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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二十九）
中共中央办公厅 编印
1957.10.14
目 录
中央自然博物馆整风领导小组长杨瑞廷伪造匿名信并布置右派分子陷害干部
黑龙江省安达县一部分县、级、社干部在几个主要政策问题上存在错误思想
河南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作法和下面几个有关政策的问题
福建省农村开展大辩论的情况
河南省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全面展开
福建省和检查了右派分子上报批判的情况对纠正和防止控制偏松提出五点意见
内蒙古知治区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方法、步骤和存在的问题
安徽省中等学校整风运动的情况
北京市郊区七个乡在鸣放中揭发出三十七户叫喊缺粮的上中农等共囤粮三万五千多斤
江苏省第一批厂矿整风的情况和经验
天津市郊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打击地、富、反、坏的情况
广西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情况
青海省、市级机关反右派斗争进展迟缓，有些右派分子还在顽抗和进行串连活动
上海市三个整风试点工厂对群众意见和大家报内容的分析
江西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情况和今后部署
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王震之自杀
中央自然博物馆整风领导小组长杨瑞廷伪造匿名信并布置右派分子陷害干部
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该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杨瑞廷，于六月十二日自写茂匿名信，对自己进行“恐吓”，企图嫁祸于人，恶劣地破坏反右派斗争，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如下：
“杨瑞廷是我们馆的敌人，是老党棍子，说他是党的踏实走狗，倒不如说他是投机分子，我们现在要消灭，还要找时机，希望你们早日回头，否则与杨一样下场，如果你们不回头，我们只好与你们拚到底。”（署名是：一群真理青年人）。
这封匿名信发现后，杨就首先提出平日对他意见较多的陈章鹤（团支部书记）是写反动匿名信的嫌疑人。并说：“黎平（党员，对杨不满）、陈章鹤小集团。”暗中指使他的亲信搜集黎、陈的材料、对陈、黎进行攻击的陷害。六月下旬该馆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曾先后排出三个右派分子（朱倞、高光明、甄溯南），在斗争过程中，杨曾亲自找右派分子谈话，布置右派分子“揭发”黎平，准备下一步即把黎平、陈章鹤排为右派分子，并进行斗争。
杨品质很坏，“三反”运动中因贪污问题被揭发，心怀不满，就曾写过匿名信诬告三反运动领导人，后受行政撤职降级处分，党内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但他仍不知悔过，反而对党怀恨在心。他在馆内排斥他的所谓“异已”，打击正直的党员和干部，并经常在群众中吹嘘自己是长征干部，自然博物馆是他一手搞起来的，污蔑说“三反”把他冤枉了，他没有贪污等等，以抬高自己的地位，煽动群众对党不满，这次他伪造匿名信的严重恶劣情节被揭穿后，起初还矢口抵赖，后来看到蒙骗不过才不得已承认是自己写的，但仍不老实交代和检讨，态度很坏。
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查明以上事实后，决定立即彻去杨瑞廷在自然博物馆整风领导小组的职务，并已向该馆群众宣布。对他的错误正在作进一步的处理。
黑龙江省安达县一部分县、乡、社干部在几个主要政策问题上存在错误思想
黑龙江省安达县在八月三十日到九月六日召开的县、乡、社三级干部会议上进行了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在参加会议的五百七十七名乡、社干部中，社会主义觉悟较高、立场坚定、积极拥护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整体观念较强的干部有二百四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其中党、团员二百三十三名，群众十四名）；有一定社会主义觉悟、但分辩不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对粮食统购统销有意见并有某些本位主义和尾巴主义思想的干部有二百四十名，占百分之四十一（其中党、团员一百九十五名，群众四十五名）；对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不满、本位主义、尾巴主义和右倾思想比较严重或隐瞒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有九十名，占百分之十六点二（其中党、团员九十五名，群众十五名，乡干部三十六名，社干部五十四名）。
在鸣、放和争辩过程中，乡、社干部所暴露的思想问题和意见主要是
一、怀疑、歪曲和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这种人占参加会议的乡、社干部的百分之三左右。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他们过去曾囤积过粮食，并以粮雇工或投机换捣把。统购统销后，他们的留粮少了，堵死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而他们对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抱支持的态度，说：“单干时还有点余粮（指统购统销以前），现在算穷了，一点奔头也没有了”；“看来农民只是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受的压迫比过去重了”；“粮食统购统销给农民带来不少困难，我看不用统购统销也行，农民够吃够用以后，不卖给国家还留着干啥？”另一种是受到富裕中农思想影响的中农或贫农成分的干部和过去受灾减产、留粮较紧的地方的干部，他们对粮粮统购统销政策表示怀疑，说：“现在农民情绪不高就是因为留粮不足，统购统销把农村弄的马瘦、猪小、鸡不下蛋、人没力气”；“统购统销后粮价并没有稳定，比高利贷还高”；还有的说：“我们社今年死了四匹马，四百多口猪，都是因为统购统销造成的”。还有一种是地富出身、思想反动的青年学生干部，他们对社会主义持敌对态度，说：“我怀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国有史以来没有在粮食问题上闹过恐慌，为什么统购统销以后，从关里到关外到处是粮食紧张呢？是不是把粮食都运到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去了？或是放在大城市存起来了？群众都说进产党耍花招，我也同意这个说法”。
二、对党和国家不满，甚至污蔑和反对党和国家的领导。这种人占参加会议的乡、社干部的百分之七左右。在这些人中，有一种人是歪曲党的顾全大局、照顾整体、分担困难、励行节约的政策精神。他们认为安达县购粮任务重，是由于“县委想升官，争光荣，争模范，不顾人民疾苦，不相信乡、社干部。”他们说，估产是“瞎子散尿胡抡”；分配任务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上边嘴大，下边嘴小”；又说：“好事是上边的，坏事是下边的”；“共产党尽耍花招，说了不算，不执行政策”；说“三定”是白定，里定外不定（有规定不执行）；“没有粮食硬购，还购‘爱国粮’、‘觉悟粮’”，“‘节约’好象割韮菜一样，一槎一槎”。另一种是曲解丑化党同农民的关系，煽动农民对党不满，说：“国家买粮是老许婆子（什么都允许），买完粮是老黄婆子（什么都不算），是‘兔子嫖婊子’欺骗群众。”“粮食购销差价太大，国家买一斤苞米不到四分钱，可是一转手就卖五、六分，使农民吃亏，这是以大压小，剥削农民。”“灾欠减免不合理，先说扣灾块，后又改成常实产对照，这是揩农民的油”。还有一种是不承认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如有的说：“人民代表大会不起作用，提些意见，一张白纸应付了事，这个会议还不是‘一目了解’，提了意见也白搭，不解决问题，还不是最后来个‘整体观点，克服困难’就给堵回去了。”持这几种态度的多是富裕中农和个别地主出身的青年学生干部，也有少数是落后中农成分的干部。他们企图消弱我国的社会主义利益，无限制、无条件地满足富裕农民的要求，为他们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创造条件。
三、否认合作化的道路，认为农业合作社没有优越性。这种人占参加会议的乡、社干部的百分之六左右。其中一种是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和受灾减产地方的干部，他们对合作化不满、怀疑，甚至否认合作化能够增产粮食，说：“合作化后打粮一年比一年少，不如单干户和互助组打粮多，硬说合作化能够增产，我看合作化没有增产”，“打的少，吃的多，统的光，这还有个好？”“粮食打的少就是高级合作化带来的”。一种是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他们坚决维护个人所有制，反对集体所制，说：“硬说合作化有优越性，我看一点优越性也没有，农民的车马都投资作价归了社，那些车马也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硬给人家整来”；“今年县委又耍花样了，搞分级管理，搞牲畜分散饲养，我看不管怎样耍花样，制度不好，政策不合理，还是没个好”；“这回又来社会主义大宣传了，不然农民就得造反，法不责众，群众都起来看你们怎么办？”还有一种是富裕中农和落后中农出身的干部，他们曲解党的发展合作化运动的目的，如说：“国家搞合作化就是为了购粮，为啥农民都涨肚呢？都是购粮购的，国家可好了，有把的烧饼可有把手了。”县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干部为了挣钱多，便把已经入社的奶牛牵出来自己养，由于他的影响，其他农民也要退社。
四、存有严重的本位主义和尾巴主义思想，反对节约，企图扩大消费。这种人占参加会议的乡、社干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其中一种是比轻不比重，比坏不比好，比发展资本主义不比发展社会主义，比本位主义、尾巴主义不比国家观念、整体观念。他们说：“‘共产党一个天下两个政策’，为什么青岗、蘭西、肇州等县购粮任务轻，农村有余粮，还开粉坊、豆腐坊，而安达县购粮任务重，农村粮食紧张，吃粉条、豆腐还要到邻县去买呢？给省委书记打一个报告叫他来检查检查。”另一种人习惯于坐在粮食问题打滚吃粮的生活，反对节约粮食，并认为少购多销工作好作，生产好领导。他们说：“节约就不能增产，增产就不能节约。过去生产吃豆包，人有力气，现在吃粮五百六十斤，尽吃‘散壮’，人没力气，晚下地，早回家，怎能搞好生产？”“人是铁，饭是钢，把粮食吃到肚子里就不算浪费”。还有一种是土质好、产量高的地方的干部，他们企图减少任务。如老虎岗社干部说：“老虎岗地方是‘窗眼吹喇叭，声名在外’，年年任务大，今后应该照顾，不应该‘老往肉上钉’。另一种是历年遭灾减产的地方的干部，他们叫减困难，说农民生活苦，缺粮户多，企图少领任务。此外，乡干部为了下乡工作吃饭不困难，表示今后购粮时说啥也要给农业社多留些余粮。某些县干部也有这种本位主义和尾巴主义的思想，他们不仅同情乡、社干部的叫喊，而且对今后的任务很担心，怕揹窟窿。
五、认为农民生活苦，城市生活好。这种人占参加会议的乡、社干部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有的说：“猪肉、鸡蛋、豆油都叫城市人吃了，屁股都吃光了，我们浇油也光”，“农民苦透了，比黄连还苦”，“城市尽吃细粮，而我们连豆包也吃不上，老太太老头有病，妇女生小孩吃不着面”，“这样搞（指统购统销），没个好，越搞越穷”，“农民连买豆油、咸盐、洋火和疙瘩针的钱都没有，共产党尽耍花招，一说就和伪满比，为什么不和解放后单干时比比呢？”
上述在三级干部会上暴露出来的各种错误思想和意见，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争辩，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
河南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作法和下面提出的几个有关政策的问题
一、运动进度
九月十四号统计，三级干部会议已经开过的有九十三个县，正开的十五个县。全省除安阳专区暂停外，其他七个专区、九个省辖市郊区共有农业社三万八千二百二十一个，当前已经开展运动的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七个，占总社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零八；未开展运动的一万六千零二十四个，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九二。
二、关于发动群众鸣放问题
洛阳市郊营庄一社在鸣放前，首先了解了群众对鸣放主要有五怕：怕打击报复；怕提意见不顶事；怕戴右派帽子；怕得罪人；怕引起不团结。社的领导根据群众思想顾虑，提出五条保证：保证不打击报复；保证接受正确意见，有错就改；保证对所提意见，件件有着落，案案有答复，保证划清敌我界限是非界限；保证不戴右派帽子。这样，群众就敢大胆鸣放了。该社采取的鸣放形式有六种：（1）队、组召开小型座谈会；（2）发议论纸；（3）干部、党、团员深入生产、饭场收集意见 ；（4）个别访问；（5）队里设意见站；（6）设意见箱。通过以上方法共收集意见一千二百八十九条（前两种方法收集意见最多）。贫农、下中农提的意见多，富裕中农提的少；老年对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提的意见多，青年对城乡关系方面提的意见多。
三、关于重点乡、社鸣放辩论基本结束后的工作问题
林县部分运动开展较好的乡、社，当前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工作和改进；（1）对于地、富倒算，富裕中农破坏的公共财产，分别轻重适当进行处理；（2）对党员、干部右倾、本位主义思想，进行严格的批评，并进行适当处理；（3）改进财务管理，公开账目；（4）干部深入社员家庭访问，具体解决社员困难；（5）干部转变作风，深入生产，领导生产。新乡县大合营等社在大放、大鸣、大争基本结束后，主要进一步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发动社员进行四查四比（查劳动纪律，比服从领导；查做活质量，比劳动态度；查浪费粮食，比勤俭持家；查损坏公共财物，比爱护公共财物），开展自由与纪律的辩论，批判农民自私本位和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第二、调整社、队领导骨干，树立贫农领导优势。第三、开展生产与浪费，积累与消费关系的辩论，进一步明确国家、社、个人之间的正确关系，为秋季分配打好思想基础。第四、制定三秋生产计划，开展秋季生产运动。
四、关于改造三类社；各地主要采取以下的办法
第一、县、乡党委亲自动手，增调干部、加强领导；第二、严格批判党员、干部右倾思想，启发贫农、下中农阶级党悟，明确运动的意义、目的、政策、作法，调整领导骨干；第三、介绍外地斗争经验，树立干部信心。新乡县大召营乡改造三类社的经验是：（1）挑选在旧社会受苦最大、入社后收入有显著增加的人，进行训练。训练方法，主要是结合本地情况，说明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启发其阶级觉悟，使期认识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2）彻底打击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3）对于富裕中农掌握领导权非法进行隐瞒、盗窃、破坏农业社的言行，大力揭发批判。（4）调整领导骨干，树立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
五、最近各地党委都进一步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
浙川县在运动开展后，由于干部指导思想不明确，发生严重违法乱纪现象，到发生死人事件七起（其中一起自杀未遂），县委根据地委指示，运动已经暂停，重新武装骨干。
六、在粮食问题的大辩论中不少地方存在着只注意算经济账，忽视算政治账，算个人小账多，算国家大账少，对支援工业化，进行勤俭持家节约用粮的教育不够
七、林县、新乡县提出以下几个有关政策问题
（1）对于在运动中地主、富农坦白或被揭发出来的土改时隐瞒的财产，应如何处理？（2）土改时由农会没收的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尚未分给群众时，又被地、富盗走，这次运动中坦白出来，应如何处理？（3）土改中错斗中农的房子，已分给别人，在运动中被错斗户说房中埋有银元，银元应归谁？（4）中、贫农在土改中为地主、富农隐藏东西，运动中暴露出来，以隐藏的东西应如何处理？（5）土改中错斗中农，有的在过去要回了被斗的东西，有的现在提出要求要回被斗的东西，应如何解决？安阳地委意见：高级合作化以前已要走的，一般不再遣回，但情节严重的要进行处理，高级合作化以后要走的，一律追回，但一般不予刑事处分。（6）对运动中查出的漏纲地、富，应如何处理？新乡县研究的意见是：对他们的财产不再处理，给他戴上地、富帽子。（7）新乡县反映：地主在城市的房子，土改时不没收，但有的地主在城市中房屋数量很大，现在仍靠房租生活，不事劳动，群众有意见。县委意见：现在私营工商业已改造，可以没收其一部分。
八、截止九月十四日的统计，全省发生自杀事件九十一起，其中已死七十七人（地主十九，富农十二，上中农十五，中农十七，贫农七，成份不详的七），未遂的十四人（上中人，中农三人，贫农六人，成份不详的三）。
| | （搞自九月十五日河南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简报） |
福建省农村开展大辩论的情况
福建省开展农村大辩论的步骤，主要是采取分期分批以点带面的方法进行的。大部分县都分为二批，也有少数地区分为一批或三批。第一批有约占全省二分之一的乡，于本月二十日左右即可全部展开，第二批于本月下旬也可开始。目前，已经完全结束了县三级扩干会议的有三十五个县，都以区或以点训练干部；进展较快的少数县已贯彻到乡。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四百四十七个重点乡、社以外，还有四百六十五个一般乡也已进入运动的第一阶段。已开展运动的乡，其步骤、作法一般都按省委在电话会议上的指示进行的。
从目前各地运动的进展情况看来，有以下几点经验：
一、要善于根据农民的思想、心理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以引导群众大胆鸣放，放出自己所有的意见。根据晋江、南平地区的体会是：在鸣放时不要规定范围，先让农民把所有的意见一齐放出来，然后，再逐题进行辩论，这样群众的思想不受拘束。在提辩论题时不要太生硬，如关于粮食问题，如果只提“够吃不够吃”，大家都说不够吃，就容易顶牛，辩不开。如果提“我们过去吃多少？现在吃多少？”“什么人过去吃得多，吃不完”，就容易启发大家回忆过去、对比现在，辩论就热烈了。
二、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特别是在上中农多的乡，更须注意。晋江县苏厝乡和闽侯县城门乡都有这个经验。安溪县同美乡也有这个教训，如在一次辩论会上，因为抽出较多的贫农，下中农去抗旱，结果辩论了上中农。
三、坚持说理的精神，针对问题展开争论，群众的情绪就越辩越高，问题就越辩越深入，同安县东方红农业社就是这样，群众的情绪很高。有的人第一晚辩论了，第二晚收集了材料再来。
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引起各地注意加以解决：
（一）各级干部中的右倾思想还相当普遍。对于开展农村大辩论，还表现有重重顾虑、怕放了会乱，怕收不回来，怕驳不倒，怕在粮食问题上得罪群众，怕整到自己头上。因此，工作方法束手束脚，总想把干部训练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才敢让群众鸣放。闽侯县三级扩干会议结束了十天，有不少乡还在训练干部，没有发动群众鸣放。有些乡中诏安县港头乡，长太县上苑乡，漳浦县内溪乡等，虽然运动开始了，但不敢向群众说明开展大辩论的性质和目的，结果鸣放不起来。干部对只有放的透，才能辩的好的认识普遍不明确。
（二）干部（包括当数县委领导干部）对于开展大辩论和斗争地、富两者的性质认识混淆不清，已发现有一些乡发生了乱斗争的现象，伤害了富裕中农，引起了群众的思想混乱，妨碍了鸣放。龙溪县试点蔡坑乡，在开展辩论前，组织了五百多人的大会，斗争了两个有资本主义行为的富裕中农和八个地主、富农，并且让十八个违法户补了税款七百二十三元，还有一个富农自杀了。该县县委对这种情况，还发通报表扬该乡这种作法很好，推动了工作。后经地委发现予以纠正。诏安县中桥乡也是一开始就斗了五个地、富，有十个干部和民兵还打了一个中农。该县洪头乡则把一个商人叫到大会上检讨，吓得该人跑到广东汕头躲了五天才回来。福安、南平地区也有这种情况。
（三）在辩论中贯彻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还不够。有些地方在辩论中单纯揭发事实，上中农感到思想压力很大，都不敢提反面意见。有些地方的积极分子有急躁情绪，一听到错误意见就顶回去，有些地方干部对群众的正确意见没有表示态度，只是综合错误的意见组织批判，使得有些上中农认为“放鸣就是为了斗争”，而不敢提意见。有些中农则有对抗情绪，如光泽县水口乡有一个富裕中农说：“我说粮食不够吃，就是不够吃，你说我不对，就送我去劳改好了。”
（四）发动群众参加辩论的广度、深度还不够。据调查：晋江县甘领乡和东方红社都有百分之七十的妇女没有参加辩论。惠安县鱼里乡二十二个村，其中有五个村，干部和群众都放得透，十一个村，干部放得透，群众放得不透，六个村，干部和群众都没有放透。
（五）部分地方的大辩论和生产结合得不够好。如德化县有三个乡，一千三百多亩田受旱龟裂了，秋收的分配工作也没有结合着进行。
河南省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全面展开
目前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全面展开，部分地区已形成了高潮，并正在健康深入地发展。到九月十七止，全省已开过扩干会议的有一百零一个县，正开的七个县、除安阳专区、焦作市郊区未统计外，其他七个专区、八个省辖市的郊区共有农业社三万八千三百二十八人，已开展运动的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一个，占百分之六十七。其中已武装了骨干的有一万零一百九十九个社，占开展运动社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三；鸣放的九千四百四十一个社，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八；辩论的五千一百五十六个社，占百分之二十点零八；总结教育的六百十一四个社，占百分之二点三九；转入系统整党和逼视改进工作的二百六十一个社，占百分之一点八五。
据南阳地委汇报，对部分社群众鸣放的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五条意见的排队情况是：（一）有关粮食问题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一，有关合作化问题的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有关干部賖风问题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八七，有关社的经营管理问题的占百分之五点七七，揭发敌人破坏言行的占百分之一点四三，其他占百分之十一点一七。（二）直接说粮食政策、合作化制度不好的少；提免购点低、社的经营管理的问题多；对乡、社主要干部不民主、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意见多，对社、队一般干部贪污多、占、营私舞弊的意见多。（三）贫农、下中农对干部作风、生产管理的意见多（邓县林盘区贫农提出的意见属于这方面的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八），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对粮食问题的意见多（占其所提意见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二）。（四）从六万八千六在六十三条意见中看，正确的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八七，错误的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反动的占百分之二点四三。反动的意见中富裕中农的多（约占其所提意见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贫农的少（约占其所提意见的百分之二点一六）。
新乡县东鲁堡社总结运动后的变化是六多，两好。即：干活的多，进步的多，说粮食够吃的多，节约的多，受护公共财产的多，农活质量好的多，干部作风好了，干、群关系好了。
各地党委都注意了总结交流经验，检查问题，纠正偏向，加强对三类社的领导。绝大多数干部更加重视了细致深入地发动群众，在辩论中坚持说理斗争原则，违法乱纪和自杀事件大大减少。但仍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一、运动发展不平衡
有些社、队的运动进展迟缓，对落后层（妇女、老年）发动不够。伊阳县一百四十九个社的统计，有一百一十六个社鸣放不起来。临汝县有二十八个社鸣放不起来。新乡专区五个县一百多个社，八月二十日前后开始武装骨干，至今群众仍未展开鸣放。放城、镇平、西峡三个县四百九十个社的统计，搞得不好的有五十二个社，占百分之十点二五。据扶沟县统计，在运动中落后队占百分之十左右。
二、目前在部分干部中有三种有害的情绪
（1）运动已取得一些成绩的地方，干部开始滋长了自满情绪，认为“辩论过了，群众好领导了，粮食任务完成了，运动可以停止了”，而不大注意深入发动落后层和结合改进工作。（2）运动开展较迟的地方，有些干部有急躁情绪，忽视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鸣放和说理斗争。灵宝县扩干会上斗争十三个典型人时，高呼“打倒右派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等口号。许昌五女店乡在发动群众鸣放中提出了“攻堡垒”，“挤死角”的口号，采取了“站东过西”、“不鸣放不散会”的办法，影响很不好。商丘、淮阳、郸城三个县发生捆、打人事件九十三起。夏邑县重点社十天就结束了运动。（3）有些干部缺乏经验，鸣放、辩论工作搞的不好，又不积极想办法，消极苦闷。
开封专区通许县最近发生一起反革命凶杀案。该县程仁岗乡清口村青年队长张秀中，夜间在牲口棚里睡觉，被反革命分子一棍打伤，群众当夜将他抬送医院。护送人张秀义从医院返家后，又被几个反革命暴徒绑到村边砍了几刀，未死，现正破案中。
| | （摘自九月十八日河南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书面汇报） |
福建省委检查了右派分子上报批判的情况以纠正和防止控制偏松提出五点意见
从六月二十日至九月十一日，在“福建日报”点名的右派分子共有一百五十一名，其中专题点名一百二十一名，综合报道中点名三十名，两项中共有党员七十名；除去县一级十一名，省、地、市总计是一百四十名；占省、地、市直属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中极右分子四百二十六名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作。专题点名的一百二十一名中，有大学教授七名、讲师二名、大学生二名、大学职员一名、民主党派二十一名、工商界十三名、工程技术界三名、医务界四名、文化艺术界三名、新闻出版界四名、中学教师八名、各系统机关干部四十六名，其他七名。
从上报数字占极右分子的比例来看，已经不小，从上报的质量看，七月份以前，控制较严，八月份以后，特别是八月中旬到八月底的半个多月时间内控制是有些松了。有些可上报可不上报的也上报了。更严重的是有的原来当作极右分子上报的，经复查核对材料后，仅是一般右派分子。
鉴于上述一些情况，并考虑到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特别是县级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后，还会发现一批右派分子，还需要上报一批，省地市有许多已打出的右派分子，也还需要进一步重新复查核实，为了使报纸点名批判工作做得更准、更有力，特提出下意见：
一、报上点名批判的必须是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不予上报。
二、极右分子上报条件一般应是省直机关正副处长或相当于正副处长以上干部，地、市机关应是科、局长以上干部，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界中应是比较知名人物；但个别言行特别恶劣，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反动言论，对群众有较大教育意义的一般干部和人物，也可上报。
三、今后报纸对反右派斗争的报道，应逐步转到着重对右派言论的系统揭发批驳和边整边改的情况，经验的报告。
四、今后需要上报的极右分子，应由各单位按照以上条件提出名单（并附简要材料）送交各口或地、市委整风指导小组转“福建日报”，由“福建日报”初审后汇总统一送请省委整风指导小组审查批准。
五、厦门日报可登厦门（包括厦门大学）、漳州、泉州等三个市经省委批准的极右分子材料，其他地方报刊一律不登右派分子点名材料。各地整风简报可以继续出，但限于在内部一定范围内发行。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方法、步骤和存在的问题
一、内蒙各盟、地、旗（县）在七月底和八月初普遍搞了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试点。到九月初为止，在全区范围内，试点阶段已大体结束，转入了普遍推广的阶段。目前已经开展宣传教育的有五百七十个乡（其中七十七个试点乡），占全区农业乡总数的百分之二下九点四；二千九百六十四个社（其中二百四十八个试点社），占农业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八。牧区尚处在个别试点的阶段（搞了四个牧业社）。全区旗、县以上党、政等机关，为开展这一运动，抽调了六千八百七十三个干部（不包括城市工矿企业中宣教部门所抽调的干部）。辩论的重点是粮食问题与合作化问题。辩论的结果大大推动了群众对秋收和增产粮食的积极性。
二、各地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中，因工作基础不同，情况不一，所采取的步骤与方法也各有异同。综合起来是：（1）先有领导地展开“鸣放”，然后组织辩论。（2）先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正面教育，然后组织讨论。（3）在地、富、反、坏气焰嚣张，影响生产与社会秩序，群众情绪激愤异常的乡、社，应先经过群众揭发，打击地、富、反、坏的反动气燄，然后再发动群众，进行辩论，解决一般的思想问题。各地较普遍的是采取第一种方式进行的，具体作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训练队伍，普遍宣传，摸底排队，组织鸣放（边整边改）。第二阶段是开展辩论，重点批判（边整边改）。第三阶段是处理问题、总结和整改（继续鸣放），巩固大辩论成果，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这一项新的工作时，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1）先进行正面的宣传教育，然后再组织讨论，辩明是非，还是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通过辩论、辩明是非的问题。从试点效果来看，采取前一种办法群众劲头小，解决问题不透，但是比较稳当，波浪不大。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领导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深怕出乱子，而不敢放手的表现。后一种办法则容易鼓起群众的劲头，充分暴露问题，利于搞深搞透，但是如果领导力量弱，也容易发生个别偏差。从运动要达到的要求来说，一般以采取后一种办法为好，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采取前一种办法。
（2）先从什么问题着手的问题。凡在地、富、反、坏的言行猖獗，敌我矛盾影响了工作的正常进行，多数群众对大是大非已认识明确的乡、社，可先从解决敌我问题入手；反之，敌人比较狡猾，敌我矛盾不明显，群众对是非问题尚混淆不清的乡、社，则可从发动群众鸣放、辩论入手，从鸣放、辩论中，揭发暴露乡、社的问题，然后求得解决。
（3）指名批判与不指名批判的问题。对于一般的糊涂认识与错误思想的批判，可不指名，但不要制止群众自动指名批判与检讨自己的错误；对于有严重的反动言行、资本主义思想和与社会主义思想相抵触的思想的人，则应指名批判。
（4）对严重不法的地、富、反、坏依汉处理的时机问题。我们认为，先用辩论方式打击不法地、富、反、坏的反动气焰，这应与对现行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及有碍发动群众的严重违法分子的贪污征处区分开来。必须依法惩处的地、富、反、坏是好是放在运动的最后阶段处理，并且应先经过群众揭发，以达到推动鸣放和辩论的目的。
（5）各阶段的划分与联系的问题。各阶段的划分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运动必须发展的趋向，但各阶段也不能绝对地机械地划分。因此，必须是训练队伍与对群众宣传，对群众教育和鸣放，鸣放和辩论互相交插进行，基层组织整风，改进工作和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穿插进行。
（6）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批判怕乱、不敢放手让群众鸣放和不依靠群众、包办代替的思想。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畅所欲言，说理争论，明辨是非。
（7）必须明确认识阶级路线和策略方针。强调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间的界限、打击与一般批判的界限。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对不同性质的问题要分别对待；防止内外、轻重、主次不分的偏向。
（8）必须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推动当前生产与改进今后工作结合起来。即要强调把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搞深搞透，又要能推动与提高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
三、从试点和已经开展运动的乡、社的情况来看，除小部分乡、社运动开展的较好，解决问题较深透外，一般的乡、社都不够深透。其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的干部单纯依靠积极分子压服有错误思想和不满言论的人，满足于他们表面上的认输，面对彻底辨清是非、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认识不足。其次，不少地方乡、社干部对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有一定程序的误解，认为过去整社是整社干，这次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是整社员，致使群众顾虑，不敢鸣放和暴露自己的思想辨别是非，对争取也没起劲；或者只是偏重于在运动中打击不法的地、富、反的一面，对在思想战线上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注意不够，因而呈现出斗争坏人坏事有劲，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无力的现象。再次，对是非和小非大非、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划分不清，摆事实、讲道理不够，方法上粗暴，有威胁、谩骂、捆打的现象，影响了群众的深入发动，冲淡了教育提高的作用。
此外，当前还存在以下问题：（1）有些干部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这次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理解片面，他们说前者是“右倾观点”，后者才是正确的，意思是现在可以强制了。有的人说：我们这里没有大工厂，领导上确定工农关系为宣传内容是官僚主义。此外，不少干部对采取大辩论这一实际而又生动的教育形式认识不足，仍然只重干部讲，群众听，讲什么，讨论什么的老方式。（2）有些地方部分群众反映：这次斗争既不分产，又不分账，没有油水；既不准打、又不准骂，没有土改时斗争有劲。从不少地方的材料看，有些群众（甚至包括部分乡、社干部）对斗争盗窃、赌博、乱搞男女关系等问题兴趣很大，而对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则劲头不足。（3）有些地方确定的斗争对象过多，特别是贫农比重很大，如河套行政区杭锦后旗水桐乡确定为斗争对象的五十二人中，有贫农十八人。不少地方的群众甚至干部还发生了威胁、谩骂和捆打等粗暴现象。现已发生自杀事件两起，内地主一人、贫农一人（捣卖鸦片）。
九月初旬，我们召集几处试点单位作了汇报，并根据试点的汇报整理出了“关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经验介绍”，准备复印颁发供各地参考。最近又召集了旗、县委书记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布置了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秋收和粮食工作等问题，另外，把上述存在的问题通报了各地。
安徽省中等学校整风运动的情况
安徽全省中等学校于八月中旬及下旬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开展早的地区如：合肥、芜湖、安庆、六安等三个专区，现已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开展较晚的地区如“阜阳、蚌埠两专区（除试点县以外）及马鞍山、铜官山、淮南等三个市的鸣放阶段也即将结束，正准备进入反右派斗争。
全省参加整风运动的中学教职员一万零七百四十四人。其中右派分子八百四十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点八。在右派分子中，高中教师占多数，如合肥市五个完全中学、师范中有右派分子二十四人，其中即有高中教师十五人。
在做法上，各市是由市委领导分点集中进行的；各专长（除安庆专区是以专区集中进行外）是由地委统一领导分县集中进行的。在集中前，一般都制定了计划、进行了排队摸底的准备工作。芜湖、蚌埠、阜阳、六安四个专区为了吸取经验，都选择一个县进行了试点在具体做法上，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领导认真，准备充分，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斗争开展得比较顺利。在这些单位里，领导思想有较充分的准备，首先，做好了发动群众和鼓励放鸣工作。同时，征求大家向领导提意见。在右派分子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展开了大放大鸣。如滁县教师在鸣放阶段，通过报告、动员、小组座谈、出题辩论、大字报等形式，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使多数人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意见和言论。参加学习的一百六十三人中，只有四人没有发言。合肥市的鸣放时间，一般的在两周以上。开始鸣放时，多数人不开口，以后通过出题辩论和揭露的办法，部分人又放出了一些反动言论。其次，是对反右派斗争有细致准备。如滁县在进入斗争前，对小组长进行了审查；把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了整理、分析，抽出其中主要的反动论点，有的问题并派人进行了核发对；还根据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汇编了展开批评所需要的各种理论资料，以武装积极分子的思想和充裕批判的内容；再由各队进行典型斗争，从中吸取经验，学习办法，然后再分校开展。芜湖市把斗争对象分为两批，集中斗一批，回校后继续再斗一批。第三，在斗争之前，这些单位均召开了右派和中间分子的会议，这对鼓励斗志、团结中间分子和孤立右派分子很有作用。合肥市在组织辩论会前，充分作了准备，即把反动论点进行了排队，并事先估计了那个材料容易引起公愤，那个材料右派分子赖不掉等情况。合肥一中在斗争右派分子金义为时，先组织积极分子研究了他的反动论点和他的特点后，才组织力量进行斗争的，每个反动论点都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右派分子不得不低头认罪。
第二种，在斗争中没有充分准备，问题暴露得不够，在转入反右派斗争后，出现斗争方式简单和急躁现象。（1）空气紧张。如安庆专区是以全专区教师集中进行的，鸣放只有一周多时间，尚未鸣放好，即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斗争前将斗争对象在群众面前宣布，并在大字报上指名要斗某人。开始斗争的第二天，右派分子欧阳琪即畏罪自杀。以后又通过分组辩论，展开鸣放，走了一段弯路。合肥六中在斗争前，群众在大字报上贴出“决心书”、“保证书”向党宣誓，保证向右派进行斗争，但由于没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斗争右派、锻炼和教育中间分子，所以开始时不仅被斗的右派分子情绪紧张，而且参加斗争的人也很紧张；（2）相持不下。如安庆专区有右派分子六十五人，现在只斗下三人。相持不下的情况有两种：一种，虽有事实，但因说理、批判不透，而右派分子不服，拒不低头，有的还在进行反扑。如芜湖电校的右派分子张北晨，别人贴他大字报，他亦用大字报反扑，他在大字报上写：“大字报越多越好，火力越强越好，这样能增强温度，熔化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屯溪师范右派分子张合生，在斗争时别人批判他，他还反问：“你也有缺点，为啥还批判我？”有的右派分子斗不下，群众就高喊口号，要求撤职、降薪、送法院处理等。这些情况，各地已注意纠正。
各中学学校秋季开学后，反右派斗争要暂停一、二周，以便对学校工作作必要的安排和整顿（如拟订计划、调整组织、给教师备课等）。反右派斗争每月可以搞一个半天或两个半天；早晚时间留给教师备课，改作业。学校干部可以分为两套班子，党员校长统一领导，要既抓住反右派斗争，又不放松教学工作，并注意总结经验。
关于小学教师整风问题。省委在四级干部会的总结报告中已有明确规定。即：农村小学教师与区乡干部一起鸣放；县委所在地学校教师与县级机关干部在一起鸣放，为了做到既使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受到应有的批判，又不影响学期中间的教学任务，在参加鸣放时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可以留下，参加区乡干部和县级机关干部的大辩论。没有鸣放出什么问题的，可以令其回校上课，待寒假时再利用假期集中搞。
北京市郊区七个乡在鸣放中揭发出三十七户叫喊缺粮的上中农等共囤粮三万五千多斤
最近北京东郊、昌平、海演、矿区等四个区的七个乡，为了弄清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为大辩论作好准备，对叫喊缺粮的户进行了调查、访问、摸底和清查，发现有三二七户存粮三万五千零八斤。其中存粮在千斤以上的七户（都是上中农），共存粮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三斤；存粮在千斤以下的八户（上中农六户，中农一户，富农一户），共存粮四千七百四十二斤，另有二十四户（上中农两户，富农一户，地主一户，中农二十户）共存粮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三斤。
一、东郊区金盏乡上中农陆文山过去老喊粮食不够吃，但群众反映他家有存粮。九月十一日工作组干部到他家核对用粮情况和反复进行耐心的思想动员后，他本人坦白藏有各种余粮八千四百六十斤。这些粮食除小麦、黄豆是一九五四年的外，其余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藏起来的，共藏了二十多个地方，如草埰、箱柜和棺材等。有不少玉米已虫吃鼠咬和霉烂了。
该乡另有二十四户（上中农两户、富农一户、地主一户、中农二十户），也都是经常喊缺粮的，这次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到户访问、支员后，本人坦白共存粮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三斤。
二、东郊区东壩乡焦庄村党支部代理书记（上中农）穆万广，过去经常喊食不够吃，这次经找其谈话，揭露其思想，指出其问题的性质，进行了反复教育后，本人交代家有存粮四百多斤。他并交代了曾用自己的购粮证买粮送给通县的亲友四百三十八斤。
三、东郊区六里屯乡上中农韩永珍，在七月份喊粮食不够吃，找乡政府非给补粮不可，给他补了三百九十四斤。最近到他家访问了解，他有存粮一千零六十三斤。其中大米四百多斤全生了虫，还有解放前存的半缸黑豆。
四、海淀区东冉村上中农刘玉书，老喊粮食不够吃，曾七次到乡政府要求补粮。但据群众反映，他家有存粮。在九月六日经该乡副乡长、粮秣干事和社主任等到他家查出了各种存粮一千四百一十斤，其中谷子已发霉生了虫。据他本人谈：这些粮食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存的。（事后海淀区公安分局补了搜查手续）
五、海淀区北安河乡，在九月上旬对喊缺粮最凶的五户进行了逐户了解，发现共存粮四千零五十一斤。其中上中农赵福长全家三口人存粮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这些粮食他全家能吃到明年十月底。但这五户过去老喊粮食不够吃，要求补粮食。
六、京西矿区北领乡上中农安长贵、安金荣、梁保和、刘俊和及中农张廷立等，在鸣放会上大喊粮食不够吃，并找到乡政府要求补粮。但经乡党委和工作组利用积极分子到户检查后，发现这五户有存粮三千九百三十三斤。其中存粮最多的上中农刘俊和就存有各种粮食一千一百八十五斤。
七、昌平区马池口乡上中农马青山，今春曾四次找队长要求补粮，并大哭着说：“我家只有二升高梁米啦，如果不信可到我家检查。”后经队长跟着他到家了解，发现存有大米、玉米、豆类等粮食一千三百多斤。
以上各乡检查发现存粮的方法是：（1）反复交代政策，解除思想顾虑，针对其怕没收、怕犯法等顾虑进行思想动员，使其自行埋白。（2）借着喊缺粮的本人说“不信就去我家检查”的话，随同其到家了解，核对其用粮数字，找漏洞进行检查。（3）深入四邻进行了解，掌握确实依据后，到户检查。
市委整风办公室认为以上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比较妥当，后两个办法，如需进行检查，必须掌握可靠根据，并经过请示才能进行，以免检查不出粮食，造成不良影响。
| | （九月二十日北京市委整风办公室“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报”） |
江苏省第一批厂矿整风的情况和经验
江苏省第一批整风的试点厂矿共六十一个。这些厂矿主要分布在六个大市内。一般是规模较大、领导较强、工作基础较好的单位。它们先后于八月下旬和九月初在前一时期普遍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正面教育的基础上，开始整风。
在运动的开始阶段，阻碍运动的主要思想是：领导干部对整风、反右派斗争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想“钓鱼”，想整人，怕引火烧身，怕影响生产；技职人员的顾虑主要是怕被钓鱼，怕说错话后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怕报复，怕伤情面，说什么“痛快一时，痛苦一世”，“整风一时，共事一世”；中下层干部则怕整到自己头上来。在端正领导干部对整风的认识，提高整风的自觉的基础上，绝大部分厂矿的领导同志都向群众表明了领导的态度与诚意和整风的决心，有的对前一时期接受群众意见、边整边改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检查，并向群众作了交代，经过反复动员，群众的思想顾虑逐步消除，鸣放的局面才开始打开。局面打开后，群众提意见很踊跃。南京十个厂在一周内贴出一万张大字报，提出几万条意见；无锡五个厂贴了一千五百张大字报提出四千多条意见；四百多人的镇江电厂，也贴出了二百八十九张大字报，提了八百六十六条意见。局面打开后，投入鸣放的人数也日益增多。搞得比较早的厂在工人群众的推动下，高级技术人员、工程师也开始鸣放了。
各厂鸣放的意见主要集中在领导工作作风、生产和管理、工资福利三个方面。苏州市反映，有百分之八十的意见是领导作风问题。镇江电厂八百六十六条意见中，领导作风二百二十条，占百分之二十五；生产管理二百九十四条，占百分之三十四；工资福利一百四十条，占百分之十六，其他如政治工作、建党与提拔干部、肃反、粮食等方面的问题二百一十二条，占百分之二十五。南京电子管厂群众所提四千多条意见中，干部作风问题占百分之五十，企业管理问题占百分之二十一，工资福利问题占百分之二十，干部政策、政治工作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共占百分之九。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是从善意出发的。苏州反映，有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但也有意见是片面的，也有些意见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带有偏激情绪。
目前，已开展整风的各厂，鸣放气氛已经开始形成，搞得比较早的厂，已进入高潮，多数厂正在向高潮发展。工人群众政治热情饱满，生产积极性高涨，不但鸣放热烈，而且积极响应了党的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号召，大鸣大放不仅没有影响生产，反而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推动了生产关键问题的解决。苏州市十五个整风的工厂，八月份产值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三。南京电子管厂蕊柱小组自鸣放以来，贴出了三十多张大字报，小组产量提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损坏率降低百分之一。该厂的碳化小组七月份计划完成得不好，八月份开展整风，生产计划提前两天完成，九月份还要保证比八月份更加超额。中国水泥厂九月上旬在开展整风的同时，超额完成七百四十吨水泥、八百二十七吨熟料，而且质量都很好。常州市民丰纱厂在鸣放的同时，还接受群众建议，总结、推广了三十多条先进经验，对提高纱、布质量和节约棉纱起了显著的作用，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也有个别厂发生了少数工人不服从调配、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
从鸣放的深度来看，目前一般还不够深透。意见的数量虽已不少，但质量还不够高，对有关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还放得很少。不少中层干部“挨整”的情绪，尚未完全扭转过来，科室的发动不如车间。对中间分子的发动还不够充分，部分群众的思想顾虑尚未解除。有些人贴大字报用化名；不用真名；用小组名义，不用个人名义，不少厂的资本家在整风前意见很多，整风开始后，却表现小心谨慎，察言观色，守口如瓶。
在鸣放的浪潮中，少数右派分子已开始露头，多数仍在观望。有的提出了一系列试探性的疑问，处于欲放不放的状态。在科室人员的鸣放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反动谬论。如南京化工厂有一张大字报说“丁厂长是吸群众的血”。南京电子管厂贴出了一张“要民主，要自由，要饭吃，要生存”的大字报。有的用恶毒的词句丑化领导干部，攻击党员。南通天生洪电厂科室人员中，有人提出不要党的领导，说“党总支的五个人是吃闲饭。”要“把党委併到厂长室去”。贾汪矿务局工会系统有的干部叫嚣：“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是限制了工会的积极性。”党内也出现了反动言论，如天生港电厂驻南通办事处副主任（党员），也把标题为“特权的党，不公平的政”的大字报贴到市委机关去。
从各市试点厂鸣放的情况来看，有以下几点初步体验：
第一，在企业中开展整风运动的首要关键不在于方法问题，而在于领导干部对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否有明确完整的认识、是否真正下决心整风的问题。开始时有不少领导干部认为鸣放只是为了“钓鱼”，对整风缺乏自觉；有的认为全国政治气候已变，大鸣大放搞不起来；有的想越过鸣放阶段，直接搞反右派斗争；有的怕鸣放搞乱了，收不拢来，影响生产。这些思想不仅直接障碍了鸣放，使生动迟滞不前，而且还有使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各市委都认真地教育了厂矿的领导干部，提高了他们对整风运动的认识。通过分析本厂的政治形势和检查前一时期鸣放和整改的情况，他们认识到前一阶段总的情况还是鸣放不足，改进不够，敌情不明，必须继续大鸣大放。特别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更有力地打破了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苏州市各厂在鸣放时所提的意见中，有百分之八十是针对领导上的三个主义的，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促使许多领导干部承认自已确有三个主义，承诺厂矿企业中有风可整，而且必须整风。领导思想一经端正，一经下定决心真心诚意地进行整风，大鸣大放也就逐步地蓬勃开展起来，但到目前为止，仍有部分领导干部对此认识不足，整风的决心不大，以致运动不能顺利地开展。
第二，多数试点厂的情况表明，采取上下、左右、内外齐放的办法是适当的。在思想发动上，一般是采取了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这样的做法，看来是比较好的。运动开始时，一般存在着群众看干部、非党员看党员的情况，如果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未解决，群众就难以鸣放起来。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时，强调自下而上，首先针对厂的领导提意见，避免一开展就把压力加在中层干部的头上。由于中下层干部和群众的直接接触多，群众提起意见来，他们往往是首当其冲的，他们和厂的主要领导人员的接触也多，对厂领导上提意见要依靠他们，并由他们来带动群众，因此，如何充分地发动中下层干部，也是运动开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室与车间一齐鸣放，可以互相推动，使鸣放迅速展开，更加广泛和深入。车间是直接生产单位，弄得不好，会影响生产。对于这个问题，有的厂采取与老工人和先进分子商量的办法，共同研究即不妨碍生产，又有利于鸣放的措施。南京电子管厂党组织提出：“生产时集中思想，服从领导，搞好生产；学习（鸣放）时，敞开思想，大胆积极，提出意见”，立即受到广大职工的拥护。有的厂规定了鸣放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生产上要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只准动口，不准动手等。总之，领导核心要要保持头脑清醒，在党内党外进行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教育号召群众搞好生产，搞好整风，不必有过多的清规戒律。
第三，鸣放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小组会、座谈会、大字报、墙报、厂报、简报、整风接待室、意见箱等等形式，各地都采用了，尤其是大字报，最为生动有力，论点明朗，能造成声势，打开局面。大字报一般不要贴到生产车间和厂外去。要掀起鸣放的高潮，必须抓住各种人员不同的思想动向，反复动员，打破顾虑。鸣放的来势猛越好，气氛越浓越好，宁可事先准备工作充分一些，鸣放时间力求紧凑，形成高潮；否则，拖拖踏踏，容易松劲泄气，对鸣放的质量也有影响。鸣放中提出的意见，先是一般性的问题较多，大政方针问题较小，随着运动的发展，质量逐步提高。因此，在领导上既不能性急，又不能轻易满足于鸣放的初步成果，过早收缩。当一般性问题提得差不多时，就要逐步把鸣放重点引导到政治性的问题上来。围绕大鸣大放的一系列组织工作也要紧紧跟上。南京市规定各厂应有专人每天对大字报进行抄录统计、整理、归纳、分析；对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及时整理、汇总。
第四，鸣放期间，必须坚持边整边改。改得愈狠，就愈能鼓励鸣放，就愈能放得彻底，鸣放的质量也就愈高。许多厂对鸣放中的意见，都及时加以分析研究，凡是能够改的就立即改，并通过大字报或者专设的边整边改栏，及时向群众公布。江南水泥厂九月十三日贴出大字报三百五十一张，该厂领导上当日就进行了研究，着手改进了二十五条，十四日大字报就增加到八百张。有的厂把鸣放前职工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意见，也在边整边改中一并处理公布。南通大生一厂在鸣放前的职工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九百八十八条意见，鸣放以来已经处理了三百二十八条。这样做就以事实表示了领导上的决心，打破了群众的思想顾虑，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的鸣放热情，同时也改善了领导，改进了工作。
第五，贯彻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方针，我们采取了四条措施： 一是坚持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党的委员会要保证讨论生产的必需时间，分工负责生产的同志要以整风的精神搞好生产。二是结合企业的增产节约，边整边改，以整风来推动生产。这是贯彻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最好的措施。苏州化工厂接受工人意见，在砸骨车间装置了皮带运输机，生产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无锡申新纱厂在整风中改进了科室工作，及是反映了当天生产的情况，使领导上能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常州大成二厂结合鸣放修订计划和竞赛条件，开展班组竞赛。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三是按生产的规律和运动的发展，抓起伏、抓关键。四是加强保卫工作，防止反革命分子乘机破坏，确保安全生产。如下关电厂对该厂汽车机场、电气场、锅炉场三个要害部门的全体人员进行了细致的排队研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加强了薄弱部门的工作，争取不发生重大事故。据南通市分析，容易闹事的问题是工资问题，容易闹事的部门是机械促使、医务所、食堂，容易闹事的人是青工、艺徒、临时工、外地工人，必须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第六，从试点厂运动发展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具备了以下三条条件，就可以着手转入下一个步骤：（1）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中都基本上讲了内心话；（2）对企业内外的一般性问题和政策性问题已经大体上揭发，右派分子已经暴露；（3）领导上对人员、材料排队和骨干的培养也大体就绪。下一步的工作是在科室人员中从开展反右派斗争入手，首先辩明敌我之间的大是大非；在工人中除了配合科室的反右派斗争外，着重帮助领导上整改，整改过程中，对一些重大问题，有领导地组织辩论，以提高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天津市郊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打击地、富、反坏的情况
天津郊区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总的分两步走。目前主要是打击地、富反攻倒算和坏分子（个别突出）的破坏活动，以后再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大辩论。
一、大辩论前各阶层的思想动态
（1）郊区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六千余人，他们都是在合作社高潮时被接受入社的，其中有百分之十二点零三的人管制生产。这些人中较大部分还是老实生产的，据典型乡的抽查，约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人不够老实，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最坏。他们的反动破坏活动，自今年五、六月以来特别猖狂。有的公开谩骂党和政府，造谣惑众，散布变天思想。有的公开在大街上叫喊：“共产党快完了，联合国都不承认中国，你们这些小子还有什么闹头！”南郊区东闸乡有的地主分子勾结起来进行活动，向农业社无理取闹，并狂妄地自封“司令”和“生产队长”，声言要打到北京去。有的公开叫喊：“津市里的党、团员一律下台了，你们（指社干）还不快下台。”有的拉拢落后分子，打击干部，挑拔离间，煽动闹事。东郊刘辛庄有的地主和一贯道壇主以金钱、美女拉拢立场不稳的党员及团员，并积极串连退社户企图把社搞垮，并安排了自己的“乡长”、“秘书”和“社主任”。有的煽动落后社员说：“现在你们该百花齐放，百鸟齐飞（散伙的意思）了吧！”有的盗窃破坏公共财物，制造生产事故。如有的富农分子倒栽山芋，社员批评他时，他说：“这年头倒栽也许活呀！”有的无理取闹，辱骂殴打干部，反攻倒算。一地主假装有精神病打骂干部。有的地主私自将现住房卖掉，搬进已没收的房子。南郊东闸乡有的地主向群众要回了被没收的风门、木槽、磨房等。此外，农村社会上的一些其他坏分子，自今春以来，也很活跃，如打骂干部、公开聚赌、盗窍抢劫、强姦妇女等，他们都是农村中造谣生事、煽风闹事的活动分子，其中多数人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有勾结、被操纵利用。
（2）根据重点乡的调查，富裕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八左右，他们多数对社仍是动摇的，对合作化，粮食问题、生产收入和生活问题都有不满情绪，部分人因收入减少而坚决要求退社走资本主义道路。新兴一社三十一户富裕中农中有十八户闹退社，有的人消极怠工，干活时提出三十六不干，如脏不干，冷不干，热不干，分少不干，道远不干……。有的干活时见干部来了便散布说：“东家来了，应付、应付吧！”有的说：“开支一角三（一个分组），有吃没穿；社会主义向前进，吃玉米面没劲；社会主义向前赶，六斤白面往下减”。有的在春节时张贴这样一付对联：“春耕生产努力干，汗珠砸脚面；秋收后北风寒，赤手空拳。”横批是：“又是一年。”有的还打击讽刺积极分子，说：“先积极后入党，入了党当社长，当了社长炕上躺。少数人还和地、富分子串通拉拢，打人闹事。另外，郊区还有一小部分单干户和一些小商小贩以及其他半农半商户，其中有些人利用自由市场的开放进行违法经营，套购肥料，低工资剥削外地灾民，放高利贷，隐瞒产量，所以收入较多，生活较好。有的单干户故意每天拿着小酒壶坐在树底下向社员吹嘘，公开向社挑战。
（3）根据重点乡调查，郊区贫农与下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入社是积极的，思想是稳定的，他们在合作化后增加收入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但是，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跟不上，有些人劳动纪律松弛，忽视生产质量，不爱护公物，生活上铺张浪费，单纯依赖国家贷款；少数人还追逐资本主义道路；个别的翻身忘本，甚至跟地、富和反革命分子一起跑。
（4）党团干部绝大部分都积极负责，不少人能注意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为党为人民群众工作。但是他们还存有不少思想问题。第一，有相当一部分人存有右倾麻痹思想，认为地、富分子比一般社员好领导，说他们“服从分配，生产老实”，而看不到他们破坏活动的一面。第二，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认识相当模糊，向困难低头，想在秋后换班，躲倒不干，有的说办社是“利到千人口，罪归一人身。”少数人在思想上做了资本主义的俘虏。第三，干部中的本位主义思想和片面的群众观点也很严重。有些人把社的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拖延征购，甚至弄虚作假。第四，合作社中的领导成分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不够，因而一些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成分的干部当权的合作社，问题就更多。这些人用资本主义的经营观点对待社，排斥贫农。北郊区九个三类社共有一百六十三名干部，其中中农成分的干部有九十八名。
二、打击地、富和反革命反子活动的情况
各区于八月下旬分别召开了区、乡、社干部会议，从九月五日开始，陆续开展了打击地、富反攻的斗争。首先，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先贫农、后中农，分别对待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方法，充分发动群众。对群众的教育，各乡都运用了正面教育和群众回忆对比相结合的自我教育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由于注意了对落后阶层、落后群众的发动工作，采用了正面反复教育，并注意解决了他们中间存在的“温情主义”和怕报复等思想顾虑，因而一般的乡都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群众直接参与了运动，揭发了大批地、富和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行。在占有材料，群众斗争队伍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开始了斗争。一般的都首先选择了罪恶明显、民愤最大的开始斗争。根据被斗对象问题大小分别召开全乡斗争大会、全村斗争大会、以队或组为单位的小型斗争会等。截止十七日，已斗了地主二百七十七名，富农一百三十名，坏分子九十一名。一般的在斗争中注意了摆事实，讲道理，群众受到了很大教育。这一运动的展开使农村出现了新的阵容，干部群众普遍反映：“搞的是时候”，“保住了合作社”。初步收获有以下几点：
（1）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提高了社会主义的觉悟，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普遍增长。干部的思想和躺倒不干的现象基本得到了克服。他们反映：运动前谁也不给谁做主，政府也不给主任做主，主任不给队长做主，队长不给组长做主，现在都做主了。不少人表示，只要秋后群众选，一定干下去。许多社员克服了劳动纪律松弛、争工分、不服从领导的现象，劳动出动率大为提高。有的社，运动前出勤率只有百分之四十，现在达到了百分之一百，过去的空白地、荒地也有人管了。不少社员过去是晚出早归，现在是早出晚归。有的队长反映：“过去当面分配工作不动，现在捎个口信也听话了。”有的社春季计划搞肥料六十三万斤，运动前搞的很少，运动中一气搞了七十多万斤。
（2）伸张了正气，压下了邪气。运动前较为普遍、严重的赌博现象已经绝迹，干部社员间的谩骂殴打现象也不见了。至于地富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更被打击下去，公开散布反动言论的不见了，街头上再也看不见他们交头接耳了，他们有些人见了干部和群众又“点头哈腰”了。
（3）推动了当前的生产，为巩固整顿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以及下一步在农村展开大鸣大放大争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此外，富裕中农在斗争开始时，大部分采取观望态度，怕斗到自己头上。对地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后，不少单干户表示态度，申请入社，过去闹退社的也不闹了。
但是，在运动中也曾发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1）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有些乡没有把火力集中打击地富反革命分子，而认为多斗几个“出气”，以致把一些不服从领导、和干部谩骂殴打过或进行无理取闹的中贫农出身的社员，或者经常不参加生产的“二流子”也以坏分子论，而列入斗争对象。北郊区确定的一百一十二名斗争对象中，有五十三名是中贫农；西郊区三百八十四名斗争对象中，有一百一十四名是不妥当的。有的村让这些所谓的“坏分子”与地富反革命分子一起开会，一起检讨，造成不良影响。上述情况，各区乡已普遍引起注意，及时进行审查纠正。
（2）斗争初期曾一度发生打人和体罚现象，各区都有五、六个乡情况较严重。其原因，有的是群众义愤，有的是被斗者拒不交代，有的是坏分子从中假积极，有的是因为发动群众不充分，发生了顶牛而打人。打人的以干部积极分子较多，也有个别区干部。所以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区乡领导贯彻政策不够坚决。经发现后，抓紧教育干部，坚决制止，因此很快就停止下来。
（3）有些村发动群众不充分，只满足于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呼口号，采用压服的办法，而摆事实、讲道理不够。有的村连百分之五十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就急于斗争，结果会上出现“冷场”、“顶牛”现象，未散会就走了三分之一的人。有的村只召开了一两次会，并且人数还不齐，特别是对妇女发动得更不充分。其原因，主要是有些区乡干部缺乏群众观念，不相信群众的多数。如有的干部认为全乡只有百分之六十的群众是好人，有的三百多户的村子，干部只挑了八十户靠得住的。对这种情况已注意了进行检查克服。
三、对今后工作的安排。反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倒算的斗争，要控制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打击面，对坏分子暂时不搞，准备在大辩论以后再解决，并强调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大体上九月底以前可以结束。十月份开展全面、深入的大辩论进行大鸣大放大争。
广西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情况
广西省在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前所进行的反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胜利结束。三级干部会和农村大辩论的试点工作，也接近结束；全面的大辩论，在九月二十日以后，即将分批展开。
一、关于反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情况
据六十八个县（全省七十个县）的统计，开展斗争的共有三千九百七十七个乡，占总乡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九五；被斗争人数共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二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是其他成分的坏分子和少数被错斗了的贫农和中农；被依法逮捕的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人。经过这一场斗争，一度嚣张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反攻破坏活动被粉碎了。以富裕农民带头的资本主义气燄，已经初步受到了打击的批判。过去闹退社的停止了；不卖余粮、不交公粮的叫喊听不见了；初级市场中的投机倒把和黑市活动，也大为减少。贫农、下中农的政治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他们说：“过去是老鼠多猫少，简直不像话，现在才像搞社会主义的样子！”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又在进一步地巩固起来。不少在前一个时期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富裕农民的叫喊所俘虏了的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头脑清醒了。各地工作的推进也比较顺利了。如夏征已超额完成。所有这些结果，都证明了这一仗是非打不行的，打的结果也基本上是好的。
（1）由于运动来势猛、时间短促和部分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化，少数地区的斗争面较宽和发生了一些简单粗暴的现象。在运动中，全省自杀二百二十五人，斗争中被打死五十一人，逃跑一千零六十五人。
（2）经过反击地主、富农的斗争，在部分社员群众中（主要是富裕农民），对展开大辩论增加了一些思想顾虑；特别是过去也说过的一些和地主、富农言论相同的话的人，害怕象对地主、富农一样地斗争他们。这一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但并不可怕，只要领导得当，鸣放的仍很精彩。主要经验有二：一是要把前后两种运动的不同性质、不同做法和不同目的，向群众交代清楚，解除思想顾虑。二是要使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出笼，要有一定的温度和气候。鸣放的一般规律是：贫农和下中农先放，有了一定的温度后，上中农才敢放，而相当多数具有严重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又只有在更高的温度下，才会最终地鸣放出来。要取得温度，并使温度不断地增涨，其决定关键是要有充分的民主气氛。看来，这样一个指导规律，不仅对少数受到前一段运动影响的社是需要的，就是对一般的三类社，以至一部分二类社，都是适合的。
二、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的试点情况
在试点工作方面取得的主要经验是：
（1）放手发扬民主是运动能否开展和开展得好坏的决定关键。没有充分的鸣放，就不可能有很好的辩论，也就不能分清是非和争取提高群众的觉悟。民主要贯彻始终，鸣放时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争论时，要允许持错误意见的人进行答辩，愈辩愈深，教育意义也越大。当某些持严重错误意见的人，逐步成为众目之的时，斗争往往很尖锐，各级领导不要为这种情况所吓倒，由于这时广大中间群众也愤怒了，大家就不会感到这次运动专憑压力；也不要把这时的斗争，理解为不民主，恰恰相反，这是高度的民主和充分发扬民主后斗争发展的必须结果。
（2）运动发展的进程，一般都是先鸣放后辩论。但先鸣放后辩论只是一个运动的两个重点，不应被理解为截然分开的两段，放中可有适当的争，争中必须有放。从鸣到争，领导上要做好争辩的各种准备工作，如对问题的分类排队，积极分子参加争辩的动员等。但运动的发展，应是一线直上和一气呵成，而不应使之中断，否则，就会放冷了群众的热情。
（3）方式要灵活，大会、小会和个别活动要互相结合。但，一般说来，以队和自然庄为单位的小会应多些，大会应尽量少些。小会的好处是：开起会来，大家都比较随便，容易发扬民主；发言普遍，问题讨论得深刻；召集会议方便不容易影响生产工作。
在当前的鸣放中，有两种倾向仍然是应该注意的：第一，斗争简单化，说理不充分。如有的社在运动一开始就选出一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放在群众大会上去批判，这样的做法的结果是，中间群众并不同情，本人也不服气。第二，仍有一部分干部对群众不敢放手，主要是怕乱，怕放出后驳不倒和没法收场，也有些干部在工作中有缺点，怕“惹火上身”。对三类社的鸣放，一些干部的顾虑更多些。实际上对三类社来说，是更需要彻底的鸣，彻底的争，因为这些社除了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外，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过去所说的“落后乡”和“落后村”，在这里，不论是过去的土改“课”、合作化“课”，都没有上好。所以，牛鬼蛇神也特别多，特别凶，这些“缺课”，在这次运动中都必须补起来。因此，必须在这些地方进行大鸣、大争，甚至要有意识地让牛鬼蛇神先大显身手，原形毕露后，然后再加以集中的彻底粉碎，否则，这些地方的政治形势和工作，就不能取得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三类社也是少数，全省不过一千几百个，一个县不过一、二十个，只要领导上重视，抽调强的骨干去进行领导，一般的可以不出乱子，即使出了一些乱子也不可怕。
以上各项问题，省委已指示各地加以注意，三类社的问题还须作专门研究。
三、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会议采用了鸣放和争辩的办法，因此，实际上是一次整风运动。经验证明，开好这一个会议很重要；一方面经过思想斗争，提高了干部的觉悟，对干部教育很大。另一方面，干部经过亲身参加辩论后，取得了如何去指导农村大辩论的经验。多数县的会议开得好，少数开的不好。不好的毛病主要是：方法简单，从上向下灌，不发动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会中放出的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1）有少数同志在思想上表现不仅还未跨入社会主义的大门，而且是全身原封不动地停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对个体农民的生活十分留恋，甚至把过去的生活比作天堂一般。如称土改后合作化前一段时间为“黄金时代”，形容那时的生活“富裕、自由、自在”，“猪肉满架，豆腐满床，粮食油盐，要啥有啥”。而对农为合作化后的生活，却说成是“黑漆一团”，“不自由、受限制、太辛苦”。
（2）反对党的各种社会主义政策，突出的是反对统购统销的农业合作化。有人说：“粮食统购统销是剥削农民。”“共产党搞的最糟的是统购统销。”有人对高级合作社总结出十三条的不优越，说合作社简直要不得了。
（3）反对党的领导。如罗城县一科长居然提出要取消党的县委会，说这个组织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了。
在不同程序上有上述观点和类似观点的人，根据典型调查，约占县、区、乡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而一般的思想糊涂，不能明辨是非的，还要超过这一比例，可见干部的思想混乱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像三级干部会这样的整风会，省委准备在今后结合着实际运动，反复召开若干次，以便更彻底地解决问题，提高干部的思想。
青海省、市级机关反右派斗争进展迟缓，有些右派分子还在顽抗和进行串连活动
当前青海省、市级机关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一、对右派分子打的不狠，剥的不深、不透，因而又出现了顶牛现象。如省气象局右派分子林青霄，虽然经过几个月的批判斗争，但至今仍未低头认罪、并在会上公开表示，他有几个问题通不过，即：定他为右派分子通不过；让他外出时请假通不过；对他采取斗争的方式通不过（有一次斗他的大会上，群众没让他坐；个别同志在批判他时把他比喻为苍蝇，说他不是中国人）；让他交代思想动机通不过。民族学院右派骨干分子王谦益在会场上还不时发冷笑，表现满不在乎，并坚不承认他在右派小集团中的反动活动。又如新生被服厂右派分子杜为伯拒不交代他的反动言行，并扬言他要自杀。他在最后的检讨材料中，把为人民服务的“为”字故意写成“伪”字。手工业管理局右派分子邵德炎在斗争他的会上说：“我是个亡命之徒，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个疤，如果劳教我，请给我一些时间安顿家务。”
二、一些单位对应定为右派分子的没及时定，应该点名批判的没点名批判，致使群众因摸不清领导意图而显得斗争不力。如服务厅对已定的右派分子只是少数几位领导同志掌握，而未向群众公布，他们怕公布后右派公子抗拒，不容易斗争彻底，怕斗争错了以后要被动（最近已纠正）劳改局对右派分子、该局科科长马炳章，只让群众批判，而不宣布马是右派分子，结果群众因为摸不清领导意图，不敢大胆向马展开斗争。省人民医院对右派分子李司旭虽已批判了一个多月，但群众长期不知是否应按右派分子去斗争他（最近已纠正），李的态度也很强硬。又如新生铁工厂右派分子曾宏的恋爱对象熊明秀同情支持曾宏并公开为曾辩护（该人家系地主，在鸣放时曾说：“在劳改局工作和坐班房一样。劳改局是培养犯人，不培养干部。”），言论很反动。该厂至今尚未把熊定为右派分子。西宁市税局王昌元、雷占有（均系党员）曾积极参加右派小集团的活动（如参与研究出反动大字报并亲自参加抄写，写控诉书，开秘密会等），在反右派斗争中也未积极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最近表现很沉闷，而该局把这两个人都定为“中中”分子，做为团结争取的对象。
三、对右派分子缺乏应有的控制。最近许多单位都反映，有的右派分子利用外出机会，到处串连，而无法控制。省手工业管理局右派分子邵德炎夫妇和劳改局极右派分子庄本先等人每星期日均会面。气象局右派分子林青霄常和局内一些右派分子串连，并经常利用买书名义外出活动。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右倾情绪，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制止右派分子串连活动，在斗争的方法上还存在一些急待克服的弱点。这都是当前反右派斗争中急待解决、纠正的问题。为此，我们认为：
第一，各口最近应该分别地、有重点地检查各单位的斗争情况，严厉批判温情主义，具体研究右派分子抗拒、顶牛的主客观原因，加强说理斗争，提出一些如何解决顶牛问题的办法。
第二，为了进一步明确政策界限，稳妥地掌握区别大是大非和小是小非的政治标准，各单位党组应该立即着手，研究一下究竟如何区别右派和中右、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分子之间的界限问题，提出几条具体标准来，以便掌握。省委整风办公室根据毛主席的六条政治标准，参照各地的经验，草拟了一个划分极右派、一般右派和中右分子的比较具体的标准，即印发各单位研究。
第三、各单位要随时注意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防止逃跑和自杀事件的发生，并警告和教育他们：老老实实交代问题才有出路；一切抗拒交代、到处串连的行为只有加深自己的罪过，后果对他们是不利的。
| | （九月二十四日青海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
上海市三个整风试点工厂对群众意见和大字报内容的分析
据三个试点厂和二十个第一批厂统计到九月二十三日止（部分统计到十五日止），七万左右职工，提出十四万四千条意见，大字报五万七千一百余张。
汽轮机厂对部分大字报及群众意见作了初步分析，说明了群众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如六千七百一十二条意见中，其中基本上正确的意见，占百分之六十九，基本上不正确的意见，占百分之二十二；未能定论的，占百分之九。又如二千一百五十三张大字报中，善良的批评，基本上正确的，占百分之三十；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言词过激的，占总数百分之四十；抓住个别缺点，加以扩大，讽刺挖苦，或对个人进行攻击的，占百分之二十一；放火挑拔、恶意污蔑、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干部的，占百分之九。
从三个试点厂群众提的意见具体内容分析，其中老工人所提的批评绝大多数是中肯的。他们批评的主要内容：（1）生产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管理机构庞大；（2）青工学技术的面太窄，工资级别和提拔过多过快；（3）评比奖励不民主，走群众路线是形式主义；（4）领导只听党、团员反映情况，很少听群众的意见；（5）对个别党员干部“住房多”、“家属优先进厂”等特殊化的事实很不满。
青年工人和青年技术人员的意见，大多数是批评领导不重视文娱体育活动，在业务上、文化上、政治上对他们的培养教育不够，生活管理不好。这些意见有其正确一面，多数人对这些问题的要求也还是实事求是的；但其中参杂着不少错误思想，如比较普遍地对工资不满，认为别人高了，自己低了，认为关心少，提拔慢，普遍不安心做杂工，生活福利不好，等等。有的甚至说现在是在“眼泪中过日子，半个月工资买不到一条毛货裤子”。另有个别人要求搞溜冰场、跳舞场、摩托车、看戏不买票，多发跳舞票，要厂里办游泳池，大字报上问厂长：“你知道毛主席横渡长江吗？”
技职人员中，多数人的意见也是比较诚恳的，主要认为党委对他们关心不够，接近少，不和他们谈心，不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不重视技术领导，不大钻研业务，领导生产方面主观，体制上存在着很多毛病，但在技职人员的意见中，包含着较多的个人主义思想，他们自发的开展“先专后红”还是“先红后专”的辩论，结论是“先专”了，党就会找我入党。抱怨党不给他们创造条件做研究工作，认为共产党“有眼无珠不识人”，提拔的干部多半是吹牛拍马的。有些人从各方面攻击老干部和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有的并提出今后使用干部要经过考试。
此外在工人、技术人员中，不少人提出：（1）拍马屁问题。认为积极分子接近干部是拍马屁，入党、提拔靠拍马屁，甚至说解放后的什么都反过了，就是拍马屁不反，共产党也吃马屁；（2）“农村生活苦”、“统购统销有问题”、“农村干部同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凶”；（3）对工资政策，物价政策有意见，特别对党员干部提拔意见很大。
江西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情况和今后部署
江西省自七月下旬起至九月上旬止，全省农村约有一半左右的地区，开展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上饶专区在三千一百五十七个社中已铺开二千一百零五个社，赣南区已训练了十万多基层骨干投入运动。
开展大辩论前，在农村中有一部分干部政策上蜕化，滋长了资本主义思想。抚州专区有五十多名党员干部要求退党（其中有临川县委副书记一人），宜黄县委副书记和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都是右派分子，南昌专区高安县有个社主任叫程九生，在群众大会上说：“合作社有三不自由；油不自由，粮食不自由，劳动不自由，再合作几年，就得吃黄土了！”群众中特别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趋势有所抬头。赣南区龙南县对要求退社的三百九十一户作了调查，其中三百二十户是富裕中农，上饶专区有的富裕中农总结出单干户有十大优越性。有的投机分子公开对农民说：“我出去一趟，够你们累一年多”。许多贫农、下中农受到富裕中农的排斥，不敢讲话。在全国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进行反攻倒算等活动。一时农村的邪气抬头，社会主义阵地受到严重威胁。经过大辩论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1）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问题，也暴露了一些敌人的活动和部分富裕中农的错误思想。许多搞得好的社，都放出一、二百条意见和问题，特别是对合作社和粮食、商业政策的意见较多。
（2）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在大争中提高了觉悟。九江县一个乡过去有十三个干部松劲、退坡，在辩论中都积极起来了。许多贫农、下中农说：“社是我们盘起来的，我们要巩固它！”
（3）推动了生产、粮食和各方面的工作。赣南区党委原来估计全区是保产的，现在了解可以增产百分之二。雾都县原来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社瞒产，经过辩论，报出瞒产一千七百多万斤。抚州专区在辩论中，十多天就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农村的社会主义正气上升，资本主义的邪气压下去了。
农村中第一批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证明：要获得预期的效果，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大放大鸣和依靠贫农、下中农搞好大争。一般搞得好的地方的做法是：
（1）以大放、大鸣、大争的办法训练骨干，提高认识，统一领导思想。
（2）在农村中，除了对少数领导骨干交底外，应放手发动党员、团员和全体居民一齐大放、大鸣、大争。这样，群众顾虑才容易打消，而且能够造成一定的温度，使牛鬼蛇神放出来。那种认为农村鸣放时间迟了就放不出来东西的看法是不对的。
（3）大放、大鸣时，必须集中力量搞好大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抓住当地的主要思想问题，联系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以生产队为单位，展开争论。
有些地方搞得不好，主要是由于铺开的面过大，领导掌握不住，干部还不知道怎样办。贵溪县有一个社，一晚上连大辩论带布置生产都搞完了。有的社搬用土改时的做法，习惯搞非法斗争，民兵把地富押进会场，甚至叫地主跪着，富农站着，贫农，中农坐着。有的地方由于领导上准备不够，还发生有的干部被一部分社员驳倒了的情况。少数地区采取先在干部中进行正面教育，交底的面过宽（有的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结果在干部中就起放、鸣、争。接着，干部也向群众进行正面教育，或者一开始就批判错误思想，开群众大会时，干部问群众：“合作化好不好？”群众齐声答：“好！”干部又问：“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群众又说：“好！”干部就说：“好，就快点送粮吧！”象这样的地区，资本主义思想的市场并没有真正挖掉，群众的觉悟也没有提高。
省委针对以上情况，对今后工作作了部置，强调各地要总结前一阶级的经验教育，防止和克服经验主义（土改、镇反等运动经验）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对开展大放、大鸣，提出以下办法：
一、分片训练骨干，用大放、大鸣、大争的办法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统一认识，消除顾虑，使他们能有信心有办法地领导这一运动。
二、在农村中交底的面要小，要发动党、团员和群众一起放鸣，这样对今后整党、整团、整社也有好处。
三、除个别地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活动嚣张，必须先予以打击外，一般地区应先放鸣，让地主、富农也一齐参加。
四、为了提高温度，创造放的条件，应该：（1）做好动员工作，打破群众顾虑，干部对过去的工作可作适当的自我批评；（2）使交了底的干部在放鸣中也可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3）要善于启发诱导，耐心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恶意攻击，也要沉着气听，不要立即反驳；（4）要通过大会、小会、田间漫谈等各种形式展开放鸣。
省委对如何搞好大争，也提出了一些办法：
一、整理和分析放鸣出来的材料，对各种意见要加以分析，区别对待。
二、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要发动贫农和下中农以切身的感受和熟悉的事实来驳倒谬论；要运动回忆、对比、算大账、算细账等方法，而不要纠缠在四百八十斤至五百二十斤够不够吃的问题上；要从支援工业化、增产节约等方面把道理讲清楚。
三、既要抓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根本问题，又要从当地情况出发，什么问题突出就争论什么。要把辩论的问题排好队，逐个地进行，不要一齐搞，以防止一下扯不清，搞得不深不透。
四、不要过早地让有错误言论的人作检讨，要允许他们申辩，也允许别人为他们辩护。要防止追历史和个人私生活问题。对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人，要进行重点批判。批判时应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适当地控制，以免搞乱。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除了现行犯应及时处理外，其余应经过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以全部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不能只是用行政法律的办法解决问题。
五、争的时间要长一些，一定要把各种反动谬论和主要错误意见驳倒，绝不要回避问题，绝不能走过场，草率收兵，也汉有过多地用“先生讲，学生听”的办法。
（九月二十五日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邵敏才电话汇报）
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王震之自杀
王震之是一九三八年的党员。九月二十三日晨在长春市朝阳桥卧轨自杀。近月来，长影在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沙蒙、吕班的反党言行过程中，王震之的问题已逐渐暴露。王震之不仅是吕、何联盟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所编写的独幕讽刺剧“急如星火”，据他自己交代和日记中谈到，内容很反动。他在鸣放中散布反动谬论，曾向肃反对象洩露肃反机密，并有严重的资产阶级名位思想，品质极为恶劣。在他自己的发言和交代中，承认有严重的反党言行，但领导上尚未给人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在九月七日编导组反右派大会上，王震之交代他曾参与过吕班反党集团的活动，并对吕班作了某些揭发，但群众不满。九月九、十两日，王震之在十几个人的小会上又进一步作了交代，会上对他批判的态度较和缓，也未戴右派帽子。王表示感激，并准备再作检查。两周来，王在家写材料期间，思想斗争激烈，情绪起伏不定，但始终表示愿作交代，重新作人。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除厂长亚马同志和王震之谈过话外，编辑处长和导演四、五个同志经常与他接触，帮助他认识错误，劝导他解除顾虑（王震之曾经说过怕开除党籍，怕登报批判），痛改前非。虽然王自称右派分子，但大家对他的批判并无过激之处，省委与厂党委整风领导小组对王震之的问题，原来就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在斗争范围、方法上和沙蒙、郭维、吕班区别开来。王震之所以自杀的主要原因，据初步判断是自已党得问题严重，但又不肯彻底交代，对个人的前途考虑颇多，其爱人薛操（党员）对他长期冷淡相待，并对他讥讽。薛操在几天前就发现王有自杀的念头，但未向组织上报告。事情发生后，长影根据省、市委的指示，除对其家属进行妥善料理外，已于二十三日召开全厂右派分子会议，明确指出王震之的自杀是可恥的叛党行为，并动员职工彻底揭发批判王的反党罪行，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同时在党内不再次布置，对右派分子的思想和生活，应经常注意了解和关照，以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 |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伍真电话汇报） |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