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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我们党组织和成员进行根本改造问题的认识
郭则沉
1957.09.20

[此为郭则沉同志9月20日晚在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我党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今天晚上就要闭幕了。在正式开会以前和开会以来，我们先后进行了十一次学习，学习了人民日报关于“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社论，李维汉部长关于工商界整风的谈话和李维汉部长9月17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会上的讲话，对我们会议的进行，帮助很大，启发很大，使大家明确认识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和同志们一道学习，也有一些认识和体会，现在我对我们农工民主党组缎和成员必须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为什么我们的党和成员要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这首先牵涉到一个对于我们党的估计问题，小组会中对此讨论的最多，正确估计农工民主党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如估计不正确，就很难正确地认识我们的任务。

农工民主党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前的情况，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是在解放以前：农工民主党是一个很长的党，漫长的岁月是在解放前度过的。毛主席曾经告诉我们要过三关：一个是战争关，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一个是土改关；再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关（现在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就是过社会主义革命关）。过去的两关我们过得如何呢？在小组讨论中有的认为是一团漆黑，有的认为是很光荣的。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走极端的。我们的党在解放前，特别是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以前，是走中间路线的党，即所谓“七分反蒋，三分反共，”（当然是否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还要重新估计）。是彻头彻尾的中间路线。

解放前那时党内有三部分人：一部分人是一心一意与共产党合作，这一部分人为数不多。一部分人是彻底的中同路线，一面反蒋，同时也反共。这一部分人为数很多。这种中间路线与其它民主党派的中间路线有所不同，其它走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主要是搞政治活动，而我们党还有军事投机，代表人物就是章伯钧，张云川等。还有一部分人对中间路线不反对，对共产党也不反对接近，这部分人为数也不少。在解放前我们党内是有左、右派的斗争的，在香港、上海等地方我们的同志此较集中，这两地也就是斗争的中心，在解放前夕这一段时期，左、右斗争比较剧烈，斗争中心问题是反对章伯钧等人另搞一套的军事投机、“三分天下”的反动活动。1948年我们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到北方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但章伯钧等人的中间路线活动并没有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过战争关，一部分人是没有过来，解放后整党时，除工农分子是我们交出的不算外，是有些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被清洗，这说明一部分人在战争关是没有过来；一部分人过得很勉强，不服气，一部分人过得较好；还有一部分人是混过关的。这样来看，过去的中间路线，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反蒋，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反共。所以如果说我们党在解放前这一阶段是光荣的，就要具体地加以分析而不能概括地来讲。从以上四部分人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成员在战争关大多数都不是很好地过来的。第二个阶段是解放以后至1956年三大改造高潮以前：战争关过来以后；毛主席在1949年曾对大家讲要有思想准备过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五大运动，最重要的就是土改这一关，这是五亿人民的大事。在五大运动这一时期，我们的党在政治路线方面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了共同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参加制定了宪法；在组织路线方面，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确定了重点分工的社会活动范围，确定了以巩固与发展相结合，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中上层为主，以进步为骨干等重要方针。在这一阶段，我认为无论组织或个人都是有成绩和进步的。特别在过土改关时，有的过得好，有的过得不好，有的混过关，有的没有过来。在这一阶段，肯定是有进步的，我们的党参加了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并在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方面做了些事情。我们党的成员经过五大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高。无论就组织或成员来看，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好的。

第三个阶段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以后：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党的情形大变，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李部长讲话中的分析，这是我们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在这个历史巨变时期反映客观现实的必有的现象。三大改造是和平革命，在这种革命胜利之下，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不变是不可能的，经济基础变了，一定要反映到民主党派内来。在三大改造以后；我们党的方向不是进一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的，暴露出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如此，1956年政协开会时，在一次座谈会上就有人不赞成再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改造”二字，这是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的露骨的表现。我认为这种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不是从这次大鸣大放中出现的，而是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即暴露出这种倾向。从去年五月起，资产阶级右派就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一直到今年大鸣大放时期达到了顶点。我记得去年人大开会时，右派分子就制造了一片所谓“民主”声在当时实际上已经大鸣大放了。波匈事件、中共提出整风，使得右派分子认为对他们“有利”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就发起了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党在过社会主义关时，考试的成绩是不好的，经过的风浪是很大的。

在这三个阶段中，我们党的政治面貌和成员的思想情况在中间这一段是比较好的，这时右派分子还较为隐蔽，中间分子受他们的影响不大，组织路线发展方针，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等，基本上是健康的。最后一段最坏，我们党的黑暗面完全暴露出来了。前一阶段的进步，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时受到了考验，事实证明，这种进步在前一阶段主要还是属于一般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字面上的接受和认识而没有根本解决政治立场问题是与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时政治上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不然就不会有右派分子

这样的猖狂进攻。

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在这次大鸣大放中有三种人：右派分子是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左派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够明显的。章伯钧在农工党从来就是右派，一贯打击左派，排斥共产党员，无论中央或地方上的左派，都尝过章伯钧打击的滋味。左派不但人数少，而且有的走开了，中央的领导权一直操在右派的手里，因此到大鸣大放时，左派同右派的斗争显示出很软弱；中间派大多数由于尚未从根本上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因而披章伯钧所迷惑蒙蔽，同情他的是很多的。在反右派斗争以后，许多人既是上了章伯钧的当，被他利用。

三大改造以后，农工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充分暴露出来，成员也显露出过去的所谓进步还只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的一种进步，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已经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独占，即到社会主义这一关时，这种还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进步，不但不能再说是进步，而且是变成完全反动的了。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成员过去所谓进步，并没有完全改变过自己的政治立场。以上就是从三个阶段来看我们党过去的光荣，是属于那一方面，属于那些人的；来说明解放后的进步，要考虑是以什么标准来看。

根据上面的分析组织和成员就都需要根本的改造。

二、改造什么

无论就组织来讲，成员来讲，现在是面临社会主义这一关，要过这一关就要改造。改造什么呢？

（1）无论组织或成员，都是改造立场的问题。李维汉部长的讲话中指出：“许多民主党派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但这并不否定两面性”。农工民主党比其它民主党派还要严重，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成员的面貌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倾向，这还不是变质了么？在大鸣大放后，我们党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这是个立场问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有人说民主党派的阶级性是越来越升高，从小资产阶级升到上层小资产阶级，现在又升到资产阶级。我认为小资产阶级也好，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好，这些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所以说我们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是很恰当的。毛主席讲过，经济基础变了，资产阶级分子就成为梁上君子，挂起来了，要么成为右派分子，否则就要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2）要改组各级领导，建立坚强进步的领导核心。过去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差不多都被右派分子操纵把持，右派分子利用合法组织，发号施命，对成员鼓动资本主义情绪，篡改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我们的党引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在此次反右整风期间和以后；我们要把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彻底地改造过来，使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真正担负起对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领导我们的党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3）经过改造，纯洁队伍。我们要通过反右、整风、整顿组织三个环节来纯洁队伍。有些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大发展中钻进来了，这就不是改造的问题，而是要把这些人清洗出去，使组织面貌为之一新。在此着重谈一谈成员的改造问题，从全党来看，中间分子是很多的，这一部分同志的立场需要在反右，整风中端正过来。中间分子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又留恋资本主义，李维汉部长讲要痛下决心，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很重要的。思想改造是比较长期的，（当然思想与立场亦不能截然分开。）而改变立场是下个决心就可以改变过来的。李部长讲话中举例说，有些人下决心革命，要参加共产党，但并不一定要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再参加共产党。李部长对于这一点讲的很有力，要痛下决心，要爱国，要拥护共产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决心下了，慢慢地思想才能连起来。立场的改变也要经过痛苦的斗争。立场的改变并不是一句空话，有的人听到骂共产党无动于衷，认为与自己没关系，而工农群众听着就不好受，就要起来同你斗争,这就是个立场的问题。李部长特别强调痛下决心，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我们需要好好地体会这一点。

右派分子的改造是不同于一般成员的改造，右派分子如果愿意回来，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门仍然是开着的。反右反得愈彻底，把他们搞得愈臭；众叛亲离，臭极了，在这种情况下，完全陷于孤立，右派分子才有接受改造的可能，才能幡然悔悟。所以对右派分子只有彻底揭发批判，才能使他们回头。

三、如何进行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

（1）首先要彻底改造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方向问题。关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问题，在我们的报告中及李部长的讲话中，都已谈得很清楚。在政治路线方面要接受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在代表成员的利益方面，要代表合乎社会主义需要的利益，而不能代表资本主义倾向的利益。我党过去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被右派分子篡改了，我党三、四月间的会议是要清理，右派分子要把右派路线在全国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合法化，我们要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改正过来，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2）党的改造，成员的改造要通过反右和整风。这虽然是两回事，性质有所不同，但内容是一个，就要看立场是否站稳了，反右斗争中，如能坚决地站立起来，就可以锻炼立场，有些人在同右派分子背对背的斗争时，还表现好一点，而到面对面的斗争时，就比较软弱无力，而锻炼立场恰好是在反右派斗争的战场上，这是最好的机会。特别是与右派分子有关系的人，要在面对面的斗争中，锻炼自己的立场，我们看到这种例子很多。不站稳立场，就撕不破脸，就不能彻底揭发批判。反右斗争是锻炼立场的最好机会，一方面反右，一方面是改造自己。只有意识到是锻炼自己的立场，对自己是革命，才能得到改造。整风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革命队伍内部的事情，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谈，不勉强人人检讨。这中间要注意改善左派同中间分子的关系，工作上有缺点，也要改正。革命队伍要学习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这个东西，团结是不巩固的。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同志之间展开了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个好的开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增加了相互间的认识和团结，而不是增加了误会和不团结。只要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运用这个武器，就一定能够加速我们的自我改造。

（3）学习马列主义和参加体力劳动：周总理曾指出知识分子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即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就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党中央提出的参加体力劳动，也是很重要的。学习马列主义要从政治上看，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如马列主义学不好，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受到限制；不通过体力劳动，同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建立不起来的，土改时强调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这个道理。

（4）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李维汉部长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经过多年的实践及反右斗争证明了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才有出路。如果不能一心一意地接受党的领导，而是三心二意，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要把接受党的领导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各级组织必须坚决接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请示工作，汇报情况，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我们在政治上和工作上是不会犯错误的。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办公室编印《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专刊》， 北京：一九五七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