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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1956.07.21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对谁民主，对谁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革命胜利后，专政问题首先是肃清反革命的问题。我们在农村中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然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清除五种反革命分子。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
根据这样的形势，今后处理反革命分子，在政策上会比从前更宽一点，而不是更严一点。我们在解放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时，用杀、关、管、放四种办法处理反革命分子。对那些站在人民头上直接压迫人民，有血债，民愤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实行严厉镇压。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又执行了改造的方针，用徒刑、劳动改造等办法处理的人，大大多于处死刑的人。对罪行轻微又已经坦白的，从宽释放，对劳动改造中表现好的也提前释放。从去年开始的机关肃反和社会肃反，在政策上比上一次镇反运动更宽一些。机关肃反工作，中央与省市两级已基本结束，正向专县、厂矿发展。由于我们有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机关肃反、审干和解放后社会镇反的经验，这次就比以前做得好一点。我们要肯定成绩，同时也要承认还有缺点错误。我们的肃反工作是在党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有了错误可以及时纠正。毛泽东同志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就是说，进行肃反运动，先要引起注意，提高警惕；运动开展后，可能出现某些偏差，有了偏差就纠正。我们遵守这样的原则，一个没杀，大部分没有捉，这样就使机关肃反能够比较健康地进行下去。
关于社会肃反，这一次跟上一次镇反不同。上一次是大张旗鼓地镇压五种公开活动的历史上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次主要是清查过去没有发现的，隐瞒历史罪行的，或者新钻进来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去年到今年的工作来看，情况比上一次好，反革命分子的数目少了，自首坦白的多了。这也说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进行社会肃反的有利条件更多了，我们应该更有秩序、更有步骤、更有准备地把它做完做好。在处理反革命分子从严从宽的问题上要解决得更确当。从严从宽是两方面，两方面都要有，但在从宽方面要比较多一些，这样可以使反革命分子中接受改造的人更多，不可救药、无法改造的只是极少数。这对于我们的社会改造是有利的。不仅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是对于现在关押着的战犯，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及伪满皇帝溥仪等，我们也准备逐步采取宽大的办法。对他们宽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争取日本人民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
专政的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地主阶级，我们采用专政的办法，直接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在彻底实行民主革命的步骤中已经实现了。现在，地主分子经过了劳动改造，可以吸收他们加入合作社，或者做个候补社员观察一个时期，或者管制他们进行生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或合作的态度，这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解放后，他们又进一步同我们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经过合作来实现改造，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所以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言，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对于阶级的消灭来说是专政；另一方面，对企业改造、所有权的转移，一直到对个人的改造、个人的安排，都是用民主的形式来进行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政权，从政协到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在经济组织、文教组织及其他各种组织中，我们都跟他们合作，这都是民主。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专政、有民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特点。至于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改造，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改造是民主的，因为他们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阶级，我们只能采取民主的改造方式。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现在还不是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扩大民主，例如：
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他们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敢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这种方式已采用一年半了，要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明年还准备进一步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
第三，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二十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过我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在检查工作中，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从那个观点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不仅这样，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比如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就得不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经常出来，坐在北京的人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来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因此，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有时要邀请地方同志到中央开会，还要摸典型。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今天在座的同志，一级一级算下去，都是做领导工作的，区的工作、支部的工作也都是领导工作，大家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