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黄志刚部长在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黄志刚
1957.09.09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九日在省级文艺、新闻、出版、广播界联合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

一、反右派斗争的性质问题

我们近来发现有些同志，虽然参加反右派斗争很长时间，但对于反右派斗争究竟是什么样性质的斗争，却闹不清楚。我们说，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敌我矛盾？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同人民之间的矛盾不应该算作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应该算敌我矛盾。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我们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这一仗不打胜，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是建设不成的。所以这一场斗争叫做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讲是否是故意把问题提得尖锐了一些呢？不是的。从下面三方面说明：首先，有些人这样想，毛主席不是讲过人民内部矛盾，说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说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民之间又成了敌我矛盾呢?这两种说法是不是矛盾呢?不是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说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是由于他们的根本利益一致所决定了的，他们都要求摆脱剥削、贫困，在他们中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也就不需要用对抗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应当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有两方面，即对抗性的与非对抗性的。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有不同的含义。当某一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共同利益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的；例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封建主义这一点上，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要求就是共同的。列宁说：无论如何，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过去的束缚，是有利于全体人民，资产阶级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就可以说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一定时期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切剥削阶级，不论何时都是依靠剥削别人生存，因此，它同被剥削阶级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这就是对抗性的一面。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彻底的，但它宣布资产阶级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由于我国的具体条件，今天对资产阶级采取了改造政策。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其特点，他们曾经表示拥护宪法，愿意接受改造。事实上，有许多人成了公私合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正在从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这一点说来，民族资产阶级同人民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我们又要看到，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在改变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但阶级斗争并未完全结束，资产阶级还拿定息，还在剥削工人阶级。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思想，不是一时就可以改变过来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并不甘心于失败。尤其是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他们是反动派。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原来就是反对的，就是对彻底反帝反封建也是不赞成的。如龙云等，他们赞成土改！赞成肃反！那就怪了。我们还不能忘记，当前在我们国家，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也未死心。资产阶级右派为什么现在要向党进攻呢?他们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了启示，认为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还可以使它变质，还可以恢复资本主义。所以资产阶级右派和它的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即反动派，就与早已被打垮的封建阶级残余分子勾结起来，向党发动进攻。这就是我们开展反右斗争的原因。所以说这一场斗争是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事情我们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当作人民内部矛盾，那是概念化游戏。你们看，农村的不法地主、富农，把农民的牛都推到沟内跌死了，这难道是内部矛盾吗?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危害的严重性。我们的一些同志，对美蒋特务的危害看到了，而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危害性看不清。以我看，资产阶级右派的危害性，比起特务的危害性，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五月至六月，是够混乱的了，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思想非常混乱。全国有章、罗，我省有王文光等，挑拨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王文光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煽动性的文章，他破坏我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由于这样，农村中的一些牛鬼蛇神也露出头角来了。在农村中，一种是地主和富农中的不法分子起来破坏，据调查，平遥有的地主把一九三七年的账拿出来向农民倒算。我们山西是老区，在土改后特别是镇反后，很少发生过这样的问题，现在为什么发生呢？第二种是旧军政人员中的少数不法分子，散布谣言和变天思想，煽动农民。还有一些坏分子，即流氓、赌徒、恶棍等。另外是富裕中农中对社会主义改造抱有对抗情绪的分子。所以在五月至七月，全省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比以前多了，这是为什么?工厂里也有混进来的坏分子在活动，这些人是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他们摇身一变，混进了工厂。我们想一想，如果任凭右派分子到处煽风点火，闹下去，那会怎么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右派分子们，在上层机关煽风点火还嫌不够，还要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放火。他们这是为什么?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呢?还是要搞匈牙利事件?右派分子是拿什么态度来对待我们?是拿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呢?还是以敌我矛盾对待我们?有些人或许会说，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们是不“清楚”。毛主席的报告说的清清楚楚，他们不清楚吗?不是，如果他们是帮助党整风，为什么不用小民主、小小民主？而偏要煽风点火？很明显，他们是要闹匈牙利事件。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列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整风的步骤他们也是知道的，清清楚楚地告诉过他们。我们是党内整风，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而右派分子却在全国到处点火，闹匈牙利事件，这叫什么帮助整风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呢?

再次，我们还必须认识右派的阴谋。上面已经说过，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不管他们的活动有多少花样，集中的目的是反对党的领导，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他们的说法有种种：王文光说是要“平分秋色”，“分庭抗礼”，储安平说是“党天下”等等。但他们都把我们说得漆黑一团，而且把原因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该怎么办？他们的办法是打倒社会主义，这样，他们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管他们有多少说法，我们要认识右派的真面貌，就必须抓住其“反动内核”。即：认清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要推翻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阴谋。是要共产党领导呢?还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人民民主专政呢？还是要资产阶级制度复辟呢?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斗争的焦点。这决不是鸡毛蒜皮的小问题，而是关系着社会主义成败，六亿人民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方向问题。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们提出了他们的种种说法，储安平提出了“十二个副总理问题”，不管怎样，其实质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副总理的产生是根据宪法产生的，是由总理提名，人大通过，这对人民有什么不好呢?只要政府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副总理都是共产党员又有什么不好?假如有个章伯钧，他要闹资本主义复辟，那有什么好处呢?还有一个联合政府问题，按照右派的说法，好象是共产党原来提出过联合政府问题，现在又背信弃义了。看是什么性质的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提出的那个联合政府早就过时了，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是指与将介石联合。但那是谁破坏了呢？是蒋介石。他不愿联合，而是要打下延安，“打通交通线”，召开“国大”。难道现在我们还能同官僚资产阶级搞联合政府吗?必须懂得，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现在中国人民是搞社会主义。国务院的部长中，民主人士占四分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民主人士就更多了，这有什么对不起。有人非常欣赏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多党制”，如果我们要实行，那早就没有他们的了，难道罗隆基、章伯钧能比共产党得票更多吗?他们对自己估计得过高了。工人、农民、军队难道不拥护共产党，他们不选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而要选罗隆基、章伯钧吗?我看不会。如果按资产阶级国家的多党制办事，那他们就可能一个也没有了。如果说联合政府，现在我国的政府也可以算是。但是联合政府必须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争的不是一两个副总理的问题，而是要共产党下台。根据上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由此应该得出下列结论：

(一)一切善良的人民、爱国人士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不应该马马虎虎。

(二)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应该进行彻底坚决的斗争，温情主义、中间态度都是错误的。斗争是要使右派分子完全孤立。

(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非党人士中愿意进步的人们，都应该站稳立场，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不打胜这一仗，决不收兵，因为这是决定全国人民命运的大问题。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不应该含含糊糊。

经过几个月的反右派斗争，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闹清楚了这些问题呢?有些人还未闹清楚。

我们说，右派分子和我们是敌我矛盾，但处理可以和特务不一样，可以看其问题的严重程度，低头悔罪程度，给以分别对待。

刚才说，我们的一些同志有温情主义、中间态度。但这些态度在人们中间也不一样，有的人靠右一些，有的是中间的。总之，人们的态度不是整齐化一的。我们认为这也不是偶然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因此我还想讲讲立场问题。

二、立场问题

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看出，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态度。这该怎样解释呢?必须提出立场问题，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右派分子怕说立场问题，怕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他们的叫嚣之下，有一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也跟着叫喊，说立场问题过时了、不存在了，见不得讲立场，讲阶级分析。因为用这个方法，就会把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西洋景揭穿。可是我们有一些同志也模糊动摇，也不愿讲立场和阶级分析。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有些糊涂。因此我在这里想针对干部中流行的一些思想问题，讲讲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立场。

什么是阶级分析方法?什么是立场呢?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它帮助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是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本方法。在存在私有制的社会中，人们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就组成了不同的阶级。各阶级有不同的命运、要求、政治态度和政治活动，以及阶级意识，阶级情感。这就是立场问题。这就是说，看我们的屁股坐在那个方面，怎样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这就是立场。人们在实践中有没有这个问题呢？如果没有，为什么对许多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还是以反右派斗争说吧，在今年五、六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发疯啦。对此，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立场好的、和劳动人民感情深的，感到忍无可忍。他们表面上被右派分子攻击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但情感上是过不去的。但是另一部分人，也有少数的党团员在内，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下，随声附和，站在右派分子立场上，向党向人民进攻。那时，他们好象一切都不顺眼了，什么原则、政策、路线、党性都不放在眼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工农群众是明确的。有些人自以为高明，看不起群众，认为群众什么也不懂，实际群众的认识是清楚的，他们和党的感情是浓厚的。而有些知识分子就不行了。立场问题，不只要看行动态度，而且应该要看他们的感情。立场问题不仅是渗透到人们的行动上，而且是渗透到感情上。例如，对右派分子采取什么态度，对人民是什么感情。所以要解决立场问题，必须在感情上得到解决。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就不容易和工农有深厚的感情。对工农应怎样看待?是厌恶鄙弃?还是同情帮助?在右派分子看来，好象工农干部没用了，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也是这样，感到他们愚昧、落后、没意思。没有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老认为自己有知识，是天生的聪明。我们不是这样看法。对党对团组织和对劳动群众的感情不融洽，立场问题就没有解决好。有些人不能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一有风吹草动，就摇动起来。上面说的一切社会现象，不用阶级分析，就会变成混乱一团。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澄清。列宁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才能使我们在仿佛混乱、迷惘、混浊的社会中，找出一条清晰规律的基本线索”。列宁又说：“当人们还没有学到这条路线……就会成为自欺欺人的牺牲品。”许多人在今年五、六月中，不正是有的在欺骗人，有的在受人欺骗吗？右派分子说：共产党没有“良心”、“人性”。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也好讲“良心”、“人性”。有些青年同志还讲什么中国人的“良心”、共青团员的“良心”。言下之意，就是共产党不讲“良心”，没有“人性”。什么是中国人和共青团员的良心呢?光讲“良心”，这只是美丽的词句，空洞的概念，闹“概念游戏”。中国人民的良心和人性是什么?拿出来看一看，章、罗有章、罗的良心，王文光有王文光的良心，地主有地主的良心，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良心。不能讲抽象的良心，只能讲阶级良心。地主的良心就是要剥削农民，他们要农民老老实实地受剥削。无产阶级的良心就是取消剥削，闹社会主义，谁还有比这更伟大的良心？其实那些唱高调，讲假良心的人们，是历来的剥削阶级，朝朝代代杀过多少劳动人民和正义的人士，他为什么不讲良心？右派分子还叫喊什么纯洁的灵魂、伟大的灵魂，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养活自己，为什么要靠剥削别人生活，他们的纯洁灵魂到了什么地方？都是彻头彻尾的伪善、欺骗。他们想抛开阶级，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对什么问题都要放在地上考察，不要高悬空中。共产党、无产阶级的“良心”、“人性”是什么?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这还不清楚吗?在革命中，我们若不要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就会迷失方向。张国焘、陈独秀没把中国阶级情况分析清楚就犯了或左或右的路线错误，使我们受到很多损失。毛主席以马列主义思想做了分析，规定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同盟军，地主、买办是敌人，其他的阶级是动摇阶级，这就划清了界限，解决了革命路线问题。

阶级分析是根本方法，是立场问题。想拿什么“良心”、“人性”、“灵魂”代替立场，是伪善者，是欺骗人。有人说，肃反是违背了“良心”。抓住特务是违背了谁的良心？是违背了蒋介石、杜勒斯的良心，还是人民的良心?中间态度，八面玲珑的人，就有可能走到反动立场，滚入反人民的泥坑。在大鸣、大放中，在资产阶级右派影响下，有些人在阶级立场问题与对待劳动人民态度上，暴露了很多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要讲讲这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有人好讲第三条道路。毛主席讲过，中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哪里有第三条道路呢?有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章伯钧标榜要走第三条道路，罗隆基也是想走第三条道路。蒋介石也曾经想走第三条道路，一九二五年——二七年，汪精卫也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他一面反右，一面反共，结果还是走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最后终于当了卖国贼或是汉奸。有人想，我们好象也可以一方面向苏联借钱，一方面向美国借钱。这能行通吗?这样做好处在那儿?我们不能那样干。有人感到，我们国家、社会走第三条道路不行，可是个人可以走第三条道路，这也不行。许多修正主义者，他们起初也往往是中间态度，结果都走向叛党。在抗日战争中，有些人不愿抗日，据说原来他们也不想当汉奸，但结果还是当了汉奸。在解放战争中，有一些人不愿革命，怕吃苦，据说他们原来也不愿意给蒋介石效力，但结果还不是跑向敌人方面？葛佩琦是什么人?据说还参加过民先队，结果是成了蒋介石的特务。由此可见，中间路线是走不通的。

三、“民主”、“自由”问题

这个问题也叫的很高很响。有些人说共产党领导下不“民主”不“自由”，想找个很理想的民主自由的地方。什么是民主自由?这是个概念。毛主席说：只有具体的民主自由，没有抽象的民主自由。在阶级社会中，民主自由有它的阶级性。超阶级超政治的空喊民主自由是闹“概念游戏”。资产阶级为什么喊民主自由?它所喊的自由就是要自由地取得市场、劳动力、财富、资本。它自由了，无产阶级就没有自由了。马克思给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下了个经典式的定义。他说工人是自由地出买劳动力和自由的一无所有。此外，工人还有什么自由呢？光看资产阶级有自由，为什么不看看无产阶级?解放前农民、工人有什么自由？有些知识分子很欣赏资产阶级的吵架选举，实际上还不是一套西洋景。你们看哪个工人当过总统?哪个工人当过首相？在英、美、法、蒋介石时代，哪个工人或农民当过县长?我没有见过，只见过地主资本家互相争夺吵闹。我们现在的工农县长多的很。有人说提候选人也不对了，人民代表中有很多非党员和民主人士，这不正是说明我们很民主吗?英、美的吵架选举中，为什么没有工农当总统？美国的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他们民主了半天，为什么不肯把政权让给共产党?还有些自由主义思想浓厚的人，说我们有纪律、不自由，哪个国家没有纪律?美国也有纪律，它除了有形纪律之外，无形的纪律厉害的很，就是饥饿、失业，你不干就开除你，使你饿的受不了。我们呢，听说有那末个干部，回家三四个月不回来，还要粮票、薪金等等，给他寄的迟了两天，就骂是官僚主义。如果说这是我们的缺点，也可以算是，那就是“铁饭碗”，这些人应当开除而没有开除。我们也有一条基本纪律，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不隐蔽的，我们公开向全世界人民宣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分子就是要专政，对人民就是要给予充分的民主。哪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敢承认他们自己专政?我们是又有专政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有人说：“你们只讲专政，人家资产阶级讲民主”。你们说资产阶级何尝不专政？他不专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穷人吃不饱饭，受饥饿?老实说，什么时候也没有想怎么就怎么的那么个社会，有人要绝对自由，那是空想，什么时候也办不到。麻雀倒很自由，可以在天空自由飞翔，可是遇上除四害怎么办？在宇宙间什么也是互相制约着的，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独生，而是几十亿人生活，你要绝对自由，别人还活不活了？其实这种空想早就破产了。古往今来的好多人们早就想过了，事实证明那是空想，办不到。绝对自由、无条件的自由，那要害死人。

四、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是什么?他不是什么独立的阶层，因此，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王文光叫喊“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什么东西?在旧社会，知识分子是为谁服务呢?有些是依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吃饭，或者是依靠个人主义吃饭。今天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是劳动人民的天下。要求于知识分子的就是给人民干事，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生活，就是这样一回事。但是，有些旧知识分子今天反而得意忘形起来了，要人家三顾茅庐。比如王文光五月份把他自己说得那么干净，那么漂亮。但他最近检讨说，在一九二九年就处心积虑地想当汉奸，干净何在?要人家三顾茅庐，旧社会谁顾你来?难道蒋介石什么时候跑到他家礼贤下士地非把他请出来给他碗饭吃不可吗？我看没有。“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奴才思想，有奶便是娘。蒋介石知你，给蒋介石干，日本人知你，就当汉奸。今天好象劳动人民不知你！你就要当右派。我还见过那么个人，说他当汉奸是没有办法，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什么话？我看这些人，高调愈唱得高，做得就愈糟糕。还有个“士可杀，不可辱”，谁辱你来?旧社会对知识分子就那么好，蒋介石、阎锡山杀的一蹋糊涂，枪毙学生谁没有见过。今年以来，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很象新鲜货上了市一样，居然还有人欣尝这些东西。旧知识分子还有一种超人的优越感，这一条害死人了。我看他们是最有知识，也是最无知识。如果和工农劳动人民结合起来，就是最有知识，如果脱离群众，就是最无知识。

第一，没有生产知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有工农劳动人民生产我看早饿死了。

第二，没有社会科学知识，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旧社会你念了一套，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又不能用。当然我并不是要一概否定资产阶级的东西。

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地养成那么一套与工农群众格格不入的思想习惯，应当好好改造。王文光说，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联盟的提法也不对了，那该怎么办？改成士为四民之首好不好?为什么非要把知识分子推到脱离群众的地位不可！

这里还要谈到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问题。在学生中，有“先专后红”的口号，不知道我们文艺界有什么口号?有人说艺术一和群众结合就庸俗化了。我们五一广场修起的大楼，叫“群众艺术馆”，怕庸俗化，不叫它“群众艺术馆”，而叫士大夫艺术馆好不好？你们同意吗？说艺术和群众结合就庸俗化，这算什么话?有的同志想成名成家，我们不反对，但是想生长在象牙宝塔里，脱离群众，成名成家，靠人民养活他，这样我们不能同意，要反对。

从报纸上看到，有一些右派知识分子说，马列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就那么十二本(指“干部必读”十二册)。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从山上下来的干部才得好好学，我们这些大知识分子一目了然。其实他们连门也还未入。马列主义真的就那么十二本!其实他一辈子也学不完，他有什么了不起？吃上人民的饭，只是住了多少年学校，毕了个业，多识了几个字，有什么了不起。文学艺术为谁服务，是一个带有强烈的阶级性的问题。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反对钻研业务，但不能脱离政治。

问题很多，我只讲这几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展开全民大辩论。这是一个思想练兵，是一次生动的具体的马列主义学习。上面说的那些错误认识不是每个同志都是那样，但有些人却很严重。我讲了许多，说来说去还是个立场、观点、方法问题。

所谓立场问题，不只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抗战八年，有许多人过了关，有许多人倒下去了。抗战开始前叫救亡运动，学生大批的来到解放区，但一接触实际，有些人过来了，有些人倒下去了。过来的是好的，但只是一个民族解放战士。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打了几年，有许多人过来了，有许多人倒下去了。过来的人可以说是过了民主主义这一关，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战士。现在是过社会主义关，这就比较困难复杂。解放以后，一包包下来，都是国家干部，今天能不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一个考验。大辩论就是要使广大群众提高一步。我们要把大辩论搞好，把反右派斗争搞好，使我们所有的干部，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希望同志们只从精神上理解我的报告，有错误的地方，请提出纠正。

来源：《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山西省文联、太原市文联资料室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