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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十人小组整理的“当前肃反运动的情况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957.09.12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十人小组整理的“当前肃反运动的情况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转发各地。这个文件中所反映的情况和所提的各项意见,都值得各地重视。五月会议以来,肃反运动又有了进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个别地区任务还很大。凡是任务尚未完成的地方,各级五人小组必须继续加强领导,不要松懈,务必使这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斗争任务健康的完成。

中央十人小组预定在十月七日召开各省、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请各地对肃反工作全面加以检查预作准备,开会时间中央已有通知。


 中央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

当前肃反情况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今年五月全国肃反会议之后,各地在大放大鸣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差不多都把肃反问题当成了他们向党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地方,相当多的下降肃反清查对象成了攻击肃反的急先锋。据四川、贵州、甘肃、河北、山西、黑龙江、辽宁、吉林八个地区的统计:在三一、四四○名肃反下降对象中,就有右派分子三、○○五名,占百分之九·五五;态度表现中间(一部分有不满情绪,其中又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因为斗错了不满,另一部分并没有斗错也不满。)的二四、八五二名,占百分之七十九;表现较好的三、五八三名占百分之十一·四五。福建省直和福州市八个单位的八十七个肃反清查对象中,表现好的只有八人,占百分之九·一九;对肃反有一般意见的四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九·四二;表现不满或攻击肃反的有三十六人,占百分之四十一·三九。有的无理取闹,有的辱骂领导,攻击肃反积极分子。如湖北武汉大学学生邓国兴,过去强奸妇女,伪造学历,鸣放时他还恬不知耻地搞“含泪控诉”。山东大学教授束星北,蒋帮中央军校上校教官,又在军令部二厅任过技术室副主任,在浙江大学任教时领导反苏游行。解放后坚持反动立场,污蔑“民主比法西斯还厉害”,骂党员是党棍。肃反中斗了他。鸣放当中积极策动向党进攻。又如四川宜宾地委宣传部干部教育科副科长,张子明(已定为右派分子)曾包庇其反革命哥哥和反革命姐丈(均系中统特务已判刑),肃反运动中进行过审查,后结论下降。在鸣放中积极赞成罗隆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为其姐丈、哥哥喊冤,亲自写申诉书,为反革命分子辩护。反革命分子则乘机兴风作浪,有的妄图翻案,有的直接与右派为伍,向党进攻。特别是有些原来处理过于宽大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不但不感恩报德,反而以为有机可乘,有理可据,以为我们可欺,表现得更为猖狂。黄绍竑为之“喊冤”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反革命分子谢昕即其一例。吉林农业科学研究所判刑控制使用的平顶山大惨案刽子手于庆级也在鸣放中企图翻案。湖南邵阳专区十三个县市的一九八名留机关使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中,表现不满和无理取闹的四十七名,占百分之二十三·七。河北省直机关五个市、六个地委的不完全统计,反革命、坏分子借鸣放之机企图翻案的有一四八名,向党进攻成为右派分子的有一二○名,还有两名有现行破坏活动。

鸣放中,不少肃反专职干部和积极分子思想混乱,少数甚至动摇叛变。如福建省直机关和福州市八个单位一七八个专职干部和积极分子中,有过动摇或埋怨情绪的十二人,占百分之六·七四;暴露秘密和叛变的十一人,占百分之六·一九。但绝大多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表现是好的,在大风浪中是站住了脚的。据山西省直和八个专、市部分单位的统计,在一二、九八四个专职干部和积极分子中,表现动摇的一八六人,占百分之一·四;自首叛变的七十九人,占百分之○·六,两项合计占百分之二,其余百分之九十八是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

这一时期,各级五人小组在党委统一领导之下,对于右派分子对肃反的攻击展开了坚决的反击,并且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斗争的实践证明了中央五月肃反会议是适时的,会议所议定的工作布置也是正确的。

这一时期,各个地方的肃反运动又有下面一些新的进展。

五月会议时,根据四月底的统计,当时全国在计划开展肃反运动的人员当中,还有一、一○六、七五六人未有开展。这一时期,除少数省的一部分单位停止了开展运动外,大多数地方,由于肃反是在基层单位进行,和整风没有抵触,因而都没有停止。截止六月底,七月初的统计,共有八一四、五五五人又投入了运动,全国未开展运动的(加上云南、黑龙江新增加的四七、三二七人)现在只有三三九、五二八人。其中云南九八、三六六人,四川四六、三八六人,其他省都已经不多了。河北、内蒙、上海、陕西、广东已经开展完毕。加上五月会议以前已经开展完毕的北京、天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广西,全国已经有十二个省市完全结束了肃反斗争的群众运动。

专案和甄别定案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五月会议时,全国还有六、一二二件专案未结案,这一时期又增加了四七、○二八件,共五三、一五○件,已结案四八、六○九件,目前还有四、五四一件未结。甄别定案的任务,五月会议时有二二、三九一件,这个时期又增加了八六、一四三件,共一○八、五三四件,已定案九三、○九九件,还有一五、四三五件未定案。

结合肃反检查的准备工作,各地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的复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天津市在全部七、八九二个肃反审查对象中,复查了七、八四五个。北京、河南全面进行了复查。复查工作中,一方面查出了一些错定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的案件,另一方面查出了为数不少的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据黑龙江、辽宁、四川、云南、贵州、山东、河南、陕西、上海、湖北、河北、天津、江西、湖南十四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共查出错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一、○八七名,但漏了的反革命分子却有三、五四三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从复查结果看,除陕西一省是错定比漏掉的多以外(在三、三○五名案件中,有错定的二○二名,漏定的八十六名),其他各地都是漏的多,错的少。如湖北查出漏掉的四四三名,错定的二一○名。贵州查出漏掉的二○三名,错定的十六名。河北查出漏掉的二七六名,错定的五十九名。江西省的赣南地区在原来下降的二一五名肃反清查对象中,查出来三十一名反革命分子,原来定为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的三三九名中,错定的二十五名。四川省查出漏掉的五六一名,错定的三二五名。一个商业厅就查出来九名反革命分子。资中县查出漏掉的十二名,错定的只有一名。辽宁省查出了漏掉的五三五名,另外还有四六三名肃反清查对象。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运动后期在甄别定案工作上的确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右倾偏向,值得严重注意。

各地都根据中央指示,密切地结合整风、反击右派,普遍地进行了善后工作。如北京市对所有肃反清查对象普遍地谈了一次话。经过善后工作,赔礼道歉等许多工作,基本上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如上海西郊区小学教师中下降对象一○九人,已作了善后工作的九十八人,除三人还有意见外,其余都表示心服口服。云南昆明师范学院讲师容应诉,看了结论后感动的流泪说:感谢党给他弄清了多年没有弄清的历史问题。楚雄区银行中直支行李中俘,在结论见面与善后工作后,提出四条保证:(1)诚恳接受党的领导;(2)彻底改造自己;(3)忠实工作;(4)正心生活。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吴昆荣见了结论后高兴地说:“从今以后我的包袱放下了,希望领导今后在政治上多关心我的进步”。

与此同时,各地都结合反右派斗争,对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有不少就是右派分子),进行了必要的批判和斗争。如陕西省商业厅共确定十六名右派分子,其中原是肃反清查对象的就有九名。中央商业部有四个肃反下降对象无理取闹,已定为右派分子进行批判斗争;还有一个反革命企图翻案,组织群众给予了反击,驳得他无可置辩。打下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并都低头认了错。

经过善后工作,也经过了同右派的一些辩论,更加巩固与发扬了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事实证明,切实做好这一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上所述,这一时期虽然各地都忙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但由于党委的重视和具体领导,肃反工作仍然取得了很大进展。截止六月底的统计,全国已定案的表明共已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八八、一一五名(一批三七、二八八(数字未变),二批四○、五○六,三批一○、三二一)。现在从数量上看来,群众肃反运动的任务已经不大了,可是遗留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实际工作还是十分艰巨的,我们建议各级五人小组必须继续坚持再努一把力,全部地完成运动的任务。

第一,全国还有三十三万多人尚未开展运动。除青海的皋兰地区和四川的甘孜、阿坝等地区由于民族的特殊情况可以缓予开展运动之外,其他凡未开展运动的单位,都应当抓紧基层单位还未开始整风的时机,加强领导,争取及早完成群众运动和小组斗争的任务。在完成这项工作中,必须继续注意肃反不能同整风、反右派斗争同时进行,不能互相混淆(当然应该同时注意了解情况搜集材料)。最近,山西、浙江都发现这类情况,希望各地予以注意。

第二,目前还有四、四一六件专案未结案,一五、三一九个案件还未定案。一般地也应当在十月底之前清理完毕,少数肃反任务繁重的地方,可以延至今年底。

第三,复查工作,应该继续注意复查纠正那些错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案件,但同时必须特别注意纠正该定不定、草率下降、该起诉不起诉、该判不判和重罪轻判的右倾偏差。对于那些政治情况复杂但没有或很少查出反革命分子的单位,尤其需要注意。上海市反映,该市杨树蒲区参加肃反的小学教师八○○多人,市海运局疏濬工程队一、○四五人,都没有查出一个反革命,存在有漏掉反革命的可能。象这样不放心的单位,其他地方不见得就没有。因此,领导机关必须组织专门力量,深入基层,进行深入的摸底排队和调查研究,弄清情况,错了的必须纠正,漏了的必须查出来。对于已经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处理的是否适当,亦须进行复查。最近不少地方反映都有处理偏轻、重罪轻判的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例如据上海市统计,肃反以来各批运动中受到刑事处分和劳动教养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百分比是逐批下降的。计:一批为百分之四十·九二,二批为百分之二十六·四六,三批为百分之十九·五四,四批则只有百分之八·○三。上海市国棉十六厂查出的汪伪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委兼秘书长夏加林,是个大汉奸。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仅未予处罚,反予以安置工作、照顾家属,结果查明他的妻子也是个反革命分子。河北省委五人小组最近检查了沧县的供销社和小学教员的肃反,处理偏轻的情况也很严重。如小学教员于化龙,是日伪时期长春市法院书记官,国民党新六军谍报室中尉通讯员,警备司令部参谋,一九四八年抓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四人交敌人活埋,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竟不予任何处分。又如中央粮食部查出的有历史罪恶解放后参加过反革命武装的反革命分子李懋弟,转送贵州盘县处理,结果被贵州省高级法院判处无罪释放,并且要恢复工作补发工资,粮食部五人小组提出了坚决的抗议。类似的案件,各地都有。群众对于这样的无原则宽大,极为不满。各地应当切实予以纠正。这些案件,如果不及时加以重新处理,将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并损害肃反运动的成果。

第四,善后工作方面目前也还有一些问题。有些部门和单位对善后工作还不够重视,至今仍未认真去做。

有些地区和单位如中央国家机关的某些部门和广西省的有些部门因强调运动已经结束,就没有认真的利用这次整风机会有领导地进行工作。这些地方都应深刻认识作好善后工作的重大意义,迅速行动起来,深入贯彻中央指示,切实做好这一工作。另外有的地方和单位的善后工作做得马虎,不深不透,存在粗糙现象。特别是有些地方开展反右派斗争后,下降对象不讲话了,就认为没有问题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应该深入了解情况,主动做好工作。有些单位在进行善后工作中,未走群众路线,只靠几个领导人单独去做,下降对象对积极分子仍有意见,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也有的地方没有打通积极分子思想,就叫他们去做工作,也未收到预期效果。

有些地方对什么人应该赔礼道歉,什么人应该解释而不应该道歉的具体界限还不清楚。对于该赔礼道歉的没有赔礼道歉,不该赔礼道歉的却进行了赔礼道歉。

第五,必须注意反革命活动。对于在反右派斗争中新发现的那些隐蔽较深的反革命分子,应交由公安机关布置专门工作,并配合公安机关注意其动态,搜集材料。对于从宽处理留机关继续使用的反革命分子,应当按照过去的规定,交支部负责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其中在整风大放大鸣中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积极向我进攻、成为右派分子的以及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必须重新定案,从严论处。

第六,彻底完成肃反运动的任务的关键,仍然在于加强各级党委和党委五人小组的领导。少数任务繁重,但领导不健全的地方,必须迅速设法加以改进。当前思想领导的任务是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加强肃反战线上反对某些右倾的观点,注意肃反专职队伍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政治思想情况。只有克服了右倾观点,才能保持正确贯彻党的政策,把肃反斗争进行彻底。当然个别地方的“左”的现象,也必须加以纠正。我们建议所有结束了运动的县以上单位,五人小组暂时还不要宣布撤销,仍然要保持一定数量的骨干力量处理遗留问题,以保证运动的善始善终。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