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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中央国家各机关、中共北京市委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总编辑 邓拓
1957．12．20
目前我国新闻界正在努力整顿思想作风，整顿队伍，改进工作，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就我国新闻界在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表现的思想政治情况和实际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作一个初步检查，吸取经验教训，寻求更好地改进工作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
新闻队伍必须整顿
新闻战线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最尖锐的一条战线。在我国过渡时期，报纸、刊物、广播等各种新闻工具不但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进行工农业生产，向自然界展开斗争的有力武器。怎样做好新闻工作，这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它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这样，新闻工作上和新闻学领域中的斗争，同政治斗争常常紧紧地连在一起。在全国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新闻战线上斗争的尖锐程度是空前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全国的新闻工作者在这一场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重大的考验。新闻队伍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严重情况，也在这个斗争中暴露了出来。
混到我国人民新闻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动的进攻是蓄谋已久的。他们有订计划、有组织，有言论、有行动。他们在新闻界发动进攻的力量，从现在看来，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新闻界的头目，如储安平、徐铸成、浦熙修、陆诒等，他们率领了一班娄罗，以光明、文汇两报为主要阵地，南北同时大举进攻。后来发现，他们还准备了几个“班子”，企图进一步篡夺新闻日报和新民晚报，也打算篡夺大公报。当时有一批自称为“老报人”的，如顾执中之流，扬言要“归队”，到处“接线”“挂钩”，一心以为这是他们在新闻界进行倒算和复辟的好机会。他们没有料想到他们的野心和梦想会那么快就破灭了。另一部分是混入共产党内部的右派分子。这部分人有极端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以修正主义的面目出现。这批人包括王中、刘宾雁、范四夫、彭子冈以及其他叛变分子、内奸分子。他们从各个侧面配合党外的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进行恶毒的进攻。
这两部分右派分子合成了一股反动的力量。他们的表现虽有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他们有相同的纲领，唱同样的调子。他们之中，虽然有的曾经披上了共产党员的外衣，但是他们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变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并且顽固地坚持着他们的反动立场。在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他们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原来面目。
这些右派分子在新闻战线上首先发动进攻不是偶然的。现在看来有三个原因：第一，资产阶级右派懂得报刊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尽管他们极力不论报纸的阶级性，并且以此为理由大肆攻击无产阶级的新闻学，但是他们在行动上却极力抓住这个武器，夺取这个武器，兴风作浪，发动进攻。第二，新闻工作者队伍中既然混进了一批右派分子，他们就得到了许多有利条件，能够从革命的堡垒内部来发动进攻。第三，我们新闻界的队伍在思想上不纯洁的现象是很严重的，不少新闻工作者，有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就给右派分子提供了活动的地盘。
全国人民的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新的情况下的继续。我们应当在思想上划清社会主义报纸和资本主义报纸的界限，努力清除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要提起高度的警惕，随时揭露那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实际上贩卖资产阶级货色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是长期的任务。这个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与巩固。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不能不抉择自己的立场。这个时期的实际斗争的结果证明，我们新闻界的大多数人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同右派分子开火，因此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管资产阶级右派有多大能耐，提出一套什么迷人的口号他们终于失败了。
新闻界右派分子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事实还告诉我们：第一，应该尽量通过报刊，让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许多毒草放出来；然后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把它们锄掉，变成肥料。第二，在全国二万七千多名新闻工作者中，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有一部分骨干经过了革命斗争的锻炼。这个队伍的主要部分基本上是可靠的。右派分子企图篡夺这个队伍的领导权只是他们的妄想。第三，我国人民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情况，充分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前夕，全国报纸发行总量只有二百五十万份，而现在是一千五百万份左右。中国历史上一般报纸的发行量没有超过十万份的，而现在报纸发行十万份的却一点也不希奇。广播和其他新闻事业也都有很大发展。现时全国新闻事业比解放初期发展了六倍。在这个事实面前，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一切谰言不攻自破。
现在我们要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要狠狠地反右派，也要狠狠地改进工作，首先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整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的强大队伍。这个新闻队伍应该成为我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队伍必须又红又专，并且要红得透、专得深。现在的条件十分有利于我们来建立这样的一支新闻队伍。因为我们进行了严重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去年六月以前是右派分子向我们猖狂进攻，造成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局势；去年六月开始，全国人民向右派分子大举反击，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有利形势。一部分本来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新闻工作者，由于他们一向所依附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正被消灭，他们逐渐地提高了政治觉悟，看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表示愿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附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面来。只要我们决心继续改造和整顿新闻队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的作用，并且积极培养新闻工作者的新生力量，那末，无产阶级的新闻队伍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正如整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军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一样。为了这个目的，狠狠地从政治上、思想上整顿我们现有的队伍，改造现有的新闻工作者就具有决定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认真地清除资产阶级的一切思想毒素，使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死心蹋地，为社会主义事业、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忠诚服务。
为谁服务是根本问题
为谁服务——这是新闻工作的根本问题，也是新闻学理论的根本问题。
任何报刊及其他新闻工具都有它的阶级性，它们都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右派分子却极力要抹杀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性。他们恶意歪曲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他们硬说“在中国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报纸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他们根本不敢引用毛主席讲话的原文。毛主席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现在一方面有人民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还有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吗?在这种情况下，报纸不但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武器，而且仍然不能不是敌我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的任务显然更加复杂了，因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地处理，这是一个新的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还缺乏经验。右派分子发现了我们在新闻工作中的一些弱点，乘虚而入，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根本原理，散布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企图影响和改变我国人民新闻事业的方向。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以前的系主任王中，就是他们的代表。王中虽然曾经是共产党员，但是在思想上却早已投降了资产阶级。他在全国解放之后，就到了上海滩，拣起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破铜烂铁，来武装自己。还在党开始整风之前很久，他就到处散布他的修正主义的新闻学观点，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领域和社会主义的新闻战线上的代理人。王中的新闻学观点因为贴着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鱼目混珠，到处骗人，所以流毒特别大。
王中的“理论”核心是所谓报纸的“两重性”。他说报纸首先具有“商品性”，在商品性的基础上才能说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他看来，报纸不过是一种商品，报纸和读者的关系只是五分钱的买卖关系，读者首先是把报纸当成商品买来了，然后才受到报纸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内容的影响。他举了很多例子，如中国古代的“开元杂报”和古罗马凯撒大帝办的“每日新闻”等等，来证明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王中的这一套说法完全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谁都不能否认，中国古代的“邸报”，包括“开元杂报”在内，乃是封建宫廷的报纸，它们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用来向他的臣子传达法令、报道朝廷情况的。这些“邸报”难道能离开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目的吗?同样，凯撒大帝办的“每日新闻”也不例外。我们现在无法看到这个报纸，只能从间接的历史纪录上知道一些。王中怎么能够武断地说从内容上看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完全是为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呢?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这个报纸创刊于纪元前六十年，专门登载政府公报和命令。光从这一点看，能说它不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吗?在达里，还应该提到我国南宋初期出现的很多小报。当时宋朝受到契丹、女真的进攻，统治阶级内部起了分化，有主战、主和两派。当时的宫廷官报是主和的，因此不登关于主战的言论和人民自动起来抗战的情况。于是小报出现了，提倡抗战，报道人民武装斗争的消息。官报和小报之间的斗争不是反映着阶级斗争吗?这些是历史上的情况。至于说到现在，那末，资产阶级右派章罗联盟紧紧地抓住文汇、光明两报作为他们的工具，这不是为了他们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同王中相反，认为报纸首先不是商品，报纸首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有当报纸成为近代化企业的时候，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说，它才需要计算成本，计算盈亏，并且它的发行工作要经过邮政，经过市场等等。仅仅是在这些现象上，新闻事业与其他企业，特别是商业性企业，才有某些相近的地方。除此以外，报纸根本不同于商品。试问当今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办报首先是为了五分钱呢?可以毫无例外地做出全称肯定的判断，人们办报首先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其他。
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发动广大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而奋斗。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为工农劳动人民的最大多数的最高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右派分子如王中之流也说要为人民服务，也说要根据读者和社会需要办报。但是他们对读者和社会需要不做阶级分析。王中所进行的社会需要的调查，尤其是骗人的。
王中宣称他曾到无锡工厂做过调查，他说：“有一个工人说：我家在农村，但天天要上班生产，没有时间去打听农村的情况，就很想了解农村的消息，需要在报纸上读农村的消息。有一个纺织女工，她的丈夫是三轮车工人，她不一定很需要看报纸上的纺织厂消息，她也要知道三轮车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从表面看来，王中似乎也很重视工人群众对报纸的意见和要求，然而，实际上，王中显然别有居心，他通过这个调查却莫名其妙地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说：“离开了读者的需要，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不把它当成读者花五分钱买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就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这简直叫人不懂得是什么逻辑。这是王中抄袭美国盖洛普按照“横切面定律”进行所谓民意测验的方法，它是资产阶级进行“民意”欺骗社会的把戏，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应该看到，报刊和其他新闻工具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如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它必然要为一定的基础服务，它反映一定的阶级关系。在帝国主义没有消灭以前，在阶级存在的情况下，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报纸似乎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也办报纸，资产阶级也办报纸；报纸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谁都可以利用它，把它作为战斗的武器，如同飞机、大炮、机关枪一样。但是，报纸毕竟不同于飞机、大炮、机关枪。一切枪炮武器离开了人就没有阶级性，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报纸却仅仅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才可以为一切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们所利用。然而，报纸离不开具体的内容，它要表达一定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方向。因此，从具体内容来说，它就有了阶级性。抽象的报纸是不存在的。比如大字报，右派出过，我们也出，都叫做大字报。但是，这些大字报都表达了一定的思想政治内容，这些内容就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右派分子推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说它们是商业性的，是超阶级、超政治的。事实究竟如何呢?英国的路透社自命为“商业通讯社”，但它是从英国政府那里领津贴的。应该说，路透社所发出的新闻，从来都是为大英帝国服务的。至于美国的许多新闻机构由美国新闻处在背后操纵，更是人所共知的了。美国新闻处每年补助各方面的钱，约有一亿美元，直接参加工作的人员大约有一万人以上。受到津贴补助的，有几家大报纸。它还办了许多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以及鼓动匈牙利事件的“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它在世界上七十六个国家中拥有二百一十个新闻中心，有的是广播，有的是刊物，还有用私人名义办的以及国际性的新闻事业共三百四十家。它的资金是洛克菲勒和福特两大财团供给的。这就足够说明他们的新闻事业究竟是商业性的还是政治性的了。
任何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和每一个新闻工作者个人，在阶级社会中，都不能不根据他们所服务的阶级的利害关系，对于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来报道。比如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西欧通讯社说它是“群众起义”，而事实明明是反革命势力要推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明明是反革命案件。西方通讯社为什么要颠倒黑白呢?这就因为西方的新闻记者的报道受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和政治观点的支配。卡达尔同志对匈牙利地方记者说过，西方通讯社为什么不报道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不报道法国码头工人罢工，偏偏报道匈牙利国内工人的闹事呢?当时帝国主义供给了反革命分子以大批的武器弹药，却伪装说那些是医疗药品。他们还从奥地利等国派了大批间谍、特务、军事人员潜入匈牙利。对于这些，西方通讯社在消息中是不肯报道的。我们能说没有政治目的吗?右派分子说：“新闻和语言一样，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这样的说法在事实面前不是显得极其荒唐吗?
有些“老报人”还说从前的大公报是超阶级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它是怎样的“超阶级”吧。王芸生先生在北京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曾经揭露张季鸾向他说过的“知心话”：“你天天写社论，要记住我跟蒋先生有交情，只要拥护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这就完全戳穿了张季鸾和大公报的政治嘴脸。张季鸾本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曾连续写了四篇社论：“西安事变的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给西安军界的一封信”、“国民良知的大胜利”。国民党曾将“给西安军界的一封信”加印了十万份，派了飞机散发给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这能说旧大公报没有成见，没有政治背景，是超阶级的吗?我们说报纸是政治斗争的尖锐武器，它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吗？
我们从来不避讳而且明确地运用新闻报刊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我们确信列宁所说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在我们办报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事例，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以及最近的反右派斗争，都可以证明列宁的这个命题的正确。只有王中、范四夫之流才狂妄地攻击列宁的命题，说它是“过时”了。这一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狂妄已经达到了极点，完全暴露了他们对客观事物的无知。
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为了贩卖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来歪曲、修正以至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他们把报纸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完全对立起来。他们否认阶级性而抽象地强调人民性，其实他们也否认了人民性。因为抽掉了阶级性，也就失掉了人民性的根本条件。目前人民内部还有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差别，而且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差别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存在。在许许多多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中间，当然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这就必须用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来加以衡量，而不应该抽象地笼统地去对待它们。离开阶级性的抽象的人民性根本不可理解。
我们必须同右派分子坚决地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保卫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途而奋斗。
两种新闻自由
在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人们都曾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新闻自由”的问题。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我们的新闻不自由，新闻受到“封锁”；或者说我们管得太多，管死了新闻自由。他们要争取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要求所谓绝对的无限制的新闻自由，目的只是要让资产阶级有绝对的无限制的新闻自由。他们又恶意地歪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学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的最广大的民主。”“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我国人民现在享受着充分的民主自由。去年下半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大大地发展了。这是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相对立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打倒，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去年上半年，大家不是听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大嚷大叫吗？那时候他们要共产党下台，要无限制地发展资产阶级的自由，把中国推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当时新华社有个叫邹震的，是留美学生，他学的是资产阶级新闻学。他要中共中央宣传部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开放绿灯”。他攻击党报有三大缺点：一是有些话不敢讲，二是有些话不便讲，三是有些话不准讲。人民日报也有个右派分子叫蒋元椿的，大肆攻击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员只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办报，说这就是“圣旨口”、“紧箍咒”，束缚了他的天才和积极性。当时还有人说人民日报不登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消息是“胆小”。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讲演以后，居然打电话“警告”我，说：“如果人民日报不登，会有很坏的后果。”我的回答是：“登不登是我们的自由，你无权干涉。”我们就这样一直不登那个消息，是不是反面消极的东西都不登呢?当然不是。要登这类消息就要进行批判，而当时的条件并没有成熟，我们不准备过早地对北大的所谓“民主墙”问题展开批判，所以不登那个消息。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态度涉及政治立场问题，根本不是什么胆大胆小的问题。
那些右派分子当时完全处于疯狂状态，他们极力想得到无限制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他们对于国家的保密制度同样非常不满。右派分子顾执中、陆诒、杨重野等都造谣攻击保密制度，胡说什么“狮子到上海也保密”等等，于是顾执中就主张“抢消息”。但是，人们都懂得，国家机关中有一些部门不可能没有一些机密的，对于这些国家机密必须保护，任何国家都一样，不独我国，也不独是社会主义国家。
右派分子力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记者就什么都可以报道，似乎都很自由。然而，认真比较起来，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人民是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国家的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致，国家不以限制人民的自由为有利，而以充分保护和发展人民的自由为有利，因此，这里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民的新闻记者也有了真正的新闻自由，人民的新闻事业有长足的发展条件。
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记者并没有采访报道的真正自由，许多西方通讯社的记者只能按照他们的老板的意志行事。比如，美国合众社和纽约时报在一九五一年秋季朝鲜战争紧张的时候，为了掩盖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故意把读者最关心的战争报道减少，同时组织了一大批关于车祸、沉船、婚姻案件等新闻和图片，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这类事实可以举出很多，人们由此可以懂得西方新闻记者的新闻自由是什么回事了。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多么老的报纸，都惹不起大垄断资本家。英国有一条出卖报刊杂志的街道，据最近的消息说，现在萧条得很。有一个“图画邮报”(兼有文字和图片)，办了很久，销行七十万份，现在停办了，原因是没有一个大资本家愿意给它广告。在那里，销行七、八十万或一百多万份的报纸，也要依靠广告才能维持。英国“伯明翰镜报”和“约克郡观察”报的历史同“泰晤士”报差不多，现在也都垮台了。美国的“柯里尔”杂志也是因为大资本家不给它广告，以致不能维持而停刊。这些都可以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自由办报的可能。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由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反映到新闻事业上，也是大鱼吃小鱼，大报吃小报。“每日先驱”报编辑威廉浦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每月新闻”上发表文章说，英国百分之六十的报纸控制在四个大资本家手中。这说明了集中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现代报纸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之下，报纸的经营也形成了垄断的局面，不论任何个人，即便有很大资本的人也不容易插足进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事业的发展只有两种道路：要就是成为垄断资本家的报纸，为追求大垄断资本的最高利润而服务；要就是经过革命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报纸，成为人民集体的事业。
我们的新闻自由同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比较，发展的趋势完全不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必然越来越缩小，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必然越来越扩大，就像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兴旺、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没落、衰亡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人民觉悟越来越提高，专政的对象越来越少，民主自由便自然越来越大。我们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只是不相信一小撮右派分子。
我们的新闻事业是新型的，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我们的新闻自由所以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就因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成了新闻的主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工作和要求成了报道的主要内容。请问，美国托辣斯控制下的报纸，能不能充分反映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和要求，把劳动人民作为新闻的主体呢?右派分子说我们的报纸是“寡妇面孔”、“一片机器声音！”上海的右派分子许君远还大写文章，说“报纸能这样办下去吗?”他们对机器声听不下去了。然而，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的劳动人民，如果听不到机器声又怎么能够活得下去呢?
我们的报纸有成千上万的通讯员，千百万读者。以人民日报为例，它几年来每天都有一千多封人民来信来稿，它们来自各工厂、农村和街道。这是我国报刊史上的奇迹。我们报纸这样广泛的群众性，决不是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所可比。资产阶级不喜欢人民群众的报纸，认为群众的东西都来了，报纸没法办。他们要办“同人报”，同我们唱对台戏。
什么叫做“同人报”呢？这本来是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支配下的“自由组合”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用来遮盖自己的政治面目的一块假清高的招牌。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抬出这块招牌是毫不足奇的。他们所说的“同人”当然是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是什么志相同，什么道相合呢?如果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志同道合，就一定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志同道合。不可能有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志同道合(当然也许还有封建主义的志同道合，那更应该打倒了)。
为了实现他们所追求的“新闻自由”，右派分子曾经准备办几个“同人报”和“同人通讯社”。王中曾找到在北京各新闻单位中工作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谈话，鼓励他们办“同人报”。王中的学生果然已经办起了试验性的“同人报”。王中非常赞赏这个报纸，他不断给他们打气。这个“同人报”由一九五六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几个毕业生合办，叫做“友好通讯”。它模仿解放前上海反动小报的样子。王中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时候，经常身上带着上海解放前的一种小报，叫做“飞报”的。他把“飞报”推荐给学生看，说它生动活泼，于是他的班上出现了专门研究“飞报”的学生，被称为“飞报专家”。他们毕业以后，就按飞报形式来办“同人报”，内容充满了阿飞气。比如，它写道：“某某君的电烫头发，扁圆的脸蛋，贴上高耸的卷发，神气风采，格外英俊，不愧为新闻系出品的现代化录音记者”。这就是“同人报”上的“生动活泼”的新闻。无妨再举一些新闻的标题，比如“为单身汉寂寞着想”，“光棍有感”，“某某困觉获冠军”，“某某喜得佳配”，“某某先得嫁妆”等等，这类新闻、通讯不一而足。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新闻的趣味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新闻的趣味也有阶级性，不能笼统地说新闻要有趣味，问题是要看什么样的趣味。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人，是会有不同趣味的。因此，研究新闻的趣味，必然从阶级出发，从政治出发。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总是把新闻和趣味连在一起，甚至充满了猎奇、荒唐和低级趣味。比如说狗咬人不是新闻，而人咬狗才是新闻等等，便是人所共知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所自鸣得意的“学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常常充满了这种猎奇、荒唐和低级趣味。从前美国“太阳报”登过一条消息，说天文界有新发现，某教授发明一种望远镜，能看清月亮上有许多“蝙蝠人”。最后证明这消息是假造的。但由于这个假报道，“太阳报”的销数大大上涨，老板赚了一大笔钱。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趣味。现在资产阶级报刊极力想要给人的感官以刺激，这也就是他们的“趣味”。我们不能提倡这种趣味。我们提倡高尚的兴趣，培养人的高尚品质。人的品质必须培养才能达到高尚的境地；听其自流，就很难有高尚的品质。如果报纸不去培养读者的高尚品质，反而去腐蚀读者的精神世界，那末，结果将不堪设想。这种毒害读者的罪恶勾当是资产阶级报纸所乐为，而我们社会主义报纸则决不能做。
为什么右派的“同人报”强调趣味达到这样荒唐的地步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宗旨，这就是极力引导读者脱离政治，去欣赏腐烂的东西的臭味，千方百计地腐蚀读者，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它们有的用大量的篇幅刊登新奇的富于刺激性的社会新闻、描写演员私生活的报道、专门为消遣娱乐的软性小品等等。它们极力避免甚至公开拒绝刊登有关国家政策和群众政治教育的材料。如果要问，这类报纸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和教育人民群众方面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简直无可称道了，甚至于有的起了很坏的作用。总之，这种报纸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的报人自然会说，只有这样办报才算“自由”，可是，我们却不应该允许他们有这样毒害读者的自由。
现在难道还有人能够容忍顾执中之流的旧“报阀”继续“自由”地称霸于新闻界吗?那些旧报阀自命为中国报纸传统的化身，要我们去继承传统。我们能够这样做吗？不能!我们认为，对于我国过去的革命报刊的传统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吸收。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报刊就不是什么接受传统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否定一切资产阶级报纸的所谓传统，打碎资产阶级报纸的体系，然后拾掇它的某些方法或技巧。资产阶级办报的方法或技巧也决不是全部有用的，其中只有某些部分有用，并且就是这些部分也还必须经过批判和改造。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大跃进
我们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它必须紧紧地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党对于新闻报刊的质量、任务以及体裁等问题，很早就有明确的方针。毛主席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办报，他在一九二五年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说：“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这便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这些话比我们现在常说的报纸是政治斗争的武器、新闻是新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等等要通俗和有力得多。这些话现在仍然应该成为我们的指针。
现在我国人民的报纸，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在性质上说，都是社会主义的报纸，它们的政治方向基本上一致了。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进行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实现我们原来准备在整风运动中要进行的各种改革。
我们要改变现有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法。我们有的机构太大，人数过多，应该改变。但是更重要的却是要使我们报刊的内容和形式，充分地反映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生动活泼的朝气，充分地反映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和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充分地按照党的政策方针去指导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生产劳动和实际生活。我们不但应该经常大量地用各种形式报道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并且要经常地向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知识和唯物辩证法的宣传。这种宣传必须同群众斗争和思想实际密切结合，从客观实践中提出问题来进行解释。至于报刊的表现形式更应该力求生动活泼，丰富多采，而不应该拘于一格。属于新闻业务或技术方面的问题，各报应该展开社会主义的革命竞赛，使百花齐放，各显神通。社会主义报刊之间的这种竞赛，决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
如果我们的报纸离开内容而盲目地去追求形式，那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形式的活泼生动能为读者所喜见乐闻，又不可不注意。我们编一张报纸要像园丁经营一座美丽的花园一样，要使报上红花突出，绿叶茂盛，既有中心，内容又很广泛而不单调。文章的形式也要如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花色品种应该日日开放，有色、有香、有味。并且要及时刊登，免得变成明日黄花。当然，报刊的时间性是怎样掌握，这是政策问题。有的报道因为关系到对敌斗争，究竟早登好还是晚登好，这个时间性问题必须从政治上加以考虑。一般地说，新闻报道应该力求新鲜及时，不只是采写和发表新闻要及时，而且要用最好的形式反映新鲜事物。
目前许多报刊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显著的进步，比较生动活泼了。但是思想作风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许多新闻单位存在着严重的“六气”，这就是官气、暮气、骄气、娇气、阔气还加上书生气。这六气如果不从思想根源上挖掘干净，必有后祸。
我们有许多新闻工作者官气十足，架子很大；或者是老气横秋，暮气沉沉；或者是骄傲自满，盛气凌人；或者是娇生惯养，不肯吃苦；或者是铺张浪费，少爷作风。书生气更是我们所特有的，这就是关门办报，脱离实际，八股腔调，老一套办报方法。这种书生气也增加了暮气、官气、骄气、娇气等等。
我们现在要把“六气”统统揭出来，一个个烧掉。大家都从这方面来点火，掀起一个以烧掉“六气”为中心的反浪费反保守高潮，鼓起干劲，向前跃进。我们要学先进、比先进，实行革命竞赛。
什么是先进?如何比法？我认为这就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现在我们要把多快好省的方针体现在新闻工作上。
什么是多?这在新闻工作上就是要求编辑记者写得多、编得多、看得多，反映到报纸上是品种多，特别是评论要多，要改变过去“一篇主义”倾向。要解决一个问题，发一篇社论往往是不够的，今后要抓住重大问题，连续发表许多篇社论，求得彻底解决问题。我们要经常注意社会上发生的新问题，及时反映到报纸上来。美术作品也要增多，这样版面才能活跃。报纸发行数量也要增多，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什么是快?对新闻工作者说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很快就知道许多事情．但是反映在报纸上却比较慢。今后我们要反映问题快，宣传中央政策方针快，发行快。
什么是好？好的标准就是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不但是逻辑问题，而且包括宣传中央政策要准确，反映的各项事实及问题提法也要准确。鲜明性主要是逻辑问题，生动性主要是写作技巧问题。这“三性”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新闻工作者应该首先在这方面展开竞赛。
什么是省？这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文章要力求短小精悍，不要写多余的字句，这样既可省笔墨，又可省篇幅，还可省读报人的时间；电报短些，也可省钱。
怎样在新闻工作中实现多快好省?要有一个全面的规划，一年要做几次检查，年终应该进行评比。这样才能够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这样就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共同跃进。各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普遍推广“试验田”，改进领导方法，突破一点，推动全面。主要负责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业务上，抓住先进例子和落后例子，从这两个对立面去寻求新的工作规律，积累经验，带动一般。现在有的新闻工作单位已经出现了一些先进的工作方法和良好的成绩，我们应该组织参观，互相学习，迅速推广优秀工作者的先进方法。各单位的具体条件不同，有许多工作方法和经验不是普遍适用的，在学习中要防止教条主义的机械搬用。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各国报刊工作的经验教训，我们也一定要继续认真地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对我们有用，他们的失败教训对我们也有用。在这一方面同样要防止教条主义的倾向，要提倡创造性的学习态度。
全国新闻工作者当前的迫切要求是要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最基本的改造方法是轮流下放，到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中去锻炼，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要去寻找母亲，增强自己的力量，改变我们知识分子先天不足的弱点。只有每个人下决心割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才能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正变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才能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这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也是彻底克服个人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关键。经过刻苦的锻炼，每个新闻工作者要能自觉地克服名誉地位等个人打算。在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对家庭等各方面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能自觉地克服一切自私自利的言行和思想。在作风上，要真正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具有勤劳、朴素、忠诚、谦逊、坦率、勇敢、热情、乐观等优良品质。这样的品质只有生活在工农劳动人民中间才能培养起来。因此，我们一定要到工农劳动人民中间去。每个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都应该立志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一方面要彻底地无产阶级化，就是要红，并且要红得透；另一方面要有丰富的熟练的业务技能和知识，就是要专，并且要专得深。
这里要说到新闻工作者修养的根本问题。红透专深的红色专家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也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道路。这是一个总的方向。但是，新闻工作者怎样实现红与专，还有若干具体问题。比如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对于新闻工作者似乎无例外地都可以统一起来，其实有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并没有真正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新闻工作者中仍然有忽视政治而偏重业务技术的人，他们没有把技术无条件地服从于政治，他们处理问题往往不多从政治上考虑，而多从技术上着眼。这种人很危险，很容易迷失方向，造成错误。这种人需要耐心的帮助，要让他到群众中去，到斗争尖锐的地方去，改变书生气，成为政治家。同时对于一部分平素缺少学习研究的人，又应当引导他们进行必要的学习，懂得必要的文化科学知识。一般地说，编辑记者都需要全套的本领，本领不够的就要学，缺门就要补。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不但要有全套的业务技能，而且要有全套的基本知识。无论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法学、文学、逻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民族语、外国语等都应该学会一些。这些都是新闻工作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我国人民对于新闻工作者有很大的期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我们贡献更多的力量。让我们大家在这全国大跃进的高潮中，加倍奋勇地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