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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主义束缚了教师们的积极性
叶浓记
1957.05.18

民盟西北农学院农经小组，5月18日举行座谈会，尖锐地批评了学校领导人员的“三大主义”作风。

贾文林说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贾文林副教授说：辛院长(非党人士)到底搞什么?弄不清!人事行政、教学工作、科学研究都由党员副院长分工管理，有啥问题，人都找副院长处理。而辛院长只是领客人参观参观，开会时当个主席。这不是正常现象！辛院长办教育多年，有经验。既让他作院长，就应有职有权，如不给他权，就最好不让他作院长。这样下去，他是无法发挥积极性的。

黄毓甲教授说：我从来是愿意有职有权有责的，但解放后我作总务长，负责系的工作，在我看来都是有职无权的。什么事情，都由领导者决定，我们跟算盘珠子一样，任人拨。他说：有职无权作傀儡是最难受的。因此，我1953年发誓不作任何领导，但领导上又非让我作教研组主任不可，不接受，就用“组织决定”的大帽子扣。王殿俊副教授说马宗申讲师由马列主义教研组调农经系，人早都过来了，辛院长还不知道。后来辛院长发现了，人事方面才让辛院长批条子，补手续。吴兴昌讲师说，解放初，对非党人士不信任，不给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红麦子，绿豌豆?”还不知道。但经过一个时期，经过一些运动后，今天再不信任，再不给权，那将像一个不高明的司机一样，在转弯的时候不转弯，车子是会撞墙的。

马宗申讲师说，现在当一个非党群众，是很困难的；如果你要得到共产党员的好感，那就更不容易。比如非党人士谁也不愿有职无权。但想有权，就非“争”不可，而一“争权”，那就会有许多帽子：“不服从党的领导”呀，“个人主义”呀，“英雄主义”呀等等，就扣下来了。但不“争”吧，又会有“雇佣观点”、“不负责任”、“一团和气”等帽子，给你扣上。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像骑在老虎背上，上不去也下不来。他还说，一个单位的党员越多，想有职有权越困难；如果那些党员越“积极”“负责”，那你想有职有权就更困难。

马宗申说：“互相监督”变成了只受监督

黄毓甲教授认为学校里的党群关系是：“背对背多，面对面少，心对心更少。”他说，这几年学校的领导人员，老是关着门说自己好，太乐观了！党员院长，不深入下层和群众面对面、心对心，而是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改报告，自我陶醉。领导和群众之间，加个“汇报”过程，本来就容易走样子，再加上，上边听好不听坏，下边报喜不报忧；部分党员汇报情况，加盐添醋，这就使党脱离实际，和群众越来越隔的远了。

黄升泉副教授说，汇报制度是一面之词，就给某个同志下个坏的结论。这是不公平的。马宗申说，党往往看某人腿勤、汇报时立场稳，尖锐批评别人，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在一些会议上能作“打手”，那就是“好党员”、“积极分子”。领导偏听偏信，下边就迎合奉承。想入党、想争取党信任的人，也就要唯唯诺诺才行。马宗申说，马列主义教研组，过去人称“政治孤岛”，和群众不粘，领导就靠那些党团员汇报。党的方针是互相监督，可是过去我在那里只是受监督。领导和党团员，对我都像防匪防盗一样。我当时还负责组内一个小摊子，党员讲师老冯什么时候作了教研组主任，我却一点不知道。只见上边有事和老冯商量，下边助教有问题也请示老冯。原来老冯的教研组主任上边早已决定了，已给助教下了“黑命令”，就是不让我和非党副教授老王知道。我们再不知趣，也不会争当主任吧，为什么这样偷偷摸摸？这是党的作风不正派!讲课时，陈副院长、党员讲师老冯的讲稿可以不讨论，助教的讲稿也可以不讨论，而我的讲稿却要经过讨论。而且，每次讨论都有“问题”：先是这个谈“不明确”，那个说“不全面”，结果总要归结到“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好像我是专门贩卖反动思想的。最后，一个党员就给作了一个结论：说我是个“怪”!解放前，不革命，也不反革命吧？解放后，一直努力工作，争取入党，但是不但未能入党，反落个“怪”，使我伤心。他提醒党员说，不要被喊“万岁”声陶醉了。有政权，有帽子，群众不喊万岁有什么办法?

王广森认为，党提拔党员，不是为了工作需要

马宗申说，党员在群众中的印象是：“穷人乍富、年轻得志”大有“飞扬跋扈”之势。黄毓甲说，党员同志总是特殊一些，有些党员的职位待遇和自己的能力并不相称，但却是“老党员居功自傲，新党员无功也傲”。新党员凭什么傲呢?有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比群众高，只是一入党，提的快，待遇高，党100％地信任。名利双全。我知道有两个同志，是同班同学，又在一块进修，回来后，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领导就是两种看法。因此，有些人的入党动机是不纯的，希望整风时注意。贾文林说，评工资，个别党员评一次，升一次，职位也变一次，与工作差不多的非党员比较起来，不大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王广森教授说，陈吾愚同志由院长办公室主任，一下提为副院长，提得这样快，待遇这样高，但自己在工作中都作了些什么成绩呢?个人毫无谦逊的表现，对领导上破格提拔表现得当之无愧，而且越来越自高了，武断、训斥人的作风，越来越严重了。他还说，学校机构太多，官太多。这对当“官”的本身不好，对工作也不利。他说，在学校里“等级观念”，逢迎风气越来越多了。到处都论什么“级”什么“长”。而教不上一个科长。什么都要照顾“首长”。结果使青年滋长了名位观念，比等级，比地位，逢迎“首长”。名位，现在是一条看不见的毒蛇，在腐蚀着青年，在腐蚀着党。党提拔某些党员，找名义安置，似乎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用提拔来“培养”他们。

杨尔璜说他解放后有一种感觉：“共产党的形式，国民党的作风”

杨尔璜教授说，解放后不久，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共产党的形式，国民党的作风”。一些人有旧官僚作风，任用私人，排除异己，找些逢迎诌媚的人，打击另一些人。我不知有些人为什么提拔的那么快?好多事情都那样神秘?辛院长有职无权，康迪副院长写条子令我搬房子等问题，都使我心里很不痛快。

王殿俊副教授说，一样事情，常常却看到两种对待。党员冯有权和非党员马宗申，过去同是马列主义教研组讲师，老冯在教学上发生了缺点，只三两人谈一谈就了事；而老马教学上的缺点，却是小会、大会地算总账。在生活上，也是对党员照顾的多。康迪副院长为怕吵杂，住房子不但拣位置，而且挑邻居，总务处都一一照办了。如果是一般群众，总务处能办到吗?在马列主义教研组，领导上对党团员培养多、照顾多，对非党团员培养少、帮助少。因此，非党同志说“我们是自生自灭”，对领导没有亲切的感觉。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6月2日。原题为：“民盟西农农经小组成员尖锐批评党校党组织/宗派主义束缚了教师们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