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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总书记的两件批示
1979.06.10


对董昕同志申诉信的批示

6月9日


任穷、鹤寿同志:

此件不转了。转你们阅存,以便心中有数。在我看来:(1)当时赖、董确有某些错误,但定为反党集团是过头了。平反这个问题,我赞成。(2) 过头有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当时的全总负责同志承担一定责任好,推给中央同志不妥。(3) 要向大家做工作,现在既然已公正处理,就不要再纠缠了。大家要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朝前看,大家各自严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为党做贡献。


 胡耀邦
6月10日

附:


附:董昕给中央的申诉信(6月9日)


耀邦同志并

国锋、小平、陈云、颖超同志: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和广大工会干部的强烈要求下,全总党组对1958年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对所谓赖若愚、董昕反党集团有关人员做出了平反结论。我对我个人的复查结论是比较满意的,但对这次会议的复查结论同全总党组还有一定的分歧,特报告如下: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指出这次会议对赖若愚、董昕的批判斗争是错误的,对建议中央撤销会议形成的文件和决议,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彻底平反,这都是正确的。但这个结论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路线、理论、思想各方面进行剖析,明确指出会议形成的错误的危害性及其造成的恶果;没有分析造成这次会议的错误的背景和思想根源,因而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工会干部的作用。

复查的结果表明:全总党组三次扩大会议是刘宁一、李颉伯利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辨风向、插红旗的口号,上骗中央、下压群众,在工会系统蓄意制造的一大冤案。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大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工会的正确论述,否定工会的作用,对解放以来工会工作的成绩,编造谎言,颠倒是非,全盘否定,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混乱。在组织上盲目地大量裁减机构,解散和移交事业单位,大批遣散干部,使工会组织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次会议文件批发全党,在报刊上发表社论、专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在全国各行各业中都认为工会“闹独立性”,“反对党的领导”,犯了大错误。在会后贯彻会议决议,层层“拔白旗”,抓“小赖若愚”,不仅成千上万的工会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和处分,而且连群众中的工会积极分子都搞得灰溜溜,把工会彻底搞臭了,严重地破坏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后来刘宁一、李颉伯又提出工会消亡,大搞取消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走卒金祖敏之流,又利用党组扩大会议这根大棒,大批大整所谓“三会一团”,对工会组织进一步摧残,使工会干部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长期以来,无论在职或离职的广大工会干部背着沉重的包袱,粉碎“四人帮”甚至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他们还心有疑虑,心有余悸,迫切要求澄清三次党组扩大会议制造的迷雾。工会到底还有什么作用,在工人思想上也是困惑不解,因而不愿加入工会的,不是个别现象。在工矿企业中,党政干部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工会的作用,思想上也不明确。因此,彻底弄清三次党组扩大会议的问题,绝不仅是给赖、董少数人平反,恢复名誉的问题,而要给整个工会系统乎反,恢复名誉。这就要弄清会议的来龙去脉,全面系统地弄清造成这次错误的原因和应吸取的教训。但是全总党组分管复查工作的同志,竭力回避这些问题,采取就事论事的办法,甚至设置禁区,说:会议是中央批准的,中央同志讲过的,中央发了文件的。他们还印发了小平同志在三次党组扩大会议期间的有关讲话,妄图把责任推给中央,客观上是对刘宁一、李颉伯所犯严重错误的包庇和袒护。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刘宁一至今仍在装聋作哑,推卸责任;李颉伯仍在制造谎言,欺骗组织(例如他今年2月21日同黄民伟等同志的谈话,就是谎话连篇),为复查设置障碍。但会议的复查结论千方百计为他们开脱、辩解。我不要求追究个人责任,但是我认为实事求是地分清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和追究个人责任不是一回事。是非必须分清,这样才有团结的基础,所以向后看(弄清三次党组扩大会议的问题)正是为了向前看(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这是我同全总党组认识上的分歧的第一点。

其次,通过对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进而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中国工会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非常急迫的任务。但全总党组,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会经验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工会九大致词中已经总结过了,就无须再总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不错,小平同志致词中肯定了建国以来的工会工作,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去具体总结各个不同时期的经验教训了。就工会三个时期的主要负责人的功过是非来看,认为对李立三是批过了,对赖若愚是批错了,刘宁一、李颉伯都滑过了。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的历史关头,以复查三次党组扩大会议为中心,认真总结一下几个时期的工会工作,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公正地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会工作的功过,弄清路线、理论、思想是非,明确新时期工会的任务和作用,解放广大工会干部的思想,充分调动工会干部和一切工会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发挥工会组织的应有作用,这是非常必要的。换句话说,实事求是地解决工会工作历史上遗留问题,是工会组织跟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步伐的前提。为此我建议党中央在适当时机主持召开一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或工会工作会议,吸收党和行政有关负责人和部分老工会工作者参加。叫大家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会工作问题,各抒己见,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从理论上、思想上、业务上进行分析研究,接受国内国际上工会运动的正反经验,明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从而找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会的发展道路。

我已离开工会多年,但还是九届执委,关心工会工作,责无旁贷,尤其是许多老工会干部要求我把上述观点反映。三来这些意见曾向全总党组同志谈过多次,成效不大,所以在我个人问题已有复查结论以后,正式向中央坦率地陈述以上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董昕
1979年6月9日

对刘宁一同志信的批示


全总党组同志:

我认为刘宁一同志这封信是负责任的,好的。建议转告有关同志。


 胡耀邦
7月24日


刘宁一给胡耀邦的信


耀邦同志:

1958年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对于赖若愚、董昕等同志的批判是过火的,是有错误的,在批判赖董之后组织处理上又有扩大化的错误。这次会议是我主持的,全部责任应该由我负担。有关这次受到处分的同志,除根据中央有错必纠的精神予以平反外,我应向他们赔礼道歉。

至于董昕同志申诉信中所提康生、陈伯达幕后插手这次会议,绝无此事。会议自始至终根本没有康生、陈伯达的任何关系。


此致敬礼!

 刘宁一
1979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