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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十六支部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总结
1957.11.00

一、基本情况

第一阶段：思想发动（6月上旬到7月中旬）

我支部自6月上旬起，即根据中央指示和校党委的安排，学习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开展了大鸣大放，初步暴露了思想；6月20日校党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学员留校整风的指示后，支部根据当时的思想情况，制定了学习计划，也发动全体同志各自提出了个人的学习计划，并讨论了校部印发的整风学习参考资料，特别在反右派斗争的性质、策略、方法等问题上展开了辩论。

第二阶段：反右倾思想（7月中旬到7月底）。

在听了杨校长7月11日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的指示和侯副校长7月12日所作的“把整风运动推进一步”的报告后，支部组织同志们对前一段学习中暴露出的问题和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此阶段中，除少数右倾思想较严重的同志尚未能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个别同志的违法乱纪行为尚未受到应有的批判外，绝大多数同志对右倾思想的错误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批判（这时右派分子齐佩轩的错误言行还未充分暴露）。

第三阶段：反右派斗争（8月初到10月下旬）

随着全校反右派运动的开展，齐佩轩的错误言行也逐渐地全部暴露出来了。事实证明：他已经由一个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根据新的斗争任务，支部对斗争力量进行了新的部署：除个别组的少数同志继续对犯了严重右倾思想错误和个别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同志进行批判帮助外，把大部力量投入了对右派分子齐佩轩的斗争；此外还组织了调查研究小组，对齐的历史情况、个人和党的关系上的一贯表现以及与其错误有关的农村情况，都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比较充分地作到了“摆事实，讲道理”，经过说理批判，使齐不得不向党表示低头认罪。

第四阶段：总结工作（10中旬到11月下旬）

这一阶段根据校党委指示，全体同志依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全校重点”的问题性质，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争辩，并就自己在运动中的心得、体会认真地进行了思想总结；支委会草拟了右派分子的政治结论、严重右倾思想错误同志的思想结论，和支部工作总结，整理了归档材料，并对个别同志违法乱纪的错误向有关党委提出了书面建议。在这一段，我们还学习了和当前运动有关的几个经典著作，在整风结束阶段又受到了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

二、收获

这次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对我们是一次最深刻、最丰富的政治思想教育，也是一次最生动、最有效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

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按照党中央和校党委的指示，在党内开展了大鸣大放，揭发、斗争了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批判了4个同志的严重右倾思想错误，初步批判了一个同志的严重违法乱纪错误，同时也批判了较普遍存在的一般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提高了全体同志的政治思想水平，坚定了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信心，纯洁了党的队伍，加强了党的战斗力。

在进入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以前，支部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是健康的，对党中央的领导是坚决拥护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大家虽然比较普遍地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右倾情绪，但在投入整风学习之后，绝大多数都能迅速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了错误思想认识，积极地投入了反右派斗争。少数犯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的同志，经过党和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也都能基本上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端正了立场观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检查。个别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同志，经过教育批判，也初步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表示愿意悔改。已经堕落为党内右派分子的齐佩轩，经过我们对他严肃的揭发、批判和坚决的斗争，也不得不向党表示低头认罪。

由于党中央和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自觉努力，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收获是巨大的，也是丰富的。

经过这次运动，我们在哪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受到了最明显最深刻的教育呢？

首先是对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内容，有了深刻、明确的认识。认识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也不等于阶级斗争完全结束，我们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场更深刻、更广泛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虽然在革命高潮中，跟着全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心里并不服气，他们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还有一定的影响，一有适当的时机，就要和我们较量一番。这次他们借着党的大鸣大放政策和整风运动的时机，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党校同学中不少的高级干部对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政治上丧失警惕。有的同志认为右派言论还有一部分道理，值得参考研究；有的同志虽然也嗅到气味不对，但是也还未识破资产阶级右派的复辟阴谋。少数同志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认识模糊，甚或有错误看法。齐佩轩也就是利用这个时机，同社会上右派一起、向党进行攻击和污蔑的。经过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锻炼，我们认识到，一切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站稳阶级立场，保持充沛的阶级感情和清醒的政治头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彻底清除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的残余影响。

其次，毛主席在“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教导我们，鉴别人们言论是否正确的政治标准，主要的是看他对待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我们对这个标准也有了深刻的体会，提高了政治警觉性和鉴别能力。这次社会上右派和党内右派使用各种恶毒手法，否认我国几年来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企图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更疯狂地攻击党、攻击中央，企图削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回顾一下，在社会上鸣放的初期，由于我们还不十分理解怎样去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不能从主要的政治标准上去鉴别香花、毒草，有些同志对右派言论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同情和共鸣；甚至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人还曾经表现了温情主义，怀疑党内右派的言论是否就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因而有些心软，下不了手，少数犯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的同志，怀疑党对民主人士安排不当，使他们有职无权；怀疑1956年的工作是否冒进；怀疑党中央的领导是否左右摇摆；怀疑党的权力是否过大，有“以党代政”的迹象；甚至当林希翎对党进行疯狂攻击时，还说是党、团对她教育不够；以及对叛党自杀的右派分子还表示惋惜等等。经过反右派斗争的实践，彻底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才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我们全体同志，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决地信任和自觉地维护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坚定不移地捍卫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我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不致迷失方向。

第三、通过这次斗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等原则问题，都有了更为具体更为亲切和更为深刻的理解。社会右派叫嚣说我们是“党天下”，是“以党代政”，要求成立“政治设计院”等等，实质上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专政代替无产阶级的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对待这一问题的立场态度应该是坚定的明确的，决不能有丝毫的含混和动摇。我们过去虽然对这个问题在概念上已能够理解，但在运动的初期，一遇到实际的政治斗争，又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些理论武器。不但右派分子齐佩轩提出应该增加党外副总理，同意章乃器“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等反动言论；有的同志也曾说“右派的叫嚣没有什么可怕”，怀疑“我们在政府系统中的党组织的工作方法是否有缺点”，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严重的右倾，而我们对上述错误言论的批判和反击，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提到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的原则高度来认识的，只是在运动进展过程中，我们大家的认识才逐步地提高起来。特别是学习了几部经典著作以后，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当前政治斗争方面的主要任务，只能是继续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继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有丝毫的削弱；我们认识到伟大的革命导师在一百年前已经从理论上概括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今天在中国的实际斗争中又一次经受了考验，发挥了无比的威力。

第四、深入地批判和系统地检查了各种各样的和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巩固了党的思想阵地。在整风运动之前，党内情况确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一部分党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味追求个人享受，计较名誉地位。也有极少数党员丧失革命意志，甚至堕落腐化，违法乱纪”。我们在检查右倾思想和进行思想总结时，比较普遍地暴露和检查了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发展的结果，表现在党的生活方面，必然是计较个人得失，对党不满；表现在政治上，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就必然是阶级界限不清，政治嗅觉不灵，经不起风险，受不住考验；在实际斗争中，又往往表现了温情、软弱。当社会右派的反党言论反映到党内时，计较级别待遇的同志，就容易在干部政策问题上产生同情、共鸣，说什么“领导上给穿小鞋”，“无形打击最可怕”，“接近领导多，印象好的人就提拔得快，能说会写的就吃得开，提意见的人常吃亏、碰钉子”；有极端民主倾向的人，就怀疑党的领导不民主；骄傲自满；狂妄无知的人，往往对党的领导缺乏应有的信任，怀疑中央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上是否错了，说什么中央不可能一切都正确，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央左右摇摆，前后矛盾；有片面农民观点的人，就怀疑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是否快了，农民留粮标准是否太低；自己在三反、肃反等运动中背过包袱或者对这些运动在认识上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人，就怀疑历次运动是否都有“左”的现象，怀疑中央在运动中的某些规定是否有副作用；有的同志对此次整风运动也表现过信心不足，认为整风“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怀疑这次能不能整好等等。这些错误事实，归根结柢，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从中作祟。右派分子齐佩轩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生生的事实，更使我们从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正如有的同志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以后写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另一同志写道：“看看他们（党内右派），联系自己，大吃一惊”。此外，还应该指出：个别同志因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在男女关系上屡犯严重错误，屡教不改，不惜“身败名裂”，对党阳奉阴违，严重地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这次运动，对他也敲了警钟。

通过这次运动，我们真正认识到：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归根结柢，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思想上的反映，因此，思想观点的问题是和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分不开的，只有高度思想自觉的人，才能在政治上有真正的自觉。毛主席告诉我们说：“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通过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教育，我们对毛主席这一英明指示，体会得更加具体和亲切了。

除了上述思想认识上的收获以外，我们支部在运动中揭发了党内右派分子齐佩轩，纯洁了党的队伍，加强了党的战斗力。我们在运动中体会到我校反右派斗争的特点是：支部成员都是高级干部，政治思想水平比较高，斗争经验比较丰富，没有工作负担，这是开展反右派斗争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犯有政治错误的人，也都拥有政治资本和较多的党内斗争经验，他们的错误思想和言行，也是比较系统、比较顽固的。右派分子齐佩轩过去自认为政治坚强，一贯受党重视，在思想上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狂妄自大，目无组织；在政治上企图用自己的主张改变党的政策，向党的组织和党的高级干部进行诬蔑攻击，这是党和全体同志所不能容忍的。经过3个月的斗争，由于党中央和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全体同志的努力以及兄弟支部的支援，通过深入的揭发批判，才迫使他向党低头认罪。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我们经过讨论，确定了齐佩轩是党内右派分子。此外，我们还阅读了其他全校重点的材料，参加了对他们的批判斗争，对他们的错误性质，也进行了辩论。这对我们大家又是一次毕生难忘的最生动的阶级教育，也是最具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斗争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育之一，就是使我们深深地认识了：高级干部之堕落为党内右派分子绝不是偶然的。正如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指出的，在历次革命斗争中都会有一批党员，因为个人的利益和阶级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而背叛党。这就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认识了这一点，更加深了我们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警惕。

三、经验教训

6个月来的整风学习和反右派斗争，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十分丰富的。主要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支部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指示，这是取得胜利的基本关键。在运动开始时，我们对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是不明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对当前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理解不够甚至是相当盲目的。在鸣放中，我们较普遍地暴露了右倾思想，而且有许多是很严重的。我们思想上并不明确：革命的任务、性质变了，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也就不同了，因而敌我界限不清，认识模糊，立场动摇，在反右派斗争中又表现了程度不同的温情主义。由于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文件、指示和有关社论，由于中央的直接指示和校党委、领导小组的具体领导，使我们对运动的认识逐步提高，克服了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情绪，使运动健康地开展起来，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和策略精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同时，支委会的工作也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支委分工，深入小组，及时发现问题、研究解决，作到了及时请示报告；通过支组联席会议共同研究情况，安排工作，发挥了集体智慧。这样才保证了中央整风指示的贯彻执行和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不管党内外右派分子是如何恶毒地反党、反中央，我们取得运动胜利的首要条件，依然是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我们运动的成绩，又一次证明了党中央领导的英明、正确。

其次，坚定地信任群众和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中央和校党委决定学员留校整风时，即指出相信高级干部本身有力量解决自己内部存在的问题；校党委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来解决矛盾。支部在校党委和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始终紧紧地掌握了这一指导精神。在整风运动开始时，在小组范围内开展了鸣放；参观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后，有意识地组织了座谈；对学校印发的整风学习参考资料中的八类问题和支部范围内反映的右倾思想，认真进行了分析批判，并就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政策、方法等问题在支部大会上展开了争辩。通过这些工作，比较充分地进行了思想发动，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对力量调配和任务分工作了适当的安排，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在思想批判和调查研究工作的配合上也比较好，从而比较充分地运用了群众的集体智慧，开展了说理斗争。在这方面还应该肯定的一条经验，是在反右倾思想阶段，曾发动个人定计划，这样作就使每个人都明确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和要求，便于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防止产生“顺大溜”和“只谈大道理，不结合思想实际”的偏向。事实证明，凡个人计划切合实际的，思想问题解决的就比较深、透。随着运动的进展，个人计划也不断补充、发展，最后的个人思想总结，就是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应该说，这也是依靠群众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个具体的工作方法。

第三，及时地批判、克服温情主义，是使运动深入开展和取得反右派斗争胜利的重要一环。反右派斗争是决定我国命运的斗争，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斗争。对反动派，是不能容许有丝毫温情、怜惜的。对社会右派是如此，对党内右派也是如此。特别是对待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由于他们都有较长的党龄和斗争历史，都曾经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对他们最容易心软手软。我们支部同志，包括支委会的领导，在运动初期都曾表现过程度不同的温情主义：有的同志认为对待党内右派应该与社会上右派有所区别；有的同志看过王谭的错误事实材料后，认为他的错误是党内思想问题；在批判过第一批全校重点时，我们对肖鲁的反动言行，也是认识不足的，经过反复研究，才从本质上认识了他的错误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在学习了中央书记处关于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指示后，认识上又有了提高，但是思想上的温情主义仍然没有得到彻底克服，在讨论赵节的错误性质时，有的同志仍然不忍把他划成右派。在对齐佩轩错误的性质的看法上，开始也是认识不足的。虽然齐的错误事实是在斗争过程中才逐渐暴露出来的，不可能在斗争开始时就明确问题的性质，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斗争过程中，确也有过某种程度的徘徊犹豫，害怕斗争的情绪。到了运动将近结束的时候，中央已明确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既要克服温情主义，又要克服急躁情绪，这时支部中一部分同志思想上的温情主义又有所流露。在讨论全校重点的问题性质时，曾有过不少偏右的意见。对齐佩轩的狡赖顽抗，少数同志也曾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急躁情绪。由于中央及时地反复地向我们指出克服温情主义的必要，又由于在校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全校性的大辩论，才使我支部同志中存在的温情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克服，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第四，区别错误问题的性质，注意情况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方法，是使运动顺利开展的又一重要因素。我们在校党委和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首先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错误事实，既不夸大，又不缩小，经过仔细研究，结合必要和可能的调查对证，并参照全校其他重点的材料，反复衡量，然后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确定不同的斗争方法，这样才能保证不错不漏。其次是着重“摆事实，讲道理”，不急于戴帽子，既可减少顶牛现象，又防止了急躁情绪，同时也利于思想批判的逐步深入。再次是根据犯错误者对待错误的态度，灵活运用不同的斗争方法，减少或及时扭转对抗情绪，便利了运动的开展。我们对齐佩轩开展斗争的过程中，曾采用个别交谈进行批评，小组会上批评，支部大会批判斗争等方式；在齐采取顽抗态度时，即根据领导小组指示，在联支大会上介绍材料，准备在同样的大会上批判；但是当他表示愿意在支部大会上检讨认罪时，又及时请示并经领导同意，改在支部大会上进行批判，并邀请联支范围的支部派代表参加，这样更有利于使齐向党低头认罪。对于犯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的同志，也分别按照他们错误的程度、对错误的认识、检讨错误的态度不同，分别在支部大会或小组会上进行了批判或自我检查。这样，对于教育犯错误同志，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五，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法，既是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斗争方法。任何人思想认识的转变，由认识错误到改正错误，都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促进认识转变，绝不是采用简单急躁的办法所能奏效的。从我们的斗争实践中证明：无论是批判思想错误和政治错误，都必须掌握两个重要环节，即是要有确切的事实和充分的说理，才能真正收到效果。我们教育帮助几个犯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的同志的主要经验是如此；多次批判齐佩轩的主要经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掌握齐佩轩反党罪行的确凿材料，不是组织有系统的全面批判和深入地进行专题批判，有理有据，把他的丑恶嘴脸完全揭穿，他是不会向党低头认罪的。有的同志已经体验到因过去不重视理论学习，在批判斗争时缺乏说服力。他自己在思想总结中写着：“遇有对方思想不通时，只着急，甚至慷慨激昂，盛气凌人，有时挖苦人家，使对方感觉到要压服他。看起来以理服人的本领是很差的，这是由于缺乏理论批判的武器”。他的体会是很深刻的，实际上确实是如此。在政治思想问题上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对于惯于对党使用两面手法的人，即使把党的政策讲一百遍，若不是把铁的事实和证据摆在面前，他是轻易不肯承认错误的。更重要的是，不这样作，就不能把右派分子搞臭、搞透，不能把他从群众中彻底孤立起来，也就不能团结教育广大群众，壮大我们的斗争队伍，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我们斗倒齐佩轩的经验，证明了中央一再指示的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始终贯彻“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最后，支部工作的主要教训是支委会的领导对思想改造和反右派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及时总结经验不够，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运用得也还不够，因而在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上都存在着若干缺点。在运动初期，支委会对同志们的思想情况的了解是很不具体的。例如：中央决定留校整风的指示下达后，我们只看到学员中积极拥护的一面，没注意及时解决某些怀疑和抵触情绪；对支部鸣放的领导，一般说来思想发动是比较充分的，但对组与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也没有及时解决；在运动过程中向小组长要思想情况比较多，但同他们一起研究解决思想问题的办法则嫌做得不够；在帮助解决严重右倾思想错误和在对齐的批判斗争过程中，曾有意识地为统一小组成员的思想认识作了些工作，但是还嫌不足，特别表现在对5组的帮助不够。在组织工作方面还不够仔细，同志们有忙有闲；在派人外出调查以前，交代任务不仔细，给调查工作也带来了某些困难；在反右派斗争的最后阶段，任务急，变动多，对某些发言稿审查得比较粗糙，显得特别忙乱。少数同志的错误思想虽经反复批判，现在看来，有的解决得还不十分深透。这固然是由于这些同志还缺乏高度的思想自觉、个人主义思想和自满情绪尚未得到彻底克服，思想向后看，包袱放不下来，但也应该指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支委会的工作上还存在着缺点，作风不够细致，有时也表现出急躁情绪。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新闻班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支部总结汇编》（内部材料，不得外传），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