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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改造自己 彻底粉碎敌人
赵祖康
1957.09.01


(赵祖康,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和上海市副市长)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故意抹杀我们的成绩,妄图篡夺共产党的领导,走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把中国把上海拉回到暗无天日的殖民地国家殖民地城市的老路上去,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坚决反对的。也是我们上海任何一个市政建设的工人干部所坚决反对的。

我以民革上海组织负责人之一,就柯书记政治报告的精神,谈谈一些体会,并作自我检查。

五个月来,在“大鸣大放”期间和在反右派斗争中,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对斗争处在中间摇摆的状态。鸣放时受右派分子的蒙蔽煽惑,向右转的为多;反右斗争时采取旁观的态度,经领导斗争者的推动,则有向左发展的趋势。这是一个规律,也是一个经验教训。那是说,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种运动中,应该经常联系自己、检查自己,积极地投入运动,向左靠拢,来改造自己,并取得运动的胜利。我检查自己,在过去五个月的一系列斗争中,不能不承认立场有时也不免摆动,思想认识的提高也曾走过弯路,是应当引为今后鉴戒的。

解放以来,我得到了党的不断的培养教育关怀照顾,安排在能够发挥一技之长的工作岗位,有职有权,能与共事的党员互相合作,对于党的领导,也能经常注意接受并争取;但由于我的学习差,改造不够快,残余的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还很多,因而在整风开始时就认为帮助党整风正可以鞭策自己进行改造,而衷心佩服极力拥护的。但在那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发展到被一小撮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作猖狂进攻,会场空气产生一股歪风,使人感到厌恶与难受的时候,我虽然尽量保持头脑清静,但也曾一度给闹得有些模糊,也即是立场有些摇摆,后来继续听那些冷嘲热骂造谣诬蔑的恶毒谬论,感到实在不能忍受了,于是头脑又重行清醒过来,在五月十八日作了“帮助和学习共产党的整风,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发言,它的中心思想是在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向党提出整顿“三个主义”的意见,用“两点论”来分析问题,并要求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以达到真能帮助党整风的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这些主张就我的思想水平,在今天看来,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但是,现在深入一步检查发言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完全做到符合标题所指的中心思想的要求,一方面,没有能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分析,包含了不少片面或夸大之处,如党群关系问题,把知识分子的优点估计过高了,而对共产党员却把部分党员的缺点夸张地概括为一般党员的缺点。另一方面,我对党的积极性的具体的批评与建议在发言中更还是不够。于是自以为就民革特点,强调了民革组织及成员在机关,学校、企业中的工作积极性问题,肃反及其他社会运动的遗留问题,与就业救济等问题等,而在怎样团结教育改造民革的成员及其联系的群众这一重要问题上,对民革自己应有什么要求,对领导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有什么批评与建议却没有谈。后来,继续经过学习和体会,加强了我的阶级仇恨和斗争情绪,在六月七日人民广播电台上作了驳斥陈仁炳和鲁莽等人谬论的讲话,我的思想才比较澄清了,态度比较明朗了,立场比较坚定了。

到反右派斗争时,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参加民革中央反右派座谈会中,在上海参加领导民革整风组织和向右派分子进行战斗中,是积极的,但又有缺点和错误。首先存在着依赖思想,依赖各有关领导方面的具体帮助,而自己用脑用力不多,这个缺点,现在初步有些克服。其次是重机关业务,轻民革整风的思想,而没有体会整风工作两不误的精神加以贯彻,这个错误,已在市人委领导与同志们帮助之下,得到纠正。再其次,是温情主义的态度还有一定程度的存在着,表现在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时,对生疏的人来得有声有势,对面熟的人,有时便差一点劲头,易于把这些人的阴谋诡计罪恶言行估计得较低。此外,个人包袱也是妨碍我站稳鲜明的政治立场的一个因素。那是因为今年5月中上海“大鸣大放”期间有一个交保假释在外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申诉,我没有分析那申诉书的内容,就轻率地把它反映到有关方面,并表示希望早些解决,这件事说明我与旧社会旧关系,不应再继续存在的那些思想感情还没有完全割断,从而在具体行动上没有能严格划清界限,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成为我两个多月来在反右派斗争中精神上的负担,直到这次大会预备会议开始前一天,把事实经过在民革整风领导小组的会议上作了检查之后,这个负担才放了下来,使我能坚强有力的来领导斗争。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对我是一次沉痛的教训。

柯书记的政治报告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育。我在鸣放期间和反右派斗争中所表显出来的思想认识有错误和立场曾有过一些摇摆过程,使我警觉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固然是一个艰难曲折长期的过程,但不能因为艰难“长期”就放松自己安心于慢慢的改造,而要加紧改造,也不能因为有时走了弯路就一直傍徨下去,一直错下去,而要坚决地改造。我们要承认,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在改造中)有以下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或多或少的通病:政治立场在紧要关头有时不免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动摇——妥协、折衷、温情等等,政治观点没有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一套,多少留恋于虚伪的抽象的民主与自由(事实上是少数人的),不习惯于守组织纪律,不习惯于集体与集中,不习惯于形成和服从统一意志;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没有能从唯心的或机械唯物的陈旧圈子里跳出来,看问题与处理问题易于是偏面的而不是全面的,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表面的而不是实质的,喜欢主观、夸张、幻想,而不喜欢客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知识分子的以上这些缺点要完全克服不容易的,但是极其需要的。革命形势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已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知识分子必须以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胜利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因此,我们在平时,必须经常警惕自己检查自己,提高改造自己,尤其对敌我问题,不论是政治战线上或思想战线上都应严格地划清界线,明辨是非,防止在立场上有摇摆;在投入各项改革改造的运动时,必须坚决站稳人民的社会主义立场,消除顾虑,加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积极参加斗争,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对于这次反右派的斗争,更应该明确认识这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每个人要有鲜明的立场,决不容许走中间道路;每个人要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全民性的大辩论,决不容许置身事外,默不作声。对于我们民革成员,由于其中一大部分人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特点,应该认识:凡是一般性的政治问题,不需要背上包袱,而应毫无顾虑地和其他同志一样地共同投入斗争,决不应顾虑重重,消极被动。

末了,我简略地汇报一下民革上海市组织反右派斗争目前的情况:主要是向民革中央大右派分子陈铭枢在五、六月间潜来上海拉拢形成的阴谋集团展开深入彻底的反击,这个小集团的核心和骨干分子,据现在初步暴露的有右派分子罗海沙、余若南以及刘海亭、赵继舜……等和民革组织以外的人。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吴艺五与陈铭枢有五十年的关系,陈来上海期间,彼此来往很密切,吴为他请“老朋友”聚餐,代他传递反诗,陪他登门拜客并秘密约人去见他,以及进行集团的其他活动。解放以来,吴的反动言行也是多的,因而我们上海民革成员坚决和他斗争,并要他向大会交代。现在吴已向此次大会的小组会上作过交代,但很不彻底,我们坚决要他在大会上向代表们低头认罪,彻底交代,不容他蒙混过去。陈铭枢集团的组成及其阴谋活动已经逐渐暴露出来,集团的分子也已在逐渐分化中,我们正在乘胜追击,要把这个集团彻底打垮,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另一右派分子许卜五已初步向人民低头认罪。各个基层中已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人数也不少,已陆续展开回击中。我们的斗争是有成绩的。至于把反右派斗争和整风普遍推向基层的准备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

民革上海市委是有决心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民革中央的领导与支持下,紧接着这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之后,进一步发动全体成员在基层中展开普遍而深入的反右派斗争,把右派分子全部搜索出来,加以彻底粉碎,同时教育全体成员向左转一大步,要求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自己亦深愿和民革成员一道,和全上海知识分子及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一道,在反右派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领导下,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加紧改造自己,彻底粉碎敌人,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更好地为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来源:《解放日报》1957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