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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党委会关於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
党委书记 李凡夫
1958.01.21

(李凡夫同志一月二十一日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第一部分　从整风到反右派斗争

我受党委委托，向同志们作反右派斗争总结报告。我们这次反右派斗争，总的情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斗争很艰苦，收获却是巨大的。我们大家先来回忆一下过程。

我校整风是从去年二月开始的，到四月底，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先后学习了八大文件，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以及毛主席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等。检查了学校三年来的主要工作，党委对支部委员、党的小组长和助教、科长以上干部作了两次报告(对全体干部的报告是第三次)。对学校主要问题，原则性问题，也就是大是大非，党委都取得了一致意见；第二次报告时有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同志和中央组织部戈华同志参加指导，经过报告，支部委员、党的小组长、助教、科长以上干部都认为基本上满意了。但从后来看，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歪风还是继续上升，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这里。为什么没有解决问题呢?因为在我们学校，除了内部矛盾之外，还存在着敌我矛盾。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是不认识的，可以说是没考虑过。这说明我们的认识落后於实际，说明我们对“八大”文件和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没学好，对国家当前形势和学校情况认识不足。

我们当前的形势是什么呢?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贯穿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这个斗争既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又可表现为敌我矛盾。这两种矛盾在我们学校都存在着。学校几年来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斗争的反映。学校整风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可是我们那时对这种形势认识得很不足。

党委总结说，学校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但是有缺点。这个总结是在中央、省委派有同志参加下作出的，所有党员都是同意的，但右派分子抓着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向我们进攻，他们夸大缺点，歪曲事实，完全否定成绩。如果他们仅只是思想方法偏差，那就不是大问题，问题在於尽管党委作了总结，戈华同志、赵辛初同志和他们谈话到深夜，仍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大鸣大放中，他们歪曲中央文件精神和学校的实际，猖狂地向党和领导进攻，他们说，“党委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委执行的是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他们说领导“制造紧张空气”，“人人自危”，他们说我们“只搞政治运动，不务正业，”他们还公开叫嚣要取消党委的保密层等等。其实他们是想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我们党。

我们从领导到群众都有比较严重的右倾思想，我们的认识大大落后於形势，我们对这次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对党外右派分子进攻有没有警惕性?没有。对党内右派分子的进攻，就更加麻木不仁了。所以，当党内右派分子借整风机会与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猖狂地向党和向社会主义进攻时，我们还以为党内没有右派，说学校没有发现右派，我们把党校与整个社会割离开来，没有认识到党校的斗争就是社会斗争的一部分。后来、由於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和上级的帮助，我们认识到不仅社会上有右派，党内有右派，党校也有右派，但是开始党内认识是不一致的，首先党委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这充分说明我们在政治上是不够敏感的。由於领导上存在有严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领导就不能站在运动的前列引导运动前进，实际上障碍了运动的开展，使运动开展得很慢。领导上既然如此，群众中的右倾思想也就不容易很快克服，当时不能谈右倾思想，对批判错误思想也有很大抵触情绪。大家记得，在讨论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右派矛盾的性质时，一部分同志还认为劳动人民与右派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党内右派就更不认识了。

由于中央和湖北省委领导的正确，以及学习了其它单位的经验，我们虽然走得较慢。但右倾思想还是逐步有所克服，反右派斗争终於开展起来了。

运动的过程是这样的：暑假以前，鸣放了两个礼拜，右派向我们进攻，我们挨了打，但宣布说“没有发现右派”，所以反击无力，批判了错误思想也很不彻底，这个时期，从上到下普遍怕“左”。明明是右，却又怕“左”，这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思想情况，所以会这样，原因很多，除各个人的具体原因外，还由於我们许多同志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经验；许多同志对过去学校几次政治运动有错误看法，右派分子又故意夸大我们的缺点；但主要还是思想右倾和认识落后於实际。

暑假前，就有同志提出支一峰是右派，并且说，如果支一峰是右派，胡扬青更是右派了。但党内认识不一致，我们放了暑假。暑假期中，成立了专案组，收集材料并重新进行了研究，训练了骨干，除向省委汇报外，我还代表党委去中央宣传部、组织部汇报一次，上级同志给我们很大教育，到高级党校参观也有很大启发。

我们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暑假后开始的，因为没有经验，就采取了首先突破典型，取得经验，逐渐铺开的办法。我们首先批判支一峰，由於全校干部对支一峰的认识比较一致，所以斗争比较顺利，取得了初战的胜利。但在转到对右派分子胡扬青、钱广居、刘鸣斗争时f，党内的分歧很大，特别对胡扬青，一些同志存在严重的温情主义，下不得手，现在看来，他们的面目当时已暴露得很清楚，但大家认识还是很不一致，所以运动经过了一些曲折。他们三个人在大会上发言继续猖狂放毒后，运动一度停顿下来，停下来是需要准备反击，但主要是党内思想有分歧，党委指导无力，我们对中央政策和这些人的本质认识不一致。有些同志温情主义重新抬头。这是我们反右派斗争一个很严重的时期，如果那时草率收兵，右派分子可能暂时跑掉，也可能跑不掉，但反右派斗争就不知延长到什么时候了。在这一严重关头，因为得到湖北省委的帮助，我们突破了难关，使运动重新开展起来了。省委派了党群战线整风办公室主任孔钧同志出席我们的党委会议，参加讨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这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在这段停顿时间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作了准备工作，在重新开始斗争时，反击就更有力量。从那时起，大部分同志的思想渐趋一致，运动的开展也比较顺利。我们的斗争对於揭露右派分子徐懋庸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斗争了徐懋庸，这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对我们的斗争有很大的鼓舞作用，过去有些同志思想不通的听到传达后也搞通了，我校的右派分子知道他们的师傅已被斗倒，也就完全泄气，气焰从此下降了，全校干部思想也有了显著提高，学校的大是大非也进一步分清了。

运动逐步深入后，又揭发出李侠平、李烽两个右派分子，虽然李侠平很狡猾，但由於我们骨干已经有了一些锻炼，所以对她斗争时间不长，斗争却很有力。后来又挖出了刘友惠这个右派分子，只经过支部大会和小组会的斗争(没有经过全校大会斗争)，就被打垮了。若在运动开始，这样作法怕是很难斗垮他们的。运动深入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情况就不同了。

在运动的最后阶段，在定案过程中，我们的工作是更加细致了，经过彻底查对，七个右派分子对自己的罪行都没法抵赖。我们的干部都学到了政策，开动了脑筋，正确执行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经过讨论，群众与领导的意见基本一致，这就使右派分子无空子可钻，最后不得不低头服罪，都写了“向党请罪”的大字报。他们是不是口服心服?不一定，但至少是口服。要他们口服心服，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做很多工作，改造他们是要长期的。

在整风第二阶段结束后，在结合整改阶段进行对严重右倾思想批评时，又挖出三个右派分子。他们的问题正在继续审查中。

第二部分 主要收获和缺点

这次斗争我们虽然开展得慢一些，但收获很大，正象各小组在总结里说的，做到了“稳、准、狠”。我们对这次运动的收获，不要估计过低了。这次运动，对於我们的整个工作和干部思想都有深远的影响。

有那些主要收获呢?

(一)斗倒了右派，锻炼了队伍，分清了是非，加强了团结。

我们彻底揭露了党内的六个右派分子，连支一峰一共是七个右派分子。还有三个在研究中，如果按十人计，那么他们占全体工作人员的6％强，占全体教学干部的11％强。人数不少，“质量”也不低，都是教学干部，而且大部分在马列学院或人大学习过，混入党内的时间相当长，有的已有廿年的党龄，他们反党是有“理论”有“策略”的，除刘友惠是另开反党“夫妻店”外，他们都不是单干户，有的参加了徐懋庸的反党“哲学合作社”，没有参加的也是经常在一起议论是非，交换情报，泄漏机密，商量对策，互相呼应，散布修正主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愈来愈猖狂地向党向领导进攻。他们一方面反对学校的领导，同时也反对全党。他们在攻击学校领导时用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方法，他们几乎都向中央告了状。有的甚至用报纸剪下的字堆砌起来去告状，不写自己的名字，真是闻所未闻。另方面又进行非法活动，他们懂得“策略”，以帮助党整风为名，集中力量攻击学校领导同志和一部分与他们作斗争的同志，反覆强调不是攻击整个党，只是对个别领导同志有意见，以蒙蔽群众，另外吹捧另一部分领导同志，进行挑拨离间。他们还挑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极力使领导孤立。他们把党已解决了的问题，在大鸣大放中重新加以渲染，夸大歪曲，进行恶意攻击。

他们是否仅仅反对学校领导呢?不是的，他们已发展到反对全党反对社会主义了。大家对支一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因为支一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思想完全没有改造，放毒很多，态度恶劣，一看就容易分辨出来。胡扬青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们原来是有争执的。胡扬青的材料很多，大家已很熟悉了。中央“七一”社论发表后，他仍然污蔑反右派斗争是中央的“大口袋战术”，是搞阴谋，他一再说“中央搞‘大口袋’战术，自己也要走向口袋”，难道这仅仅是攻击学校领导而不攻击全党吗?他还用超阶级的“良心”来代替党性，并用这种观点来看党内问题，他说：“党性在科学工作者的表现，就是要有科学工作者的良心”。“徐懋庸的理论究竟是基本错误呢还是什么?应树立科学的良心。如肃反搞错了同志也是如此，应搞一个水落石出”。“不应死的死了，过火斗争的斗了，思想不通的想走，不提意见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胡扬青这种严重的修正主义观点，我们过去长期没予驳斥，前天在开除他们党籍的支部大会上也还在说“把心留在党内”，是什么心呢？是资产阶级的心，还是无产阶级的心?右派的心是黑的，是仇恨党的，留在党内有什么好处?他对学校的攻击就更多了，有系统的一套，能说仅是上下级关系问题么?钱广居也是一样，他的面目大家长期没认清，还认为是“好干部”，右派向党进攻时他提出要取消党委“保密层”，就是要取消党的保密制度，与社会上的右派一样，想瓦解党；他还攻击民主集中制，说我们民主制度没有建立，党委书记不能一个人去作报告，要与领导唱对台戏，领导在什么范围内批评，他也要在什么范围内发言，这还象个共产党员么?刘鸣、李烽都写了公开反党文章。刘鸣在湖北日报上写文章说，党内有些品质很坏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者“造成党内生活的反党现象，没有民主生活，死气沉沉。有些投机分子也就乘机兴风作浪，进一步的造成组织不纯。结果导致在党内绞杀民主行为”。在大字报上发表的“论评级”一文，污蔑全国工资改革是“争名於朝，争利於市”并且说党校“争名夺利之风”“也不亚於全国各地”，“一种衰退的思想倾向显得特别突出”，污蔑党委委员在争名夺利中“特别卖力气”“帮助争，帮助夺”等。他还污蔑和风细雨的整风方针是“哈风嘻雨”，这些都是暑假前发表的，我们想一下他们的问题是多么严重，态度多么猖狂，能说他们单是攻击学校领导不是攻击整个党么?他们对右派分子徐懋庸的关系是绝对忠诚，对党的领导不但不听，而且仇恨，企图积极搞垮领导并帮助徐懋庸翻集，这表明了他们的根本立场。李侠平的面目比较隐蔽，但她的思想立场与徐懋庸、胡扬青等完全一致，发表了不少恶毒的言论，并且积极支持胡扬青等的反党言论和行动。

他们的历史情况也是很严重的。过去以为胡扬青历史上没什么问题。实际上，他是破落地主家庭出身，从小就参加三青团，四五年参加反苏大游行，四八年入党后在白色恐怖下动摇要求回家，土改时搞不正当男女关系，逼死劳动模范，受留党察看的处分。刘鸣一贯犯错误，一贯污蔑领导，而且一贯告状。钱广居在抗大分校受过教育，但脱党后投敌当伪军，是俘虏回来的，他全家人投敌，所受家庭教育很坏，大哥被镇压，有阶级仇恨。钱广居投敌时已不是小孩子，刘胡兰十五岁时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可是他廿多岁时带枪投敌，是没有民族气节的分子！李侠平在地下党时的经历不去说它，她是一个共产党员居然可以与国民党的县长、省参议员这样的反动官僚结婚，在一起生活，是怎样爱得起来的？有一点共产主义思想么?所以，这一伙人搞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徐懋庸没走前，他们经常在李侠平家议论是非，散布修正主义观点，言不及义；以后以胡扬青家为中心，几乎要搞“裴多非俱乐部”了。他们这些人，虽然受到过领道上的批评，但是由於我们许多同志对他们的反党面目长期认识不清，还有些同志在思想上与他们有共鸣，对他们同情，一部分同志采取自由主义或“中立”的态度，这样使他们得以猖獗一时，使党校在一个时期内邪气上升，正气不张，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曾经有过一定市场。一些青年同志受了他们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思想混乱，使党的工作受到损失。所以，这次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来说，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党校来说，最少也关系到党校建设的命运。

经过这次斗争不但打垮了右派，纯洁了队伍，而且也锻炼了队伍，使每个同志都经过一次阶级斗争的锻炼。许多同志都认识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全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许多同志都认识到，他们虽然集中攻击的是党校的领导，但他们也攻击了整个党，他们的思想立场是从根本上反党的。经过这次斗争，许多同志对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善意批评，什么是恶意攻击，什么是一般错误言论，什么是根本上反党等问题都有了一些具体体会。右派是敌人、是反动派、是反革命派，我们开始不认识，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旧观念，我们知道抗日时期，汉奸是反革命；解放战争时期投降蒋介石的是反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反革命就认识不清了。旧的观念没有改变，说右派特别是党内右派是反革命，思想上就扭转不过来，对他们就没有阶级仇恨。有的同志认为他们有的人考试得五分，很有“才干”，怎么会成反动派、敌人、反革命?因此改变旧观点，树立新观点，与他们坚决划清界限很有必要。经过运动，大家的认识有了提高，前天支部大会上一致举手通过开除这些右派分子的党籍，这是很大的进步。

许多同志还认识到，我们学校几年来的政治思想斗争和反右派斗争，虽然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都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在党校的反映。过去几次斗争都是党内原则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右派歪曲事实，把党的原则问题看作个人之间的纠纷，这是右派的特点之一。我们大家认识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在三大改造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央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对的；但我们却因此忽略了敌我矛盾的存在。现在经过反右派斗争，敌我斗争的形势可能在一定时期缓和下来，但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仍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两种思想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敌我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要经常注意形势的发展，要跟上形势的发展。

经过这次斗争，学校的大是大非进一步分清了。学校有那些大是大非呢?有许多是非，是右派分子制造出来的。例如，教学会议，明明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贯彻教学方针，在当时是十分需要的；可是右派分子却歪曲这次会议是为着斗争个别同志。民主检查，最初是为着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后来批判个别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这次会议，无论对於被批判的同志和全体干部都有很大教育意义；但是右派分子却歪曲为这是把某某同志一棍子打死。肃反是全国性运动，我校取得很大成绩；但右派分子则抓住陈治叛党自杀事件，完全否定肃反成绩。还有人还制造三与八比的谬论，说学校十一个肃反对象，只搞出三个反革命，因此不能认为肃反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在对徐懋庸的问题上，右派分子有意制造混乱，企图替徐懋庸翻案。对于这些大是大非，有些同志过去没有从主要方面，本质方面去观察问题，因此在一个时期内，曾经受到迷惑。经过这次斗争，大是大非得到了进一步的分清，大家对许多问题都有了一致的认识，正风压倒了歪风，就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只有大家认识一致，正风压倒歪风，歪风没有市场，我们党才能真正团结。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则是内部问题了，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要是不先解决敌我矛盾，党内怎么能达到真正团结一致呢?经过这次运动，党的威信提高了，领导作风有所改进，干部革命干劲提高了，组织观念加强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许多问题解决了，这样就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过去有些同志不大关心政治的，经过这次斗争，情况也改变了。许多同志都写了大字报，而且有的写得还不错。各小组总结时，除少数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思想比较沉重外，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希望那些少数同志也能很好检查，解除包袱，下决心改造自己。学校出现这样新的局面，是运动极大的收获，是办好党校的转折点。

(二)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经验

应该说我们许多同志是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即使有些老同志有一些经验，也只是民主革命的经验，完全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在现阶段，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混在一起，如何区别这两种矛盾，把右派彻底揭发出来，把他们斗倒就更加没有经验。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我们大家都学到了一些东西。

(1)要斗倒右派，首先要站稳立场，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

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在党校有各种表现：最初有不少同志对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姑息迁就，没有与他们坚持原则性的斗争；其次是把党校和整个社会阶级斗争割离开来看；再是不能很好地领会党的政策精神，甚至不是把政策作为武器斗倒右派，反而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去反击右派的进攻。我们学校三个右派分子胡扬青、刘鸣、钱广居在大会上继续放毒后，中央关于划分右派的标准来了，大家学了政策，但没能成为斗争的武器，很多同志却认为他们三个人不是右派。掌握政策是要慎重的，但当时他们三个人的面目已暴露的很清楚，而且态度十分猖狂，许多同志却不认识，这就值得检查了。再是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能认识他们的本质。特别是对党内右派分子，认为他们是老“党员”，老“干部”，有“才干”更成为温情主义的理由。我们欢迎才干，但不欢迎反党的“才干”，反党分子越有“才干”，危害性就越大。这本来是很普通的道理，但有了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眼睛就不亮，手就会发软，对指导运动、参加斗争就会软弱无力，甚至迷失方向。因此，在整个反右派斗争中必须不断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右倾思想的原因，各个人不一定相同，有的由於家庭出身的影响，有的思想未经过改造，有的脱离实际太久了，对当前形势认识不足，对过去几年工作看法不正确，加上受右派分子言论的影响产生怕“左”的情绪，所以右倾思想普遍而严重，而右倾思想不克服，反右派斗争就开展不起来。事实证明，右倾思想克服一步，运动就前进一步。

(2)要彻底斗倒右派，必须统一党内思想，克服分歧意见。

各人的锻炼不同，修养不同，看问题就有不同；还由於每个人的认识有一定局限性，对某些问题能正确认识，对另一些问题不一定正确，因此产生意见分歧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了分歧必须想办法克服。有分歧不克服，右派就有空子可钻，我们就不好下决心指导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克服了分歧，加强了团结，就使右派分子无空子可钻，斗争就更有力量。所以，党内要团结一致，非常重要。每个党员都要注意维护党的团结，特别是在运动当中很重要。我们学校的几个右派分子，定案开始还是很顽强的。但由於运动后期党内认识已趋一致，党内团结已经加强。他们就无可奈何了。支一峰认罪后，大字报发表了他向党请罪的文章，同时批判了刘鸣的顽抗，刘鸣当时动摇很大，到我那里痛哭流涕，说自己的罪恶很大。他在两天前还写了攻击党的意见书，难道这样快就转变了?是因为看到没空子可钻!是团结的力量大!我们要形成这样个空气，内部如有分歧必须经过争论取得一致。一时不能一致，可以保留意见；但对敌人必须坚决，必须一致。怎样克服分歧?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体说来是：依靠认真学习政策；依靠研究材料；依靠群众，展开辩论。仍然解决不了时就依靠上级来解决。我们是共产党嘛，服从上级领导，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分歧?如果象这几个右派一样，谁都不听，还象什么共产党员?我们大多数同志是和他们根本不同的，党作了决定就能服从，不然党就不成为党了。

(3)彻底地走群众路线。

各小组总结时，都认为走群众路线是这次取得胜利的一条重大经验。群众路线怎么走法?首先要树立相信群众大多数的思想。群众大多数是好的，党没提出号召时，他们可能认识不清，党号召了他们就会站稳立场划清界线，起来斗争。具体办法是：要武装骨干，通过骨干广泛联系群众，特别要联系中间群众，要从思想上把绝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这样就必须把政策和必要的材料交给群众，让群众充分讨论。这样就可以发挥集体的智慧，又可以锻炼队伍。经验证明，凡是经群众反覆讨论过的问题，可以取得一致的认识，既可克服领导的片面性，也可克服群众的片面性。领导和群众互相当先生互相当学生，这样就会产生团结的力量，有个强有力的团结的队伍，使右派完全孤立，他们最后只有缴械投降。要发动绝大部分的群众，决不是一天能做好，也不是一次斗争能做好，但只要我们认真注意这个问题，采取说服的方法，给他们工作做，经过层层联系步步深入，还是可以把他们发动起来的。

(4)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是群众路线的新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对这种形式，开始时我们大家都不熟悉，不习惯。大鸣大放大字报起初是右派搞起来的，中央肯定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因为真理在我们这边，大多数群众在我们这边。开始敢於让香花与毒草齐放，毫无坏处，最后是非会分清的。在反击右派时，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声势浩大，更加对我们有利，有些同志认为就是几个右派分子该关就关，该管就管，何必这样搞麻烦?有些同志认为这种形式只适用於对敌人，不适用於对人民内部。经过几个月的运动证明，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不论对揭发敌人还是批判错误思想都是最好的形式。这种形式最有利於揭发敌人的面目，提高群众的觉悟，分清是非界线。这种形式既可以解决敌我矛盾，也可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当两种矛盾界限还不够明确时，适当地运用这种形式，可以彻底弄清是非和划清两种矛盾的界线。运用这种形式必须敢於发挥群众的自由思想，还要让右派分子充分申辩，我们在批判胡扬青、刘鸣、钱广居三个右派分子时，不是让他们每人都讲了一天么?最后还引出了刘鸣的申辩万言书。让他们充分放，充分讲有好处，把他们的全部“道理”都讲出来了，最后一套法宝都用尽了，我们摸透了他们的底，我们就有准备地进行反驳，充分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最后他们无话可说，只有土崩瓦解，自己把右派帽子戴上。

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的充分运用，不仅可以分清是非，而且对锻炼群众的认识和分析能力有很大好处。我们一面作战，一面注意练兵。既然要争要辩就非研究材料不可，不动脑筋怎么能驳倒敌人?形势逼着我们去研究材料。我们有些同志的发言就是很好的。开始批判支一峰时，胡扬青还很骄傲，说我们驳不倒他。他看不起我们这些人。他对党，对群众根本不认识。资产阶级右派总是把个人力量估计过高，目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愈来愈深入和有力量，最后驳倒了他们。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形势对我们有利，只要大家都开动脑筋，我们就可以透过现象揭露他们的本质。驳倒了右派，大家的认识提高了，而且还明确了自己改造的方向。所以，这次运动又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徐懋庸挖苦说我们的理论是“道具”，要是理论不能解决问题，那就真是“道具”了，可是我们驳倒了他们，证明我们的理论还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整个运动，既是斗倒右派，又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两方面的收获都是很大的。

以上收获的取得，主要由於中央政策的明确，和省委直接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是有福的，有英明的中央领导，我们只要很好学习，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校党委基本上贯彻了中央的政策和省委的指示。成绩的取得还由於全体同志积极参加了斗争和许多干部的辛勤努力的结果。

运动成绩很大，但还有缺点。

领导和群众，特别是领导在相当的一个时期里存在着右倾思想，所以产生一系列缺点。

(1)开始放得不透，两个星期的时间还是短了一些，又没有引导到重要政策的鸣放。领导上看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开始时有些沉不着气，有急躁情绪，这主要由於在思想上还不够明确。但问题还不在这里，主要是很长时期对这些右派分子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看不清就不好反击，反击了也没力量，这是这次运动的最主要一个缺点。

鸣放后，我们很快宣布说“没有发现右派”，在当时运动正在开始的情况下，这样讲是不对的，作用是不好的。

(2)中间有一个时期的停顿，也使运动受到一些波折。胡扬青、钱广居、刘鸣在大会上反攻后，我们有一段时间下不定决心。以后突破了这一关，扭转了形势，才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波折。当然，革命总是会有曲折，有困难的，克服了困难就会顺利和发展起来，我们的运动也是这样。

(3)运动时间拖和了。暑假前如发现右派我们就不会放暑假(学生放假也是不对的，不放假会更好的摸清中级干部的思想面貌)。时间长是个缺点，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好处，思想解决的比较透。从党校当时的情况看，稳步前进有好处，时间长点是需要的。

(4)对骨干的确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没有注意及时调整，对有严重右倾的人也让他们参加骨干分子会议，对新的积极分子却没有及时吸收。在运动前及运动中调走干部三十余人，使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其中有些同志是非没有分清，这是一个很大损失。

这些缺点，总起来都是由於右倾思想产生的。

第三部分　主要教训

(一)全国和我校整风与反右派斗争取得的主要一条教训就是要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首先就要认识它的危害性。

有个人主义立场就会不稳，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是联系着的。立场不稳思想方法就不可能对头，看问题就不可能客观和全面。在反右派斗争中明明有右派看不见，看见了，反击也没有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势发展很快，有右倾思想，做什么工作也不会做好。

有个人主义不克服，个人与集体关系就会不正常。有个人主义的人容易把个人与集体对立，与组织关系必然搞不好。发展起来，甚至会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野心达不到或者是更仇恨党反党，或者是革命意志衰退，这都是常见的。整风以后，许多同志个人与组织关系一般有了改进，也说明这个道理。

有个人主义不克服，就不可能抵抗周围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与侵蚀，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警惕时就会蜕化变质。有的老干部、老党员变成了右派，就是因为他们有个人主义又不注意克服。

有个人主义不克服往往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容易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表扬他提拔他也不会满足；批评他就更加不满，受到一些批评就往往耿耿於心，怨恨不已。

有个人主义不克服，遇到臭味相投的就可能拉拉扯扯，议论是非，言不及义，甚至发展成为小集团。夫妻两人都是这样就可能开反党“夫妻店”。所以，同志间(夫妻间也一样)政治上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很重要。但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交朋友，问题是如何交朋友，马克思与恩格斯不是很好的朋友吗?他们的友谊首先是建筑在世界观和政治原则一致的基础上的。

有个人主义不克服，不管资格多老，本事多大，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很好服务，而且本事愈大危害就愈大。

有个人主义不克服，内部矛盾就可能发展成为敌我矛盾，就不能过社会主义关。当然，不是说有一点个人主义就会变成右派。右派是根本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一般个人主义思想有质的不同。但要是认为有点个人主义不算什么，不加警惕，不注意克服，发展起来就会严重，就有可能变质。

有了个人主义的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真理。过去有些同志参加过批判徐懋庸的斗争，但由於有个人主义，对党不满，后来就认为对徐懋庸批判错了。明明是对的，也说成不对。甚至认为“徐懋庸用杂文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少有的，徐懋庸到北京后发光了”。可见有个人主义的人，就不可能有真理。

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是不能和平共居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克服就会发展。或者正风压倒邪风，或者邪风压倒正风，不可能是均衡状态不发展的。正派的人是因为有正派的思想，整天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思想就不会开展。我们学校几个右派分子一开始并不是就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不是最初就打算作个右派的，只是有与党对抗的思想，一天天发展起来，就变了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就不可收拾了。不论老干部、新干部都一样，经常考虑个人得失就会对这也不满对那也不满，严重发展时能不堕落变质么?

要克服个人主义，最主要的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把个人主义提高到世界观的原则高度来认识，这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很重要。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所以我们要首先改造旧思想，要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多一点，个人主义就会少一点，个人主义多了就没有共产主义了。右派分子有什么共产主义呢?这些人都是因为共产主义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而且不接受党和同志们的帮助，最后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再是，对个人主义要认真进行检查，认识他的危害性和产生的根源，揭露它，批判它，不能采取姑息的态度。资产阶级不喜欢别人批评他，更不能进行自我批评，无产阶级不同，对自己有革命精神，揭发缺点和错误使它不致於发展。所以，缺乏自我批评的人，进步就不会快。有缺点不要紧，问题在於是否认识自己的缺点。揭露了缺点才能改正。不揭露自己的缺点、错误，可能这个运动冲击不到你，但时间一到气候适宜时，就会象肺病一样发展起来，危险性就很大。

错误思想严重的同志应该自觉地检查，同时也要欢迎别人的帮助，不是拒绝别人的帮助，因为别人往往比自己看得更清楚些，更客观些。胡扬青这些人就是不欢迎而且是仇视批评的。领导人批评他几句，他就不能接受，就要向省监委告状。在整风小组会上批评他几句就用这种态度对待，可见他是无可救药的。同时，我们每个同志也不要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共产党员最宝贵的是能在政治上互相帮助，丢掉了缺点才能进步。没有批评、没有斗争，只是和气一团或拉拉扯扯，还算什么共产党，还算什么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我们不要怕批评。当然过火的批评是不对的，我们决不采取过火的批评的办法，对内部问题要采取和风细雨开小会的办法。但是我们必须要把缺点改掉，不让它潜伏起来。对严重的个人主义必须开展斗争，不开展斗争就不可能改正错误。大家都提高了认识，不要怕整风运动的冲击，而且要努力争取别人的帮助。经过整风，每个人都应有所进步，思想面貌为之一新，如果还是原封不动就不好了。

(二)提高理论水平，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什么是理论，如何学理论，怎样教理论的问题，在运动中重新提出来了。我们理论水平是高还是不高，是否读了几本书算是理论水平高呢?对这个问题过去有些同志有糊涂认识，认为读几本书就是理论水平高。这次运动重新提醒我们那样理解是不对的。我们讨论劳动人民与右派矛盾的性质时有人赞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右派进攻没有什么感觉，开始批驳右派讲不出多少道理，这就不能说是理论水平高了。过去对徐懋庸的错误理论，许多同志都参加过斗争，但后来又失去警惕，有的认为斗错了，有的表示后悔，更不要说与他坚持斗争了。这能说明理论水平高吗?理论与立场是相联系的，立场不解决，是学不好理论的。立场不稳学了“理论”反而背上了包袱，就比没有学过理论的人危害性还大。胡扬青读过“资本论”，读了有什么用呢?为徐懋庸的“质的规定性”反党论点找理论根据！徐懋庸拿来向党进攻，来个首长的规定性，讽刺说首长的规定性是绝对稳定的。徐懋庸认为质的规定性是不稳定的，不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可以随时变化的。胡扬青非常拥护徐懋庸的反动理论，认为是真理，真理是不怕辩的，是驳不倒的。可见，立场不稳，读书是会害人的。

但是，只解决了立场问题不读书也是不行的，立场问题解决了，还要改造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才能做好工作。提高理论必须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是为了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而不是为了考付博士。要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才是理论，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是什么理论。湖北省委关於襄阳专区兴修水利的报告，人民日报说是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报告，就是因为它依靠群众能把水引到山上，化很少的钱解决了水利建设问题。这一成绩是经过斗争才取得的，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在里边，所以中央给予这样高的评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论。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教条主义(当然不是李烽说的那种教条主义)，而克服教条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

当前我们还要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当前最为危险的敌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就容易接受修正主义的观点。我们过去批判徐懋庸的错误理论主要就是和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作斗争。徐懋庸的修正主义观点是老早就有的，他一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党性、阶级性，他很坚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根源是有了人才有的，其实我们和他争论的不是这一点，我们和他争论的是世界观有无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徐懋庸却用诡辩的方法否认世界观的党性和阶级性。以后，他更猖狂了，公开提出超阶级的人性论，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界限，他用相对主义、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代替辩证法，散布许多修正主义的观点。我们过去批评他，主要就是批评这些东西。虽然我们登在“教与学”第三期的文章还有缺点，主要是批评得还不够透，但是我们坚持了原则性的斗争，我们和徐懋庸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胡扬青等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徐懋庸的文章是真理、一心一意去追随他，说徐懋庸的文章是“商标坏，货色好”，热心向徐懋庸学习，提出抽象的所谓“科学家的良心”来代替党性。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对这些都是麻痹的，讨论反修正主义问题时，就曾有同志说修正主义外国有，中国没有，实际上党校就有，怎么能说没有呢?。在党内生活上，他们只强调团结，强调照顾犯错误的同志，却完全抹煞必要的批评和教育；在民主生活上，只强调民主，反对有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在肃反问题上，只强调不要弄错，反对认真负责不要使反革命漏网；在对学校几年来的工作估价上只强调和夸大缺点，完全否定成绩等等。这些都是修正主义观点，同时也是右派观点。用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是许多右派分子所走的共同道路。在今天如果他们公开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丑恶面目立刻就会被看穿；所以他们往往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出卖修正主义的私货，这样对那些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或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人，就容易受其迷惑，而且也曾经迷惑过一部分人。我们今天还必须提高警惕，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而斗争。

“左”与右是相通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也是相通的。历史上许多教条主义者，后来又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我们这次运动在政治观点上对他们有较透彻的批判；但在理论观点上还没有系统地透彻地批判，今后要补上这一课。只有补上这一课，才能使我们的认识在理论上加以巩固，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提高一步。我们今后还要经常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作斗争，这是每个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任务。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没有斗争就不可能发展。我们是党的理论队伍，更加要强调这个问题。

(三)必须加强思想工作和组织生活。

应该承认，我们过去政治思想工作是很薄弱的，对错误思想坚持原则性的斗争是很不够的。过去歪风曾经嚣张一时，很少遭到批判。支一峰在团的小组会上经常散播反党观点，也很少受到批评。钱广居、李侠平利用支部委员或小组长的身分，散播许多反党观点，在当时也很少遭到批评。可见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薄弱。今后必须加强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同时要认识反右派斗争目前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不能认为在这个胜利后就一劳永逸。右派分子不可能立刻甘心失败，他们同我们较量了一次，以后还会伺机同我们较量的。他们一有机会还可能要翻案的。既然社会上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则是长期的，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每个同志为着很好地过社会主义关，为着锻炼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战士，除了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认真改造自己以外，还必须加强组织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和接受群众的监督。对错误思想，不良倾向作斗争，经常可以用大字报的形式。有错误要及时改正，不改正积累起来就会成为严重问题。我们知道，培养干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姑息迁就，不帮助改造思想，在温室里培养，干部就不可能上进，这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一条是注意批评教育，帮助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在斗争中、劳动中培养，锻炼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经得起风险的干部，这是工人阶级的路线。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与一些同志是有分歧的。这个问题必须明确起来，要爱护干部不是迁就他的错误思想，而是要帮助他改正缺点。知识分子干部，必须下决心，到劳动中去锻炼自己，加强思想改造。

总之，我们要记着，思想矛盾是发展的，无论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必须树立正风，要用正风压倒歪风，决不能让歪风压倒正风。我们要时刻注意，不要使歪风有任何市场，一遇歪风就应加以批判，把它压倒。这就是我们经过反右派斗争取得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此报告经党委会于二月十六日修正通过)

来源：《教与学　批判徐懋庸的修正主义理论专号五》，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一九五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