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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党内座谈会会议记录
1957.11.11
出席者：周而复、吴强、孙峻青、孔罗荪、叶以群、姚时晓、赖少其、费绿汀、罗竹风、汪晓云、杨永直、陈虞孙、高孝冲、徐鸣、张骏祥、徐桑楚、刘厚生、刘宗诒、周原冰、曹天钦、胡永畅、李铁民、杨峰、吴常铭、雍文远、黄逸峰、程天赋、汤德明、胡少鸣、丁景唐、任玉、周平。
主持者：周而复
☆陈虞孙（文汇报）：
报纸工作中接触到的问题，首先是约高级知识分子写文章问题。文汇报最臭的时期约稿非常困难，尤其是约请中间派。过去丰子恺经常写，后来找他，他摇头摆首不来了，说：“看看吧！”最近做了些工作，开始有稿子来了。中间分子有顾虑，经过反右派，唯恐弄得不好与右派沾了边，要把这条界线划清楚。今后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报纸来说非常重要，如何消除他们顾虑，使他们畅所欲言。反右以后，他们觉得言有两种：一种是言之无罪，一种是言之有罪，他们害怕言时觉得是无罪之言，而言完感到有罪。这是一种情况。
其次，从文汇报方针来说，发表言论应放宽，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即使说话有毛病，也让他说出来再讲，但是，说错了怎么办呢？比如，我们经常找周煦良，他很热心，想些文章题目，当时他很高兴，但过几天问他，就不写了。有一次，说到民主党派整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做一个资产阶级左派也是光荣的。这话有毛病，我鼓励他写。而下次遇到时，他说，我上次讲的有毛病。现在有些人有许多思想想说，但又考虑是否妥当。有些有毛病的文章，应如何展开争鸣？周谷城一篇文章，我们觉得有些问题，决定了登出来再说，登出来读者马上提意见（现在读者对文汇报监督很严，一个标点的错误也提到政治高度），我们把读者的信转给周看，让周继续写，周不写了。我们又组织了批评文章，先给他看。这样作究竟好不好？再如，马寅初一篇文章，中间有一段乱七八糟，但不占文章主要的，我们也发表了。不同意见如何发表？批评空气如何开展？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公布拼音方案，要文汇报配合宣传。过去右派曾利用文字改革问题进行攻击。我们研究了一下，先组织了一批文章批驳右派谬论。而组织宣传，知识分子不见得都对文字改革问题完全搞通，对拼音问题一定有许多不同意见。这种学术上的怀疑是不是允许发表？发表后又如何展开论争？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如何分清？知识分子如何形成批评、自我批评、相互批评的习惯？现在一批评就很紧张，作者怕被误解为政治问题，而读者中又往往有这种误解。使作者、批评者、读者正确理解批评，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分开，是要考虑一些措施，仅是号召还是不容易动起来，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出一些题目争起来，把一些人吸引过来。争论最好左派带头。现在左派也没有争的习惯。报纸特别欢迎争，争起来热闹，读者也喜欢看。如解放日报的“有啥吃啥”的争论，读者很有兴趣。争对活跃思想界、学术界有好处。想些办法可以搞起来。左派先搞起来就可把中间派吸引过来。文汇报希望左派来搞多些，这样中间派就有安全感。
☆刘宗治（文化局）：
“百花齐放”的方针，不是从去年提出的，而是老早就提出了。去年陆部长提出后，戏曲界对“百花齐放”的理解就更明确了：过去单纯理解为“剧种”“百花齐放”，现在就理解到剧目、艺术表现、行当都要“百花齐放”。这是认识中的正确部分。中央又提出了继承遗产、开放了禁戏，这都对“百花齐放”有利。上海挖掘了近万个剧目，上演活跃。特别是禁戏开放，艺人当家作主的感情树立起来了，有了责任感。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方面：
（一）禁戏开放，认为是过去禁错了，对过去的“戏改”工作全盘否定，剧目会议后，部分艺人看不起戏改干部，其中以王若望的“戏改干部何处去”为典型代表。
（二）禁戏开放后，戏曲界产生了错觉，认为没有标准，不要标准，什么都可以演，追求票房价值，不再考虑对人民的教育意义。以中小沪剧团、滑稽剧团最为突出。
（三）对批评、剧评、舆论对抗，凡批评就认为粗暴，是清规戒律，就是教条主义，就妨碍“百花齐放”。比如批评了“阿飞展览会”，剧团就给“解放日报”写了一封很恶劣的信，抗议。
（四）没有全面理解香花要与毒草作斗争，而认为可以并存。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放出了一批毒草，不多，当时没有进行斗争、批评。2次剧目会议指出了、并批评了毒草，但不够有力。采取了行政措施，而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今年5月禁戏开放后，大批毒草出笼。以“杀子报”带头，禁戏开放第2天，就有剧团贴出了“杀子报”，接着就有“大劈棺”、“九更天”。他们认为观众长久没看过这些戏了，一定要看。他们认为不演禁戏就不英雄，实际上是追求票房价值。后来又出现了“僵尸”戏，还说这是过去上海实在的事。当时展开了斗争，但简单化，说服力不大，压了下去，所以接着又换演了一批“阿飞”戏。对“阿飞”戏的批判，比较深入了一步。
今天还存在的问题：
（一）今天的戏曲舞台：脱离现实斗争。今年到现在，同期剧目约90——100个，表现现代的仅占5%，95%是传统剧目、改编的，创作的历史剧或神话剧。现在90多个剧目中，有7个现代戏（还包括五四以来的）。而表现社会主义生活的更少。右派认为进步戏、现代戏不卖钱。他们认为公式化、概念化的戏就是现代戏，谈“新”色变，觉得演现代戏又要到当铺门前排队。长江沪剧团采取“波浪式”演出，演个软的“噱头戏”，在演个硬的“现代戏”。右派龚一飞拒绝演出进步戏，自认为“中间路线”。
（二）分析批判闲花野草，这类戏现在很多，一种是主题思想不健康，表演艺术上有独特的地方；一种是表演上不好，而主题思想尚可。越剧“春灯谜”、京戏“封神榜”是典型。不能让它们停留在这一步，应该分化、提高。
（三）组织戏曲批评队伍、理论队伍非常重要。现在批评文章有说服力、能够从艺术标准、政治标准摆事实、讲道理的很少。文汇报的戏剧副刊由于篇幅限制，每篇只能1、2千字，希望文艺杂志支持剧评。
今后贯彻“百花齐放”，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教育与批评资产阶级思想共同进行，才能澄清思想。最近志成淮剧团演出“东海最前线”，出现排队等退票现象，沪剧“母亲”，很可加工提高，应该加以支持，我感觉目前“百花齐放”，唯有表现现代的斗争生活一花不放。话剧演出现代斗争生活的剧也很少。很能表现现代生活的沪剧，也很少演，而追求古装戏。国营剧团应该在这方面打出一条方向。
☆雍文远（财经学院）：
这一方针提出后，学术空气活跃了，有争论了，课堂教学也较前生动活泼，质量提高了，如经济学教学中对反面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加强了思想性、战斗性。
但也有不正确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马列主义是百家中的一家，否定了马列主义的领导地位，有的对马列主义有怀疑，右派教授说：“马列主义没有什么好学的，资本主义也有好东西。”有人说马列主义窒息了学术研究，引证马列主义就是教条。有的借口反教条，反对学习苏联，说苏联学术没有争辩，是少数人垄断与个人崇拜。
右派说我们宗派，教条主义者把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否定了，他们利用“百家争鸣”宣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主张什么都拿出来学，修正主义思想抬头。以前在财经学院工作的吴承禧是个典型。
总的看，“百家争鸣”的积极作用是主导的，但也有副作用。反右以后，把“百家争鸣”放到一边去了，现在没有经典著作根据不敢发言，怕犯修正主义，怕占到右派的边。目前整风会议很多，开展争鸣有限制。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经过辩论大多数承认具有两面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有些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有抵触情绪，说“是工会会员，还是资产阶级吗？”也有人怕参加民主党派。有的认为政治立场与思想意识是两回事，目前政治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是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但对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感到不习惯。最近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到汉口等地参观，认为很能解决一些思想问题，有人认为能参加体力劳动也很好，一些老教授感到年纪大了，不行了。
☆张骏祥：
“百花齐放”在电影创作上有很大收获，但也存在很大问题。今天只简单谈二个问题：
（一）今后对创作如何进行领导、监督。今年拍的片子，有问题的很多，而没有几部很好的，有问题的仍准备通过发行。按照过去办法，是经过中央审查后才放给厂里编导看。而今年又意识地先放给大家看。让大家看看存在什么问题。看了以后，群情激昂，对个别导演意见很大。有人要导演把拍片子的钱赔出来，一个女演员看到自己参加演出的片子后，要给导演贴大字报，被劝阻住了。创作干部一致认为创作没有领导、监督不行，但应如何进行领导、监督，问题很大，心中无数。现在很多人都是对人监督、领导没意见。而对自己却不行。有些导演在反右之前要求领导撒手，甚至连通过的点头摇头也要求取消，甚至有些年青导演也拒绝别人的帮助。现在可能还有人怕恢复过去的办法。分厂以后，厂的领导有的有经验，心中有数。有的是新提起的，没经验，胆怯，把剧本往公司送，不敢决定，怕负责任。公司和厂的领导，都认为要领导，要监督，而如何进行心中无数。过去强制事后批评，现在觉得电影这样作有问题，因为电影化钱很多，参加工作的人很多。批评起来，参加工作的人感到委屈，觉得“自己很不幸”，“领导当时不说话，现在批评”，不心服。现准备看过样片，到整改阶段展开讨论，明确创作上一些问题，大家来研究如何进行领导，并解决一些创作思想上的问题。现在右派是低头了，中间分子是否清楚了，还不了解。导演中一部戏思想严重，要一鸣惊人，追求华丽，而主题思想可以不要，这种思想很严重。
（二）明年的稿源问题。“百花齐放”后，编剧由于当时正提出分厂、编剧职业化的问题，考虑自己多，又牵扯到和导演之间的矛盾，担心剧本无销路，不积极。导演当时很积极，纷纷自己写剧本。而现在很多把已写好的撤回去，没写好的搁了笔。编辑活动也困难，各地反右。有人忙于反右，有人迟疑观望，组稿困难，稿源不畅。担心明年生产的完成。去年这时剧本已全部决定，而今年仅决定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他还很渺茫。反右以后应通过什么方式鼓励大家写。厂的创作干部中有些自己也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将来要检查，有紧张情绪，创作不积极。
☆陈桑楚（上海电影制片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好的方面是主要的，特别是表现在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流派，题材的多样性，电影有了新的气象。但现在看来，我以为在执行、贯彻这一政策中，还存在中间大、两头小的现象。正确的理解政策的和右派分子的意见，都还是少数，多数人的情况，是不能正确理解政策。有人对百花齐放的政策方针，以为是“各取所需”，题材的选择，可以凭自己的爱好，老导演们就把自己所有的和爱好的一套拿出来了。如孙瑜的“乘风破浪”，是由他自编自导的。着重的表演了他自己所爱好的东西，认为不必服从主题思想。
不敢放、不敢争，也有几种思想类型，有的就同领导对立起来看，认为领导上多顾问了，就是干涉，就是教条主义，领导同志也存在放松领导责任的情况。有时领导和同志们提了些意见，导演根本不理睬，“有朝一日权到手”，拿出来的仍然是自己的东西，直待坏了事之后，又来埋怨。今年的几部片子都存在些问题，因而有些同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动摇了。想想还是从前好。对方针认识不足。电影的特点，是投资大，观众面宽广，拍一部片子，动动就是30万、40万、80万，（“乘风破浪”花了30多万）花的钱这么多，看的观众又这么广，弄坏了，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因此有人认为在电影方面，要“有条件的放，有条件的争”。电影局提“力求香花，避免毒草，不怕毒草”，也要考虑。有些同志对“放鸣”是恐慌的，因此在执行上打了折扣。
在主要的创作干部中反映。说苏联也未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很好。当然，苏联也有各种不同的艺术流派。
今后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是有一些思想阻碍的，特别是看了这几部片子后，有些同志建议，这些片子不要通过，不能放，这种看法，就好像以此可以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执行的后果是不好。我们已注意到，必须纠正这一看法，在导演中间，我们向他们说明，有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但总的说，在理解这一方针上，还是存在问题的。
☆周原冰（学术月刊）：
这一方针提出后，总的说，鼓舞很大，学术空气浓厚了，我们同志都想自己钻一门学科，自己感到学识的不够。有许多问题，也有了争论。青年也写了东西，但也附带了些歪风。有些是右派分子，也有些是对政治看法不当，有一种看法，认为放毒草是合法的，尚丁还认为要培养毒草。还有人认为要“创造性”，“独立思考”，就专门去找斯大林、毛主席文章中某些句子找岔枝，这样的文章我们看到很多，如浙江缙云有个20几岁的小学教员，写了篇“与毛泽东先生商榷矛盾论”的文章，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但却自称有独立思考，想一鸣惊人，现在退稿很难，你不用，就说是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压制新生力量”“贵族老爷”，责难很多，最近少了些。
批评问题。被批评的和批评者双方，都存在顾虑，怕错了被人误解有政治问题，批评者则考虑是否适宜。
有一种看法，把文章看成为“海派”和“京派”，所谓“海派”是指写一些结合具体实际问题的文章，这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的。所谓“京派”，就是象顾硕刚那样才是。
现在情况有变化了，不但百家争鸣了，组稿难。左派是忙，答应了都不能算数，右派闲倒是闲着，可我们不能去找他写。中间派呢，都说：“要看看！”但中间派中有一部分人，同右派有些联系，为了想表明自己态度，倒很积极的写稿，是抱着试探性质的。总的说来，组织困难，来稿的年青人多，毒草还有，老学者来稿很少。
争鸣的中心问题：（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障碍，如何打开？主要的是学术与政治的分界线如何划清？这需要做出一个样子出来。（二）马列主义理论队伍的组织问题，也就是领导问题。如何“争”？有时要多让放、鸣，有时要立即回击，这需领导才行。我们的队伍，有三种人：（1）原来就是专家。有一定成就，但专的东西，有些是资产阶级的东西。（2）半路出家的。做过一些实际工作，也搞搞理论，但在学术上说，是不够“专”的。（3）从马列学院、党校培养出来的青年理论教师。以上三种人。领导有组织、培养、加强、改造的任务，主要依靠其中那一种力量，这也要研究一下。队伍组织起来，有统一领导，然后考虑策略，并能经常召集骨干研究，才更有效果。（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理论工作者多深入实际，各个业务部门，也有不少潜在力量，市委是否可以分配他们任务，一年当中，研究一个专题，（同业务有关）研究好后，到大学去作专题报告，文章又可以发表。又如机关有研究室，也是一种力量，他们老是研究，不发表文章为什么？今后，业务部门同志写的文章，我们可以请大学里同志来讨论，而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同志写的文章，我们也可以请业务部门的同志审阅。也有一些同志，可以去实习，让他们得到提高。
此外，关于刊物，希望市委加强领导，能象关心党报一样，编辑部也要加强。上海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几个学术刊物，是否可以统一领导，人力可减少一些。
我们在起草一个东西，那些文章可用，那些不用，对毒草如何处理？
野花闲草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不能喧宾夺主，份量不能过多，先决条件，是必须让香花占优势；其次，野花闲草不能停留不变，有的助他变为香花，有的变为毒草，成为毒草，自然要被淘汰。
曹天钦（科学院）：
方针提出，一般说是起了解放作用的，例如巴甫洛夫、李森科……的学说中不够科学的东西，过去心中不服，学术空气不健康，现在是没有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把苏联的东西否定了，这在老科学家和青年都有，反右派斗争后，纠正了，最近两个卫星一放，更解决问题。学习辩证唯物论（亚历山大洛夫），如何与科学结合，因内容有错误，学习情绪凉了下来，目前这是空白点，大家对它兴趣不高了，我认为这是应该注意的。
鸣放中，学术空气不浓厚，崇拜权威的思想，仍是起了限制作用的因素，这是一方面。有一位年青同志，今年去北京科学院开会，讨论“细胞穿壁”问题的论文，他提出不同意，自然不正确，被老科学家训了一顿，所里鸣放时，揭发出来，青年人还是有顾虑，不从学术水平出发，有地位的科学家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这不是学术研究。青年人急于想成家，对老科学家也不够尊重，反右斗争中表现仍严重。
过去认为只要把老科学家问题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老科学家当中，除个别是死死留恋美英，转变很慢，但多数老科学家，过去受过苦，现在，能给他工作，他就很满意。而年青人就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这次反右斗争中，北大教授经过批判，很多转变过来，青年人中右派也很多。关于亲自下手做实验，老科学家没问题，认为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抽不出时间来，年青人有抵触，惯坏了，一个大学刚毕业出来的青年人，就带了三、四个助手干，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对年青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希望对学术活动、学会、科学出版。更多支持一些，去年北京召开五个学会会议，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回来的人说：“周总理只跟我们合照了一个相，一句话都没说，但他在天主教的会议上却讲了话。我们连天主教都不如了”，刊物的编委会是个问题，明年生理学报一部份扩大为生物化学刊物，编委名单要照顾各方面，各地，这样分配如同分账一样，那像是从学术上考虑的，这样做不能不影响到刊物的水平，又如稿费问题，全世界自然科学学术刊物都不付稿费，只有我国有。现在积压了很多论文，但刊物不能多出，由于计划、纸张问题，无法出版，这也是问题。
国际交流方面。留学生现公开招考，就可以解决，希望其他方面，也有这样一个规章。如参加国际性会议，现很乱，不该去的去了，去了的闹出了笑话。去日本开会，研究电子显微镜，大家都有论文，我们的五位代表干坐着。有的临时接到出国通知。时间匆促，准备不及，文章都得在火车上写。我的意思是说关于国际交流出国的事，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套成文的规定很乱。应如何使这项上轨道。
☆罗竹风（出版局）：
方针提出后，从出版方面看，起了很大作用，稿酬多了，花色、品种比过去多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比前活跃了。但也带来麻烦，存在一些问题。
（一）审稿标准与过去不同：（1）放不开。受过去框子的束缚；（2）什七什八的放，特别是皮包书店（某些公私合营书店，过去就是一个人扶一个皮包，到处跑）到处乱跑，胡约稿，凭过去一些关系，如科学出版社。
（二）乱七乱八的稿子多了，多是不够格的，一退稿，他们到处告状，甚至于告到毛主席那里。
（三）出版、编辑人员思想上苦闷。编辑普遍不安心工作，政治水平、业务水平如何适应是问题，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出版社的编辑，求去之心很迫切，都想搞创作，觉得编辑工作低人一头，责难多。
反右后，稿子来少了，下半年的计划，不能完成，其原因，“右派”头脑能写的，现在不行了，左派忙开会，原订合同不能算数，都说要脱期，中间分子惊魂未定，没安下心来，还在观望。如何使之安下心来，写起来？
反右后，如何贯彻，要重新考虑，过去说唯心主义的可以出，可今天，不拿出来了，知道唯心主义同右派相通。实际上，解放以来，唯心主义的作品，都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争鸣问题，还应该在社会上展开宣传，说明反右前后的情况，光在知识分子中间宣传也是不够的，读者中间也要说清楚，也不光是编者、作者的问题，现在的广大读者政治积极性很高。这是没问题的，但容易把“百家争鸣”看得不在话下，抓住片言只语，吹毛求疵，责难多，出版社接到信后，很难处理。
（1）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划这个界线，原则上容易，具体就难，不搞清楚顾虑很难消除。
（2）批评与反批评，学术界自由讨论的空气形成很重要，现在有人认为批评过于狭隘，认为一放出来就批评，什么时候批评，一被批评，就要准备反批评。
（3）独立思考与坚持自己意见，“百家争鸣”也强调独立思考，但在批评中间，坚持自己意见，容易被看作为“这人很顽固”而纠缠不休。
（4）“百家争鸣”如何同党的领导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相结合，原则是明确的，如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的环节中去。
今后意见：
（1）像今天这样开座谈会很好，由宣传部、教育卫生部召开，面较广，我建议关于“百家争鸣”方针关键性问题，还要多开一些会。党内开，党外也要开，也该开一些专题的座谈会。
（2）理论队伍问题，目前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力量分散得很厉害，通过学会可以组织起一部份。市委对这些干部要加强领导，给他们任务，如关于宗教问题，党的政策如何贯彻？唯心主义如何宣传法？如有人对此专题有研究兴趣，就不妨给予任务。
（3）编辑干部的培养与来源问题，现很严重，大学毕业生分配，没有考虑到这部门的干部，自然，大学不一定要设编辑系，只要求从各系毕业生当中挑选一些好的就行。
（4）书评工作要好好注意一下，现有的刊物，都没有书评，是否可以像北京搞的读书月刊那样，出过刊物。
（5）出版社的挂钩问题，反映“挂不上”，有的虽同业务部门挂上了钩，但关系不正常，如新文艺同作协，人美同美协，很多单位认为是负担，要进一步研究关系如何密切？有些学者就是讨厌编辑：“妨碍我们的研究工作”，“以名利来打动我！”
☆周原冰（学术月刊）：
补充说一点，搞理论工作的干部，也存在恐慌，虽在干，但还没有占到一门学科里去，二是感到脱离实际，同工人农民远离了，有“上不能顶天，下不能立地”的苦闷，应如何让他们多接近实际，如组织参观、实习，其次，也要给予时间，给予入学学习提高的机会。
☆李铁民（复旦大学）：
方针提出后，办了个“世界经济文汇”这刊物，是专门刊登资本主义世界的文章的，这要在方针提出前，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这个刊物，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学术空前的活跃，讲座也举办了，空气很活跃。
反右后，对百家争鸣政策有顾虑，存怀疑，今后是否继续贯彻下去呢？尤其自反右以来，我们的讲座暂时不能开了，事实是因为我们准备不充分，但大家怀疑到政策，这点左派教授都有意见。
有些人因争鸣后，发生问题，自己要负责任，很不安心。
中间派教授讲话很为小心谨慎，最近在知识分子政策进行大辩论，就形成了一边倒，众口一词了。
今后意见：
（1）从事实上的措施来说明方针的继续贯彻，杂志、讲座都要继续办起来。
（2）要组织一些专题辩论，如“学术自由”问题。
（3）对教师的适当安排，使各得其所，使他们感到党对他们的信任，以安下心来。
☆黄逸峰：
过去的活跃是好的，但没有建立在坚强的基础上，文章发表的虽多，但质量不高，又如争论多半组织不起来，原因是写文章的人并没有成熟的学术见解，如吴承禧写文章，是为了要写书评（杂志约他写）才去看书的，这就是不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去写文章的，自己就缺乏基础，自然就争不起来，其次是怕麻烦，像孙思霖就说：“我不喜欢应战”，他写文章就怕同人争辩。
另外，我以为过去的学术研究，还停留在单纯搞概念的阶段，如关于价值规律问题，很少有人能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批材料，而多是拼拼凑凑。过去说这篇文章有“份量”。无非说引证的句子多了一些，抄得多了一些，但这终究不能算是学术性的。
反右是否引起顾虑，我说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如何组织研究工作结合业务的大量队伍，以经济学方面说，研究者大约有一千人左右，其中右派占40%，力量很大，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把各种学会动员起来，召开一些辩论会。
关于稿费问题，目前也的确有“一本书”主义，其实写一本真正的书，需要辛勤的劳动，有些人不是写书，而喜欢写文章，写文章比较容易，我们研究所就对写文章感兴趣，有稿费可收入，对给以研究专题学术研究，就不感到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