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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十二）
中共中央办公厅 编印
1957.08.12
目录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二日）…………………………（1）
北京市反右派简况（二）………………………………………………………（44）
北京大学部分中间学生当前的思想状况………………………………………（47）
各省、市委电话汇报
七月三十一日
上海
一、荣毅仁和盛丕华等人的情况。二十七日市委负责同志和荣毅仁谈话后，二十八日荣毅仁约刘念义到荣家里去谈话，二十九日荣又和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杨叔铭（党员）谈了话，表示他要从三个方面检查。第一，从鸣放开始回溯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一阶段的言行。荣说：要总结一下八年来的思想，这次反右派斗争是党对他的挽救。第二，检查作风问题。第三，是几个关系问题。他说：对章乃器的关系不准备集中谈，准备分散在各个方面谈。同汪君良的关系问题，他说：汪是两面派，汪在他的面前有些话也不大讲，有些话汪君良虽谈了，但他也没有什么表示。看荣的意思是，不大愿意谈汪君良的问题。对盛康年，他说：他们很熟，盛康年和他谈的很多。他说：他当了上海副市长后，盛康年叫他多和各方面联络。譬如像医务界的石筱山、文艺界的马连良，还要到教授、科学技术界等方面去活动。荣说：我不是不想搞，而是没有空；如有空，我已经就搞开了。他说：现在想起来，如果和他们来往起来，问题就更严重了。他说：和盛丕华的关系不知道好谈不好谈，谈了以后是否方便（意思是怕影响盛丕华的威信）。荣还要杨叔铭找一些人，帮助他检查。他说：民建会中大部分委员都谈过了，剩下的还有陈铭珊、史慕康没有谈。他说：工商联常委中对我有意见的人和处长都可以请来。他要杨叔铭帮助他提个名单，征求意见。他说：我这一次检讨不希望再来第二次，党给了我很多帮助，我再检讨不好，党被动，我也被动。他还要求给他配备一个干部，帮助他记录和整理材料。
他在二十八日和刘念义谈话的时候说：我的主要问题是骄傲自满。刘念义说：你主要的是反党。刘念义接着又指出解放以来党对荣的培养。刘问荣说：没有共产党，会有你荣毅仁吗？现在你不仅是全国知名人物，而且变为全世界知名人物了。刘又问他：没有共产党你能有今天吗？你不应该反党。听到这里，荣就哭了。荣对刘表示：要揭发盛康年。荣说：两个星期以来，他睡不着觉。有的时候下了决心要揭发，但是想到盛康年过去对他有帮助，又不揭发了；再想一想，又想揭发；但是再想到同盛康年的感情，就又不想揭发了。刘念义认为：荣的思想检查还不成熟。刘说：对荣的斗争，提问题一定要提的很尖锐，在方式上要考虑效果。他说：最好叫荣先讲，然后再提意见，不然会让他把底摸了去。他说：最好是把吴中一、董春芳也找来，我也在内，大家互相提问，互相揭发，批判揭发的过程，就是小圈子瓦解的过程。他希望我们考虑这个方式。
盛丕华只有一点新的情况，即市委负责同志和他谈话后，他找了他的第六个儿子和他的儿媳开了一个会，在会上指出了盛康年问题的严重性。
另外，刘靖基表示自己的包袱已经丢了，准备揭发。刘靖基对王子健作了很多工作，刘靖基和郭棣活两个人都在准备检查。
二、上海市工商联成立了整风委员会，主任委员盛丕华，副主任委员胡子婴、孙更舵（党员），秘书长胡子婴，副秘书长陈铭珊，委员十七人：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胡子婴、王性尧、篑延芳、魏如、史慕康、叶宝珊、汤蒂因、杜大公（党员）、孙更舵（党员）、萧林、陈铭珊、丁忱。
天津
一、关于财贸系统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财贸系统共排出右派分子八十八人，其中极右派分子十四人；有九个合作社，每个社内都有极右派分子。从单位看来，外贸局、商品检验局、银行等单位较复杂，揭露出的问题很多。外贸局干部张兰生，解放前当过大学讲师、英文日报社编辑主任、三青团机关报翻译，解放后因黄金案件判徒刑，他在历次运动中都被搞过。在这次鸣放中，他攻击法制，说：“欲加尔罪，何患无词。”说法院对他判错了。我们提前释放他，而他却说是因他无罪。他骂我们的人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说“人事室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集中地”，说我们的干部政策是“无才便是德”，说我们党把凶手发展进去（指积极分子），并提意见取消人事干部与政治副职干部。他还说：生产赶不上需要的根源是制度问题，胡风搞错了将来会释放，农民不满意合作化，等等。鸣放中，他让银行的两个右派公开鸣放，他的发言稿送师范学院的杨思慎看过，受他影响的两个右派分子已起义，他还未交代。商品检验局工程师王钧在鸣放中说：“共产党员是特务，号召肃反时被斗争的人向我们进行斗争”。银行民革支部副主委石德成、李锡田都是极右派分子，是小集团，他们以民革的组织名义进行活动，在鸣放中发展组织四人，与十几个人（对我不满的分子）进行了个别谈话，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点火，并到五个地方十四个单位，对三十一人进行煽动点火（内十六人对肃反有意见，六人对三反有意见，七人对生活不满）。另外，还找了两名刑事犯，让他们翻案。他们发展组织的手段是，宣传民革空气自由，加入民革生活有保证，并从生活上进行拉拢，如给电影票等。工商局资料室刘通（小集团头子）有一个小本子，把我们三年来的事都记在上边，这次鸣放时他将该小本拿出来向我们算账，向全室百分之八十的人员进行煽动，同对党不满的人都进行了个别谈话，并作了先打击谁后打击谁的计划。
（二）存在的问题：
（1）有些领导干部有右倾情绪，怕斗争过火；（2）在斗争中取得成绩后，有的表现有骄傲情绪；（3）反右派斗争时间长了，感到业务重，想转入正常整风；（4）对党内的右派分子重视不够。
（三）对今后工作的安排：
1、克服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的，应进行教育，对右派暴露不多的单位，应注意不能以老眼光看问题，如海关单位这次运动中未暴露出右派，但并不见得就没有问题。对党内的问题应特别注意，对领导弱的单位，已责成财贸局派干部去加强。
2、对运动搞透的单位，要不仅本单位搞透，对外地联系及内幕的活动人，也都要搞的很清楚。
3、市委书记处研究了右派分子张兰生、李锡田的材料，已准备好公开登报。另外，市委书记处还研究了下面几个问题：（1）把党内外的全部右派分子研究一下；（2）系统地研究一下在整风中划界线的问题和存在的问题；（3）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应早一步作些考虑。
二、关于工程技术人员中的情况
1、最近反右派斗争正迅速向深入发展，战果不断在扩大，揭露出内幕活动的右派分子不断增多。如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原斗争的右派分子有八人，最近又增加了六人（内三人是工程师）。在斗争李国祥时，发现在李幕后活动的是王滋生；机电局经过斗争黄植（工程师），揭发出市农工党吴梦晖布置发展五十名农工党员，并计划成立一个委员会，建立两个支部（原来针织厂、锻压厂只有个把农工党员，针织厂最近已建立起支部）；由于运动走向深入，因而把民运建筑设计院民盟的反党活动也查清了。
2、随着斗争的深入，右派分子也出现了由单干户改为合作社的现象。在国营与地方国营两个工业系统中，揭发出二十一个小集团，其中铁道部第三设计院有五个；最近新发现的一个小集团，由十人组成，内有四个骨干分子，六个外围群众，这些骨干分子是鄂义成（工程师，国民党员，过去当过铁路总务处长兼警务处长）、吴大复、马培模（工程师）和张金富（技术员）。原发现张金富有问题，我们斗张时，吴大复也起来交代出以下问题：他们在研究室房子内密谈，公开是让张鸣放，说：设计院是党天下，政治领导不了技术，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党、国民党一样。他们并计划把该院工会宣传小组的党员组长换掉。该院另有一个八个人的小集团，原来只知道两个人，他们在鸣放中贴出“呼风唤雨”的大字报，说：“党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在党内已揭露出以下几个右派分子，房产管理局检查室干部杨声振（十五级），因三反时被斗不满，在鸣放中与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对全国全市右派分子的言论他都同意，并为右派分子辩护，说：“我们写报告总是说在党的领导下，这是教条主义”。铁道部第三设计院用肃反五人小组名义出了一张大字报，是肃反办公室的八个党员干部写的，骂“党委组织部管理干部的副科长是判官，手拿生死簿，让你三更死，不敢五更死。”首要分子是人事主任干事王良、保卫干事翟维清，资料员侯祥。这几个人共同商量写的这张大字报。
近来交代出很多新问题，原因是：领导上坚决的批判了温情主义，发动了群众，改变了斗争的策略。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单位的左派群众对斗争有急躁情绪；开展较慢的单位，中间群众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不足。
安徽
省文联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省文联的基本情况：
省文联共有工作人员五十人，除去长期在外工作的八个同志和两个勤杂人员外，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有四十人。其中党员二十一人，团员十人，群众九人。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有党员十人，团员一人，群众一人。在运动中暴露可初步划定为右派的，党员：戴岳（文联党组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影（党组委员，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钱锋（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石青（党组委员）、耿龙祥（创作人员）、罗秋帆（创作部副主任）；团员：刘俊明（江淮文学编辑）、吕伯俦、曹玉模；群众：吴文惠（叛党分子）。另外，吴晨笳（创作人员）、王思翔（胡风分子）及周觉钧（群众）积极参与了右派活动；党员谢竟成、贾梦雷也散布了一些严重的右派反动言论和参与了一定的反党活动，但尚不能确定为右派。省文联内部已不仅有严重的反动言行，而且已有相当数量的反党人物，其中仅共产党员就占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三。省文联内部不满党、反党的言行由来已久。王影在抗美援朝时，就曾辱骂与诬蔑过志愿军，去年秋季安徽省遭灾时，他说是官僚主义的灾害，王的反动言论是一贯的。钱锋也曾说过“党的生活约束了创作自由”，在学习八大文件时，就暴露得更露骨，对合作化、双季稻“二百方针”（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等都曾进行过攻击。今年三月安徽日报发表了林洛里同志的“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一文，揭露了他们的一些思想本质后，他们对党的进攻更猖狂了，那些具有右派思想的人物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反党集团。在整风运动中，他们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借口林洛里的文章，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有组织有计划的对党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制度等，大施诬蔑、诽谤和恶毒的攻击。尤其是以代表人物王影、钱锋、石青出面，戴岳则在幕后指挥，以江淮文学作为阵地，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长期以来，文联内部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自我吹嘘捧拍气氛，生活上的自由主义和创作上的唯利是图，是很严重的。右派分子在文联内是飞扬跋扈，荒谬言论横行无阻，反党活动很猖獗，整个机关被搞得乌烟瘴气，党的威信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党的政策遭到严重歪曲，党的组织不能正常活动，右派分子篡夺了党组的领导，支部也处于瓦解状态，问题是极为严重。
二、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主要内容是：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我国不民主。如说：“选举是形式主义”，“金秀南（劳模）当选为团中央委员是装饰品”（谢竟成）；“党的高级干部发扬民主是点缀点缓”，“我们国家的民主如美联社所说的橡皮图章”（王影）；“我们国家当一个党员就不自由”（石青〕；“农村一团糟，是因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谢）；“三改是改错了”（贾梦雷）；“双季稻种糟了，影响了几个专区的生产”（耿）；“国际上有个匈牙利事件，国内有个双季稻事件”（刘）；“统购统销搞得农民没有粮食吃”（刘）；“农民生活太苦，许多人都挨饿”，“农村里树砍光，鸡杀光，小孩都在遭劫，掉在水里淹死，这些事实看起来多残忍，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悬殊非常大，城市建设是刮民脂民膏供几个人享受”（曹）。
（2）反对党的领导。如说：“共产党宗派主义很严重，什么工作都由党管，党员干，文艺刊物由党组决定是干涉”（刘）；还狂妄地叫嚣“省委不懂‘二百方针’”（耿）；“在处理林洛里的问题上，离开了方针政策，省委存心做党中央的反对派”（王）；“马列主义妨碍了创作”（谢）；“教条主义统治了文坛”，“唯物主义不能领导唯心主义”，“党的领导妨碍了艺术流派的形成”（王）；怀疑党的文艺政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只要有人看就成了”（谢）；还别有用心的提出“文艺刊物应该是同人型的，应该独立，应该是社会的讲坛，国家不能包”（吕）；他们还否定党领导所取得的成绩，说：“所谓成绩论一定要打破”（刘）；还造谣说：“农村工作都是用强迫命令搞起来的，党和农民的关系现在是非常恶化，党在农村的影响非常坏”（曹）；还说：干部下放加强领导，“我在下面一个也没有看见”（耿）。
（3）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如说：“党的干部政策自觉的不自觉的在用组织手段培养官僚主义”（耿）；“党衡量干部的标准是党性，所谓党性是听领导的话”，“省委的干部政策，是不惜抛开政策来考虑人事关系，牺牲党的利益来保护少数领导干部的威信”，“党的高级干部都是凭资格，不是凭本事”（王）；“许多领导者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贾）；“党的积极分子政策失败了”（王）。
（4）仇恨党。王影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对林洛里的批评喊出“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还疯狂的叫嚣：“我要是军阀，我就把官僚主义者统统杀掉，用蒸笼来蒸。”还讲：“党所提倡的东西，我都反对，党所反对的东西，我都欣赏。如右派分子要共产党下台，我就觉得很对，有些人就是该下台，提到党性，我就反感，要服从领导，就不能坚持真理”。“我们党领导的文艺是被教条主义统治，现在有危机，出不了好作品，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水平高”。
（5）诬蔑组织和领导干部。如说：“省委对文联是横加压力”（谢）；“文联党组对林洛里的问题上挺不起腰来，象乌龟一样缩头挨打”（王）；“曾政委在政协会上、省宣传会议上的两个报告，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罗）；诬蔑曾希圣同志“水平不高”，“省委书记犯了错误，也可降到二十三级当收发”（王）；“毛主席的报告是二流政治家修改的，看了不过瘾”（王、钱）。
三、阴谋活动：
（1）发动编辑部向党进攻。在安徽日报登载林洛里的文章后，戴岳认为是省委整他，说：“老三反又要开始了”表现很不满。戴对石青说：“应该有来有往，不能来而不往。”暗示他们组织反攻，第二天派钱锋、耿龙祥去安徽日报摸底，以后戴又指示：“坚持工作，坚持检查，坚持反批评。”强调重点是反批评，并煽动其干部要激动要愤慨。
（2）发友谊书，写控告信，密谋向邻省呼吁。认为林的文章是省委两个副部长写的，在省内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将林的文章、他们的抗议书及一些所谓检讨，准备打印分发中央和邻省的文艺部门，司法、检察部门。后为支部书记发觉阻止未发。他们还企图向中央检察部门告状，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攻击党对江淮文学的领导，强迫党接受他们的修正主义。
（3）操纵江淮文学，使它开倒车，向右转。右派分子操纵了编辑部，篡改了江淮文学的政治方向。从今年三月起，刊物一直在向右转，至五、六、七三个月，反动的更厉害，利用刊物放出许多毒箭，有计划的组织了四、五次稿子（约四十多篇），都是集中攻击党的领导，发了一部分在江淮文学六月号上刊出。王影等原准备在江淮文学七月号上发表一篇炸弹性的“一点声明”，攻击省委，后为党组副书记发现抽下，戴岳则认为此篇文章太小气，没有气魄，内容不充实，说理性不够，也不同意发表。江淮文学七月号集中地登载了许多篇歪曲现实生活的文章，他们称之谓暴露社会病态和阴暗面的作品。平常他们也经常鼓吹大胆大量刊登阴暗面炸弹性的文章，还宣称“保卫这一类炸弹而斗争。”并且还宣讲“江淮文学反三害可配合，反右派不能配合。”
（4）撕破假面具，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公开翻案。对林的文章，省委曾召开过座谈会，他们也参加，省委最后做了正确的结论。在这次省委宣传会议上，在戴的指使下，反复无常公开要推翻省委的结论，以此来打击省委，此外还作出控告文联党支部、控告杨杰（副宣传部长）、周世民（宣传部一副处长）的决议（他们认为杨、周就是执笔写用林洛里名义发表的文章的作者，事实上不是他们二人）。
（5）这批右派分子抓住林文发表后有些人的不满，及有些干部过去曾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而有不满情绪的机会，大肆进行反党活动。戴批评右派分子行动迟缓，纲领不明确，还进一步鼓动“现在党的文艺事业受到攻击，有魄力有党性的都应该站起来，应进行明确分工，我党组书记支持你们”。右派分子的核心就遵照指示进行了分工：石青管江淮文学，王影收集、核对材料，钱锋则负责打官司，到处告状。省常委、宣传部长要找他们谈话，石、钱、王等都拒绝，王影说：“这是各个击破。”钱说：“我不要安慰。”石青说：“我不做软骨头。”
（6）整风运动后，这批人就去文化局、话剧团等单位点火。今年五月，当文化局依据省委布置正在学习文件时，戴以当时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名义去文化局布置：“不要学文件了，马上检查矛盾，私人的矛盾也要摆。”企图打乱省委布置的步骤，制造混乱。五月底，文化局、文联联合召开戏剧界座谈会，征求批评时，戴明目张胆地支持右派分子的进攻。原有些右派分子未请，而戴坚持要补请，至于话剧团有些积极分子，戴则拒绝他们参加。在会上，话剧团右派分子宋枫攻击党支部书记是严重的宗派主义者，戴马上批评文化局副局长“光听支部书记的汇报，是宗派主义。”戴多次借故挑拨文化局与戏剧界的关系，戴在会上只是反复强调大鸣大放，关于反批评则一字不提，戴还支持话剧团右派分子提出改选艺委会的要求，改选的结果是艺委会为右派分子操纵。在话剧团反右派分子宋枫时，戴指出“话剧团没有右派分子，对宋要加强团结”，为宋开脱。
四、纲领的实质：
石青在交代中承认：“我们是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拒绝一切批评，我们的共同纲领是把林洛里搞臭”。实际上他们要把省委搞臭，“要使杨、周两位同志受处分，当然也包括两个宣传部副部长，最后要省委接受我们的修正主义，要省委检讨认错”。
戴岳在运动中，还曾故意泄密，曾政委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所作关于反右派斗争的讲话，省委曾明确规定不能向右派分子讲，可是戴假借传达名义向右派分子讲曾政委点了名，暗示他们不要再放，贾梦雷听后就说：“自从戴部长传达后，我们就转了一百八十度，不敢讲话了。”戴还布置这批右派分子下乡创作，企图放他们过关。并且造谣说：中央来电，要省委检查国民党作风。
五、目前反右派情况：
从六月二十日起，已开过十次支部大会、五次文艺界座谈会，反右派运动已在党内外全面展开。运动发展可分三个阶段：（1）敌人猖狂进攻；（2）揭发暴露反击阶段；（3）围攻阶段，有些狡猾抵赖，有些低头认罪。现文联的反右派斗争正处在第三阶段。右派分子已开始溃退分化，有的检讨，有的认罪，在群众中已孤立，中间分子不再接近他们，向我们靠拢，党内外左派斗志旺盛，注意到斗争中掌握政策，以理服人，运动发展是正常的。但也存在着两个问题：顶牛局面，主要是戴岳，三番五次抵赖，另有些右派分子还未彻底搞臭；对江淮文学的政治方向问题，批评的还不够，还需要一个艰苦过程。
河北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右派分子的数目不断有所增加。根据七月下旬省直和各市报来的数字统计：全省共有右派分子二百六十三人，计划或已经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共为四十六人。其中：省直共有右派分子五十三人，报上点名七人；石家庄共有右派分子六十九人，报上点名三人；邯郸共有右派分子四十七人，报上点名四人。秦皇岛共有右派分子三十七人，报上点名十三人；张家口共有右派分子三十三人，报上点名十人；保定共有右派分子十五人，报上点名五人。此外，唐山和承德两市还没有完成排队工作，现已暴露的右派分子，唐山共有八人，报上点名三人；承德一人，已在报上点名批判。在已确定的右派分子中，省直和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保定五市，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共有五十六人，约为省直和这五个市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一千五百二十一人的百分之三点七。在已确定的右派分子中，从已掌握的材料看来，有计划、有纲领的高级社不多，但互助组和初级社等小摊摊不少。如省直各单位已发现了七个单位有右派分子的小摊摊，或小摊摊的象征；参加这些小摊摊的右派分子，约占省直五十三个右派分子的半数左右。目前各地除了对已确定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一般都还斗争着一批右派的疑似分子。根据省直十一个单位的统计，现在正进行斗争的四十一人中，已确定的右派分子十二人，右派疑似分子二十九人（有许多疑似分子可能上升为右派分子）。
目前各单位对中右分子和疑似分子的斗争，主要问题是政策界限不清。不少单位都是采取“打着瞧”的办法，对疑似分子的斗争和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没有什么区别。这样，虽也斗出一些问题，但对争取中间分子不利；特别是中右分子有的表现很紧张，怕过了大筛过小筛，害怕右派分子咬一口。有的单位甚至对问题不大的同志，斗伤了感情。如财政厅李书享和李度，由于他们在鸣放中发表了一些错误意见，就对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结果形成对立。李说：“不论怎么说，也把我整不成右派。这样，以后我就开倒车，我知道有些话不对，就是不批评。反右派不是非得左才好，我看站在中间也可以。”石家庄市医士学校附属医院，有个中医本来不是批准的右派分子，医院也拿来斗争，结果第二天有的中医就说：“实在不能再干下去了，”有的还写了辞职书，影响很坏。但是，也有些疑似分子确实是右派分子，只是由于暴露的还不明显，排队标准不够具体，和领导干部的看法不一致等，往往长期定不下来，而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
根据以上情况，省委于七月二十八日召开了省直各口领导干部的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报告，并着重介绍了上海划分右派的几项意见。责成各单位要按照上海所提的意见，结合自己的情况，对疑似分子进行一次普遍和细致的排队。够右派分子的就划为右派分子；有反动言论但暴露还不明显的，也可划为右派分子，但只是领导上掌握，不进行公开斗争；对不够右派分子条件的人，就不要再当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对于在鸣放时说过几句错误言论，或一时附和过右派分子言论的人，也不要划为右派分子。对于非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在方法上一定要和对右派的斗争严格区别。对这些人的批判，应该是从团结出发，和风细雨，不开大会，不写大字报，不追，不扣帽子，不伤感情，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认识。
湖南
关于魏猛克的反动活动的若干材料。
民盟极右分子魏猛克，长沙人，四十六岁，家庭成分地主，上海美专毕业，日本明治大学肄业。解放后，曾任杭州艺专军事代表，杭州美协秘书长。一九五〇年魏回到湖南，曾任湖南大学文学系主任，省文化局长。现在是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教授，省文联主任，“新苗”文学月刊的主编，民盟湖南省代理主委，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反右派斗争初期，由于魏的反动面貌没有充分暴露，我们曾一度将他划为中右分子。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对魏的反动事实有了进一步的揭发和暴露，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肯定魏猛克是一个极右分子。他的反动活动的若干材料如下：
（一）魏猛克积极参与民盟杜（迈之）康（德）反动集团的活动
（1）魏于一九五〇年回湖南后，就和民盟康德集团一直有关系，并且是其中的骨干分子之一。魏对康德极力支持和捧场，争取康德的剧本在“湖南文艺”（“新苗”前身）上发表，向省文联的党员负责干部探听党对康德的看法、并且挺身而出，为康德争取权利地位。当他的活动达不到目的时，就咒骂党的领导。他认为没将康德提拔为省剧协委员，没有出版康德的剧本“追鱼记”，是宗派主义。魏还是康德的反动小集团——“文艺沙龙”的积极参加者，并企图夺取省市文化艺术界的领导权。魏和杜迈之也有联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开省人代会时，由于杜的指示，魏曾经借省文联没有房子和挂牌子问题，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2）积极参与杜康集团等办“同人报”的活动，力图和党报唱对台戏。当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严怪愚开好筹办“同人报”的名单送魏看时，魏劲头很大，表示“可以办成”。之后，他们又串通各民主党派中的所谓“老办报人”（其中大多数是右派分子）开会，决定由魏猛克担任“同人报”的社长。魏当即直接找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同志谈办报事，当时唐未同意，他表示还要请示盟中央。魏还对外扬言：“‘同人报’只差一部滚筒印刷机了！”还说：“要将‘同人报’办的和文汇报一样。”
（二）魏猛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阴谋活动
（1）魏自解放以来，对党所领导的反封建斗争、肃反运动以及各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直表示怀疑和不满。减租退押时，农民找他要退押金，他说：“这是考验立场的来了！”
（2）他在教学上处处反对马列主义，诬蔑苏联专家，贩运反动的文艺理论。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看来已经不够用了。”在教学中，不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并诬蔑苏联搞文艺理论的院士是教条主义者。他造谣说：“王蒙检讨可能是受了压力。”又说：“‘草木篇’也许是学鲁迅的‘野草’没学好”。
（3）从鸣放以来，魏猛克的反动面貌就更加暴露，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他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并同时参加了民盟中央召开的两次工作会议，回省后，一方面歪曲毛主席的讲话，说毛主席讲：“党的高级干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完全不通”。“人民日报的文章有错误（主要是指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不可轻信。”力求在群众中造成坏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杜康集团接触频繁，共同研究在省政协会上的发言稿，策动向党发动攻势。
第二，处处点火，煽动向党进攻，在群众中鼓动说：“湖南高级干部对鸣放很不放手，领导上应主动解除顾虑，培养勇士。”并说：“鸣就是要喊出来，大喊大叫，反击党也可以”。他在省文联座谈会上对群众说：“今天的会就是一个‘放’字，要放得满天星斗，火花万丈。”又说：“大胆的讲，不要怕犯错误。”一直到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后，他还说：“要独立思考”。
第三，全面否认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成绩，攻击党员领导同志，排挤共产党员参加文艺工作。魏诬蔑说：“湖南文艺领导上不尊重老作家和有经验的文艺活动家，简直是有传统的”。并且说：“领导上是以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态度对待青年作者。”又说：“湖南文艺界不活跃，创作不繁荣，文艺批评几乎没有，唐麟同志有责任，周小舟同志也有责任”。“高岳森、傅紫荻（两人都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是年轻漂浮，狂妄粗暴”。他还说：“文艺要由懂得文艺的人来领导。”因此，他拒绝高岳森、傅紫荻同志到文联工作。魏审查省文联的学习小组名单时，把所有党员组长都划掉了。他甚至狂妄到干涉党内的事务，当省文联的党支部传达省委关于缓期进行整风的指示时，他去党支部质问说：“谁说的不整风？”并且追问：“文联支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没有健全的组织生活？”（这些情况是通过他爱人得到的）。最后，魏还篡改“新苗”的文艺方向，夺取文艺工作的领导权。他强调文艺刊物要独立自主，把原来的“新苗”编委会一脚踢开，自己重新拟定了一个“新苗”编委名单（六个人中只有一个左派，多数是盟员，没有党员）。把编辑部的体制，由编委集体领导制改为主编负责制，并拒绝党员副主编傅紫荻来社工作。而这些改变事先都未和党组织商量。今年七月号的“新苗”，从编选稿件到画插图，全由魏一手搞成，因而大部分文稿是反动的，魏还亲自画了一幅诬蔑党对文艺领导是教条主义的漫画，并把封底原来的编委名单抽掉。魏编好后，没来得及付印，我即开始了反击右派斗争。后在群众的压力下，才将这期“新苗”中他画的漫画和两篇最反动的文章从中抽掉。
（三）魏和胡风集团以及国民党特务的关系
（1）魏从“左联”时起，就与胡风集团有密切关系，胡风曾说：“魏猛克有鬼聪明。”并且介绍托匪分子刘肖愚到日本找过魏。魏曾两次发表过他画的诬蔑鲁迅先生的漫画，都得到胡风的赏识。抗战期间，他和胡风的关系也很密切。解放后，魏在杭州艺专担任军事代表时，曾请胡风到他家吃饭、睡觉。魏离开艺专时，又介绍胡风分子方然去接替他的工作。魏和胡风分子冀仿、阿垅也有交往。反胡风后，他说：“对胡风问题，就在于似是而非，拿经典著作吓人”。
（2）魏和国民党特务分子也有相当的关系。抗战时期，曾经有人动员他参加共产党，并两次动员他到解放区去，他都拒绝了。但是，他却经国民党特务头子陈保泰的帮助，到昆明去教书，并且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他又到非常反动的国民日报当编辑。一九四五年他参加了民盟，但当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又向陈保泰表白自己与闻、李没有关系。接着，即退了盟，直至解放后，他才重新入盟。
（四）对魏猛克的反击情况
（1）反右派开始，我们曾认为他是中右分子。后来，经过如下过程，我们才肯定他为极右分子。首先，群众反映他有右派疑点，我们当即支持群众，大胆地揭发他。其次，在文联小型会议上，批判他已经暴露的一些反动言行，再逐步深入，揭发更多材料。同时，我们通过集中打“文艺沙龙”也掌握了他更多的材料。之后，即召开大型会议，正式对他进行斗争，在报纸上点了他的名，领导同志也找他谈话。这样，造成声势，步步逼紧了对他的斗争。
（2）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后，魏持抗拒态度。文联点了他的名，他才开始考虑自己的问题，但完全没有检查。当大家集中火力批判他时，他才感到有所震动，但对具体问题仍不认真交代。大家揭发了他的大批反动事实后，他才免强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但不承认自己参加了杜康集团。直到最近揭发了他的更多材料后，他才说：“自己和杜康是一伙。”但还不明确承认是杜康集团的成员，以避免被作出有组织活动的结论。
（3）今后作法：一方面，通过小会继续追具体问题和细节情况，配合大会批判他的抵赖态度；另一方面，对他在各处的活动，以鸣放阶段为主，进行全面调查，查清他参加反动集团的情况和关系，以及他向党进攻的策略和计划。
江西
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几项具体规定，全文如下：
我省反右派斗争，目前已经进入深入斗争的阶段。为了保证这一斗争继续深入，健康地发展，现对今后深入反右派斗争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规定如下：
一、关于切实掌握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问题
目前有些地区和单位扩大斗争面和混乱斗争目标的偏向显著，各省属机关、各战线报来的九十七名右派分子的材料，经研究只有四十一名合乎右派分子的标准。党群战线各单位报战线批准的十六名右派分子对象，也只有四名合乎右派分子的标准。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我们对右派分子的标准认识尚不一致，因此有的单位把真正的右派分子漏掉了，却把某些有右派观点而不是右派的人也当作右派分子进行了斗争。
为了便于各地具体掌握，现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主席报告的六条标准精神，提出如下七条具体规定：
第一，在这次运动中有露骨的反动言论、文章，带头张贴煽动性的大字报和标语，或本人虽无反动言论，但同情右派言论并为其作宣传辩护，或在反击右派开始后仍与右派通信联络，拥护右派分子的言论主张者，应划为右派分子。如果由于认识模糊，同情右派的某种言论而自己没有反动言论者，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第二，一贯有意夸大党的缺点，否定人民革命事业的成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的正确性者，应划为右派分子。但如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虽然有些片面性，或言论刻薄而不是企图反对、削弱党的领导者，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第三，在这次运动中，串连群众搞非法活动，在幕后阴谋策划，或操纵某种组织向党进攻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第四，歪曲党的政策，诬蔑、谩骂党的组织和领袖，或丑化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对党采取敌对态度者，应划为右派分子。但如由于个人得失（如在三反、五反、肃反中被斗或工资、提拔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等）而引起对个别领导干部、党员不满，讲了一些坏话，发了一些牢骚，以发泄私愤者，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第五，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借现实生活中某些缺点来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者，应划为右派分子。但如因认识模糊，对现实感到有某些不习惯，不方便而有不满情绪者，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第六，有意挑拨党群关系，破坏党的威信者，应划为右派分子。但如有些自由主义或是不自觉的随声附和，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第七，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或家庭直系亲属被镇压、斗争，以致对党仇恨，平时表现不好，在这次运动中又有反动言行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上述这些人如已真正放弃反革命立场，思想有所改造，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又较老实，并无反动言论和行动者，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上述七条，一般的只需具备其中一条即可确定为右派分子，但如某人具备其中一条，而情节较轻并承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者，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在划分右派分子时，不仅要区分一般右派分子，而且要区分右派骨干分子。所谓右派骨干分子，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一般右派分子只有言论没有行动。对于情节不够明显、材料不够充分，暂时难于断定是不是真正右派分子者，可暂放在中间偏右的界限以内，不确定为右派分子。
为了保证对右派分子打得准和防止扩大斗争面，除了要切实掌握上述标准外，还必须注意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严格执行省委原来规定的批准手续，对应划为右派分子的对象，必须准备充分的材料，分别报经省委各战线领导小组或各地、市委审查批准。
第二，强调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对右派分子的划分，要按照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的精神办事。要严格注意区别在大放大鸣中对我们党是真正恶意的攻击还是基本上是善意的批评；要区别是对个别单位的某些领导干部持之有故的批评,还是从根本上否认我们党的领导。总之，划分右派分子的主要标准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根本立场、路线问题，不能把一般的错误思想意识、作风问题与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根本立场、路线问题混淆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划分右派分子时，要对具体对象进行具体分析，要掌握确实材料，进行周密考察，不仅要看他们的表面现象，更要分析他们的实质。对右派分子材料的整理要仔细、慎重，要注意其言论的前后联系，不能断章取义，或加主观臆断，以防止遗漏或夸大。
第三，凡未经一定组织手续正式批准者，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一律不能当作右派分子点名斗争。必须把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同对某些有右派思想观点的人的批判严格加以区别，前者一般的是用疾风暴雨的方式，后者则只能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在党内和小组内进行研究、分析、批判，并向本人解释清楚，只当作内部问题，不是右派。
二、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具体要求：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一般要作到以下三条
第一，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和其中一部分人的有组织的活动情况。
第二，全部粉碎他们的反动谬论，把他们搞臭，使他们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地位。
第三，在群众中揭发事实和充分的说理斗争下，使他们低头认罪，彻底检讨交代，真正向人民投降。
作到这三条，反右派斗争即可告一段落，然后总结经验，准备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运动。
在具体掌握上，各单位还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
第一，如右派分子顽固抵抗，硬不交代，不能轻易放过，要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已经掌握一部分材料的基础上，把他们搞臭，待对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告一段落后，再对他转入长期的斗争。
第二，有些右派分子交代一半，隐瞒一半，或避重就轻地作假检讨，也不可半途而废，必须有计划地深入斗争下去。
第三，在右派分子基本交代清楚和比较彻底地作了检讨的情况下，斗争即可 结束。
总之，必须强调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取得彻底胜利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目前除需反对某些急躁、粗暴的作法外，还必须反对某些温情主义和右倾松劲的思想情绪，反对某些满足当前斗争成果而放松深入斗争的骄傲情绪，强调提倡领导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使反右派斗争一定要有始有终、贯彻到底，达到彻底胜利。
三、关于继续贯彻说理斗争，正确掌握斗争策略的问题
在运动的前一阶段，各单位一般是坚持了“揭露事实，坚持说理，展开争辩，以理服人”的正确方针，注意了及时总结和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但是由于最近运动进一步的发展，群众斗争情绪高涨，而有些单位领导上却满足于大轰大斗，并有的重复采用肃反时的某些错误方法，如在斗争中大呼大叫，硬逼硬斗，甚至罚站、罚跪、具结等等，使斗争产生了不良效果，致引起右派分子自杀者两起（省广播电台、文联各一人，均未死），逃跑者一人（省公路运输学校教师），这种现象目前正在发展，必须坚决加以防止和克服。
为了正确掌握斗争策略，更有效地打击右派分子，在斗争方法上提出如下十项注意的问题：
第一，斗争不准逼、供、信，不准采取打人骂人、绑人、罚跪、罚站，乱喊口号等粗暴作法。
第二，坚持充分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说理斗争，不打无准备的仗，不要过早的、心中无底的追究组织关系，需要追究时，必须经本单位党委讨论并须报请各战线的领导小组、各地、市委批淮。
第三，不要对右派分子限期交代，更不能限时限刻，不要叫右派分子具结。
第四，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展开斗争，分清是非，不要热中于揭发右派分子的私生活（特别是对年轻人），不要单纯地追右派分子的家庭成分和历史出身。
第五，在出现顶牛、僵局的单位，应暂时停止下来，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抓住关键，准备力量，以便再战。
第六，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应从他们的反动言行着手，应在事实弄清后，再戴以恰当的帽子，不要先戴右派的帽子。
第七，不要不容许右派分子讲话，不要把右派分子的解释，一概看作狡赖、顽抗。
第八，凡未经一定组织手续批准为右派分子者，一律不得在本单位的内部刊物或大字报上点名为右派分子，更不得因其对本单位的某些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而借故进行打击报复。
第九，对于确定为只有某些右派观点而并非右派分子的人，如果已经对他展开过急风骤雨式的斗争，应该立即停止，由领导上向他交底，并进行适当的解释，使他们放下包袱，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如需批判时，也只能在小组内进行。
第十，对于检举右派分子的材料，必须进行细致的查对工作，不要根据未经证实、不切实的检举材料来进行批判和斗争。
在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要加强对右派分子的分化、瓦解工作，对某些一般的右派分子，还可以不公开点名，只进行一些思想批判，这样能够作到争取一些右派分子起义，以便于我们掌握右派分子的内部材料，集中力量彻底歼灭右派骨干分子。
四、关于继续对右派骨干分子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
目前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经各级整风领导小组初步批准的右派分子已有二百六十八名，其中有骨干分子二十五名，各民主党派成员七十二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四十一名。
七月份对有代表性的右派骨干分子（主要是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骨干分子），在江西日报上陆续点名批判过的已有二十八名。
为了使反击右派的斗争从各方面展开，进一步打击右派骨干分子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根据运动发展情况，除在江西日报上已经点名者外，今后还应把文艺界、新闻界、机关及党内、团内一些主要右派分子和各地市右派骨干分子，或与省右派骨干有联系的右派分子，继续在江西日报上点名揭露。大体上在省报上以揭露右派分子四十名左右为限。至于各地、市的地区性的右派骨干分子和各方面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必须在各地区报纸上点名批判者，则应经地、市委审查确定，但数量不宜太多，一般不得超过三至五人。
对右派分子在报纸上公开点名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推动运动，使反右派斗争从各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为了发动群众。因此在报纸上对右派分子点名，一定要点得准，要有代表性。对于某些在群众中没有什么影响的右派分子，只在本单位揭发批判，不必都在报纸上点名。
五、关于加强对反右派斗争的具体领导问题
当前的反右派斗争，正处于深入、紧张时期，为了保证这一斗争继续健康地发展，并取得彻底胜利，关键的问题在于加强对这一斗争的具体领导。为此，必须采取如下几项具体措施：
第一，针对目前各单位斗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各战线、各地、市委应适当调整斗争力量，对斗争任务较繁重的单位以及某些薄弱的环节，应及时增援力量，加强其斗争领导核心。
第二，各战线、各地区应加强对运动的检查巡视工作，一方面派人下去，另一方面可及时召集战地会议，通过各种方式交流作战的经验，及时防止和克服各种偏向，以具体帮助和指导各单位的斗争胜利发展。
第三，必须继续贯彻对中间分子的团结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同右派分子坚决划清政治思想界限，要向他们交底，使他们消除顾虑，必须注意斗争越深入，越应该注意发动及团结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力量，以便完全孤立右派分子。
第四，必须继续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这样作，我们就能更好地巩固和提高群众反右派斗争的热情，就能够更好地争取中间分子和完全孤立右派分子，并为我们今后改进工作、改进作风，打下良好基础。
第五，根据当前情况和省委的指示，一般的反右派斗争在取得彻底胜利的条件下，争取在八月中旬告一段落。各战线、各地区应根据所属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部署。但在部署中要注意不要为时间所限，不要急于收兵，有的单位可以计划到八月底，甚至继续到九、十月。总之，要坚决贯彻不获得彻底胜利绝不收兵的精神，在全省反右派斗争未告一段落以前，各单位不应过早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斗争进展较快的单位，可以进一步总结战斗经验，作好各种善后工作，并进行边整边改。
以上意见和规定，希各战线和各地、市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辽宁
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于七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分别召集十个市汇报了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从汇报的和日常掌握的情况来看，全省在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中，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共认定右派分子一千零三十五人，其中极右派分子一百五十五人，党内右派分子五十一人；并发现有组织活动的反党小集团三十七个。经过前一阶段的斗争，这些右派分子有的已缴械投降，有的已被搞臭，有的日趋孤立；左派和中间分子的政治觉悟、辨别是非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他们更加积极的参加了反右派斗争；新的右派分子经过深入追、挖，不断的暴露出来，斗争正处在深入阶段。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斗争发展不平衡。总的看来，大专学校、民主党派和工商界搞的较好，机关、工厂等单位虽较前有好转，但在深度上搞的仍差，表现在：斗争不深入，想草率收兵，右倾情绪未能很好的扭转过来；有的右派未暴露，也不认真追挖。如锦州地方贸易公司，领导干部认为刚搞了肃反和审干，反右派斗争没有什么必要。因而一个晚上讨论了五个大问题（如农业合作化、肃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之后，就决定反右派斗争结束；也有的单位，虽然发现了右派分子，但领导上温情主义严重，斗争刚接火就想收兵。所以这些单位斗争的劲头不大，火力不足。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前一阶段，领导精力集中抓了重点单位，放松了对这些单位的领导，斗争深入之后，不深不透的现象就暴露得明显了。
（二）不少战斗单位，未能很好地根据反右派斗争日趋深入的特点，不断改进斗争的策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领导一般化。不能根据各单位和各个右派分子的特点，确定作战的策略，因而有的单位斗争深入不下去。（2）未能充分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变化，对症下药，有的单位斗争过于简单急躁，争取起义的工作注意不够。如鞍山钢铁公司斗争右派分子沈乃敏时，沈在会前向领导表示愿意交代，在会上有检讨，并揭发了一个隐蔽的右派分子王子佑（鞍钢总工程师，技术监督处副处长，是国民党接收鞍钢的大员），但我们斗争很不策略，积极分子在会上一意追他们的组织关系和纲领，报纸上也说他不是检讨，而是继续放毒。结果，沈就拒绝不再交代，形成僵局。（3）充分教育积极分子学习说理斗争不够。不少积极分子在会上只能追根源，追动机，不会据理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因而有的右派分子被打的不狠不透。（4）部分单位只注意打明显的已经暴露的右派分子，对隐蔽的右派分子千方百计的深挖不够。
（三）在分类排队中，有划错的，也有划漏的。划错的主要原因是，控制不严，界限不清。如营口市有的单位，没有把一贯攻击我党工作中的错误，丑化党员、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的人，划为右派，相反的，把有些属于个人主义的错误言论和意见的人，列入右派。个别单位也有乱打、乱点名或打击报复的现象。如旅大工商局、东北设计院，在群众大会上点了一些中间分子，要他们检讨交代；本溪职工医院，想把平时对领导不满意和提过尖鋭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划漏的原因是，除了标准未能很好掌握外，主要还是领导思想上右倾麻痹，有温情主义。特别是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姑息迁就，迟迟不认定的现象较普遍。此外，在认定右派分子的方式上，冶金工业部东北地质局和鞍钢公司的某些单位，有在大会上直接叫群众推荐右派分子的错误作法。本溪煤矿机关，叫一个非党员科长领导划右派，他亳无根据地划出十四个右派分子。问他根据什么划出来的？他说：“从发展上看他们是够右派的。”
（四）在改进工作问题上，除抚顺做的较好外，一般做的较零碎、片断，对重大的问题系统地研究不够。这有三点原因：（1）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领导精力确感不足，因而对这一工作注意安排不够；（2）未建立专人负责的制度，没有提出时间和要求；（3）群众的压力不大，领导上放松了督促检查。
根据目前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按照“深狠细致”的斗争要求，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对今后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1、要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参加反右派的斗争，保持群众斗争的饱满情绪。应注意：
（1）在斗争未发动起来的单位，要采取有力措施，纠正右倾情绪，充分进行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意义的教育，把群众的斗争热情鼓舞起来；（2）斗争深入和处在“顶牛”状态的单位，要注意和防止打骂、空喊口号等简单粗暴的做法，教育积极分子必须坚持说理原则。领导上要有决心，一经发现这种错误的做法，应及时严格制止，并切实纠正乱点名和稍带斗争的作法。对确实低头认罪的右派，斗争要适可而止，给以认罪的机会。在斗争中，对思想压力大的右派分子，要打招呼、点出路，尽量避免他们自杀。因为自杀不仅是右派分子顽抗反击的手段，也最容易打击积极分子的情绪。
2、学校将于最近放假，在斗争已取得初步经验的基础上，各地可根据自己的力量和条件，适当的再开辟一些战场（主要是在中等厂矿、财贸企业等单位的技术人员当中进行）。工人中的右派一律不动，但可先挂号。农村也要大张旗鼓的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乘机“反把”、扰乱社会治安的坏分子，要依法严加惩处。
3、反右派斗争深入后，在斗争方法上要注意：（1）发动群众深追细挖，把隐蔽的右派分子和合作社彻底挖出来，不能仅停留在明显的右派分子身上。斗争方式，着重采取小组辩论的方法，不要轻易开大会，必要开大会吋，要经市委批准。（2）斗争未深入的单位，要采取一切办法把毒草引出来，如出题目讨论，暴露思想，挖黑市言论等。但在未认定为右派分子前，不应乱扣帽子，要很好区分认识上的问题和反动思想问题。（3）大专学校即将放假，假期是反右派斗争较长的间歇阶段，应抓紧时间总结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进行搜集整理材料工作，做好下一步作战的准备。（4）要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而党内的右派比党外的右派危害更大，但党内不必划分左、中、右派，只把右派划出即可。
4、加强对排队工作的领导，各市应该树立起“标兵”。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和基层作战单位，应建立对右派分子的材料研究和审查的组织，右派分子的审批手续仍应严格控制。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等市，对不易分辨或者需要在市内批判的付处长以上干部和有全市代表性人物中的右派分子，仍由市委审批外，一般的右派分子，可交市委“各口”去审批。其他市的右派分子，均由市委审批。
5、改进工作问题，必须抓紧。要学习抚顺的经验，采取把问题分类排队，指定市委负责同志分题包干，进行研究，限期解决或提出处理意见的办法。
陕西
各民主党派经过约十天的休整，不日即将开始第二次的反右派斗争。这次计划的斗争对象：民盟是以韩兆鹗为主，其次是李子健和亢心栽；九三是以李壮猷为主，其次是屈伸；民革是以王捷三为主，其次是王子伟；民建是以张士心为主；民进可能是李述礼和王芾南，现仍在调查研究，尚未最后确定。第二次战役的时间，计划为二十天至一个月。至九月上旬，准备再发动第三次战役，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形式，斗争那些在人民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对于不是人民代表的右派分子，将仍通过民主党派组织进行斗争。各民主党派反右派的斗争，计划于九月底基本上结束，然后转入整风。
第二次战役对各右派分子斗争的方式，一般计划是以所属党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为主，其次配合以所在工作单位的斗争。同时，还计划发动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对右派分子进行揭露、批判，以求上下呼应。对工商界的右派分子，计划通过民建和省市工商联共同进行斗争。一般机关单位凡与被斗争右派分子有一定关系的，也都应主动配合，供应材料。
对各民主党派右派分子的斗争，计划提出如下值得注意的问题：（1）贯彻坚持说理和充分揭露事实的原则。不断教育群众，克服温情主义和简单急躁情绪。（2）以小会斗争为主，配合以必要的大会。（3）每一个战斗都要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准备不好，就不要仓促战斗。（4）加强对右派分子的工作，力求争取右派分子起义和分化右派。（5）在斗争过程中，要抓紧搜集材料的工作。（6）经常按照斗争情况，继续进行排队工作，务使对所有右派分子都能排列妥当，严格区别对待。（7）根据斗争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斗争力量。
关于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问题，省委准备召开一次省级各机关的党组书记会议，进行布置。要求各机关首长亲自领导这一工作。对需要斗争的右派分子，拟由其所在单位党组研究和确定，或由所在机关或由所属党派进行斗争。对个别需要在领导人员中进行斗争的对象，应报请负责部门批准。各机关在斗争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中，应及时把揭发出来的材料送交省委统战部；并应注意支持各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组成整风领导小组，以为将来改组基层委员会作好准备。
山西
四个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已于七月二十五日左右基本结束，告一段落。兹将这一段斗争的概况、收获和斗争策略等情况综述如下：
（一）运动的概貌
六月八日以前是鸣放阶段，由小鸣小放逐步到大鸣大放，右派进攻，我们防御。六月八日以后到六月底，是相持阶段。人民日报几篇社论的发表，毛主席报告的公布，周总理在人代大会上的报告，在全国进入反击右派的声势下，右派分子在逐步收缩，退却。我们则进行发动群众，组织队伍等准备工作。七月初至七月二十五日左右，为全面反击阶段。七月七、八日以后，斗争趋于深入，七月中旬到七月二十五日左右，斗争进入高潮。在这期间内，右派分子即陆续投降、缴械，基本上被打垮了。虽然有极个别的在顽抗，也被驳的体无完肤，处于完全孤立。
（二）收获
共反出了右派分子三百一十四人（教职员学生一起），他们的暴露有以下三种情况：一小部分是在鸣放时自己冒出来的；二是在六月八日的社论发表之后，他们不放了，而在议论我们是“小题大作”等，不满反击，我们则还想让他们继续大放，采用激将法，又搞出了一部分；三是在斗争深入后，被群众揭发，挖掘出一部分。后两部分数量多，质量高，有鲨鱼，有合作社。
（三）怎样斗右派
总的是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把右派分子划了五类：（1）有言论有行动的（骨干分子）；（2）虽无行动但有系统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也是骨干分子）；（3）言论虽不怎么系统，但在主要问题上放了毒素；（4）自己本身虽没有放出什么反动言论，但在反右派斗争的说理斗争中，公开地积极为右派分子辩护，这就说明他本人也是右派；（5）界乎右派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一般不把他们算作右派，但须根据其言行，参照其历史，参照其历来对政治运动的态度及对周围人缘的好坏，有些也须划为右派。根据上述五种不同的右派分子，分别采用放在不同场合进行斗争：（1）班会和小组会；（2）以系为单位的会议；（3）全体学生或全体教职员中；（4）全校大会。不论什么范围和场合，目的是要把他们斗垮搞臭。搞臭的概念是：（1）将其言行可以影响的市场剥夺，使其处于完全孤立；（2）对放出的毒素，要批判、反驳的体无完肤。对一些特别严重的骨干分子，还要适当揭发他的丑恶历史，并予登报（已报山西日报者共有二十多人）。戴右派帽子也按不同对象不同处理，有的人即给他公开戴上右派帽子，有的人则公开不讲其为右派，但经过斗争，群众已认清其为右派分子，小的右派分子，则只说他有错误言论或谬论，批判其错误言论，领导上心中有数。右派分子经过斗争，对于已低头认罪，投降交械的，即放在一边；对于有些虽已低头认错，但估计他有些问题可能还未交代，而我们又未掌握其材料的，则将挂起来，待有新的材料后再说；对极个别顽抗者，虽然已经将他们驳倒，无言以对，但还耍死狗，态度无赖，则继续加以孤立。七月二十五日以后，已转入思想批判为主，即总起来进行教育的阶段。大家坐下来和风细雨地进行自我检查，检查各人的右倾思想，温情主义，座谈收获，以求普遍提高思想。在检查中，不少人还写了个人心得（并未布置，是自动写的）。与此同时，并设立了若干讲座，就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统购统销、南斯拉夫问题等，进行报告讲演，与思想批判结合起来进行，以求系统地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这样作的结果收获很大：（1）普遍认为这一场反右派的斗争，比过去的三反、五反等五大运动更为丰富、生动，对每个人的教育很大、很深。学校虽然放假了，但觉得越搞越有味道，毫无倦意。（2）过去立场模糊的人，现在也感到必须站稳立场，必须关心政治。（3）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和思想改造的自觉性，也大大提高了。（4）群众发动的广泛、深刻和普遍，一些炊事员均积极参加了。稍差的有三部分：一是部分的职员，二是没有右派的班，三是在党员中。鸣放初期，右派分子首先抓住肃反问题，党员均被提名及列上了大字报，这就使党员中放的不够，还没有出现一个象样的右派。（5）整个斗争没有发生什么偏差，学会了说理斗争，对此大家影响最深，认为是最大的收获。
（四）下一段的搞法
在党、团员中还准备再搞一下。（1）把右倾思想深入检查一下。（2）检查一下思想作风，群众关系，同时也组织他们对领导上有些什么意见，再放一放。（3）党、团组织加以整顿，有的基层团组织几乎是垮了，须加整顿，对于个别坏的团员也须先作组织处理。这些工作于八月五日左右结束。在学校的教职员，组织起来进行整风，初步计划为二十天，分为两段：前一段搞思想批判，检查思想作风、党内外关系和团结问题；后一段研究改的问题，把鸣放时提出的意见加以研究，求得解决一大部分。对于出去实习的学生，个别请假的和逃避运动的学生，确定在下学期开学前早回校两星期，加以补课。
（五）四个高等学校排队的情况
四个学校总人数为七千四百一十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四，中左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中中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中右占百分之十三点零八，右派占百分之四点二五。
讲师以上（髙级知识分子）三百二十二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中左占百分之十八点九，中中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中右百分之十二点四，右派百分之十五点三。
助教与职员一千四百零五人，其中左派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中左百分之十五点七，中中百分之三十八点一，中右百分之九点五，右派百分之四点二。
学生五千六百八十三人，其中左派百分之三十六点四，中左百分之二十三点三，中中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中右百分之十四点一，右派百分之三点五。
三百一十四个右派分子，按前述五类划分来统计，即有言论有行动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六，有系统言论无行动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其余三类占百分之五十二。分别说：讲师以上的右派有五十一人，一类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三，二类占百分之十七点六，其余三类占百分之五十一。助教和职员中有右派分子五十九人，一类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一，二类占百分之二十点二，其余三类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五。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二百零四人，一类占百分之十九点一，二类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其余三类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九。
江苏
一、工厂整风问题
七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省委召开了七个市的市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在工厂如何开展整风运动。工厂在大鸣大放时期，也鸣了一些，少数厂出现了一时的天昏地暗，发生了工人闹事。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工厂进行了一些正面社会主义教育，表面上职工的混乱思想澄清了，但实际上并未解决。反右派斗争一松，潜伏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工厂中有相当数量的私方人员、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间，目前已发现有若干右派分子。南京永利宁厂、无锡市申新纱厂的初步摸底，科室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三弱，苏州市一百二十九个私方人员中（小厂厂长以上，大厂科长以上，包括私方安插在厂里的亲信），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二十八。工人的队伍也相当复杂，工业系统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新工人，而老工人中间，也有一些是过去的作坊主和小业主，因而右派言论在工人中也有市场，而且个别工人本身即是右派分子。根据这一情况，省委对工厂开展整风运动，提出了如下一些意见：
（一）在工人群众中，不提开展反右派的斗争，不普遍进行左、中、右派的排队，一律提整风的口号。工人中个别明显的右派分子，在整风中作突出的问题处理。在私方、科室人员中，有右派的单位，可在科室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厂里的右派如果是社会知名人士，工厂配合市进行斗争；如是一般的右派分子，则由工厂负责进行斗争。
（二）工厂整风，在整个工作中的位置要摆妥当，既不能因整风影响生产，也不能因抓生产贬低整风的位置，因此我们认为仍以生产、整风两不误的提法为完整。
（三）工厂整风的目的，根本上也是解决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对于党的领导问题，在合营厂未得到解决，政治领导权是私方与我斗争的焦点。在国营工厂中，这问题也不是完全解决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也程度不同的反对党对工厂的领导。在工人群众中这个问题虽然基本上不存在了，但在新工人中，问题还未最后解决。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私方人员还企图否定它的优越性，高级知识分子也还有不少怀疑。工人群众中对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对于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问题，也有若干糊涂和错误的看法，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群众大辩论，才能得到初步解决。工厂干部在大鸣大放内外夹攻的情形下，领导作风有一些改进；反右派斗争开展后，有的把决心学习科学技术和克服三大主义也丢掉了。这些问题，也必须在整风中继续解决。
（四）在工厂中进行整风的作法和部署：（1）要有较充分的准备时期，准备工作包括四个方面：进行排队，培养骨干，安排生产，领导主动下楼。从现在到八月中旬，是高温季节，不易立即展开整风，基本上作为准备时期。（2）分批分期交叉进行，第一批不宜搞的过多，基本上是试点性质，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多搞。工厂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可时起时伏、时松时紧波浪式地前进，一般整个运动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一个人的斗争时间可以短一些，以便照顾到生产情况，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因此工厂整风时间暂定为八个月，争取明年第一季度前结束。（3）工厂党委书记既抓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又要抓生产，其它人要有分工。市委应把工厂整风运动作为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来抓。省市委均准备组织一定的力量下去帮助。
（五）在工厂整风运动中，领导上应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1）工人的劳动纪律和生活作风问题，可以通过整风结合进行正面教育，在提高工人觉悟、辨明大是大非的基础上，使他们自觉的改正错误，转变过来。但不要借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声势，来整工人这方面的问题。（2）反右派斗争和肃反有联系，但是两回事，没有经过肃反的新合营工厂，反右派斗争和肃反不要同时进行。如果反右派斗争中发现了反革命分子，另作专案处理，不要和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混淆起来。（3）注意生产安全问题，在要害部门工作的右派分子，经过群众揭发驳斥后，要调离要害部门。（4）私方、科室人员反右派的斗争，一般只可吸收工人代表参加，不要召开全厂的职工辩论大会，如召开需经市委批准。
二、高等学校学生回乡前后作的几个工作
（1）学校党委把右派学生的情况，通知了当地党组织，使当地党组织了解他的情况，注意他们的活动。（2）各级党组织抓紧作了学生家属的工作，要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当地情况，并说服他们的子弟协助党组织进行工作，不要散布各种错误言论。（3）各地党组织，主动向回乡学生介绍当地生产、生活情况，用实例提高回乡学生的觉悟，澄清他们的混乱思想。一旦发现学生散布右派言论，即组织群众驳斥，不使流传开来。因此，学生回乡后一般表现尚好。但也发现个别学生仍然在基层放火，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例如江苏师范学院学生吴明山，即在农业社大放厥词，对社员说：农民生活太苦，但他们没有工人、学生有胆量，农民的生活应该和学生一样，我们团结起来揪政府。他造谣说：中国人口太多，农民要避孕，不然将来要出人头税。他又说：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内容过左，发表过早，事先没有掌握人民的思想情况，现在党中央已承认错误。他还对高小学生进行煽动，说：参加农业生产最苦，应当争取作一个有学问的人，要有学问，就必需进学校读书。当群众以华罗庚为例，同他辩论时，他说：华不是自学成功的，政府对他的评价是吹牛，现在有许多教授已提出来指责。
一般看来，少数学生散布右派言论，对群众影响极坏。因群众过去一贯对知识分子较信任，以为他看的多，听的多，对于他们的错误言论，一时分不清真假是非，盲目信以为真。所以不进行驳斥，就不能迅速澄清群众的混乱思想。但这也是个好机会，不但通过驳斥教育了群众，而且也使我们能借此进一步摸清右派学生的政治思想情况，为下学期开展反右派斗争打下有利的基础。
广东
省人代会于七月二十五日召开，近几天连续开小组会，追击右派分子。截至目前，在会上斗争的重点对象有十七人（其中包括各地区的），副点对象十九人（只点了一部分人的名）。七月二十八日，再一次动员了参加大会的积极分子。两天来，斗争火力较猛，少数右派分子已开始低头，并且交代了一些问题；大多数右派分子虽然表示愿意承认错误，愿意交代问题，但仍然是避重就轻，吞吞吐吐。这几天来，经群众揭发和右派分子自己交代的问题如下：
云应霖承认：他企图使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平起平坐，平分秋色，“半斤八两，共同领导。”他想把共产党拉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且认为：“共产党有什么，民主党派就应当有什么；共产党想作什么，民主党派也应当作什么。”他承认：为了反对党、反对统战部和打击进步分子，在该省农工民主党内组成了右派七人小集团，除云应霖外，还有丘哲（该党省副主委）、李俭之（该党省委委员、水利厅副厅长）、陈卓凡（该党省委委员、省参事室副主任）、廖祠蓝（该党省委委员、文史馆副馆长）、杨漂棠（省参事）、黄大锵（省参事）等人。同时，在会上还揭发出云应霖与农工民主党中央的王一帆、杨逸棠等人有密切联系，王、杨曾到广东进行过活动。还有人揭发：云应霖在历史上是章伯钧第三条路线的合作者；解放前，章伯钧在香港组织中华民主行动委员会时，云是广东方面的负责人。
林孔湘（华南农学院教授）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是有目的有野心的右派分子，曾企图以院务委员会的行政机构代替党的领导，并由他自己搞一个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院务委员会的常委会。他打算先把该院的植物保护系（他是系主任）按照美国资本主义的方式搞起来，经过一定时期，有本钱后，再扩大自己的势力，争取控制全院；进而扩大到农业科学研究所，争取自己能够当院长或所长。他还承认：他在学校中曾诋毁苏联的先进径验，一贯地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
会上还揭发了中山大学教授董美堪，他曾参加过上海陈仁炳、孙大雨等组织的“大教联”，企图篡夺上海的民盟领导权。董美堪与谭惕吾也有联系，董称赞谭有本事、能干，不断为谭作义务宣傅。解放前，在南京吋，董美堪经常在谭惕吾家开过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右派分子，在代表们的追击下，都多少不同地交代了一些问题。目前，小组会仍在继续进行。
人代会党组根据会议进展的情况，认为这次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要达到下述目的和要求：右派分子低头认罪，检讨错误，凡是应当交代的问题，基本上都作交代，使每一个重点对象都能作出口头的或书面的检讨。
在人代会开会期间，各民主党派（主要是民革）也利用会议的间隙，继续举行会议，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由于事先我们攻破了极右分子罗翼群的妻子冯慕德（民革），掌握了罗翼群与黄绍竑关系的部分材料，因而在七月三十日晚民革省市组织联合召开的会议上，罗翼群被迫招供了一些问题。他承认：他与黄绍竑有政治联盟，其目的和动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罗承认他与黄在北京、在广州都互有来往，并且交代了他曾将三份有关肃反的材料交给了黄绍竑。经别人揭发，罗自己也承认，他到北京开会住在前门饭店时，黄绍竑曾指示他，回省后要提出有些人安排不当的问题，特别是要提出阚崇骅（白崇禧的老部下，伪广西省建设厅长）当政协委员。另外，黄还指示罗在省政协提出成立“平反机构”。当时，黄向罗说：“你在广东提，我在中央提”。罗回来后，果真照办了。关于法制问题，黄也指示罗，两人分头向党进攻。当时，罗对黄说：“中国从来是讲忠恕之道的，现在这样残酷（指肃反），有违忠恕之道。”黄答曰：“这是法制不完全的缘故，七年来没有法制，一直使人民无所适从，司法人员无所根据”。黄接着指示罗：在广东提出健全法制的建议，并且组织社会舆论的支持。罗回来后，就积极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求中央迅速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否则，人权就没有保证。”罗甚至公开提出：“起用国民党时代的司法人员，将他们训练半年后，派到司法岗位上工作。”
上述材料，都是这几天群众初步揭发或右派分子初步交代出来的，至于每个人，每件事的详细情况，尚待进一步追查清楚。
青海
目前我省反右派的斗争已经激烈展开，根据省直八个单位对敌情的摸底，初步确定的右派分子共有四十名。这些右派分子，从现任职务来看：处长级干部二名，科长级干部一名，主任工程师和工程师各一名，会计、文书、演员等一般干部共三十五名；从参加革命的时期来看：三九年的，四五年的和四八年的各二名，四九年的二十二名，五〇年以后的十二名；从政治情况来看：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因历史、思想问题曾经被整被斗过的二十一名，参加民盟、基督教和哥老会的各一名，一般非党群众十名，党团员六名。
这四十名右派分子，一般在鸣放中都有相当活动，其活动情况大体有如下几类：
（1）身为五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分子，或曾被整被斗对我不满的分子（共约七人），借鸣放之机，向党进攻。如劳改局庄本先（家系官僚资产阶级，本人是旧司法人员，肃反中被斗并判刑，主要亲属有几人尚在台湾），除公开暴露对党对肃反的不满和诬蔑外，还暗地指使冯百丰和樊金龙，发表谬论，反对党的领导，并骂青海日报是“魔鬼集团”等。又如水利局魏发基（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曾被我管制，现仍控制自由），对我三反和肃反不满，辱骂积极分子是“夜间之狗：一犬吠声，百犬吠鸣。”
（2）有历史问题或有罪恶尚未作结论和处理的分子（共十三名），看见鸣放，得意忘形，趁机散播反动言论。如历史反革命分子段任说：，“在我的肉体上，任何一块肉，没有失去知觉时，都在坚决地反抗着。”又如高教厅许元湛（四九年曾去过台湾一次，现在历史尚未作结论），在鸣放时曾对史占文说：“我奋不顾身，随时随地准备壮烈牺牲。”
（3）有杀、管、关、斗之仇，一贯对我不满的分子，想在鸣放中来申冤报仇。如税局霍永发说：“我的父母被群众乱石打死，死得很惨，我永远是忘不了的。”
（4）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共五人），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和技术，恶意散播反党的谬论。如水利局工程师李在钤说：“技术问题的决定，局长不能修改。局长只能管行政事务工作。技术问题应成立工程师办公室来处理。”
（5）落后的党员、团员和群众（共十四人），由于对党不满或立场不稳，经不起考验，在鸣放中变质或投降。如手工业管理局于济民（家庭是地主成分，四八年第二次参加革命，曾向敌自首），骂手管局是：“昏君当道，奸臣专政，巧言令色，奴颜婢膝。”并说在过去学习八大文件时，曾叫他举个小白旗表示投降，来反对思想改造。又如服务厅王昌平（五零年参加革命，五六年入党），在反右派斗争中说：“冒上我的党团员不要了，我要站在公正人士的立场，来替自己人打抱不平。”他按照他的观点，将他在外调查的肃反对象赵光年的材料，全部向群众泄漏了。
在右派的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两点：（1）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如劳改局庄本先和石林祥鼓舞和支持冯百丰，写作反动的诗和诬蔑肃反运动的短篇小说“善良的凶手”。目前初步发现为右派集团的共有二个。（2）拉拢和煽动落后群众，挑拨是非，发动向党进攻。如手工业管理局特嫌分子邵德炎（伪军官出身，曾参加过国民党，四九年曾去香港找他姑父何成浚，旋又经何介绍到台湾去找警备司令彭孟辑谋工作，不久即返回大陆，五零年混入革命，现仍与香港有联系。邵曾威胁他的保姆不能泄漏他的活动，并在一九五五年嗾使他老婆赵华仅拉拢侯保琴说：“你要跟我们走，听我们的话。”在鸣放中，通过他老婆煽动落后工人黄炳文和王斗明等十余人，宣传领导如何不好等，并由王斗明给手管局写了一封信，说：“手管局不如国民党，党支部是匈牙利的纳吉政府，手管局正处于匈牙利事件中。”
湖北
反右派斗争的几点基本经验
（一）要放得开，要挖得深
所谓要放得开，要挖得深，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放得开，才能挖得深。事实上凡是放得好的单位，挖得就比较深，凡是没有好好放的单位，就很难挖出东西来。所以放得好这一点很重要。有些单位放得不好，其原因主要是领导上没有决心，没有信心。他们害怕放出乱子来，害怕影响工作；影响关系，影响团结。他们不敢放，主要是不相信群众的多数；不相信大胆地放，不仅错误的东西会放出来，而且正确的、错误的、反动的这三方面的东西都会同时放出来；以为放单纯是个手段，不了解我们动员鸣放是诚心诚意地要放出正确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整风，忽视了放可以帮助我们整风，可以帮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战胜资产阶级这一巨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既要放得开又要挖得深，不能理解为只要放得开就等于挖得深。放了之后，还要充分地揭发和批判，才能把右派都暴露出来。
（二）团结群众，孤立敌人
经过这一阶段的运动，我们体会到要作到团结群众、孤立敌人，需要抓好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武装好左派，这是从运动开始到结束都必须贯彻的。在大鸣大放阶段开始组织反击时，往往都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反击不出去，原因主要是武装左派思想的问题未及时解决。为什么左派思想一下子不容易武装起来呢？一是客观上的原因，即在大放大鸣中，我们有意地处于被动地位，有意地把水搞混，好让右派“混水摸鱼”。这样一个策略把右派迷惑了一下，也把我们自己迷惑了一下。我们不能一开始就交代得那么清楚，所以左派中就有些人迷失了方向，现在要把他们扭过来，就需要一段时间。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队伍不纯，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都比较严重，因而对右派的嗅觉不灵，仇恨不深，反击起来有困难。所以，在开始武装左派时，就要强调反对右倾思想。当然也有这样一部分左派分子，当人家骂我们时，他们憋着一肚子气，因此反击一开始就摩拳擦掌，手脚很重，如不对他们进行说理斗争教育，就很容易过火。所以，也要提出防左。这说明反对左同反对温情主义是一致的，强调狠同强调说理是一致的。这一点对于武装左派思想很重要。
第二个环节是争取团结中间分子。作好这一工作最基本、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亲自动手，采取个别串连、家庭访问、少数人座谈等方法，同中间派代表人物交朋友，摸心思，向他们交底。这是中心环节。现在看来，只要把中间派的代表人物争取过来，其它的中间派也就容易争取过来了。
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要不断地改，以实际行动表明我们是诚心诚意整风，而右派分子的所谓“帮助”我们整风却是别有用心的。有些单位这样做了之后，效果很好，中间分子非常钦佩，特别是有些单位把右派分子的正确意见也接受过来了，最得人心。
第三个环节是分化孤立右派。我们体会，对右派分子的工作应当在什么时候才加以强调的问题，就是说时机问题是首先应当注意的。斗争深入了，右派分子已开始分化孤立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抓紧做右派分子的工作。在这以前，我们主要是武装左派，争取中间派。到了适当的时候，才对右派分子进行工作。时机很重要。开始不要马上找右派分子谈话，要有意识地冷一下，右派就会感到更加孤立，就会急着来找我们，这个时候才同他们谈。有的单位谈得早了，右派分子就向斗争他们的积极分子们吹牛说：“就是你们这些人冷酷，领导上对我是温暖的”。也有的单位，右派分子已经恐慌，找领导干部谈话，领导干部却拒而不谈，以致妨碍了分化右派的工作。
其次是作好排队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右派和中右分子的界限是排队工作的中心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许多单位对于右派的标准还不明确，在具体掌握和执行中央的大标准时，不是把右派划成中右分子，就是把中右分子划成右派。上海市的标准比较具体，但如按他们的标准划，就可能把右派分子划得多了。我们正在研究，准备根据中央统战部的标准，参考上海市的标准，自己搞出几条标准来。搞了标准，还要有标兵，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正在解决。
排队要反复排，反复修正，要根据运动的发展，不断地排。要在斗争中排，不能关着门排。有的单位领导干部坐在办公室排，结果越排越胡涂。
（三）坚持说理斗争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容易解决的。我们许多同志不善于说理，很容易采取筒单粗暴的办法。右派分子凡是发表谬论的，都是经过长期准备，收集了许多材料的，讲起来，从表面上看，头头是道。而我们许多同志平日政治学习不够，对时事政策不够留心，没有必要的本钱，说不服人家。另一方面，对右派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解决办法又是说理斗争这点感到顶别扭，斗起来就很容易发生简单粗暴现象，特别是容易沿用三反、肃反的老办法，而真正用充分的材料和论据进行说理是比较不容易作到的。有些单位搞得很好，真正作到了用充分的根据和事实进行说理斗争，中间派顺利地被争取过来，右派也比较容易地被分化了。
进行说理斗争，有这样几种形式：
大字报：开始发动群众反击右派时，它是一个很好的武器，斗争深后，它的内容也随着变化，但始终是个很好的形式。
座谈会：也是个好的形式。
辩论会：是进行充分说理，教育群众，孤立右派的一个极重要的形式。
（四）坚持边整边改的原则，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七月二十九日到三十一日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由张平化同志作了报告（第一书记有病）。现在看来，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反右派这个政治、思想斗争的严重意义，许多同志仍然认识不足，所以对今后斗争的布署安排，决心不强。二是运动要继续深入，如何作到统一领导，全面安排工作、反右派、整风三不误，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如解决不好，第二个问题就会更解决不好。就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也还必须作许多具体工作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这次会议上只提出了个总的要求，具体的还要靠各地自己安排。此外，中右同右派的界限问题，还须继续解决。
山东
省级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进展情况
一、民革
民革省委在济南的委员，从七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连续开座谈会对范余遂的罪恶历史和一贯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进行了系统的揭发批判。揭发出的主要问题是：范在大革命时期即为国民党的右派分子，曾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持工农的三大政策，表示坚决反对；对当时在济南工作的共产党员王烬美（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刘俊才（即刘子久）等同志，进行多方打击，阻挠他们的工作。范在任武汉市国民党常委组织部长时，表面与我党合作反蒋，而暗中给蒋送情报，报告我党在武汉市的活动情况。他还曾到英国去贩运资产阶级费边社反共理论。抗战时期，范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一九四二年范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时，积极组织反共力量，曾电请李仙洲入鲁向解放区进攻等。
这些事实被揭发批判后，范的态度较前老实，看来触到了他的要害。最近他把家中的信件全部撕掉，毁灭证据；对外通信也以其妻王玉襄出名，隐蔽自己的活动。会上对其他右派分子的问题均敲了一下，但因为未作为这次会议的重点，所以进展不大。
二、政协
从七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连续开座谈会，集中斗争张今铎和章坯。由于会议有充分准备，达到了完全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预定目的。会上张今铎被揭发的很窘，特别是在会上宣读了他的女儿张大音（共产党员，在俄语学院学习）寄给省政协揭发张的历史的信时，张更显得狼狈不堪。张大音来信的大体内容是：张今铎过去即有浓厚的崇美思想，他曾标榜自己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要走第三条路线。他在香港时的生活极为糜烂，当我问他从那来这许多钱时，他说是朋友送的。那时我就怀疑他所说的这些朋友究竟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肯这样慷慨送钱给他？他们送他这许多钱的目的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怀疑到他在香港半年究竟干了些什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应该让他交代。对章坯主要是揭发批判他在济南、青岛、烟台两次视察中，借视察机会向党进攻及攻击我党军事干部，企图在军事上下手的罪恶活动。现在对章坯的批判，可以说已达到体无完肤的程度。我们曾估计张今铎、章坯、孔繁尉和解放是一个合作社，现在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个合作社，可能是一个臭味相投的小集团。但张今铎与储安平之间，可能是有阴谋活动的。
三、民建
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入动员和发动群众，搜集材料，作进一步开展斗争的准备。我们计划在省人代大会前对袁熙鉴、葛兰笙进行一次斗争，为省人代大会作好准备。
由于斗争的步步深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被更多地揭发出来，因而左派的斗志更加高涨，例如张冠增说：“越来劲头越大了”。中间分子大部分已被争取过来，如高象九（民政厅副厅长，民盟盟员）过去一直不大发言，近日也积极起来了。右派已完全陷于孤立地位。这对我们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征服右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天津
高等学校和民主党派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发展
在南开大学化学系开辟了一个新战场，揭发出该系讲师姚文彬（民盟）曾借建议搞体制问题来进行反党活动，私自召开青年教师座谈会，鼓动教授王积涛给党提意见，挑拨教授间的关系。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现了南开大学右派小集团最近在校内外活动的一些新线索。该集团的核心分子杨敬年拉教授丁洪范搞党员副教务长滕维藻，丁不愿参加，杨即说：“有朝一日我们当了政，你不要后悔。”同时还揭发出该集团另一核心分子傅筑夫的反动言论。傅、杨两人现在是互相推卸责任，傅说：“天津的密谋者是杨敬年，北京是滕茂桐，推动者是杨学通，我是大家选出来领袖群伦的”，杨敬年则说，他是受了傅的思想影响。目前对他们在校内的活动已搞清。在校外发现任镇威与储安平的关系密切。任曾给储介绍过爱人，在鸣放中与光明日报社记者谈过三次话。任是一九五二年来南开大学的，他根本不了解南开大学思想改造的情况，而这次他积极挑拨教授反对思想改造问题。他并与杨学通活动南开大学的黄公度（五级教授，不满级别，曾发过牢骚）反党，杨说：“南大暗无天光，迫的黄公度要自杀。”并找黄说：你的自杀问题我已经给你说了，你不要赖账。
另外，揭发出北京人民大学的民盟组织曾在陈茂桐（北京国际经济研究教授）的家里开过会，研究准备背台词（准备在公开会上说的话）。傅筑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到天津说：“民盟中央对座谈会很重视。”南开大学九三学社对开座谈会也表示支持，饱觉民向雷海宗（九三，市委委员）建议由九三提出讨论开座谈会的问题，雷表示同意。
由于运动的深入，一些顽强分子已开始低头。河北师范学院副教授王麦杆（一九四二年参加新四军，被斗过），过去态度强硬，昨天已作了检讨。他反党的方法是采取找人命案件（即肃反对象），找对工作分配不满的毕业生、对思想改造不满的教师、对工资福利不满的工友等，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手段，并说肃反是他反党的最后一张王牌。他向我们斗争的策略是：“肯定党中央，反对校党委，并在美协赶走党员秘书”。他的野心是想当市美协副主席，把美协搞成一个自由的小天地，夺取美协出版社的阵地，以便对党进行报复。他说这是他十几年来反党的综合。
二、关于民主党派的一些情况。民革已开始斗王履和，在解放前出卖上海民革党员的问题。同时发现城乡区税务局的民革组织中有一个反党小集团（骨干分子是民革支委）在鸣放中开了四次会，除民革成员参加外，并吸收有因历史、政治问题对我不满的分子十六人参加。他们在会议上散布反动言论，策划向党进攻。
市工商联昨天继续斗争毕鸣歧，揭露的问题比较集中。但毕的态度仍不老实，只承认小事，对大事仍采取抵赖态度。
上海
机关整风进展简况：
一、七月二十四日，由普陀区介绍了他们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以后，机关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更形活跃起来，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第一，大多数单位已把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列为主要的议事日程，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对所属的不同类型单位作了分析和部署，有的亲自下去进行具体帮助。第二，已经放透并发现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少数单位已经展开斗争，多数还正在紧张地进行战斗准备。第三，许多没有放透和没有放的单位，在领导下了决心以后，重新进行大鸣大放，有的单位已经进入热火朝天的阶段，大字报、漫画到处贴，牛鬼蛇神也有出笼。
但是，各机关的进展仍很不平衡，有的已经对右派展开斗争，有的是夹生饭，有的还放不起来。在区级机关中，人委和公安分局一般放的较好，党群机关比较差。但是，其中也有较好的。
二、几个问题：
（1）放的问题。第一，少数单位领导思想有阻力，有几种思想比较突出：（1）认为鸣放是为了钓出右派，放了几次不见右派出来，信心就不高。有的就问：到底以整风为主还是以反右派为主？有的把整风与反右派截然分开。（2）领导本身的缺点比较严重，怕火烧自身（魏文伯同志指示，有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不能参加领导小组）。（3）思想准备不足，特别是二、三类的单位，在听到要整风、要继续大鸣大放之后，说：魏书记的报告像是放“导弹”。有的单位有抵触情绪。他们说：一放，二收，再放，人家会说我们反复无常，不好搞。（4）怕党内外一齐放。（5）怕登大字报。
事实证明：只要领导思想通了，首先下决心，由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并且边整边改，就会放得好。第二，群众思想有顾虑。群众有“三怕”：怕批判，怕报复，怕戴右派帽子。群众的态度有“三看”：看领导的决心，看是不是真心放，看党团员的态度。现在看起来，已经放了但还没有放透的单位，群众的顾虑较根本未放的单位还大。第三，作法有毛病，同时清规戒律也太多。如有的单位领导上派人到小组去作记录，然后按记录出黑板报，引起了顾虑。又如杨浦区团委宣布：提拔干部问题不好放，肃反问题不好放，党内秘密不好放，大字报最好不出，要出不表示欢迎，黑板报的稿子要经过领导审阅。在放的方法上，一般也是党内先放（主要的是互相提意见），而在不同的意见提出后，领导上就急于解释和批驳，问题刚刚冒头，就一棒子打下去。
（2）大争大辩问题。第一，批驳无力，说理不足。第二，只是泛泛谈论社会上的右派谬论，对本单位的问题和谬论则置之不理，联系不上思想实际。从许多单位的争辩情况来看，凡是联系了思想实际的就生气勃勃，真正提高了思想认识；反之，就枯燥无味，士气不振，学不下去。第三，党团员发言少，群众怕讲错话，怕扣帽子。
（3）斗的问题。急燥情绪和温情主义，这两种表现都有。第一，未经批准就进行斗争。闸北、邑庙、江宁、蓬莱等区的税局都出现了这种情况。第二，有顶牛的局面。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说理不足；另方面是对中右分子争取不力。第三，过火的行动。如房地局斗丁仁德时，就有的人高喊：丁仁德站出来。这种过火的行动，在右派分子出来检讨，但检讨又不深刻时往往容易发生。另外，在大字报上只会谩骂，不讲道理。第四，斗争中对争取中右分子的艰巨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对他们往往要求过急。有的单位的中右分子已开始揭发右派，领导同志还说他们不老实，这样就很不策略。第五，束手束脚。有的单位划出的右派分子已经上级批准了，群众情绪已很高，但是有的领导同志还是怕斗错人，怕将来被动，又得赔礼道歉，因而动作迟缓。
（4）排队问题。各机关都感觉到难排队。目前看来，主要的关键到不在于标准不明，而在于放的不透，材料不足。有的单位已经出现了单凭领导印象的好坏，画个框框再硬凑材料的情况。市委指出，一定要实事求是，没有材料就不排。
（5）改的问题。目前许多单位的领导精力集中在“放”和“斗”上，对于“改”抓的不紧。事实上，“改”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方法，也是整风的主要目的。在“放”和“斗”的过程中，应当始终贯彻“改”的精神。
（6）组织领导问题。组织形式要达到既能照顾全面工作，又能重点抓住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要求。目前大部分区委是在常委统一领导下，各自分口负责。这一组织形式需要进一步地加以研究。目前看来，有成立专门负责整风机构的必要。
天津
各民主党派及工程技术人员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一、八月一日，市委书记处召集有农工基层组织的单位党的负责人开会，会上揭露出有五个单位的农工基层组织，有问题（共有右派分子十二人）。（1）锻压机床厂。工程师王职（老右派分子）在鸣放中搞反动宣传，发展农工组织。（2）铁路医院。有农工党员十四人（都是高级大夫），其中有六人在六月下旬开过秘密会议，提出反党言论八条，主要是提出取消党委制、政委制、保卫股，医院领导人应该选举等。这六人中的主要人物是：刘英范、李文豪（军师）、朗建寰（与市农工党杨济时，万福恩两人有关系，朗公开表示同意杨的右派言论）。（3）新华医院。现已划出三个右派分子，即陈希杰、李宝梁、张惠芝。张暴露出来的问题较多，曾骂“党员是特务”，说该院“十六个党员绝大部分不够条件，应把他们开除党籍。”（4）中医医院。董晓初、赵寄凡是右派分子（都是高级中医），董不择手段地发展农工组织。（5）建筑工程部材料供应处。右派分子钱昌彦（技术员），是董晓初在鸣放中发展的，董对钱说：“加入农工党后，政治上就有了保证，我们支持你。你应积极发展农工组织，不要只找知识分子，劳动人民也要。总之，共产党不要的人我们都要。”因此，钱不到一个月就发展了十二人（材料供应处六个工程师，除了两个预备党员外，都被发展成农工党员）。这五个单位中，锻压机床厂已开展反右派斗争，铁路医院已开始揭发右派分子，其他单位还尚未开始反击。
今后的做法是：统一指挥，单独作战，上下配合，并根据各单位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斗争的方法是：农工党组织与其所在工作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交叉进行，强调说理斗争，同时根据各个右派分子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先后次序展开斗争和进行思想批判。
二、最近工程技术人员中反右派斗争的面有所扩大。国营、地方工业系统共斗争了八十七人，有一部分右派分子已投降缴械。地方工业系统斗争的四十八人中，已有二十二人投降起义。民用建筑设计院右派分子王桂丘，经过斗争，写了一万多字的检讨书，要求登报。由于运动深入发展，建筑公司揭露出在塘沽工地工作的工程师史元寿（民盟）在鸣放开始时，借口有病回公司点火，积极发展组织（发展了四人，甚至拉一团员入民盟），并把该公司全部工程师的名单报市民盟。该公司主任工程师李汉新（中间派）在斗争会上揭发史元寿的爱人韩波平曾对他说：“市民盟王华堂（右派）很重视你，将来公司建立了民盟支部，要让你当主任委员”。她并找李的爱人劝李加入民盟。
工业系统最近开始斗争了三个党内右派分子：第一个是王瑞珍（手工业联社财务处副处长）。他在鸣放中说：“储安平的发言打中了要害，中央不久就会大变动。”第二个是张宝如（建设党委机关干部）。他在鸣放中诬蔑农业合作化，说：“老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人民的老爷。”并煽动右派分子写大字报，贴到市委。第三个是石玉田（劳动局干部，转业军人）他说：“共产党是杀人不眨眼，劳动局是小台湾。”他一贯表现很恶劣，有一次曾当面要动手打局长。工业系统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单位斗争策略水平不高，方式简单。如有的单位掌握的材料不多，对右派分子硬追目的，追幕后人，结果收效不大，对群众教育也不大。这些单位已暂时停止斗争，休整队伍。
四川
（一）成都、南充、雅安三市大专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七月底八月初均告一段落。其中十所学校已于七月二十八日宣布放假，有二所八月一日放假，只有一所须在八月中旬放假。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凡需要在全校、全系、全班和小组会上揭发批判与检讨的，都已基本上批判了。每校都有三五个右派分子未真正投降。现已把他们留校，在假期中组织积极分子继续进行批判。教员中的右派，除四川大学外，大部分都已批判了，有少数留在假期中进行批判。根据四川财经学院、地质学院、师范学院、电讯工程学院等校初步统计，右派分子已搞臭、斗倒的，或者基本搞臭的，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须要继续进行批判的，还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些人的问题准备在假期中解决。为了把大专学校反右派斗争进行彻底，省委决定在暑假期间进行以下工作：
（1）原拟在学生放假后，将党、团员留下进行二周时间的整风，后考虑到要把这一工作作得深入、细致，二周时间太短，因此确定细致地整顿思想作风，留在下学期进行。目前只把党团员留下，以三、五天的时间，把党、团支部领导成员调整一下。对学生中被留下继续进行批判的右派分子，均分别组织帮助小组，把他们的问题搞彻底。
（2）继续在教员中进行反右派的斗争。为了使教员腾出时间来为下学期备课，采取半天斗争右派，半天由教师自己支配；或者将教师的左、中派加以组织，轮流参加反右派斗争；或者分批进行。各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
（3）为了不使右派分子漏网，有些学校外出实习的学生和教员返校后，仍应尽量设法让他们鸣放，借以暴露其中的右派分子，并给以批判。
（4）加强毕业生的政治审查和右派分子的处理工作。各大专学校应争取在假期中将毕业生的思想、政治表现的材料加以整理，并对其中须要进行组织处理的右派分子作出结论，以便根据高教部规定的原则分配工作和留下另作处理。
（5）假期中，各校要争取在讲师、教授以上人员中发展一批党员。
（6）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各大专学校要继续注意争取、团结知识分子中的中间分子的工作。在假期中，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分别找教员中的中间分子谈话，和他们交朋友。
（7）各大专学校应认真注意改进工作。每个学校要成立专门的小组，对鸣放中提出的关于教学工作、行政工作、总务工作等方面的问题，加以研究，凡能解决者，一律加以解决。
（8）各大专学校要认真地做好今年入学新生的政治审查工作。
（二）大专学校中学生党员在鸣放和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根据对四川大学、四川财经学院、成都工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医学院一千一百三十六名党员的初步调查，大体可分为四类：
（1）在鸣放和反右派斗争中，立场坚定，观点明确，能维护党的利益；有些人开始时也不够明确，经过教育，就积极参加了反右派斗争。这一类共六百九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点九。
（2）在鸣放和反右派斗争中，观点模糊，存在右倾思想：有的对右派言论分辨不清，甚至认为右派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还有可取之处；有的认为本单位没有右派分子；有的对反右派斗争不关心，埋头读书；经过教育后，一般有所转变，参加了反右派斗争。这一类共有三百六十二人，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九。
（3）在鸣放和反右派斗争中，表现动摇甚至有些右派言行，犯有严重错误：有的有严重的右倾思想，附和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论，当右派分子用大字报向党进攻时签名表示同意；有的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经不住考验，泄露党的秘密；有的公开为右派辩护，甚至完全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个别人对党的领导怀疑、动摇，公开要求退党。但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反右派斗争胜利形势下，他们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后来也参加了反右派斗争。这一类共有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四点六。
（4）在鸣放中叛党投降，完全丧失党的立场：有的反对党的领导，并有反社会主义言行，公开叛党，已被划为右派分子；有的由于一贯对党不满，鸣放中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立场，虽未被划为右派分子，实际上也已叛党。这一类共有三十人，占百分之二点六。
对于上述第四类和第三类中的一部分人，应进行组织处理。目前各校党委正在整理他们的材料，准备在下学期处理。
（三）妇女节制会领导人刘王立明，于七月二十三日给成都妇女节制会的理事、会长、总干事等人写了二十封信（内容相同），原文如下：
XX同志：
本年六月上旬，在整风运动中展开对右派斗争以来，报上常刊载罗隆基某些小组织（小集团）包含我在内。这事一直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同时也使我的亲友，特别是妇女节制会各级领导和会员们感到不安。在民盟中央讨论民盟整风时，我曾有书面发言，主张与右派划清思想界限，要求章伯钧、罗隆基及盟内的一切右派分子改过自新，否则应给予纪律处分。事后又曾亲函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说明一九五二年初、三反以前，我曾参加过罗隆基无形组织，当时的目的是在反对党在盟内的专横。三反以后，几年来我就与他们没有任何来往（除叶笃义外，他找来谈的是合作社问题，和争取担任民盟中央妇委副主委的意见）。对近年来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更一无所知。去年暑天，我既未去北戴河和参加民盟中央右派的任何会，又没有参加任何地方盟的活动，和在右派统治下的鸣放月刊编委会和四个委员会（党委制委员会、科学体制委员会、有职有权委员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个。这些充分证明了我与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无关，关于此事除去函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澄淸外，特此奉闻，并希释念为荷！
此致
| | 敬礼
刘王立明 签章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四川省委办公厅贾光厚汇报） |
北京市反右派斗争简况（二）
北京市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于六月中旬全面展开，到七月底已进行一个半月。各学校重点批判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七月一日为七百三十八人（包括在一个系或一个班的范围内批判的右派分子），至七月二十三日，已增加到一千七百八十三人。
各高等学校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群众普遍反映：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立场的考验和锻炼；认识了当前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肯定了党对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的伟大成绩；许多中间分子原来不承认自己的立场有问题，经过这次考验，承认了还需要坚定立场的教育。
在运动中，中间分子被广泛地发动起来，积极地投入了反右派斗争，一部分中间分子转变为左派，或向左靠拢。这是运动成功的标帜。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四班共二十七个学生，经过斗争，左派由十人增为十九人，中间分子由十五人减少为六人，两个右派分子被完全孤立起来；农业机械化学院三个教研组三十人中，原有中间分子十三人，有九人已转变为左派或中左。
总的看来，右派分子已经搞臭，他们的论点已经基本上驳倒，收获是很大的。
但是，在中间群众中还有些思想问题，没有完全澄清。如有的对斗争的严重意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不同意陆定一同志所说“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斗争”的提法；有的对学校出现这么多的右派分子表示无法理解；有的甚至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没有政治野心，动机是善良的；有的则担心今后的斗争会影响整风和百家争鸣；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问题，还解决得不深不透。这些都需要在今后长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补课。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已有二十所高等学校放假，其他学校在八月初也要宣布放假，有的学校（如清华、北大、人大）已经根据市委的布置，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报告。已经放假的学校，已把占学生中多数的党团员留下，用一段时间批判党团内部的右派。
目前运动中的主要问题是：
一、在不断克服温情主义的同时，还必须防止和纠正斗争中间分子的错误，现在错斗中间分子（主要是中右分子）的情况，在运动已经深入的过程中，还不断发现。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
（1）对于右派分子的标准不够清楚。如北京工业学院一〇五六一班学生徐精锐，他想当科学家，不安心学习，今年五月，因为对学校解决大学一年级学生过多的处理方案不满，主张大家团结起来，对领导施加压力，并两次去高等教育部请愿。该班却将他的这些行为与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混同起来，未经党委批准就开了五次班会，对徐进行斗争。
（2）一些鸣放不够的单位，对有右派嫌疑而材料不足的人，企图通过对他们的斗争来判别是否是右派分子；有的单位企图通过对中间偏右分子开展集中的批判，来扫清群众中的右倾思想影响，并从中发现右派分子。
（3）有些单位企图通过斗争在反右派中不够积极的人，来推动运动。如北京工业学院三系一年级学生吴文鉴（团员），在中学时对航空工程有兴趣，入该院后，一直不安心学习，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仍准备转学，不积极参加讨论，并说过：“林希翎引用的材料是正确的，但结论却是错误的。”该班干部认为他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障碍，于是就召开了三次班会，对他不积极参加运动进行批判。
上述错误做法，不仅分散了斗争右派分子的火力，而且扩大了打击面，已经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北京工业学院有的中间群众说：“这样做得太过火了。”北大有的中间群众说：“现在党员又要整我们了。”
二、严肃对党团内部右派分子的组织处理，防止简单化。现在党团内部的右派分子，大部分已经在群众斗争中受到了批判，一部分叛党投敌、情节严重的分子已经开除了党籍、团籍；另一部分多少有些右派言行，但情节不十分突出的，在党团内部也必须给以严肃地处理，但这些人是否构成右派分子，悔改程度如何，情况相当复杂，还需要细致地加以研究。有的单位急于组织处理，这就容易形成畸轻畸重。市委已经决定，要求各单位抓紧对党内、团内的右派思想的批判，对应该予以组织处理的党、团员，发动党内、团内进行讨论，暂不忙于通过处分决议。
三、抓紧改进工作。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意见，这些意见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善意的。因此，严肃认真地研究并解决那些善意的、合理的意见，不仅可以大大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而且可以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好的争取和团结中间群众。目前各高等学校党组织都在认真地研究群众所提的意见，并已着手解决了一些突出的、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如部分党员退还了过去多领的生活补助费，让出了占用过多的住房，降低了一些党员过高的级别和不合理的学衔等。但是也还有许多有关学校体制、学制、教学课程、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因为反右派斗争正在紧张进行，同时，这些问题牵涉的面比较广，有许多是需要报请中央主管部门解决的。对这些问题，各学校一般还没有来得及研究。目前各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即将告一段落，市委已要求各学校党组织必须在暑假期间，认真地研究和解决一部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在其他战线上，斗争发展的很不平衡。
文艺界、政法机关、建筑部门放出来的右派分子较多，斗争都已进入高潮；现正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批判。
中小学由于忙着解决毕业生问题，原计划放到下学期再搞，但右派分子已经自动冒出来七十多名，并已展开了前哨的零星战斗。
政府、党委机关，多数单位是在七月后半月才大力动员鸣放的，由于“时机已过”，所以放出来的右派分子不多，但也有少数突出的右派言论冒头。例如市委讲师团有人说：解放军不创造价值，待遇比别人高。又说：解放军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好作风，现在讲课时提到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已经无法联系实际了。又如房管局一个团员，提出了一系列攻击农业合作化进展太快的意见，并提出了他自己到农村去搞的调查材料，以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
目前，各个战线斗争中的问题，除了一方面反对温情主义，一方面防止错斗中间分子或材料不足就点名斗争外，有许多单位没有放出右派分子，感到搞不下去了。我们认为这些单位应即抓紧改进工作。
北京大学部分中间学生当前的思想状况
下面的材料是根据在北大召开的三个座谈会（参加会的有十二个政治教员、四个班干部，四个报刊编辑）上所反映的中间学生目前的思想情况整理的。
（一）关于反右派斗争
大多数人已认识到当前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认出了主要的右派分子的面目。但还存在下列问题：
1、对斗争的严重意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如有人不同意陆定一同志所说“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斗争”的提法。
2、对学校里出现这么多右派分子表示无法理解。不少人提出许多右派有三分之一的岁月是在新社会生活的，为什么会成为右派？认为学校里的右派同社会上的右派有区别，认为这些人是青年学生，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成套的反动思想，动机多是善良的，等等。
3、怀疑对某些功课好、伪装善良的右派分子如张景中等的斗争是否根据不足，是否扩大化。如有人说：“你们说他是右派，就算右派吧！”有人认为我们随便扣右派帽子，说：“右派帽子不值钱,”中文系一年级徐明雄表示，现在有把某些人的思想问题、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混淆的危险。
4、担心反右派影响今后的整风和百家争鸣。
5、对自己在运动中经受锻炼、改造思想的意义认识不够，嫌运动时间长了，嫌“这么多人陪着几个右派搞下去不合算”，希望早些结束。
6、承认有一个“五一九”运动，虽然运动中有逆流，但仍然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二）阶级立场、阶级性问题
一般人都认识到人们看问题是有立场的，而且觉得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是好的。目前感到困惑的是：
1、怀疑立场和真理有矛盾，理由是：
（1）立场是主观的，是信仰；真理是客观的，是科学，二者是矛盾的。
（2）任何阶级立场都有偏见（工人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有时候可以在没有充分根据时就下结论——指我们对右派）。
2、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人性有矛盾。这是因为右派散布的下列谬论还没有受到有力的驳斥：
（1）人都是利己的，许多人表面上为了集体，实际上还是为自己。利己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2）作了党员，受组织纪律约束，不得不处处表现“正确”，和组织一致，实际上是二重人格，违背良心。
（3）解放后，强调阶级性，强调批评自我批评，因而缺少真正的友谊和温暖。解放前有生死之交，解放后没有了。“班上几十个同学没有真正的朋友”。
（三）关于民主自由的问题
一般在道理上都承认：民主有阶级性，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在我国广大人民是有民主的。但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
1、对民主自由的总的看法
（1）认为我国虽有民主，但被“贬”得太低——对民主是手段的意见仍搞不通，以为说是手段便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民主是天赋人权、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见仍有市场。
（2）认为我国虽有民主，但传统不好——中国没有经过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阶段，人民缺乏民主的习惯，容易满足于现有的一点民主。
（3）认为我国虽有民主，但限制太多——集中多了，民主就少了。主张把集中限制在最小限度。
（4）认为我国虽有民主，但有时又容易失去保障——如说我国法律是有弹性的，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通信自由，在群众运动到来时容易失去保障。
2、对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否是最好的民主制度还有怀疑。
3、认为我国的选举制度还有不民主的地方。
4、认为言论、出版自由还不够。有人说，参考消息不给大学生看是不信任他们，禁书太严，消息封锁太多。对于是否允许反社会主义言论有发表的自由还不明确。
5、对人事制度、档案制度抱有成见和戒心。
6、对于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委员会、波兰的竞选活动等很感兴趣，向往他们的民主，但又并没有多少了解。
（四）肃反问题
一般都承认肃反的必要性，承认“成绩是主要的”，但实际上还有如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1、总认为还是有些扩大化，喜欢纠缠数字，而且所依据的数字，不但包括那些原是反革命后经宽大处理的部分，而且包括那些思想批判的人。
2、怀疑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理论是造成错误的原因之一。
3、认为中央提出百分之五是不对的，是造成错误的原因之二。
4、认为群众斗争的方式不太合适，是造成错误的原因之三。同意肃反走群众路线，但主张只在群众中作调查，不必组织群众斗争，特别不同意把知识分子拉到群众中去斗，认为伤了他们的面子。
5、对肃反斗争的复杂性茫然无知，因此觉得出了错误不能理解，不可原谅。把斗错了人说成蹂躏人权，损伤人的尊严的，仍然不少。有些人还认为向斗错的人道歉不解决问题，要处分肃反干部。
（五）党的领导问题
一般的对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已没有怀疑，知道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存在的问题是：
1、对党在加强政治领导的同时必须加强组织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清；认为一个单位都有一个党员作头头，并且觉得似乎不太合理；对中央、市委的领导没有意见，但对班上党支部的领导却不能同意。
2、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党身上到底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仍然弄不清楚。特别是对于能否彻底克服这三个主义，感到缺乏信心。
3、对党的保密制度、汇报制度仍有不满情绪，猜疑党员不信任群众、在监视群众。对党委会在学校中如何工作不了解。不懂党员整天忙忙碌碌在干些什么。
（六）所谓“等级制度”
1、许多人对于因政治上的先进落后而受到的不同待遇（如留学生、实习、分配工作、看文件以至游园等）到现在还不服气。
2、右派分子所说新的阶级正在形成的谬论已被驳倒（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支配权分析），但对按劳取酬的合理性，国家领导人员同群众在分配上的差别的必要性，以及今天两者的差别是否已过分悬殊，没有充分说明，因而许多人还认识不清。
3、对右派分子夸大少数党员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也还没有在思想上澄清。
（七）“三害”根源
现在很少有人还说三害根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但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环节和三害的关系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讲清楚过，因此问题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有：
1、斯大林和匈牙利领导人的错误为什么长期不能解决？同制度中的环节有无关系。
2、社会主义制度下，三害能否彻底解决？
（八）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
1、不少人认为工人、农民文化低，对民主要求不高，增加一点物质利益就满足了。知识分子有见识有阅历，精神生活丰富，对民主要求较高。
2、有人说，共产党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只能听到直朴的支持的声音，从知识分子那里才能听到切实的批评和建议。
3、个别的人认为思想改造是不可能的。有的举斯大林、莫洛托夫为例说明改造无效。
（九）关于马列主义
1、有人问：马列主义是科学还是信仰？
2、有人说：独立思考不应该有框框。“马列主义象汉朝的儒家，罢黜百家”。有人主张怀疑一切，说只有怀疑才能发展科学。一学生说：“怀疑是我的上帝”。
3、右派主张政治课改为选修的谬论没有彻底驳倒，认为政治课必修同信仰自由有矛盾。
（十）少数人提出一些对苏联不满的论调：
1、为什么黑龙江五十六个屯子和帕米尔高原某地要划归苏联？
2、苏联专家在中国待遇太高。有人说，苏联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到中国来就是专家，坐小汽车，比中国老教授待遇还高。
3、有人说，苏联在东北搬走的机器不仅有军事工业的，还有纺织工业的，这是为什么？
4、有人说，人民币和卢布的比价中国吃亏。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