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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掉党和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高墙
1957.05.18

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陶铸同志于5月18、19两天，分别在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与教授们举行了座谈会。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的决定，省委书记冯白驹、区梦觉、赵紫阳等都要分别到广州市的高等学校去同教授们谈心。

“墙”的形成

在座谈会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每戡说，在党群关系上，许多党员有两付面孔，造成党群中间有一堵墙。平时，党员们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就是笑也是脸笑心不笑，皮笑肉不笑；搞运动时，是屠夫面孔，令人害怕。其次，有两种作法，要大家提意见的时候，就想尽各种办法，动员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运动一来就当作材料来“整”。第三，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多次检讨以后还是坐“直升飞机”，提拔很快；非党人士如果被抓到了小辫子，就要挨整。很多非党人士的顾虑，就是由此产生的。

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心理学教授余文伟说，“墙”的形成，党和群众都有责任。从党的方面来看，首先是由于党的领导同志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只凭少数人反映，很多人连党委书记是谁也不知道，这样怎教人向党委提意见?这说明党委是脱离群众的。其次，有些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自高自大，有特权思想，不善于和群众做朋友。党委领导上还分配了不少年青的党员、团员到各系去了解情况，但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能比我们高多少?他们能否了解专业的情况、老教师的情况?这种做法只有伤害老教师的感情，使大家不敢说话。“墙”就是这样慢慢竖起来了。

中山大学西语系教授蔡文显也倾诉了学校中党群关系不正常是普遍的现象。他说，一些人一入了党就不同，很少和群众谈心。俗语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又说，“礼尚往来”，党、团员只是向你了解情况，但是，他们的心事却莫测高深。在这次学习中，党、团员一言不发，党组织领导上和群众都愿意把中间的墙拆掉，党员也应该把心事和群众谈谈，一起动手拆墙。

要学会关心人

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吴剑青对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意见。他说，在团结知识分子的方法上，党中央提出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但有些领导同志第一个团结还没作好，便批评人家，动机虽好，但效果却不好。过去领导上虽然主观上要和知识分子搞好团结，可是，对他们没有感情，没有和他们交朋友，这样就难收到效果。领导上和群众交往只是要群众反映情况，却不谈自己的事，这是不是怕失掉党性，怕立场不稳?要办好师范学院，今后领导同志要多和群众谈话，互相得到了解。

中山大学钟期伟教授说，听说陶铸同志要来和大家开会，许多人前一天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得有千言万语要说出来。他说，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稍有良心的人都会看出来的。党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特别是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感情。人非木石，只有调动起人的感情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要求党关心高级知识分子不应当只限于发票看戏，更重要的是有效的、及时的帮助解决教学与科学研究上的问题。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黄明慧认为自从去年上级到学院检查工作，纠正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偏差以后，学院领导的作风还是改变得很少。这表现在领导干部了解下情不够，目前群众还有思想顾虑。黄明慧认为领导主观上是想办好学校的，但是由于对办好学校必须依靠老教师的观点不明确，教师和学院关系不密切，领导上对了解人、帮助人、关心人的工作作得太少，无法调动积极因素。

怎样拆“墻”

许多教授都批评学校党委光看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对知识分子7年来的进步则估计不足。中山大学中文系代主任商承祚说：在学校中每个教师都有个“资料袋”档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他们时，就要翻翻资料袋，旧账一翻，就不敢信任他们了。我想“资料袋”可以分为两份，把过去的一份包起来，考虑知识分子的问题时不要再翻旧的，首先应该考虑他们进步的方面。这样，党与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才不会越筑越高。他又说：墙是从两方面筑起来的，但是我认为共产党堵的是砖墙，非党人士堵的是泥墙。谁先动手拆墙?共产党应该先拆，因为泥墙一扳就倒，知识分子是信任党，愿意跟着党走的。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蒋相泽是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他也批评前党委书记龙潜粗暴地抹煞知识分子进步的一面，他说：有一位教师看完苏联展览会回来，说了两句闲话，就被龙潜大训一顿，说现在有些人在这里工作，心里还在想他的美国、英国。蒋相泽说，龙潜同志忘记了、抹煞了我们想中国、爱中国这一点，没有这点，我们就不回来了；他还把我们回来以后的进步表现也抹煞了。

华南师范学院体育系副教授黄启宇说，我是留美学生，我在1950年响应周总理号召回国，但是师院中的党委毫无根据地推测，认为：留美必然崇美，崇美必然听美国之音，必然有黄色思想。因此，在思想改造中，我成了“思想老虎”。

神龙首尾不见

中山大学蔡文显教授提出了非党人士有职无权问题，他说：我参加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多年了，但是，我只是听会，因为许多事情党组织都先谈好了。至于事情究竟是怎样决定的，以后怎样做，我们都不清楚。俗语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话，而我们则首尾都不见。非党人士做了系主任，权却在党员秘书手上。最后，他还认为在政治待遇、物质待遇上，党员与非党人士都未能做到一视同仁。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增加工薪、提升级别最快的都是党员，其他人膛乎其后，知识分子对钱是不大计较的，但被评为第五、第六级教授，深夜扪心，十分难受。蔡文显教授建议在高等学校中要把党委会的领导与教授治校结合起来，党委会决定方针政策等问题，让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负责教学和科学研究问题，充分发挥教授们的积极性。

两只耳朵都要开放

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王正宪说：广开言路是整风的必要条件之一，可是中大的党组织过去没有很好发扬民主。他指出前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龙潜压制批评的事实，他说，龙潜刚到校时，每次作报告，我都提出积极的意见，批评他言辞不雅，希望他改进。可是，龙潜没有引以为诫，反而以不文雅而自豪。在肃反运动中竟诬蔑我组织小集团打击领导。王正宪说人长两个耳朵是为了要听两面的意见，但是，党委只开了左耳，只听党、团员的意见，封了右耳。今后两只耳都要开放。党委的负责人要具备最低限度的常识，要有一定的修养，气量要大些，要虚心些。

中山大学西语系雷沛汉教授叙述了他所受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折磨，他说，如果不是周总理，我现在还得蹲在农村，不能在中大发挥自己的所长。他说，即使我受过这些折磨，但我始终是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党的。我相信党一定能倾听群众的意见，克服这些缺点。

“特殊材料”成了特权思想的“理论根据”

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林楚君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这句话，是说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共产党员能做到，可是宗派主义者却把这句话理解为党员高人一等。他还指出，现在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接近群众，只根据一些“积极分子”的反映。一些党员接近群众也是为了搜集情况向领导上反映。一些人就是因为这样不愿接近党员。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领导怕“放”群众怕“整”

许多教授指出，学校领导上对发动群众大放大鸣和对整风是顾虑重重的，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古文捷说：中山大学领导上对整风是有顾虑的，向教职员工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打了折扣，对关于罢工罢课的问题不敢谈。在学习过程中，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却没有向全体教工宣布如何处理，也不在校刊上报道。党委是不是还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呢?群众现在还有顾虑，主要是怕戴帽子，怕报复，怕先“放”、后“收”、再“整”。

中山大学中文系詹安泰教授说，有些党员对整风有顾虑，那也是容易理解的。解放后，只有党员整别人，没有别人整党员，一下子来一个“大放”，思想不是那么容易通的。他提议党内整风时，有那些东西可以公开的就公开，就算是丑恶的东西也可以摆出来，因为过去思想改造时高级知识分子也曾摆过自己最丑恶的东西，那对知识分子大有好处，丢掉不少包袱。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袁浚批评师院对“整风”缩手缩脚，他说陈唯实院长在作学习动员报告时提出三点，结果只说了两点，最后一点，学习的目的却没有说出来，弄得大家不明不白，不知道应该怎样搞。

华南师范学院徐光仁教授说：这次运动一开始，就有人强调要“和风细雨”，激动一点就加上不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出发的帽子，这就难以使人把一直藏在心里的话直爽地恰如其分地倾吐出来，对广开言路是会起阻塞作用的。

领导不能安于“外行”

华南师范学院许多教授批评师院领导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张为纲副教授指出：陈唯实院长来师院已经5年，在领导教学工作方面不能再安于外行了，应该变成内行的领导才对。他还批评陈唯实不习惯接近群众，他说：陈院长是知道这个缺点的，但他却一再强调自己没有接近群众的习惯。我们曾多次要他多接近群众，可是他却“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张教授指出，师院领导没有抓好教学工作，陈院长要负很大责任。

华南师范学院黄如文教授还批评院长们不务正业，怕接触教学。一接触到专业问题，虽然表示谦虚，但不解决问题。他说，我们希望得到帮助，但不是讲讲客套话就算。他指出，领导不下系、组研究工作，光靠会报，而会报的又只是年青的党、团员，这就造成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老教授的呼吁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重翰为老教授呼吁，他说，解放7年多来，我们老教师都是郁郁于心的。老教师在旧社会的旧关系多，尾巴长，大多被加上思想落后等等罪名。因此，老教师连头都不敢露出来，我们很像旧家庭中的老奴一样，上有老爷太太，下有少爷、小姐，讲了话不管正确与否，都要挨整。老教师最怕的就是那些“积极分子”，他们动不动就向党反映老教师怎样怎样。依靠积极分子是对的，但是积极分子也很复杂，有两重性：党的助手和党的打手。党需要的是助手，不是打手。他最后希望党对一些失业的老教师给予温暖，使他们得到工作的机会。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方万邦也倾诉说，过去领导上依靠行政干部重于教师，教师中党员的青年教师最吃香，其次是非党员的青年教师，再其次是中年教师，最倒霉的就是老教师。领导上对老教师只是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强调要又快又好地培养青年教师，但不给老教师提高和进修的机会，教育者不先受教育，怎能发挥力量呢!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萧锡三、廖华扬发言指出，在肃反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心上受了创伤，这决不是说句“对不起”就可以冰释的。这是由于华南师范学院领导上三大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在作祟。所以克服三大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党员应先动手拆墙

陶铸同志在这两个会议上发言，恳挚地希望教授们帮助党整风。他说，病人有病，自己是知道的，但知道得不够清楚，要医生诊断。共产党和知识分子起码是7年的朋友了，共产党有什么成绩，有什么毛病，朋友是清楚的，所以要请朋友帮助整风。陶铸同志诚挚地希望教授们大胆地尖锐地揭露矛盾，他说：有些同志顾虑报复，但是，从整个党组织来说，报复是不会有的。他还说：过去知识分子在各项运动中受了委屈，伤了感情。但是，“疾风知劲草”，经过这些运动之后，所谓“旧知识分子”的问题已不存在了。高级知识分子是全心全意跟共产党走的，今后，我们一定能和知识分子搞好关系，做知心朋友。他还批评了一些党员的骄傲自满情绪，不向专家学习，不懂装懂，对待知识分子方式简单粗暴，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膜。陶铸同志号召高等学校中的党员要首先动手拆“墙”，他说“墙”是党员先筑起来的，所以党员要先拆。但是，不是一声口令就能拆掉的，拆“墙”也是思想改造过程，风整好了，墙就没有了。陶铸同志希望各校继续讨论，让大家把积了7年的话都放出来，把矛盾揭发出来，大家同心合力把矛盾解决好。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叶佩华、杨荣春、林伦彦、方辰、汪德亮、唐陶华、叶桂燧、谢健宏、张迪懋、邬学毅、罗克汀、高铭元、周郁文等30多位教授。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22日。原题为：“拆掉党和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高墙：省委负责同志分别到高等学校倾听教授意见　中大、师院两校教授连日开座谈会大放大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