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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二十二）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
1957.09.12
目 录
辽宁省委对反右派斗争以来发生的自杀事件的分析
天津市文化界、新闻界反右派斗争情况
湖北省各县三级干部会议情况
江苏民盟右派首脑陈敏之是怎样被挖掘出来的
天津市整风情况
福建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简况
辽宁省厂矿职工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思想情况
北京市国营厂矿企业大字报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湖北省部分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暴露的一些荒谬言论
山东省昌乐县埠头乡通过说理辩论驳倒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论
河北省反右派斗争情况
辽宁省和对反右派斗争以来发生的自杀事件的分析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全省共发生自杀事件十九起，已死七人，未遂的十二人。值得注意的从八月中旬以来，自杀事件逐渐增多，在十多天当中即发生了八起。从自杀的情节来看，有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坚决反动到底的右派分子，以自杀来自绝于人民，如安东市银行支行右派分子孟繁晓，地主家庭出身，自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以来，一贯仇恨党，仇视新社会，在肃反时，曾因散布反动言论被斗争过，在这次鸣放中，他又喊叫：“只有消除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跳出火坑和暗无天日的世界。“经过揭发、斗争，他始终没有改悔之意，最后竟于八月十一日投江自杀。另一种是右派分子以假自杀来威胁组织和群众。这种情况，在目前发生的事件中占很大的部分。旅大市七起自杀事件中，假自杀有五起。如大连石油七厂技术员、右派分子董长贵，在斗争他的会议休息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来有人发现他倒在地上，说是已喝了三百瓦三十五度的硫酸。经过化验证明，他大约只吃了一杯一点三度的硫酸，身体情况正常，毫无危险。大连小五金工厂私方人员、右派分子杨家茂，被批判后用修面刀片在脖颈上割了三刀并大叫大喊，经过检查，只有一处刀痕，稍微出了一点血。又如沈阳公路工程学校教员、右派分子毛维汉，被斗争后，于八月二十日在宿舍三楼上选择了楼下的一片平坦的砂地，以跳远的姿势跳了下去，把后脊骨折断一节，经医生检查，说在一个月以内即可复原，据他的孩子说：“我妈妈看着爸爸站到窗户台上向下跳的。”
在自杀的人中，也有不是右派分子的，如有的人是因为对反右派的政策不摸底，也有的人是右派分子的家属，被謑落而自杀的。营口捲烟厂车间主任房兆威，工人出身，共产党员，一贯被认为是表现较好的。他过去是肃反专职干部，这次又是反右派斗争的专职干部，因为平时讲过一些怪话，对反右派斗争的政策不摸底，在八月二十六日坠楼自杀身死。在他的绝命书中说：“经过三天三夜的思想斗争，想起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感到对不起党和同志。”金州纺织厂绘图员刘玉英的丈夫沈光茂是右派分子，因此，她也受到舆论的謑落，如有的人叫她“右派分子的老婆”，有的人叫她“少奶奶”，她感到耻辱，于八月二十三日喝了三口滴滴涕自杀，未死。
根据以上情况，省委发出了一个通报，提出四个注意的问题：
（1）反右派是剧烈的阶级斗争，某些顽固的右派分子，以自杀来威胁、抗拒斗争是不可免的，我们决不因为有右派分子自杀而放松了对右派的斗争。但是，我们还要大力避免右派分子的自杀，以保证反右派斗争正常的发展。如果我们注意进行了防范工作，坚持以理服人的斗争原则，自杀事件是可以大大减少的。对有可能自杀的迹象的右派分子，领导上应及时进行个别谈话，向其指出彻底交代就是最好的出路，不要走绝路，并布置专人防范，继续坚持说理斗争，切忌简单粗暴。
（2）在发生自杀事件后，要及时召开本单位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并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其罪恶和自杀的花招，使他们认清敌人的阴谋跪计，以坚定斗争的信心，澄清某些紊乱的认识。对自杀者也要进行适当的善后工作。
（3）在干部和职工中，要反复进行反右派意义的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右派分子，帮助他们划清敌我界限，这样才有利于斗争的开展，并可以避免因为对政策不摸底而发生的自杀现象。这一点对中右分子尤为重要。
（4）对围绕在右派分子周围的人，包括其家属在内，只要其本人不是右派分子，均不应加以斗争或謑落，应本着与人为善，耐心说服教育的精神，积极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天津市文化界、新闻界反右派斗争情况
（一）
天津市文化界、新闻界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共一千九百九十七人。其中：右派六百零一人，占百分之三十点一五；中间派一千二百九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四；右派分子八十四人，未暴露问题的老右派分子十九人。目前经市委和市委宣传部审查批准的右派分子共四十七人（内有党员五人，团员十三人，群众二十九人），其中已结束斗争的二十七人，正在斗争的十一人，其余尚未斗争。
在鸣放期间，文化界、新闻界除个别单位（歌舞团、话剧团）以外，都放得不够，右派暴露得不充分。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怕火烧到自己身上来，而不敢大胆贯彻中央大鸣大放的精神。其次，当时有少数领导同志陷于少数问题较大的单位，面对各单位普遍推动不够。六月中旬开始反击右派后，除少数单位进展较快外，不少单位斗争目标不明确，进展迟缓。以后经过反复贯彻中央、市委指示，检查和批判了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至八月中旬，斗争才逐达高潮。
各单位关于反击右派的进展情况大体分为三类：
一、领导较强，已对右派分子展开斗争，群众已发动起来，并已取得一定胜利的，有天津日报、新晚报、新华分社、广播电台、中苏友协、文联、文化局、话剧团、歌舞团、新华书店、人民出版社、美术出版社、梆子剧团、评剧团等单位，共一千六百七十六人。歌舞团有九名右派分子已缴械投降，政治斗争已基本结束。文艺界七月份主要是搞柳溪，八月中旬开始斗何迟、龚家宝等人。龚是个胡风分子，与其他胡风分子搞小集团活动，并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右派分子联系，企图恢复“中国旅行剧团”，看来问题也较大。自从北京揭露丁、陈反党集团后，对天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有很大推动，不少人认识到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天津日报斗了五个右派分子，其中如右派分子朱其华（党员，政汉组副组长），在鸣放时发表了不少污蔑市委领导的言论。
二、领导力量较弱，群众发动得不好，虽发现了右派，但多数还未开展斗争的，有影剧公司、自然博物馆、人民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群众艺术馆、电影机修配厂、戏剧学校等单位，共三百二十一人。
三、目前尚未排出右派分子，还未开展斗争的，有十七个剧团（其中有十四个新合营的剧团），共有干部和主要演员一百九十九人。
目前存在的病根问题：总的情况是温度烧的还不够，因此目前克服领导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仍是主要的。
一、在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一些成绩的单位，有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
二、有些开始较早的单位产生了松劲和厌倦情绪。如有的单位强调业务忙，而想赶时间将反右派斗争草草结束，其支配思想是怕影响业务工作。
三、对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的工作重视不够，政策思想不明确，特别是对中右分子的工作做得更差，有的单位开始时将中右分子也斗了（已纠正）。以上问题正在检查克服中。
（二）
通过反右派斗争，除了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外，还暴露出以下较突出的几个问题：
一、有些文化部门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政治空气稀薄。如美术出版社，丝毫无政治空气，实际工作是由右派分子赵兵凯掌握的，他拉拢该社一些青年，散布右派言论。负责该社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张映雪（文化局副局长兼美术出版社社长），政治情绪淡薄。七月份“天津漫画”上出现的污蔑领导干部的漫画，事先由张审稿时也未发现问题。最后由张代表“天律漫画”编辑部写书面检讨，经过具体帮助，起草了五次仍很不深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张恒（党员），政治消沉，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反右派开始后有时不上班，该社干部不问政治的情况也很严重。其他，像群众艺术馆、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等，都没有党的领导骨干，反右派斗争长期搞不起来，历次运动都搞得不透。
二、文艺界暴露出有些党员的问题相当严重。初步分析有三种类型：
（1）从追求个人名利，腐化堕落，违法乱纪，以致发展到勾结党内名右派分子，阴谋篡夺文艺界的领导权，突出的是何迟（右派分子）。何在解放以来，一贯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戏改政策，他手下有班人马，凡是在他领导下的工作都搞资本主义活动。五四年以后他又和钟惦棐、吕班勾结起来，在戏剧学校并和右派分子华粹深、吴桐宾等人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
（2）有的目无组织，思想上已完全蜕化堕落了。如美协画家古达，胡风影响分子，最近两年以来没有做工作，与胡风分子鲁藜关系密切并共同与新晚报一女编辑（流氓）高萍秋乱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党支书几次找他谈话，都遭到他的拒绝，最近不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会，并对斗争何迟不满，对外文化协会陈健，肃反被斗后一直对党不满，经常不参加会，不上班，躺倒不干。天津京剧团副团长纪鹤峰，不做工作，与女演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组织上对他提出批评，他说要组织上还他“血债”（指打游击负过伤），并说不当干部也要和这个女演员结婚，并提出要一万多元的退休金。
（3）有的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反党情绪，不接受党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如作协鲍昌，自从负责“新港”的编辑工作之后，个人野心发展起来了，在“新港”编辑部拉拢一些人搞小集团活动，拒绝党的领导，私自挂出“新港文学月刊社”的牌子，企图脱离文联党组的领导。早在“八大”学习时即散布谬论，并攻击市委领导。在鸣放时表示要用“新港”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揭露黑暗。与鲍昌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党员作家韦嫈、袁静、蘭澄、艾文会等人。韦嫈曾说：“要想当作家，最好不要当党员。”袁静和鲍昌等人醖釀改选作协主席。蘭澄在反右派开始后打鲍昌订攻守同盟。目前正准备开始斗鲍昌。
（三）
今后的意见：
一、鉴于文化队伍中这种复杂的情况，反右派斗争务求搞彻底，而不要受时间的限制。同时由于掌握材料不足，更应搞稳一点，开始不很准确时，先不急于戴帽子。第一类进展快的单位要抓紧领导，防止松劲情绪，搞深搞透，然后再转入改正阶段。第二类进展较慢，领导较弱的单位，准备抽一批领导骨干到各单位进行具体帮助。第三类尚未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剧团，其中三个老剧团放到第二批结合戏剧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其他新合营的剧团目前可先让他们参加会受些教育，留待以后再搞。
二、有些已蜕化堕落的党员（如古达等人），准备召开党组扩大会进行批判。目前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先搞右派，搞到一定阶段再对这些人进行批判。我们准备对这类人的问题系统的摸一下，进行排队，不仅进行批判，有些需要组织处理的则进行组织处理。另外，对有的政治消沉的领导干部（如张映雪），俟反右派搞到一定阶段后也要进行批判。
三、对文化部门的干部配备，准备加以研究，进行调配和补充，加强各单位的领导力量。
湖北省各县三干部会议情况
七十一个县都开完了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为分支书以上干部及政法、贸易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县负责干部，共约七万人。会议上首先着重讨论大放、大鸣、大争，然后讨论当前工作。
（一）关于“放”的问题
现在看来，我们开始的时候（即七月以前）“放”的决心不很强。那时农村是否需要放，能否放得好，我们是有过考虑的。故当时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出要“放”，只提出要发扬民主，检查三大主义，暴露四大主义。后来，襄阳地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时（他们开得较早），我们要他们鸣放一下试试看，结果宣城县和郧县“放”出了许多东西，如要取消统购统销，解散合作社，改组县委会等。从这以后，省委就下决心“放”，连夜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介绍了上述两县的经验，提出坚决放，彻底放，放手放。在电话会议上并分析了县领导干部和三级干部的思想情况，揭开了他们的顾虑。现在看来，绝大部分县“放”开了、“放”得很好。但还有极少数县始终观点不很明确，放的不坚决，不彻底，有的县放了后赶快收，经省委批判后现又重新“放”。所有的县都放出了很多东西。这对县以上干部是个深刻的教育。放出的问题是非常惊人的，主要有四：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问题上有许多反动言论；反对党的领导，使县以上领导干部认识到资本主义思想对我们的少数人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对于这些人如不挽救，他们就要堕入资本主义的泥坑。
其次，我们的干部过去工作上发生了问题，碰到了困难，从主观上总找不到病根，经过鸣放后找到了，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危害。
另外，当鸣放中暴露出许多问题时，有些同志就惊惶失措，认为问题很严重，不好解决，甚至影响到前进的信心。但经过分析，特别是经过后来的辩论后，这些发生错觉的同志清醒过来了。经过辩论后仍然坚持错误、坚持反动言行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三，绝大部分的人经过辩论后，眼睛亮了。要特别说明的是农村干部和机关干部、大专学校知识分子的特点不同：他们容易“放”得出来，而且如果只从表面现象上看，许多同志都是反动的，但他们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些多半是自己的牢骚，有些是因受文化程度等各方面的限制，思想糊涂，人云亦云。如有的并不知道储安平发表了些什么论调，却表示自己赞成储的“意见”。有的表面看来是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经过回忆、对比马上就转变过来（这些人出身都很好，都是贫农），他们只是一时思想糊涂，一时忘本。黄岗县有个贫农出身的干部过去一贯表现很好，在鸣放中提出取消统购统销，说合作化有五大害处，不如过去打长工。许多人对他的发言表示愤慨，觉得他完全是依靠党的培养才成长起来的，竟然讲出这样的话来实在太不应该。于是便开了部汽车到他家里去，把他过去讨饭时用的瓢及破衣服、破农具等足以表明他解放前如何穷苦的东西，以及现在的皮祅、皮鞋、老婆的十几件新衣裳和许多新添制的其他东西都拉来开了个展览会。许多人看到后非常愤慨，他本人也痛哭流涕，说是忘本了，表示开除党籍也要永远跟党走。这样作即教育了本人也教育了有类似情况的人。所以不能光根据在“放”的时候说了反动话语就确定其为右派，而要经过辩论看其转变程序如何。
（二）关于辩论的问题
（1）看来“放”得愈彻底，辩论就会愈有劲和愈深入。但如果只“放”不辩论就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只有经过辩论才能解决问题。对于农村干部来讲，辩论是个崭新的东西，他们对于这种形式的兴趣很大，认为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个“划时代的转变”，说过去开会时总是汇报情况，总结经验，很好应付，因为谁不多少了解点情况，谁作工作没有一点经验呢？所以“发言也可，不发也可；多发也可，少发也可；认真也可，马马虎虎也可”。而这次则“不发不行：别不住；乱发不行：说不服人家”，所以必须动脑筋。这说明对干部是个深刻的教育，许多人说：“这是活的、真正的群众路线”。总之，辩论的方法是必须坚持的。
（2）如何组织辩论？根据我们的经验，简单地说就是要把“鸣”、“放”出的问题分类排队，并且每个问题都要找出典型代表人物，集中力量重点地批判一两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即可解决整个思想问题。这样作的好处很多，主要是具体、生动、深刻，批判典型后，类似的人就自动检讨。而不这样作，普遍批判，就易形成人人检讨，人人过关。另外典型批判也便于掌握，领导精力集中，火力集中。但要注意首先选择对象要准。其次遭到批判的人如果反驳时干部中容易发生简单粗暴现象，必须指出愈辩真理愈明，愈辩愈深刻，相反地一批判就投降的则不容易深刻，因此必须容许对方争辩。再次是要强调说理，无论形式、内容、方法都要显示出说理精神，使对方感到没有压力，否则就容易发生问题。目前乡村已经死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对批判加以反驳，被“动武”的干部打死的。
辩论的第二个方法是回忆、对比、算账；摆事实，讲道理，挖思想。这个方法农村干部是很熟悉的，也是最好的方法。
对批判的对象要作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干部很苦，工作量很重，要解决这些人的思想问题，光批判不行，对他过去好的方面要肯定。从干部个人来说，对那些快要忘本、快要蜕变的人要指出其过去有功劳，有苦劳，以引起他回忆、深思；从对群众来说，搞不好就容易造成错觉，以为我们内部犯错误的这么多，“一塌糊涂”。所以我们主张，在三级干部中，在批判错误的同时，要表扬一批优秀人物。这样就使多数干部有所遵循，群众也就不会感觉我们内部是“一塌糊涂”了。
经过辩论后，也还会有些人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对这些人，我们主张不扣右派的帽子，让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们在今后的运动中逐步改造。这样作对于农村干部来说是适合的。只有对严重违法乱纪、需要及时处理的分子，才及时给以应得的处理。
（三）领导问题
（1）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不动则已，一动就牵涉面很广，震动很大，下边领导干部的水平又很低，同机关和高专学校的情况有很大区别。因此，我们强调运动要逐步深入，逐步提高。首先从上到下武装干部思想，先开地委书记会议，后开县委书记会议，然后再开三级干部会议。这些会议都已经开过了。现在正在分片训练农村党员，再下一步才在乡里试点，然后再铺开。这样做，基本上可以保证运动不致搞乱（小乱子难免）。
（2）当前主要工作如增产、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社的分配，要与运动紧密结合。对增产、粮食统购统销、合作社的分配问题，从省到合作社的生产队，我们都配有专人领导。此外，我们强调边整边改，首先应解决生产、粮食、分配等问题。至于合作社的一些其他的基本问题，到下一段整社时再解决。
（3）强调深入、具体的领导。从省到县、乡要要求逐级层层深入，加强具体领导。
江苏民盟右派首脑陈敏之是怎样被挖掘出来的
民盟江苏省委主任委员、右派骨干分子陈敏之，是一个很狡猾的两面派。解放以来，他在一切公开场合，都装得很“进步”。从今年民盟中央四月会议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他在一定的场合，仍然以一个十足的“左派”面目出现。他曾在省、市委负责同志面前表白过：“民盟中央有歪风，章罗有政治野心，会议气氛不正常。”“鸣放要有领导，要有步骤，盟员只在盟内放，不去联系群众。”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当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对反击右派，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的时候，他即起来说：“鸣放中有三种违章：一种是自己人的声音，一种是阴阳两搭界的声音，一种是敌人的声音”，并表示要向“敌人的声音作坚决的斗争。”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他当作进步力量来使用，反右派斗争开始，还把他排为左派；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也常在背后称他为党的“街道者”“保皇党”。
那末，我们怎么把他的“进步”的、“老左派”的假面目揭穿的？怎么把他的两面派、右派骨干的真面目挖掘出来的？
第一，推他上“战场”，迫使他明朗自己的态度，暴露自己的立场。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省委即对陈敏之的政治态度发生怀疑，对他两面手段已经有所警惕，因而先后找他谈话四次，交代他任务，报上也配合发表了二篇文章，逼他上“战场”，有计划地探明他的态度和立场。他上了“战场”，想滑，滑不过去；想拖，拖不下去；想弥，欲弥益彰，终于因自己身上不干净，心虚腿软，挺不起腰，把自己的尾巴显露出来，在第一次谈话中，省委要他立即在盟内反击右派，他回去却提出“枪口对外，支援友党”，布置了一系列支援友党座谈会；要他写文章揭发和批判章罗的反动言行，他却用章回小说体裁，写了一篇空空洞洞的“太平胡同不太平”的文章，除了把报上已揭发过的材料併併凑凑以外，一无所有。这就在无形中作了第一次大暴露。在第二次谈话中，省委向他指出首先不是去支援友党，而应在内部展开斗争。但他回去依旧“按兵不动”，耍了一套“先整后打”的花招，并到基层去作报告，“统一内部思想”。直到第三次谈话，省委点了盟内明显的右派分子李秉祥、樊光的名，报上又发表了“妙语解谜”“百思不解”二文，揭穿了他的花招，他才不得不先后拖出李秉祥、攀光来斗争，企图以此搪塞过关。在斗争李秉祥、樊光的过程中，他生怕把火烧到自己身上，因而就处处为李、樊辩解开脱，阻挠别人揭发批驳。如对盟员说：“如果李秉样是右派分子，那人人自危。”“樊光没有大问题。”因此，问题很清楚了，民盟将近有两个月时间，斗争始终软弱无力，其关键就在于挂帅的陈敏之软腿。但陈敏之软腿，是政治幼稚呢，还是兔死狐悲？是不能领会我们的意图呢，还是两面派？是说过错话有小辫子抓在别人手里呢，还是本身就是右派分子？当时还无法最后肯定，但后者的可能性是随着斗争深入，逐日地增长着。所以，在第四次谈话时，要他在以他为首的整风九人领导小组中，检查民盟中央四月会议对他的影响，和民盟反右派斗争所以软弱无力的原因，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以毒攻毒。他回去仍企图蒙混过关，不作个人检查，提出“人人下水”的主张，要领导小组和出席四月会议的人联合检查。这样就引起了中间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的警惕和不满，纷纷起来和他划清界限，不愿为他分担错误的责任。至此，陈敏之的两面派、右派的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第二，先下后上，开展斗争，发动群众，最后包围和攻破这个堡垒。民盟上层的反右派斗争，迟迟开展不起来，我们并没有被它拖住，一面继续打开上层的局面，一面先向基层推开。基层发动群众，展开斗争以后，揭发出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万流归总，条条通向民盟省委，条条通向陈敏之。这样，基层就逐渐向盟省委和陈敏之包围，迫使盟省委和陈敏之摊牌检查。基层的揭发，使陈敏之的所谓“江苏民盟未接受章罗影响”，“江苏民盟未贯彻四月会议，政治方向、组织方向无问题”等种种谎言，都站不住脚了；原来陈敏之不是没有而是坚决执行了章罗指示，不是没有而是坚决贯彻了四月会议的精神，篡改了江苏民盟的政治方向和组织方向。在鸣放中，他是自称为“火箭炮”的“放火专家”；反右派斗争展开，他还为章罗联盟开脱，背后向盟员说：“章伯钧不过有些旧民主主义思想，检讨检讨就行了。”“罗隆基问题不大，就是一个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是文人故作惊人之笔。”同时，斗争了上层人物樊光、李旭旦、范从振、樊广笙等人以后，陈敏之的问题就越加明显了，更清楚地暴露了陈敏之并不是一般的右派分子，而是右派首脑、主将和指挥人。
第三、详细排队分析，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核实补充，正反对照比较，使我们掌握了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材料，彻底揭开了他的本来政治面貌，正确鉴定了他的极右派的政治身份。在对陈敏之的“左派”面目发生怀疑以后，我们即着手排队，用了将近四周的时间，才基本上完成了排队工作。排队的步骤是：（一）把他在民盟中央四月会议以后每天的活动，按日排列出来。从这里初步地看出了他积极进行反党活动的大体轮廓，譬如他在大鸣大放期间，曾经一天主持过四个会。（二）根据每日活动情况，排出每次会议的主持人、出席人和会议的主要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次会议比较重要，确定进一步排队的重点。（三）根据基层揭发的材料，再找出席各次会议的左派分子、中间分子和民盟机关工作人员，发动他们对笔记，凑出完整记录，回忆和揭发当时陈敏之放毒的情形。这样，材料就逐步完整，问题的性质就越加清楚了。（四）根据排出来的问题，再召集有关人员座谈，继续揭发，加以补充核实。这样就可基本上看出问题的全貌。（五）把我们向他说的话，他向我们作的汇报，也排一个队，再与他向下说的话，做的事对照起来一看，他十足的两面派面目就彻底暴露了。陈敏之的两面手法有：（1）在盟内掮省和负责同志和统战部的牌子，甚至假冒是秘密党员，在统战部掮盟内群众意见的牌子；（2）向省委负责同志、统战部汇报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3）在公开场合说左派的话，在背地里进行右派活动；（4）作大报告，正面道理空空洞洞，反党言论大加噱头；书面提纲冠冕堂皇，讲的时候加油添酱，贩卖私货，另加“小插曲”“补充传达”；（5）开座谈会，自己煽动、启发，借人之口，说出反党的话，再加以肯定、支持、表扬。因此，如果不作这样详细的排队，要杨彻底揭发他的两面派是有困难的。同时，由于我们掌握了这样充分的材料，陈敏之就再也无法狡赖，所以一经围剿，不得不低头认罪。
第四，审查历史，回顾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发现疑点，组织调查，证实了一贯标榜、宣扬自己民主历史的陈敏之，原来是一个反共的政治野心家，这就最后地挖出了他的右派根子，找到了他进行反动活动的历史根源，使我们能够立即下定决心，发动对他的斗争。经过我们把他的经历、历次政治运动和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表现进行排队以后，首先，发现陈敏之有二段历史始终没有交代清楚：一段是一九三一年春在济南被国民党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但在狱中二年即以“保外养病”出狱；一段是在一九四二年担任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专员和调查研究室副主任期间的活动。其次，又发现陈敏之因为怕老婆同狱人揭发他济南被释事，又与老婆重修旧好，不敢再提出离婚；向同狱人打招呼，叫他不要谈起此事。为了怕洩露在蒙藏委员会的工作情况，陈敏之和当时的调查研究室主任王气钟朝夕相处，言听计从，团结得很紧。再次，陈敏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别人很凶，轮到自己就滑过去了。平时对自己的政治问题，从来只字不提，别人追问他就恼火，并曾在镇反中背地里阻止表妹陶华交代历史。根据这些疑点，派人出去调查，经过翻查蒙藏委员会的档案，找到了陈敏之进行罪恶活动的证据。当时陈敏之因为反共有功，在季度考绩中被评为工作优良，评语是“资深练达”，并加俸四十元。对济南被释事，亦已初步了解到由冯玉祥等人保释出来的。这样，一个有反动言论、行动、劣迹的右派分子就在洞里被挖掘出来了。
天津市整风情况
一、全市参加第一批整风的单位共有右派分子一千六百七十一人（其中极右分子五百一十六人），占参加整风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三；第二批参加整风单位已发现右派分子四百九十五人（其中极右分子一百八十二人），两项合计共有右派分子二千一百六十五人。从各界右派分子占各该界参加运动总人数的比例看，大学教授占百分之十六点九，大学讲师占百分之七点二，大学生占百分之二点八，工程师占百分之七点四，市级机关干部占百分之二点二，区级机关干部占百分之四点六。在斗争中共揭露出右派小集团六十九个，其中有右派分子一百九十人。
截至目前为止，已发报的右派分子有一百二十九人，其中党员十三名，团员十六名；右派分子自杀的十二人，已死五人，未死七人；逃跑的四人，现已回来两人。
在第一批一千六百七十一名右派分子中，已缴械投降结束斗争的六百零五名，正在斗争的六百零六名，尚未斗争的四百六十名（其中有些右派分子已主动检查，不需要再进行斗争。）
二、中、小学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在鸣放时期，由于中小学学生毕业、升学等问题比较紧张，当时只是由市、区召开一些座谈会进行鸣放，未普遍发动各校大鸣大放，因此暴露出来的问题还不够多。于七月中旬（暑期），在教职员中进行了两周余反右派斗争的学习，初步发现了一批右派分子，并对其中六十九名右派骨干分子进行了斗争。之后从八月中旬开始准备，于八月末继续深入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目前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是各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少数问题较突出的小学教职员（其他小学开学后再搞，塘沽区因学校少，小学普遍搞），共八千四百一十九人（缺塘沽区），现已发现右派分子六百九十三人（其中极右分子一百六十五人），佔总人数的百分之八点二。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之前，主要进行了以下准备工作：
（一）建立领导核心。针对各校领导力量较弱的情况，各区都抽调了一定的领导骨干，加强具体帮助，并采取按片建立领导核心组（一般的由二至五个学校合并建立一个核心组），以便适当地搭配各校的党的领导力量，使各核心组都有较强的领导骨干。另外，市里由市委教育部和市教育局党组具体负责，抽调了一批干部，加强指导和检查。
（二）训练骨干，组织队伍。市委教育部首先向各校骨干做了报告交代了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意义、性质、政策界限及斗争的具体部署等问题；各区普遍训练了积极分子；各校都组织了中间教师座谈，并向全体教职员作了动员报告。
（三）调查研究，收集材料，进行分类排队。各校一般的都专门建立了说理小组、资料小组、调查小组等，分别负责收集本单位的右派言论，研究右派分子的材料，分析其论点，进行说理斗争的具体准备。有些学校领导骨干由于听了报告后初步克服了右倾情绪，经过重新排队，又排出一些右派分子。和平区原排出九名右派分子，现增至三十名。
经过充分准备，至八月底，大部分学校已对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少数放得不够的学校，先进行几天鸣放再转入反右派斗争。
总起来看，斗争发展是健康的，群众情绪很高，火力很足。但是也发现一些问题：
1、对右派分子的界限不够明确。有的将应划为右派的而未划为右派。第十八中学教员张诗山，是大特务头子梁子青的老婆，一贯对我们不满，曾说过“中国如有匈牙利事件我也要参加”等话，该校竟将她列为中右。有的将历史革命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加区别一律划为右派。有些学校右派分子的数字相关悬殊，比例最高的第四十七中学一百零五人中，有二十名右派，占百分之一九；最低第二十二中学七十七人中，只有一个右派，占百分之一占三。我们准备对此种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2、在斗争中，多数学校都注意了摆事实，讲道理，如第六十中学对右派言论除了在会上进行批判以外，并在校内举办了小型展览会，用解放前后学校教育的对比来反驳右派分子和教育群众。但还有些学校在斗争中只注意了揭露事实，而进行说理批判和允许被斗人进行申辩不够，只是让被斗人交代问题，斗态度，以致形成顶牛。个别的学校发生了简单粗暴的现象，如八中在斗争右派分子孟树才时，贴上右派席，让孟站起来，有的群众在会上追问孟最近喝葡萄酒、看镜花缘的事（区委已及时纠正）。这些单位主要是对斗争的目的性认识不清。
3、总的看来，群众的斗争情绪较高，但是仍有不少人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意义、目的等认识不清，顾虑重重。有的怕人人过关。四十一中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不知社会主义关如何过，有的要作检讨。有的还分不清落后和右派的区别，认为右派只是极端个人主义，可作一般批判，不必斗争。有的认为斗争后应予逮捕，否则今后不好共事。有的存有温情主义，并辩解说：“温情主义不是立场问题，只是感情问题。”有的中右分子想逃避斗争，六中一中右分子到医院开证明要求休息，四十八中有十个人要请假。
对今后斗争的安排：
1、各校在开学前（九月十五日开学）要集中力量搞极右分子，将其搞深、搞透、搞臭；对一般右派，应主动进行工作，争取他们主动检查，不要转番斗争，搞得不透的在开学以后继续搞（每周两个半天），或在今后大辩论中继续解决。由于时间较短，更应防止因此产生的简单急躁情绪。当前总的是以反右派斗争为主，少数前一段未鸣放的学校开始先鸣放几天，然后再转入反右派斗争。
2、摆事实，讲道理，二者应结合起来，在摆事实的同时更应讲道理，不要单纠缠在揭露事实上。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道理讲得不透，很难将中间群众争取过来。在说理斗争时应允许右派分子进行申辩。
3、对学校中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问题（主要是民进），除了已完全爛了的由我们直接搞反右派斗争以外，其他在我们领导下要注意推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进行。
4、鸣放时教职员对领导上提了不少意见，目前应抓紧改的问题，我们准备在开学初期系统地搞几项全市性的改的问题。
5、对这五百多右派分子在开学后如何安排，也要加以研究。特别是有些教员右派分子，如果登报后则不好继续教课，因此我们准备少登报，这样比较主动。对一般石派分子有的也可以戴帽子。
三、郊区打击地富反攻和开展大辩论的情况
目前各效区正在进行打击地富反攻和开展大辩论的准备工作。各区于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普遍召开了区乡干部会和区人民代表会，讨论了对社会主义大辩论的认识，揭发了地富破坏活动，检查了右倾思想。之后又在各乡党支部进行讨论，训练干部，然后深入开展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并在几个乡进行了打击地富反攻的试点。一般于九月五日以后开始打击地富反攻，九月下旬转入展开以解决粮食问题为重点的大辩论，至十月中旬大体上可告一段落。
各区召开区乡干部会议之后，干部情绪很高。通过在会上揭露地富破坏事实，提高了警惕性，右倾思想基本得到克服。不少干部前一段对地富及其他坏分子的捣乱缺乏对策，别了一肚子气，牢骚满腹，说“当干部受洋罪”，有的产生了畏难情绪，想躺倒不干了，如今普遍反映方向明确信心增强了。但是也暴露出一些思想问题。首先，少数人有报复情绪。前一时期干部挨打挨骂的不少，有的说“现在该回去出出气了。”八里台一基层干部（转建军人）一贯简单粗暴，两个月以前因工作行不通而躺倒不干了，这次讨论时光骂街，在大会发言时说：“不老实就揍他，给他脑袋穿几个眼儿。”其次，有的对地富分子仇恨不大（有的地富不公开出头），而恨富裕中农和单干户，要对他进行报复。另外，还有少数人相信群众大多数不够，黑牛城有的干部不愿发动群众，要求把坏分子逮捕法办。
目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很值得注意。有些富裕中农很活跃，他们散布：“单干单干，包饺子捞面；合作合作，误不了挨饿。”“社员社员，月月分钱；一分三、四元，不够打油买盐，吃玉米面还为难。”有些富裕中农利用河北省流入的灾民，雇用了廉价劳动力，有的还套购粮食，投机倒把，今年收入很大。当然，大多数农民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头道沟村二百五十六户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二百十一三户，占百分之八十三；动摇的二十六户，占百分之八点六；坚决要退社的二十一户，占百分之八点四。这种思想也反映到党内来。北郊河头村七十个党员，对合作化不满的有二十人；丁庄子二十四个党员，有六个人对统购统销不满；西郊高庄子总支委员李万兴，家有四个劳动力，一年可收入两千多元，鼓动干部退社，不参加党的会议。南郊西尼姑村十五个党员，积极的十人，有些自私自利的两人，坚决要求退社、躺倒不干的三人。
郊区和城市相连，受城市鸣放的影响较深，不少地主、富农等坏分子纷纷乘机蠢动，有百分之五十的地富分子在鸣放时都有活动，其中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活动较严重。南洋码头的国民党员欧打共产党员，并说：“我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揍你共产党员。”还公开声称欢迎“蒋二爷”。西郊李家楼地富分子搞了一个小集团，发展了两个“党员”，并推出“支书”。曾庄子六个国民党员搞了一个自由组，散布八月十五国民党要回来。黑牛城恶霸杨柱林，欧打民警，拿着棍将民警赶到派出所。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区都习惯于搞土改补课的办法，集中输斗地富分子，而对于搞大辩论劲头不足，对区乡干部思想问题了解不够。东郊区搞试点时，搭台子，由民兵押解，让地富分子上台，群众控诉，但是进行说理不够，几个地方斗争时都打了人，有的党支书说：“我们不主张打，但群众要打就打吧。”有的区干部说：“不打人群众情绪起不来。”
今后意见：
（一）打击地富反攻问题，阵线明显，只要将其破坏活动加以揭露，多数群众就会很快接受，因此重点不放在斗地富分子，而主要意义在于用这些话的事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使地富永远不能反攻。同时，要通过这一斗争锻炼干部，组织好队伍，便于今后搞好大辩论。因此，在斗争中必须防止不注意说理等简单从事的现象。一般的不要采取民兵押解的办法。在作法上，不要光开大会，要采取大会斗争和小会讨论相结合的作法，大会进行揭发，小会要出几个题目展开讨论，一方面将地富活动以及联系合作化优越性等进行讨论；一方面要联系我们本身的缺点进行检查。干部开干部会，群众开群众会，党内也要开会，不要采取简单的斗地主的办法。
（二）目前主要是集中打击地富分子，对其他坏分子可以进行个别处理，对于小贩、单干户、富裕中农等问题，放到下一阶段再搞。对于划分坏分子的界限，正在进行研究，以便加强控制。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分子，要到冬季整社时再处理，多数要管制生产。要少捕人，要向基层干部讲清。
（三）鉴于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分子很多，对所有人一定都斗争一遍，对他们也要进行分化，采取区别对待的作法。有的在大会上斗，有的在生产队里斗，有的只在小组作检查。
（四）对在斗争中打人问题，要在党内和干部中作为一项纪律，加以限制，防止产生简单化的现象。
（五）注意深入了解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情况。
福建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简况
福建省委于八月中旬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前一阶段教育的基础上从现在起到明年春耕前，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中央的指示发布后，全省有一百二十多个乡进行了试点。闽侯县城门乡、晋江县苏厝乡乡都在八月上半月在农民中开展了以合作化优越性和粮食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大辩论。这两个试点乡开展辩论的步骤是：先通过检查生产摸清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再从内到外、从上到下训练培养骨干，然后以生产队为单位吸收单干农民参加展开大辩论。辩论会一般都开得好，部分富裕中农响往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和广大贫农、下中农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言论，针锋相对。辩论时很激烈，最后资本主义思想终于被贫农用回忆对比、算账、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所驳倒。城门乡部门富裕农民在辩论会开始时气焰很高，他们特意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满以为他们在争辩中会占上风，结果辩论中觉得风头不对，自已理亏，就暗暗地溜到后面的座位上，有的干脆溜走了。
各地在辩论中收效很大，广大乡社干部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高，进一步摆脱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过去对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的人，现在进一步认识到合作化是农民唯一的幸福道路。城门乡一些贫农表示：“生为社里人，死为社里鬼。”苏厝乡一些贫农表示：“好马不吃回头草，决不走回头路。”原来动摇想退社的人，有的自动报实了产量。部分富裕农民对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也作了自我批判。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被揭发出来，并受到群众的斗争，总之，农村中经过大辩论，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这一百二十多个乡试点的经验是：（一）必须认真教育党员、干部。在辩论开始时，党员、干部一般存在两种思想问题：一是不敢大放、大鸣、大争，存在着强调工作困难等的右倾思想；一是对国家和农村中的根本问题的大是大非认识不清，站在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立场上，严重的甚至已为资本主义思想所俘虏。城门乡城门分支部二十六个党员中，有一半以上不同程序地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其中有三个党员被不法富农拉拢，和他们合伙作生意。为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城门、苏厝两乡都对党中、干部行了教育，使他们明确大辩论的意义、目的和作法，并对本乡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以取得统一认识。事实证明，这样作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大辩论就难以开展。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了，还必须在大辩论中逐步解决。（二）必须依靠贫农这一基本力量。经济地位决定了贫农是社会主义和积极拥护者，只要在事前经过一定的思想发动，激发其阶级责任感，他们就成为社会主义的积极宣传者。城门乡有些生产队的辩论，由于事前没有采取这一步骤，部分富裕农民看到贫农、下中农不发言，即气焰十分高涨，以致部分农民反而受了他们的迷惑。工作组和支部吸取了这一教训，召开了贫农（包括下中农）座谈会，通过辩论提高了思想觉悟，串连和培养了五百七十五个积极分子。这样一来，辩论会的形势有了显著的变化。贫农敢于理直气壮的说话了，下中农也表示靠拢过来并在辩论中表现十分积极。因而使大多数富裕中农受到教育，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也受到大家的批判。（三）辩论要有中心。农民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很多。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突出地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展开辩论是对的。而在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上也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思想和不同情况，引导农民围绕几个主要问题展开辩论。这样才能使辩论内容中心明确，思想问题易于搞透。（四）要认真分析各种言论，分清是非界限，分别对待。对大多数人合理的正确批评要虚心听取，目前能改的就马上改。目前不能改的要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意见，要进行正面教育，强调以理服人；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要选择典型的突出的进行批判，不应盲目地一个一个斗。至于富裕中农中部分因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已发展到有违法行为、必须进行大会斗争的重点人物，应经过县委批准。事实证明，这样作不但有利于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团结教育大多数人，而且有利于孤立部分资产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五）要紧密结合生产。各试点开展大辩论一般是从生产入手，最后归结于生产。因此，整个辩论过程对生产的各项工作均起了推动作用。
目前全省各县都在召开三级骨干会，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部署这一工作。省委于八月二十七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对试点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如下几个问题应引起注意：
（一）运动的目的与要求：在秋收前这一段时间里，农村大辩论应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中心内容，以达到集中力量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上的思想问题，具体要求是：1、教育农民在粮食问题上分清大是大非，正确贯彻粮食政策，保证完成粮食统销统销任务；2、农村中开展大辩论，不但必须注意不防碍生产，而且必须做到对生产有推动作用。
（二）注意教育党员、干部，认识开展大辩论的重大意义，批判右倾思想。对党员、干部的右倾思想，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鼓励他们积极投入这一场思想斗争，在运动中锻炼提高他们。除发现干部、党员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应及时依法处理外，至于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应抓紧教育，即使情况严重也不要急于作组织处理。
（三）不能搬用机关反右派斗争的办法，不能在农村中划左、中、右派。在农村中开展进行自我教育改造的方法。对农村思想问题的教育（包括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都要强调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自由争论，认真作到口服心服，不应采取粗暴压制的方法，更不能打人骂人。
（四）为了使运动有准备、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起来：1、县、区委都要亲自掌握试点，先走一步；2、县、区委要集中主要力量，组织工作组下乡，保证搞好大辩论；3、各县应根据当地情况和领导力量，在农村分批开展辩论。
辽定省厂矿职工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思想情况
从沈阳、旅大、鞍山、安东、锦州、辽阳等地部分厂矿的调查与报告中可以看出，职工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思想状况，大致可分如下几类：
第一类：政治嗅觉灵敏，界限清楚，立场坚定，反右派斗志高昂。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大鸣大放初期对报纸上发表的右派言论就感到不对劲，怀疑报纸是不变质了？甚至埋怨“党为什么还不出来讲话？”因此在向右派分子进行反击以后，情绪十分高涨。许多老工人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新旧生活对比，向其他工人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在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上毫不含糊。五三厂一个老工人在讨论会上挥动着拳头说：“右派分子，瞎了他的狗眼，你想把我们和共产党分开，比登天还要难！”鞍山大孤山铁矿的工人在讨论会上说：“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会天昏地暗。右派分子说没有共产党不会卖国，那‘二十一条’是什么？‘九一八’是怎么回事？……”鞍山第二炼钢厂一老工人，当听到某技术员提出：“对右派分子的言论不能全盘否定，应该取其精华！”的论调时，马上给以驳斥：“取什么精华？我们不能从狗屎里拣豆瓣！”这些职工对右派言论的本质看得十分清楚。
这一类职工一般都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老工人，其中包括大部基层干部、党员和一部分团员。据几个厂子的典型调查，属于这一类的职工占半数左右，有些单位只有三分之一。
第二类：认识不清、界限模糊，反右派斗争积极性不高。在这一类的职工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平常不关心政治，不大看报的，他们对社会上主要的右派分子，以及右派言论的基本观点还不知道；另一部分职工对右派言论的实质认识不清。他们认为：“虽说右派分子的观点、立场有问题，可是人家说的也有正确部分。”对右派分子采取的抓住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夸大为全面缺点的手法认识不清，在右派分子列举的“事实”面前，一时转不过劲来。这主要表现在（1）计划供应问题：由于右派分子把计划供应工作上的缺点，归咎于统购统销政策不好，不少工人对统购统销的根本方向开始糊涂了。低压开头厂有的工人说：“不统购统销，去年冬天那能尽吃苞米渣子？”有的说：“购粮证和配给本有啥区别呢？”（2）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工人听了右派人谬论，认为“合作化确实有缺点，虽不是全面冒进也有减产的地方”，因此对合作社究竟有无优越性有了怀疑。如变压器厂一工人说：“合作化就是有冒进的地方，我们家乡的合作社就减产了。”还有的提出“合作社太死了，农民手里连个零花钱都没有”“这叫什么社会主义？”（3）宗派主义问题：有的工人认为人家说共产党有宗派主义，也对，并且举出“实例”说：“你看咱厂的干部尽是党员，派出去学习的不也尽是党员吗？”有些工人党员似乎也觉得理屈了，认为“确实干部当中尽是党员”。
由于存在上述糊涂认识，他们对反右派斗争的态度也不够正确，表现：（1）麻痹大意，认为：“他们（指右派）的意见都是在桌面提出来的，不能有别的意思吧？放火的人还能到火神庙去放火吗？”有的说：“人家都好意帮助党威风，言语上有个三差两错咱何必反击呢？几个泥鳅翻不了船。”（2）简单急躁，认为从各方面揭发的材料看，早就够坏分子了，干脆抓起来就完了。（3）有厌倦情绪。有些工人参加几次会就不爱参加了，埋怨说：“右派分子真捣乱，偏赶这时候反党，大热的天气可真够我们呛。”认为讨论不如干点活。
属于这一类的职工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糊涂认识，可是对那些极端露骨的诽谤共产党听言论还是能辨别清楚的。特别是对右派分子说“人民群众生活没有改善”这一点非常气愤。这部分职工在厂矿企业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大约在一多半以上。
第三类：右倾情绪严重，同情右派言论，丧失立场，对反右派斗争有某些抵触情绪。这部分工人由于个人主义较严重，某些要求一时得不到满足便对领导下满，因此对右派分子的谬论，深表同情。如葛佩琦骂共产党员是便衣警察，储安平提出“三害”根源在党中央以后，他们也附合着说：“我早就说过，有些党员象小特务。”有的虽不敢公开表示同意，而看到报上这样说便暗自点头称是。大连电机厂一工厂说：“张国琮讲得多有力量，大部有理，我看了三遍，党员不是便衣警察是什么？什么事他们都走情报”。矿山机械厂职工高洪志说：“储安平那都是会编一套的人，为什么他没歌功颂德呢？还是共产党有问题。”有些在工资改革中没提工资的人说：“人家说干部党员提高生活了，一点也不差，我们忙活了半天一个钱也没涨。”由于他们平时表现不好，在某些论点上和右派分子气味相投，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有顾虑，怕惹是生非，抱着“少说话为佳”的态度。有的公开说：“什么反右派不反右派的那是共产党转移目标。”
这部分职工是少数的。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工人。他们由于受社会关系影响，或政治党悟低以及对某个党员领导干部不满等原因，在右派分子进攻期间丧失了立场。
第四类：心怀不满，恶意攻击，反对反右派斗争。这一类职工的特点是家庭出身不好，或亲属被镇压，或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对党心怀不满。他们在大鸣大放期间极为活跃，当有些老工人提出“报纸上为什么登反动言论”“党为什么还不出来讲话”时，他们却在暗中称快，认为：“共产党有了错误，应该叫人家批评。”因此，他们附和社会上右派分子对党的攻击，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合、互相呼应。五三厂青年工人李继生（家庭成份是地主）在看到报上登出张百生、黄振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课题”以后，马上写了一篇同意张、黄发言的文章，准备送给报社发表（后未送）。当在职工中展开反右派斗争的宣传以后，他向支部提问：“党号召大鸣大放，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现在又反击右派，这是什么意思？我看高风的发言完全对，合作化高潮就是“高草”，他们看合作社的庄稼有多少扔的？党委的报告对那些不看报的人来说倒可以打通思想，对好些懂点事的人听一两次报告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在座谈右派学习的会上，他还公开污蔑车向忱是两面派，尽看党的眼色！工人杜青章（家庭出身是富农，其父或兄在土改斗争中被农民打死）在反右派学习的座谈会上说：“土改时搞流血斗争，砍的砍来杀的杀，不该斗的也斗了，可是现在那些人还当干部呢，他们（指基层干部）算不算坏分子？”接着便替自己那个富农家庭喊起来冤来，说：“我们家老少三辈忍饥挨饿的攒点玩艺，并不是压迫来的，这样清算的是否对，如果分错了现在应该怎么办？”大连电机厂下线组工人王学宾是转业军人，因三年没涨工资，对领导极端不满，他背后说：“葛佩琦真有两下子，等着瞧热闹，现在可到了杀猪（朱）拔毛的时候了，有那么一天，从大到小一个个都把他们宰了！”这类工人除了公开和背后散布反党的言论以外，还写反动标语以洩私恨。
这类工人因为本身就有问题，对反右派斗争抵抗情绪很大，认为“共产党请人家批评是花招，不是为了改进工作。”“右派言之有理，揭了共产党的痛处，要转移目标了”。甚至还有的污蔑：“共产党是因为有人对毛主席提了意见才来个报复。”在厂矿企业里的反右派斗争展开之后，这些人马上变得老实起来，大部已由公开散布反党言论改变为背后广播。
这一类工人在职工当中是极个别的，可是其危害十分严重。他们的共同特点除了阶级出身不好，立场观点与一般工人不同以外，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平日爱看报纸，对一些问题有“独立见解”（实是谬论），也爱言论国家大事，有些还是党的宣传员。因此，他们的错误言论极容易影响那些平常不大看报的人。
以上各类职工的全面数字目前还未掌握，但从大连电机厂交流车间的典型调查中可以看出一般概貌。他们在五个组的六十三名工人中调查的结果：属于第一类的二十六人；属于第二类的三十六人；属于第三类的四人；属于第四类的一人。由此看出，职工中属于认识模糊的还是多数的（当然程序上还有不同）。
北京市国营厂矿企业大字报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四十个国营厂矿企业单位的大字报累计约达六万五千张，已出现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电报局从八月三十日起，要求干部下台的大字报增多。保卫科长高瑞臣平时作风生硬，名利思想较重，整风以后，群众给他贴出大字报三二十张，其中两张质问领导为什么将高瑞臣这样“短才又缺德”的人提拔成领导干部的？并且要求高下台。查核问讯室职工贴出了题为“党支书孙玉你应当下台了”的大字报。有人还要求该室工会主席下台，说：“再不下台我们实在活不下来！”
（二）市内电话局自开始整风以来，连续贴出有关男女关系大字报十六张，最初是揭发和批评这方面的问题，后来逐渐发展到写黄色新闻和画裸体画。八月二十九日，该局领导上对此进行了适当批判，并建议这些问题不要贴大字报。部分职工不同意报告中的提法，认为这些问题“应当提”，“不提就是包庇干部”、“压制批评”、“宗派主义”。代办公司装机队还有人打电话要求党委书记参加小组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辩论。此外还出现了不同意报告精神的大字报九张，其中有一张公开要求党委组织大型辩论会，展开辩论。其单位也发现类似问题。如电车公司业务科科员张志鹏看到大字报上对几个领导干部的婚姻问题提出意见以后，建议公司成立“平反离婚委员会”，科员白崇启主张建立离婚问题的“自由论坛”。铁路管理局有人写大字报揭露医院护士胡玉莲历史上的男女关系问题，胡对此很不满意，曾到整风领导小组要求把大字报撕下来。
（三）电业局科股级以上干部感到大字报压力很大，有点吃不住劲。如高压所人事股长刘淑英（英员）看到很多大字报揭发他随便请假、迟到等违反劳动纪律的事实后，对别人说：“我的心直跳，腿直打哆嗦。”干部科长张兴山（党员）自大字报揭发他和科内干部孙宝勤（女）关系不正常后，八月三十日请了病假，没有上班（经医生诊断，没有病状，估计是没有睡好引起头痛。）孙宝勤看到大家报后一夜未睡，二十八日早上、晚上都没有吃饭，二十九日还哭了一场。
有些干部急于追查写大字报的人，打算进行反驳、报复。如高压绝缘科长周达身（党员）看见几张揭发他上班迟到等问题的大字报后，认为夸大事实，曾经去生技处检修科问：“谁给我贴了大字报？”引起检修科职工不满，有人贴出题为“岂有此理”的大字报，表示抗议。班长徐振东（党员）看到大家报上揭发他打击别人的行为，他就骂为写大字报的人“和葛佩琦一样”。
湖北省部分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暴露的一些荒谬言论
一、 关于统购统销问题
黄冈县黄坳乡团支书易昌清说：“农村合作化了，城市公私合营了，没有粮商、没有单干，还有哪个搞投机呢？粮食都在合作社摆着的，还要统购统销做么事呢？”贾庙乡的干部说：“我们向苏联学习，苏联取消了统购统销，为什么不学习呢？”贺坳乡党支书贺凤杰说：“不要统购统销有五大好处：第一、群众生产有劲，第二、工作容易推行，第三、群众能多吃粮食，显示合作社的优越性，第四、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第五、一切任务好完成。”东岳乡乡长童德清说：“统购统销最好是取消，要不取消，就隔一年搞一次，让老百姓隔一年吃个饱饭。”谢家乡乡长付汉文说：“第一、今年闰一个月要多吃，第二、小孩长大了要多吃，第碱、粳稻没有涨，要多吃，第四、生产增加了，群众应该多吃，第五、合作社劳动强度提高了，要多吃。”崔家铺党支书徐普三说：“第一、今年因灾减产七万斤，第二、人口增加七十七个要四万斤，第三、牲猪增加一千零七十三头，饲料要十二万斤。第四、去年倒要三十八万斤，证明口粮标准太低，今年要提高。”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不要粮食统购了。河铺乡党员书王玉兴说：“统购时就登报说有灾，还不是想多购我们点粮食，春天为什么不登报说有灾呢？”马曹庙乡乡长陈文斌见一农民有癫疯病倒在地下了，进行污蔑说是“统购统销搞坏了，搞得群众饿倒了，不能走路”。
英山县指导组干事刘雁福说：“一提起统购统销我就头痛，左手买进，右手卖出，我在工作中总是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因为过右有三个好处：第一、不饿死人，第二、可以密切干群关系，经三、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如果“左”了，恰恰把这三个好处变成了三个坏处。为什么要搞这个（指统购统销）呢？按老办法（指自由市场）不行吗？”
鄂城县燎原乡长刘友监说：“如口粮不增加，群众闹事，我带头参加。”
红安县二层区团支部书记孙长志说：“现在粮食统销统销可以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农村没有资本主义了，国家订个法律不准粮食外流就可以了。”高三乡青年团干事艾尚早说：政府统购的肥猪太多了，统的农民吃不到肉，农民是“一年两次晕，过了年望吃新。”杨三乡的区干张永生说：“油料统购统销，说的是多产多留，多产多吃，实际是多产多购，购是年年增加，留是年年减少。”二层区妇联主任蒋文英说：统购统销后，农民一年劳动“面向黄土，背朝天，吃不到油、肉真伤心”。
恩施寨湾乡妇联主任说：“人不如猪，加一个猪娃三十斤米，加一个人娃，却不加米。”该乡支书说：“人不如骡子，每天骡子六斤粉，背脚不背脚都是一样。”另一个乡支书罗周德（区委委员）说：“粮食不够吃，任务还要加，四留又太少，政府黑良心。”
新洲县双河总支书记说：“市场买不到粮，黄豆都运到外国去了。”陈店乡社主任胡广先说：“为什么要双统我不明白，简直是开大粮行，过去是三分行价，现在差价是百分之十，政府叫别人不投机，政府自己搞大投机，大套购。”
二、关于合作化问题
英山指导组青年干部刘雁福说：“合作社好？为什么社员要退社？社干要辞职不干？说好，是上面总结的。合作化后农民生产消极了，以前起五更睡半夜，现在太阳出几高不起床，还有怨言。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既不能消灭贫困，也不能共同上升，困难户比过去还困难，告借无门，劳力强的户进钱进不到也有意见，五保户保少了也有意见，合作社巩固下来办不到，夫妻两口子也要离婚后，何况这是百家百户？政府走这条路走不通，再搞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鄂城县中集乡刘××说：“毛主席提出合作化是五亿人民的方向是不对头的，因为中农和一部分贫农都不愿入社。”东沟支部书记徐道普说：“社员百分之八十的减少了收入，入了社后田种荒了，地种平了，合作社捆死人，还是叫农民搞单干好些”。
大冶县农业技术指导站技术员石龙云说：“我完全拥护章罗的意见，我是他们的忠实拥护者，任何人不能给我加上”反动“二字，几年来，我对共产党就有怀疑，不是左，就是右，光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说合作社标志着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是吹牛，印度到中学学习合作化道路是没有什么可学的。我看合作化道路给下面干部带来了苦难，把社干部引向死亡的道路。我要替合作社干部申冤诉苦，他们一年年的背债，他们是苦难的家庭，吵嘴的家庭。合作社对高级干部优越，对下边干部和社员不优越，合作社的企图是便于组织起来替他们劳动。我父亲六十岁了还要劳动，这真是不尽人情。”供销社分销店经理费良卿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1、社员不自由；2、社员比不入社穷，油盐钱都没有，你说是右派也好，反正这是事实。”石应高乡的支书曹迁仁说：“大冶县委不关心农民生活，阳新留粮多，大冶留粮特别少，要想工作好搞一个是县委死了，或者地委把县长、县书调走才行。”
黄梅县中林乡团支书胡梁说：“为什么要搞合作社，单干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合作社无优越性。”
孝感县朋兴乡主任罗福成，此人解放前干了二十多年长工，土改时他叫地主做工，有严重的新富农思想，以为这样能过一辈。这次鸣放时他说：“入社以为能搞个新富农，现在入社为长工，只要准许我单干，保证发财。”并说：“入党时我以为能搞一个棺材。”
宜昌二区副区长何仁法，在长×乡工作，该乡六个社，他主张解散四个。
恩施毛壩乡支书说：“单干时包谷干象碗口那么粗，合作社的包谷象芝蔴那么大，合作社再办三年就要讨米。”金龙乡乡长说：“群众没有合作化的要求，毛主席说的高潮是假的，只要开口退社，一天可以退完。”黑道壩社主任（老支书）说：“合作社不如劳改队，劳改队每月打两次牙祭。”“夜晚站在山头一望，城里电灯通明，城里都是资产阶级，我们住的房子都不如城里的厕所。”“入了合作社，草高，叫毛主席变了牛，来啃他的草。”“毛主席一月没有几百块钱，他自己也要闹情绪。”
新洲县旧街指导组五五乡乡长（总支委）王建明说：“都说合作社好，用钱不至手，吃饭不到口，油四两米半斤，要想吃肉望来生。”永河乡支书说：“合作社是上级把群众煽起来的，把一点甜头，现在先整干部后整群众，这也限制那也限制。”城西乡分支书记说：“上级脑子一热，搞起大风暴，现在下不了台，群众都要退社，中央说是内部矛盾，其实是主观主义。合作化适合国家不适合群众，适合贫农不适合中农。”兴隆乡妇联主任皮国黄说：“入了社以为是上了天，那晓得入了社无吃无穿，合作化适合一部分人，不适合一部分人。”双龙乡社主任说：“合作化糟得很，看样子，头两年优越，再过几年都垮台。”大河乡侯化林说：“合作社头两年增产，明年再增产就挖我的眼睛。”五组技术站长易祖义说：“在乡里做工作，社员要退社，我就叫赶快退，反正搞不长，迟早要散伙，迟退不如早退。”
武昌县群力社刘宗全说：“搞合作社，社员增加七大负担：一、过渡船由社出钱，二、五保户社里负担，三、乡里通讯员要出钱，四、公路出养路费，五、民校大校长的开支，六、由社办民校办小学，七、社干初助。”大屋陈乡副支书徐×卿说：“合作化好换，说建设新农村，建设七、八年，就是建设一个双铧犂；社好，把农民磨死，社好，屁股上几十个结巴。”新建乡蔡大钧说：“合作化是规划鼓起来的，说人面桃花，现在变成了人面浮肿。”
三、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黄冈县河铺乡党支书王玉兴说：“下放干部是没有良心，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外部有意见，内部也有意见，毛主席再大本事也掌不住；地主、富农是土改斗争了，不满意有理由，中、贫农为什么不满呢？我看，共产党没有群众了。”
英山县指导组干事刘雁福说：“储安平说党天下，我看实际也是这个情况，县里科、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区、乡也如此，我完全拥护他这个说法。”
坼春县手工业科干部周一（地主成份，在乡下工作）说：“储安平的‘党天下’我很同意，五二年以前党员很少，工作上也没有出什么问题，现在各单位有个党员头，并不能办好事，汉阳中学不是也有党支部吗？为什么发生了事情呢？有党委还是不起作用。”
广济县风水港乡社主任邵保若（共产党员）说：“土改前共产党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土改后有利就干，无利不为。”“毛主席和李闯王一样，进了北京就忘了农民，现在一百人中有九十人反对共产党，到了危险阶段。历史上前朝改后朝是有的，道光、日本、国民党都是这样垮台的。”
新洲县刘镇指导组组员周少轩（家庭被镇压）说：“法院是衙门，公安局是御林军，农村党员从我搞的那个社证明，百分之九十是坏的。”该县乡干部对降薪不满，有两个人说：“要说官僚，刘少奇是最大的官僚，不知道在那里作了个调查，说我们工薪高了，要降下来，其他的人都不降。”
鄂城县葛店孟乐乡支书闻立学说：“合作化是搞农民的，上层机关是指挥者，乡干是打狗的棍子，群众是狗，把狗子打急了狗咬棍子，不咬指挥者，因为他看不到指挥者在打他。”
大冶县农业技术指导站技术员石龙云说：“党员干部不称职，非党员干部有能力也不行，真是党天下。”“新派下去的支部书记，工资高，待遇高，地位高，盛气凌人；老支部书记，工资低，待遇低，不信任，可憐、软弱？”“把县书、县长杀了也不洩我的气！”
宜恩县监委会干部李玉民发表文章支持陈伯华（武昌实验中学学生，右派分子），反对三反、五反、肃反运动，并声言要到监狱去查我们关了多少犯人；叫妹妹不要嫁给解放军，否则就不是他妹妹。
恩施县一个干部说：“干部老婆是小组、太太、姨太太、摇风打扇，清闲自在，与国民党的姨太太一样。”并说：“将来提高技术不养女人，女人都被干部、工人搞啦。”该县寨湾台王永吉说：“上至毛主席下至区委都有错，毛主席变了心，从前是救星，现在是魔王星，合作化是他的主观主义。”寨湾乡支书说：“区委黑暗，县委放屁。”白果乡支书说：“甘愿当右派，不愿当积极分子，党员有四带头：任务带头，行动带头，挨饿带头，挨骂带头。”恩施有一个街副支书说：“党员是强盗，是狗腿子。”又说：“我不是反对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缺点太多。”
宜昌市一区、四区登了不少大字报，说地、县、区委没作用，应当取消；区委的工资可以买很多汽车；取消地、县、区委，成立援乡工作组。
长阳报记者方荣林说：“中央和毛主席是英明的，省、地、县委一团糟。中央和毛主席说左了，便左了，说右了，便右了。我看中央以下的组织都需要。”该县柳溪乡支书席其蘭说：“县区委全是吃冤枉饭的，必须把他们赶下去劳动，我们去换班子。”柳溪乡团支书说：“县以上机关干部全是坏家伙，都是在家里作了坏事出来的，我们提出的问题如不解决，我们就要闹事暴动。”柳溪乡第二书记××说：“过去历次运动斗的一些人都冤枉了，现在可以看到县以上干部百分之五十是地主、反革命，必须换班子，我们上去他们下来。”
当阳县有些人要求取消县委的财贸、工交、农村各部，保留下组织、宣传部就够了，别的事不要管。
兴山有一个乡支书（下放干部、肃反被斗过）说：“县委总结工作都是假的，靠数字吓人，没有成绩，全是错误。”
新洲县三店供销社干部方定（解放过来的青年军，高中生）说：“共产党不但没能消灭阶级，而且发展了阶级；农民生活没改善，主要是社会主义的结果，匈牙利事件是社会主义必须趋势；增产节约大机关有汽车，住洋房，有官僚，要节约一是多出票子，二是增加税收，三是抬高物价；肃反是压的办法，对群众不讲理；革命队伍不自由，要做生意去。”高寨乡社主任吴仲堂说：“生产根本不要共产党管，群众都晓得。”天然乡社主任说：“共产党干涉过多，生产、技术改革、粮食、群众思想、合作社分配都要共产党管，这是冤枉。”青龙乡乡长王大保说：“乡里的事，这也要支部管，那也要文部作决议，乡政府还起什么作用，乡搞乡，支部搞支部。”大河乡社主任侯化林说：“过去受地主压迫，现在受共产党压迫，没吃没穿。”
武昌县大屋陈乡徐悦卿说：“党现在和过去洪秀全一样，进城忘了农民，把农民当狗，想办法尅农民，这样农民一生没有出路，乡干部一生不能伸头。”
四、关于城乡关系、国营商业问题
大冶县供销社分销店经理曹良卿说：“党提出工业化后，党和农民一天疏远一天，粮、油、肉、布、城市多，农村少，党对工人、农民不一样看待。”
红安县永河区干社一平说：“共产党就是限制人吃，限制人穿，粮食、布票都有限量，农民一年只有一丈六尺，干部两丈多，军官四丈八尺多，另外还发两套衣服，苦还是苦了农民。”
新洲县李林乡乡长说：“城市生活象天堂，农村生活象地狱，农民不是人，老婆找不到。”甘露乡毛傅寿说：“现在工业品贵，农业品便宜，工人一月几十元，农民天天受罪，生产的东西都叫工人享了福，干部享了福，共产党只管工人不管农民，只管城市不管农村，只管干部不管群众，要求农业品提价，干部工资减少。”
恩施县有的人主张和政府算剥削账。说：“黄连，政府赚钱九倍；膠鞋，二百斤谷买一双；斗笠一角五进，五角二出；毛猪二角七进，四角五出；卖酒渗水。你们这样搞不如资本家，资本家不是独户经营，你们不许别人干。”
武昌县爱国社分支书记马绍旺说：“共产党现在开的什么粮店、供销社、百货公司是‘尅家家’‘独家店’。”
山东省昌乐县埠头乡通过说理辩论驳倒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论
昌乐县埠头乡向个别有严重资本主义言论与行为的富裕中农开展说理辩论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全乡富裕中农一百一十五户，占总农户一千一百五十五户的百分十点三，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四十八户，其中有严重资本主义言论和破坏活动指名说理批判的三十五户，占该乡总农户百分之三点零三。这百分之三的富裕中农是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坚持资本主义老路的最后堡垒，一定要将他们从思想上彻底斗垮。在同他们开展说理辩论时，首先是领导积极分子分析了他们的主要错误论点，具体研究了怎么驳？拿什么东西驳？准备好充分的道理和材料，然后再针对他们的错误论点，逐个进行批驳。开始是全社的大账和积极分子亲身经历进行驳斥，然后就发展到对批判对象本身进行算账对比。一般着重从三个方面去进行算账批驳：一是指出解放以前他在政治上受压迫，终日提心吊胆。现在是政治上翻了身，过着安稳日子。二是算他们解放后经济收入对比账。富裕中农刘春书原来宣称“国民党在未吃过亏，共产党来没沾过光”，算账结果，解放前他家中七口人种地十大亩，总收入加中上雇工剥削所得七千一百五十斤，但是苛捐杂税就征去二千五百八十斤，去掉种子饲料实际只剩下了二千六百七十斤，每人不过三百八十斤。而去年入了高级社仅分得了粮食三千一百一十斤（比解放前多了四百四十斤），还分得了四百元现款。这就从根本上驳倒了他的“过去收入多、现在收入减少；过去生活好，现在生活不好”的错误论点。三是指出前途、说明合作社的收入逐年增加，再有三、五年时间，就可以达到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坚定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经验证明：只有这样，才能驳得准，驳得透，他们才会心服口服。在说理斗争中，还掌握了层层深入，穷追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直到所有资本主义思想论点彻底斗垮，在广大农民群众当中完全搞臭，陷于孤立；直到他们表示态度，改邪归正为止。上述的刘春书，经过算账之后，群众质问他：“明明入了社得了这多好处，为什么还说合作社一年比一年糟？”他就张口结舌，检讨错误，承认合作社的好处，说：“解放前七口人，现在十八口人（十一口人外出）要不是合作化，土地还是那些，人口增长这么多，别说分钱，光吃粮也不够。”群众进一步质问：“既然生活比过去好了，为什么还说‘国民党在你没吃过亏，共产党来没沾过光’？”他就进一步检讨：“解放以后，本想发家致富过个体面，一搞合作化那条路不通了，觉得不如单干自由，才说合作化的坏话。我是资本主义思想，走了错误道路。”群众又进一步质问：“即然认识了错误，你今后要怎么办？”最后他表示：“要爱国爱社，国家用什么我拿什么，社里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一定跟着大家把社办好。”这时才告一结束。
| | （摘自八月二十七日“山东省委批转昌潍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基点经验的初步总结报告”） |
河南省反右派斗争情况
自八月初以来，由于传达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指示和省委五次全会的精神，反击右派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运动走向了深入阶段。截止目前，全省共有右派分子二、二七一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八五，其中极右分子五三九名，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三，运动深入以后，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右派分子在各个战线、各个角落被挖掘出来，全省右派分子较七月下旬统计九二五名增加将近一倍半。省直五十四个整风单位，只有六个较小的单位没有挖掘出右派；（2）右派小集团增多，全省现在右派小集团一五一个，较七月下旬统计四十一个增加将三倍；（3）党、团员右派分子增多，全省现有党、团员右派分子五九六名，占右派分子总数将近四分之一，较七月底统计二二九名增加将近两倍；（4）运动深入以后，新挖掘出来的右派分子其中一部分比第一批的反动言论还要突出，有些漏网的老右派这次也被挖掘出来；（5）运动深入以后，斗争更加尖锐，反映到党内的思想斗争也更加尖锐，有的单位因存在右倾思想运动深入不下去，有的单位领导成员不纯从中挖出了右派分子。
当前障碍运动深入的有以下几各错误思想
（1）有些同志看不见阶级敌人，不感觉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对全国斗争形势和本单位斗争形势联系不起来；仍怀疑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国家存亡”、“六亿人民命运”、“社会主义前途就没有希望”的严重问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麻木不仁。
（2）有的人认为“共产党嗜好斗争，好搞运动”，他们认为“每搞一次运动，就得罪一部分人，丢掉一些朋友，这次运动也是这样”。这种思想的危险性是否认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他们不了解，我们只有经过政治斗争，才能教育群众，团结多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
（3）对揭露出来这么多右派分子表示惊讶，甚至无法理解。有的同志说：“某某很年轻，虽有反动言论，是由于我们教育不够；”“某某是老党员，老干部，对党有些不满情绪，说了一些怪诞，也能算右派分子吗？”“某某成分很好，怎么能划成右派分子呢？”有的说：“右派分子的言论是反动的，但动机是好的。”他们都是好心肠的“东郭先生”，阶级观点模糊，不从政治方向、政治态度上去观察人。
（4）有些同志对于在这次运动中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认为“这么许多人陪着几个右派分子不够合算”，有松懈厌倦情绪，有草率收兵思想。他们不了解向右派分子斗争的过程，也是锻炼提高自己的过程，反右派斗争愈深入，所受到的教育愈深刻。
（5）有些人认为“各个阶级都有偏见”，把阶级立场和客观真理对立起来，他们妄想走中间道路。
（6）有些人私人感情超过阶级感情，对右派分子打不开情面，斗争右派嘴硬心软，怕伤了感情将来不好共事。
（7）有些同志有“惜才”思想，甚至怕斗垮了右派分子工作“”垮台“，因而不能坚决的向右派分子开展斗争。
上述错误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障碍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开展，省和常委会专门进行了讨论，并在省直干部会议上进行了批判。
反右派斗争，对每一个党员在政治思想上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看，大体有以下几种人：第一种，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参加工作的动机，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革命。如省联社郭国芳，一九五三年十月混入党内以后，一贯闹薪金，闹地位，在大放大鸣中和其他右派分子一道向党进攻，骂党的干部政策为裙带关系。第二种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如省委统战部干事郭海长，从前家里有数千亩土地，一贯拉拢落后分子搞小集团，大放大鸣中，攻击肃反运动，骂党为宗派集团；其中郭仲隗为我省参事室主任，亦系右派分子。第三种人，是第三党思想，要在党内走中间路线。如前省人委文教办公室综合组长张舒民，在工作中一贯右倾，极力支持和同情章罗联盟中的“猛将”张云川，有许多密信往来。第四种，虽是农民出身，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发展。如省委农村工作部国营农场处副处长张庆恒，这次鸣放中公开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好，借贷无门，有钱买不到土地”，“农民饿的面黄肌瘦”，“大集体不如单干”。张在土改后曾放高利贷一石小米。第五种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对党不满，蜕化变质。如许昌专署卫生科长，系长征干部，因搞男女关系犯错误，整风开始后要求退党。第六种是新参加党的青年学生，缺乏严格的阶级斗争锻炼，一遇到大的风浪，政治上发生动摇。第七种，钻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以上七种人，必须把他们从党内清除出去，以纯洁党的组织。
当前运动已经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运动发展不平衡，进度有快有慢，任务有大有小，当前需要分别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指导。
从省、地、市直属机关来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情况：
第一类，运动虽然开展较早，但右派分子较多，第一批没有斗完，又揭露出第二批，任务较大，需要继续组织高潮，使运动更加深入。这类单位需要注意的问题是：（1）在进一步深入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不断克服右倾思想，一方面要防止简单急躁情绪和粗暴现象，保证运动正常，健康的向前发展。（2）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特别是把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落后群众发动起来，不发动落后群众，我们就不能占绝对优势，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就还有市场，落后群众大体有以下五种人：有错误言论和右派分子有牵连；与右派分子是亲属和朋友；在运动中受过刺伤，有不满情绪；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不问政治，技术第一。对落后群众要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个别谈心，开座谈会，发动他们。（3）把群众思想提高一步，把分散的、零星的感情认识，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提高到理论上认识，把反右派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要克服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反右派斗争中进行自我改造。（4）要根据本部门、本单位新的情况，组织新的高潮。各个战线上的右派分子都有其不同的反动论点，必须抓住本系统、本单位右派分子的主要反动论点，予以驳斥，如河南日报社尚有八个右派分子未斗，准备再组织两个战役通过斗争，一个解决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向问题，一个解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这是对河南日报社工作上两个带有关键性的辨别是非。（5）进一步交代政策，对极右分子坚决打击，对一般右派斗争适可而止；对中右分子坚决保护。
第二类，右派分子较少，即可取得彻底胜利（这类单位，当前是少数），转向和同细雨整风。整风和反右派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如何从狂风暴雨转向和风细雨，还缺乏经验。这类单位需要注意的问题：（1）要首先进行查漏、查错。经过复查，确无漏掉的右派分子，经过批准，即可转向整风。（2）斗争到什么程度才可结束？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并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驳倒，使右派分子完全孤立，右派小集团被分化；广大的中间派与右派划清界限，能够积极揭露右派分子的材料，特别是把中间偏右的分子争取过来；党、团员和左派群众在运动中思想觉悟有显著提高，在运动中能够站稳立场，执行党的政策，团结群众，坚持说理斗争。经过反复教育提高后，由领导小组批准，才可转入整风，以防止草率收兵。（3）在一个单位结束反右派斗争以前，应适当划分出一段时间，很好地对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进行总结，从思想上系统地提高，扩大战果。结合回忆座谈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的思想状况，进一步认识当前国内政治形势。（4）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转向批判右倾思想。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以至每个人都要系统的解决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同时，继续强调边整边改。
第三类，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已于八月下旬先后转向批判右倾思想，作法大体和第二类单位相同。
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目前正在省人代会上进行。人代会结束以后，民革、民盟省级组织准备再组织两个战役，进行追击，在十月初大体可告一段落，重点转向民主党派专、市级组织。
大专学校，正在由省委文教部专门召开会议，部署下学期的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
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正在研究部署。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