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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部署和当前执行情况的报告》与中央办公厅综合的《十三个省农村整风简况》
1957.09.05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兹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部署和当前执行情况》的电话汇报和中央办公厅综合的《十三个省农村整风简况》一并转发各地参考。对于农村整风,湖北省采用层层发动,层层提高,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从七十一个县放开以后的效果看来,也证明是成功的。

由于各地情况和各类社的情况均有所不同,采取不同的作法是需要的。但是,不管采用那一种作法,都应该是有利于大放大鸣。因为,只有通过大放大鸣把一切问题都放出来,并且通过大放大鸣把农村中的牛鬼蛇神暴露出来,才利于大辩大争,才能把大是大非争清辩明,才能把资本主义思想彻底的驳倒,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才有利于结合农村整党整社,纠正工作缺点,改进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并使干部和党员在这次运动中得到锻炼,领导全体农民,调动一切力量坚定地朝气勃勃地为建成社会主义而奋斗。

在有些地区和三类社,为了搞好当前生产和粮食工作,是可以先给那些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打击的。但是,这个打击也应该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打击的主要对象也应该仅仅限于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如果打击的对象涉及到富裕中农,就应当特别慎重。而且要及时地转入大放大鸣,以免影响大放大鸣,而不利于运动的开展。

不少试点的经验说明,运动深入到社的时候,大放大鸣特别是大争大辩的会议,一般以小型的生产队、生产组为单位来开为好。因为大型会议既不便于争论,又易于形成简单粗暴的斗争会。

各地运动仅在开始,效果已很显著,一般发展是健康的;但是,个别简单粗暴的毛病和干部党员惧怕群众鸣放的现象,也开始露头,希望各级党委抓紧领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保证运动健康发展。


 中央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附一: 湖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的部署和当前执行情况的报告


本省于七月底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有各地委书记参加,省委书记王延春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对农村整风问题作了部署,情况如下:

从八月份起到十一月中旬的三个月内,在农村中搞大鸣、大放、大争,结合解决当前农村生产和办社中的突出问题。具体内容:除有些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以打击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作为重点外,从全局形势看,主要的锋芒是对着动摇的富裕中农,也就是要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向农村人口进行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目前,在粮食任务紧迫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辩论,把粮食问题解决透。此外,从本省情况看,还要通过辩论解决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1)合作化问题;(2)市场管理问题;(3)党的领导问题。方法是:层层发动,层层提高。七月三十一日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省、地、市委的领导思想统一了,认识一致了。接着,各地委又以十天左右的时间,召开了县书,县长联席会议。目前,全省七十一个县都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有各乡分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参加会的都在几百人或千人左右)。预定在三级干部会议后,各县即分片集中整党(每片数百人,党员自带粮食,集中整训十天左右)。党员回乡后,通过串连方式发动贫农、新老下中农,反对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

从十一月中旬到旧历年底的三个月时间,深入进行整风、整社,进一步批判三大主义、右倾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改进领导,改进作风,正确处理社内矛盾,积极作好春耕准备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掀起春耕生产的大高潮。

至于专、县机关的整风,则放在旧历年关前后进行,方法与省级直属机关相同。

为了保证上述计划的顺利执行,省委特别强调对农村整风的领导问题,在省委专门组织了一班人搞农村整风(省委整风办公室内建立了农村组)。并要求地委以下的各级党委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对农村整风的领导,同时,还应解决以下的几个问题:

(1)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全面安排生产、整社、整风工作,确实保证生产、整社、整风两不误。按中央指示的精神,农村整风本应在十一月以后搞,但是,现因粮食任务紧迫,同时在城市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农村中有的地方已自动地掀起了斗争,我们必须主动领导,因此,确定现在即开始搞农村整风,但每一阶段都要紧紧围绕生产工作来进行。在整个整风过程中,都要及时解决生产和办社中的突出问题。省委指出:埋头生产,放松对整风的领导,或者孤立整风,放松对生产的领导,都是错误的。除强调以上原则外,还要有具体的组织措施,即从省到乡都要有专门领导整风的班子。

(2)政策问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本省情况,规定了对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单干户、党员干部、坏人等的政策,并对斗争方法也作了规定,如不开大会斗争,不扣帽子,不准打击报复等。

(3)步骤和方法。强调先试点然后分批展开,坚决反对大轰的作法。至于每个地方应分几批进行的问题,主要要根据主观领导力量来决定。最后,特别强调第一书记要亲自掌握运动。

目前,各县正在开三级干部会;同时,各地委都搞了一些农村整风的试点工作。省委强调要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开始许多地方的领导同志不敢放,顾虑很多,因此省委又连续召开了两次电话会议,解除顾虑,鼓励鸣放。现在七十一个县的三级干部会都已放开,并且放出了许多牛鬼蛇神。

各县三级干部会上鸣放的规律是,首先集中地批判三大主义,给领导上提了许多意见,接着出现许多个人主义、平均主义的意见,然后,即暴露出大量的反动思想。

各县三级干部会议的鸣放情况,对各级的党委启发很大;事先,大家都没有估计到农村中有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在鸣放中暴露出来的主要思想问题如下。

(1)反对统购统销。参加应山县三级干部会的共一千多人,其中反对统购统销的有七十二人,占百分之七;主张解散合作社的六十人,占百分之六;敌我不分的六十五人,占百分之六强。宜昌县三级干部中,反对统购统销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黄冈县一个党员说:“我们是代表农民的,粮食是农民种的,要首先满足农民的需要。”因此,“要求提高留粮标准,农民用不完时再卖给国家。”

(2)反对合作化。一般都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宜昌县一个支部书记韩新民说:“土改给了我们一个甜头,五三年搞了我八百斤(指统购粮食),合作社就把我化完了,现在我越搞越穷。”有的说:“土改成绩十分,统购统销搞掉了五分,合作化化了五分,现在和国民党一丘样!”宜昌第二区副区长何仁清在一个乡工作,该乡共有六个合作社,他就主张解散四个。

(3)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要解散乡支部、解散区委会、解散县委会,撤消县人民委员会的局长,取消地委会。宜昌一个区长说:“取消一个区委机关,可以买一辆汽车;取消一个地委机关,可以买两部拖拉机。”他并且说:“我这不是右派言论,而是合理化建议。”

(4)为农民叫苦。广济县一个合作社主任(党员)说:“毛主席是李闯王,进了北京,忘了农民。土改时,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土改后,共产党有利就干。现在合作社,如有一百人,就有九十人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已到危险阶段。满清、日本鬼子、国民党都完蛋了,共产党也要完蛋的。”

(5)认为“国营商业是剥削”,要求恢复自由市场。孝感县一个干部说:“国家好比一个行(意指过去做买卖的行业),都把老百姓的钱赚过来了,毛主席一、二十年也吃不完,现在是国富民穷。”

从已有的情况看,农村鸣放的劲头和大专学校、省级直属机关差不多。黄冈县一个干部说:“说我是右派、是储安平,我都不怕,我就是要讲。”他讲的意见中,有正确的,包有错误的,但没反动的。在他的影响下,其他人也都鸣放起来,宜城县三级干部会上,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发表反对意见,百分之四十的意见比较正确,百分之二十的人不发表意见。反对的和正确的两派人发表意见时,互相攻击轰闹,情况至为激烈。

目前,各县一般都已放开,下一步即转入辩论问题,但农村干部开始对此不习惯,经过诱导才有转变,主要办法是回忆、对比、算账。这样,有理有据。但也有的地方在辩论后,仍有少数人思想不通。如阮阳县共有区级干部二百人,经过辩论,有五个人思想不通(主要是对肃反和干部政策不满);共有乡级干部一百七十人,有四个人思想不通;共有合作社干部八百七十人,有二十二个人思想不通。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富裕中农,他们的意见集中在统购统销,合作化和市场管理等问题上。

最近,省委规定在三级干部会议上,一律不扣右派分子帽子,不做组织处理。

地、县领导干部都感到经过最近的鸣放,对干部整风有底了。但有少数县走了弯路,开始不敢放,最后没办法,还是要放;也有少数县刚放后,就急于收。事实证明,凡是能够大胆地坚决地彻底地放的地方,问题就搞的深透。

三级干部会议后,就要搞党员集训,是否完全按原来的打算进行,还须根据最近情况,作进一步研究后再决定。

(八月二十四日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梅白电话汇报)


附二: 十三个省农村整风简况 (中央办公厅综合)


根据广东、河南、河北、湖北、山东、江西、云南、贵州、甘肃、陕西、黑龙江、辽宁、山西十三省关于农村整风情况电话汇报材料,综合如下:

中央八月八日指示以前,广东、辽宁等省,已开始在农村中进行反右派斗争教育。中央指示发出后,各省均于八月中旬专门部署农村整风工作。至目前止,各省均已开完省、地一级会议,正在召开或已经开完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试点工作约到月底可以结束。运动发展快的有陕西、河南、广东、山东等省。估计九月初,各省这一运动即可逐步铺开。

据六个省比较详细的汇报材料,他们的做法大体可分三种:(1)如广东、云南。首先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正面社会主义教育,同时集中力量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便遏止歪风,完成粮食任务。广东全省已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共达一六,○○○余人,其中(717)已捕二,○○○多人,重新戴上帽子一,一○○多人,管制一三五人。(2)如山东、河南。山东提出首先展开辩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除个别现行犯外,一般放在运动后期去处理。河南也考虑到,全省反右派斗争已传开,有些人已有警惕,如果先打击敌人破坏活动,可能不利于大鸣大放。(3)如河北、湖北、甘肃。湖北提出,除有些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打击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作为重点外,一般地区主要进行鸣放和教育。甘肃提出,一类社从辩论入手,三类社从反击三类坏分子入手。

在运动中暴露出干部思想问题相当严重。湖北应山县三级干部会一,○○○多人,其中反对统购统销占百分之七,主张解散合作社占百分之六,敌我不分占百分之六。宜昌一个区长说:“取消一个区委机关,可以买一辆汽车;取消一个地委机关,可以买两辆拖拉机。”

从运动初步情况看来,效果很好。广大贫农、下中农表现兴奋,干部情绪高涨,富裕中农态度好转,地主、富农反动气焰受到严重打击。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同时农村中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已开始恢复正常。如广东成批退社现象已初步停止,许多退社的又重新回来,合作社出勤率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些地方卖粮速度也加快。潮阳县五个乡统计,在二一六个单干户中,原来只卖粮一三,○○○斤,经过说理斗争后,多卖了六二,○○○多斤。但在运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发生粗暴和政策界限不清现象。河北清苑县打拉的二三○多人,其中地富二十一人,伪顽分子十二人,贫农十八人,其余都是富裕中农。个别的用牲口拉,摇煤球、装麻袋等。陕西咸阳县斗争了一五八人,有七十九人被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六四三人,其中被打一○二人,自杀十五人,逃跑八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三个专区统计,已自杀四十五人,逃跑九十人。山东吓死,打死约十多人。另外,有的地方还有乱戴右派分子帽子的现象。河北邢台县王快村四○○多户,摸出六十五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了的对象,都扣上右派帽子。

二、有些地区展开辩论缺乏坚强领导。如河北省有些地方辩论一般化,不解决问题。有些地主、富农或富裕中农经过斗争和辩论后,表面表现老实,背后仍然怪话满腹。有的乡斗争锋芒不准,形成顶牛。宁津县毛庄斗争一个说干部怪话的农民,说他抗粮不交,是反革命,该农民说根本没有这些事实,群众说这是“吵架会。”

三、有的省运动与夏季粮食征购工作结合不够。陕西粮食收购进度仍很慢,有的只管教育不管粮食收购。华阴县完成一半任务,干部就不准备再购了。广东省粮食工作发展也不平衡,有的地方完成百分之八十五,有的地方只完成百分之四十五,全省平均完成百分之六十七。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