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辨明大是大非 锻炼大智大勇：柯庆施在上海市第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柯庆施
1957.09.03
这次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今天闭幕了。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同时举行的市政协座谈会也快要结束。这两个会都开得很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讨论并通过了预决算和国民经济计划外，主要是集中力量进行了反右派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右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经过小组、大会的揭发和批判，一方面充分地暴露了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另一方面从各个角度把右派分子的各种言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在事实和真理面前，右派分子完全被孤立起来了。右派分子的阵营已被击溃。一部分右派分子已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开始交代问题。若干顽固的右派分子如彭文应等，除了用当面撒谎、无耻狡赖的流氓手段来回避人民所提出的问题之外，再也没有其它什么办法了。这类右派分子以为采取这种手段，他们的罪恶可以得到掩盖，实际上他们的顽抗只有更加暴露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激起人民群众更大的义愤。
经过会议上这一场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使全体到会代表也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人代会会议上，共有六百几十个代表作了发言(包括书面发言)。在小组讨论中，许多代表都排着队等待发言。这不仅表现了代表们对右派分子的极度愤恨，同时也证明了许多代表在这次斗争中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大的收获。有一位周瑞芝代表，由于对右派分子的极度义愤，在发言批驳右派分子以后冲血昏倒，经送医院医治，现在病势已见好转，我代表大会向她表示慰问，并祝她早日恢复健康。
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的重要基地，又是我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甘心于本阶级灭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丝毫也不奇怪的。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只是少数，但是，他们的阴谋是恶毒的，危害是严重的，反右派斗争确确实实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这一仗如果不打胜，要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虽然结束了，但目前这个斗争还正处在深入开展的阶段。我们决不能为已有的胜利而麻痹松懈起来，应该经常保持旺盛的斗志，以争取全胜。只要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存在一天，我们的斗争就要继续一天。会上，若干右派分子交代还不够老实，许多代表要求一个个同他们进行大会辩论，因为会议时间不可能拖得很长，大会主席团认为：对那些交代还不够老实的右派分子，在会议闭幕以后，各民主党派、各机关、各学校、各界仍应继续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只要还有一个右派分子存在，斗争就决不停止。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此外，我想就以下几个总是，谈点意见。
一、在经济战线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即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就是要推翻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成为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也就是从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使全中国的劳动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以及自觉的主人翁，因为他们成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底主人翁。
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是否等于没有问题了呢，是否等于社会主义革命全部完成了呢?那也不是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在经济战线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一定还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来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原因是：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同过去的其他任何革命不同。消灭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消灭阶级的剥削制度，而消灭阶级的剥削制度就不同于从死亡了的封建社会的胚胎中产生资产阶级社会。那种革命，不过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剥削与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来代替旧的，因而没有消灭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彻底的翻天复地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我国取得了胜利，但这个革命，对许多人说来，(无产阶级除外)，在思想深处，都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都不是那么习惯的。因为在旧社会所依据的原则，就是你不去剥削别人，便是别人来剥削你；不是你替别人做工，便是别人替你做工。很显然，凡是在旧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从小就会染上这样一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当奴隶主，就是当奴隶，或者当一个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或者当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总之，当一个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无产阶级之所以除外，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仅是被剥削者，而且近代化的集体生产把小私有生产的自私自利给打垮了，组成了有组织的集体主义的生产队伍，机器转动起来，利害关系一致，所以他们是先进的阶级。而具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他们的思想、观点、感情，显然和我们要消灭阶级、要组织公共劳动的集体主义思想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不可少。
第二，反动统治者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不仅依赖政权、法律、监狱、军队，更重要的，还通过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伪造一套伪善的说教；如封建统治者讲“受命于天”啦，皇帝是“龙种”啦，资产阶级则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啦，等等；总之是要使人民群众“安贫乐道”，达到反动统治阶级麻痹、欺骗人民的目的，以便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这一套鬼话，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虽然能够欺骗于一时，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这种伪善说教的欺骗作用也就随之逐步被粉碎。可是，这些伪善的说教对于某些人来说，就存在着深刻的影响，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劳动人民，因为他们有的依靠剥削阶级吃饭，有的自己也想当剥削阶级，有的还留恋过去剥削人压迫人的生活，有的还不能完全忘记过去站在人民头上的所谓“高贵”的生活。
总之，随着过去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形成的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上层建筑，包含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权、法律、监狱、军队等等，一部分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感情和伪善的说教。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固然要经过艰苦的斗争，但还比较容易些，而要彻底肃清在精神世界方面资产阶级各种遗留的反动毒素，就还需要较长期的斗争。
第三，三大改造高潮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但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在进一步改造中如何彻底改变自己的立场，还是很艰巨的工作。何况，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还存在着一部分不甘心于自己的反动统治失败的人，他们对工人农民的解放不服气，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服气。他们当中的右派分子乘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就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要和我们较量一下。现在，较量是较量了，较量的结果是他们彻底的失败。可是，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有些右派分子还怀恨在心，他们还会待机而动。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就很需要进行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就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种新的形式。
现在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蒋介石之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反对；一方面是人们的思想问题，是怎样从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把个人放在群众之中，而不是放在群众之上，是改变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为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的问题。这样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了的，可能需要每一年或每二年来一次整风，大家来辩论。通过整风和辩论，不但打垮右派，而且要好好整整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以便大大提高每个人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每个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特别重要的通过整风和大辩论，不但要把大是大非搞清楚，还要使社会主义的新的一套，包括新的制度，新的工作方法，新的道德观念等等，逐步在人们的脑海中牢固地树立起来。
由此可见，这场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重要，而且必不可少。
二、为什么只有通过发扬民主，用说服的办法而不是用压服的办法，才可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教我们用这个公式来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公式里，关于批评问题，毛主席又再三指出必需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加以贯彻。要发扬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展开大辩论，最后弄清是非，达到团结的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矛盾的存在，这不仅是思想的反映，而且也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存在。例如今年第一期布票，每人只发到十七尺，有些人嫌少，很不高兴，因而发生了矛盾。这里既有实际问题，又有思想问题。实际问题就是棉花歉收，人口增加，棉花种得太多又要影响粮食的收成；思想问题是有些人只顾自己，不肯从整个国家利益着想，因而不能精打细算，想办法节约。那末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个矛盾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来证明道理，用道理来说明事实，把事实和道理摆开来，发扬民主，让大家来进行辩论。真理是愈辩愈明的。经过大家充分的辩论以后，是非就明白了，亏理的人就不能不服。反之，不摆事实，不讲道理，大家各执一词，各看一面，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彼此的距离就愈来愈远，这样一来，矛盾就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的好办法。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呢？有，那就是压服。压服的结果是真理不能辩明，是非不能分清，思想、认识问题，不是通过人们的自觉来解决，因而也不能是令人心悦诚服的。这种办法不是我们所能采用的。我们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一定要讲道理。不讲道理，就会有疙瘩，有疙瘩就不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第二、今天的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了，人民可以站起来讲道理了。过去在反动统治的旧社会里，统治者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他们没有任何道理，如果要讲道理，他们就不能再剥削下去，就要下台，所以他们不敢讲道理，同时也不准别人讲道理。他们手里不但有军队、警察、监狱这些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且他们还培养出一批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要这些知识分子为他们编造一套伪善的说教，用来欺骗和愚弄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可以把是说成非，又可以把非说成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昨天有位代表谈到香港情况，说那里有些人可以杀人不偿命，可以任意欺侮别人，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在旧社会里，只要谁有钱，谁就可以把是说成非，就像今天的香港一样。在那里，客观真理是存在着的，可是广大劳动人民却没有地方讲道理。包公案、七侠五义所以流传得很广，就是因为劳动人民过去被统治者压迫得没有办法，同时觉悟又不高，不知道闹革命，所以只好希望这些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来帮助他们说清道理。这当然是没有希望的。可是在今天，在劳动人民已经获得解放，已经掌握了政权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解放以后，人民群众经过八年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锻炼，觉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大家都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是非不但有公论，而且真理已经成为力量，今天任何人也不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地颠倒黑白了。作为国家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例如有些机关里的党员领导干部，他们的作风真有毛病，引起群众的不满，群众就向你当面提出批评，或把大字报一贴，这些党员能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能老老实实承认错误或缺点，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他们不能进行任何狡辩。因为任何狡辩只有更加脱离群众。在我们的新社会里，任何人也不能颠倒是非。
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不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办法，经验证明，这个办法同时也是反击右派的有力的武器。在这次反右派斗争当中，我们也采用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和右派分子进行大辩论，彻底击垮了右派分子。右派分子要想颠黑倒白，欺骗群众，这是办不到的。今天有多少万万人已经能够明辨是非，真理已经形成了一种无穷的力量，这是右派分子无法抗拒的。古人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十目十手的问题了，今天已经是亿万只眼所视，亿万只手所指的问题了。若干右派分子可以不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恶，因为他们是顽固的右派分子，可是是非公论已定，绝不会因为他们的不承认而会有所影响的。
第三、摆事实、讲道理是实事求是的方法，是群众路钱的方法。采用了这个办法，我们就能实事求是，就可以避免武断、片面。摆事实，讲道理就是发扬人民的民主，让大家进行辩论，摆出来的事实，说出来的道理，经过大家的辩论，经过人民的鉴定，这样才能统一大家的认识，弄清真是真非，这样做的结果，如果还有人要想颠倒是非，就没有可能。所以辩论也是发动群众最好的办法。
对我们自己来讲，摆事实，讲道理，也有莫大好处。例如有些问题，本来没有考虑过，辩论起来以后，你就不得不去考虑；有些问题本来并不十分明确，通过辩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起来，就如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就可以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一样。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办法加以推广，成为大家的习惯。
三、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还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从开天辟地以来，究竟是什么阶级最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什么社会最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有史以来没有那个阶级像工人阶级这样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社会这样能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封建王朝时代，统治阶级只需要对他有利的一部分知识，只重用那些忠诚做他们奴才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社会也是这样，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才需要，不利的就不需要，在资本主义生长时期，它是需要知识的，等到它发展起来，如果知识不利于资产阶级获取巨额利润，它就不需要了，因而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无产阶级就根本不同，他知道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要向自然界作斗争，没有知识是不行的；也只有在这个斗争中，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比如苏联在革命以后所培养出来的工程师，按人口比例超过美国的两倍以上，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要建立一个幸福、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各方面都迫切需要科学知识，希望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知识作用。按照需要来说，今天我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所以，任何阶级都没有工人阶级这样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任何历史时代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这样能使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世界上知识有两类，一类是生产斗争知识，即自然科学，一类是阶级斗争知识，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因为自然科学本身是有没阶级性的，虽然如此，自然科学者要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一个立场问题(即为谁服务)，然后要解决一个世界观问题。至于那些资产阶级各类政法、社会学者，他们过去所学的那一套知识，是为资产阶级剥削人民服务的。今天是人民掌握政权的时代，如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要把那一套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剥削知识，强加在人民头上，当然是不行的，人民就要起来反对。当然，那些旧知识也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可是他们必须下定决心彻底改造，只有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那一套，从而才能从旧知识中选择一些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
有人说，工农劳动人民没有知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工农劳动人民既有生产斗争的经验，又有阶级斗争的经验，经验就是知识，问题在于工农劳动人民只有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所获得的具体经验缺乏理性的、有系统的知识罢了，这是他们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科学权利的结果。
劳动人民最重视知识。知识分子也只有与工农相结合，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几年来，虽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和工农结合的道路，有很大的进步，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在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有些右派言论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得到共鸣。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重要意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认为必须解决下面几个问题。
(一)从社会发展来看，最初创造知识的是劳动人民，最需要知识的也是劳动人民。可是，在社会分裂为敌对的阶级，剥削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劳动人民就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科学的权利，同时，剥削阶级为了实行他们的愚民政策，又把知识分子装扮起来成为他们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和助手，欺骗人民，吓唬人民。比如封建王朝时代的宰相，在皇帝面前是奴才，在老百姓面前就“成风凛凛”。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虽然有所改变，但也仍然是利用知识分子创造一套欺骗人民的“道理”，再通过知识分子的说教，来实现他们剥削人民的目的。
至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条件：有饭吃，有地方住，有人教他读书，谁又不会学会呢，尽管他们的发展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知识分子又为什么把自己看得了不得呢？这是因为旧统治阶级把旧知识分子打扮得花枝招展，以便于压欺人民的结果。这是统治阶级愚弄我们，侮辱我们的事情，我们应该认识这一点，不能把侮辱看做荣誉。
(二)有些知识分子总要把自己看得很清高。事实上知识分子要发挥作用，非有所依附不可。知识分子既不会种田，又不会做工，就是满腹经纶也不能当饭吃。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自命清高，饮酒赋诗，实际上，他就是地主，是依靠剥削农民来养活自己，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有所依附，在旧社会里，知识分子或是依附于封建王朝，或是依附于资产阶级，做他们的奴才，为他们服务，是说不上什么清高的。
现在，知识分子所依附的剥削阶级已不存在了，知识分子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必须依附工人阶级为劳动人民服务。可是，有些知识分子感到为劳动人民服务不荣誉。他们自高自大，看不起工人农民。实际上，工人农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知识比他们多得多。工人农民是世界上最荣誉的人，他们从来不剥削别人。如果知识分子认为为工农服务不荣誉，那就是以是为非。知识分子不但现在要为工农服务，并且要进一步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努力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才是最清高最荣耀的事。
(三)从旧知识分子的出身来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如果他们不是依靠家庭的剥削所得，又怎能读书呢？在旧社会里，真正依靠自己苦学的是极少数。旧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又是封建、资产阶级的教育，并且长期为剥削阶级服务。因此，旧思想、旧习惯、旧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如果他们不彻底改变自己的思想、观点、立场，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知识作用。从知识分子不愿意为工农服务这一点看，也就说明他们的思想感情有问题，必须进行自我改造。
(四)从知识分子工作的特点来说，他往往是个体的脑力劳动者，劳动的成果都经过个人表现出来。这种工作方式容易“一举成名天下知”，容易促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滋长。事实上，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丰富生活实践，没有许多人的集体劳动，一个作家是不可能写出一部优秀作品的。比如“上甘岭”电影，如果没有志愿军的英雄战斗，又怎么能写出导演出这个影片？自然科学家的创造发明，也是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一步。可是，有些知识分子有了点成就，就得意忘形，把广大劳动人民多少年来的劳动创造丢在脑后，忘了本。他认为一切成就都是“我”创造出来的，“我”这个人了不起。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少的。个人主义、忘恩负义，可以说是不少旧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通病。这个通病不坚决地克服，既难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又有走上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
从以上几方面看来，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极为迫切的任务。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工程中，知识分子具有重大的作用，知识分子只要下定决心，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是可以改造好的。我们的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期望是十分殷切的，我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都热望知识分子逐步改造自己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最大的作用。国家和人民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如此殷切，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的知识分子一定不会辜负人民这样殷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