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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大学外文系教师座谈会上
《新山大》
1957.06.05
误伤自己人，不痛心。外文系动荡不定。对非党不很信任
伍恩照：许多人听了肃反总结报告，感到不满，认为党的诚恳不够。有不少被斗的，是根据所谓“积极分子”的意见而进行的。几年来，他们认为别人一贯落后、反动。他们主观地扑风捉影、捏造夸大材料，来决定斗争对象，混淆敌我界限。
肃反后，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好人，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摧残、打击。有的党员说，已经道歉、赔礼、瞌头了，还要怎么样。他们没有因伤害了自己人，好人而痛，还说人落后，以堵塞好人之口，使之有意见不敢提。试问：如我们在家里错打了孩子，在朝鲜战场上误伤了自己的战友，能不痛心吗?但从总结和平反中，轻描淡写，看不出诚意来。只是以“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这一公式来作挡箭牌。
被错斗的同志中许多是一贯努力工作的，嫉恶如仇，是非分明的，也正是如此，他们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任，不努力学习的党员曾提过意见，也是为了党员好，但某些党员不接受，在运动中算老账，说人反党，外文系有一个党员，他说，我是党员，我说了就算。试问，中国是六亿人民的呢?还是几位党员的呢？墙，就是这样筑起来的。这不是宗派主义吗?
党委和校领导对人民教育事业不负责任，外文系计划一再变动，我来山大六年，一直处于动荡不定中。我原来教英文，后要我教俄文，但我思想是不通的。
外文系培养教师有宗派主义。外出进修的都是党团员，非党同志几乎不可能，我曾问过党委，为什么有的党员在进修中还能升等升级一再进修?为什么非党同志不能去呢？党委说：“非党同志政治不可靠。”这说明对非党同志不信任。当然我个人谈不到被培养，而外文系是有可以培养的。
不从辩证法看问题。学习苏联不能盲目。党员摆起面孔，不与群众共甘苦
徐维垣：党委有无决心，不能看口头，而要看行动，看现在的表现和将来改的情况。
党群之间有墙，是事实。党对群众的看法有问题，把群众看作落后，对群众加以防范，甚至把群众当贼看。党中央并不如此，问题是具体执行。解放后知识分子大部分觉悟都有提高，但有些人不从辩证法看问题，要从主观、形而上学看问题。要更好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首先要改善党群关系。
官僚主义从高教部到山大，都存在。对高等学校的特点了解不够，上面布置下来，便硬性贯彻，很少讨论。假定提不同意见，便会被视为落后、反动，甚至反党。说来，很幼稚。
学习苏联没结合实际，好像什么都要学苏联。当然，基本上是要向苏联学习的，但不能盲目。苏联批判了的，过去我们也学。拿外文系来说，力量本来强的，而现在反而弱了，并没得到发展。好像拆散了。口试制度，没考虑到大班的特点。五节一贯制，行不通。苏联天亮都比我们早，我们如何能行“一贯制”？
把问题简单化，没有从各方面来考虑问题，是领导上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一简单化便难以令人信服。而有了问题，便报喜不报忧，不能向群众说清楚。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就是不讲。
主观主义也同样存在。过去主要靠党团员做工作，依靠群众则很不够。肃反、评级都没能很好联系群众，因而造成损失。单从党团员角度看问题，不能不带主观片面。党员兼系秘书，而且大部分是新党员，刚入党，要表现自己，因而很容易脱离群众。认真负责是好的，但却因而摆起面孔来了。外文系的工作计划、评薪，都由秘书陈家咏来决定，吴教务长自己承认也有官僚主义。
希望通过整风，党团员能做到“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过去是他们一马当先，先享起福来，而非党同志轮不到。党员一再派出进修，回来升级很快。非党同志在校辛辛苦苦，却既不能进修，也不能升得快。高教部要派人进修苏联文学，我校不是派教这门课的教师去，而是派了一位不懂俄文的人去。这种叫人看了觉得不可能的事都会做出来，非常不公平。这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吧!
领导对群众意见不感兴趣。行政效率不高，职员太多。纠正重德轻才
赵太侔：对干部使用提拔有宗派主义，不从工作需要出发，也不能党与非党一视同仁。领导不相信群众，不尊重非党职权。调一名资料员，系主任不知道，就调去了，连经手的图书资料也没移交，后来交代了，还是一笔胡涂账。谁替他？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团员，所以不经过系。
去年暑假后，一门英语课开出来了，但程度不齐。为什么事先不讨论一下，而要命令主义行事?四年级程度不齐，学了一年有何用?为四年级开课还不如为三年级开课，可以学两年。这种做法不知是何“主义”？大概在三大主义之内吧，也可能是主观主义。也许因为没有英语专业，所以开这门课，但干部使用不应这样，浪费时间，对学生也如此。事先听一下群众意见，对领导说是不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决定后，布置下来座谈讨论，不是听取群众意见，而是贯彻、教育、打通思想。如买公债、四级记分、口试等，都是这样。搬来的教条，也要座谈讨论。四级记分讨论好多次，现在我还不知其优越性在那里?浪费生命。
党群之间有隔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掌握知识分子的特点。旧知识分子有毛病；自高自大，傲气，对新事务接受慢，如不是深切认识到，不轻易做。但对已经认识到的，身心一致，不会改变。而“积极分子”接受新事物很快，因而党相信他们，其他便认为落后，你要团结改造知识分子，你就不能忽略他的缺点。所谓积极分子，应该起到桥梁作用，但实际上不是，而成了鸿沟。
我校的行政效率不高。我曾参观过一个工厂，不论是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很乱。这是门科学，而我们忽略了。这方面应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花了钱要讲效果，一分钟要有一分钟的效率。除工作能力外，还有制度问题，有些制度需要建立，好的制度能提高效率。我们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有些制度发生相反作用。青岛一工厂因生产新产品，要求到我校化学系旁听，教学行政科不答应，说是制度。关门办学，不为企业解决问题，这样的制度不合理。我校职员过多，工作不灵，人越多，事情越办不好，这几乎是规律。裁去三分之一，我看不会影响工作。不能单纯为了照顾。人事处管的都是干部的政治思想问题，我们是学术机构，而不管学术业务。建议人事处要有一懂学术的人，掌握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全面，也可纠正重德轻才的现象。
和风细雨和狂风暴雨。宗派主义严重而突出。重新审查积极分子
唐郁南：我先谈和风细雨和狂风暴雨。有人说：整风对党员是和风细雨，而过去对知识分子是狂风暴雨。言外之意，心有不服。我觉得，和风细雨好，能解决问题。三反、肃反是狂风暴雨，有的人被狂风卷去了，有的人被暴雨冲走了；全国闻名的丁山先生是被风卷走了，陈慎昭先生是被雨冲走了，全国范围被风卷走被雨冲走的为数实不少！因狂风暴雨、风吹雨淋而神经失常的位数也很多。物理系杨有棥先生，神经失常了。连历史系陈同燮先生看人家被斗，受了刺激，晚上也睡不着觉。雨过天青了，没有问题了，但不少人还在战战兢兢!我遇到一同志，我问他：“鸣放得怎样？”他说：“谁敢说话。”另一位说：“哀莫大于心死。”悲观失望到如此地步!
知识分子为数有限，毛主席视为国宝。但有些党领导对这宝贝今天用刀凿一下，明天又胡乱玩弄一下。国之宝有了伤痕，为什么不难过!不痛心！希望整风运动真正能纠正错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要知道肃反的付作用没有真正消除，党领导为什么不主动去做?我幸而上帝保佑，肃反没被斗。如果我也冤枉被斗，我是经不起摧残，一定会自杀的。自杀了，便会说成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肃反中我看到有人用体罚，残酷的体罚实在看不下去，而有的党员竟拿着扇子挡着脸在笑，看别人打。多少中学教师，不分青红皂白禁闭五十七天推动自由。我郑重向党提出，不管校内校外，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应认真负责地重表审查与处理，已经自杀而没有问题的，应恢复其名誉。狂风暴雨危害太大，故和风细雨实有必要。今后若再有任何运动，都需和风细雨。
学校领导不负责任，不了解情况的现象是严重的。我来山大，付教务长和我谈话，我提出意见，他回答说：“不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如何负起办学的责任!
评级中存在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偏差之大，莫过于山大。教师们搞什么研究，过去干部登记表上早就填过多少次，可是在评级中，参加工作的同志说我爱人许思园是搞数理逻辑的!这说明了登记表根本没看。有十多个以上国家的五十六位专家对思园的研究有很高的评价，为什么不了解一下呢?思园写信给高教部，吴教务长带回文件时，将原信都带回来了，足见吴教务长对教授们的研究工作也不感兴趣。去年和晁校长谈我爱人的问题，12月22日答复“另函作复”，到现在没有答复，晁校长很忙，有病，但办公室干什么的?中文系黄孝纾教授，是古典文学第一流名家，诗词歌赋都有专长，老山大以前和他同级的另三位教授现在是一级二级，而黄是四级!这是什么标准?是绝对的错误!周北屏先生担任教授已十五六年，袁寿椿先生在英国得博士学位做教授已二十年，也评作四级。李威周、赵鸿泰先生，程度很好，被评为助教11级，而常不开课连年在进修中的讲师(党员)却是7级。这是何等的不合理！宗派主义突出而严重，希望领导不可再掩盖此一缺点。
新的领导来到学校，有点缩手缩脚。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应当改则改。学校的改进工作意见公布了，但至今并没有很大改进。有人说：山大宗派主义突出，党内党外都有宗派势力使新来领导不敢放手工作。这个问题有无，领导知道，希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有人提出“重新审查积极分子”，我觉得非常必要。对真正起桥梁作用的积极分子，应表扬。而我们有些“积极分子”，不是搞好工作，而是破坏工作，造谣诬蔑，冒充马列主义者，看不起知识分子，打击人，卑躬屈膝以求荣，今天捧，明天骂，这样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有何用？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中提出真、善、美的问题很好。有的人过去叫“蒋介石万岁”，只隔一天，便叫“共产党万岁”，这就叫进步吗?我们现在要求的好干部应该有真才实学，有能力，讲老实话，这样才能真正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否则，“德”就是叫人怕，这行吗?
我们山大领导干部，业务水平是否都够?不够，应当另请高明。
我今天就讲这些，希望不要把这些话当秋风过耳等闲视之。
报喜不报忧。党员路路都通，群众处处碰壁。违反干部政策要纠正
翟杰倪：加引号的“积极分子”，各单位都存在，应重新审查。黄嘉德先生批评高教部有官僚主义，高教部要负责，我们学校也要负责，我们向上汇报“报喜不报忧”。
山大不仅有三大主义而且有封建残余。对陈家咏同志不是没提意见，而是信任、包庇他。党员路路都通，群众处处碰壁。否则，通过人事关系，虽不是党员，也有办法。教务处、教学行政科、财务科，都有这种情况。有的单位对有些人不理，对老教授点头哈腰。
对党员，派出进修，升级，又进修，又升级。为什么别人辛勤工作，而不能这样？这违反干部政策，要纠正。该高的高，该低的低，有错就纠正，这样才能达到团结。提了意见，没有下文不行。
界限不清，是非不明。待遇不公平。扫除歪风，树立正气
唐启南：山大界限不清，是非不明，它的基础是宗派主义。山大好以官僚主义来掩盖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变成了挡箭牌。
界限不清表现在肃反中的敌我问题上。积极分子界限也不清，真的还是假的，弄不清，是非也因而不明，形成了吃得开和吃不开两种。吃得开的是：党团员、“积极分子”、有后台老板的，会吵会闹的；再一种是有两付面孔的言行不一的。吃不开的是：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不会官僚腔，没后台，不会吵闹，不会说软话的。在山大，谦虚就是无能。
待遇不公平：对有些新来的，老实的，压下去；而有的连续进修，为什么有的几年不开课，有的开课的半年只有几个钟头？有的学历无资料可查，一来就是三级教授。还有，新到山大来，工作不能胜任，但却是讲师最高级。
山大有这种风气：口头上马列主义，而道德品质很差，随风倒，向上爬…。这些造成思想混乱，意志不坚定的认为这样吃得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旧的道德没有，新的道德也没树立。很多问题由此产生，墙的形成也与此有关，这问题是严重的。
整风及时英明，党外人士也应检查，希山大扫除歪风，树立正气。
山大没温暖。发展党不慎重。有职无权。科学研究形式主义
金诗伯：山大没有温暖。一位助教想离开山大，理由是：山大不好。我想说服他但没有充足理由，因为山大确实不温暖。主要是山大的党政、工会没有关心人、培养人。党对我政治上的进步不关心。四年前我和崔戎谈过，也和陈家咏谈过。我和崔说了一个多钟头，他很不满意，党课形式主义，寒假有人回家了，又要开会讨论党课，有人不同意，戴国权说：“党课是自愿的。”好像别人就不自愿似的。外文系发展党员很不健康。发展了一个人，事先我就有意见，但支部大会不吸收我参加，我觉得他入党对我没教育意义。前几年发展党有关门主义倾向，近年有转变，但不慎重。两月前，一次支部大会本拟讨论两人入党问题，一人通过了，第二人据说材料没准备好，没讨论。为什么宣布两人，只讨论一人呢?后来，听说这也叫“考验”。
去年暑假后，因党委不解决问题，我想找市委武杰同志，但不知他的电话号码，我问党委会，一同志问我干什么?我说谈话，他说没查到，并说明天考虑一下。既然查不到，又怎么“考虑”一下。党委没有市委电话号码，那才奇怪。
我们直属教研组由吴教务长领导，他不了解情况，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事情戴国权、陈家咏都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有些问题决定了才来征求我的意见，评级问题就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过去向人事科要一个人，人事科一定要给两人，要一个还不行。真奇怪。
科学研究形式主义很严重，看不出要搞好的决心。这次科学讨论会形成突击。出年印发的论文，各系都有，一年也看不完，浪费。今年连有关的论文也不印发了，一面报告，一面讨论，这样如何讨论?
选举先进生产者，很不重视：随便提名，不讨论酝酿，有何意义？