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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伯钊的八点建议
新华社记者　曲一凡
1957.06.01

新华社湖北6日讯　6月1日上午和3日下午，记者访问了七十四岁的耿伯钊先生，请他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他的意见和看法，帮助共产党整风。

耿伯钊先生(地方人士习惯称为“耿老”)，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参事室主任以及省民革领导成员之一。

以下是耿伯钊与记者的六小时谈心的纪录全文(基本上是按原来谈话次序先后，整理时略加删节和语气通达)：

一、对共产党整风的感想

我最近熟读了毛主席的两个报告，深受启发。毛主席提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个很英明的措施，对于改进领导党的作风，团结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正因为共产党是领导党，它领导着全国六亿人民，如果领导不好，发生任何偏差，就会使六亿人民受到损失。因此，第一，全国人民，党外人士，都要热心帮助党整好风，求得领导党没有错误或少犯错误；第二，每个人都是热爱党的，现在正是表现的机会，把自己的真心话掏出来，帮助党整风。

根据以上两点，帮助党整风，必须是善意批评，不是恶意诽谤，所谓善意，就是要实事求是，打中要害，而又要恰如其分，说真心话；在方式方法上，要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端正态度，诚恳地提出问题。近来，在某些党外人士中已经出现不是纯粹出于善意批评，其中掺杂有肆意谩骂、污辱党的言行。有些党外人士，过去受了某一个党员的气，心中忿忿不平，因而在这次“鸣”、“放”中乱发脾气，大肆讥笑、辱骂，这是不好的，凡事最不可意气用事。另外一种情况，有些人偏重于空谈理论，这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至今还有些党外人士心存顾虑：由于个别共产党员骄傲自满，过去看不起民主人士，双方伤了感情，现在大家给这些党员提意见，提出尖锐批评，这决不可以为是反党情绪，而是为了改善党内外的关系，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

有人说：党与党外人士之间有墙有沟，我看也有。如何拆墙？首先要从党内拆，就是要整好风；党外人士也得参加拆墙，就是多多学习，改造思想，自动拆除内心之墙。总之，过去筑墙出于双方(党内是主要一方)，现在拆墙，同样是双方的责任。我认为个别党员所以骄傲自满、盛气凌人(说到这里，他又赶忘解释说：我接触的这种骄傲自满的个别党员，指的是从前的事，近一年多以来，我生病住东湖疗养院，和同在那里休养的党员高级干部都相处很好，未感到有墙有沟，每个党员都和蔼可亲)，是有它的思想基础的，过去长期从事战争和阶级战争，致使某些党员养成了“对敌斗争”的习惯，因此把党外人士往往也当作敌人看待，唯恐防备不及，岂能信任于他？解放以后，又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的胜利，这些党员更加居功自傲，自以为了不起，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认为这句话的语气就不合理，要说“特殊材料”，实际是助长了党员的特殊化思想。当然，有些民主人士也有毛病，见了党员，盲目恭维，只说好不说坏，也多少帮助了某些党员的骄气的滋长。

最后，我向党和党员同志提出六点建议：

(一)希望党员同志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二)希望每个党员学会一技之长(例如，张旺午秘书长有一次跟我说，他会钉马掌，这就好)；

(三)党要事事联系群众——党章上说的好，事实上在许多事情上却脱离了群众；

(四)党员要坚决放弃特权(思想和行为)；

(五)党员同志待人接物，要有修养，和谒可亲；

(六)党员们一定要多学些旧的东西，毛主席是最好的榜样，他提出许多的口号和格言，都是从古人那里吸取其精华，用来指导今天党内外的思想和工作，最能服人。

我希望通过去这次整风以后，党内外真正做到无墙无沟；党内外人士过去是“背对背”；今日“鸣”、“放”又是“面对面”，这还不够，今后最好能够“心对心”。

(记者注：这一段谈话，是记者事先与耿老约会后，他连夜赶起来的一个“谈话提纲”，言谈极为谨慎，谈到这里曾表示话已谈完，后经记者从上述谈话中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虚心诚恳向他请教，接着又谈下去，而后边的谈话中有些是与前面的分析和观点，不尽相同的，也说明在这位老人内心，起初还是有些思想顾虑的。)

二、党、政关系迫待改善

过去，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司令，发号司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与威信。这是其一。其二，党员与非党员干部的职权截然不同，我根据很多党外人士的意见，把这一状况分为两大部类六种类型：第一类是党员干部：(一)有职有权，(二)无职有权，(三)有职有权而无责；第二类是非党干部：(一)有职无权，(二)无职有责，(三)无权也有责(后两种类型，例如，有些起义军官转业后反映说：他们好象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没有固定职权，但是事情搞坏了却有责任，等等)。我(耿老自称)，年已老朽，我虽有职无权，我也不想争权。

当记者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关系的问题，耿老说：私方代表有职无权是事实，也应该给他们适当的权力；至于说要求取消公方代表，我完全反对，不要党的领导是不好的，要诚心接受党的领导，才能办好企业。谈到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的定息年限问题，我绝对反对二十年定息的意见，我认为国家规定定息七年的措施，是合理的，如有不妥，也等七年后再看形势发展而论。

三、加强法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已经八年了。在这不算短的时间内，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旧的六法观念和条文不适用了，而各种新(22)的法律却迟迟难得问世，法院断案没个依据，人民群众不知何为犯法，如何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有人说，我们不是早已有了宪法了吗？不错，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所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董老(必武)到湖北来曾说，各种法律都得审慎研究，这是好的，可是不容长此拖延下去。我们说，人民犯了法怎么办？没有一个准则。人民都要受法律的限制，同时人人都受法律的保护。一个党员，一个普通职员，应如何守法？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另外，国民党时代的六法，肯定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要不得的；但是就其具体内容来说，不见得一切都坏，古话说“旧瓶装新酒”，旧形式赋予新内容，仍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地方。

我担任省参事室的领导工作，过去李主席(先念)在湖北的时候，参事室曾建议帮助各厅、局订立组织规程和办事细则；没有这个，容易造成机关内部的混乱，分不清职责界限和是非界限。当时，李主席、王任重同志是支持我们的，我们也很愿尽这分义务，参事室曾通过办公厅向各厅要他们起草一个规程来，交我们来帮助研究搞好；如果有的厅局不愿自己起草，参事室也愿意在听取他们的情况介绍后，代为订立。可是，多年了，这个建议没有实现，我们曾多次催办，有些单位竟嫌麻烦，置之不理。

谈到几年来的执法情况(特别是三反、肃反)，我完全拥护章伯钧、罗隆基的建议，毛主席在报告中也提出了，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检查三反、肃反工作的偏差，有错必纠。从中央到省、市、县，成立各级检查机构。

这次“鸣”、“放”，很多人对党和个别党员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包括其中有些意气用事、不见得完全准确的批评，希望能以法律保证“鸣”、“放”的人不受打击、报复。

四、必须整顿统战部的工作作风

我原本是一个爱讲话、也敢说的人。解放前，蒋介石统治那么凶狠，我耿某没有怕他，我在一切集会场合大呼反蒋，反对戡乱，主张和平。当时，地下党负责同志(指曾惇同志等人)曾背地劝我说：“耿老，表现不要过于激烈了，注意隐蔽一些，公开场合不妨多说些反动话”，我表示不怕。解放后，我对共产党的政策，如有不同意的地方，我也敢说；可是，自从受到何定华(当时统战部副部长)的公开打击，同时受到明目张胆的对我监视，我气愤，从此以后就不大讲话了。原来我明白了，凡是对党员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有人说这些人是会钻狗洞的)，就受到统战部重视，官位步步高升；相反，经常向党提出一些善意批评的人，却被认为是顽固落后分子，打击的对象。

湖北解放以后，省统战部匡部长对党外人士很好，可是匡又兼管民政工作，工作忙，对统战工作不常过问，把大权交给副部长何定华。何的作风粗暴、恶劣，几年来由他主持统战工作，使很多民主人士伤了心。例如，几年前，有一次他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请大家给统战工作提意见。我说了我所听到的这样的反映：统战工作“三视”——中央重视、省里轻视，下面(县、市)鄙视。过了几天，又开会，何公开斥责说：有人乱讲统战工作“三视”，简直是胡说，并追问：这话是什么人讲的，要他说明什么叫“轻视”、“鄙视”？有人说：耿老讲的，何又问：耿老来了没有？我答应说：我在这里，不错，是我讲的！从此，耿某就成了统战部的眼中钉，后来上面派来一个参事室副主任，叫钱运铎，钱公开告诉我：何部长要我来监视某人。好吧，我干脆搬进参事室里面来住，让你监视方便一些。这事件，我曾告诉了张省长，问他：如果我说的不对，可以杀头；为何派人监视我？

以后，张体学省长亲自主持一次会议，征求党外人士意见，我对统战部提出了批评，张省长当时说：耿老的批评精神很好，值得大家学习，过后，我听别人说：在另一次会上，张省长又大大批评了耿某，说净谈过去的事，省长还说：“我看他年纪大了，不好当面说他，你们那一位转告他吧！”

关于何定华的作风，谈不尽的。例如：辛亥首义，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对此都有论述，正确估价了它的意义；可是，身为统战部负责人的何定华，竟在一次公开集会上讲：“辛亥首义值几个钱？顶个庇！”至今很多首义老人忘不了这个统战部长的无理之言。又一次，参事室由于人员增多(由原来四十人增至百多人)，房子狭窄，我派两个同志找何定华商量房子事，何立即不耐烦的粗暴拒绝了。

何定华从统战部调走了，统战部工作有所转变，但是何的作风影响仍在中、下级统战人员中存在。胡金魁、谢威两部长态度还好，但也很少与民主人士当面谈心，一切事都由秘书长麻佩三、党派处长周方林独断专行，上下职分不明，责任不清。例如，最近一次民革省委选举，很多人为统战部干涉民革选举而不满(具体是对钱运铎当选委员不满)，胡部长一否认统战部没有管这件事；但是，麻佩三、周方林参加了选举。民革副主委范叔衡为了迎合统战部意旨，为了选上钱某，他公开说这是统战部决定的。另如：省里六十二名起义军官，全都对这次评级评薪不满，大家反映，谢威只相信了吴昌续(后提升为劳动局副局长)一个人，不让大家民主评级，吴指手划脚为每个人指定级别，如有反对意见，他就说：这是统战部谢部长的意见。因此，人们不免怀疑，一个统战部究竟归谁负责，是部长？还是秘书长、处长？或者是科长？总之各有一套，各行其是，证明统战部工作的混乱状况是严重的。

五、从知识分子的特点谈到如何做好党的统战工作

做统战工作的人，必须熟知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民主人士)的脾气和特点。这些人在旧社会养成了一种傲性，宁为理服，不为力服；即使某些人一时被强力镇住，也不能收服人心。他们表面上不敢说，背后还是会说：“你是共产党员，数你狠些；可我也不能屈服于你。”

知识分子有些什么特点(主要从弱点方面分析)：

(一)爱面子，自尊心强。“士可杀，不可辱。”杀了他甘愿，抹了他的面子，他会恨你一生，有“不共戴天之仇”。

(二)自高自大，看不起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读的书很多，自命不凡，自以为清高(其实并不清高)，看不起工农，因此，对工农革命政权，开始总有些格格不入。

(三)爱夸夸其谈，爱发空洞议论，这些议论，往往不切实际，不负责任；叫他真正做事就不行了。

(四)爱沾小便宜。这说的是一些在野的穷知识分子，他们在旧社会资俸很薄，虽不一定贪污，总爱沾人家点小便宜(如别人给送点礼品，人情之类)。

(五)互相标榜——双方好时为友，一旦搞不来了，一句成仇。

(六)趋利避害。

统战工作者如能了解这些特点，善于取其所长，抛其所短，驾驭他们的特点，什么人都能为用。例如，会说善道者，用他作宣传；能写文章的，分派他写些东西。总之，用人，也有个标准，用之得当。不仅要人尽其才，既用他就得信任他，给他以权。古语说“用人不疑，疑人莫用”。这几年，民主人士站在岗位上，不能尽职，不能说真心话，就是因为既用了他而又疑他，以我的看法，党若真正疑他，就干脆撤了他的职，莫占住岗位碍事生非。

记者问：根据耿老分析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你以为应如何驾驭？他举例说：爱沾小便宜的人，莫叫他管财政，根据他的特长分派其他工作；爱夸夸其谈和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的，分派他多做些实际工作，从困难中使他受些磨炼，从工作和学习中逐渐改造思想；爱面子的，必须尊重他的必要的自尊心，尽管他有些错误和缺点，慢慢教育和改造，细风和雨，使其自认其错；粗暴地当众污辱了他，就会伤了感情；互相标榜，是一种宗派主义，趋利避害，是个主义，这两种人往往善于阿谀奉承，察言观色，应当教育他，适当使用他，而不如其所惑，否则就容易宠信了少数人，而伤了大多人的感情。

总之，统战工作，对面要广，对点要深；用人不当，即使高官厚禄，仍有不满；如用之得当，国家花钱不多，本人才有所用，干起来心里也痛快。例如，有些起义军官(将、校级)，叫他在某一中，小学当工务员、当文书，而所拿薪俸比校长的还多，可是他本人仍不满意。省参事室内有几位专家：辜大安，原阎锡山的参谋长，太原兵工厂创办人，对钢铁工业有所研究——现在当参事，派他修“省志”，柳棣园，专于测量(老工程师)，黄乃真，对建筑工程有研究，陈志纯，是法律专家(伪武汉法院副院长)，他们都各有所长，但目前只能派作修“省志”，这叫着大才用不上，只有暂用其小才(他们文笔还好)。用才不当，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古书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在乎其人”，这句话很值得党的组织、统战部门深思熟虑。

六、外地人给湖北人当家

湖北人常受外地人的气。我从山东人说起(听口音，你——指记者也是山东人，可别介意)：当年，袁世凯给湖北省派来一个督军——山东人王占元，湖北人深受他的压迫，吃了很多苦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早年与王占元很好，是八兄弟)。他下面的县官、税吏，都是山东人。蒋介(25)石后来也派外人来当湖北省主席，蒋不承认武昌首义之事。蒋曾痛骂湖北人是“九头鸟”，私下跟蒋的嫡系分子说：“鄂人无信，不可重用”。抗战以后，经过湖北人力争，发起反对薛岳(广东人)运动，蒋才用了湖北人当主席，这就是万耀煌、张笃仁、朱鼎卿。解放军来了，湖北人不争气，最后一任伪省主席朱鼎卿(现为省参事室参事)也真丢人，拉腿跑了，没有响应起义(后来朱在四川起义)，而由张轸率军起义。李先念主席是湖北人，当了几年主席又调到中央去了。如今，省委书记、省长、统战部长都不是湖北人。副省长中有熊老(晋槐)、聂国来两个湖北人，熊老近年来染病在床，不能管事，聂国来是个无用的人，不能代表湖北人讲话。何定华是湖北人，可是爱听恭维话，不爱听反对意见，养成统战部门喜欢奉承、趋炎附势的不良风气，民主空气稀薄，直言明谏的人受到了排斥和打击。文史馆、参事室都是湖北人，但都是“聋子的耳朵”，起不了作用，只是有饭吃而已。

这些话，过去不敢讲，讲出去会被扣上“地域观念”、“封建思想”的帽子。不久以前，我就对胡金魁部长说过：“湖北人在湖北受歧视”。

七、谈谈省政协和参事室工作

政协是统战的形式，通过政协使党与民主人士挂钩，一切事情都通过协商的形式进行工作的。过去，湖北政协起了些作用，但还不够。我是政协副主席之一，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副主席。每逢开会必到，也了解些情况。政协主席是王任重同志，他工作忙，除了大会，日常办公室是不到的。副主席六、七个，大多有其他兼职工作，很忙，有些人长期生病，实际负责的只是周杰一人和几个秘书长。说周等负责(确实做了些工作)，也真难为了他们，有职无权，虽身为副主席，一切事还得听从党员秘书长，甚至党员科长的吩咐，例如在政协内部人事安排上，党外人事都当不了家，却又往往为这些事受了许多冤枉气，有人为民主人士这种处境送了八个字：“希承意志，伺候颜色”(指对党员)。政协会内的职员有一首顺口溜，描画了这种微妙的关系，说：“大事问胡部长，小事问周处长，“鸡毛蒜皮”问张守一；周老、贺老吃饭拿饷(他们实际做了很多事)，民主人士装模做样”。依我个人的看法，周老(周杰)办事很老练，贺老(贺友严，政协第一副秘书长)也有些办事能力，党若把权交给他们，有可能把事办好的，可是就是不放心，不肯付之以权，造成他们的苦闷。说得难听一些，过去有些党员对待民主人士，如防强盗一般，生怕泄露“秘密”。

参事室过去也做了一些事。但是，除了开人代会起草和审查提案、法规之外，大家长期没有事干，所谓“吃饭拿饷”；叫大家学习，事不顺心，学习也难得学好。过去，钱运铎在这里当副主任，以何定华为依靠，专横霸道，作威作福，包办一切，大家敢怒不敢言。我这个主任，也只挂名当个傀儡而已。参事室每次开会，总得专为他候驾多时，珊珊来迟；有时上班，他高了兴就打扑克(为此我说过他一回，从此对我结下了私怨)；更恶劣的，竟在参事室，光天化日之下，奸污妇女(本室一个参事的女儿，统战部一位科长的爱人)，闹得参事室上下、包括公务员都晓得，大概只有何定华以上负责党员干部不晓得。现在，参事室还有两个党员同志潘哲夫、黄山农，他们与党外人士相处就比较好，品质好，大小事都商量。

八、反对“大党主义”

我十分钦佩毛主席，他最善于运用古言名训，加以扬弃，取其精华，提到马列主义高度，用以治国教人，成绩卓著。这并不是奉承，也不是盲目崇拜，这是八年来的事实。中央统战会议上，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我打听后才晓得储是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也是给新闻界增光。我也给毛主席、党中央提一点意见。

毛主席在掌握民族政策上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口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民族团结问题一直是个最难办的事。历代帝王都没有搞好。就连几个英明的帝王，他能南征北战，统一天下，可是在民族政策上也一筹莫展。他们只知以武力压人，即使一时把人们压治住，也不能征服人心。这是毛主席所以英明之一；

第二，毛主席近年来又提出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四邻都是小国，我们如以大国自居，必然使四邻国家离心离德，群起抵制和反对。毛主席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周总理到处奔走，亲自实行这个友邻口号，所以足迹所至，各国不分大小，全体欢迎，赢得欧非人民的拥护。周总理到了小国，还表明要向他们学习知识，而不以大国自居，无怪人们说，周总理具有大国君子之风！

现在，我希望毛主席再进一步提出反对“大党主义”。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人人心悦诚服的，凡是有血性，有良心的人无不承认这一点。几年来社会改革、工农业建设的成就，大家都看得到，何况前途远景更不可限量，用不着自己夸耀，人人领情的全国有六亿人口，中国共产党是个世界上的大党，也不过一千万多人，比起六亿人口，还只是个少数。只要共产党稍为伸出手来，无论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都愿意服从党的领导，亲密合作，共同前进。相反，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

以我个人理解，毛主席这次提出整风，就是要反对“大党主义”，希望毛主席尽快地、明确地提出这个口号来。反对“大党主义”，这话是我说的，这是忠心为党、爱护党而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来源：　　1957年6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