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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群众共甘苦
《人民日报》社论
1957.05.03


我们的党从来是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的,从来是同群众共甘苦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是近几年来,革命胜利了,党领导了全国的人民政权,有许多同志却滋长了骄傲的情绪,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逐渐脱离了群众,损害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党中央最近发表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决定的意义。我们记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任何的艰苦困难都没有能够使我们屈服。在那些艰苦斗争的年月里,干部和群众,上级和下级,军队和人民,军官和士兵,同生死,共患难,凝结成了打不烂压不碎的钢铁一般的整体。在抗日游击战争时期,我们的革命军队和革命干部,一面要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对敌斗争,一面还同群众一起参加了生产。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4月写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整风运动在广大干部中解决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生产运动解决了当时存在着的粮食、油盐、被服、经费不足的严重矛盾;并且使军官和士兵,上级和下级,军队、干部和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更加亲如兄弟,使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员进一步增强了劳动观念,并且促进了全体人民的大生产运动。这两大运动,成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成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保证。

我国广大乡村的人民,都记得在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党的干部同群众共甘苦的优良作风。当时活跃在农村中的“土改干部”到处跟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斗争中,工作人员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群众也提高了工作人员的阶级觉悟。许多工作人员同农民交成了好朋友。只是因为这样,推翻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才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全面的彻底的胜利,并且使接踵而至的爱国丰产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层层下放”。下放到农村去的干部,许多人已经在农村“安家落户”,许多人又同群众一起参加了生产劳动。于是,各地开始流传着这样的话:“老八路又来了!”“土改时候的干部又来了!”群众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值得我们深思。这是称赞,也是批评。称赞的是干部又同群众共甘苦了,批评的是曾经有许多人离开了这个光荣传统。

当然,离开了这个光荣传统的只是一部分人。有许多老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着艰苦朴素作风,他们的思想并没有生锈。这里姑且随便举几个例来说。甘肃省和政县委书记霍世仁,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生活在乡村里。他能背得出全县每个村落的名字,熟悉每个村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知道哪个村子适合种哪种庄稼,了解全县每个社主任和大部分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家庭情况和工作情况、性格和特长。他在哪个村子出现,哪个村子的人们就围上来跟他谈话。他习惯在地里和打谷场上,一边干活,一边同群众说笑谈心。山西省平定县长李连城,也是每年总有半数时间在农业社里。他下乡总是背着铺盖步行,而且时常深入田间、户内跟农民谈心。(⑴⑵)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帮学生搬行李,同学生一起在“露天食堂”吃饭,想尽一切办法给学生解决缺被子缺衣服的困难,随时为远离家乡的学生着想。兰州第二航空工业技术学校师生共同劳动建筑校舍。这两个刚创办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十分困难的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充满了团结友爱、热心学习的空气。在工矿企业里,保持着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的人也不少。今天本报发表的湖北襄樊市棉织厂支部书记梁彦斌等的事迹就很值得大家仿效。他们住在厂里,熟悉工人的家庭状况、健康状况和思想动态。他们同工人蹲在一起吃饭,经常参加工人的业余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工人真正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全体职工互相关心成了风气。象这样的县委书记、县长、校长、工厂党委书记,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既然有这么多同志能够坚持和发扬这种作风,为什么有些同志就偏偏做不到呢?这不能推到客观环境,只能要求这些同志反躬自问,“三省吾身”。

每个革命工作者,都不可以认为自己比“普通老百姓”高一等,或者认为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高一等。这些都是过去剥削阶级的旧观念,对我们来说,是极其腐朽极端荒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是:人人平等——这平等是建立在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基础上的。我们主张人人都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而不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的国家机关跟剥削者的国家机关不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是维持剥削制度的工具;而我们的国家机关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工具。我们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是同工农劳动人民站在同等地位的,他们同别的劳动人民做着不同的工作,这只是必要的社会分工。由于工作任务、工作繁简、工作条件的不同,他们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情况,在社会主义的目前发展阶段,同其他劳动人民会有一些差别,这也正如同工人同工人之间的劳动报酬有所差别一样。只要这种差别是合情合理的,那么,这种差别也是正常的,能为群众接受的。可是,如果把这种差别扩大化,扩大到不合理的程度,那就会发生危险的后果。我们必须预见这种危险的倾向,及早加以防止。我们要使各级党政领导人员同群众共甘苦,用事实证明自己同群众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主动地自觉地从各方面调节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

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就因为这样做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很多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并不是除了做领导工作、管理工作就再也没有时间可以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了。如果有时间,有机会,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能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呢?很难找出真正成为理由的理由来。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做,只不过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已经多了一种同革命者无关的东西——“官架子”。他们似乎忘了自己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是人民的勤务员,忘了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

任何一个革命工作人员都应该拒绝享受任何特权,反对使自己的生活特殊化。这并不是提倡平均主义。领导人员应该经常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并不是说每个干部都要常年在农村里、在车间里。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但是,只要有可能到群众中去,就应该到群众中去。有可能去几天就去几天,有可能去几小时就去几小时,总是有好处的。

在实际行动上同群众共甘苦,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政治教育工作——对群众,对干部自己,都是这样。向群众讲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怎么好,将来会比现在又怎么好,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怎样的艰险困难,目前应该怎样忍受困难、同困难搏斗,群众是会相信的。可是,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去同困难作斗争,那么,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就要大许多倍。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有一段话,我们应该牢记心头,身体力行:“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每个领导人员一定要做到关心群众痛痒,同群众共甘苦,并且尽一切努力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把自己同群众中间的一切人为的障碍都打破吧!把阶级社会遗留的影响尽快地象清除垃圾那样扫除掉吧!放下“官架子”,走到群众中间去吧!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