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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铁道学院教师批评院内宗派主义
唐山铁道学院通讯组
1957.06.01

本报唐山消息 中共唐山铁道学院委员会在5月中旬连续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大家对学校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

空有主任之名　实是秘书当权

竺士楷教授说：领导上派一个秘书协助教研组主任工作，使他集中精力负责教学这是必要的。但是实际上，有些事主任不知道而秘书已经知道了，而且事先秘书也未先说说。

顾培恂教授说：我当教研组主任时有些事不知道，要开什么会只有猜一猜，一切都是照秘书的意见办。有主任之名，而不能作主。

沈智扬教授说：过去教研组三番五次的强调要加强工作，我们感到很困难，我们教研组内有两个党员是特殊的组员，例如我们每学期订教研组计划时，都是党员梁家瑞先告诉我，他已经接受了什么任务，这学期能在教研组工作多少时间。他的工作不是行政通知我，而是他自己通知我。又例如选派留苏学生，都是临时接到通知，教研组事先没有安排，说要教研组作鉴定，提了些意见，帮助他们去克服缺点。这样，党员在教研组中就成了特殊阶层。

张鸿逵教授说：我院主流中有一点逆流，主要矛盾就是宗派主义。1954年，铁道系系主任下边有五个秘书，都是党团员，只见他们活动，而见不到系主任活动。他们工作都很努力，但效果不好，因此有人批评我校走“青年路线”。什么原因呢?就是党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如果在1949年这样做可以，因为那时没进行思想改造，1954年这样作就不对了。

大问题管不到　小问题管不完

王柢教授说：关于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些大的问题。但是我的情况是大事管不着。例如阎涛同志是我们系的一个得力的干部，有一天人事处来电话说要把他调走。我说了一声“喔”，人事处说：“已经决定了要调走。”找又说了一声“喔”，人事处又说：“很快就要调走了。”我又说了一声“喔”，因为这时候，我除了“喔”以外，再也说不出其他什么了。

但是对于一些啰索事我却很有权，而且用制度把它定得太死。例如系主任要负责找毕业设计的答辩场所、要把毕业设计送给评阅人、要掌握毕业设计的进度，对没有完成进度的学生系主任要把他找来谈话。此外，关于开免票、报销等都得要系主任盖章。这些事不要说一天二十四小时，就是二十五小时也管不完，不官僚主义怎么办呢?这是把系主任当成了管家婆。

事事听上边　缺乏独立思考

王柢教授说：所谓职权问题，我主张应该是真理治校，谁说的对就应该让谁领导。那么教学工作就要教师多考虑，思想工作就要让懂得政治的人多考虑，这样领导就好了。从我校目前表面情况看好像民主些了，但只是形式上的，实际学校有两个问题：一是事事听上边的；二是了解体会教学不够。比如我们的招生问题上就有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去年铁道系招生300名，我们根据铁道系师资力量，说明招生数量太大，向领导上提意见。领导上说：“你们的意见可向上面反映，但是要听上面的指示”。后来我们又对现场作了调查，说明300人太多，得到的答复还是：“你们的意见可向上面反映，但是要听上面的指示”。后来招生数又扩大到437名，我们又提意见，答复依然如此。我们又提招来的学生分成四年制与五年制，答复还是如此。我现在应该提出，领导上应该很好的考虑这个问题，如将来工作分配不出去，闹个大民主，高教部也吃不消，我们学校的名誉也就完了。

关于培养人才的问题，领导上过分的在小圈子里考虑问题，例如关于专业设置问题，北京铁道学院也要设桥隧系与铁道系，将来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怎么办，这就是主观主义的作法，我们学校为什么不反映呢?以上这就要事事听上边的，自己独立思考不够，因此我建议不管学校将来是党委制还是教授治校，都应该有个教育专家参加领导，希望领导考虑。

党员架子十足　引起群众自卑

王继光教授说：党与非党之间有隔阂，我与党员在一起谈话总不如和非党同志一起谈话随便。我认为党员可能认为自己是党员不能随便谈话，他们可能怕挨整，非党同志到任何讨论会上一看，就可知道谁是党员，因为他们有党员的神气，往往会上先发言的是我们，后发言的才是党员。我在每次开会前要与助理与系秘书交换意见，是怕自己如果不征求意见的话，将来在会上行不通。

张勃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有些党员优越感太高，引起群众自卑感。过去有的学生和我感情还好，但入党后，招呼他都不还礼，党员有事才和我谈话，最后一定要向他汇报。非党同志间也“老死不相往来”，因为过去扣的帽子过多，在一起吃饭、喝茶就是小集团，因此有顾虑，怕算总帐。党组织对教师指责多，安慰少，我们组内一个教师教五个班，但“辛苦了”都没有听见过。

韩树山副教授说：有的党员“两耳不闻窗外事，坐在屋里听汇报”，严重脱离群众，更有的党员特别是新入党的“盛气凌人”，大有“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气概。

王韶华讲师说：过去我院帮助知识分子不是和风细雨而是狂风暴雨，提意见的人一点也不允许反驳。如在思想改造中，有人说“猪肉多是因农民吃的少，否则猪肉就不够了”，这句话被理解为“只有你才能吃肉，别人不能吃”而挨了整。

王讲师说：在党群关系上应该取长补短。党员应帮助群众提高思想，同时也应向年长教师学习业务。有的党员喜欢唯唯诺诺的人，不喜欢爱提意见的人，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教师划等群众伤心

邵福旿教授说：当第一次接触到党员同志时，一点墙与沟都没有。在旧社会里那种“尔虞我诈”的环境中，是“多叩头少说话”，当接触到像这样俭朴正直好作风的一些人，相处非常和睦。但接着他拿原在校任教的黄万里教授因指责领导，在思想改造中被指为篡夺领导权而被整的事为例说：“从那时起就感到共产党可怕，自己就名哲保身而不说话了。”他说当时偏差并不怎么大，可是后果不得了，因之沟就挖起来。章宏甲讲师说三反后，党的威信确实建立起来，但党员也骄傲起来了，听说在三反后，院长把教师划分为四等：思想进步工作好为一等；思想进步工作不太好为二等；思想不太进步而工作不太好为三等；思想既不进步而工作又不好认为腐败，为第四等。这种分法使人很伤心。韦开荣讲师说：党团员提拔快，党团员确实有些优点，但提拔往往是不相适应的。党团员在评薪工作中也高一等，群众意见很大。李庆善教授说：自己也希望靠近党，但在几年中总觉得有一道沟，不能携手共进。是否自己不靠近党或是党员同志不肯接近自己，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穆士珍教授说：党群表面看起来很和气，但帮助不够，以前领导一切都依靠党员，走青年路线，一般群众没有机会说话。依靠他们有时片面看问题，有时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党光听这些是不够的。学院发展快，仅仅依靠两个院长是不够的，党组织人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应研究如何能经常见面，这样就没有沟了。

来源：《人民铁道》1957年6月1日。原题为：“非党教授有职无权 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唐山铁道学院教师批评院内宗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