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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邀集各院校教授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
1957.06.05

本报讯 中共西安市委五日邀集各大、专学校教授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这次座谈会进行了一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张庆春、南秉方、祝绍煌、彭绪让、甄瑞麟、叶彦润、洪毅凡等七位教授。他们在发言中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他们对学校的许多具体问题以及社会风气，都提出了不少批评建议。在这次会上，有张庆春、祝绍煌、甄瑞麟、叶彦润等四位教授对高等院校要不要党委制发表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民主办校或教授治校都不合适，如果让教授治校，不但严重影响教学业务，而且容易放弃思想领导，形成派系之争及不合作，这样，就非出乱子不可，绝对办不好学校。因之，他们认为，高等院校的党委制是不能取消的，但今后在工作方式方法上，需要好好地改进。

这个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

对西北俄专内部矛盾的意见

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张庆春教授在发言中回顾了党领导革命的功绩后，着重谈了下面几点意见：

一、俄专内部有党政权责不清的矛盾：从近月来报纸上发表的意见看来，无论是行政、企业、学校，其中党委都多少有揽行政权或过多干涉行政职权的事实。西北俄专也不例外。如教务处直属单位图书馆干部的调动，校里留助教，从外面调助教，学生留级，休学等，党委与人事部门就过于揽权。不是不让教务处负责人(教务处第一副主任是民盟盟员)知道，就是对教务处意见不尊重。有时党委决定的事项，仅通过行政会议的决议形式就算决定。事实上未必恰当。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都是有害的。虽然目前逐渐好转，但必须作到有职有权，党、政权责划分清楚。

有人主张学校不需要党委领导，民主办校，或教授办校。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前进的核心力量，马列主义是我们建立革命人生观的唯一思想基础。学校是培养具有革命人生观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园地，没有党的思想领导，那是不妥当的，学校应有党的机构存在。至于教授办校，民主选举校长，我觉得还显天真一些。我赞成仍采校长负责制，成立校委会，延揽有经验教授、教师参加协助。若教授办校，书还教不教呢?办校是行政工作，千头万绪，也不是教授所能做好的。

我赞成校长不兼校党委。党委专职负责思想领导，监督学校行政执行和贯彻政策。校长完全负责全校行政、教学领导。我校王副校长就兼党委，常在城里开有关党务的会议，对于校内教学管的很少，对于教育是有影响的，顾此失彼。顶好分开，在负责同志身上，专人专职。

二、领导与领导机构间和领导与被领导间有矛盾：西北俄专的党领导与群众关系基本是团结的，相处较好。但平行单位间或领导与被领导间也表现着矛盾。上年度有俄专改为外语学院消息，并且学员要增到三四千人的说法。人事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升格为人事处，职员添至十余人。而教务处仍为五、六人，不予扩充，影响教学领导。再：领导上对各教研组助教人员的配备和调动使用，往往不与教研组负责人商量或打招呼，教研组主任自然就难因才培养。领导上要让教师兼任什么工作，也不事先征求意见，或考虑其负担。但对党员外调时则是事先征求意见。形成对党内人民主，对党外人不民主。至于教师与学生间，尊师爱生可说是人之大伦，但校内党、团、教务上总是向学生了解教师教学情况，从不问教师关于学生学习情况，形成在领导面前学生总是原告，先生总是被告，不但降低教师在学生面前的威信，竟发生过学生对教师打分数不满，拉教师去讲理的事。

三、当前本校最大的矛盾问题是毕业生出路问题：本来西北俄专是三年制，目前有消息改为四年制时，就有学生不愿继续学，愿出去工作，问题还不大。自从六月二日报上发表新华社记者王伯恭报导“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一文后，暴露出今年最突出的是俄文毕业生分配困难，多出三千多人，除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分配一部分学生工作外，高等教育部将留一部分学生在校学习继续提高等语。我校今年毕业生有二百四十多人，这三、四天来，不光是毕业班的三年级学生，就连一、二年级学生也非常关心学俄文的出路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高教部在订培养干部计划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查遍世界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为向某一外国学习，就办了八个专门学习这一外国语言的专科学校。此外，附设在大学的系科还不在内。这是个盲目作法。

今天我还要代替学生向市委呼吁，我希望方仲如同志要对学校关心些，向国务院和高教部洽商，一方面今后如何逐渐减少俄文学生人数；另一方面，如何有计划地为俄文学生找出路。不然，会影响学生学习情绪。学生学了几年，没有出路，自然伤心。作为教师，培养了学生几年，想使这朵花开出来，不料遭到了风雨，教师也要为学生呼吁。(这时，主持会议的方仲如同志表示：学生对于出路问题的意见和要求，一定如实地反映给中央有关部门。)

俄专领导不能面向教学一些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南秉方教授说：我到俄专时间很短，感到俄专几年来在各方面都作出了不少成绩，但也有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党委的领导不能深入教学，这表现在屡次开会提出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改进，连专家也提出意见说：“是你们不懂呢，还是不作呢?学生提意见说：至今没有完整教材，有的老教师可以编写，但老教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年有一次高教部给学校发了一个有关专业教学计划的文件，好久找不到，后来因高教局来催，在校长办公室才翻了出来。又一次高教部给学校发的教师升级的文件“失踪”了，最后只好到隔壁邻校中抄来。

领导不能面向教学，各部门也不能配合教学。如在人事部门送助教进修不从业务出发，不与教务处联系或尊重他们的意见，就擅自决定送助教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结果成绩很不好，甚至外语学院把一个助教送回来，经过教育至今仍然转变不大。后来又派助教去进修，人事处与教务处商议，听取教师的意见，才得以选派了优秀进修的助教。其他象总务处的工作也不能很好配合教学，面向教学。

毕业生出路问题是当前学校一个大问题。原来校长向今年的毕业生报告：学校为了争取提高质量，把三年延长为四年，让同学们多学一年。最近人民日报揭露了真象，说是今年毕业生供过于求，有三千多俄文毕业生没出路。这在毕业生中，以至一、二年级学生中，都引起了情绪不安，大家都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担心，要求转系或并校，我认为学生这个意见可以考虑。学生的意见是，如果俄文人才培养的多了，将来没出路，可以让他们转到英、德、法文方面去。并校可以解决教学质量问题，改善目前师资力量分散和薄弱的状况。

北京有的学校反映，几年来我们科学进步很慢，原因之一是因近几年外语教学很差，因为一个科学家不懂几国语言文字，而仅仅靠中文译本是不行的。有些人主张应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因为世界上说英语的国家多，英文出版的科学图书也很多。科学是不分国际的，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苏联学校里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从小学四年级起一直到大学都学习外国语，并且英语在中国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会的人多，容易恢复。我认为我们可以学习苏联，但不一定要以俄文为第一外国语，因为世界上用俄文的国家毕竟少，因此，我主观的想法应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俄、德、法可作为第二外国语学习。但要学外国语，必须从中学就打好基础，不然象现在这样，在大学才从头学起，三、四年期间很难有很大效果。

必须很好地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党委不要退出学校而要加强领导

西安医学院卫生学教研组主任祝绍煌首先对西安市的卫生防疫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党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后，在西安市贯彻得很差。防疫站很不健全，配备的人很弱，正式大夫很少。他还说，奇怪的是送传染病人的救护车子还得要病人出车费，据说每次出钱三元，有些病人嫌车费太多，就不得不去坐公共汽车，这样必然就使传染病更加泛滥起来，仅今年在传染病院所看到的脑膜炎的病人就有五十多个，这说明不重视预防工作的后果是很不好的。事实证明，今年春上传染病流行严重的时候，不少工厂都几乎停工，学校也停课了。他说，这项工作做得不好是与党委对防疫工作重视不够有一定关系，如果卫生防疫工作真正做好了，医院就可以减少拥挤，医院数目甚至都可以减少。因此他建议要扭转上述情况，一是大力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一是要加强对卫生防疫人员的思想领导。

在谈到有职有权问题的时候，祝绍煌说，根据他三年来的体会，“职”、“权”都差的很，他是医疗系的卫生学教研组主任，但是连使用一个练习生都作不了主。教研组下面四个专业小组配备人的时候，完全是党派定的，自己的主张做不出。在提到这个问题时，也联系到认为中央卫生部在分配干部上有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对被调动的本人具体情况和要求考虑得很不够，他说，他是搞了二十多年的防疫专业的，他是学国际检疫学的，但是卫生部一九五四年却硬要把他调来西安作他不完全“内行”的工作，所以，他很不同意。目前，他是处在“学非所用”的情况下，在教学中他能讲到的属于他的专长的整个课程内容只有五分钟，这是最痛心的一件事。这样，当然使他的工作不够安心。他希望西安市的党组织建议中央考虑这个问题。

此外，祝绍煌教授还谈到最近高等院校正在议论的体制问题。他认为民主办校也好，教授治校也好，这些意见都有不全面之处，他说，就拿医学来说，这中间情况很复杂，流派很多，过去有所谓英美派、德日派等等，如果单纯采取教授治校必然常常是意见统一不了，又要大闹派别，就非乱不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仍然同意党委不能退出学校，党还要加强领导，问题是党委领导要对业务钻进去，逐渐变成内行，不能整天老是“开会”，不务正业。

西安医学院宗派主义严重非党人员有才能也不被重用

西安医学院化学教研组主任彭绪让在发言中说，党的领导在学校内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也是主要的，但是还有许多缺点。他首先谈到：西安医学院的宗派主义很严重，自理明中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到校后，所任命的处长、附属医院院长以至科长级干部，都是党员(科长中有个别团员)。其中有与职务不相称的，工作中常出差错，群众意见很多，但是还是一帆风顺地步步高升；相反，非党人员中，有能胜任主管工作的，却不被重用。这种清一色的作风，在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仍未改变。甚至魏明中副院长还在全院大会上说，成了党员要作领导，负重要责任。言外之意，非党同志不能作领导。评工资时，先让党团员讨论提出初步名单。因此许多助教(党团员)都知道情况，但教授却不知道。提出的初步名单，实际上是最后名单。结果，有的很不合适。请教员甚至副教授，也不与教研组商量，结果也造成了学校和教研组的负担。另外，医与非医也表现有宗派主义，特别表现在设备与进修上。如物理化学实验的教学设备还差得很远，几乎都开不起来，只靠向兄弟院校去借，研究设备更谈不上；教授参观也不让非医人员去，这对改进教学工作有很大影响。但卫生部和高教部都不解决非医人员的进修。

在党对非党人员的团结工作上，彭绪让也提出了批评。他说，在周总理报告以后，党的领导同志见了人就招呼，在路上和饭厅内问长问短，表现得很明显。但是，为时不长，团结工作也好象运动一样，一阵风就过去了。

彭绪让还说，学校内的行政会议没有教授参加是不适当的，教授应当在行政会议内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为学校内的重大事情都与教学工作密切相关，在讨论重大问题时，不应离开教学上最重要的人员——教授。

应该根除目前流行的四种坏风气西北大学存在着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西北大学工业经济教研组主任甄瑞麟就解放以后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西北大学存在的若干问题发了言。在谈这些问题以前，他首先谈了他对这一时期“鸣”“放”情况的看法。他说，过去开会，只谈党的优点，不谈缺点，即谈也是鸡毛蒜皮，抓不到庠处。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党不愿意倾听批评。最近情况改变了，只有谈缺点，才受欢迎，这说明党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帮助它的。他认为，只谈优点固然不对，但是光谈缺点也不对。他说，任何正直热爱祖国的人，对党和毛主席都是感激的，党不只是党员们的党，而是六亿人民的党，党的优点，是六亿人民的幸福，党的缺点，是六亿人民的痛苦。现在党好象处在四面夹攻之中，但是平心而论，优点仍然是主要的。希望党多听批评意见，少听恭维，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纯洁、健康。党发动大家提意见，提意见的人各有各的立场。有些人在历次运动中受了些委曲，提意见尖锐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有人夸大其词，有的则是别有用心，趁火打劫，唯恐天下不乱。另外，有些人还有顾虑，转弯抹角，不敢大鸣大放。但是绝大多数人是诚恳的，出发点是好的。

接着，他谈了目前社会流行的四种不良风气。

部分党员贪图享受

第一种风气是部分党员贪图享受。他说，解放初期，老干部艰苦朴素，令人五体投地。但是近几年来不对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吃、穿、住，行都特殊起来了。拿上学来说，一般学生分配到那里就到那里，但是领导干部的子女则必须到好地方好学校去。幼儿园、托儿所也是如此。坐汽车也是一样，一方面公共汽车少，车上十分拥挤，另方面小汽车之多，比解放前增加了何至一、二百倍。他说，他不反对重要的负责人坐小汽车，但是有些人可以不坐。如果把这些小车减少一些，增加一些大车，许多人就都有汽车坐。他说，这乃是解决目前交通工具不足的治本的办法。目前有关部门对三轮车进行评价、管理，仅仅是治 的办法，并不能根本解决交通工具短缺的问题。他说，这也是一个跟群众共甘苦的问题。他不同意邓初民在人民日报上说的党给他分配了洋房汽车就说明党员是吃苦在前的，他说，跟群众共甘苦，在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在城市要看到市民，照顾了个别人的生活，不能说成就是党员吃苦在前了。他还说，在解放初期，开会、听报告，到处说干部是勤务员，要好好为人民服务，但近几年，就强调的少了。拿农民来说，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六十元左右，但是领导干部坐小汽车，仅仅司机每月的工资就不止六十元，所费的汽油、机器折旧、车棚等还没有计算在内。这说明，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侵蚀了党，少数领导干部思想腐化了。

看面子的风气应该坚决反对

第二种是看面子的风气。他说，在旧社会“抱大腿”、看面子的风气风行一时，现在这种情况仍然残余地存在，不过换了名词，美其名曰“照顾”。有人说，儿子是党员，父亲就是地主，也是开明地主；父亲是党员，儿子入党也容易。“裙带风”也有，丈夫干阔了，妻子也“虎虎虎”。有人不称职，但还是身居要职，有些人不能起好作用，还起坏作用，西安这种情况很多。他说，对有功劳有贡献的人照顾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贻误事业。为了避免党的威信被他们玷污损害，他建议在这次整风中把那些不称职和品质恶劣、思想腐化的领导人拉下来。

有些人要求入党，是想往上爬

第三种是向上爬的风气。他说，有些人迫切要求入党，并不是想多给人民多做事情，而是羡慕党员的优越地位，想往上爬，觉得党员说话算数，有特权。他说，在高等学校里，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说自己无职无权，群众看法不同。他认为民主党派比起群众来还是吃得开的。有些人昨天还过从甚密，今天加入了民主党派，马上就不一样了。民主党派的成员加入了党，马上又变了样子。党与民主党派有距离，民主党派与群众有距离。党团员与党团员之间，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各有戒心，中间有墙有沟。旧社会许多人把头削得尖尖的往上钻，为了升官发财，今天人们向上爬，目的是晋级加薪。

有些领导人官气十足

第四种风气是官气十足，衙门气十足。到处是“长”，许多人官味很大。有人说，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应该更亲密，但是现在倒有些反常的“六亲不认”的现象。有些人过去几十年都是朋友，一旦当了官以后，见了面避之犹恐不及。过去是谈笑风生，现在是面目生冷。解放初老干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现在是装腔做势，威风凛凛。最近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有人说，千万不要坐小汽车去，否则铲几锨土，不值汽油钱。

他说，上述问题只是部分党员的问题，不是全党的问题，因之，不能把个别党员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说成党的缺点。但是也不能对这些问题不注意，因为党内品质恶劣的分子多了，党的事业也就要糟了。

西大党群关系不好，是其他一切矛盾的总根源

关于西大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他认为当前主要的矛盾是党群关系的矛盾，他说，这是其他一切矛盾的总根源。他说，最近西大李述礼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西大有“偶语者弃市”的现象，据他看，这种说法有些过分，但是在过去侯外庐校长在的时候，在三反的时候，倒的确有过这样的气味。侯外庐在校时，党放弃了领导，许多事情很少过问。他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大批人，有人说他带来的这位党员秘书好象不是党的党员而是侯校长的党员。侯校长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群众怨声载道，现在学校有四个校长，有人说侯校长是远距离控制，事实是远距离而不控制。有人说，侯校长是不务正业。学校出布告，署名是侯外庐，但许多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他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官僚主义。

他说，几年来，西大工作成绩很多，但是也有如下的偏差和错误。

西大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

第一个问题是党政不分。他说，天下老鸦一般黑，和其他高等院校一样，西大的系和教研组都有秘书，秘书都是对党委会负责的。如果这些人党性好，关系就好一些，如果品质、作风或工作方法有问题，就变成了以党代政，大家都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员的领导，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数，人们都不独立思考问题了。关于如何办学的问题，他认为党委不能退出学校，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在学校工作中的无产阶级领导。但是，他认为领导的方式方法要改进。放手让大家干，劲头就来了，束手束脚，事情就难办。他说，教授治校不成话，对教授不能低估，但是也不能估计过高。

第二是民主党派没有发挥作用。他说，旁观者清，作为一个群众来说，他觉得民主党派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有些人说，加入与不加入民主党派，区别不大；参加了开会多，徒增了麻烦。

第三是青年教师跟老教师之间的矛盾。他说，这个矛盾，归根到底，仍然是党与非党的矛盾，因为大多数青年教师都是党团员。本来青年教师和老年教师各有长处，各有短处，但是许多青年教师认为老教师是旧社会来的，看不起他们，在几次运动中整他们，斗争他们，使他们抬不起头。

第四个问题是工会成了行政的附庸。他说，几年来，人们加入工会都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工会除了买澡票和电影票以外，别无作用，根本没有起监督行政的作用。每年改选换人，依然如故，许多人讨厌工会。他认为，工会工作所以这样，主要是党使它瘫痪下来了。

第五个问题是学生学习质量不高。他说，根据他的经验，解放以后学生学习都很努力，到处喊叫负担过重，但是学习成绩不好。原因何在呢？一方面是中学教学质量不高，另方面，主要是学生学习时背条条，缺乏独立思考。学生如此，先生也如此。一拨一转，不拨不转，许多地方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生吞活剥，不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使许多事情陷于被动。过去教师们是三思而行，现在是“等因奉此”，上边咋说咋办。

他说，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是党的工作有缺点，主要是对党员教育不够。解放后党的组织发展得很快，但是教育不够，许多人是抱着不纯的动机入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能单纯依靠批评的办法，还要绳之以法。有些人混进了党，给人民造成了痛苦，是不是可以撤下来?对入党的尺度不能放松应当宁缺毋滥。考察人要深入，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仅能够冲锋陷阵，而且品质要好。

最后，他建议：

一、对过去几年统一分配的学生进行一次调查了解和调整，适当照顾各人的自愿。

二、检查今年“五一节”秩序不好的原因，从中检查工作中粗枝大叶的作风和官僚主义。

教师工作忙乱 教学质量提不高 党员盛气凌人 对系主任不尊重

西安师范学院数学系副教授、助理系主任叶彦润说：我想谈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教学和学术水平提高的问题。几年来就我从事系务工作的体验来讲，可以肯定大家确实很忙。但另一方面，教学上和学术研究上成绩的确不大，和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应有的水平很不相称。以我自己为例来说，一九五○年我在西北大学数学系时，杨永芳教授是我的老师，那时他常督促我作学术研究报告，当时一些近代学术杂志自己还能常看、常钻研，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成绩、进步当然可观，但是，自从到师院以后，就忙得很难坚持下去，以至自己现在连一九四○年以后一些近代数学学术方面的杂志，看也看不太懂了。系里的教师同志，都可以此为例。

在教学方面，一九五三年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对教学工作的确帮助提高很大。但我觉得从一九五四年以后，教学水平始终是停滞状态。原因究竟何在?忙，的确是很忙，但没有忙到地方，教务处、院领导，公文雪片似地向系里发，但很少解决实际问题。只是机械地执行上面的指示，照章办事。上面说教学要联系中学，联系实际，院里一作布置，就再不过问了。有些指示我顶了回去，没有照办，也有些一意孤行，但我觉得院领导的确是有些保守，教条主义很严重。什么事不管适合不适合实际情况，总是强调说“是苏联的经验、高教部的指示，照着办错不了”。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院领导怕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似乎是怕不按上面指示办事，会犯错误、受批评，所以虽然看起来执行上面指示很稳，但教学水平长期提不高。举例来说，象学生的学习情况，在一二年级时院里检查检查，如果学生没有意见，就算了。而实际上，许多学生在一二年级学的东西，到三四年级往往就忘记了。而问题的严重，在于没有人注意这些地方。

第二，是系务问题。我们系里系主任夏先生和我都不是党员。就几年来系里的情况看，如果说是系秘书“专政”，那是不对的。有些事情系秘书的确也有为难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确也有对系的领导尊重不够、商量不够的地方，往往是认为党委、院领导意见如此，不同意就从夏先生那里找出路。有时甚至有些气势冲冲，盛气凌人；总是不考虑别人的意见，硬性地想法执行上面的意见。如果有的系领导面皮软些，当然就很容易形成系秘书“专政”。我认为这是形成有些系秘书专横、粗暴的主要原因。

最后，关于高等学校是否要党委制，我觉得是必要的。如果换成教授治校，我认为就有可能引起派系之争，失去统一的思想领导，甚至形成思想混乱和彼此不合作。党委领导，则容易作到公平、宽宏大量，但我觉得党委领导也还必须作到经常征求群众意见，避免宗派主义的发展，才能领导得好。

党员作福作威 宗派主义严重 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无法工作

西安体育学院教授洪毅凡着重对体育学院党的领导上的宗派主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体育学院如同“独立王国”

洪毅凡说他总的感觉是，这个学院的领导上如同“独立王国”一样。学校的负责人党、政大权居于一身，控制着一帮“亲信”来统治这个学校，任所欲为，旁人不敢提半点相反的意见。于是就出现了一批象旧社会的“拍马”者，恭维上边，欺服下边。洪毅凡说：有一次，行政上派了我这教研组一个助教到北京去学习，事前也没和我商量，而这个被调去学习的助教又私下找人来代替教他离职期间的课程，也不征求我同意，当时我很不满意，就提了意见，而这个助教和行政上的党员秘书王野有私人交情，他把我的情绪反映给王秘书，据球类教研组一个助教说，王秘书知道我有意见后，竟然说我：“这个傢伙真顽固！”后来还曾经有意识来打击我。当然，群众慑于这种势力，也没人敢说话，有时个别人也只得说“领导如何正确”一类的客气话，其实说这些话的人内心里对领导上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也是不满。这种空气，群众的积极性如何能发挥出来呢?他说，他们现在是在“苟延残喘”的日子里工作。

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很严重。党员副院长李一青包揽大权，曾院长没有实权，群众说他是个“大闲员”，是个“傀儡”，自从学校开办以来他就来学院了，但现在，许多学生很少同曾院长见过面。是否院长负不起责任呢?不是，是因为他没法管，没有权。又如第二副教务长郭俊卿同志，连一个普通党员的职权都没有，小小的一个问题，自己作不了决定，也不敢作主。洪毅凡说，他是一个教研组的主任，有职无权的情况更多了，比如组里聘助教，他根本不知道，从来没有人事前和他商量过一次，事后问一问，也是形式。他自己对一切事情都得要请示，单怕出了岔子，受不了。

不重视教学，不重视教学的人

李一青副院长虽然过去作过一时期体育教员，但他丢开教学工作已经很久了，体育教学业务实际上他很不熟悉，他也不好好钻研，他对行政工作抓的紧，而对于教学工作好象认为是附带的事情。我到本院已经三年了，他没有听过我的一次课。每学期检查工作的时候，也没有一定的计划，往往是“心血来潮”了，就来检查一次，检查工作一上来就是“检查思想”，党的领导上认为：一个人的思想不好，他的教学也是绝对不会好。于是领导上就大力发动党团员揭发教师的“错误思想”，这样，工作检查就转变成了“思想检查会”，很少谈到教学问题，但是检查过后，什么事情又没有了，照旧又丝毫不关心教学，提出的问题仍然不解决。

领导上对于教师的尊重、关心根本谈不到。把从兰州来的教授们安置在潮湿的窑洞里。助教们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本学期才改为三人一间)，无法备课，提意见也不顶事。特别是领导上常常当着学生的面批评教师如何如何不好，工作如何不负责，使教师“威信扫地”，还如何去教学生呢？还有这种情况：对于调来的一批新助教，领导上给介绍教研组的情况时，总是首先介绍那些教研组的领导有什么缺点，根本不谈优点，使这些人对组的领导也不尊重，领导起来很困难。对一些教学领导干部的威信不重视的现象，更突出的表现在有一次教职员工大会上，李一青副院长当众粗暴的批评郭副教务长说：“政治觉悟太低了，太低了！”这样就不能不使他在群众中丧失威信。

党员有特权，仗势欺人

洪毅凡说，做什么好事情党员都有优先权。党只信任党员，看不起非党人士。根据群众揭发，秘书王野从一九五四年至今，三年来连升三级，而许多群众长期以来工作很好不给提级，王野和其他两个党员干部，生活很富裕，吃烟吃的最高贵的，用肥皂也是一块一元以上的。但王野等三人，去年年终时仍然利用职权请领补助金均分，每人五十元。群众极为不满。其次，派到外地培养学习的人，不管程度怎样，首先是看他是否是党团员。去年派到北京去学滑冰的党员刘玉芬，她既没有滑冰的基础常识，又是一个“弱不胜衣”的女同志，结果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党员不仅有特权，而且作福作威仗势欺人。洪毅凡说：就是这位年轻的女党员刘玉芬有一次因一件事我对她态度不好，以后我自觉不对，还写了一封道歉信请李一青副院长给她转达解释一下。而这一事实就成了“肃反”时整我的材料。所谓一些“积极分子”他们认为：对党员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对新社会不满，对新社会不满，也就是欢迎旧社会，欢迎蒋介石，欢迎旧社会这必然是反革命分子。洪毅凡说，他们根本抓不住什么东西，就凭类似这些材料“斗争”人，这是一棍子打死人的态度。洪教授说，党员领导干部就是用搞垮别人的威信来建立自己的威信。从兰州来的六位教师都不至一次地表示后悔来到本院，甚至有个别教师自责自己说：“我真混蛋，我为啥来到这里呢？”洪毅凡说，因为限于时间短，许多问题还没有讲完，上述情况他只是简单提了一下，他希望党组织在这次整风中下决心把那些坏东西整掉。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6日。原题为：“张庆春等四教授在市委座谈会上发言/不能取消高等院校党委制/市委邀集各院校教授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