上的学生反动言论，想把光明日报改版，专门请一个漫画家，找我党的“三害”材料，画些漫画，还准备建立一个小组织。据人民日报高集同志谈：储安平第一次检讨发言稿写好后，还曾约徐去看（徐未去）。在反右派斗争时他既未向党反映，也根本没有揭发，直到七月中旬才向党交代，承认是和储“同谋于密室”，并要求“用行动与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继又吐露他曾鼓动某记者去武汉后要大放大鸣，不要怕犯错误。
徐盈同志在政治观点上有浓厚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如储安平说：苏联有经济民主，美国有政治民主，他颇表同意；怀疑党的各项政策，对“成绩是主要的”表示怀疑，对排队买东西不满意；其妻认为肃反扩大化，他也有共鸣。在新闻观点上，他认为党对老报人的安排不适当，记者采访不自由，“左叶事件”只是导火线；其妻彭子冈为文汇报写了―篇污蔑性、煽动性的社论“尊重新闻记者”，徐对这篇社论的论点是肯定的。
大放大鸣期间，徐和其他同学去清华参观大字报，见大字报批评蒋南翔，他表示如果让教授当校长，蒋南翔当副校长就好了。还曾说：范长江不懂力学，领导科学有困难。他认为克服“三害”需要用“棍子”而不应和风细雨。
此外，徐盈同志在历史上，曾有人检举他一九三八年左右在重庆参观某次苏联图片展览会时，看到布利亚特蒙古后，徐在意见薄上写：“布利亚特蒙古是中国的（中国应该收回）”。一九五五年在领导宗教事务局肃反五人小组时，因表现右倾，且故意不拆阅党委发给的有关肃反问题的指示和文件，阻碍肃反运动，因而被党调动了他的五人小组长的工作。这也说明徐盈同志历来就有右倾思想。
根据初步暴露的情况，徐盈同志实质上就是社会上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由于他有“共鸣和共谋”，应该作为右派分子，列为全校的典型来处理。同时又由于他和右派骨干平日“称兄道弟，称姐道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要他进一步交代和右派分子的关系。
（附注：由于徐盈同志刚开始交代，一切重要问题也才露头，为增加压力促其检查和交代，先由小组会提到支部大会进行批判，视情况发展再决定提全校批判。在此期间先不扣以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从批判他的右派观点开始。随情况发展再逐步提高。）
肖鲁 普通班学员，现年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其父为反动军官，现尚在劳动改造，其岳父在镇反时为我们镇压。肖本人于一九三八年自张荫梧部队转入我军干部学校，同年入党。入学前任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国际部长，常出国访问或陪外宾到各地参观。
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期间，肖鲁同志有以下言论：
（1）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两个主要论点，即定息二十年和从合营企业撤出公方代表，他都表示同意，甚至为此辩解。
（2）他赞成右派分子的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认为党委制不如教授治校好，北大、清华有些大字报反对考政治课，他亦同意不考。他还主张取消海员工会的党组，认为党组是形式主义。
（3）小组里有的同志说：“一切工作通过党员去掌握是应该的。”他说：“这不就是人家说的党天下吗？”去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难免论”，他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动员大家去读，并说：“我们老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这是挡箭牌，我就不相信缺点是难免的。”
（4）右派猖狂进攻时，他动员大家去看光明日报、文汇报，说“这些报纸政治上锐敏，人民日报落后了”。同志们看了报纸很气愤，他说：“你们要冷静些，这些意见我看不坏。”
（5）看了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他认为大字报上的意见很好，没有什么不妥处；大字报上要求人事档案公开，交还本人，他表示同意；清华有一党员向右派投降，同志们说这是叛党行为，他认为“问题在于党委工作太糟糕，太脱离群众”。
此外，肖鲁同志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还曾表示合营企业中的资本家可以参加工会为候补会员，“以利于麻痹资产阶级”。他认为我们总是拿好的给外宾看，他说：“我在陪外宾参观，听别人介绍成绩时，心里并不全信。”他批评高干生活特殊化，自己却又嫌级别低（十二级），觉得“没有脸见人”。
根据以上言论，我们认为肖鲁同志有着系统的严重的右派思想，十分缺乏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感情，由于他在学校，处于学习环境，因而在右派进攻下没有发现更多的言论和行动，但仅就已暴露的言论来看，性质也很严重，很有必要在全校开展批判。
龙纯璋 师资训练部学员，学生出身，父亲为职员，龙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二年入党，入学前任人民银行武昌办事处人事课副课长。
龙纯璋在入学以后，在很多问题上暴露了他的反动思想，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党和党的政策，怀疑党已变质。如：列举子弟学校、住房子、坐汽车、福利费等来论证党已形成等级，把高级干部说成“官老爷”，干部子弟叫作“小少爷”。在工资待遇问题上，他把苏、中、印、美四个国家作了对比，认为四国以美国为最好。对老干部他认为老干部没有用，靠资格吃饭，凭秘书做事，高级干部工资太高，这是“剥削”。他认为党已腐化，把个别高级干部离婚比为国民党有“抗战夫人”，“接收夫人”，我们则有“解放夫人”；甚至说解放后也和以前一样有女招待，除招待外宾和首长外，还有“特殊任务”。在统战政策方面，他以“左”的面目出现，认为安排黄绍竑是包庇反革命，安排资产阶级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
（2）反对人民民主制度，赏识资产阶级民主。他不满我国目前的间接选举，主张实行直接选举。他曾表示不相信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消息，认为现在我们的报纸和新闻光说一面的话，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这方面还不如美国和解放前的中国，甚至说美国的新闻自由比我们好，美国之音不可不听。他认为上议院、下议院有他的好处，说我们起码可以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政治制度。
（3）反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大的欺侮小的，利用小国家贫困，通过贸易和货币比价“刮”这些国家的钱。他对人民币和卢布的比值也很不满，去年波兰和苏联商谈调整货币比值时，他主张趁这苏联最难堪的时候，和波兰一起行动，改变货币比值。他辱骂斯大林是“独裁专政”，认为苏共中央六月决议是“争权夺利”，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并向人宣传不要太相信苏联，说主席去苏联可能被害。龙云发表反苏谰言在人大已受到批判，他却还同意龙云的观点，不满苏联不同我们分担抗美援朝的经费，不满抗战胜利后苏联在东北搬走机器。但他申明：龙云是从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这问题，而他则是从民族主义出发的。
同志们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他检查说这是由于喜欢说话及对党太天真了。
根据已有材料，我们认为龙纯璋是个反共反社会主义反苏的右派分子。虽然职位不高（二十级），但思想却极为反动，有必要在全校进行批判，借以教育全校学工人员。
林希翎的一些社会关系
据最近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反映，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彭程（团员，林希翎的谋士和支持者），四月份将林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寄给彭的爱人李振江，在留苏中国学生中流传，有不少苏联同学也看到了，反映很不好。
六月十日林希翎找人大党委副书记崔耀先谈话，交代了团中央干部曹世雄给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她已抄了一份，将原本退还了曹。
十九日，人大副校长聂真找她谈话，林谈出与北大“百花学社”有来往，到北大讲演是他们找她去的。并说有如下几个关系：（1）年初在监察院认识谭惕吾。（2）在谭家认识黄绍竑，黄对她谈过广西的灾情等问题。（3）北大刘奇弟、谭天荣、崔德甫等人常来访问她。（4）沈阳、西安、天津、武汉等地都有不相识的人写信给她。（5）西北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霍力攻寄给她一篇讲稿，内容很反动。（6）校内徐京安（新闻系俄文翻译）等和她有来往。
二十六日，林接到一封假称发自西苑大旅社的信，估计是师大学生罗立波所写，要求林约时面谈。
林希翎的动态
（一）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林希翎到市委求见彭真同志，由办公厅来信科的同志接见，谈话四小时。林表示报纸上，尤其是中国青年报上对有关她的报道与事实有出入，并且要求给她以公开检讨的机会。她说：听了总理对大学毕业生的报告，很痛心，愿意交代一切问题。我把一切都交代了，但组织上还是认为我不老实。我再三要求给我机会写检讨。社会上的大右派分子都有机会检讨，我已经起义了却不给我检讨的机会，老是开小会磨。中国青年报关于我的报道，使我怀疑，党为了教育别人，不得不拿我当牺牲品。有许多事实夸大歪曲，不容申辩，捕风捉影地加在我的头上。她说：我是犯了错误，枪毙我都愿意，这样整我受不了，使我忍无可忍！林对报上刊登过的隐瞒年岁、乱搞男女关系、用美人计等都加以否认。她对中国青年报不满，认为青年报对她进行报复。她说：关于我私生活上的问题都不是事实，失恋有过几次，但没有乱搞，更谈不上为政治上、经济上的目的搞美人计。现在把什么骗子、流氓、妓女之类的坏名词都加到我的头上，使我忍无可忍。她说对黄绍竑、谭惕吾不了解，受了欺骗。林希翎否认她过去演讲时引用的材料是有意揑造的，只承认有夸大的地方。她要求市委建议报纸在没有弄清她的事实之前，先不要登报，同时给她以写检讨的时间和写检讨的机会。
（二）七月二十八日，林希翎写信给彭真同志，内容与来访时所提出的大致相同，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彭真同志：
昨天我跑出来找您，但未找到，市委的几个同志接见我，同我谈了话，我想他们是会告诉您的。
这些日子以来，我实在痛苦极了，尤其是昨天看到中国青年报后，我简直支持不下去了。我恨不得马上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多么好啊！我在北海的桥上出神地凝视着湖水的微波……。难道党真的打算抛弃我，以牺牲我的代价来教育大家吗，假如这样做真的是对党有利，能够弥补我给党所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话，那我宁肯牺牲自己，让我带着错误、耻辱和委屈，含冤地默默地死去好了。可是不！不是这样的，我想起那次您和周总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我们的讲话，我想起学校党组织、许多同学对我苦口婆心的帮助、挽救，都是那样的诚恳、真挚，社会主义的大门怎么能够对一个起义者、真心真意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愿意彻底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青年关闭呢？决不会的，我感到我的怀疑是荒谬的。我迅速的离开了桥，我从死神强烈的诱惑力下挣脱出来了。我决心去找党，再一次地剖心地谈谈——这是我绝望中唯一的希望。党培养了我这么些年，我没有权利毁灭自己，我虽然已经二十一岁了，但生活对我来说还刚刚是开始呀！
尽管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对我的罪恶组织上要给予刑事处分我也决不会有丝毫的意见和埋怨的。与流沙河说：“我宁肯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儿……”这反动的念头完全相反的，我宁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一个有可能被改造为新人的囚徒罪犯，也不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当一名“领袖”或“英雄”。我流尽了眼泪，我哀求党收容我这个回头的浪子。只要党这次挽救了我，那么正如你那天所说的，象得了伤寒病一样，可以永远免疫。我这个严重的伤寒病患者从今以后是永远也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的，我决心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要永永远远跟着党走。我现在具体的要求就是给我彻底检讨和交代的机会，让我一个人静下来，把一切都写出来。目前我所记得起来的，有关的问题是已经基本上交代完了的，而有些非事实的东西我的确不能承认，因为我知道假口供会给反右派斗争造成混乱的，也是犯罪的行为。所以现在我要求不要对我再采用压逼的方法，同时我要求党能制止报纸（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目前对我这种作法。是不是我认为报纸上对我的批评太狠太厉害了呢？非也！实际上我还有许多反动言行，如和右派朋友之间讲的那些私房话，策划的一些活动，在报纸上都没有得到揭露（这些在不久以前我都交代出来了）。但是报纸在揭发与这次错误无直接关系的许多问题上以及在关于我的道德品质方面却枉费了太多的心血，以至有许多事实都是歪曲、误解、甚至捕风捉影的，并采用了一些使人实在无法忍受的侮辱人格的谩骂的方法！以前为了顾全大局，既然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所以都忍受下来了，根本未作任何反驳，因为党教导我要把精力放到检查自己错误上去，不要管那些。可是现在我真是忍无可忍的了，我觉得这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命运问题，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报纸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夸大等作法，最终对党是不利的，因为有些地方夸大歪曲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对真正的反右派斗争是有害的。所以我要求市委能帮助学校一起很快的把我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把我的问题弄清楚后，可以让我这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用现身说法的最有力的方法来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战斗。对文艺界和学生中的形形色色右派分子的言行我是非常清楚的，我可以用写文章等实际行动把枪口倒过来，对准右派开火，来赎罪。
亲爱的彭伯伯！我是用赤诚的心含泪地给您写这封信的，这里面没有丝毫的虚伪和做作的，最后我恳求您给我答复，您若有时间的话，我希望能见您一面。
致以
来源：（七月三十日北京市委办公厅“党内参考资料”）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