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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一部分教授在光明日报座谈会上说：请高等教育部听听我们的声音
《光明日报》
1957.05.19

在本报于武汉举行的座谈会上，到有武汉地区八所高等学校一部分的教授，他们谈到了高等教育工作。他们对报纸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他们说，过去报纸在高等教育问题的报道上，只是帮助高等教育部贯彻“政令”，只是按照高等教育部的意图进行宣传。比如高等教育部要实行教师的工作量制度，报纸便宣传工作量制度，只组织刊登说工作量制度的“优越性”的文章，很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反映教师与高等教育部的意图不同的意见。他们说，高等教育部几年来领导办理高等教育，当然有成绩，可是缺点也是不少的，可以说是很严重的。但高等教育部每次总结工作，总是一般地强调成绩，说成绩是很大的，是基本的，这就掩盖了、冲淡了自己在领导工作中的严重缺点。他们说，高等教育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者兼而有之，而且是严重地兼而有之，可是高等教育部并没有好自省察，这就是缺点产生而且是严重地产生的根源。他们说：希望通过报纸，请高等教育部听听我们的声音。他们希望高等教育部实事求是地看看过去的工作，有些地方要下决心改弦更张，不要一味强调自己的成绩，不要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作是对的”那样的话来掩饰自己的缺点。他们认为，高等教育部的干部并不是万能干部，应当广泛地虚心地听听教师们的意见，因为教师是实际工作者。

下面整理发表的，是出席本报座谈会的教授们所谈的一些具体的意见。

凡是对高教部的作法持不同意见，就是思想问题

有些教授谈到，高等教育部永远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凡是对他们的作法持有不同见解，不是被指为“左倾”思想便是被指为右倾思想。可是高等教育部过不了多久又是一个主意，以致使人刚刚批判过“左倾”思想，又要跟着来一个反批判——批判右倾思想了。弄得教师们啼笑皆非。武汉大学教授桂质廷先生举出湖南大学的事作为例子。他说，高等教育部办事，是坐在办公室下命令多，同学校和教师们商量少。不论什么事，高教部的指示一来，学校也就习惯于组织大家学习，大家来谈体会，谈认识，很少有机会让人谈谈不同的见解。如果有人有不同的见解，那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其实这种只能谈体会谈认识的现象，才是不正常的现象。

当年撤销湖南大学，命令一下，把些教师拆散分到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等校，也是组织教师谈认识谈体会。当时有些教师不赞成撤销，被指为是多摆摊子的“左倾”思想，于是便来了一次思想动员，批判这种“左倾”思想。去年，却又计划要恢复湖南大学了。按照计划，武汉大学要“下蛋”，去支援建立湖南大学。这种做法，明明是不行的。要在短时间内培养一批研究生去开课，教学质量一定不会高，而且在数量上也培养不出那么多的研究生来——这是明明办不到的。但是，大家却为着这件事花了许多时间来做计划，发生了许多纠纷。有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这一回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了。现在，湖南大学建校的事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如果现在高等教育部打算不办湖南大学了，而有人主张要办大约又会被指为“左倾”思想了。

有位教授笑着说：“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在高等教育部手里，是非常灵活的，是非常辩证的。这大约是“时间、地点、条件”的问题。

谈到“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问题，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先生认为它已成了高等教育部在工作缺点上的遁词。他说，几年来照搬苏联经验，弄得百病丛生，而高教部的辩解也是“一切以时空条件为转移。”一切以时间条件为转移这话是不错的，可是总要以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有利为先决条件。否则，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工作也一样是以时空条件为转移的。所以，这种话只是挡箭牌而已，教条而已。用这种话，是辩不掉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辩不掉几年来机械地学习苏联方面所犯的种种错误。

有些教授希望，高教部凡办一事，凡下达一件命令，要多研究研究，不要在命令中画许多圈圈，这是“左倾”思想，要克服；那是右倾思想，要克服；只有机械地按着命令行事的，才是不“左”不右的思想。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法。

对自己的教育传统全盘否定，举世没有先例

在座谈会上，有些教授深致慨叹地谈到，中国办了几十年的高等教育，也有自己的好的东西，可是这几年来，高教部几乎把它全盘否定了，这是举世没有先例的事情。任何民族都有它的优秀的传统，任何民族都珍爱自己的优秀的传统，可是我们呢，在教育工作上，一切都是1952年重来。座上有人说这是高等教育部三个坏主义兼而有之的结果。而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刘颕先生则认为是学习苏联忘记了自己的结果。

刘颕先生说：教学改革确实有成绩，也确实有问题。问题是：“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贯彻执行起来却只抓了上半截，忘记了下半截。所谓学习苏联经验，几乎就是盲目抄袭。“六节一贯制”搬来了，“五分制”搬来了，“工作量制度”搬来了，“理工分家”搬来了。听到一样搬一样。有人辩解说，我们没有经验，怎么不先搬过来再说呢？但是，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有没有脑子呢？我们为什么不先思考思考，研究研究呢？大家都说，现在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其实，自高教部到校院长、教务长、教师，又何赏有独立思考能力。说起来是应当惭愧的。

教学改革应该在旧的基础上进行，应当批判地吸收过去的经验，应当继承自己的优良的传统。苏联就是这样。他们的讲课，习题课，毕业设计口试，五分制等等，都是沙俄时代留下来的。他们改了几十年，实际上只改了几点：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把过去不固定的考试、实习固定下来了，还有，加了一些专门化课程，如此而已。可是我们呢，几乎把过去自己的一切全盘否定了，一刀两断，一切从头搞起。说到过去的，不分清红皂白，一切都是落后的，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就以学校的历史来说，世界各国的学校都以自己的悠久的历史传统为光荣，苏联也是一样。莫斯科大学的人说：我们学校有二百年的历史传统；莫洛托夫动力学院的人说：我们学校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传统。可是我们的高等学校，差不多一律是从1952年开始的，都只有几年的“光荣历史传统”。这种作法，造成的损失是不小的。许多有本领的老教师本领发挥不出来，不得不把自己的一套否定，不得不跟在高教部的口号后面现学现卖。而新老教师的不正常现象，也是由此而来的，因为年青教师以为老教师的一套，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过时的否定了的东西，自然谈不上要向老教师学习，谈不上尊敬老教师。而有些老教师也确实由此有自卑感。

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先生说，她是讲授西洋文学的，有时候在讲课中引用一句英文或法文的句子，就被学生批评这是资产阶级的。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乾才先生也说，有的青年教师说某位老教师没有学问，因为他不懂外文，其实这位老教师懂得英、德、法好几国文字，因为不懂俄文，便被看作不懂外文。他说，从这中间，可以领会许多道理。

有一位教授说，要是给高等教育部的这种作法扣一顶帽子的话，说是“民族虚无主义”也可以。不过，应当说是幼稚，只有说是幼稚而又自以为是，才能辩解。希望高等教育部在这方面能够改弦更张，重视自己的教育方面的优良传统，多研究研究，多和一些老教授商量商量，不要再自以为是，盲目而行。一句话，要结合实际来学习。

为什么自己还没有弄清楚，就搬来要人学习

谈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时，大家都认为应当好好学习。问题是，依照常理，首先自己要弄清楚这项经验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先进经验；是先进经验，也要看看是否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合，决定如何进行学习，然后再行贯彻下去。可是高等教育部对有些东西，自己还莫名其妙，便拿来往下贯彻了。有些东西，简直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也在拿来贯彻。虽然有人指出分明不是先进经验，也硬说是先进经验；贯彻不下去，还是要贯彻。

有一位教授提到“六节一贯制”。他说，在苏联，实行“六节一贯制”，是因为苏联处在我国的北边，在那里，白天的时间较短，夜晚的时间较长，实行“六节一贯制”有它的好处。可是，高等教育部也把这个“六节一贯制”当作先进经验搬来了，也是这样那样有“优越性”，硬要在我国的学校中贯彻。后来到底贯彻不通，自己知道错了，才羞羞答答地不提了。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高教部闭着眼睛，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硬搬硬贯的典例。

为什么高等教育部会这样？关于这个问题，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乾才先生说得透彻。他认为，这是高等教育部手里有着三个主义的缘故。他说：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高等教育部是主观主义加教条主义，再加宗派主义，三样俱全，而不是只有一样或两样，问题的严重便出在这里。

他说：我们学习苏联，许多是生搬硬套，甚至只凭想像，结果优点学了一点，也弄来不少缺点。有一个时候，曾经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殊不知苏联的许多措施也在发展着，它的经验也是结合它的实际得来的，而我们却不结合实际，闭着眼睛乱搬乱学。例如蒸汽活塞机专业，苏联早已不设立了，这是一个落后的专业，我们也把它当作先进的东西搬来了。又如发电站的燃料与水专业，专材的需要量很少，苏联在十年内只培养了一百多人，我们一个学校一个学年便招生七十人。这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又是什么。

至于宗派主义情绪，那就更是严重。自然科学本身，本没有阶级性，只要是好的技术，好的理论，不管是哪一国的，照理说，都应该学。可是过去高教部为着强调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好像只要是苏联的，就是好的，就是先进的；只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就都是不好的，都不能学，而且除了信口批判外，就最好不谈。这样把政治和科学混为一谈，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有些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着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什么东西在作怪，不是别的，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

有一位教授问到：现在工作量制度到底怎样了？另一位教授说：现在工作量制度是不声不响若有若无。他说，据他想，高教部明知这个工作量制度是有问题，行不通的，可是话说出去了，收回来怕损威信，所以只好羞羞答答，不声不响，问起来还羞羞答答说它有“优越性”，行不行由各校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去决定，想用这种办法收回来。其实这种羞羞答答，明知错了不肯认错，任其自行消灭以求保持自己的威信的办法，其结果，正是有损高教部的威信。如果高教部肯对这些问题深入检查一下，挖掘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把它公布出来，不但可以大大地提高高教部的威信，不但可以鼓舞发挥老教师的力量，而且对于青年的思想水平的提高，有莫大的教育作用。问题是不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检查，不要找什么遁词来掩盖自己的缺点。要有勇气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情绪加以暴露，才能克服。

为什么“人心思院”，希望高教部反躬自求一下

在座谈会上，有几位教授谈到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问题。说现在大家都说高等学校的人是“人心思院”，只想进科学院去。但是为什么会“人心思院”呢？高等教育部曾经作为思想问题提出来批判过，后来又说其原因在于科学院的拉人“人心思院”是事实，因为高等学校留不住人，这件事值得高等教育部反躬自省一下。

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先生说，他就是“思院”的一个，其所以“思院”，一是高等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几年来，提法就一变再变，可是变来变去，仍然是“教学第一”“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科学研究始终摆在次要的地位。以致教师要想进行科学研究，条件没有条件，气氛没有气氛。最近高等教育部赴苏考察团考察归来，传来苏联高等学校重视科学研究的消息，高等教育部又叫起来了，可能会出现新的提法了。可是提法是提法，提法之后还要有办法。二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工作太忙乱，头绪太多，弄得个个六神无主，安不下心。一会儿教研组开会，一会儿通知来了要听报告，各种教学规章太多，把教师们的时间和精神弄得支离破碎。这就是高等教育部过去不重视科学研究的结果，也就是高等教育部要拿办法的地方。

唐长孺先生说：我们这些人，最不习惯于一会搞那样，一会儿又搞这样，只希望有一段安安静静的时间来做学问。说到时间，如果精打细算的话，时间还是有的，可是就是没有整段的时间，而支离破碎的时间是无法做科学研究的。前天听侯宝林说相声，他先来一段说白，说大家的脑子现在想的还是上一个节目，还不能安下心来听相声。娱乐尚且如此，何况科学研究工作。

由于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特别是工作量制度一来，大家忙于教课，科学研究更不受重视了。工作量制度的提出与雷厉风行，就是高等教育部不重视科学研究的很好的说明。更可怕的，是把教学任务当作一种对教师的政治待遇，担任教学的人似乎就是政治上进步的，不担任教学的人似乎就是有了问题了，甚至拿开课不开课作为惩罚，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教师都希望多教点课，满足工作量。要是谁不教课，自己心里嘀咕：又有什么问题？而别人也另眼相看。使得教师不是无时间，就是无心情进行科学研究。这是一种可怕的风气。

直到现在，武汉大学的领导上在谈到科学研究时，还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不敢明言科学研究在高等学校中摆在什么地位。这样，想做一点学问的人，“思院”，是毫不足怪的。希望高教部不要责怪“人心思院”，不要对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到底占什么地位再吞吞吐吐，要为学校的科学研究创造条件，创造气氛。座中有一位教授说：光明日报发表了各地一些教授关于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看法的新闻以后，为什么高等教育部连气也不吭一声，好像没有看到这条新闻一样，至少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这是教授们最关心的。希望高等教育部改变这种对教师们的意见不理不睬的态度。

主张选拔留学生采用公开考选的方法

有几位教授谈到选拔留学生、研究生和留助教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选拔留学生问题，认为全部由党团员包办，非党团员不能入选，是把人的进步固定起来了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出国留学的人，现在不是都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有许多科学家不是加入了共产党么！为什么对于青年一代，不是党团员，而有天才，也剥夺他的出国留学的机会。安知他今日不是党团员，明日后日也不能入团入党？他们主张公开考选，只要政治上可靠，都可报考。他们说，学生也有这种要求，学生对现在这种由党团员包办的办法，非常不满。

问题还在于这种由党团员包办而不重知识质量的办法所造成的可怕的损失，没有才能的留学去了，有才能的却不能留学深造。武汉大学副教务长韩德培先生谈到他自己当年出国留学，说就是凭考选的。他说，解放已经八年，学生都有了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都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业事义的，现在是应当改变选拔留学生的办法的时候了。

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伍献文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在武汉大学也教点书，据我看，在派遣留学生上是有很多问题的。过去派高中的毕业生到苏联留学，以后一看不行了，改为派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其实，刚毕业的学生就派出去也是有问题的，他们由于基础的限制，短期内不容易学得很好。这里不说，派出去的往往不是业务很好的学生，而是政治强的党团员，其中有些人可能很有社会活动的才能，但在业务上却极不适宜于出国留学。

他说：派遣留学生的问题关系国家科学的发展，不能不慎重。一个留苏学生，一个月花费七百个卢布，合人民币三百五十元(当时座上有人说，是一个一级教授的薪水)，即从这一方面看，也须权衡得失才好。所以我认为，要派一些较有科学根基的教师和科学家出国留学比较好些，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真正学到一些东西回来，更有利于我国科学的发展。

对于培养研究生，唐长孺先生认为高等教育部的看法有问题。高教部希望刚毕业的青年能够在两三年内开出课来。规定第一年学哲学，第二年掌握一本大型的教科书，第三年做论文，其实这是理想，在文科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本万能的教科书，掌握了它就可以开课。他说：显然的，要这些刚毕业的青年人在两三年内开出一门课来，那他们就只能看看交流讲义和教科书，要想深入专业便不可能。然而深入专业却非常重要。拿我们搞中古史的来说，如果不看原始资料，就不能提高。这且不说，助教升级，主要也是决定于开课不开课，去年评级时，凡是开课的都升为讲师了，使得许多青年人认为，只有开课，才有前途，从而专心致志去啃一本教学书，急于求成，这无异拔苗助长，毫无好处。这种做法，都是从速成思想来的，不能不注意。

桂质廷先生也认为高等教育部的这种速成思想很是严重。他说，高等教育问题，许多发生仅只求速成，不顾质量。高教部在办公室命令一下，计划一拟，任务一分配，就要限期完成。可是培养人的事却不那么简单，是不能来这一套“赶任务”的作风的。他认为培养研究生，不要贪多，要少一点，质量要好一点。这样，研究生训练完成之后，又能带研究生，从长远看来，速度比这种急于求成的办法可能还要快。他主张，研究生要经过公开考试，要有研究生制度，他认为这几年提倡教学法研究，对青年教师是一个大损失，他们的宝贵时间全花在这上面去了。也是高教部闭着眼睛搬苏联经验的结果。

希望高等教育部“慢慢儿地快走”

在座谈会上，还有下述一些意见。

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先生希望报纸替她叫一叫，问一问高教部。她说：高等教育部在院系调整的时候，随随便便把武汉大学的外文系取消了，当时对外文系的先生和学生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有一位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气得吐了血。去年说要恢复英文专业，大家很高兴，叫我做计划，很快便做好了。可是送上去，却石沉大海。问学校，学校也说不知道。希望高教部给一个明确的指示，到底办不办？不办，又是什么理由？

华中农学院教授傅光培先生说：高教部规定农学院的农场要企业化。既然要企业化，那就要有投资，没有投资，为什么要提企业化的口号呢？

华中师范学院教授严士佳先生说：高等教育工作这几年发生了一些偏差，很多是因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提的口号以及作法上不明确、甚至有问题引起的。1952年，提出“课堂上解决问题”，不恰当地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把一切教学内容使学生彻底弄懂，并且记住。结果先生忙死了，而学生还是懂不透，记不住，效果很不好。以后又提出“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发生了流弊，科学研究好久展不开，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有些人由此只注重教学，认为搞好教学就是一切，政治活动也不愿参加了。去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件事当然是很好。可惜又弄得太偏了，以致教师转而强调科学研究，却忽视了教学，连毕业生也不愿留做助教，只要求到科学院去，留校的助教也很不安心。又如“临时措施”精减课内学时，原是做得对的，可是应早一学期安排，给学校一个从容妥善准备的时间。但偏不这样，一但临时制订一些措施，便雷厉风行，弄得大家忙乱狼狈不堪，发生了一些问题。

在座谈会上，桂质廷先生说：英国人有一句成语：“慢慢儿地快走”。高教部应当用这句话来克服他的一切唯求速成的思想。有一位教授说：高教部对它兼而有之的三个坏主义，应当快一些下决心克服。可是在工作上，则不能闭着眼睛不看中国实际，乱搬乱搞，这句成语很有意思，还是慢慢儿地快走为佳。

附给卫生部的几点意见

在座谈会上，武汉医学院副院长周裕德先生谈到医学教育的问题。他说，医学院的学制是一个大问题。解放初期，医学院的学制是四年制，还有两年的专修科制。后来，经过大家反对，改为五年了。可是我们的教学计划是照着苏联的医学院的教学计划拟定的，苏联医学院是六年制。要在五年内安排六年的课程，已有困难了，可是，还有四门政治课，还要多学一门俄文(占270小时)，还增加了一些新课如学习中医等等。这样四方一加，学生负担当然很重，每周上课时数曾经达到三十六个小时。高等教育部叫要减轻学生负担，叫是一回事，减又是一回事，试问到底应当怎样减轻？现在减是减到三十二小时了，一方面是学生的负担仍然太重，一方面减的却又是一些基础课程的学时。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奇形怪状的现象，有些规定在一学年开完的课程，因为不好安排，被拉开在两个年级一即跨学年开设，决定升级的问题，便发生困难了。

中央卫生部工作布置不够细致，看得不远。比如医学院学生毕业分配下乡之后，他们的进修，就没有人再去过问，这是不对的，应该有一个制度，即使他们能够安心在乡下工作，将来又有获得提高的机会，能够向专科化的路上走。还有，过去我们把最好的学生放在专修科，许诺他们毕业后工作两年再回学校学完以后的课程。好几年过去了，这件事却一直没有下文，这些毕业生很不满，对国家来说，也是损失。但是，问到卫生部，却说这是贺诚副部长在位时搞的。现在贺诚副部长不在位了，好像卫生部就可不管了。底下是认部不认人的。到底怎么办，卫生部应当有一个答复。

武汉医学院教授附属结核病院院长刘南山先生认为，中央卫生部有时是只提口号，不做事情，提了口号以后便不管了。比如提出以预防为主的口号，也只是提了这个口号，没有做工作。在教学上，在实习上，都没有重视以预防为主。

两位先生认为，卫生部也和高教部一样，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克服官僚主义，医学教育是会不断地发生问题的。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第三版，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