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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三中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 情况简报
1957.09.24; （总1063）第382号
[1957年9月25日印抄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各部部长。加抄：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
除京津组外，各组都开会讨论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大家认为这个报告很全面，分析得很深刻，解决了不少问题。
华北组
各分组在讨论时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许多同志觉得毛主席讲的七个问题又把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提出来了，这和八大决议以及一些整风文件中的提法不一致，希望中央负责同志再解释一下。
二、小平同志报告中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有些同志认为事实上是这样的，但理论上怎么解释？资产阶级已失去了经济基础，为什么阶级斗争还能重新尖锐化？
三、富裕中农中有一些人（河北省约占百分之五）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破坏合作社和统购统销）。有的同志认为这一小部分人应按敌我矛盾来处理。
四、有些同志认为党、团员中有右派分子，就按右派处理，但不要在党、团员内排队和划分左、中、右，以免发生“后遗症”。
五、有些同志觉得反右派斗争一直贯穿到第四个阶段，不一定有利。因为第三、四阶段主要是整改和总结，如果一直搞反右派，势必空气紧张，使群众不敢批评，领导上也难以考虑和采纳正确的批评与建议。
六、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之前，应检查纠正政治部门特别是检察院和法院对农村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打击暴力的右倾错误。
七、河北省农村有一小部分人是大法不犯，小法不断。据保定地委调查，在十八个县二十九个乡的四万八千九百三十四户中，有六百九十四户这样的人，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一点六。乡、社干部对他们没有办法。建议给基层组织一定的权力，好改造这些人。
中南组
各省着重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些问题：
一、农村中先打（地、富、反、坏）后放是否放得开？广东、广西、湖南根据本省的情况，认为先“打”肯定是必要的。“打”了之后虽然对“放”有些影响，但是，只要领导下决心，只要讲清内、外两种矛盾的界限，宣布不扣右派帽子，肯定还是可以放开的。富裕中农在开始时虽然有些观望，但看到妇女、贫农、下中农都起来讲话、他们（包括极右分子）自然就憋不住了。
二、组织好辩论，比搞好鸣放更艰苦。广东、湖北提出：从“鸣放”到反右派，转弯子不宜太急，中间应结合一段“边改”的过程，以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敌人，广东更具体地提出：在大鸣大放之后，转入大辩论之前，应进行以下工作：（1）通过思想排队和人物排队，组织队伍；（2）结合边改，解决一些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3）收集辩论中需要的有关材料，否则，轻易转向大辩论，是不容易搞好的；特别是内部问题较多的三类社。
三、广东提出：这次大鸣大放，一方面要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必须坚决采取措施、较系统地解决合作社存在的不少问题，广东这次提出的整社的口号是“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整社”，以别于过去的民主整社，因为过去只强调民主整社，没有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整好社固然困难，如果这次只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不很好的解决合作社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干群关系问题，合作社也是整不好的。根据现有的经验，一个社从鸣放到最后改善干群关系与解决合作社经营管理等必需解决的问题。约需五十天左右的时间。这次整社决不能简单从事，应打下一个好根基。
四、有的省提出：不仅要重视武装县以上的干部，也要重视武装乡干部和社的骨干分子。农村的鸣放还是由点到面展开较为稳当。
五、广西还提到：目前有些县的干部思想很混乱，以为饿死人全怪向农民征购粮食太多，因此不敢伸手向农民要粮食。有的人抱着“宁可叫上级打屁股，不叫农民打扁担”的态度，抵抗统购统销。这个问题需要在运动中解决。
华东组
福建、安徽、浙江分组和城市组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是否第三阶段着重解决领导上的三个主义问题，第四阶段着重解决个人的四个主义问题。福建感到四个主义有作为专门阶段解决的必要。（2）福建、安徽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着手改，但下面有不同意见。城市组认为劳保条例等过去都是上面规定的，现在下面不好改，希望上面统一解决。（3）城市组还提出工人党员排不排右派、老右派稍有活动应如何对待、对地方上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采取什么策略、整风的四个阶段在工厂企业中如何具体运用等问题，准备在二十五日讨论。
山东、江苏分组，由莱阳、昌潍、南通、徐州等地委的同志介绍了农村大辩论的做法和经验。大家一致反映：只要领导上强，放手发动大鸣大放，效果都好。
东北组
发言的有薄一波、杨士杰等同志。主要内容如下：
一、国内基本矛盾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一点有时被忽视了。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胜利，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致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多，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强调不足。这一点在“八大”也讲得不够。只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没有更明确地指出所有制虽已解决，但人的改造、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却没有解决。因此在今后十五年到二十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仍将是国内的基本矛盾。
二、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到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整风才算得到解决。主席讲：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能有工业。就是重工业也要靠农村。这一点有些同志不大了解。主席在报告中提出工、农业并重，有些同志以为方针改变了。重工业肯定是要优先发展的，但还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三、工人与农民生活的差别问题应很好研究。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许多因素，包括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工人工资的提高应该不超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水平。但这几年工人工资的增长比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高得多。同时有些制度也值得考虑。如鞍山市工人每月有九两油，家属七两，农民只有三两。特别是一人家中有工人，有农民，吃油、穿衣不一样，不好。农民说：“老大哥九两没意见，老大嫂也有七两，就不公平。”棉市供应也不一样，工人家属进了城有劳保待遇，在农村就不管。这都使农民有意见，并助长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目前盲目流入鞍山市的无户口农民就有两万四千人。
四、农业机械化问题。过去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口多，不需要搞机械化。一九五六年双轮双铧犂搞冒了点。原来想搞三个拖拉机制造厂，现在只搞了一个。主席这次提出观点要改变。农业合作化后，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农忙季节更感到劳动力不足。现在很多地方都要拖拉机，也要锅驼机，这都说明农村是需要机械的。
西南组
不少同志认为今年春天对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线划分不清，加上政法干部有右倾思想，因而在工作中对若干问题处理得不够恰当。突出的表现是不少司法干部对许多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借故拖延处理。遂宁地委书记李林枝同志举出：安岳县一地主霸占农民的妻子，农民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农民气愤不过，要烧地主的房子。地主告农民，法院即将农民扣押。潼南县一反革命分子打死农业社生产队长，盐亭县一贪污分子打死检举他的人，案件上报后均迟迟不作处理，引起农民的极大不满。遂宁农民在大辩论中批评我们说：“我们糊涂了（指搞资本主义投机活动），你们也松了，毛主席是不是右了？”
对整风的决心问题，不少省的市、地委书记直到五月底六月初因为不摸底，还有顾虑。以后大鸣大放，工人、农民、转业军人及市民均坚决站在党的方面给右派以回击，才使领导摸了底，增强了信心，解除了顾虑。现在总的看来，省、地两级从几个月来的事实教训中，算是摸到了底，对在学生中和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中进行整风已取得了经验。但对在农村中如何通过整风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会道门、迷信活动（如出皇帝、求神水等），还不大摸底。
最后决定：隔一天开一次全组讨论会，一次以省为单位的小组会。
西北组
柴达木工委第一书记薛宏福同志提出，柴达木盆地的钻探成本太高，去年每进一公尺需要九百五十一元，今年虽然降为八百九十四元，但成本仍很高。今后拟采取“边生产、边钻探，以生产养钻探”的方针，并采取其他措施，如：先在浅油层处生产原油，解决运输用油；在交通方便的宜耕地区搞一点农、牧业生产，解决粮食、肉食问题；利用汽车回空，运盐、铅矿、硼砂土等。这样，估计可降低成本三分之一。
高峰同志就青海情况，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右倾思想严重，无论搞什么都怕“冒”，干劲不足。
二、据典型调查，农业社管理委员会中，百分之六十是新、老上中农，政策难贯彻。他们今年到处喊“留粮标准低”，“统购任务完不成”。目前农村中地主、富农虽是嚣张，但主要是富裕中农向往资本主义的问题。据典型调查，上中农在农村人口中已上升为百分之五十八，其中百分之十五左右在大辩论之前坚决想退社。
三、一般有增产条件的地区，只要解决了水利、水土保持和肥料问题，就可以在三年到五年之内赶上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四、省、州、县行政领导机关分工粗一点较好（彭德怀同志也有此意见，同时认为工厂的技术分工应细）。农业社、信用社和小工厂的领导干部，可考虑不要完全脱产。
五、青海现有右派分子三百四十六人，估计可能达到六百人左右，对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处理是个大问题，是集中训练一下，再分别对待，分批处理好？还是由各单位分散处理好？尚无经验。处理过宽、过严都有副作用。
六、由于整风，广大职工中勤俭建国的思想浓厚了，事情好办了。商业各系统可以砍去三分之一的人员。慕生忠同志曾经说过，修青藏公路有三条经验：钱多修不成；人多修不成；工程师多修不成。
国家机关组 三个分组分别开了会。第一分组和第二分组除介绍了有些部门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外，没有提出新的问题。第三分组讨论了反右派、整风问题。在讨论中，首先，大家认为必须根据报告和文件的精神，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如果对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摸的清楚，那末对文件也可以讨论好。同时，大家又认为由第二阶段转到第三阶段的决定条件是：（1）群众是否充分发动起来了？（2）右派分子中的主要堡垒是否已经被攻破了？（3）已经发现的右派分子中的大多数，是否已经被揭发批判透彻？右派的反动面貌是否已为群众认识清楚？具备这些条件的单位，就可以立即转到第三阶段。否则，就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很快转入第三阶段。但也有人认为由于有些单位领导思想缺乏准备，转起来有些困难。表现在：
一、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与本部门工作有关的重大方针、政策没有辩论清楚，对业务思想中的右倾观点尚未批判，右派提出的许多问题，只是立场性质不同，但在党内对这些问题也是有分歧的。而在整改开始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对于反对三害和四个主义也没有共同的语言。
二、有些领导干部怕火烧到自己身上。
三、对过去一些人的反动言论、错误言论，还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同右派分子的言论分别开，所以群众有怕说错话的顾虑，也是转入第三阶段的困难。
四、有些单位，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科学院右派堡垒已被攻破，右派分子也斗争了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群众也已充分发动了，就可以转入第三阶段。但有些单位，如陈克寒同志所反映的：文化部右派分子已确定了五百一十一人，尚有四百三十八人没有斗完，因此要在十月中旬左右结束是有困难的。任务重，情况复杂，领导思想把握不大，既怕“左”，又怕右，既要顾虑草率收兵，又要顾虑下边扭住不放。
最后，有人提出，对在运动中暴露的有右派言论的司机、勤杂人员，也应该划为右派，作为一般右派分子处理；有的人则认为一般的不划右派，对言论特别有系统而恶劣的分子，也可以当作右派斗争。但批判方法应当和斗右派有所区别，以帮助他进行自我批评为主。
中央组
有张执一、许滌新、平杰三、李初梨、赵毅敏、田家英等六个同志发言。
平杰三同志在发言中反映：在民主党派的领导机构中，右派分子已达四千人左右，加上基层的右派分子共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约占民主党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太原市九三组织中，右派分子人数高达百分之三十三。
李初梨同志提出：有些人叛变了共产党，到民主党派中却当了中央委员，这是否好呢？
田家英同志提出：（1）对于利用反右派斗争进行打击报复的人，要严予处分。为了在整风中保护大多数党员，请中央考虑是否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转发一些反官僚主义的典型材料，使斗争目标更加集中、明确，不致伤害一些同志。（2）在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一句，请三中全会考虑，可否正式予以更正。
来源：1-13/1-1957-65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