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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二十四）
中共中央办公厅 编印
1957.09.19
目 录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进一步深入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部署
广东省委直属机关十多天来反右派斗争简况
湖北省襄阳专区各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与初步经验
江苏省各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试点的作法和经验
北京市各区整风运动的情况
上海市委号召党内彻底检查右倾思想，完成整风运动任务
在上海郊区农村工作会议上鸣放出不少问题
辽宁省部分县在农村大辩论试点中发生的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进一步深入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部署
根据彭真同志八月五日对内蒙工作指示的精神，对自治区直属机关当前进一步深入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了如下部署：
（一）目前自治区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进展的情况
1、内蒙古党委于七月二十六日对自治区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作了部署以后，各单位普遍对右派分子又进行了一次排队；在斗争进行过程中，也注意挖掘了新的右派分子，因而在这个期间，摸清敌情工作有所进展，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少单位的右派分子比前增加了；少数单位的右派分子比前减少了；过去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现在已经发现了右派分子。据八月十二日的统计，直属机关六十九个单位，共有右派分子四六五人，占机关干部（包括一部分教职员和学员）总人数的百分之三·三，比八月一日统计的三○九人，增加了一五六人，比原统计数增加了百分之一·一。其中，发现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原为四十一个，现增加到五十个；发现类似右派言论和错误言论的单位原为十个，现增加到十四个，发现了右派分子三十一人，这类单位比前减少了四个，现为六个。未发现右派言论和右派分子的单位（所谓清水衙门）原为十四个，现在发现右派言论的有一个，这类单位比前减少了一个，现为十三个。
上述情况说明，右派分子不仅在“大鸣”、“大放”中能够发现，在学习、批判和斗争过程中也能发现。我们体会到，在斗争发展过程中，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排队工作，不断摸清敌情，挖掘右派分子，是斗争胜利进展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
2、这个期间，反击右派的斗争不同单位有不同程度的进展。有些单位对一个或两个右派分子已斗争结束，右派分子已低头认罪；有些单位对一个或两个右派分子已斗一段或几段，右派分子开始低头认罪；有些单位斗争一个或两个右派分子之后，准备再斗一个或两个右派分子；有些没有斗争右派分子的单位，正准备开展斗争。有些单位在斗争中还发现了小集团或类似小集团。
为使斗争有计划地进行，有些单位对右派分子什么时候斗、斗到什么程度，提出了计划。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对右派分子一般都进行了三次至六次斗争，个别单位进行了十几次斗争。现在从五十个有右派分子单位的斗争情况来看，有十一个右派分子已斗争结束；有三十八个右派分子斗了一段或几段；有九十四个右派分子正在进行斗争；有六十七个右派分子准备斗争。其余二五五个右派分子不准备斗争（从政治历史上分析是一贯右派分子，但这次没有放出什么反动言论，因而不斗）。经过这段斗争，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除，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中间分子已经进一步向我们靠拢。
3、第二类（只有右派言论或错误言论）和第三类（即无右派言论，又无右派分子）单位，一般的都组织了整风文件的学习，结合进行了右派言论、右倾思想的批判，因而群众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4、目前在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
⑴排队工作，虽比以前有所进步，但仍不细致。直属机关六十九个单位中，把右派分子分别划为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的很少，只有少数单位划出了骨干分子和重点分子。对中间分子中的中右分子也未细致划分。好多单位把中右划成右派，把右派划成中右。有的单位（气象局）还划出所谓“死右派”（说有历史问题，也有些错误言论的分子）。有的单位（畜牧厅）把右派（段长令）划成“中右”，按右派分子对待，进行斗争。对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划分不清，模糊了斗争目标，混淆了争取、团结的界限，影响了斗争策略的运用。也有的单位，在团员中进行了左、中、右的排队。
⑵第二类和第三类单位中有不少单位的学习文件和批判右派言论，仅由党支部同志参加，而很少由负责同志亲自参加，具体领导。因而较普遍地表现对反右派斗争领导不力，群众劲头不大，特别是第三类单位更较严重。个别单位，由于有些人员外出和其他原因，至今反右派斗争还未开展起来。
⑶在斗争方法上，大部分单位采取了以小会为主，适当结合大会的方式进行了说理斗争。但有的单位采取大会形式较多；有的单位还曾发生对右派分子辱骂、罚站、在斗争会上呼不适当的口号等现象；有些工作人员无组织的在街头或在右派分子家里张贴污辱性的文章、漫画；有的单位采取简单追问，责令交代问题的方式，致使斗争顶牛，进展迟缓。有些单位由于斗争方式不当，或因交代政策不够，有的右派分子寻找绝路。如：内蒙邮电局右派分子索炳瑞（团员），怕开除团籍、降低职务，藏了七片安眠药片准备自杀；内蒙工会右派分子向东泉据说已绝食一个礼拜；内蒙区联社右派分子赵其义跳湖威胁，等等。
⑷有些单位群众有消极情绪和温情主义思想。有些中间分子还没有积极参加斗争。
⑸有些单位对处理问题很重视，如内蒙地质局已经搜集、整理了一六九条问题，其中九十九条问题已经处理，其他问题正组织专门小组研究处理中。但还有很多单位，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至今还没有认真处理问题和改进工作。
（二）对处在不同情况的单位的不同要求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章中指出，整风和反击右派必须经过四个阶段。自治区直属机关当前所处的阶段，总的看来是处在第二阶段，即反击右派的阶段（呼、包二市也基本上处在这个阶段），但有两种不同情况：大部分单位（五十个单位）正在集中力量进行着反击右派的斗争；少部分单位（十九个单位）主要是学习整风文件，批判右派言论，提高思想认识。两类不同情况单位的共同点是，结合“鸣”、“放”和反击右派斗争，以边整边改的精神，都或多或少的改进了工作。基于这种情况，为了分开步骤，进一步深入斗争，取得斗争的胜利，对处在不同情况的单位，提出了以下要求：
1、现在正在组织斗争的单位，应检查斗争进展的情况，研究斗争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斗争经验，进一步组织斗争的力量，继续给右派分子以歼灭性的打击。
2、现在正在准备组织斗争的单位，应检查领导思想和准备工作情况，即检查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中间、组织训练队伍、搜集材料、研究斗争形式和斗争策略等问题，做好斗争准备，迅速开展斗争。
以上正在斗争和准备斗争的单位，应作出下一步斗争计划，在今后二至三个月内把斗争取得彻底胜利，转入第三阶段。
3、现在正在进行学习文件、批判右派言论的单位（没有右派分子），要求检查前一时期领导状况和领导思想，检查整风文件是否已学好，干部群众中的糊涂思想是否已澄清，是否已取得了统一认识，如果确实达到了这些要求，就可以转入着重整改阶段。如果与上述要求还有距离，还需要继续学习和“鸣、放”，并根据提出的问题，组织辩论，提高思想认识。
总之，各单位都要进行一次检查、分析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研究下一步的作法和从什么时候由这一阶段进入下一阶段的问题，并按上述时间要求，提出具体计划进行。
（三）对各种分子再进行一次细致的排队
现在看来，排队工作仍不够细致，对各种分子的划分还存在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因此，提出在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对本单位各种分子再进行一次细致的排队，并划分出右派分子中的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中间分子中的中右分子。排队工作按照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建议”和内蒙古党委七月二十六日对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部署意见中所提划分标准认真研究执行。各单位的排队工作，必须在本单位主管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下进行。各单位排好的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要报主管各口最后审查确定。各单位（包括呼、包二市）经主管口审定的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一律填写卡片，于八月二十五日前报送内蒙古党委整风领导小组。
党、团员中一般不划分左、中、右派，如有右派分子，可单独划出来，与党外右派分子一样进行处理。
在斗争重点和斗争策略上，必须明确：极右分子是右派分子中的骨干分子，是我们打击的重点对象，对极右分子要进行狠狠地打击。一般右派分子，不作为重点对象打击，但到一定时期要引导他们检讨错误，给其右派言论以全面批判，使其承认错误后，即适可而止；对中右分子，不进行斗争，以利争取、团结和改造他们。
（四）斗争方法
斗争右派分子主要应采用座谈会、辩论会等小会形式；大会形式必要时采用，一般不多采用。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更多的摆事实、讲道理；避免发生简单粗暴现象。因此在斗争中，必须强调采用小会形式和坚持说理这两个方面。在斗争策略上，在斗争某一右派分子时，除极恶劣的分子而外，不先给戴右派的帽子；右派分子的许多具体言行，不由我们领导去摆，而主要叫群众去揭发。这样，在斗争中，一方面便于孤立右派分子，另一方面得到中间分子的赞同，便于争取和团结群众。在斗争过程中，还必须随时搜集、整理和分析右派分子的材料，总结斗争经验，研究斗争策略。领导同志要亲自掌握斗争，组织和指导积极分子分头准备材料；有些根本性的问题，要由领导同志分工准备，以从事实上、论点上彻底批驳右派分子的各种捏造和荒谬论点。
（五）加强斗争的具体领导
据现在情况看，各单位都建立了领导小组，加强了对斗争的领导，但由于分工不明确，大部分领导同志兼顾生产和整风两方面，因而发生了领导赶不上斗争需要的现象。鉴此，要求各单位以专人领导为原则，对领导小组进行一次必要的整顿，进一步健全领导系统，使之专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同志真正坐下来，进行具体领导。
各口领导小组，现已全部建立，各口的任务应该是：⑴检查、督促所属单位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⑵研究解决所属单位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⑶对所属单位进行斗争思想、斗争方法和斗争策略的指导。通过上述工作来协助内蒙古党委整风领导小组加强领导。
（六）认真改进工作
有些单位和有些领导同志，对改进工作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有的同志把处理问题和改进工作同反右派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既然进行反右派斗争，就没有时间来改进工作；有的同志以为反击右派就好象没有什么缺点可改，因此不正视缺点，改进工作。正因为如此，有不少单位从整风开始到现在，还没有进行过一次认真的改进工作；有的虽改了一些，也很不够。为了取信于群众，争取团结中间分子，体现党的整风目的，要求各单位，目前凡能解决的问题，要迅速研究解决；目前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提出计划，创造条件，逐步解决；有些不合理的、甚至是错误的要求和意见，需要解释说服的，要通过适当机会，向群众进行解释说服。对已经处理了的问题，要通过各种形式（如大字报、黑板报、各种会议）向群众公布。有些重要问题还可送报社在报纸上公布，以扩大影响。为使这一工作有保证的进行，各单位均应指定专人或组织专门小组。各单位领导小组也必须加强具体领导。
（七）注意搜集民族问题方面的材料
这次“鸣”“放”中，有些民族人员对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些是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陷，有些是属于其本人认识上的错误，有些是有意攻击党的民族政策。由于民族问题牵涉面广，群众性较大，目前应主要是继续组织“鸣”“放”，搜集材料，整理问题。有些属于正确的意见，应采取措施，解决和改进。有些错误的和攻击性的言论，到一定时期组织辩论，明辨是非。
广东省委直属机关十多天来反右派斗争简况
自贯彻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各单位传达区书记在县科级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以后，省委直属机关经过休整和继续斗争，最近十多天来，反右派斗争有了比较大的进展，运动正进一步走向深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检查批判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提高了领导思想，加强了运动的领导。各单位均根据省委指示和区书记报告，对本单位的运动和敌情重新作了估计，检查和批判了领导上存在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了运动的领导。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农垦总局，他们首先抓紧了自上而下地检查和批判领导思想上存在的右倾情绪，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采取如下的措施以加强运动的领导：⑴八月十九日撤换了有右派言论的张传德的领导小组成员和整风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由副局长李进阶同志兼任整风办公室主任；⑵各直属单位建立领导小组，并相继建立了各领导分组的整风办公室，配备了三至五名专职干部，有的单位还成立了材料组、宣传组。除此之外，四个局长都重视反右派斗争，原来分工掌管业务的危秀英大姐和刘局长也经常深入下层，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指挥战斗。由于领导的重视，再经过反复排队，不断整理材料，深入发动群众，该局新搜索出右派分子一名，中右分子若干名，并发现反党小集团线索一起，获得相当大的成绩。除垦殖局外，统战部亦建立了三个直属单位的领导分组，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团校、政法研究室等单位对领导小组成员亦作了适当的调整。
第二，新搜索出一批右派分子。截至八月三十日止，据各单位报来的排队材料，共揭露出右派分子五十八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一八，比省委直属机关整风领导小组长第二次联席会议（八月十六日）前增加了二十四名，即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点六；中右分子（包括疑似分子）一百一十四名，比会前增加了二十二名，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九。
在五十八名右派分子中：党员三十三名（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九），团员十一名，群众十四名。按参加运动的党、团员、群众分别计算：党内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党员数的百分之一点一六；团员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团员数的百分之一点一九；群众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群众数的百分之一点二一。处级干部八名，科级干部十一名，科级以下干部三十二名，编辑四名，记者三名。又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其中属于直系亲属被镇压或判徒刑、管制的八名，本人在历次运动中被整、被斗及受处分而对我不满的二十五名，历史上的反革命或有政治性问题的七名，这三类人共四十名，占五十八名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六十九。
在一百一十四名中右分子中，计：学员七十八名（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四），团员二十一名，群众十五名；处级干部八名，科级干部三十八名，科以下干部五十八名，编辑三名，记者七名。
在上述五十八名右派分子中，已进行批判的有四十五名，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三；一百一十四名中右分子中已进行批判的五十五名，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二；两项合计，已批判的一百名，占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一。
这一时期，所以能搜索出一批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主要是领导上减少了温情主义，群众有了进一步的发动以及反复进行摸底排队的结果。在具体做法上，有如下几种情况：
⑴有些单位把大放大鸣时期的大字报、座谈会和小组会的记录，重新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分析，发现了不少问题，如党校初级部将鸣放时期小组会的发言记录，作了一次研究整理，发现了不少的右派言论。
⑵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有目的地搜集有关对象的材料。如团校就是通过积极分子会议收集到一个右派分子的许多平时的反动言行。
⑶在领导掌握一部分材料以后，召开会议进行批判辩论，通过辩论，进一步暴露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如党校中级部学员陈基，原只作中右分子进行批判，但在批判中，陈基不服气，进行狡辩，更系统地讲出了他的反动谬论，根据这些言论，该校可确定他为右派分子。
第三，队伍有了进一步的发动。广大群众在休整期间，通过总结运动、学习文件，觉悟有了提高，一般的都认识到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积极起来投入斗争，劲头很大，信心很足。调查部的同志在学习文件、提高了嗅觉之后，认为许天贤在大鸣大放期间连续写了十五篇的“零碎篇”，攻击党的领导，挑拨群众关系，与流沙河的“草木篇”一样，是一株毒草，经领导认真细致的研究后，已确定许天贤是右派分子。党校初级部在群众发动基础上新摸出十二个有严重右派言论的人，估计其中有十人可划为右派分子。经过学习和斗争，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分子队伍进一步壮大了，不少中间群众已向左转，据省团校八月二十八日学员排队统计，左与中左两项合计二百一十一人，占全体学员二百六十五人（其中党员二百零七人，团员五十八人）的百分之七十九。
目前运动虽然有了比较大的进展，但不可估计过高。首先，这个时期虽暴露出一批右派分子，但仍然有八个单位（占直属机关总数的三分之一）没有挖掘出右派分子，有右派分子的单位，也不能说都已挖掘干净。这都有待于进一步克服温情主义，进一步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摸底排队搜索敌情的工作，务必勿使敌人漏纲。其次，就现在被斗争的一批右派分子的情况看，真正被批驳倒而缴绒投降低头认罪的是极少数（据各单位报来的只有六人），而要把所有右派分子彻底打垮，还必须做很多工作，特别是做好中间分子的发动工作。真正艰苦的工作还在后面，切不可有自满松劲情绪。第三，此次运动一般较稳，但目前已开始露出一些简单粗糙的苗头，应引起警惕。这主要表现在掌握政策界限不够准确清楚，如有个别单位的群众不能很好地分清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落后分子的界限，因而在揭发右派分子反动言行时，曾出现互相揭发，揭发面过宽的现象；也有个别单位，对鸣放时期的意见未作具体分析就一一加以“驳回”，使群众产生错觉，不利于团结群众，不利于今后整风，达不到边整边改的目的。这些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湖北省襄阳专区各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与初步经验
九月五日湖北省委批转了襄阳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与初步经验的报告。省委在批语中着重指出：“在辩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上，像襄阳各县这样细致的算账对比，确实能够解决思想问题。但是，必须指出，算账对比的目的，是为了揭发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报告原文如下：
襄阳专区各县在三级干部会议后，均以区或片乡为单位，集训了党团员和队以上的干部。在集训会上，通过鸣放，以算账对比的方法进行了辩论。划清了大是大非，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最后都通过总结试点工作，研究了回乡以后的作法，同时也布置了当前的生产工作。
从各县反映的情况来看，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对敌人的破坏、打击不力，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缺乏有力的批判，基层干部有一肚子闷气。在克服了右倾思想以后，则又比较普遍地产生了一种想搞大斗争、想多捕人的急躁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带到运动中去，就势必形成大轰大翁，影响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达到稳步前进的目的，各县都采取了点面结合、分批展开的办法。一般地是大县分三批，小县分两批。县委的第一书记都深入到了重点进行指导。
入乡后的具体作法，曾出现过三种情形：
第一种是提高骨干后，以查破坏来发动三种人（注：原件未说明，可能是指贫农和新农下中农），在查破坏的基础上，同不法地主、反动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开展斗争，然后再同资本主义思想开展辩论。这种作法很容易将斗争地富的方法搬到富裕中农头上，以反破坏代替社会主义教育。结果放松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大是大非划不清，群众觉悟提不高，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也不服气。
第二种不是通过算账对比来发动三种人，向资本主义思想开展辩论，而是进乡后就发动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先解决合作社内部问题。这样作的结果，大是大非划不清，单纯纠缠在社内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包工包产不合理、财务不公开等。干部感到压头，情绪不高；坏分子幸灾乐祸，运动失去领导，群众觉悟也提不高。
第三种是进乡后首先安排好当前生产，广泛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武装干部；在提高干部的基础上教育提高三种人；在提高三种人的基础上开展辩论，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在开展辩论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揭露地主、富农、坏分子的破坏；有关工作上的和干部作风上的缺点，干部主动地进行检讨，表明克服缺点改进作风的态度。这种作法，有很多好处：第一、干部和三种人有了本钱领导辩论，不致把斗地主富农的一套搬到中农身上；第二，突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第三，群众觉悟提高了，大是大非划清了，给干部提意见也会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对改进工作和提高干部都有利；第四，群众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以后，对敌人破坏揭发的更彻底，打击的更有力。因此我们已肯定这作法是成功的，已在全区提倡。
从各地经验来看，武装干部、提高三种人、开展辩论会的主要方法是算账对比、摆事实、讲道理；哪里不通就哪里算。开辩论会一般地是以组以队以弯为单位（个别的以社），充分发扬民主，边鸣边放算比；哪里不通就算到哪里。既提正面的意见，也许提反面的意见。一般地是要算好五笔账：⑴统购统销好处账；⑵合作社的增产账；⑶政府对农民的支援账；⑷农民生活改善账；⑸生产规划账。算账对比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算账对比的过程自然就形成了辩论。采取这种办法不仅易使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搞通思想，而且能使干部和三种人同时受到教育。光化县贾湖乡庆丰社生产队长潘明才（新上中农）说：“合作化后农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但没土改后好。”大家给他一算：他四口人，解放前（四八年）每人平均纯收入三十点五一元；土改后（五三年）五口人，每人平均收入三一点四五元；合作化后（五六年）五口人，每人平均收入四四点一元；五七年每人可分五七点六元。这一算，解决了合作化好不好的问题。他又说：“增产了钱到哪里去了？”这时大家又帮助他算开支账：五六年扯了二丈三尺细布八点三四元，买膠鞋一双四点六元，爱人治病四元，买五个猪娃三六点二元，修理农具三点三七元，吸纸烟十八元，鞋面布一点八元，油盐一五点二八元，共计九七点五九元。这一算用事实批判了他说合作化好就是没钱用的说法。算账以后他说：“这就没说的了。”接着又算了全队二十八户的生活改善账：这二十八户过去挂锄期间没有吃馍馍的，现在每户都是吃的馍；过去只有三个小孩念书，现在有十九个小孩念书；过去只有三户有细布衣裳十三件，现在户户有，共有细布衣服三百六十一件；过去一双膠鞋也没有，现在有四十三双；过去三面新的被子一床也没有，现在有二十五床；手电、卫生衣过去一个也没有，现在有手电筒十九个，卫生衣二十九件。这一算一比，就把“合作化后农民生活苦了”的论调驳倒了。时同也解决了嫌布票少的意见。大家一致反映，这次可找到布票紧的原因了。谷城庙滩乡新气象社有人说：“合作化以后困难多了。”一摆情况：全社三百九十户，合作化前有一百二十户生活困难，春上没粮吃没钱花，今年春上只有二十五户有困难；而所谓困难，也只是另钱少，粮食还是够吃的。这时又有人说：“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社，互助组不如单干。”一算全社逐年增产账就驳倒了这个谬论，该社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五三年二百一十斤，五六年三百一十斤，五七年三百六十斤；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五三年三十五斤，五六年五十斤，五七年可收八十斤。这时又有人说：“产量确实增了，但是口粮留少了，政府购多了。”到底留少了还是留多了？又算口粮账：统购前五二年单干时，全社每人口粮只合三百六十斤，统购后五三年每人留粮三百九十斤，五四年四百二十斤，五五年四百四十斤，五六年四百八十斤，五七年预计五百斤，这一算说明了不是政府购多了，而是逐年增加了口粮。该社通过上述算账对比，解决了认为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和统多了的错误认识。这时又有一个中农陈道明提出说：“合作化对贫农好，对中农不好。”这就又算对中农的好处：全社新老上中农共三十五户，去年二十一户增产，十四户减产（陈也在内）；今年按分配方案就有二十四户增产，只有十一户保产或减产；按规划，明年这三十五户能做到户户增产。算后陈当场检讨说：“过去我是马马虎虎的，这一算我明白了。我们中农虽然第一、二年不能增产，以后也能增产。”又如谷城冷集乡全民社有人说：“统购统销、合作化搞早了，土改后叫群众多自由两年就好了。”这时就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辩论。这个社共四百三十户。土改后由于未搞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五二年就有十一户卖地三十八点九亩，有九户买地四十二点四亩；有三十一户当出地六十点九亩，有九户当入地五十八点三亩；放高利贷的一百零九户，放出粮食二百零九石；借账的一百三十九户，借粮二百零九石，每年出利息折合二千三百元。这样一摆，大家一致认为要是统购统销与合作化晚搞二年，全社最少也要有五十户把地和东西卖光，就会出几户新地主、新富农。大家结论，还是早搞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好，特别是三种人对这一点体会最深。这时上中农宋开功说：“统购统销好是好，就是对工业化、对城市、对干部好，对农民好处不大。”大家说对农民好处很大。大家摆出四三年遭水灾，四四年遭旱灾，那时买不到粮食吃麦子、糠、树皮、野菜的就有一百二十九户；去年我们这里受了水灾，你看那一个不是吃的净米白面呀！大家说，再看看工业化对你有好处没有？大家一算：他去年到现在买了四丈细布、六十斤盐、七条毛巾、一个热水瓶、一双膠鞋、两床被面、一个手电筒、一个茶缸等，共花了四百斤麦子；要在解放前四八年买这些东西，起码得二千多麦子。这一算，他懊悔地说：“我是在福中不知福呀！”
在辩论规模上宜小不宜大。一般的应以队、组为单位进行辩论。这样人数少发言普遍，彼此互相了解，辩论容易深入具体；住的近，又是一个生产单位，也便于利用生产空间开展辩论。
在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上，也要进行说理斗争，使其低头认罪。对敌人制造的谣言，要发动群众进行驳斥。这样不仅打击了造谣分子，而且也就消灭了谣言市场。
江苏省各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试点的作法和经验
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以后，八月下旬各县先后召开了县委常委会或县委委员会，学习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传达了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同时，全县都进行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的试点。目前部分县的试点已经结束。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各县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为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训练骨干。
从靖江、邗江、泰县、吴县、南通、盐城、兴化等县的试点情况看，在农村中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树立了社会主义正气，压倒了资本主义邪气，牢骚怪话少了，叫粮食不够吃的少了，交公粮卖余粮的劲头大了。如兴化县安丰镇南北东西河内送粮的船象穿梭一样，仓库工作人员日夜分班都忙不过来；老圩区联合乡在八月二十五日一天，就入库了六十七万斤粮食。
现将各县试点的做法和经验简报如下：
（一）首先训练社队干部、党团员，作为开展辩论的骨干，并通过他们团结和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训练骨干的方法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首先由领导上作报告，进行正面教育，讲清当前的农村形势，然后让他们鸣放，再根据鸣放中提出的问题组织辩论。通过辩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分清大是大非，最后再明确交代政策和工作方法。靖江县马静二社、涨公乡三社、邗江县许方社的经验证明，这样做，他们经过自己鸣放和辩论，不仅认识到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意义和目的，而且也学会了如何掌握领导群众辩论的方法。
第二种：是南通县平潮区的做法，他们在召开社员代表会议之前，先召开乡社干部会，讲清会议的要求和目的，和他们在会上应抱的态度与应起的作用。在社员代表鸣放以后，帮助他们辩别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哪些意见是错误的？再去领导社员代表进行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又受到一次教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验骨干，锻炼骨干。
以上两种做法，看来效果较好。
第三种：是在初步进行教育、交代政策和工作方法以后，就让他们去领导群众进行辩论。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经过鸣、放、辩的过程，甚至自己也辩不清大是大非，因此就很难帮助群众辩好。
第四种：是邗江县东兴社的做法，干部群众一齐放一齐辩。这种做法虽然可以考验干部，但领导不强的地方容易造成混乱。一般不宜采用。
在训练骨干中，对社队干部、党员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要求应该有所不同。社队干部、党员既是农民，又是农民的领导者，除教育他们辩明是非外，还必须以整风整党的精神，使他们能在认识提高以后，自觉地检查自己思想上、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要求他们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做到边整边改。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是积极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教育他们明辨是非以后，主要是要求他们在运动中主持公道，说良心话，以他们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影响和团结广大群众。
（二）在群众中如何展开辩论，也有几种做法：
第一种：先由领导上做报告，分析农村形势，肯定成绩，指出缺点，表示决心；然后组织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引导大家提意见、提问题，进行鸣放；再将鸣放中提出的意见归纳成几个问题，组织辩论。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经过正面教育和讨论，初步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放出的问题比较集中，领导上比较容易掌握，只要动员深透，也不致阻塞言路。
第二种：领导上作动员报告，表示态度，消除顾虑，就让大家鸣放，使他们放够；然后把群众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分类排队，再做报告进行正面教育，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与要求；对错误的言论组织辩论。这种作法的好处是放得深放得透。
第三种：在进行正面教育以后，边放、边辩、边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一方面很容易纠缠在许多具体、枝节问题上，抓不住中心；另一方面社员不敢暴露真实思想，如靖江县马静二社有的社员说：“叫我们放哩，才放出一点点，就压下来了。”
（三）在训练骨干和组织辩论的过程中，要不断注意解除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大胆鸣放，使他们倾吐内心话。各地反映，在鸣放时，干部和群众都有不同程度的顾虑。例如：泰县南殷社的干部有的怕群众发动以后不好领导；有的怕暴露了思想要受批判；有的怕“放出去，收不回”；有的因曾犯过错误怕惹火烧身。邗江县试点社反映社员有三怕：一怕共产党大放大鸣是钓鱼钩，谁上钩谁倒霉；二怕提了意见没有用，何必白费口舌；三怕干部报复，抱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态度。因此，必须紧紧掌握干群思想发展的规律，不断地消除他们的顾虑。除反复进行教育，表明领导态度外，贯彻边整边改很重要。如邗江县新春社社员在鸣放时，批评了生产队长毛安稳工作不负责任，以致生产搞得不好的错误以后，毛就主动地作了检讨，社员表示很满意，说这个会开得很好，今后还要开。南通县平潮区召开的社员代表会议上，对生产、财务等方面提了许多意见，区委提出成立农业生产技术委员会、财务帐目清理委员会，统一安排委员会，并吸收代表参加，民主处理存在的问题以后，代表们感到这个会解决问题，积极性就更加高涨。
（四）辩论时要注意以粮食问题为中心，抓住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展开辩论，不宜过多过广。群众的意见是多方面的，他们提出的意见，有许多是原则问题，也有许多是具体问题；有许多是根本问题，也有许多是枝节问题。既不能拿领导上的框子去套，又不能将群众中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辩论。这就要领导上善于把大家提出来的意见，归纳成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让大家来辩。只要根本问题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南通县平潮区的社员代表会议上，对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和工农关系方面放出了不少错误论点，他们进行排队分析以后，就着重地抓住“统购统销好是好，就是肚皮吃不饱”，“合作社产量没有单干户高”和“要求按户包产”等几个带根本性质的论点，进行了辩论，分清了农村中的大是大非。但也有的地方在辩论中抓不住中心，如兴化县赵家社在算帐对比的时候，比“包办婚姻制度好，还是婚姻自主好”，显然离题太远，影响了主要问题的解决。要使辩论的中心突出，领导上做报告一定要中心明确，切忌照搬照套，东拉西扯。兴化县景贤乡领导干部在支部大会上做报告时，大谈其右派就是反革命派，章伯钧、罗隆基怎样怎样，以及什么是香花毒草等等，效果不好。海门县富南乡六社领导干部在社员大会上的报告，完全按县报上的宣传提纲照本宣读，结果是二百八十多个社员，听到最后，只剩了八十多人。
北京市各区整风运动的情况
（一）自六月下旬以来，各区都有少数单位进行了反右派斗争。至八月下旬，又按照市委部署，准备分批开展整风，经过试点和各项思想准备工作之后，第一批整风的单位已经大部分先后开始。现在区级机关、绝大部分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手工业和商业管理机构以及部分公私合营工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商店、馆店等正在大鸣大放。部分区级机关和大部分试点单位鸣放高潮已过，正在研究分析群众提出的意见，准备解决一部分现在可能解决的问题，转入大辩论。
（二）这次开展整风的单位，由于各区委领导重视，一般动员工作做的比较好。很多区委书记和部长都亲自给各单位做动员报告，有的帮助各单位研究动员提纲、讲稿。
但是，也有少数单位，动员工作做的不够好，有的在做动员报告时，强调和风细雨，对虚心接受群众意见、决心解决问题说的不够，群众顾虑没有很好解除。有少数单位在作动员报告时，不实事求是，不敢讲成绩，只讲缺点和存在的问题，甚至有的夸大缺点，如有一个单位讲到缺点时曾说：“领导上在好多问题上都是得过且过（实际并非如此）。”有的单位如东单区的晒图纸厂、石棉厂在做动员报告时则过多地讲成绩，而检查缺点不够。南苑区窑窝村砖瓦厂厂长王增德同志在向全体职工做开展整风运动动员报告时，在检查领导对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的缺点的时候，反而批评了工人。东单区人民委员会第一次动员后，干部们纷纷检查自己，后来进行补课才扭转了。
（三）整风运动开展后，群众情绪很高，通过大字报、小组会、座谈会以及意见箱、接待站等，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如西单区副食品管理处，在三天内即提出三千三百八十七条意见。燕京造纸厂到九月五日，共提出五千七百四十二条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都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确的，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对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但是有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的思想，在全面开始整风以后，还没有把在反右派斗争中挖掘右派的那股劲及时扭转过来，在鸣放开始后，只注意右派言论、寻找右派分子，而不注意分析整理群众提出的许多正面意见，不注意研究改进工作，一味着急“放不出右派来怎么办？”
有的同志有右倾或者自满情绪，对形势估计不足。如西四区有个针织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干部说：“我们一直是民主办社，问题都能及时解决，估计意见不多。”前门区有的单位贴了三张大字报，就认为“不坏了”。有的认为群众情绪冷淡是“意见提的差不多了”，不注意设法发动群众。
有的同志在群众发动起来、受到群众批评后，沉不住气，急于辩解。有的党员公开威胁提意见的群众，甚至利用职权进行打击报复。如东四区有一党员署名“警钟”贴出大字报，公开威胁群众说：“现在给我提意见，相处的日子还长呢，以后走着瞧。”东郊区光华木柴厂膠合板车间主任兼支部书记贾平同志追查给他提意见的人，当他知道是一个整风小组副组长后，他说要撤掉那个副组长的职务。该厂党委发现后已对贾进行批评，东郊区委已经撤销了贾平的整风领导职务。
（四）开展整风运动的单位，群众已基本上发动起来，群众情绪逐渐上升，提的意见逐渐增多，也比较尖锐。但是有一部分群众有顾虑，不敢大胆提意见。有些人则认为这次提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而就不愿意多提意见。
有的人怕提了意见闹成右派。有这种顾虑的多是干部职员，特别是在开展过反右派斗争的单位。
有人怕在提意见后遭到打击报复。有这种顾虑的多是工人。有人发言不要别人记录，要求汇报时不要提出自己的姓名，写大字报不愿签名。同仁堂有人将党员彭宏仪欺负老工人刘景仁的事揭发出来后，刘很害怕，说：“你们把大字报写出来，过后还不要我老命呀！你还叫我干不干呀！”
有些人对整风的意见认识不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如前门皮鞋厂一个工人在开会时睡觉，别人让他提意见，他说：“还不是那么回事呀！”前门制版厂老工人庄华英说：“你们说吧，你们年轻，我说话年轻人不爱听。”
有个别人对整风运动抱有抵触情绪、装糊涂，如说：“不是党员整风，群众可自由参加吗？”故意不参加整风会议。
右派分子一般是谨小慎微，在会上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是冠冕堂皇地讲一大套道理，很少暴露真实思想，有的在探测“风向”，观察“气候”，多方摸底。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逐渐深入开展，政治性言论逐渐增多，有些右派分子仍然十分猖狂。如崇文区公安分局团员宋有裕，一个人贴了五十八张大字报，从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到各区区委、公安分局局长、派出所长都攻击到了，说毛主席不出国去访问是大国主义，各区区委都有官僚主义等。
（五）目前许多单位都注意了分析整理职工群众提出的意见，注意及时改进工作。边整边改在群众中已经发生了良好的影响。西四区民用灯具厂整理了一千多条意见，经过研究，有二百二十八条意见目前就可以解决，有的已经解决。西单区外文印刷厂截至九月四日止，已决定接受职工提出的十九条意见改进工作解决问题，如改进修理车间的工作，改进宿舍的环境卫生，取消领导干部的房贴等。该厂第二车间职工批评车间主任白海波对车间仓库长期不管，库中杂乱无章，白海波立即亲自动手清理了仓库，还发现了一些可以使用的工具，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并在大字报上表扬了他。当工人们知道他们提的意见已经得到解决时，表示：“整风真解决问题，还是整风好，有意见还得提。”
但是，目前仍有不少单位对边整边改的意义认识不足，不注意分析研究群众提出的意见，不注意随时改进工作。
（六）各区第一批开展整风的单位较多，区委机关也在同时开展整风，处于内外两面作战的状态。有些区委已经感到领导吃力，将来研究改进工作转入大辩论时，困难更多。有的区商业区店开展整风的只有少数，而很多与之相连的零售店却开始了整风。如崇文区委计划第一批开展整风的单位共计七十三个，计十一个区级党群、国家机关，另有天壇公园、电影队等三个单位，八个国营、地方国营工厂和三个面粉厂，十四个公私合营工厂和六个财贸系统的工厂，三个手工业管理机构，九个手工业社，十六个商业管理机构，包括副食品零售管理处和百货门市部所属的许多零售店。这七十三个单位，有二十六个已经开始，崇文区委计划尚未开始的推迟开展。前门区委计划第一批开展整风的单位共七十九个，已经全部开始。西四区委修改计划减少了七个公私合营工厂和六个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批开展整风的单位也还有十一个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十二个公私合营工厂，九个手工业管理机构和基层社，十二个商业管理机构。西单区共有十四个商业区级管理机构，第一批开展整风的只有四个，而两副食品零售管理处所属的很多国营零售店和茶叶区店所属的许多公私合营茶叶店都一起开展了整风。
上海市委号召党内彻底检查右倾思想，完成整风运动任务
上海市委书记处最近研究了全市的整风运动情况和反动右倾思想的问题，九月六日，柯庆施同志在全市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市委认为，在这一段时期内，上海市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落后于实际，这除了某些客观因素外，也由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市委在内）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右倾思想。为此，市委号召党内彻底检查右倾思想，坚决把右派分子打垮、搞臭，完成整风运动的任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前一时期反右派斗争获得的主要成绩，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全市六百多个单位继续大鸣大放，深入挖掘右派分子，截至九月五日止，全市发现右派分子五千八百二十四人，比八月十日的统计增加了三千二百四十三人。进展最快的是市、区两级领导机关，参加运动的有十四万六千多人，排出右派分子二千六百一十五人，比八月初增加了一千六百四十五人。目前多数单位仍在通过大争大辩的方式进一步挖掘右派分子。宣传系统所属的文艺、出版、戏剧、电影等单位自反对右倾思想以来，运动有了新的进展，右派分子由八月初的七十六人增加到四百四十七人。三个整风试点工厂已排出右派分子二百一十二人（均是职员和技术人员）。十一所中等技术学校自八月份展开鸣放以来，已排出右派分子三百三十人。高等学校有右派分子一千四百四十九人。中小学教育和卫生部门有右派分子三百二十二人。民主党派的市、区机关和宗教界、华侨有右派分子一百零三人（上海各民主党派成员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二人，参加排队的总人数是一万二千九百三十六人，已排出右派分子八百九十七人，占参加排队人数的百分之六点九三）。工商界市、区级的干部六千多人，已发现右派分子三百四十六人。这些单位的右派分子数目都比八月初有了不同的增长。目前运动仍在深入发展，右派分子的数目还会增加。
（二）对全市第一批发现的右派分子斗争比较深刻，登报批判的已有一百三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各方面的头面人物，揭露、批判的比较深刻，主要阵营已经打垮。高等教育系统一千四百多名右派分子，已斗争了九百多人；工商界已斗争了九十多人；其他第一批发现的右派分子，大多数都已展开了斗争。
（三）开始学会了用摆事实、讲道理斗垮右派分子的方法，特别是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上，各组都花了很大的力量，收集材料，分析问题，反复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取得了胜利，对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人们看清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貌，对右派分子表示十分愤恨。中间分子对于自己的一些错误言论都作了检查。
到目前为止，虽然全市已揭露出右派分子五千八百多人，但仍有不少右派分子没有揭发出来，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客观原因，可分为两点：⑴上海要进行全民整风，面很大，不能不分期分批地进行。已经进行整风的各个系统中，高等学校、文艺界和机关运动开展的面较大，但仍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单位尚未展开。 如市、区两级机关七百一十二个单位，共有三十五万多人，现在参加整风的只有五百三十个单位、十四万六千多人，没有开展的还有二十多万人。三万多大专学生中，没有参加整风运动的还有实习生八千多人。党内有七千多人刚才开始整风。中小学的鸣放尚未开始。全市有一万七千多个工厂，已开展和即将开展整风运动的只有三十四个。工商界市、区两级机关干部六千多人的整风运动即将开始，文艺界有一百多个新国营剧团还没有动手。里弄居民数百万人的全民整风运动还在摸情况。⑵五月份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后，因受到高级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影响，全市有六百多个工厂闹事，影响所及的有一千多个工厂，因而有许多部门不得不把鸣放运动暂时停下来，稳定基层。这样就使许多单位失去全国大鸣大放的有利时机；重新动员鸣放，又费了很多周折。第二是主观原因。由于我们主观上存在着右倾思想，否则还可挖掘出更多的右派分子。右倾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在放的方面，这一个时期对于大鸣大放和贴大字报，我们已经心中有数，敢于放手了。但是对于现阶段右派分子已经有所警觉、言行比较隐蔽的特点认识不够，没有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右派分子挖掘出来，有姜太公钓鱼的味道，等待愿者上钩。事实证明，在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右派分子还是可以放得出来的。不过他们有了顾虑，因而斗争就更加复杂了，要想许多办法才能把他们挖掘出来。⑵在排队方面的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只注意极右分子的言论和行动，有时就忽视了一般右派分子的言论，把一般右派分子往往划为中右分子，把敌我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其次，在排队过程中，常常不是从基本问题上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机械地要求从全面的一贯的表现来看，好像要六条标准具全才算右派分子。在排队中对名人、老党员及业务能力强的干部手软，不了解对这些人只有采取严格态度，才能挽救他们，使他们发挥作用。⑶在反右派斗争中，右倾思想的表现，不是认真地研究材料，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而是采取简单的方法，迫使右派分子低头，就认为万事大吉，不了解要想把右派分子彻底搞臭，就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观点和反动政治论点。因为只有彻底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战胜右派分子，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⑷在组织工作上的右倾思想表现是，不肯调一批强的干部搞整风工作。市委已经决定由组织部抽调二百多个干部加强宣教系统战线。
市委指出，产生右倾思想有两个原因：⑴主观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整风运动是新的工作，产生右倾思想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应该赶快跟上去，如果停止不前或跟的很慢，那就要犯右倾错误。⑵对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认识不足。所有制改变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落后于新的经济基础；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等和新的经济基础是不相容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一切都必须从集体利益出发，因此，对于一切问题也都必须有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看不到从旧社会带来的资本主义自私自利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危害性，就必然产生右倾思想。
市委指出，上海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要胜利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反对右倾思想。市委决定在全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从思想认识到具体工作，认真检查右倾思想，十天完成任务，并写出三、五百字的书面报告；同时，根据检查的结果，加强和调整反右派斗争的领导机构。凡是属于右派分子或有严重右倾思想的领导干部，就撤下来。有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严重的右倾思想，但是由于政治水平不高，不适合领导反右派斗争的，也要加以调整。
在上海郊区农村工作会议上鸣放出不少问题
为了向上海郊区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市委决定八月二十一日召开市委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是乡总支以上的党员干部，共计五百八十人。其中有总支委员二百三十多人，市区两级机关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近二百人，列席一百多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和克服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明确向郊区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学会领导这个运动的作法；训练和培养一批领导这次运动的骨干。会议采取了先大放大鸣、大争大辩，而后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并且结合整个运动的开展，采取了会内会外一起放的作法。除了这批集中起来的党员干部在会议上进行的鸣放外，市区各有关部门，还引导机关干部就农村的方针政策，进行了鸣放。
从八月二十一日开始，经过五天的大鸣大放，目前，大争大辩已进行了十九天。在五天的大放大鸣中，发言普遍热烈，提的问题面很广，批判的也很尖锐。在鸣放的五天中，共贴出大字报五百零四张。前三天，整个鸣放集中在领导作风、干部生活福利、干部婚姻等方面，有关农村的根本性政策提的较少。原来我们了解的对农村根本性政策有意见的同志，也没有提意见。
会上接发了不少领导方面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上至市委书记，下至各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同时，对市区有关部门也提出不少意见，对市农业局领导农业生产和技术改革方面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有不少揭发。如，西郊的电灌溉纲有一条渠道，往返跨十一条河道，要用一万多土方，搞好以后，又拆掉了；有一个机口只灌了一次黄芽菜，结果损失很大；装机口没有从实际需要出发，有的多装了，有的根本不要的也装了。又如，农业局统计鱼秧，要分清是“吃鱼”还是“用鱼”，干部很有意见。还有不少同志批评领导上对工作抓的不紧，虎头蛇尾，说：“布置时象条龙，结束时象条虫。”也有不少同志批评市、区领导在经济工作上，对郊区农民照顾过多，助长了郊区农民的大少爷作风，特殊化思想；特别是允许郊区把大麦、燕麦留作饲料，不统购，是领导上右了，影响了粮食统购工作。西郊诸的乡五个高级社，今年外流大麦、燕麦二十多万斤，影响了与鄰县农民的团结。
在干部问题上，有些人认为提拔干部有“裙带风”说：“负责同志的爱人，无德无才也照样提拔。”“唯唯诺诺，拍马逢迎的人，才有资格被提拔。”“用人唯亲，领导熟悉的人才能提拔。”有的说：“干部福利补助不同，区里比乡里多。”个别干部公开提出要和区委书记、区干部调班。
在干部婚姻问题上，三个郊区参加会议的干部开了三张名单，称名单上的人为“离婚集团”。其实，名单上的人只有少数有违法乱纪行为，大部分是老干部。提名单的人说：“婚姻法助长了老干部的离婚，是离婚法。”还有的说：“领导干部离婚，影响下面干部，上行下效。”还说：“这些领导干部和国民党一样，进了城，忘了糟糠妻，看中了上海小姐。”“这些人是现在的陈世美。”
经过三天的鸣放以后，领导上研究分析了这一情况，对与会同志作了进一步动员，指出：会上对有关农村根本性的方针政策问题还鸣放的不够，为了回去领导农村的大放大鸣，对农村的根本性政策问题，自己有意见可以放，农民的意见也可以反映；只有把农村的方针政策问题搞清楚了，自己提高了，才能回去领导运动。动员后，又经过两天的鸣放，大家便迅速、热烈地对农村中根本性的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现将这些意见归纳如下：
一、关于蔬菜产销问题，意见较多，集中起来有三方面
第一，要不要国家计划领导？不少同志强调，对蔬菜市场的需要摸不透。蔬菜花色品种多，变化多，特点摸不清，生产风险大。他们认为，按计划生产要吃苦，不是价格很贱，就是卖不掉。有的说：“让农民自己作主种菜，就是卖不掉倒到河里，也不怨政府。”因此主张不要计划生产。一部分同志认为，过去的计划有缺点，但缺点可以改进，计划生产还是需要的。
第二，蔬菜市场要不要国家领导？不少同志说：“蔬菜公司象过去的牙行，棺材里伸出手，死要铜钱。”还有的说：“蔬菜公司只顾赚钱，不顾农民，菜价低了不问，菜价高了干涉。”并质问：“他们代表谁？公司经理是否操纵在右派分子手里。”还有的干脆讲：“蔬菜公司是为小贩服务的。因而有少数人主张取消蔬菜公司的批发站，要自由贸易。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国家应贴一些钱，把蔬菜统购包销，全部包下来。他们认为，农民生产的蔬菜，国家有责任推销。有一部分同志不同意这一主张，认为蔬菜批发站还得要。”
第三，蔬菜价格要不要国家管理？不少同志认为：现在的价格“涨有顶，跌无底。”有的说：“菜价一涨，市委就叫，批评农民资本主义倾向；跌了却无人管理。”还说：“农民种菜辛辛苦苦，收入不如小贩多。”“农民苦煞，小贩赚煞，价格掌握在小贩手里。”因此不少人主张不要价格政策，要自由议价，说：“市场菜少了，不要定价，该高就高，该低就低，卖主愿卖就卖，买主愿买就买。”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不同意这一意见，认为过去的价格政策执行上虽然有毛病，需要改进，但是价格政策还得要。
二、工农关系是会议上争论最热烈也是意见最多的一个问题。所有的意见几乎偏于一面，认为工农关系恶化了。个别人认为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意见集中起来有三方面
第一，农民生活苦。会上很多同志列举了工农生活收入问题（农、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问题），说：“工农生活悬殊太大。”“农民生活没保障，生了病挺死。”“工人有劳保福利，生病有休息，夏天有降温设备，冬天有暖气；农民不分春夏秋冬，天晴天雨，都要生产。”“工人有曹杨新村，农民没有农民新村。”这些问题，往往一个人提出，大家拥护。有的甚至情绪激动，质问说：“如果工人同农民生活差不多，为什么农民想去作工人，青年妇女想嫁工人，不愿嫁农民？”还有的说：“资本家改造以后还有个安排，失业工人有政府救济，工人有工资拿，小瘪三政府还收容，农民还是农民！”“党和国家对农民不负责。”因此，有不少同志提出：工人的生活待遇不应突出于农民，要求将粮食、食油、棉布等计划供应，作到公平合理，同等待遇。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同志指出，解放以后农民生活已大大提高，不同意这样比。
第二，物价局不合理，国家赚钱太多。很多同志认为，国家物价政策有“四大差价”，相差太大。“四大差价”是：农副业产品差价、工农业产品差价、购销差价、地区差价。他们说：“这是国家亏待农民，剥削农民。”并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提高工业产品价格，提高工人工资，是为了讨好工人。”会上有人列举不少工农业产品差价做对比，说：“弄来弄去，还是工人好过！”有一部分同志提出了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以提高农民收入的建议。
第三，国家和经济部门对郊区农民支持不够（而实际情况是照顾过多了）。有的说：“肥料公司、蔬菜公司、郊区供销社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块石头。”（这是一个乡总支书反映一个党员社主任的话，乡总支书记说话时，情绪也有问题）还有的说：“拖拉机站、抽水机站剥削农民。”“一九五六年国家对农民支持很大，一九五七年就不客气了，贷款很少，买大粪还要现款交易。”有少数同志的发言极为反动，认为：“工农关系走到崩溃的边缘。”并说：“解放前农民富，国家穷；现在是国家富，农民穷。”还有的说：“龙配凤，凤配龙，卖馄饨的老婆还是吹火筒。”东郊孔桥乡乡长杨咸生说：“市委是两面派！”以挑拨工农关系。他说：“啥个工农联盟！是卸墙脚。市委对工人农民两样看待。我们提意见，就是‘农民观点’！没有一个人能代表农民讲话！”他并质问市委：“啥道理只替别人讲，不替农民讲？只有我们农村干部代表农民讲话。可是，小干部说话无效。”他继续说：“农民亏本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菜价高一点，很多人出来讲话了——批评盲目、不服从计划、资本主义倾向！”“农民有资本主义倾向，是国家给他走的。领导上自己有缺点就不讲了。”还有的人说：“我们吃农民的饭，不替农民讲话，谁替农民讲话？”有的同志还表示：“今年春节再搞工农联欢，杀我头也不去了。”
三、合作化问题。意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合作化高潮的看法。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合作化“快了、冒了。”说有些农业社“一步登天，乘直升飞机，不合乎发展规律。”还有的说：“上中农入社太早太多，这是领导上单纯追求数字，有一些左了。”“不该合作化的市镇地区也合作化了。”“合作化速度太快了，干部领导水平赶不上。”有的同志还说：“去年高潮时敲锣打鼓是领导上叫作的，高潮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也有一部分同志不同意这些看法，认为去年的高潮符合客观发展规律。
第二，合作社是否有优越性？有不少同志说：“合作社的优越性是从道理上讲的，实际上体会不出来，只是迷迷自己的心而已。”他们说合作社有“四大、一少、十二多”。所谓“四大”是：“摊子大、开支大、成本大、浪费大”。一少是：“收入少”。十二多是：“吃闲饭的多、误工多、荒地多、劳动时间多、磨洋工多、负债多、透支户多、矛盾多、冤家多、懒汉多、贪污多、农业税缴的多。”有的说当干部有“七多”和“七大自由”。“七多”是：“杂粮种的多、收入多、余粮留的多、预购定金多、征收土地价款多、亲戚来往多、饲料肥料分配多。”“七大自由”是：“计划自由、劳动自由、买卖自由、用钱自由、政治活动自由、投机活动自由、休息自由。”因此他们说：“结果是，当干部的积极性高，开支少、浪费少，成本低，生活好。”有的还讲：“组织合作社以后，对国家有优越性，国家计划好贯彻，农业税好收，各项工作好贯彻。相反的，农民呢？计划压死，农业税多缴，粮食少吃了，会议开的苦死了，小乡干部、社干部和救济户转到社里负担了，毕业生也安排到社里来了。”有的甚至讲：“合作社的优越性是国家制造出来的。”
第三，合作社能不能巩固？不少同志认为，社的问题很多，巩固很困难，办不到。有人讲：“要把社员收入，提高到富裕中农水平，是没有根据的，不可能办到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来看，巩固社还是能办到的，就是时间问题。
四、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主要的意见是认为郊区粮食少，统购统销松一些无伤大体。还有的说：“郊区农民劳动强，计划供应紧了一些。”有的认为：大麦、燕麦、蚕豆、玉米在郊区不应统购，应该留作饲料，并说：“如果统购，与发展畜牧业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有抵触。”
五、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问题。对合作化以后，是否还要执行阶级路线，不少人有怀疑。他们讲：“党章对于入党成分已经不分了，合作社比党员条件还高吗？”也有的说：“‘八大’已经指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了，阶级路线也可以不再执行了。”第三个说法是：“所有制改变了，大家都是社员，地位相同，不用再依靠谁了。”第四个说法是：“合作化了，主要是搞好农业生产，谁的生产经验多，谁领导。”还有一个说法：“上海近郊土改时，没有划分贫农、中农成分，如何依靠法？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依靠谁。”还说：“一个生产队只有两三户贫农，如何依靠法？”
辽宁省部分县在农村大辩论试点中发生的问题
在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各县都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的试点工作，也有一部分乡、社自发地展开了社会主义大辩论。一般的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不但打击了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且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提高了群众觉悟，安定了社会秩序。据从沈阳、铁岭、绥中、新民等县五个乡、社的情况了解，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⑴自杀事件发生不少。在五个乡、社中自杀七人，其中：地主、富农四人，反革命分子一人，刑事犯一人，一般“落后分子”一人。分析自杀原因：因罪恶严重、畏罪自杀的四人；因斗争过火、方法粗暴自杀的一人；因政策交代不清、思想顾虑没有解决而自杀的二人。
⑵斗争中捆绑、打骂现象较普遍。铁岭九个区，有七个区发生打人现象。在被斗争的一百四十三人中，被打的六十二人，占被斗争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三六。被打的人不仅有地主、富农，而且有富裕中农和贫农。新民县侯三家子乡在斗争中共打了三个人，其中有二个是贫农。
⑶有的地区成立左派委员会来领导反右派斗争。如新民县侯三家子乡新安村支部书记黄室琪领导社干部成立左派委员会，并号召贫农、中农申请加入该委员会参加反右派斗争。左派委员会的委员带着宽的红布条，被批准入会的群众积极分子带着窄的红布条，中间分子带着黄布条，落后群众不发给布条，以示区别。在左派委员会的领导下召开全村二百多人的斗争会，斗争了富农黄玉发和贫农黄玉宣、石光才等三人。斗争方法是，被斗争的对象互相对打，对斗争中发现不积极的人，要把红布条或黄布条摘下收回。这种作法，引起群众惶惶不安。
⑷有的在试点中迷失方向，干部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群众辩论粮食问题上，而是单纯抓捕、斗争地主、富农和刑事犯罪分子；在斗争地主、富农时，多集中在土改时的遗留问题上面。有的专门斗争二流子和落后分子。
省委根据这些情况已发出通报，要各地注意检查、纠正和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