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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部分干部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思想反映
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者
1957.04.20
编者按:“政治学习”编辑部于4月上旬曾派人到河南去了解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传达后干部的反应。下面发表的就是这个调查材料,这个材料是调查者从河南省委宣传部、党校,河南省公安厅、工业厅,新乡市委办公室,新乡地委宣传部,讲师团、直属党委等机关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其中有的是摘录各地的汇报,有的是访谈记录,有的是座谈会上搜集。
河南省已向全省党内外全体干部普遍地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听到传达的同志普遍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是英明、及时的,给干部指出了一条明路、思想清醒了。但是同时也感到报告的分量重、弯子大、疑问多,特别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针,干部多多少少都有些搞不通甚至有些抵触。
干部对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比较普遍的感到突然,奇怪。他们提出:“为什么人民内部还有矛盾?”他们认为“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的利益一致,内部不应有什么矛盾。”(矛盾这两个字,在一部分同志当中,理解为是很严重的事情,有的同志甚至认为“矛盾”比“斗争”还要严重些,矛盾就是闹事。)正是因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课题在他们思想里是如此生疏,因此,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根源就依他们自己所了解的事物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有五条:
(1)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于领导机关的缺点造成的,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宣传福利、宣传大建设,大量吸收和提拔干部,大量招考工人;今年又宣传增产节约,艰苦朴素,稳定提高干部。去年总工会一个宣传提纲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增资比例,还叫向职工普遍宣传,今年一律停止进行。去年周总理说干部薪级每年评定一次,今年就提出基本不动。过去组织不来货源上级批评,今年物资多了,积压资金,上级还是批评。因此,他们认为:上级(包括中央在内)决定问题“太草率”,“上边不刮风,下边不下雨”、“上级说的多,变的多,怎说怎有理,下级怎说怎也要检查”,因此“不能光怨下边”。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招来的。埋怨上边的另一种论调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上学的人少,上不起学活该,也没有听说学生闹事,现在我们统筹兼顾包了下来,上不了学就归咎于政府,又不能很快解决,学生闹事由此而起。也有的认为物资出口过多,所以引起人民内部矛盾。另外,有个别同志(由部队上转业到地方的,现在河南省委党校初级班学习,相当于区委级干部)反映:农民闹事是因为生活太苦种粮食吃不上粮食,必然要闹,党不及早解决,可能从个别闹到普遍,跟旧社会闹革命差不多;工人闹事,是因为国家照顾不够,集中力量搞重工业,工人只能忍受,但是不能长期忍受(如房子问题),所以闹事。个别同志认为“八大”一总结,“矛盾掉过来了”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主要的了。
(2)认为闹事是群众落后。新乡市委开扩干会时,一些干部强调职工中的消积因素,如闹情绪,闹老婆,个人目的满足不了因而闹事,他们认为最不应该的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什么还要闹事?农民闹事情有可原,因为生活苦,学生闹事也还可以,因为上不了学。工人为什么还闹。但也有的同志说:工人闹事情有可原,(原因不详,因系别人反映),农民太不该闹事,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救济、贷款、政府花了多大力量。因此,他们说这是工人、农民、学生“忘本”。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求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
(3)埋怨波兰、匈牙利,认为是受波匈影响。新乡专区有的同志说:“外国事情就是不好,党内问题为什么要到大街上去说呢!叫敌人利用就好了,结果是利用了,怎么我们有人也闹起来了,是想学波匈吧!”
(4)比较普遍的是,不愿意承认“人民闹事大部分不是由于反革命捣鬼”,不愿承认人民闹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他们的理由是:阶级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若主要原因归于人民内部矛盾,就会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或者说,别的部门可以这样看,公安部门不可以这样看,否则应付放松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强调克服官僚主义,作好工作是对的,但绝不能说是没有反革命捣鬼。把人民闹事原因完全归之于领导上官僚主义是不公平的,他们还认为人民闹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生产力发展赶不上人民要求这一客观原因。洛阳市个别科长说“什么都怪官僚主义,以后闹起来我们先闹,把责任层层上推,叫毛主席去解决,不然我们也是官僚主义!”(另外,也有另一种极端论调,省公安厅一个同志认为:只要克服官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就解决了。)
(5)也有少数同志认为农民闹事是由于自然灾害,减产减少收入引起的,个别同志认为是合作化太快了。
......
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界限,还存在着许多模糊认识,诸如:
(1)我国还有台湾未解放,蒋介石还存在,为什么说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的呢?
(2)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是否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国目前的罢工、罢课现象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罢工罢课没有区别?
(3)既然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矛盾就该含有阶级性,所以人民内部矛盾也包括对抗性的。省公安厅有的同志问: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为何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否阶级调和了呢?假若说,是由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什么时候转化的,有人说三反五反开始转化,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转化,有人说高潮开始转化,还有人认为根本不是对抗性的,有人认为本质上是对抗的,形式上不对抗。
(4)把人民闹事与党员、团员、干部的思想毛病混为一谈,洛阳日报社把一个副组长的“太骄傲自满”,“善于抓住一个事煽动大家闹”说成是“有闹事的趋势”,说他是“闹事的组织者”,又举出七人“自私自利”,但这七人特点是“在机关闹,不会上大街上去闹!”新乡市委扩干会议的不少同志普遍划不清人民闹事的界限,他们提出三种意见:(1)不管人数多少,只要提意见影响工作,就叫闹事;(2)只要不越“轨”(具体轨是什么,没有交代)宪法有规定,游行示威也不算闹事;(3)向市委写检举信,也算闹事。他们还提出:既然派代表请愿谈判不算闹事,那么闹事和请愿的界线在那里。新乡专署引黄济卫局有的同志把流氓活动也叫作人民闹事,因此他们对处理方针就更感到不合理了。
(5)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非对抗性的,为什么不是反革命的人民犯罪也要关监狱,河南省公安厅有的同志把这种事命名为“人民内部的敌我矛盾”!劳改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肃反是否人民内部矛盾与刑事犯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公安机关今后是处理敌我矛盾为主,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对抗性的,因为是人民群众和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官僚主义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范畴,所以是对抗性的。
(6)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表现在闹事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什么?
(7)对人民闹事的两面性认识不足,他们认为闹事就是坏事。河南省工业厅一个党员副科长说“分析匈牙利事件,认为一方面是锻炼了队伍,纯洁了党。我认为这种锻炼大可不要,这样说,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8)关于大小民主的区别,干部的疑问是:是否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都叫大民主?是否带有政治性的问题(不管人数多少)都叫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是否是大民主?对领导有意见,下边开会,是否是大民主?既然大民主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办法,那么为什么把人民闹事也叫大民主?
| (9)关于国际矛盾与国内矛盾问题,洛阳有的同志认为“帝国主义和我们的矛盾削弱,敌我矛盾基本解决,所以今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
五、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民闹事的基本方针,据我们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负领导责任的同志都有某些怀疑、担心、甚至抵触。总的他们认为是太宽了,比如新乡一一六厂事件,原来的处理方法,许多同志都认为是正确的,经少奇同志指示返工重作,才醒悟过来,但思想上并未完全解决问题。
(1)强调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否会影响开展批评?河南在八大文件公布后,曾整过一段风,一些同志对“和风细雨”认为“这还叫整风?!”他们认为,只有像“三反”“五反”“肃反”的那种阵势,才称得起是整风。
(2)对于说服,一般是缺乏信心,“说不服怎么办?”洛阳市一些干部说:“少奇同志对学生讲话,学生接受了,如果基层干部去讲,叫学生回家生产,就会闹起事来。
(3)他们认为我们的民主太宽了,“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那个老百姓也不敢向当官的说话,现在老百姓公开当着干部批评工作缺点,发牢骚,将来还要宽,有些无原则了。”“旧社会闹事的头子一闹就失踪,现在我们不但不捕,还叫当活教员,真是无原则的民主了。”“八大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闹事的头子有什么可以团结的呀!?”“想不通的是,坏家伙还不叫开除,还叫当教员,留下他也没法工作下去,谁也得另眼看待他,离开这个单位,还可能转变转变!”
(4)对于“闹够”,主要是“什么叫闹够”“为什么要闹够”感到不好理解。有人理解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闹够就是闹起来不要管,什么时候不闹就算够了,否则,就是压制,就是草率收兵。新乡市委扩干会上,许多同志都反映,“对人民闹事老办法没用了,新办法就是从后门溜,溜不了就挨打”。对闹够,不少同志认为是容忍过火了,会助长闹事者肆无忌惮地闹,洛阳有的单位建议不要把这个处理方针向下传达,“交给领导掌握就可以了”。闹起来打人也不能压一下,思想上实在难接受,有的同志说,打人,还得制止,制止后再说理。郑州市有的同志提出:既然闹事,闹共产党,就是忘了本,那就非整他几个,起码也得镇压闹事头子。有的基层企业提出:对闹事头子不能打不能骂,罚工资没这个制度,希望禁闭这些人几天,才能出气。有的同志认为,迅速解决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还非闹够呢?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闹起来还不叫压一下,这还有个完呀:“这一点上,认识与毛主席不一样”。
(5)人民闹事,党团员参加,许多同志想不通。他们认为党团员一是不应该参加,参加了就是失掉立场;再一个是参加进去,不知道闹事是反动的还是正确的,公开反党的不多,多是抓住群众要求,以群众利益面目出现,也有被敌人利用的。参加吧!最后落个尾巴主义,同情敌人;不参加又脱离群众,真是左右为难。“闹事即是对抗形式,党团员就不应参加,如果开始是经济问题,发展成政治问题,党团员参加进去就会分不清责任,拔不出腿来,犯错误!”另外,他们感到既然是闹起事来,和领导上就是对立起来了,党团员参加进去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人家不和党团员讲真话;二是被赶出来。人民闹起事来,党团员参加进去也不好办,要是相信党团员就不上大街了,早提意见解决了。“办法好是好,就是不好办。”
(6)人民闹起事来,公安部门应不应过问,河南省公安厅有的同志认为,过去一提闹事,公安部门就要忙起来,今后要不要问。有两种意见:1、不能参与,如人民闹事要抢合作社,就叫他抢,抢前作说服工作,说不服就叫他抢,抢了之后再作工作回交;2、不能压,不能出面,但不能不过问。新乡市有的同志主张,人民闹起事来,不用法律也要用纪律,突出的闹事人员,要狠狠处理,开除一两个教育群众。
六、对苏联及兄弟国家关系问题。我们在省级及新乡地委均听到这种说法:“中国对成绩强调太多了,如说苏联二十一年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二十年二十万吨;苏联重轻工业比例为九:一,我为七:一;肃反比苏、匈好等,是不考虑苏联当时处在什么环境;这样强调是否会影响兄弟国家团结”“批评苏联和其它国家,批评斯大林不懂辩证法,是否太过火了,苏联当初没经验可找,没有苏联帮助,我们也快不了(指建设),是否我们骄傲了?!”“中央负责同志几次报告中提到苏联的缺点,有时口气太大,如说人民内部矛盾马克思没提出,列宁只是提出,斯大林未能解决……等,这国是教条主义,那国是修正主义,这是否反映了中国党有自满情绪?!”新乡地委宣传部教育科长在谈到为什么一般干部只传达新华社摘要,而不传达报告全文时说:“本来干部就对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有意见,认为二十大对斯大林批语的太过火了,认为上述三位同志有宗派主义情绪,打击斯大林的威信,树立他们自己的威信,认为匈、波事件是二十大引起的;因此,假若一传达‘一马棒把斯大林打臭了’,就会更加深一般干部对苏联现在领袖的不正确认识,他们一定会说‘还是我们猜得对吧!’,所以不全文传达。”但有的干部也反映:过去不知斯大林错误的程度,三分错误在什么地方,肃反扩大化在什么地方,因此认为没有什么。这回一听报告,斯大林错误的确是严重的。河南省公安厅有的同志提出:南斯拉夫说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不也是和平过渡吗?有什么不可以呢?洛阳市有的知识分子说:“光说党的领导正确,为什么还发生人民闹事?说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但没听说人家闹事!”
七、对肃反问题。河南公安厅有的同志听主席说“留一个两个反革命没啥”后,反映:“这话也就是毛主席说,要是另外一个人说,我非审查审查他的政治背景,审查审查他的历史不可!”新乡专署公安处有的同志反映:“毛主席说: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就是说,公安部门还有事情可作;但是,活动的不叫捕,作典型;已经关起来的,又要明放一个,暗放一个”,意思岂不没事可作了吗?他还说:“幸亏毛主席不同意放康泽,康泽是个大特务头子,康泽要是放了,下边就不要再捕什么人了,公安工作也就没法干了!”他还说:“反动标语不叫扯下去,还要保存起来起宣传作用,敌人投下来的反动传单也不叫毁掉,把这些连自己工作同志都不能普遍看到的东西叫人民群众看,这不正是达到了敌人宣传活动的目的吗?”新乡地委讲师团负责同志对“阳放一个,阴放一个”的实际意义感到不可理解。
| 来源:1957年4月2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