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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共廣東省委宣傳工作會議的宣傳工作幹部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疑慮和分歧意見
1957.04.20

新華社廣州２０日訊

中共廣東省委宣傳工作會議在１７日結束。參加會議的一千六百多個黨內外宣傳工作者，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有下面一些疑慮和分歧意見：

一、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存在的疑慮：

有人說，目前社會主義制度還未鞏固，人民內部矛盾還很突出，提出這個方針，是否為時過早？蘇聯沒有提出這個方針，不是一樣建成社會主義嗎？

有的說，貫徹這一方針，只有使矛盾更加突出，怎麼能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呢？既然在高級幹部中有９０％的人思想不通，那末中央提出這個方針是否脫離群眾？

科學界有人認為，科學研究是要有基礎的，今天基礎還不鞏固就提出來“爭”，會不會“冒”？

有人說，“放”和“鳴”最低限度應以憲法為標準，否則將天下大亂。有人擔心在目前的五百萬知識分子中，只有１０％的人比較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出“放”，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站得住腳？香花會不會為“毒草”毒死？

有人對貫徹這一方針有六怕：怕“圍剿＂；怕升級（即思想問題變成敵我問題）；怕丟臉；怕撤職；怕檢討；怕人心大亂。

有人怕一“鳴＂起來，敵人也有言論自由。過去說一百朵花都可放，只有一百零一朵花即反革命的花不能放，為什麼現在又說可以出蔣介石選集？

二、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理解，還存在若干分岐意見：

“放”和“鳴”是否要有一定的條件？有人認為，必須要有一定的條件。花開有季節，鳥鳴也有時候，“放”和“鳴”如果沒有一定的條件，就會引起大亂；但也有人認為，不應該有什麼條件，一篇“草木篇”毒不了幾個人，反使大多數人受到教育，沒有什麼可怕。

爭鳴應否公開提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有三種意見：“（一）不應公開提，人民內部既然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公開提了，反増加思想顧慮，只要由領導掌握即可；（二）應該公開提，旗幟鮮明，有不同意見，可以大家來爭；（三）可以提，但不必經常說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只要在爭鳴過程中貫徹就行了。

對於黨的方針、政策，是否可以爭鳴？有三種意見：（一）黨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制定出來的，不能爭鳴。特別是涉及到軍事、外交、經濟建設計劃等，更不能爭；（二）經過爭鳴才能使幹部思想更趨明確，更好貫徹執行。有錯誤，也可以在爭鳴中不斷修正；（三）原則上可以爭，但方針政策制定出來是要馬上付之實施的，爭來爭去，會影響它的貫徹，如何具體做，還應研究。

對黨內如何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問，黨內有組織性紀律性，因此在貫徹這方針時是否另有一套規定？有人認為，共產黨員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問題的看法也絕不可能毫無分歧，因此有不同意見也可以爭鳴一番。但也有人認為黨內不應提什麼“爭鳴”，而是接受真理、提高認識的問題。

“百家爭鳴”方針應否在黨校中貫徹？有的說要看學校的領導力量和學員的對象；有的認為在教員中可以，在學員中則不行；有的說黨校中心工作是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正確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東西可以爭鳴，如何爭鳴，都要看是否符合這一原則；也有人說，理論聯系實際方針本身就包括著“百家爭鳴”的精神，因為正確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要經過爭論、辯論、思想交鋒的過程的。

有人問，報紙是否可以作為爭鳴的場地，特別是縣報？報紙是黨報，要貫徹黨的意圖；它又是群眾的報紙，要照顧讀者的興趣，因此應否和如何在報上“放”和“鳴”，黨委應給予明確的指示。

學校裡（特別是中、小學）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之間是否可以“爭鳴”？是否允許教師傳播唯心主義觀點？有人認為學術上的爭論是可以的，但講課還是要根據教學大綱進行；而有些人則認為教學大綱並非法律，決不能迷信。有人說，兒童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在兒童文學園地裡不能貫徹“百花齊放”方針；根據同樣的理由，在小學裡不能貫徹“百家爭鳴”方針。

農村裡是否也可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有的認為農民文化水平低，抗毒力差，並且忙於生產，因此不應“放”和“鳴”；有人認為農村也可以“放”和“鳴”，問題在於領導，如過去討論棄農就商、合作化優越性等就曾“放”過，“鳴”過，而且農民的技術改革問題也要很好的“爭鳴＂。

許多人對“馬”家何時出馬，很難掌握。太早會限制“放＂和“鳴”，太遲又使人心混亂，無所適從。

有人要求明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民主集中制的區別和關係。這方針提出後，紀律有些鬆弛，一些個人問題鬧得很凶，都以“放”、“鳴”為藉口。

有人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看作是適用於國家一切工作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方針，因為它的精神是充分發揚民主，暢所欲言，追求真理；但也有人不同意，認為這僅是發展繁榮科學、藝術的方針，不能到處亂套，否則會造成思想混亂。

三、對於廣東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估計，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種看法認為廣東還沒有真正“放”、“鳴”起來，原因是：（一）領導上抓得不緊，態度不明確，有怕亂的思想；（二）地盤少，有些教授說“英雄無用武之地”。中山大學過去有自己的出版社，有許多刊物，現在卻只有一個學報。其次資料也缺乏；（三）有些人思想上有顧慮，懷疑這一方針是“誘敵深入”，講錯了將來要挨“整”；（四）科學家本身拿不出東西來；（五）編輯水平低。一次有一篇“琵琶行＂詩畫的評論，把“琵琶行”誤認為古詩十九首。且往往把好的稿子退了，不好的登出來。

另一種看法認為廣東的“放”“鳴”已開展起來。許多久沒動筆的作家也動起來了；文藝批評也較前活躍了；戲劇方面也出現了新氣象。

文藝批評方面，有人認為廣東也開展得較差，好的東西沒有表揚，壞的也未受到批評。

四、繼續“放”，還是“收”？

對“放＂有不同的理解：一種認為“放”應該有領導，不能自由泛濫地亂擺攤子，什麼都大量出版；一種認為既然“放”，則什麼都可以拿出來，你有放的自由，我也有批評的自由，經過交鋒，才能分勝負。

怎樣才算是有領導的“放”呢？有人認為主要抓兩條：一是加強對人民群眾政治思想教育，擴大社會主義思想陣地；一是加強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以縮小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也有人認為所謂有領導的“放”，就是要有原則，不能無原則的遷就，許多亂子往往就是從遷就中來的。

有的認為，只“放”不“收”，則香花、毒草就沒個結論。但是，什麼時候才是收的時機，不好掌握。毛主席批評陳其通等人，是否因為他們的文章發表得不是時候（過早）？

有人認為，“放”是長期的、永遠的，“收”是一時的，或根據需要收一下。好像一個問題提出後，經過反復的充分的討論後，就要做結論。有開花，有結果；隨後又會開花，又會結果，這原是很自然的。因此，對“放”和“收”，不能理解為先放後收。毛主席提出“放”，是針對９０％的高級幹部對這個政策認識不清而言，並不是表示現在先“放”，只有“放”，到某個時候才“收”，只有“收”。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84期，195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